明鏡新聞網: 12/15/12

2012年12月15日星期六

瑞典文学院背叛诺贝尔——从颁奖莫言看文学奖的异化

（瑞典）茉莉来稿

很少有一次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布，引起获奖作家所在国人们如此巨大的感情冲突。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体制内作家莫言，中共官方及其媒体兴高采烈，而很多中国民间人士则沉痛地说：“这是诺贝尔文学奖最耻辱的一天！”

2012年12月7日晚，茉莉在瑞典文学院门前，向前来聆听莫言获奖演说的诺贝尔基金会成员、瑞典文学院院士、随同莫言来访的中国人，以及各国来宾散发此文（中英文）。

为这次颁奖而感到寒心彻骨的人们，是莫言所在的中国的那些为争取民主和自由而遭受迫害的作家、记者和艺术家，是因维护人权而入狱、遭受酷刑的律师和义士，是在高大坚硬的墙与鸡蛋之间，属于鸡蛋一边的知识分子。他们生于中国并将死于中国，挚爱那块土地并为之承受苦难，为之谱写抗争的史诗。

为什么这些中国人会如此悲哀、愤懑、不平乃至绝望？这是因为，遥远的诺贝尔文学奖在他们心里，原是一个具有崇高精神性的奖项，是捍卫自由和尊严的一个标杆，是以富于人性与美的文学，安慰并激励被压迫者的一座灯塔。

他们不明白：为什么瑞典文学院会把诺贝尔奖颁发给一个思想贫瘠、作品多芜杂少精华的作家？莫言在政治立场上站在专制政权那边，这次颁奖因此被认为是间接地肯定当今中国残酷的专制制度。

作为长期旅居瑞典的中国流亡者，笔者不得不面对国内朋友提出来的疑问，我有责任写下我对瑞典文学院的观察和认识。尽管诺贝尔文学奖有其崇高的初衷，但它是由人来颁发的，而人是会遗忘和背叛的。在此文中，我试图探讨一个问题：由诺贝尔本人规定的必须具有“理想倾向”的文学奖，是怎样丧失理想，异化成为一个平庸的文学游艺场。

一，诺贝尔遗嘱及其反极权的初衷

生性忧郁的大发明家诺贝尔对世界的看法并不乐观，但他生前绝对不曾预料，在他身后一百余年后，他遗嘱中所委托颁发文学奖的“斯德哥尔摩的学院”，竟然可以将他的遗嘱弃之如破履。

1895年，诺贝尔在他最后的遗嘱中，决定把奖金“颁发给一年以来给人类带来最大福祉的人们。……一部分颁给在文学领域内将创造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作家。”

瑞典文学院曾高度重视诺贝尔遗嘱中的“理想倾向”，并从各个角度对这一不够明晰的遗嘱进行长期的解读。由于该遗嘱过于简略，后来文学院内部分成坚持遗嘱和忽略遗嘱两派。诺贝尔本人被视为一个世界主义者和人文主义者，因此，不少院士把“理想倾向”解读为人文主义精神和世界文学的眼光，以及“胸怀宽广的博爱”。诺贝尔所赞赏的文学的“崇高的风格”，曾一度是瑞典文学院坚持的评选标准。

在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担任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的Amders Osterling认为，诺贝尔所说的“理想倾向”, 是一种积极的人文主义倾向。人文主义对抗的是野蛮主义。1972年瑞典文学院颁奖给德国作家伯尔，有院士指出：“这次颁奖是直接乞灵于诺贝尔本人的遗愿。”也就是说，在当时的两个热门作家之间，它选择了第三帝国废墟上的道德复兴的首席代表，而放弃了这个国家艺术复兴的这位首席代表。这就清楚地表明，当时的瑞典文学院看重的是反抗极权的“道德价值参考系”。

那么，当今瑞典文学院是怎样执行诺贝尔的遗嘱，按照“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标准去展开评选的呢？按照现任瑞典文学院院士马悦然的说法，瑞典文学院早就抛弃诺贝尔的这一标准了。

2001年1月25日，旅居美国的中国记者曹长青采访了马悦然先生，问及诺贝尔文学奖的理想主义色彩的问题。马悦然先生回答说：“……对这个理想倾向，现在瑞典文学院就不大在乎，不大管这个了。”2005年10月30日，马悦然先生在台湾《中国时报》上回应旅居瑞典的中国学者傅正明，说：“傅正明没有注意到的是，瑞典学院早在一九四○年代把理想主义的观念置之度外。”实际上，如在八、九十年代曾担任过常务秘书的院士阿连所说：“今天，在过往努力的启发下，学院内部有一种‘回到遗嘱’的倾向。”这就是说，文学院里一直有院士在重申“理想倾向”，并不都是如马悦然先生所说的“置之度外”了。

在西方各国的民事法律上，遗嘱执行人的责任是：确保立遗嘱者的意愿在他逝世时，能一一得以实现。一百多年前，瑞典文学院接受了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任务，那么他们有义务忠实地执行遗嘱，实现诺贝尔的遗愿。然而，根据马悦然先生的上述言论，我们可以看到，当今瑞典文学院已经无视诺贝尔关于“理想倾向”的遗嘱，并任意改变评选标准。这是一种公开的背叛和违约。

同样被瑞典文学院背叛的还有诺贝尔当年反专制的初衷。根据有关研究，在诺贝尔主张的“理想倾向”里，包括一种反抗极权的精神。撰写《诺贝尔传记》的瑞典人Kenne Fant认为，诺贝尔是极权体制的预言家，他引用诺贝尔自己的话说：“一种来自社会深层的新的恐怖政体正在兴起，以求从黑暗中狂暴地爆发。人们早已从遥远的方向，听到了这种空洞的噪音。”

正是因为诺贝尔早就忧虑地看到极权制度将要产生，所以他在设立诺贝尔奖时规定：所有的奖项都要授予“给人类带来最大福祉的人们”。作为一个不懈的社会批判者，诺贝尔期望他的奖项能够给予人们以反抗极权的勇气。在千百万人死于极权制度的时代，还有什么能比反抗极权更能给人类带来“最大福祉”呢？

然而，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韦斯特伯格在接受中共报纸《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我们的选择从来没有政治意图。”“所有的选择都是基于文学质量，没有别的东西。”马悦然也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无关政治、友情和运气，唯一的标准就是文学质量。”就这样，瑞典文学院在否定政治意图的同时，也否定了诺贝尔反极权的初衷，否定了诺贝尔奖“给人类带来最大福祉”的这一标准。

今天瑞典文学院颁奖给莫言，说明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价值判断，追求的只是文学的形式和花样。瑞典历史上最伟大的作家斯特林堡于1903年对文学院的批评，正是当今瑞典文学院的真实写照：“对于瑞典文学院来说，形式和花样已经成为诗歌艺术本身；次要的东西已经成了主要的东西，形式统帅了内容，因此，我们的文学院鼓励的是那些芝麻小事，那些吹毛求疵的、装潢门面的毫无意义的东西，作为裁决的衙门，它代表着偏狭的、胆小的、往往是平庸的东西，最近则代表着没有良心的东西。”

二，对莫言文本的误读和文学游乐场

不再坚持“人文主义的理想倾向”，诺贝尔文学奖就不再成其为诺贝尔文学奖。当今瑞典文学院奖掖莫言，是以对自身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否定了诺贝尔奖文学奖的本质。至于莫言作品的文学价值，难免见仁见智，但他的作品不符合诺贝尔的理想，这一点显而易见。

一个丧失了高贵灵魂的奖项，除了那笔奖金还剩下什么呢？这种不幸情况的发生，与当今院士们的知识结构与审美鉴赏力有关。对中国文学缺乏足够的认识、判断能力，导致他们对莫言文本的误读。

莫言是一个缺乏人文主义思想的作家，他本人也宣称作家不需要有自己的思想。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莫言的小说是“老掉牙的方式，重复地写刺激感官的男人和女人、性、犯罪等等。”笔者在读过莫言作品后，深感其语言粗俗不堪、冗长而难读。莫言极度夸张地描写男女纠葛、性别和暴力，把人的原始欲望连毛带血地呈现给读者。这种崇尚暴力、渲染感官刺激的文学，被瑞典文学院美化为：“将梦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檀香刑》是被瑞典文学院列为莫言三大作品之一的获奖之作。早在2002年，笔者就以《展示残忍的华美大戏》为题，批评莫言在该小说中讴歌义和团的狭隘民族主义，以浓墨重彩渲染酷刑为乐，助长人性的残忍。2007年，中国著名文学评论家李建军撰文，称《檀香刑》为一只华丽的“甲虫”，并指出：“莫言对暴力的展示从来就缺乏精神向度和内在意义。”

《生死疲劳》是被瑞典文学院视为典型的“梦幻现实主义作品”，据说是很有幽默感的。如果我们仔细研读这一作品，就会发现其中的深层寓意：有冤屈的老百姓与其徒劳地反抗北京政权，不如乖乖地做人。小说中的因果轮回律，被莫言用来抑止老百姓的反抗冲动，从而“和谐”了那个体制。在关于《生死疲劳》的采访中，莫言本人强调了他和中共保持一致的态度：“和解、和谐最主要的前提就是要遗忘。”

《天堂蒜薹之歌》是瑞典文学院常务秘书英格伦德推荐作为阅读莫言的入门作品，他评价说：莫言“更像是一名身在体制内部的体制批判人士”。在我看来，莫言只是批判体制内存在的某些缺陷，如基层的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但他绝不反对体制本身。小说《天堂蒜薹之歌》中有个青年军官，他的农民父亲因反抗贪官参与闹事而被起诉，而他在为父亲辩护时，仍然坚称“共产党伟大正确”，指腐败只是个别情况。可见，莫言仍然是维护他所从属的体制的。

中国有无数勇敢批评政权的作家因言获罪，或被迫流亡,而马悦然却说：“我认为莫言敢于批评社会不公，别的人不敢。”这位懂中文的院士，竟这样无视中国的现实，把精明算计、圆滑的莫言抬高成为一个抗争的英雄。

中国美学所说的文学作品的“文眼”，指的是窥看主题思想的窗口。对莫言作品中真正的寓意，北欧的院士们隔着文化的层层厚纱，有很大的认识上的困难。但斯德哥尔摩的文学裁判官性好猎奇，在无能把握中文作品的思想倾向时，他们按照自己片面而肤浅的理解，一厢情愿地误读文本，结果主观地、无原则地拔高了莫言。

瑞典文学院说，莫言的创作令他们联想到美国作家福克纳。但是，1949年福克纳获得文学奖时，瑞典文学院在颁奖词中是如此概括的：“福克纳的困境可以这样表述：他哀伤并且在写作中夸张了一种生活方式——出于他的正义感和人文关怀而绝对不能忍受的那种生活方式。”

“正义感和人文关怀”，是当时的瑞典文学院所强调的颁奖理由，而当今院士们却数典忘祖，他们一味强调莫言“讲故事的能力”（马悦然语），把莫言笔下那些无厘头的暴力、猥琐、乱伦和荒诞，那些描写大奶大屁股之类粗俗下流的故事，统统称之为“梦幻现实主义”。这样，原本富有尊严的诺贝尔文学奖就被卡通化了，成为一个富于娱乐性的文学游乐场。

三，实验性艺术摧毁文学院的道德神经

如上所述，拥有中国官方头衔的莫言，其文学并没有脱离过政治。他的作品里蕴含的一些反人文精神的因素，例如国家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渲染暴力和消极的宿命论，无不带有政治色彩。这就从一个角度说明，在专制的中国，文学和政治难分难解。而瑞典文学院却罔顾真实，一个劲地宣扬莫言获奖“与政治无关”。

这与瑞典文学院长期以来的一个倾向有关，即贬低文学奖的“道德价值参照系”，抬高“试验性艺术”。埃斯普马克曾经宣称：新世纪开始时，文学奖的评选更应该看重的，是“实验性艺术”，这样就使该奖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学奖”。这实际上是把文学狭义化、偏颇化了，与诺贝尔精神格格不入。作为一种语言艺术，文学的基本特征在于审美。但是，崇尚矫饰之美，一味试验，却可能掉入唯美主义和为艺术而艺术的陷阱。真正伟大的文学不能只以“实验性艺术”取胜，它需要具有思想性，启迪人们追求真理和理想。

即使只以实验性艺术的标准衡量，莫言也是不够格的，他的作品模仿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缺乏原创性。同时，莫言作品在艺术上，没有一部可以称得上是伟大的作品。这位受热捧的畅销小说作家擅长手艺活儿，他会用华丽而罗嗦的文字变戏法，把中国人所经历的悲惨生活，农民的生存苦难、社会人性的堕落，汇聚成洋洋洒洒的大杂烩，酿成了一桌荒诞离奇而又淫秽病态的酒席，供有闲暇的读者消遣。

莫言的这种消费主义文学恰好符合了诺奖评委的胃口。韦斯特伯格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丰乳肥臀》更让我着迷，跟我以前读的所有小说都不同。”摒弃了诺贝尔的人文主义精神，院士们除了欣赏幽默，为丰乳肥臀的色情描写着迷之外，还能提出其他更深刻一点的文学见解吗？

这也许是因为，患了都市“文明病”的院士们，厌倦了西方民主社会的平淡生活及文明理性，追求怪异的异国情调，因此需要莫言这样的作家来书写乡土、肉欲和血腥，以调剂他们无聊的胃口。热衷于“实验性艺术”的前任常务秘书贺拉斯，因此被一位院士指责为：“摧毁了这个国家的道德神经。”

四．莫言获奖彰显中国和西方的现实

既然已无道德价值需要坚守，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便不再保持应有的尊严。他们中有些人在莫言获奖后，忙着去中国抢占出版市场。

马悦然先生在瑞典记者揭露其“利益冲突”之后，不得已放弃了他翻译莫言作品的权益。这位曾一度因抗议“六四”镇压而被中共禁止入境的院士，这次因莫言获奖，得以在中国隆重推销他的两本翻译著作。机会难得，诺奖评委会前任主席埃斯普马克也在此时前去中国推销自己的长篇小说。

由此看来，这次错误的颁奖，不仅显示了瑞典文学院的猎奇胃口及其肤浅的文学鉴赏力，还彰显了当今中国和西方的现实。由于专制的中国在经济上腾飞起来，一些西方文化精英便不再坚守道义立场，不再去谴责暴政和人权侵犯。被“红色渗透”的他们一味消解政治，纵容强权，转过身去盯住了中国巨大的名利场。

在背叛诺贝尔的道路上，瑞典文学院已经走得很远了。他们置亿万中国人在专制统治下的苦难于不顾，在本年度颁奖中，奖励当今世界最大的一个专制政权组织的成员。莫言不但是中共党员，而且是官方的作协副主席，他在血腥屠杀的“1989”之后仍然站在专制一边，并奉毛泽东压制写作自由的《延安讲话》为圭臬，至今毫无悔意。2009年，为抗议中国异议作家出席法兰克福书展研讨会，莫言和其他官方作家一起退场。2010年，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时，莫言又极为圆滑地为中国政府的审查制度辩护。

因此，这个颁奖给了世界一个恶劣的信号，即瑞典文学院不在乎中国仍然有一个侵犯人权的制度，他们对遭受强权肆虐的中国人没有一点同情心。院士们口口声声说文学奖不考虑政治，他们似乎不知道在专制国家里“文学即政治”的现实。其结果很反讽，这次标榜“与政治无关”的颁奖，被中共利用作为政治工具，用来大肆宣传“中国崛起”。

在《魔鬼诗篇》的作家卢西迪被伊朗宗教领袖悬赏追杀的事件发生后，瑞典文学院有三位院士指责瑞典文学院对卢西迪的支持不力，因此愤然离开了文学院。随后退出文学院的著名作家安隆德激烈批评说：瑞典学院是“我们国家的耻辱”。莫言获奖之现实，更令我们痛心地认识到，那四位退出瑞典文学院的院士才是真正怀有诺贝尔理想的人。

就在瑞典文学院将要迎来他们选择的中国桂冠作家时，在很多中国人眼中“诺奖从此贬值”，不再具有权威性。当然，失败的不仅是诺贝尔的道德理想，因此遭受打击、进一步被边缘化的，还有所有坚持自由写作、拒绝依附权力的作家。但是我相信，中国文学有着上千年的“道德文章”传统，肩担道义的中国作家，此后将不再把瑞典文学院当作值得遥望的圣洁之地，在这个冷漠而腐败的世界里，充满道德勇气的他们将以真正的血性和情怀，去承续与诺贝尔精神相通的文学理想，让文学成为人类灵魂的希望与寄托。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12年12月号

應由王岐山調查溫家貪污疑雲

溫家寶於泰國訪問時表示﹐希望人民忘記他。

明鏡新聞編譯蕭伃君

中國即將卸任的總理溫家寶非常在意自己的公共形象和名聲。在《紐約時報》報道其家族財富後，他現在所關心的是他在退休後會如何被後人懷念。他11月20日前往泰國曼谷訪問，在泰國中華總商會與泰國華僑華人代表會面時，眼中泛淚地表示：“我希望人們把我忘記——包括華人、華僑——把我忘記。但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祖國和人民，不會忘記幾千萬華僑華人。”他並引用屈原《離騷》中的辭句以表清白：“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尤未悔”、“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這兩句的意思是，為了追求真理，即使我死9次也不後悔，為了自己的清白，即使死也要死得誠實和正直。”

家族貪污疑雲下的不光榮退場

《亞洲時報》的中國編輯吳宗(Wu Zhong，音譯)在11月30日的報道中表示溫家寶的說法顯示，他正為其家族貪污疑雲所困。《紐時》在十八大前夕的10月25日報道，溫家很可能經由一些不正當的手法累積高達27億美元的財產。他的家族在那之後令人意外地反擊，雇用律師發表聲明反駁《紐時》論點並表示不排除採取法律行動。

中國許多網民認為《紐時》報道出現的時機可議，在十八大前出聲，很可能是共產黨內反改革派意圖抹黑改革派領導人的動作。許多人看到溫家寶在泰國的離別感言後，更為“人民的總理”感到不捨，認為他在10年任期內無法加強改革是因為在黨內遭遇反改革派和既得利益團體的阻礙。另一方面，溫的批評者則表示，他只是要將自己塑造成悲劇英雄，以轉移公眾對其家族財產的焦點。

《紐時》在11月24日再度報道了與溫家財產相關的新聞，這次的焦點是溫家人握有其股份的平安保險。而位居中國第二大保險公司的平安也選擇發表聲明，並恫言採取法律行動。

長期關注傳聞並保護形象

溫家寶從相當早期就非常關注傳聞的發展。2004年7月廣州的《21世紀經濟報道》報道中暗示他的兒子溫雲松很可能在平安保險上市前以異常低價買進平安股份，並以此賺取大筆金錢。吳宗認為，溫家寶從那時起就開始準備他的反擊。

2011年4月，溫家寶邀請親北京的退休香港中學校長、前人大代表吳康民到他在中南海的家進行私人會面。兩個人面談了1個半小時，當時吳表示他與溫只談了溫在推行改革上面臨到的困難。

但是今年的11月10日，當十八大正如火如荼地進行時，也就是在紐時報道後，吳康民在香港的《明報》上刊登文章表示，《紐時》報道只是在用舊傳聞抹黑溫家寶。他寫道：“去年溫家寶總理在北京單獨會見我的時候，臨別時交給我一個牛皮袋子，內裡大概是一些文件，他沒有說什麼，我也沒有馬上拆開。回到賓館，拆開一看，原來是一大疊影印剪報。但分門別類，並加上小標題：1. 謠言的由來，2004年7月1日的《21世紀經濟報道》。2. 有關「平保」謠言，各報、雜志、網絡謠言資料。3. 有關珠寶展台灣代表團的申明。4. 徐明假冒女婿。5. 近日有關溫雲松的報道失實。”

吳康民並接著表示：“這些材料，都是抹黑溫家寶和他家人的，早在《紐約時報》最近的抹黑文章出爐之前，已有前科，而且材料不少。由此可見，要搜集抹黑溫總及其家人的黑材料由來已久，並不是《紐約時報》早著先鞭。當時溫總把這些影印材料送給我，並沒有要求我為他做什麼事。但我知道，這些對他抹黑的海外報道，顯然是希望「出口轉內銷」，打擊作為改革派旗幟的溫總威信。”

吳康民更以《紐時》報道“炒冷飯”的說法，指責《紐時》根本沒有什麼新的材料，並說他們甚至找不到一張溫家寶和他夫人的照片，“紐時還要由他們駐上海分社的新聞助理徐研向我求助，希望用我去年與溫總夫婦會見時的獨家照片。”

關於溫家夫婦的照片，《南華早報》12月3日認為吳康民在溫家寶同意下釋出的吳與他們夫婦的照片很耐人尋味。溫自2003年成為總理後，就沒有與妻子張蓓莉共同出現在任何場合，這與他的前任朱鎔基和李鵬都相當不同。一些分析家認為，溫家寶有意地在保護自己“人民總理”的公共形象不被他妻子鑽石生意的傳聞所影響。

吳康民與溫家寶於中南海面談了1.5小時。

吳康民替溫家辯護卻缺證據

《亞洲時報》的吳宗認為吳康民的文章顯示溫家寶是一個精明老練的政治人物。溫知道有關他的傳聞是個定時炸彈，總有一天要爆炸；但他相信吳康民會站出來替他說話，即使吳表示溫沒有要求吳為他做任何事。

吳康民現在證明他是值得溫家寶信任的。吳宗認為吳康民刊登此文章的時間點有其含意──他在去年與溫家寶會面後並沒有揭露任何消息，直到《紐時》刊登了第一篇溫家財產的報道。

吳康民在之後接受香港媒體訪問時，解釋他為什麼保持如此久的沉默：“我不覺得遲了，我無責任為溫總辯護……反正清者自清。”吳表示他現在必須反應的原因，是有些人想要拿溫家財富做文章﹔他也替溫家寶的兒女說話，認為“他們不見得在社會上有特別高的政治或經濟地位！”並表示李鵬的兒子李小鵬是山西省副省長、女兒李小琳是國有企業中國電力國際發展有限公司的董事會主席，與他們比起來，溫家的小孩更低調。

即使吳康民急切地想替溫家寶辯護，他卻忘了提及溫的兒子溫雲松現在也是國有企業中國衛星通信集團的董事長，他也並未解釋溫雲松何以獲得這份不那麼低調的職位。

吳宗表示更重要的是，吳康民並沒有提供任何堅強的證據以有力地反駁《紐時》的報道和其他傳聞。溫家寶給吳康民的牛皮紙袋裡的5疊文件，有近百頁報章雜誌的剪報和影本，包括替溫家辯護的文章。但是它們不是國家機密文件或官方批文，它們只是像《紐時》文章的媒體報道，根本無法用來作為獨立證據以反駁指控或是建立新的說法。

最近一則關於平安的報道也使得關於溫家的傳聞充滿變數。《南華早報》表示，匯豐控股有限公司11月向外界證實，它正在考慮賣出它所持有的16%全部的平安股份。匯豐是平安最大的單一股東，這表示新的買家將會對董事會的組成有相當大的影響，這也使得平安未來會如何處理，將讓溫家財富疑雲一事充滿變數。

溫家和平安在報道後，聲明可能採取法律行動，吳宗表示這是一個最能清除疑雲的辦法。但是沒有多少人認為他們真的會這樣做，因為在總理也牽涉其中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不會允許將案子帶上美國或是中國的法院。

溫家寶顯然相當在意自己的名聲，據聞他已要求黨進行對他的家族進行調查，現在就只能看中國共產黨會不會或是將如何滿足即將卸任總理的要求。

調查溫家財富可提升新領導聲望

吳宗認為，如溫家寶自己所希望的，應該由“救火隊長”王岐山最近掌旗的反貪機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著手進行調查溫家貪污疑雲。假使溫或他家族中任何成員被檢查出犯法，他們就應該接受法律或是黨規的制裁﹔但另一方面，假使他們是清白的，更值得進行一次公開的澄清，好讓溫家寶得以安然地退休。

胡錦濤在十八大報告中已強烈聲明貪腐的嚴重性，他強調要“著力解決發生在群眾身邊的腐敗問題。不管涉及什麼人，不論權力大小、職位高低，只要觸犯黨紀國法，都要嚴懲不貸。”

對溫家寶家族財富進行調查，可以說服大眾相信共產黨有反腐的決心、實踐承諾的能力﹐這也會讓習近平與他的領導團隊享有更高的權威和名望。

編譯參考新聞：

1. http://www.atimes.com/atimes/China/NK30Ad01.html

2. http://www.scmp.com/news/china/article/1096004/time-come-clean-family-wealth

王力雄：燃燒的遺言——藏人因何自焚？

每個個體生命的燃燒都會被全球看到，被報道、祈福、慰問，從而讓其他藏人看到——自焚由此形成自焚運動。我們需要弄清這種廣泛而持續的自焚，整體是在表達什麽意願，追求何種目標？

目前，藏人自焚變成了一個各方面都不知道如何應對的難題。

一是自焚加速發展，迄今（到2012年12月11日）境內藏人自焚97人（除此還有5位境外藏人自焚），其中2009年自焚1人；2011年自焚12人；2012年迄今自焚84人，僅11月就自焚28人。停止自焚的所有呼籲都無效，誰也不知道哪裏是頭。

二是處於兩難——這麼多人已經自焚，任何對自焚的否定都成為對犧牲者的不公，以及對他們親友的傷害；反過來，對自焚的報道、祈福法事、慰問和捐贈等，則成為對繼續自焚的鼓勵。

三是自焚起於當局的鎮壓，當局又把自焚定為犯罪行為繼續鎮壓，這使得出於人道立場阻止自焚的努力，陷入如何與當局區分的糾結。

四是外人既對自焚者同情，同時又不理解自焚行為，看不到能達到的效果，在初始的震驚過後，隨着自焚不斷增加變得麻木。

五是藏人精英抱怨國際社會與中國知識界失語，這與自焚運動缺乏理論支持有關，而藏人精英除了對自焚抽象肯定，也沒有能夠引領他人的見地。

六是利益考量導致各國政府對藏人自焚採取回避敷衍態度。在經濟至上的世界，此種經濟人理性並不奇怪。藏人比起其他民族（如處境更糟的維吾爾人）已得到很多關注，仍免不了被冷落的感覺。

……

解開這個難題，或至少知道該怎樣面對，前提在於需要搞清這種廣泛而持續的自焚，整體是在表達什麼意願，追求何種目標？對此存在不同解讀，多數只是強調某個方面，甚至按需所取。我認為，在缺乏自焚者個體的充分信息情況下，用統計方法分析，或可幫助接近全貌。

從2009年境內第一個自焚藏人紮白開始，藏人作家唯色同步地記錄了每個自焚者的情況，並隨時更新匯總，發布於她的博客——《看不見的西藏》。

使國際社會關注西藏。但除了網路作家古珠一人提到，其他遺言都未涉及，在遺言中的比重最小。這說明境內藏人並未像人們想當然認為的那樣寄希望國際社會。倒是自焚的境外藏人（未納入上面表格），其中的江白益西在遺言中兩次提到尋求世界支持，另一位西繞次多也在自焚前呼籲國際社會關注西藏問題。

尋求國際社會的支持一直是境外藏人的主要目標，也是迄今流亡西藏領導機構的工作重心所在。這一點體現出境內外藏人的差別。

本文進行的統計分析，基於她所記錄的信息。

還需說明的是，造成藏人自焚的首要責任在中國政府，這一點非常明確。

本文有限的篇幅不用於重複這個結論，而是希望進行更有建設性的討論。

自焚人數的時間分布

將境內藏人2012年每月自焚的人數分別列出，可以看出兩個高峰分別在3月（10人）和11月（28人）。3月分別有「西藏起義紀念日」（3月10日）、

2008年西藏抗議周年日（3月14日）、2008年阿壩縣抗議民眾被槍殺紀念日（3月16日）、中國政府所定的「農奴解放紀念日」(3月28日）可以合理地判斷，自焚高峰與上述日子有關，總體是在表達對中國民族政策的抗議。表達抗議應該被視為自焚的主要動因之一。

自焚發生的最高峰是在中共十八大召開的11月。此前的10月，自焚人數與3月相當，同為10人，應該也與十八大有關，因為十八大曾被廣泛傳為將在10月召開。在中共十八大前後出現的密集自焚，可以理解為促使中國新一代領導人改變西藏政策，是將自焚作為一種促成變化的行動——這應該是理解自焚的重要入口。

自焚者遺言分類分析

進一步了解自焚的動機和訴求，可要求的，佔19%，但是要加上多人自焚時喊了「讓達賴喇嘛返回西藏」、「西藏要自由」、「釋放十一世班禪喇嘛」、「語言要自由」等口號，都是在表達抗議和要求。同時，對多數自焚者，即使沒有遺言或口號，自焚行動本身所含的抗議和要求已是不言而喻，無需再說。

從自焚者留下的遺言入手。我所分析的遺言，都是在自焚者在自焚前留下的，有手寫，有錄音，也有與親友所說。迄今有26位西藏境內自焚者的遺言現世。

除此還有多人被記錄下自焚時喊了口號。

口號內容比較一致，大部分是「讓達賴喇嘛返回西藏」、「西藏要自由」等。相比之下，事先留下的遺言比在自焚一刻喊的口號有更多層面，因此對這種遺言做專門分類分析。

遺言分類可以得到以下一些看法：

占總數的35%
這一部分並非是對外（當局或國際社會）的，而是一種體現自我人格力量的英雄主義，是一種通過捍衛尊嚴，分擔痛苦，鼓舞勇氣，表達聲援，類似涅槃的自我昇華。典型遺言有「要為西藏民族的尊嚴而自焚」（班欽吉），「他們認為我們害怕武力鎮壓，他們想錯了」（彭措）等，體現了藏民族最為可貴的精神力量。

自焚並非主要是出於絕望

首先，一度流行的——包括流亡西藏政治領導人也曾宣稱的——自焚是出自藏人無法忍受目前處境的絕望選擇，

不能說沒有，但所佔比重只有19%，比重在7項分類中屬較低之列。

境內自焚藏人並未乞靈國際社會時包含對當局的要求和抗議），佔38%，居第二位。其中也有類似表達勇氣和承擔的內向成分，是一種具有宗教性質的奉獻。如索巴仁波切遺言表達以壽命和身體供養達賴喇嘛並超度眾生。

非宗教人士對此不易理解——以燃燒肉體作為供奉，不求功利，只求功德，这種宗教精神為多數藏人所具有，也會成為自焚的動力。

關於西藏獨立

在遺言中明確要求西藏獨立的有4人，另一人表示以自焚「守護西藏國」（旦正塔），一共佔19%。另外還有數人在自焚時呼喊了西藏獨立的口號。

2008年以來，獨立意識在藏人中廣為擴散。不過流亡藏人作家加央諾布把凡是呼喚達賴喇嘛回西藏都等同於要求西藏獨立（見JamyangNorbu：MAKEITBURNINGISSUE），卻有些牽強附會。主要是當做一種行動共有14個自焚者在12份遺言中表示把自焚當做一種行動。這是比重最大的一塊（54%），與中共十八大期間出現的自焚最高峰一樣，都體現了自焚者期望他們的犧牲有助於實現目標，而非僅僅只是表達抗議或絕望。至於自焚是否真的有助於實現目標，他們並不清楚，但是如丁增朋措遺言所寫的——「無法繼續活下去空等」。這句令人傷心的話是應該理解自焚的一把鑰匙值得深思。

境內藏人終於明白：只能靠自己

西藏問題多年未獲進展，從西藏自身反省，在於一直把進展的希望寄託給外界——境內西藏寄託於境外西藏；境外西藏先是寄託於國際社會，後來寄託於中國政府，基本路線始終是利用國際社會的壓力迫使中國政府讓步。

對國際社會，達賴喇嘛取得了舉世公認的成功。歐美民眾幾乎一面倒地同情西藏，達賴喇嘛成為家喻戶曉的全球明星。但是在給中國政府施加壓力方面，我認為國際社會已經到頭，很難再指望更多即使在急需西方援手的1980年代，中國對西藏問題都未曾半點讓步，在已經「崛起」了的今天，指望國際能壓中國讓步豈非更為渺茫？

開與達賴喇嘛特使會談。那從一開始就是為北京奧運會設計的國際公關，卻被流亡西藏當做終於來臨的機會，熱切盼望獲得實質進展。境內藏人那時多有樂觀，耐心地等待。直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前夕，達賴喇嘛在3月10日抗暴紀念的例行講話中宣布：「從2002年開始，我的代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有關官員就特定問題先後進行了六次會談……但令人遺憾的是，在基本問題上會談不僅沒有產生任何實質的成果，而且過去幾年對境內藏人的殘酷鎮壓更是變本加厲了。」

奧運前的最後時機強化國際對中國的壓力，但是真正了解中共就會知道，寧可北京奧運會不開，它也不會在西藏問題上讓步。果然，國際社會隨後的動作毫無效果，杯葛流產，態度最強硬的法國最終也向北京服軟。這些都毫不留情地證明，流亡西藏多年的路線——通過國際社會迫使中國讓步，是完全無效的。

另一方面，達賴喇嘛的宣布卻驚醒了境內藏人。他們年復一年在無窮等待中消磨耐心。這中間，班禪喇嘛被囚禁，噶瑪巴出走，達賴喇嘛日復一日遭攻擊，最終等來的卻是「沒有產生任何實質的成果」。第一時間得知達賴喇嘛講話的拉薩沙拉寺僧人，當即有人表示「我們必須起來」，隨即走上拉薩街頭打出雪山獅子旗，呼喊口號。那是2008年波及藏地全境的抗議運動的第一聲呐喊。3月10日當天下午，哲蚌寺幾百名僧人下山抗議。「3·14事件」自此發酵、擴展。

按照唯色的看法，目前的自焚運動仍是2008年抗議的延續。其實，也就是第一個挺身而出的沙拉寺僧人所說的——「我們必須起來」的繼續。自焚如何成為運動沒有組織、缺乏資源的民眾能做的並不多，可以想見的就是2008年那種走上街頭的抗議示威。當民心所向，一呼百應，聚成人群會形成聲勢。在規模小的社會，抗議人群規模足夠大，有可能促發變革，但是處身大規模社會的少數民族則註定沒有這種可能。1989年上千萬漢人走上中國各地街頭，都被不惜流血的專制政權鎮壓，人數只是漢人零頭的藏人，又怎麼可能例外？當大兵壓境，軍警密佈，到處抓人時，群體行動愈來愈難，「必須起來」就只能作為個人行為。而滄海一粟的個人如何對抗龐大政權？

2008年的西藏抗議遭鎮壓後，不少藏人獨自上街，喊口號撒傳單，結局都是無聲息地人間蒸發。分散的個體如何能從這種令人絕望的淹沒中迸發？那只有採取更加激烈的方式，如網路作家古珠的遺言所說——「把和平鬥爭更加激烈化」。而自焚，正是個體能做的最激烈方式。

每個個體生命的燃燒都會被全球看到，被報道、記載、祈福、慰問、廣泛傳播，從而讓其他藏人看到——自焚於是被不斷效法，形成愈演愈烈的自焚運動，亦釀成愈來愈大的悲劇。

如同2008年的西藏抗爭始自僧侶，自焚運動也是僧侶打頭。自格爾登寺僧人紮白於2009年2月成為境內自焚第一人，前面12個自焚者都是僧侶（注：我把2008年西藏抗議運動後被當局強行逐出寺院的仍算為僧侶）。直到2011年12月，出現第一個世俗藏人自焚。2012年一季度的20個自焚者中還有15個僧侶；到二、三兩季度已是世俗人為主；第四季度的前70天，50個自焚者中則有43個世俗人。在試圖理解藏人普通百姓投身自焚運動時，我總會想起曾聽過一位藏人妇女講的話，她說：「我沒有其他能力為我們民族做什麼，就為民族多生幾個孩子吧。」在自焚者遺言中也能看到類似的情懷。牧民丹增克珠和阿旺諾培的遺言說：「對我倆來說，沒有能力從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上出力，在經濟上，也沒有幫助西藏人民的能力，所以我倆……選擇了自焚的方式。」

61歲的頓珠一再呼籲僧人和年輕藏人不要選擇自焚，留住生命為民族未來事業作努力和貢獻，表示應該由年事已高的老一代人自焚。

一旦藏人百姓知道，不需要擁有財富或學識，用自焚的行動也能造成影響，激起民眾，觸動當局，他們便會奮勇去做。

這種時候，大寶法王噶瑪巴仁波切呼籲生命寶貴不要自焚卻毫無作用就不奇怪，因為自焚者就是要獻出最寶貴的生命；而唯色等知識分子呼籲活着才能改變現實也不會有效，因為自焚者正是因為不知道活着能做什麼，而自焚至少能打破沉寂。除非是告訴這些絕望的藏人，不去自焚，他們能做什麼？而不是僅僅讓他們活着旁觀空等。

自焚是對壓迫者的抗議，也是對領導者的批評

掘自焚深處的這層含義，似乎應在藏人內部進行，但是眼看一個個生命燃燒，我只能把顧慮放在一邊。沒錯卻是多餘。要想取得勝利，更有價值的是檢討己方和改進己方。如果對自焚只停留在譴責壓迫者上，自焚的犧牲就成了浪費。境內藏人從對流亡西藏的滿懷期待，到紛紛挺身接踵自焚，流亡西藏至少應該從中看到——其以往的路線值得反思。

如果說老一輩流亡西藏領導人所走的道路，在他們的時代是必要的摸索，繞不過去，境內藏人今天的自焚，卻在用燃燒的生命呼喚流亡政府的新任領導者——不能再走回頭路！

目前，沒有跡象表明流亡西藏的新領導人明白這一點。當選司政洛桑森格在回答《亞洲週刊》提問是否有信心和中國政府談判解決問題時說：「我個人當然有信心，曾經有個中國知識分子，他講過，西藏問題，如果有個開通的人想通了，就馬上可以解決，我也這麼認為。」這種停留於1980年代的說法讓人感到時光倒流。洛桑森格上任後周遊列國，拜政要，見媒體，出席場合，搞各種活動，完全是在重複爭取國際壓力迫使中國政府讓步的老路。此前達賴喇嘛已將這條路走到了極致，所謂再一再二不可再三，但是1989年和2008年的兩度撞牆，卻沒有擋住今天的流亡西藏又進入第三輪重複。

不過，也許正是境內藏人的自焚運動被當成了新的契機。境外網站上一位叫維讓的藏人這樣寫：「同胞的軀體沒有白白燃燒，最近，安多一帶多次出現數千人規模的抗暴鬥爭，這是同胞們犧牲的結果……我相信，假以時日，2008年藏人抗暴的風暴一定會再次席捲藏地。」他因此批評藏人內部關於停止自焚的呼籲，「這一舉動是多麼的可笑，表示如果呼籲就此成功，那麼之前的同胞就會白白犧牲，我們的鬥爭也會戛然而止。」

當做一種實現目標的手段，自然會期望境內藏人的自焚多多益善。且不談這其中的道德是非——維讓已經表達對「道德制高點」的不屑，似乎政治只求目標，手段可以不擇——即使只從政治成敗而論，自焚也無助達到目標，就算能夠再次激起2008年那種抗議運動（當局的高壓已使其很難），然後呢？既然2008年被鎮壓，再來一次難道會不一樣嗎？

可能正期望再次發生這種鎮壓。鎮壓會引起國際關注，流血愈多，迫使中國政府讓步的國際壓力就會愈大。然而這又會回到前面論證，自焚只是增添了不同誘因，結果不會有二。專制權力既不在意自焚，也不害怕流血鎮壓。而國際社會當年沒有為六四與中國翻臉，現在也不會為西藏與中國反目。現實發生的一切，無一不在證實對此的任何幻想都是盲目。而生命一直在犧牲。

需要引發世界高度關注。而各國政府在避免開罪中國的同時，可能通過更多支持流亡西藏、關注西藏議題等方式平衡良心和安撫本國民眾。但這種好處當然只能在西藏境外。不過很難相信，境外藏人會為這點好處而希望境內同胞繼續自焚。

境外藏人包辦西藏自由和平事業，而讓境內百萬藏人成為主體，共同參與自由與和解；境內藏人知道了路在何方，他們就會活着挺進充滿希望的未來，而不需要再投身自焚的烈火。

王力雄，陽光時務

沒有胡錦濤簽字，習近平授上將能生效嗎？

　　《明鏡月刊》王金波

　　習近平11月15日接任中共總書記和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幾天之內，已有兩次作為新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公開活動，這就是11月16日出席軍委擴大會議和23日為新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兼二炮司令員魏鳳和晉陞上將頒發《晉陞令》。

　　習近平上台之後，提拔的上將雖然只有一人，但是時間之短、速度之快，還是令人分外拭目。

魏鳳和晉陞上將依據軍銜條例

　　17日新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簽署了新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兼二炮司令員魏鳳和晉陞上將的命令，23日，軍委舉行晉陞儀式，習近平親自為他授銜。

　　解放軍自1988年恢復軍銜制併舉行第一次上將授銜儀式之後，至今已晉陞19批上將（包括解放軍上將軍銜和武警上將警銜）。其中只有6次，對軍委委員進行了晉陞。第一次是1988年9月晉陞17位高級將領上將軍銜，其中有6位軍委委員：洪學智、劉華清、秦基偉、遲浩田、楊白冰、趙南起。第二次是1993年6月（其中總長張萬年、總政主任于永波）、總後部長傅全有3人已於1992年10月和1993年3月分別成為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和國家中央軍委委員）。此後是1999年9月的第三次（常務副總長郭伯雄、總政常務副主任徐才厚。第四次是2004年9月（海軍司令員張定發）、二炮司令員靖志遠），第五次是2007年11月（總裝部長常萬全），這些人和此次二炮司令員魏鳳和一樣，都是剛剛當上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後被授銜。

　　《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軍銜條例》（1994年修正）第10條規定：“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的職務等級編制軍銜為上將。”這次魏鳳和正是根據此條例，迅速晉陞為上將的。

19批上將，由誰授予？

　　198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恢復軍銜制，是軍隊正規化改革的開始。1988年 9月，時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國家中央軍委主席的鄧小平，為17位高級將領簽發《上將軍銜晉陞令》。

　　江澤民從1989年11月接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1993年3月接任國家中央軍委主席，到2004年9月卸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15年期間，一共8次晉陞79名上將。胡錦濤2004年9月接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2005年3月再接任國家中央軍委主席，到2012年11月15日十八屆一中全會裸退，至今還擔任著國家主席和國家中央軍委主席兩個職務。8年間，他先後9次，晉陞上將45人。

　　2004年9月25日，軍委在北京八一大樓為兩位新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張定發（海軍司令員）、靖志遠（第二炮兵司令員）舉行晉陞上將軍銜儀式。《晉陞令》是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簽發的，但當時江澤民還擔任國家中央軍委主席，只有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簽發的《晉陞令》是否有效呢？

　　由此同樣可以質疑本月17日，習近平一個人為魏鳳和簽發的上將《晉陞令》是否有效？因為胡錦濤至今仍是國家中央軍委主席。（《明鏡月刊》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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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文革”死刑犯看待“文革”的獨特角度

《新史記》徐正全

（本文作者徐正全出生於1946年。1966年，20歲的他以一個普通的產業青工投身“文革”，成了一個基層造反派組織的頭頭，22歲時被關進監獄，被判死緩。21年後出獄。這是他為自己的回憶錄所寫的序言的摘錄）

“文革”是一定會發生的

天悠悠，地悠悠，“文革”紛爭終難休。是非曲直憑誰定，夕陽西下水東流。

人世間一切事情的發生都不會是無緣無故的，“牆上沒個釘釘，就掛不住個瓶瓶”，何況牽涉到億萬人身家性命的大事。“文革”的發生，必然有著深刻的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原因。毛澤東不是心血來潮，投身“文革”的幾億人也不是瘋子，什麼權力之爭、個人恩怨、群眾愚昧狂熱，不是扯淡，起碼也是淺薄。“文革” 發生自有它的歷史和現實的必然性，人民改善和變革現存社會主義制度的要求是一定要表現出來的，不以“文革”這種形式表現，就會以“武革”或其他什麼革的形式表現。“文革”是以毛澤東的錯誤發動造成的嗎？不對。毛澤東只是使“文革”發生的時間提前了，毛澤東看到了發生“文革”的必然性，與其讓它自行爆發而導致無序，不如主動發動而將其納入有序。這正是毛澤東的英明和雄才大略。

“文革”一開始，就大張旗鼓地宣傳這場運動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試問建國以來，鎮反、三反五反、反右、四清，哪一場不是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呢？可是，又有哪一次出現過億萬人捨生忘死地自覺參與？沒有，一次也沒有，除少數運動積極分子外，廣大群眾，用現在的話說，是“被參與”。“文革”則不同，各行業、各階層群眾，絕大多數是自覺自願投入，包括保守派。運動初期，“16條”規定工廠的“文革”按原來四清的部署進行，各地工人造反派為爭得參加“文革”的權利，冒著被當權派打成反革命的危險，或衝擊各級黨政機關，或靜坐，或切斷鐵路，或上京告狀，當時離開工作崗位將被扣掉賴以養家糊口的微薄工資，他們也置之不顧。工人造反派要求和學生一樣參加 “文革”，是因為他們有話要說，有自己的訴求，儘管是很朦朧的。我可以肯定地說，“文革”就是人民的“文革”，就是人民群眾的盛大節日，不然那些造反的工人不會拼死拼活非要參加。

“文革”使人生有了一點意義

全面評價“文革”前的國家體制，我沒有那個能力，只能說一說自己的切身體會，比如說每一個中國人都離不開的“組織”。中國人民高度組織化，中國政府堪稱世界一流的社會動員能力，或許是中國這樣的國家走向現代化所必需的。但這個組織實在是太強勢了，離開組織就是自己找死，農民遇災外出討飯都要到公社、大隊開證明，否則做叫花子的資格都沒有。各級組織的當權派一旦放棄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就形成了人民對他們的人身依附。這樣就很好理解，為什麼廣大幹部對其上級抱定“寧犯政治錯誤，也絕不犯組織錯誤”的宗旨，為什麼保守派群眾死心塌地跟著當權派跑。

徐正全著《雪地足跡》。由香港的中华文化传播出版社出版。

保守派群眾對組織的依賴程度比造反派深，對組織的無邊法力有著比造反派更深切的體會，緊跟領導幾乎是他們的本能。一月風暴來臨，造反派沒怎麼衝擊，保守組織一個個土崩瓦解，這是因為那時當權派或自顧不暇，或躺倒不幹，不能再以組織名義操控他們，他們就成了無頭蒼蠅。同樣是這批人，“二月逆流”一起，有軍人做後台，他們就極其迅速地重新集結起來，而且強悍無比，殺起人來毫不手軟。大家都知道，這是組織行為，一旦與組織對抗或離開組織，生存都成問題，你可以什麼都不要，但不能不要命不要生存。

這樣一種制度設計，孕育出一個官僚資產階級是必然的。毛澤東洞察其致命弊端，給全黨定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把治國歸納為治吏。老人家希望用這個宗旨來奠定執政黨和人民的公僕和主人翁關係，確立這個政權的性質。遺憾的是，老人家至死也沒拿出落實這個宗旨的制度。“文革”的努力分毫沒有觸動現存制度的弊端，“文革”結束後官僚資產階級瘋狂地反彈報復，反倒使這個制度的官僚性空前強化，人民性消失殆盡。

現行制度的弊端不改變，它就是孕育下一次“文革”的溫床。政府必須為人民服務，這是人民對政府天然合理的要求，更是政府合法性存在的基礎。政府一旦背離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就應該垮台了。造反派為什麼造反，不是毛主席造成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制度設計的弊端造成的。造反從古至今可都是提著腦袋玩命的勾當，兔子不被逼急了不會咬人，說穿了“文革”就是官逼民反。當下老百姓對“組織”的依附減弱了，當局如果在制度設計中真正把“以民為本”作為核心，那倒是在向共產黨“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回歸，起碼可以延緩他們夢裏也怕的“文革”再次發生。（《新史記》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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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发起网络快闪行动促释放朱承志陈克贵

网友“超级屠夫”（吴淦）等人近日与维权律师童朝平、邬宏威、温海波、杨慧文、李方平、王宇、江天勇、陆智敏、唐吉田聚餐后，举起释放朱承志！释放陈克贵！的纸牌拍照(维权网图片)

海彦

中国网友12月15日发起要求当局 “释放朱承志和陈克贵”的网络快闪活动，其活动内容的推文被网友广泛转发。

这篇推文说，“号角吹响！！这周六(今天)晚上9点整，网络快闪活动，一起喊出：【释放朱承志！释放陈克贵！】请大家参与并广播，你的参与对他们很重要！”

湖南邵阳维权人士朱承志因关注邵阳民运人士李旺阳“被自杀”离奇死亡案，今年6月被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 ”罪关押至今。其他因关注李旺阳案而遭拘押的多人已陆续被释放。

山东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诚的侄子陈克贵虽遭官员带打手入室报复而被迫自卫，但今年11月30日仍被山东临沂当局“快闪”开庭审理，判处3年3个月，并在近日“被不上诉”，引发广泛谴责。

美国之音中文网

枪击案震惊全美，奥巴马呼吁反思

WASHINGTON, DC - DECEMBER 14: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wipes tears as he makes a statement in response to the elementary school shooting in Connecticut December 14, 2012 at the White House in Washington, DC. According to reports, there are about 27 dead, perhaps 17 of them children, after Ryan Lanza, 24, opened fire in at the Sandy Hook Elementary School in Newtown, Connecticut. Reports say that Lanza is dead at the scene and his mother, a teacher at the school, is also dead. (Photo by Alex Wong/Getty Images)

A young boy is comforted outside Sandy Hook Elementary School after a shooting in Newtown, Connecticut, December 14, 2012. A shooter opened fire at the elementary school in Newtown, Connecticut, on Friday, killing several people including children, the Hartford Courant newspaper reported. REUTERS/Michelle McLoughlin (UNITED STATES - Tags: CRIME LAW EDUCATION TPX IMAGES OF THE DAY)

在美国康涅狄格州一所小学发生枪击事件之后，警方已经确认作案者身份。这名20岁的年轻男子随后也在现场丧生。总统奥巴马呼吁全国上下采取有效措施，避免悲剧再度上演。

整个美国都惊魂未定。尽管在美国，人们似乎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如何去应对频频发生的枪击案件，但在桑迪·胡克小学发生的这场悲剧还是超出了人们的心理承受限度。该州警方负责人保罗·万斯（Paul Vance）对这一残忍犯罪事实进行了总结陈述："18名儿童被当场宣布死亡，另外两名儿童在送到医院后确认死亡，此外还有6名成人在学校被枪杀。"

凶手枪法精准，生身母亲也成枪下冤魂

该校一名幸存的小学生对记者说："我们刚刚离开教室去参加晨会，就听到了枪声，然后我们就吓得要往操场上跑，老师叫我们关上门，躲到角落里。"据警官万斯介绍，枪手是20岁的男子亚当·兰扎（Adam Lanza）。目击者称，当地时间周五上午，他携带了两把手枪进入学校，身穿黑色衣服和防弹背心，一共发了100多枚子弹。万斯认为，枪手在作案时非常冷静，此次袭击事件只有一名伤者，死者身上的枪伤多为致命伤，这意味着遇袭的儿童和老师基本无逃生机会。案发之后，警方还在凶手的汽车里发现了一把机关枪。

除了20名儿童之外，桑迪·胡克小学的校长、心理辅导师也遇难身亡。凶手在作案之后，可能也开枪打死了自己，但警方目前还不能对此作出确认。他的母亲南希·兰扎（Nancy Lanza）也被其枪杀，不过警方是在她的家中发现了尸体。据悉，南希·兰扎正是这所学校的老师。康涅狄格州州长马罗伊（Dannel Malloy）当地时间周五晚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今天，恶魔降临在这里了。"

奥巴马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

美国全境目前已经降半旗为死难者致哀。数百名示威者游行至白宫门前，要求实施更为严格的武器法。奥巴马总统表示："在这个国家，我们已经经历了太多类似的悲剧：不管是在这次这所小学，在俄勒冈州的购物中心，在威斯康星州的锡克教寺庙，还是在奥罗拉的电影院里--这些事件就发生在我们的周围，这些遇难的孩子都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必须一起做出实际行动来避免悲剧再次上演，这与政治无关。"

但具体应该有哪些措施才能行之有效，他并没有提及。不过显然这一事件给总统本人也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和打击。在短短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几度哽咽，热泪盈眶，不得不多次停顿："遇难者中大部分都是5到10岁的儿童。原本应该还有着很多精彩的人生经历在等待着他们：生日派对、学校毕业典礼，还有结婚、生子。而在遇难者当中，还有为了帮助孩子们实现这些人生梦想的人。今天，我们的心都碎了。"

国际政要表示震惊和哀悼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阿什顿、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英国首相卡梅伦、法国总统奥朗德等政要都纷纷表示，对这一枪击事件感到震惊，同时对遇难家属表示哀悼和慰问。

罗马天主教皇本笃十六世也向事发的小镇发出了慰问信，信件内容在当地周五晚间举行的一场礼拜仪式上宣读。

武器法规再成争议焦点

然而，事实是，美国是一个痴迷于武器的国家。有关的联邦机构不久前刚刚公布，截至今年年底，已经受理了大约1900万份有关购买单件或多件武器的申请，创下了新的历史纪录。的确，全美国一共有将近13万家武器商店，几乎和加油站的数量相当，甚至是麦当劳快餐店数量的近10倍。

尽管美国整体的犯罪率近年来在逐渐下降，但是枪支却始终在刑事犯罪中扮演关键的角色。将近70%的谋杀案和大约40%的抢劫案都是用枪支武器作案的。而频频重复上演的枪击案悲剧，给整个国家一次次地带来震撼和悲恸：1999年4月20日，哥伦拜恩高级中学枪击案，13人遇难；2007年4月16日，弗吉尼亚科技大学枪击案，32人遇难；2009年11月5日，胡德堡军营枪击案，13人遇难；2012年7月20日，奥罗拉影院枪击案，12人遇难。

对于刚刚发生的悲剧，宣扬公民持有武器自由的强大院外集团美国全国步枪协会（NRA）沉默不语。截至记者发稿时，该协会的官方网页上没有发布任何与之相关的消息或评论。而在11月27日发布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该协会执行副主席拉皮尔（Wayne La Pierre）还坚称，"更多的武器可以减少犯罪。"

作者：Rolf Büllmann/雨涵

责编：乐然

德国之声中文网

大陆邪教全能神借末日轮到处策动反共骚乱

作者香港特约记者郑汉良

中国大陆一个被定性为邪教的“全神能”组织，借助古代玛雅人的2012年12月21日世界末日传说，最近在内地多个地方举行活动，宣称只有信全神能才可逃过末日一劫，趁机广收信徒，又指中国共产党是一条“没落的大红龙”，号召信徒与大红龙决战。官方《陕西日报》14日亦罕有地报道「煽动信徒要在神的率领下与大红龙决战」的消息，并强调国家宗教事务局早于2007年，已宣告该教派为「邪教」，要依法取缔打击。

这只是大陆其中一个因所谓世界末日而发生怪异事件，其他千奇百怪的事情，更是不计其数。

据茉莉花革命网及内地一些网站报道，又名“东方闪电”的全能神教，在当局长期严厉打击下，活动已转趋低调，只是玛雅人的世界末日预言，为这个所谓宗教注入能量，据称在河南、陕西、甘肃等多个省市打出标语举行示威游行，又沿途派发传单，号称世界末日已在眼前，唯一自救行动就是信奉全能神教，否则将被雷电击毙。据报道，有些地方更有“信徒”围攻政府及砸毁警车。

报道指，本月11日，甘肃兰州数百名女信徒跪围省政府大门，打出「只有全能神才能拯救人」等横额，呼吁政府宽待该教派。同日，河南开封市逾千名信徒游行，宣传「全能神救世」；郑州同日也有大批信徒上街，宣传「老天爷真下凡了」，并与公安冲突；本月12日，河南登封市也有数百信徒上街示威，并与公安冲突，多辆警车被砸毁。陕西渭南信徒更公开呼吁「与大红龙（共产党）决战，拯救人类」。

据了解，被当局定性为邪教的全能神，之前在农村流传甚广，其教义宣称是基于基督教圣经改良而来，但绝非正宗基督教。据百度介绍，这个教宣称1992年神在中国显身并以一女性形象传道，又有所谓的“三步做功论”，称耶稣等是前两步做功，现在神在中国正在进行第三步做功，信奉前两者的人不得救。不过有人在网上留言指，曾经想过加入这个宗教，但恐怕不能退出而改变主意。

内地其他奇怪的世界末日行径包括四川双流一带谣传末日来临，地球将连续3天黑夜，因此当地出现抢购蜡烛和火柴；延安黄龙警方抓获7名在公共汽车上散发传单，谎称“世界末日”要到来的不法分子；上海公安局官方微博提醒市民，世界末日系谣言，千万不可误信骗徒；南京有一蒋姓妇人误信谣言竟将房产契约抵押了100多万元捐献给人，因为世界末日就快到了。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日本各黨及候選人最後衝刺選戰

東京最大住宅區-世田谷區馬路邊矗立的國會議員小選區和東京都知事、議員候選人揭示板(BBC中文網照片，15/12/2012)

童倩 BBC中文網日本特約記者

日本全國周六（12月15日）是國會眾議院競選的最後一天，東京還同時是東京都知事和東京都議會議員的競選最後一天，預定到晚上8點前，所有競選活動都必須結束，迎接周日的全國投票。

各地、各選區投票站周六也開始搬運投票箱、張貼候選人名單、設置填寫台等，而選票在4日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發佈競選公示後，就已寄出給全國選民，東京都的選民還同時收到各區選舉委員會發出的知事和議會選舉選票。

BBC中文網記者周六上午在東京街頭所見，國會議員候選人與東京都議會候選人的競選演講交錯，尤其是各車站附近成了激戰區，有的候選人已手纏紗布，據說每天過多握手會拉傷肌肉。

東京周六下雨，中心地區的氣溫到中午也只有攝氏5度左右，記者見到行人多半匆匆路過，很少人認真去聽，如果不留心，其實充耳的是雜亂的各自主張。不過也有人主動上前握手或說「加油啊」之類的話。

保守似成趨勢

投入國會眾議院選舉的主要12個黨魁經過半個月各地街頭巡迴演講，周六大部分都集中在東京或附近各縣街頭活動。首相野田佳彥早上9點起，預定全天在東京有9場街頭演講，訴求國民認真思考「是支持民主黨推進日本，還是容忍時光倒流回到自民黨時代」；最大在野黨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周六則從琦玉縣街頭開始，經群馬縣，預定晚上最後在野田的選區-千葉縣船橋市車站演講。安倍訴說民主黨政權內政外交無能，要求國民支持自民黨重建日本。

雖然選戰初期各項民意調查曾說明，表示本周日會去投票的民意佔近8成，不過自從上周各項民意調查顯示自民黨在城鄉都佔明顯優勢以來，表示去投票的人出現減少動向。日本政府總務省說，到9日為止約255萬選民提前投票，佔選民總數的2.44%，比09年上一次大選時提前投票的2.94%低了0.5%。

目前的選情除了自民黨維持著國會大選的優勢外，東京都知事選情也是前知事石原慎太郎支持的副知事豬瀨直樹佔優勢，說明包括東京在內，選民可能存在選擇保守、重視安定的傾向。

BBC中文網

李展鵬：澳門派錢派不出幸福

李展鵬，專欄作家及文化評論人，英國Sussex大學傳媒與文化研究博士，澳門大學傳播系高級導師，著有《電影的一百種表情》及《旅程瞬間》。

澳門政府每年加碼派錢，令香港傳媒艷羨，然而澳門社會深層結構的矛盾，仍待解決。

為了八千元，澳門人付出了什麼代價？

當澳門特首崔世安宣布明年向每個澳門永久性居民派發澳門幣八千大元（約一千美元）之同時，香港的長者津貼卻陷於膠著狀態，這又一次惹來香港傳媒的艷羨目光，有報章的頭版頭條直指「澳豪派八千元福利加碼vs港長津二千二百寸步難行」。類似的標題，褒澳門為名，貶香港為實，我們其實不陌生。回歸後的香港陷入自我否定與自我懷疑的情緒，於是，從回歸初期的香港新加坡之比，接著的上海威脅論，到近年，連一向不被香港注目的小小澳門，竟也「有幸」地越級被香港傳媒拿來比較，甚至有報紙標題說「來生想做澳門人」。

然而，香港傳媒呈現的澳門往往不盡不實，那只是方便對比，並非澳門實情。上述的報章頭條是很好的例子，除了文字以外，更用了圖片作出「香港慘，澳門好」的強烈對比：香港那一邊，用的是一個身形佝僂的老人在黑夜街頭拾紙皮的照片，澳門那一邊，用的則是幾個年輕人大白天在大三巴前的歡樂合照。言下之意，自是當澳門人爽，當香港人愁。這張照片，澳門人看了定會失笑，因為，在大三巴前合照的人，十居其九點九不是本地人，而是遊客。不過，這照片中雖然沒有澳門人，但卻錯有錯著地甚具代表性：照片中的歡樂不屬於澳門人，相反，照片中遊客的歡樂，背後卻很可能是澳門人的憂愁，也是澳門人得到八千大元的複雜心情。

先來回顧一下澳門「派錢的歷史」。每年的五一遊行通常是澳門最大規模的遊行，也自然最令政府頭痛。自從二零零二年宣布賭權開放，二零零四年首家外資賭場開幕，連串社會問題迅速湧現，民怨積聚。二零零六年及零七年那兩次遊行都有警民衝突，後者更有警員「抽水哥」開槍惹起滿城風雨，社會積怨在爆發邊緣。然後，頗為適時地，前特首何厚鏵二零零八年宣布首次稱為「現金分享」的派錢計劃，每位市民五千元袋袋平安。果然，派錢化解了部分民怨。此後，派錢成了澳門政府的靈丹妙藥，成為每年施政報告的焦點，銀碼也一加再加，到了今年加碼至八千。就連香港也仿傚澳門，在二零一一年破天荒派錢六千港元（約七百七十美元），只是此舉在香港受到的爭議比澳門大得多。

其實過去數年，澳門政府也曾嘗試降低市民對派錢的期望值，例如二零一零年的派錢方案不加碼，但奈何房屋、交通、通脹、外勞等問題仍纏繞澳門，政府為民心仍得繼續派。然而，由於派錢已是意料中事，其穩定民心的效果已經逐年降低。現在的澳門政府正騎虎難下：不派錢嗎？不少市民肯定失望兼憤怒；繼續派嗎？其效果又已經不大如前，而且不斷加碼也不是長遠之計。還好，澳門的賭稅每年攀升，正是庫房「水浸」，仍然有錢繼續派。而在各種結構性問題遲遲未獲解決、物價年年升之時，不少市民的想法也很實際：反正社會問題解決無期，派點錢給我好過政府亂花——從辦東亞運到籌建輕軌系統，澳門政府大型項目的超支一直為人詬病。

派錢加碼其實不是好兆頭，這意味著澳門政府沒信心解決當下的社會問題，因此只有透過不斷派錢及增加一些中短期的福利（如醫療券、養老金、學生書簿津貼及電費補貼明年都增加）以穩定民心。然而，今年適逢賭權開放十週年，澳門政府要做的，應該是梳理十年得失，高瞻遠矚地為下一個十年籌劃。十年前，澳門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小城，一下子躍升為GDP在亞洲名列前茅、賭場收益超越拉斯維加斯、每年接待兩千多萬入境者、號稱全民就業（失業率只有百分之二）的知名旅遊城市，可謂名利雙收。今天，澳門缺的已不是錢，澳門也不須盲目追求GDP或旅客數字的增長。相反，過多的旅客、過多的賭場、過熱的房地產市場已經令不少澳門人的生活質素大不如前：買不起房子、坐不到巴士、找不到車位、輪不到公共房屋、受不了通貨膨脹、躲不了進入社區的賭場。然而，在最新的施政報告中，重點仍是福利加碼，卻不見有引領澳門走進第二個十年的新思維新計劃。

其實，前特首何厚鏵早在數年前已宣布凍結賭業發展規模，而政府亦承諾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把澳門打造成宜居城市。然而，市民不但覺得澳門越來越不宜居，就連遊客都受不了澳門的擁擠。在中國內地的旅遊網站中，有遊澳旅客大吐苦水，抱怨在澳門等的士苦等半個多小時，過關時間超過一小時。這樣的城市，似乎不宜居，也不宜遊。最近的人口政策諮詢文本更揚言澳門在二零三六年會有約八十萬人口，比現在的人口多出二十多萬。這更令坊間質疑：如此對量的追求，並非澳門之福。

派錢八千，即是一個貧窮家庭可以一次過得到兩三萬元，的確是及時雨。然而，澳門人更需要的，是解決當下社會問題的良方，以及可以樂觀展望的未來發展藍圖。

亞洲週刊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開幕

大陸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今天上午在北京開幕。新華社指出，會議將分析國際及國內經濟社會發展形勢，對明年經濟發展做出部署。

報導稱，明年世界經濟仍延續低迷態勢，國際金融危機走向還有很多不確定性，大陸經濟發展外部環境偏緊；國內則面臨長期積壓的產能過剩、自主創新能力薄弱、資源環境瓶頸等問題，加上勞動力成本上升，調整經濟結構任務艱鉅。

中國社會科學院專家認為，明年經濟工作，要在保持宏觀政策連續性和穩定性的同時，注重提高經濟成長的品質和效益。

此外，香港媒體表示，這次會議關注重點，包括研究如何展開結構性減稅、降低企業稅務負擔、穩定地方政府財力，以及透過貨幣政策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外界預期，經濟工作會議結束後，中央重要財經部門將公布高層人事調整，涉及人民銀行、財政部、商務部、國家發改委及部份金融監管部門。1011215

中央社台北15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