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法庭很少接受异见人士或他们的家属提出的法律控诉。
但艾未未表示,法庭接受上诉只是第一步。他还说,他的律师提出要求查看指控艾逃税的证据,但被拒绝。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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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的势态已很明显。除周期性因素之外,这种增速下滑也有长期性、结构性的因素。
过去10年的高速增长掩盖了很多问题,一旦高速度无法维持,社会不满与躁动将会大规模显露。此时,政府治理制度的改革路径需要提前设计,以维系社会、经济
的繁荣安定。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中国特定国情情况下,如何改革政府治理结构,以达成执政党领导下的长治久安。
不
管是2003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还是前段时间热议的“改革顶层设计”,都反映出执政党寻求改善政府治理
结构的热切期望。的确,过去30年中国取得了显著成长,而在中国国力远超历史任何时期的同时,社会问题与经济问题却也积累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改革之势
在必行已经成为执政党内外共识。但对于应该如何抉择未来道路,朝野上下却远谈不上达成一致。
许
多学者对目前中国治理机制做过透彻分析,称之为地方政府竞争制度、分权式威权政府等等。其特点是中央政府在人事权上集权,而地方政府则得到经济事务方面极
大程度的自治权。这一体制的首要问题,是地方政府缺乏法理与财政方面的约束。各地方政府为追逐GDP快速增长,逐渐走上威权主义道路,追求尽可能大地抽取
社会资源,不断扩张政府边界,谋求政府主导之下的巨量投资,以此拉动各项地方经济指标。
为
达目的,地方政府不惜逾越界限,各地因民众权利受到侵害而发生的群体事件呈逐年上升态势;民间经济权利得不到切实保护,中小企业经济活力与投资能力萎缩;
腐败层出不穷,范围和深度都不断恶化;债务负担快速上升,地方政府债务按照三年翻番的速度上升,政府总负债至2010年已经上升至占GDP的74%。温总
理数度痛陈:“经济发展不协调、不均衡、不可持续”,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
可以
说,目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与地方政府权力不受约束息息相关;各项重要经济制度改革如要推进,也都以地方政府受到约束为前提条件。追求社会的长治久安,
以下三者缺一不可:提供一个国民经济可以健康成长的环境;维持弱势阶层的基本尊严与生存线;以一种可以被接受的方式处理国民之间,以及国民与政府之间的纷
争。在单一制体制中,如果政府雄踞于其他一切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体之上,其权力不受司法限制,则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纷争一定难以得到公正处理,权
利必遭侵犯,长此以往,社会不满将如火山岩浆般累积。因此,强化对地方政府的法理约束具有根基性重要性。这是一道绕不过去的坎。
单
靠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人事任命不足以有效约束地方政府。在当前中国语境中,首先应该考虑强化司法独立。基本思路是,在中央政府层面,坚持党对司法的最高领
导,最高法院服从中央政府领导;而在地方政府层面,分阶段、有步骤地确立独立于地方党委与地方政府的司法系统,各级法院在人事、财务等各个方面都只受上级
法院约束,日常司法运作则独立完成。检察院系统仍旧由地方党委与政府领导,但回归公诉人角色,在法院面前其司法地位与其他民事行为人平等。由于最高法院仍
旧服从党的领导,这一改革无损党的领导,而可以从司法角度增加对地方政府的约束。“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既然是在统一的中国,不论是从理论还是现实出
发,司法系统由中央政府直管,都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地方政府与其他任何社会组织或者公民个人一样,在法律意义上是平等实体,都必须接受同一个法律体系
的制裁与约束。唯此,方可真正落实“依法治国”——政府与公民都在法律的约束之下。
除
了法理之外,还应该从财政角度约束地方政府,让地方政府为自己的经济行为负责。首先需要考虑的一步,是重新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事权、财权。全球其他各
国,权力从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转移是大趋势,反映了地方政府在处理地方事务的天然信息优势、激励机制优势。这一趋势与民主化趋势是合拍的。但在中国语境
中,中央政府管理的事务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算进转移支付的影响,中央财政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仅有15%左右,中央政府公务员占全体公务员6%左右,
都远低于世界各国平均状况。在财税体制改革中,政府创设了与国税、地税两套平行的征税体系,证明了中央政府直管地方机构的必要性。除了外交、国防之外,其
他一些职能也应该主要由中央政府承担,例如,跨流域大江大河治理、食品安全、跨地区经济纠纷、社会保险、统计、教育、货币政策、金融监管等等。
在
减小了地方政府职责范围之后,应考虑将地方债务展期予以分期分批的债券化,并规定政府借款来源遵循一定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如果地方政府债务以银行
贷款为主要形式,由于地方政府对地方金融机构的强大影响力,地方金融机构难以抗衡地方政府的融资要求。相反,如果地方政府债务主要是债券并允许债券在二级
市场上交易,则地方政府的财务透明度将被迫大为提高,其风险与价值可以透过二级市场不断的交易而得到动态评估,不负责任的地方政府将被迫付出融资成本不断
上升、融资空间不断缩水的代价。
为此,从法律层面,需要赋予地方政府发债权。鉴于地方政府负债巨大已是既成事实,承认此事实并不会减轻地方政府的责任,反而有利于让地方政府承担其债务责任。
进一步地,应该迫使借钱给地方政府的银行承担责任。在债务展期过程中无力归还的部分信贷,不应该由中央银行全额买单。只要在资本充足率等各方面做好监管工作,这一举措的潜在金融风险可以得到有效化解。
在
法理与财政层面强化了对地方政府的约束之后,还需要对地方政府治理结构本身进行改革,并遵循“决策问责化,执行绩效化,监督民间化,信息公开化”的四化原
则。在当前中国语境中,党政分离式改革已经没有实施可能,应以此为前提构建改革方案。佛山大部制改革中强化党政一体化,看似逆潮流而动,却有可能是探索决
策问责化的正确尝试。说到底,选举制国家中执政党也被授权组阁,并担当问责;在中国党政合一也可以理解为(永远的)执政党获授权组织政府并为任期政绩负
责。 地方政府执行层面、部门层面则可强化绩效化管理。
而更为重要的,恐怕是监督
的民间化;民间监督能够最有效地帮助中央政府监督地方政府。为此,需要适当放松民间社团管理,允许更多的社会组织合法存在;适当放松媒体管理尺度,允许媒
体自由发表意见;地方政府各部门都应公开绩效数据,当地官员升迁应予民间组织评议相关,而不是与GDP数据相关。例如,可以由民间自由经营的市场调查公司
收集居民对当政者满意度数据,作为政府绩效评估的重要根据。人大代表制度也应相应予以改革,以专职化、独立化为核心努力打造具备问政能力的人大代表。自然
的,前提是需要尽可能加大政府相关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
危机从来都是改革的动力,面对即将到来的经济减速,希望机会不会被浪费。
刘海影,《金融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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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正在下降,但它依旧在试图阻碍对其不利的信息流通,或者对某些信息加以粉饰,直到其不再显得“负面”。
今年5月,中国官媒《北京日报》撰文称,"唱响主旋律是中国媒体的社会责任",现阶段层出不穷的负面新闻报道是因为某些媒体"受西方所谓新闻自由的观念所蛊惑"。
而在上周,美国使馆测量公布的空气质量数据再次触动了北京当局对负面新闻的敏感神经。中国环保部官员吴晓青公开指责美使馆"干涉内政"。而讽刺的是,美国 使馆的测量数据是公布在被中国屏蔽的推特网站上,这些信息即使再负面,能接触到它的中国居民也绝对是少数。但不管怎样,美国使领馆公布的中国城市空气质量 数据令中国当局感到尴尬,而中国环保机构自己公布的污染状况显然被粉饰得好很多。
北京的空气污染
事实上,空气质量只是中国宣传机器试图掩盖的一小部分信息。任何可能威胁政权、影响安定、揭露领导层私生活的信息都会被过滤、压制。美国时政杂志《外交政策》近日撰文,罗列了北京最为忌惮的6类"坏新闻"。
坏新闻第一类:经济数据
一般来说,体现中国经济增长的都能归类为"好新闻",极少会触碰当局的红线。不过,随着中国经济的减速,也随着全球经济当今更为依赖中国,全球经济界也对中国经济更为关心。
提供真实的信息有利于建立市场信心,北京当局此前也坦诚地报道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经济数据,包括工业产出下滑等信息。但近来有消息称,中国当局开始试图向外 国投资者掩盖中国企业的财政报告。此前,今年5月,政府还规定四大审计事务所在华分支必须在2017年前由中国籍人士担任总裁,否则就不准继续在华开展业 务。这条规定,难免使人联想到去年数名外国籍四大高管纷纷辞职,他们此前表示在审计中发现不少中国企业的不规范操作。
而有时,官方数据也会被自己人屏蔽。2007年,一份政府报告使用环保部和统计局的相关数据指出环境污染造成经济损失,但高层认为此类信息令人不快,导致这些数据再也没能重见天日。
坏新闻第二类:刑事犯罪
日益增多的暴力犯罪和群体事件
与毛时代相比,中国当前对待犯罪问题已经坦诚现实地多。官方数据显示,犯罪率正在上升,而谋杀案发数则在2000~2009年间减少了1半。
2010年,中国社科院公布报告,反而提出暴力犯罪率在上升。这些专家甚至认为,暴力犯罪数量并非刚刚开始上升。那是否意味着官方数据此前十年都在说谎?
当然,官方使用的罪案数量统计程序已经过时,这是造成以上现象的部分原因。而当局试图阻止中国民众日益同情暴力犯罪分子的情绪上升,则可能是另一个理由。 就在今年初,就哈尔滨一名医生被病人持刀刺死,《人民日报》进行了网络调查,结果2/3网民都认为"杀得好"。中国官方明显对这种趋势感到不安,很快,该 网络调查页面就被删除。
坏新闻第三类:社会不稳
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剧烈的转型,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令北京领导层万分焦虑。
总体而言,中国政府对城乡收入差距还算坦诚。不过,统计局称,2009年到2011年间,城乡收入比从3.33缩小到了3.13。但其他方面的数据却显现 了相反的趋势。而如果计入城市高收入阶层的灰色收入,该差距还要更大。甚至某些官方媒体都对此提出了质疑,指出政府没能有效采取措施缩小城乡差距。
乌坎只是一个特例
"群体性事件"也是北京的敏感话题。这些事件通常都是官员揽权引发民愤。去年的广东乌坎只是个特例,它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在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 村镇发生的"群体性事件"难以为外界知晓。外国媒体经常使用估计的数字,称中国每年此类事件共有约10万起。中国政府可能知道真实的数据,但也决不会公 布。
坏新闻第四类:领导人的私生活
关键时刻,丢卒保车.
中国的高层领导对他们的私生活讳莫如深。普通人只会知道胡锦涛妻子叫什么名字,除此之外便难以了解国家主席的其他生活侧面。官方媒体只会报道领导人的公开 活动,报道他们体恤民情。一名中国记者甚至因为报道了胡锦涛患有糖尿病,而遭解聘。与之相比,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私生活,则在不断地被各路媒体所报道。
那中国领导层又在刻意隐瞒什么呢?以薄熙来为例,他在政坛失宠倒台后,有关他和家人的纸醉金迷生活被曝光。同样的例子还有贪污数亿的前铁道部长刘志军。但很多时候,公开某些官员的腐败行为,很可能只是高层的丢卒保车。当然,普通人无法了解谁是车,谁是卒。
大干快上的铁路扩建 隐患何其多
坏新闻第五类:大型工程
中国的大型工程总是令人惊叹:全球最长的胶州湾跨海大桥,三峡大坝的蓄水发电能力,上海磁悬浮的运行时速。这些数据当然予以公开,而且是带着强烈的自豪感公开。
不过,在光鲜靓丽的外表后面,相关信息就少得可怜。三峡大坝在筹建期间就有人担心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建成后又有相关机构观测到大坝对地震、山体滑坡等自 然灾害有诱发作用。而政府在2011年也终于承认对三峡工程非常担心。但是,详细的信息依然未予公布,据猜测,当局担心长江流域的上亿居民会因这些真实数 据而感到恐慌。
而去年造成数十人丧生的温州铁路事故,则牵出了腐败官员一味要求赶工,忽视质量,无视安全标准的惊人事实。但在事故过去将近一年后,这些事情又逐渐淡出了媒体,中国政府则得以重新大干快上,建设其雄心勃勃的高铁网络。
坏新闻第六类:沉重的历史
讳莫如深的沉重历史
中共在进行自我批评时,总是尽量避免力度过大,以免危及其自身合法性。当局回顾自己的执政历史,大跃进、文革稍有触及,而89年的六四事件则是绝对禁区。 尽管北京时任市长陈希同近日在新书中承认,六四是一场本可以避免的悲剧,但是"陈希同表态"此事本身,也同样不会见诸于中国国内媒体。
当局也不会公布1960年前后的人口统计数据。通过这些数据,可以较为方便地测算出究竟有多少人死于当时所谓"三分人祸,七分天灾"的饥荒。
《外交政策》杂志文末指出,与以上这些"坏新闻"相比,美国使领馆公布的空气质量数据对于中国政府而言,只能算作"最为无害的坏新闻"。
来源:《外交政策》 编译: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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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中文网
中国经济几年第一季度增长为8.1%,已是三年中经济增速最慢。日前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对外表示,中国经济第二季度可能出现更大的失速,跌到7%以下。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即所谓的GDP增速已连续五个季度放缓,一个季度比一个季度慢。
然而,今年第二季度可能慢到7%以下,比中国政府设定的全年7.5%的目标还要低0.5%,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星期三电话采访的两位经济学家都认为可能性不大。
为此,北京经济学者刘正山博士从已经变得宽松的货币政策谈起。
“我 们现在货币政策已经转向宽松了,实际上已经放开了,产业有可能重新给推起来。另外我们看最新公布的MR广义的货币数据,现在已经是九十万亿,这是非常大的 数据,虽然总体的基调还是在调控,但实质上的货币量太大,因为它在总体比较宽松情况下,虽然工业数据可能暂时表现不是很好,但实际上因为货币政策比较宽 松,一方面政府的债务我们知道已经有十万多亿,它可以在大环境下继续支撑下去。”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说,中国经济增长今年第二季度可能跌到7%以下是有前提条件的。这一前提条件是建立在工业增加值增速通常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保持三到五个百分点的差距,如果6月份中国经济数据没有明显提高,他所说的可能性就会成为现实。
美国印第安纳州博尔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郑竹园从5月份的中国进出口等经济数据判断,中国经济增长今年第二季度跌到7%以下可能性不存在。
“5月份的中国进出口贸易都不错。现在尽量要保稳,降低银行利息,增加对名人事业的帮忙。各方面它都在做。最近老美的股票上升,可能中国还不至于下降到那么厉害。”
以上受访的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第二季度不大可能跌到7%以下。
现在的问题是,假如果真减速到不到7%,中国经济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刘正山博士认为不会太大。
“现 在最大的影响应该是就业问题。通货膨胀这两个不出现大的问题,至少可以稳步地向前发展。实际上并没有更多的证据证明必须数据到七以上或者到百分之八整个经 济才能够逐条的运行下去。在其它很多国家,它的经济增长2%-3%可能就是很正常的速度了。它实际上也是主动下调的一个过程。”
刘正山博士所说的主动下调是指中国政府经济发展的重点逐渐转移到改善民生和产业结构调整方面,不再一味追求经济发展的速度。
说到如果中国经济在增速进一步放缓对全球的经济的影响,刘正山博士认为影响是巨大的,郑教授也有同感。
“如果中国的经济跌到7%以下的话,对国际市场当然有影响。股票可能会跌下去。现在大家都把中国看成一个稳定的希望。”
刘正山博士和郑教授两人都认为,中国经济2012年的增速肯定不会低于中国政府设定7.5%的目标。
世界银行今年五月预测,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将为8.2%,中国领导人必须想方设法防止经济硬着陆。
郑教授表示,如果经济增速低于7%,世界银行警告的硬着陆就会发生。
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桑森格星期四在达兰萨拉召开的第八次西藏难民社区主管大会上呼吁流亡藏人实现自焚藏人同胞的共同诉求。
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召集的第八次西藏难民社区主管大会星期四在印度达兰萨拉开幕,共有来自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所属的印度、尼泊尔和不丹三国44个西藏难民社区的41名主管与3名联络官参加了会议。
这次为期四天的大会在当地时间早上9点由首席部长洛桑森格揭幕,内阁各部门部长出席开幕仪式并发表了演说。会议召开前特为所有自焚藏人和仍在中共监狱中历经苦难的西藏政治犯举行了一分钟的默哀致敬仪式。
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秘书长索南多杰在会上致词时表示:“召开这一大会的主要目的是以流亡50多年的经验作为基础,在12个议题上展开讨论,争取改善和巩固各西藏难民社区,包括行政事务,并在内政部的赞助下,致力于解决各地西藏难民的生计问题。”
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在发言时表示,西藏难民社区虽然是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的下属部门,但事实上各社区主管是作为内阁的代表展开着与各部门有关的工作,同时直接接触基层藏民,因此他们肩负着特殊的义务。
洛桑森格就近日达赖喇嘛两位特使请辞作了介绍,并指出内阁将继续秉持中间道路政策。
洛桑森格表示:“西藏流亡社区中存在着严重的依赖倾向,这对社区发展造成阻碍。因此内阁鼓励的自力更生、自主创业的观念应在藏民间做好思想工作,增进觉悟非常重要。”
洛桑森格还对西藏局势表达严重关切,呼吁流亡藏人争取实现自焚同胞的共同诉求。
“西藏局势正处于紧张中,境内自焚者已达38人,其中29人过世。那些自焚者以民族利益为重不仅做好献身准备,并付诸行动,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境内藏人作为西藏的主人,他们发出的诉求,流亡藏人要永记在心,并要争取去实现。”
洛桑森格表示,境内自焚藏人的共同诉求将是今年9月召开的第二次全球藏人特别大会上讨论的主题。
“他 们(自焚藏人)的诉求表达得非常清楚,总体来说就是,‘让达赖喇嘛返回西藏、藏人要自由’。这两点诉求要怎样得以实现?我们能做些什么?正是我们要面对和 讨论的问题。他们的诉求将在今年9月底召开的第二次全球藏人特别大会上作为会议主题展开讨论,让与会者全面探讨为缓和西藏局势,流亡西藏官民能做些什 么?”
洛桑森格说,要实现境内藏人的诉求,就得展开活动,但前提必须是按照内阁和议会的指示去做,即任何藏人在今后展开或参与的活动,都要以和平、合法和具有公信力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