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专稿
薄熙來：不成熟的政客
薄熙來事件，從今年初薄的親信馬仔王立軍反水私奔美領館，引爆驚天丑聞，到其本人入京參加人大會議後羈留不歸，被逐次剝奪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人大代表身份，直至近日開除黨籍，遭最高人民檢察院採取強制措施立案調查，幾個月拖拖拉拉，遮遮掩掩之下，這場堪稱中共二十年來最嚴重高層政治動盪的連台大戲已經接近尾聲。薄熙來這位曾經背景深厚，風光無限的的政治明星終於徹底落馬，不久還將面臨刑事審判和牢獄之災。
薄熙來不久還將面臨刑事審判和牢獄之災。
由於中國的政治博弈仍是一如既往的暗箱操作，涉及高層秘辛更是雲山霧罩，撲朔迷離，這就導致圍繞著每一次重大事件的發生，海內外的各種猜測和捕風捉影總會五花八門，媒體間自相矛盾的臆斷層出不窮。
薄熙來的隕落，和同一時期習近平的上升，不應該僅僅看作是簡單的宦海沉浮，或是個人權力鬥爭的勝負。這兩個不同政治人物的命運和際遇，絕非偶然，近幾年與他們相關的一系列事件的發生和發展，深度反映了當今中國社會的主流意識取向和政壇高層的基本共識。
攻擊薄熙來的人，憑著他在重慶唱紅打黑之舉，把他作為極左文革勢力回潮的代表。如此定性牽強而簡單，迴避了薄熙來事件的實質。甚至可以說，這種扣帽子貼標籤的做法，本身就有文革思維在作祟。薄熙來說到底衹能算是一個野心勃勃利慾熏心的老式政客，而且是一個被過度膨脹的權力慾蒙蔽了基本判斷力的不成熟的政客。他早期的仕途順暢，與其說是自身政治手段的高妙，不如說是主要來自其父薄一波滔天權勢的庇護。這種庇護成就了他早年的仕途風光，也為他今日的敗落埋下了伏筆。
作為一個在中學生時期曾經積極投身文革，以紅色接班人自居豪氣沖天，後來卻因受家庭株連被打入另冊，甚至遭受牢獄之苦的少年，薄熙來早早就表現出極為強烈的權力慾和狠辣衝動的個性。這種性格，在其父平反覆出並身居高位，為他鋪開權力之路後，不僅沒有因年齡的增長而有所收斂，反而在過於順暢的境遇中愈加膨脹。從依靠中央財政傾斜製造的所謂大連奇跡開始，一路呼風喚雨，高歌猛進。其做派之高調，性格之張揚，實為中國官場上絕無僅有的另類。
如果薄一波能一直身居高位不倒，薄熙來的做法倒不能說是完全錯誤。因為衹要朝中有人力挺，高調宣示政績正好可以為提拔陞遷造勢，裡應外合，上下呼應，一切自然水到渠成。可是，薄一波在十七大之前去世，使他在羽翼未豐之時過早一步失去了最大的依仗，長期以來的鋒芒畢露，唯我獨尊，早已令他在很多人眼中成為一個潛在的威脅。靠山一倒，前路自然不再坦蕩。十七大後，他雖然仍借著父親的餘威和自己多年辛苦營造的所謂政績得以進入中央政治局。但問鼎副總理入據中樞的希望卻無情破滅，並被從商務部長之職平調重慶，再次離開了政治中心。
薄熙來為早出成效而不惜殺雞取卵。
所謂「疾風過崗，唯伏乃存」。面對急轉直下的形勢，如果薄熙來能夠保持足夠的成熟和清醒，他應該意識到，失去了最高層的依仗，無力可借之後，過去高調造勢的做法不僅沒有意義，甚至效果衹能適得其反。這種時刻，適當的收斂鋒芒，靜觀待變纔是明智之舉。但是，多年來的順風順水和過於自負的性格，顯然令他高估了自己的智慧和能量，不甘就此沒落的野心激發了他的傲氣，於是，接下來所發生的，就如同一個陷入瘋狂的賭徒所為，薄熙來下車伊始，便急不可耐，從經濟民生，社會治安，意識形態各個方面同時入手，試圖打造一個轟動全國的全新樣板，為自己五年後衝刺常委鋪路。
顯然，薄熙來在入主重慶之後，完全沒有從長期依賴其父親的權勢放手施為，以政績造勢陞遷的習慣性思維中調整過來。唱紅打黑，強勢登場，在沒有強力後台支撐下，只會引來更多的敵意。尤其是公然拉攏黨內毛左勢力為其張目，更是在當今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主旋律中唱出不和諧的音符，令高層倍感尷尬和惱怒。而其迫不及待拉攏各方勢力，示恩於民爭取民心的做法，更是打破了中共權力來源的常規，讓不少既得利益中人感到日漸逼近的危機和恐懼。王立軍事件的發生並非偶然，當薄熙來已因無法掌控而越來越變得尾大不掉之時，乘其羽翼未豐盡快除之成了上面唯一的選擇。調查其親信王立軍，不過是高層按照慣例選定的拿下薄熙來的一個突破口而已。深諳官場殘酷的薄熙來察覺之後怎會束手就擒，先下手為強衹是為求自保不得已而為之，長期隨侍左右，對薄熙來之狠辣早已領教的王立軍自然也不願坐以待斃，於是才發生了如同好萊塢大片般的奔逃美國駐成都領事館事件。事情到這個地步，舉世嘩然，在全世界聚焦之下，雙方都沒有了退路。幾大勢力為收拾殘局達成共識之後，薄熙來無力回天，大勢已去。後來種種措施之所以姍姍來遲，無非是高層在為新一輪洗牌討價還價，並提前做好善後而已。
大多數勢力的公敵
說到這裡不能不嘆一聲，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在父輩一直以來的過度庇護下，未經歷足夠政壇磨練的薄熙來在政治上幼稚得令人吃驚。他在重慶幾年的思維，完全脫離了一個老練政客應有的軌跡，幾乎淪落到黑道大哥的水準。若是在亂世，這份豪氣，或許可以成就一代梟雄，但在各大利益集團均衡博弈的當今中國，他的張揚跋扈和對森嚴體制的蔑視，只會讓他成為大多數勢力的公敵。尤其是他為了樹立正統形象與早已在政壇被邊緣化的毛左勢力相唱和，更是犯了高層的大忌。所以，當他所控制和影響的媒體把重慶模式捧得越來越高之時，他也理所當然的把自己送上了絕路。
今天人們說起薄熙來在重慶的做為，往往只關注他的唱紅打黑。實際上除此以外，薄熙來在經濟和民生建設，基層民主選舉的推行，官員政績評議制度，反腐自律，甚至財產申報等方面都有作為，可以說，衹要有利於打造新重慶形象，有助於樹立他的個人權威的事情，他都恨不能面面俱到立竿見影。甚至為早出成效而不惜採取殺雞取卵的做法。比如打黑過程中罔顧司法程序，比如為追求打造五個重慶的經濟奇跡而欠下大筆政府債務，等等。在不到五年的時間裡，使重慶的面貌和影響力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地步，當然，光鮮的外表之下有多少陰暗和隱患我們在後面也已經慢慢看到。
以體制正統自居的薄熙來，一旦陷入路線爭鬥，最終也無法倖免。
一方面以可見的成效贏得民心，一方面通過媒體廣為渲染吹捧，同時大力拉攏包括軍中故舊甚至毛左在內的各方勢力形成同盟，通過大張旗鼓形成強大社會影響力以逼宮今上，這種做法完全背離了慣於以暗箱操作來分配權力的中共體制，必將引起體制內的震盪。在當今中國，穩定是各大勢力的共同首選，衹有在內部的妥協中形成一個平衡，保證政權盡可能的長治久安，才符合所有利益集團的的訴求。而薄熙來在失去靠山之後，仍一如既往獨樹一幟，並且手段狠辣極端，這種孤注一擲的做法，將對各大勢力小心翼翼維持的脆弱平衡造成致命衝擊，甚至可能造成不可收拾的亂局，導致玉石俱焚的後果。所以，當他在重慶開始唱響不和諧的聲音，妄圖以一人之力抗衡體制之時，敗局就已經註定。
因此，薄熙來的敗落在於其過份膨脹的政治野心已威脅到了中共統治的大局，成為一個極大的不安定因素。他的思維，仍停留在老式政客甚至是亂世梟雄的水準，在妥協和利益共享已成為體制內規則的今日，一意孤行，唯我獨尊，觸犯了高層所有人的利益，可以說，他這種作為，注定了不會有一個真正的盟友。即使其父以前的故舊和盟友念在香火之情上不願對其斬盡殺絕，甚至即使沒有王立軍事件的推波助瀾，其政治生命的終結也絕難倖免。
至於黨內某些派系大肆宣揚文革回潮的危險，不過是為自己的政治正確爭取話語權而已。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高層領導大換血之後，否定文革已成為政治共識，雖然在對毛澤東的個人評價和對文革的真實內幕方面有所遮掩和保留，其目的衹是為了維護中共統治的正統和權威，絕非為文革翻案埋下伏筆。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民間社會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各階層對自身利益的訴求日趨複雜，早已不是渾渾噩噩鐵板一塊，這種條件下，無論政壇上層，還是民間社會，都不會存在毛時代那種一呼百應政治掛帥的可能。文革早已成為歷史，僅僅因為少數早已邊緣化的毛左的鼓噪，就大肆誇大文革危機，甚至動輒扣文革復闢的大帽作為攻擊政敵的手段，某些利益集團的這種做法，在搶奪政治制高點的同時，也反映出他們對於民眾在近二十年經濟壟斷性政策壓榨下的不滿所產生的恐慌和心虛。實際上，正是因為愈演愈烈的貧富分化和社會不公的真實存在，才給了薄熙來在政爭中利用民間對利益集團的普遍不滿和對公平社會的嚮往，為自己的權力之路造勢的機會。
從薄熙來在重慶的施政思維來看，他絕非要復闢文革，相反，以他的性情和價值取向，最有可能的是帶領中國走向另一條改革之路，即在威權和法制軌道之上的新加坡發展模式。作為中共著名強硬派領導人薄一波之子，薄熙來的政治理念與其父在很大程度上有著一脈相承之處，首先他絕不是個民主人士，對個人權力的追求始終是他政治生涯的主要動力。從文化根源上分析，這類強硬政治人物受中國法家思想的影響很大。法家宣揚「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鼓吹極端專制集權，愚民，弱民，以樹立統治者權威，這種思想，作為典型的精英治國霸道之學，最受那些自以為天降大任的具有救世主思維的政治人物青睞。所以，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很多中共強硬派領導人對這種既能維護統治權威，又能國泰民安的思想都極為推崇。但是中國和新加坡在國情上存在巨大差異，中國社會的複雜性和經濟基礎的不均衡決定了這種專制下的發展絕無可能成功。所以，薄的施政也許可以奏效於一縣一市，但若推廣到全國，必將造成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全面倒退。
軍中紅二代盟友將成為习近平執政最大的依仗。
路線鬥爭勝者為王
體制外不少人可能無法理解，為什麼同是權力爭鬥，前朝幾股勢力可以長期優柔共存，而薄熙來則必除之而後快。有這種疑慮的人顯然並不了解這兩類爭鬥和分歧的本質區別。前朝之爭，歸根結底是利益之爭，這種利益之爭，可以討價還價，可以步步為營。但是薄熙來在重慶之所為，已觸犯了各大利益集團爭鬥的底線，成為爭奪最高道統和權力的路線之爭，尤其是薄很不智的拉攏毛左入局，更是加重了這種爭鬥的性質。熟悉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路線鬥爭，從來是你死我活的對局。薄在天時地利人和皆不在己的情況下，僅憑一時之勇，拉開如此對局，如何能夠善了。
如今想起一兩年前，重慶和廣東兩地以蛋糕論各執一詞，隔空嗆聲的情景，已覺恍若隔世。中共政治局委員一級的兩位封疆大吏，對中國未來的道路發出不同的聲音，並以各自掌控和影響的媒體進行宣揚，爭取民間認同，這簡直是前所未有的氣象，頗有民主國家競選之風。不少人甚至覺得已經在自八九年以來長期形成的「內部分贓，一致對外」的政治格局上看到了破局的希望。可惜這是在中國，在一個沒有機製保障沒有遊戲規則的國度，路線上的分歧遲早將成為鏖戰，甚至變成你死我活的殺戮。這一點，在這個體制建立之初就已注定。利益可以分配和妥協，路線衹有勝者為王。前朝的「不折騰」和「悶聲發大財」就是這種共識的形象化體現。以體制正統自居的薄熙來，一旦陷入路線爭鬥，最終也無法倖免，淪為這個體制的犧牲品。
習近平成功秘訣在於藉勢
明白了薄熙來敗落的原因，對於習近平能夠為各大勢力接受順利上位，就不再難以理解。
習近平與薄熙來同為中共高層太子黨，他們的迅速崛起與父輩的餘蔭都脫不去關係。但兩人的家庭背景又有很大不同。在八十年代後期之前，薄一波和習仲勳的政治軌跡不相伯仲，他們都出生於北方共產黨組織，中共主力長征到達陝北之後，他們得到毛澤東的任用和器重，建國後身居高位，習仲勳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多年，協助周恩來總理工作；薄一波在陳雲領導下執掌國家經濟計劃工作，也曾任副總理，都是權重一時的人物。文革爆發後，他們兩人也無一倖免遭受到牽連和迫害，甚至殃及子女。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平反冤假錯案，使他們得到翻身的機會，重新恢復工作。再次成為中共高層領導。
但是自八十年代後期開始，他們仕途的走向卻有了截然不同的變化。習仲勳因為在八七年學運引發的中共黨內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中，為備受攻擊引咎辭職的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仗義執言，並在不久後發生的六四事件中堅決反對出兵鎮壓，同情和支持趙紫陽的觀點，得罪了佔據權力優勢的強硬派勢力，在排擠和打壓中很快被邊緣化，並於九三年徹底退出政壇。而薄一波因為在這兩次政治風潮中以極左強硬面目出現，站在了勝利者的隊伍中，六四之後屹立不倒，更因與第三代領導核心結成政治聯盟而權勢滔天，其子薄熙來則朝中有人好做官，在這種高層權力的關照下，利用中央財政的傾斜，創造了風光無限的大連奇跡，並借此政聲，一路陞遷，從大連市長，市委書記，遼寧省長，直至風光入京，執掌商務部，大有乘十七大東風，問鼎副總理之位的勢頭。
與薄熙來相比，習近平早期的陞遷之路雖然默默無聞，卻也頗為順暢，在薄熙來一路高歌猛進的同時，習近平在福建也無波無瀾陞遷到省長一職，之後又調任經濟大省浙江任省委書記。看起來，他的官運似乎並沒有因父親的失勢而停頓。但是若仔細觀察，我們不難發現，他們兩人的為官之道卻是大相逕庭。
薄熙來在政壇高歌猛進，能量在於借力。也就是其父在中共高層的權力和對第三代領導人的強大影響力，這種力量直接，有形，強勢。令薄熙來習慣了說一不二，呼風喚雨。而習近平似乎深諳黃老之道，性情低調，謹慎，他的仕途秘訣在於藉勢。這個勢，來自其父長期坦蕩耿直的性格在政壇高層中留下的良好口碑和人脈，尤其是得到一些同樣在「六四」期間反對開槍鎮壓學生的軍中老帥的同情和關照。雖然與有形的力相比，這種勢的作用不是那麼直接和強大，但卻溫和長久，如同潤物細無聲的春雨，令其仕途春光無限。如果說薄熙來慣於利用強大的權力後盾鐵腕施政，對於攔路之敵毫不留情，習近平則是以其平和謙恭贏得不少老輩的讚賞，並在同輩中逐漸形成自己的勢力同盟，平時無為無求，必要之時，順勢而上，常有事半功倍之效。
習近平擁有對眾多軍內戰略夥伴
這樣的出身和背景，令習近平和薄熙來與草根出身的體制內官員相比，具有無法超越的優勢，他們兩人注定了彼此會成為唯一可以抗衡的對手。這種優勢除了在陞遷之路上可以一路順風之外，踏上中樞高位之後，則表現在擁有對眾多軍內戰略夥伴的影響力。一個普通的外界觀察者，在探查中國軍隊高層勢力時，大多習慣於把目光盯向軍委，四總部和國防部長几大巨頭人選，以這些人的來歷和背景推測各方大佬在軍中的勢力。而實際上，太子黨真正的底蘊卻不僅僅在這些台面上的人物中，而是涵蓋了遍及四總部中層和各大軍區以及集團軍內的中高層將官，尤其在少將中將級別。這些人控制了大量實權和執行部門，是真正的軍中主力。薄熙來在重慶的國防演習能請動幾大軍區高層捧場，正是來自於這種勢力的支撐。而習近平早年曾任軍職，做過中央軍委秘書長耿飈的秘書，長期在軍內也有自己的同盟和夥伴。所以，他們任何一個人在高層得勢，其狀況將與江胡二人之初登大位時的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完全不同。這就是太子黨的資本和底蘊。
習近平之所以能夠得到各大勢力接受，成為政壇黑馬，扶搖直上，說到底，是因為其一直以來所表現出的謹慎溫和低調的個性，使他的形像在大多數人眼中成為理想的守成之主。加上習仲勳八十年代就政壇失勢，正常情況下，也必然令其失去與各大勢力抗衡的根基，沒有能力對其他集團的利益造成實質性威脅。這種狀況，極為符合各大勢力對於穩定這個大局的共識。一個毫無根基的溫和派領袖，上位之後身處前朝兩大集團夾縫中，無為而治，成為一個對各方都無害的泥塑木偶，可以最大限度保證接下來十年政權仍在過去的平衡中繼續維持。
但是現在看來，當初的這個想法過於一廂情願了。習近平八二年從中央軍委辦公廳秘書這樣一個大內中樞的職位轉調到河北正定做一個籍籍無名的副縣長，僅此一點足可看出其父對其人生道路的期望非同凡響。紮根基層，深入社會，了解民情，不僅是一些本色未改的老前輩對年輕人的要求，更是為將來的從政之路打下一個堅實的基礎。習近平在正定縣為官時，也曾表現出年輕官員的銳氣和闖勁，對推進當地經濟改革頗有作為。但隨著八七年開始，其父在中央權力中心遭受打壓，習近平的為官為人便日漸低調，之後二十年不顯山露水，這段時期的經歷與其說是平庸，不如說是韜光養晦。
二零零七年習近平被各派接受作為新一代接班人橫空出世之後，在眾人疑惑的目光中，在依舊低調的表象下，許多事情不知不覺發生著變化。作為一個幾乎沒有在中央政府從政經歷的官員，在各派勢力強大的夾縫中，竟逐漸站穩腳跟，並一步步取得話語權。尤其是在今年發生的薄熙來事件上，當機立斷，順勢而為，不僅消除了自己政壇上最大的威脅和隱患，還借此良機，利用自己身為太子黨的底蘊，交好並整合軍中紅二代勢力，成就自己的一方天地。
可見，習近平的起點將完全不同於前任的胡錦濤，太子黨的圈子賦予了他與生俱來的天然優勢，溫和低調的性格也在幾十年的官場之路上為他贏得了許多盟友。失去了薄熙來的牽制與抗衡之後，習近平將毫無懸念地成為同輩太子黨的領軍人物。雖然他在政治局依然勢單力孤，但是軍中紅二代盟友將成為他登頂執政最大的依仗。而來自父輩淵源的前朝胡趙等民主政改派的部下和故舊，以及認同民主改良理念的體制內和知識界人士，也將是他在未來政壇大展身手時真正有利於自己的力量儲備。因此，十八大之後，雖然沿襲於前朝勢力的常委會的成員組成不會帶給人們任何新的驚喜，但由於習近平的存在，過去所慣見的兩虎相爭，很快會演變成更富機變和戲劇性的三足鼎立。衹要習近平繼續保持不偏不倚的超然姿態，同時謹慎約束自己和家人不要深陷利益集團的漩渦，那麼他將會完全不同於前朝那幫因循舊吏，從而成為一個對於中國未來具有極大潛在影響力的變數。
指望習近平成為戈爾巴喬夫很不現實。
他不是一個內心真正抵制民主化改革的人
綜合習近平特殊的經歷和良好家風，以及他一貫的溫和表現和近幾年不時流露出來的強烈的憂患意識，基本可以判定他不會是一個在內心真正抵制民主化改革的人。在幾十年的政壇風雨中，他也顯示出了足夠成熟穩健又不失果決的政治智慧。以他長期形成的謹慎耐心和慣於後發制人的個性，加上在政治局中並不佔優勢地位的局面，外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他自然不會冒著過大的政治風險，以一己之力挑戰體制，主動開啟民主化變革之門。但是，以他善於審時度勢的政治眼光，在關鍵時刻，他卻極有可能是放上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的人。所以，指望習近平十八大繼位之後即迎難而上，成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這種期望顯然很不現實。十八大之後當然會有習李新政，正如十六大之後有過的胡溫新政一樣，都只會是在不傷筋動骨的前提下，做些安民的姿態和無關緊要的退讓，甚至還有畫餅充飢的口號，以維持民間的信心和耐性，使政權得以繼續殘喘。真正的變局，衹有當接下來幾年中國經濟出現實質性大面積衰退，民間的怨念直指體制並形成規模，對政權造成強大壓力的情況下才會發生。
中國經濟連續二十年的泡沫化高速增長，使很多社會問題得以長期掩蓋，並且積纍得越來越多，這些問題積重難返，早就不是體制內換湯不換藥的小打小鬧可以解決。目前，現有體制框架下經濟發展的潛力已經基本發掘殆盡，新一屆政府將面臨前所未有的嚴峻局面。這一點，不僅是民間的有識之士，包括不少清醒的體制內官員都已非常明瞭。近幾年來，對未來變革的希望和恐慌同時存在於很多中國人的心中，而變革的時機，就是在中國這輛幾十年高速行駛的獨輪車終於失去動力，開始傾覆的關頭。那一天，將會是考驗中國民眾的勇氣和理性的時刻，也會是中國政壇和知識界具有民主意識的開明之士有所作為的開始，更將是習近平個人的一次藉勢而為，引領中國邁入新的歷史階段的良機。（《内幕》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