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7日星期一

世界銀行提陸經改苦藥 前景難料

《中央社》

世界銀行公布的中國報告,直指無所不在的大陸國企必須改革,並提出金融市場透明化,土地與勞工制度變更等建議。但北京高層能否吞下世銀的苦口藥方,前景難以預料。

世界銀行(World Bank)總裁左里克(Robert Zoellick)在北京當局認可下,高調舉行記者會,提出世銀對中國未來20年經濟發展的建議。左里克訪中時間點,正值中南海政權交接前夕,中方媒體也不忌諱報導。報告為新領導班子定位大陸經改方向,目的明確。

左里克直言不諱,「報告公布的時機非常重要,因為中國政權就快交接。」

中國大陸會否依循世銀建議進行改革,還言之過早,但報告內容痛指國企壟斷非改不可,這將阻斷當權者的財路,加上多名太子黨位居國企高層,報告公布前,即有人向「華爾街日報」透露,由於建議涉及權力移轉,已引起多方反彈。

華爾街日報形容,「雖然包裹著厚重的糖衣,讀過(中國報告)前10頁的人都可感受到,維繫中國經濟成長模式的關鍵資訊,是如此苦澀的切中要害。」

高居「財星」(Fortune)雜誌全球500大企業的60家中國企業全是國營事業,當中包括擁有6億5000萬用戶的中國移動通信,及市值高達3000億美元的中國石油化工集團。中國大陸國企營收創新高,並積極向海外拓展。

大陸國企快速發展,與中國對外競爭的經貿策略有關。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掌政期間,扶植國企寡占中國大陸市場,避免利益流入外資集團。外資欲參與中國大陸,得透過合資並進行技術轉移。多重限制引起美方抗議,要求世界貿易組織(WTO)仲裁。

中國以國企引領外銷的「國家經濟」模式,過去10年成功維持經濟高度成長,左里克指出,「中國正面臨發展道路轉型的臨界點,由中產經濟升級至高收入社會,將遇重大的挑戰。全球前景充滿未知數,可預見的未來將動盪不安。」

報告指出,「任何突如其來的經濟停滯,將毫不留情地卸除大陸銀行、企業與各級政府粉飾的面具,缺乏效能和呆帳問題將浮現。在快速成長下被暗藏的隱憂,將加劇大陸財政與金融危機,社會動盪不安難以預料。」

北京方面向來不歡迎西方國家對中國經濟發展說三道四,不過中國尊重世銀,並派駐高層代表。世銀報告會否引起風波?大陸國企改革如何進行?攸關未來中國政局的發展與全球經濟動向。1010227

“房地產崩塌”對中國政府是偽命題

明鏡記者黃舒心/2000年開始,中國房地產不斷升溫,但法制與文明建設卻遠落後於房地產業的發展,最終讓“房地產惡夢”成為事實,整個中國陷入“被房地產”的困境中——這是王鍊利新著《中國房地產之厄》點出的主題,整部書,王鍊利都讓數字、圖表說話,這樣實憑實據的話語最具說服力,書甫出版便獲得廣大市場反響,但同時也產生了民間熱議、學術界集體漠視的奇特現象。


問:您認為房地產因為官員腐敗,成為具有壟斷性質的龐然大物,其背後原因是?

王:房地產成為具有壟斷性質的龐然大物,是因為政府不僅壟斷了土地資源,還壟斷了老百姓對自己選擇什麼樣的生活的選擇權,改善生活不是老百姓按照自己的意願去改善,而是強迫你去按照政府指定給你的樣式去改善。

由於政府壟斷了土地資源,導致政府官員可以將土地出讓金分為台面上和台面下的兩部分,這台面下的出讓金就是官員腐敗所得。所以,雖然1998年國發23號文件明文規定“對不同收入家庭實行不同的住房供應政策”,地方政府卻堅不執行,還徹底取消了經濟適用房的供應,上海就如是。

由於中國政府行為為大,所以拆遷方與被拆遷方是不平等的,這種不平等導致“拆遷補償”在我國的法律滯後。

2011年1月21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簽發第590號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公布《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條例》(以下簡稱《條例》)。這個條例,定將在中國房地產發展史和中國法制史上留下深遠影響。

二十年來的中國房地產業發展史,就是部“房屋拆遷史”。房地產業“發展”到什麼程度就“拆”到什麼程度,“拆” 到什麼程度也就是“發展”到什麼程度。“拆遷”製造出一大批住房消費者,也拆肥了一群“住房供應者”。由於拆遷是政府行為,中國房地產業發展史同時也是一部“政府力量見證史”。

隨著《條例》的出台,“拆遷”這兩個字將在中國的房地產業法規中消失。對於民房而言,實施拆遷行為必須先走完兩個程序:房屋征收、征收補償,後才是拆遷。但此時的拆遷,已經與被征收人原住戶無關,在拆遷前,凡房屋土地上的權益事宜已經與原住戶交割清楚了。

《條例》吸取了以往拆遷中血跡斑斑的教訓,在中國現有已頒發的法律法規中,第一次真正重視了“公民利益”。

《條例》擴大了房屋征收補償協議的範圍內容。補償方式、補償金額、補償款支付期限、用於產權調換房屋的地點和面積、搬遷費、臨時安置費或者周轉用房、停產停業損失、搬遷期限、過渡方式和過渡期限等各個方面事項,都屬於指定的補償範圍之內。

《條例》將房屋征收補償置於市場經濟環境中進行,提出“對被征收房屋價值的補償,不得低於房屋征收決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類似房地產的市場價格”,這是還居民以市場經濟的公平公正。

《條例》第一次在中國的房地產法律史上給了被征收人以市場經濟的“選擇自由”。“動遷”再也不是動遷方說了算,被動遷方只有“聽命”的命了!被動遷方有了“選擇搬哪裡”、“選擇以怎樣的形式搬”的自由!

《條例》明確了“任何單位和個人不採取暴力、威脅或者違反規定中斷供水、供熱、供氣、供電和道路通行等非法方式迫使被征收人搬遷。禁止建設單位參與搬遷活動”,否則造成的損失依法承擔賠償責任;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這兩條的出台,是南京鄧府巷翁彪、成都的唐福珍、江蘇東海縣的陶會西、江西宜黃縣的鐘姓一家等以生命換來的,兩條的出台,就是對他們的祭奠。

《條例》還第一次宣布了房屋征收補償必須透明化,並將“透明化”細化了:“房屋征收部門應當依法建立房屋征收補償檔案,並將分戶補償情況在房屋征收範圍內向被征收人公布”;作為對以往法院回避拆遷官司的回應,《條例》規定“被征收人對市、縣級人民政府作出的房屋征收決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請行政復議,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訴訟”,體現出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現代法律精神。

《條例》的出台對中國房地產行業的劃時代意義在於:隨著征收房屋一方征收補償成本的大幅增加,尋租者在房地產業領域尋租的動力迅速減弱。房地產業終於能回歸平常,並最終融入真正的市場,像普及中國城鄉的農貿市場一樣。

房地產業肯定要“冷了”——相對於以往的“沸騰”。
房地產業肯定要“冷了”——這不是崩盤。
房地產業再不“冷”,中國要崩盤!


問:目前中國的房價不斷下跌,趨勢已擴展到一線城市外,房地產是否會崩跌?中國經濟又會否因此崩跌?

王:中國的全部災難根源於政府掌控了所有資源,政府官員可以有持無恐地為所欲為。但也因為此,對於中國政府來說,“房地產崩塌”是偽命題——政府玩拆東牆補西牆玩得老到熟爛。

我在書中《揭穿支柱產業的謊言》一章中已經用實證告訴大家:“房地產業對其他產業的綜合帶動效應非常小”、“房地產業的產業關聯面沒有明顯高於其他產業”、“房地產業本身對國民經濟增長的帶動作用很小”。目前,是居民消費的增長帶動了房地產業的發展,而不是房地產業的發展帶動了居民消費,這個誰帶動誰的次序不能顛倒!因為,只要是居民消費增長帶動房地產業發展,那麼居民消費不在房地產方面增長,照樣可以在別的方面增長,中國經濟怎麼可能崩裂?

針對房價下跌銀行壞賬增長的說法,我在《巨額負債——房地產業的要挾資本》一節中指出:即便是2010年的9.35萬億元房地產貸款都發生了2.08%的不良貸款率,那是1945億元,也沒有什麼可怕,少點公款吃喝就什麼都有了——1945億元大致相當於近些年一年的餐飲業社會集團消費額的20%。並且,1945億元只占2010年金融機構全部人民幣貸款余額的0.4%,銀監會主席在2010年12月發表文章,認為中國可以承受2%的不良貸款率,那麼,如果0.4%的不良貸款率是讓中國經濟從“被房地產陪綁”到“鬆綁”的代價,那代價就值得付!以“不良貸款”來要挾房價升跌是沒有道理的。


問:在調控房價上,中央與地方的態度是否不同?比起中央,地方政府是否是房價泡沫化的最大受益者?

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對調控房價的態度當然不同,但是,對與中央政府中的官員而言,他們中有不少人自己就參雜進了房地產利益中,他們未必希望調控房價。同樣,“地方政府是否是房價泡沫的最大受益者”的問題,我覺得不如說,房地產利益圈中的政府官員,都是“住房改革”中的大大小小得益者,這個“住房改革”,是對當年朱鎔基政府搞房改的初衷——“低工資條件下的住房商品化”的徹底背叛。這些,在書中都敘述得很詳細。


問:有學者認為,目前權力不大的中層幹部,因為需要通過市場經濟喚起經濟活力,有了政績之後才能爬向高層,使得這批人更可能鼓吹市場經濟,您是否認為有此可能?在此情形下,“房地產之厄”是否也能獲得改善?

王:中國的市場經濟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是,這個“市場經濟”是在政府官員掌控著幾乎所有資源的前提下進行,並且人民無法監督,這樣的“計劃市場”越發達,中國的政治大格局將越倒退,這是極其可怕的事情。中國現在的經濟適用房運動決不是好事,對百姓是災難而不是福音!只有到了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像中國農貿市場一樣,讓老百姓有真正的選擇、充分的選擇,這個市場才屬於正常,人民才會消費得愉悅。


問:您認為最適合中國的房地產政策為何?

王:我在第二十六章《“市場方法”解決房地產業累積的“計劃” 病》中,提出了用市場的辦法,對無論在計劃經濟時期還是在計劃市場時期在住房上都未得益甚至受損的一部分人給予補償;在建設真正的房地產市場經濟社會中,將市場經濟最進步的因素——給消費者以選擇消費的自由體現出來,我在書中提到了具體的辦法: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已經積重難返。但是,總得想個辦法,不讓這個“市場”引爆中國諸多不安定因素。我作為文革的過來人,深知中國如果再次陷入動亂,那比40多年前的文革還要血腥百倍!因此,在對中國房地產改革的實質、中國房地產改革的起因、動因做了各種分析後,我衷心希望已經在這場改革中得利的層面和利益受損的層面都能本著避免中國再降劫難的悲天憫人情懷,在基於讓每一個為城市創造財富的公民都能獲得居住的基本保障和不能輕易侵犯的居住權利上,達成共識。



朱鎔基和溫家寶對王鍊利《對住宅問題的幾點思考》的批示。(王鍊利提供明鏡)

西藏維穩 幹部須全員全時在崗

《聯合報》

為做好3月維穩,大陸西藏自治區要求黨政幹部必須全員、全時在崗,「在完成好自身工作的同時,看好自己的門、管好自己的人、辦好自己的事,確保大事不出、中事不出,力爭小事也不出」。

大陸兩會將登場,西藏日報今天報導,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自治區主席白瑪赤林主持召開政府2012年第3次常務會議做上述表示,並要求督察部門加強維穩督察,凡發現擅離職守、失職瀆職的,按相關紀律嚴肅處理。

報導說,會議也確定自治區企業兼併重組重點,包括做好礦產業、現代服務業等重點行業企業兼併重組;促進非公有企業發展;推動重點工業企業「走出去」;開展產業招商引資;推動與中央企業合作;推動企業優化整合、集團化發展;支持優勢企業兼併重組劣勢企業。

大陸兩會(第11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5次會議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11屆全國委員會第5次會議)將分別在3月5日和3月3日於北京開幕。大陸各地近來均全力加強維穩。

大陸當局日前已對西藏領導幹部發出「關於嚴格執行春節藏曆新年及三月份有關規定緊急通知」,要求全力維護西藏穩定,要「始終保持清醒頭腦,充分認識當前維護穩定工作的極端重要性和緊迫性」。同時,「對擅離職守幹部一律先免職再處分。」

最近數月傳出至少21名藏人自焚,抗議他們所謂的宗教與文化壓迫,其中多數是藏傳佛教僧侶。

對於藏區自焚事件不斷,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2月回答外國記者提問時曾說,「任何人企圖煽動少數僧人採取激烈行動,以破壞西藏穩定,是不利於藏族地區發展和藏族人民利益,也是不得人心的。」

東方早報-當代中國8種思潮方興未艾

《中國時報》

評論解讀中國大陸社會正處在一個思想和文化多元、多樣、多變的時代。《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馬立誠最近出版《當代中國八種社會思潮》,近日接受《上海書評》採訪談當代社會思潮。

 當代中國8種思潮方興未艾,看不出哪種思潮式微。比如有些左的東西近年來聲音走高,至於自由主義,韌性極強,它的影響仍然很大,特別是在經濟學界。

 各種思潮有共同點,就是都認為中國社會出現了很多問題需要解決,都希望民眾更加富裕,國家更加繁榮,都期待建立良好的社會秩序,提升道德水準。換句話說,這些思潮都有很濃厚的問題意識,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而登台亮相的。但是,怎樣解決中國社會的問題,通過什麼途徑達致上述目標?各種人想法就不一樣了。這些思潮的誕生,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對各種思想的包容度逐漸擴大有關,這是中國的進步。中國的思想正朝著多元方向發展。不同的聲音,互相討論,互相溝通,取長補短。最終從這些不同的思想裡,尋找到一條對中國今後發展有利的道路。

 超越左右難度很大

 說到具體問題上來,各種思潮之間的分歧就很大。各種思潮有部分重合,也有很多爭論,基本上是一種博弈關係。

 中國是一個相對獨立的政治系統。中國的左右之分,和國際上劃分左右的標準不一樣,在很多問題上甚至相反。我個人的觀點是,在中國,自由民主是一個軸,以這個軸來區分左和右。關於超越左和右的問題,從中國目前發展階段上來看,比較難。隨著中國社會向前發展,超越左右的因素就會增加。

 實際上,近年來左的東西分貝有所升高,結合民粹主義崛起再度發威,這是最熱鬧的風景。看看某些網站,就可以知道它的熱度。

 當然,圍繞自由主義的論爭也是思想領域的一個重大問題。我們有些理論是從發達國家新左派理論橫移過來的,這就是沈昌文先生所說的「郵差論」。但是,發達國家的新左派除了反對資本、摒棄市場、批判資本主義、指責跨國公司掠奪、不贊成西方中心論之外,還強烈批評本國政府,要求擴展民主,主張人權高於主權。而中國的只取了前一半。非但如此,近年來有些人還陷入國家主義,這就使人摸不著頭腦了。圍繞自由主義的爭論,主要集中在要不要實現法治、人權、自由、民主,要不要推進改革,以及是否尊重市場的力量,是否應該減少政府干預等問題上。

 自由主義不是炒冷飯

 自由主義既是一種人生哲學和生活方式,也是一種制度安排。它的基本主張,是尊重個人權利,保障個人自由,寬容異己,保護私人產權,尊重市場,減少政府干預,建立法治、自由、民主的體制。在中國傳播這些古典自由主義的主張,是「炒冷飯」嗎?不是。因為古典自由主義在現實中差不多等於零。因此,傳播這些主張,不但不過時,反而還有點超前呢!這是由於我們這方面的社會發展比較滯後的緣故。晚近以來,發達國家思想家在古典自由主義基礎上發展出新自由主義,提出平等與公正的主題,中國很多學人也接受了,並且有很多實踐,這也是一種接軌。

境外華媒看兩會 反腐排第一

《中國時報》

大陸兩會(人大、政協會議)召開在即,華人社會與媒體都將目光聚焦於這場年度政治盛會。據大陸中新社在兩會前的最新出爐調查顯示,台港澳及海外華文媒體高層在兩會期間涵蓋的各領域議題中,議題關注排名第一的是「反腐敗」。

 大陸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和政協第十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五次會議(簡稱兩會)分別將於3月5日和3月3日在北京開幕,這是中共十八政權更迭前最後一次全國兩會,政經領域議題廣受各方高度關注。

 人幣匯率問題 居第二

 大陸中國新聞社便於兩會前,展開「境外華文媒體老總看中國兩會」問卷調查,訪談來自全球15個國家及地區的32家華文媒體高層,在台灣則調查訪問了《旺報》等多位媒體負責人。

 調查結果顯示,在涵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兩岸、外交等領域的21項議題中,最受海外華文媒體老總關注前5議題排名分別為:一、反腐敗;二、人民幣匯率、小微企業及宏觀調控政策;三、食品安全;四、房價、就業、教育、醫療等民生問題;五、道德、誠信等社會心理問題。此外,較受華媒關注的話題還有:貧富差距、文化政策、環境保護、社會管理與穩定等。

 諸多兩會話題中,傳統熱點話題「反腐敗」仍最受台港澳及海外華文媒體老總關注。中新社特別訪問華媒的高層,其中,《旺報》社長黃清龍分析指出,大陸經過十餘年的高速成長之後,近來面臨諸多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問題和矛盾,如何順應時勢推動體制改革、擴大民意參與、疏導民怨發生,已是當務之急。

 美國《神州時報》社長鄭梅表示,一個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的中國,是海外僑胞最為期待的,希望大陸政府在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過程中進一步實現公開、透明,加強反腐敗力度。

 打擊腐敗 雙軍中箭

 羅馬尼亞《旅羅華人報》社長李建華則認為,社會不穩定與腐敗問題緊密聯繫,希望中國能拿出根本措施解決腐敗問題,打擊腐敗是目前最贏得民心的事情。

 事實上,每年兩會前「反腐倡廉」幾乎都成為政治舞台上的主旋律之一,去年兩會召開前,中國鐵道部部長劉志軍因貪腐落馬、副總工程師張曙光被停職審查,日前,爆發重慶副市長兼公安局長王立軍案,現正被調查中,某種程度似可說明兩會前「反腐」確實深具話題性。

 此外,在廣受關注的經濟議題中,馬來西亞《國際時報》總編輯李福安則對人民幣匯率表達關切。

 美國《美華商報》社長周續庚則對中國民營企業發展表示擔憂,他認為民營企業在中國遇到一些困難,將給中國經濟和社會安定帶來巨大損失,望這次兩會能把握探討時機。

 參與此項調查的還包括台灣《聯合報》、《澳門月刊》、美國《僑報》、今日世界電視集團、《華夏時報》,加拿大《世界華人週刊》,紐西蘭《中文先驅報》,西班牙歐華傳媒集團,日本株式會社大富,馬來西亞《國際時報》等媒體高層。


 ▲重慶副市長兼公安局長王立軍現正被調查中,某種程度似可說明兩會前「反腐」確實深具話題性。(中新社)

 ▲重慶副市長兼公安局長王立軍現正被調查中,某種程度似可說明兩會前「反腐」確實深具話題性。(中新社)




 ▲大陸中新社調查,台港澳及海外華文媒體高層在兩會期間的關注議題,排名第一的是「反腐敗」。圖為去年媒體記者在北京梅地亞兩會新聞中心採訪。(新華社)

 ▲大陸中新社調查,台港澳及海外華文媒體高層在兩會期間的關注議題,排名第一的是「反腐敗」。圖為去年媒體記者在北京梅地亞兩會新聞中心採訪。(新華社)

人大常委為下月大會做準備

《大公報》

中新社北京二十七日消息: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二十七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這次會議的重要任務是為即將舉行的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做準備。為此,二十七日的全體會議審議了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稿、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議程草案、主席團和秘書長名單草案、列席人員名單草案。

同時,會議繼續審議清潔生産促進法修正案草案,首次審議資産評估法草案。

吳邦國委員長主持會議。常委會組成人員一百五十八人出席會議,符合法定人數。

會議聽取了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孫安民作的關於清潔生産促進法修正案草案審議結果的報告。提交本次常委會會議審議的草案二審稿,進一步明確了國務院及地方政府的清潔生産綜合協調部門的職責分工,修改了清潔生産推行規劃、中央財政清潔生産資金及其使用等內容。

隨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國的資産評估行業應運而生,亟待制定專門的資産評估法律。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烏日圖就資産評估立法必要性和草案起草工作、立法的宗旨和重點、草案的主要內容向會議作了説明。

會議聽取了全國人大常委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黃鎮東作的關於個別代表的代表資格的報告,還審議了有關任免事項。

審議澳門行政長官報告

另訊,人大常委會會議二十七日下午分組審議了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提交的《關於澳門特別行政區2013年立法會産生辦法和2014年行政長官産生辦法是否需要修改的報告》。

常委會組成人員認為,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的報告提出,澳門社會各界人士普遍希望對2013年立法會産生辦法和2014年行政長官産生辦法作出修改,並且認為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産生的規定應當維持不變,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由直接選舉、間接選舉和委任三部分議員組成的規定應當維持不變,充分反映了澳門社會各界人士理性和務實的態度,建議本次常委會就澳門特別行政區2013年立法會産生辦法和2014年行政長官産生辦法依法作出決定,為做好上述兩個産生辦法修改工作提供基礎。


人大常委為下月大會做準備

圖:來自香港的范徐麗泰委員二十七日出席人大常委會議\中新社


烏坎村代表﹕抗爭隨時再起 不滿選舉遭干擾 誓追討全部失地

香港《明報》

陸豐市烏坎村周六(3月3日)舉行村委會選舉,有意出選村委的村民代表張建成昨日向本報表示,新村委會將會力爭追討被前任村委私賣的土地。他們將窮一生去追討,「若不成功,抗爭的銅鑼將會再度響起」,村民已做好再度走上街頭的準備。而在當局羈押時猝死的村代表薛錦波,家屬雖獲賠380萬元(人民幣,下同,約467萬港元),汕尾市政府卻將責任推向國安局,要求勿追究死亡責任,張建成指這筆帳也會一起算。明報記者

由於烏坎的村委會選舉實行海選(即無特定候選人),首日選舉,各候選人可能均未能獲得過半數票,需要進行第二輪投票,才可選出村委會主任和委員。為擺脫政府干擾,村民將自己布置投票會場,不准當局設置採訪禁區。

村委會選舉周六舉行

之前當選村民代表的張建成計劃競選村委會委員,他向本報表示,村委會選舉的目的就是為了家鄉的發展,包括公平公正地分配集體財產,而這些都取決於取回被貪官私賣的土地。但從目前政府的態度看,追回土地困難很大,因大部分土地都涉及官員利益。

「村民已做好了準備,抗爭的銅鑼將會響起。」張建成說,這是村民一致的決定,「政府派出的工作組一直在干擾村民的選舉,不讓村民大會召開,村民代表的權力被架空,就是擔心村民再去追討土地,村民在龐大的政府面前是顯得十分渺小,難以和政府對抗,不過我們會窮一生去把全部的土地追回來,不希望把問題留給下一代」。

日前,陸豐當局已將被扣押期間在看守所死亡的村民代表薛錦波遺體歸還家屬,薛亦已入土為安,當局向薛家人賠償了380萬元,張建成表示,薛家人,包括親戚,都受到政府的滋擾,而政府至今對薛錦波的死未有一句正式的道歉,而在與家屬簽訂的協議書上,也沒有寫明死亡原因。汕尾和陸豐政府將事件推給國安局,稱人是國安局抓的,因參與抗爭的村民代表涉及勾結境外勢力和非法組織。

賠死者家屬467萬圖息事

「不能賠錢就算了,必須給村民和家屬一個交代,薛錦波是我們村民選出來的代表。」曾與薛錦波一同被捕監禁的張建成表示:「我們要追究是誰下的抓人命令,要追究對我們刑訊逼供的責任,我們還要政府對村民的訴求正面的表態。」他還轉述薛錦波家人的話說,若土地問題不解決,薛錦波死不瞑目。

張建成表示,對於追討被私賣的土地,村民已失去耐性,選村委僅是一種手段,目的是解決土地問題。若土地追不回來,村民將會再度走上街頭抗爭。

兩會前夕 重兵「軟禁」重慶團 王立軍叛逃 餘波洶湧

台灣《蘋果日報

一年一度的中國全國人大、政協「兩會」下月初將於北京開幕,為確保會期穩定,當局不僅嚴查過往車輛,更以環保之名進一步限制車輛進北京,管控升級。此外,因「重慶大戲」備受外界關注的重慶代表團,則遭當局刻意隔離,安排入住管制嚴格的人民大會堂賓館,避免與外界接觸。

香港媒體引述消息人士說法,位於北京天安門廣場內的人民大會堂賓館,目前已由當局調派一整個中隊的武警負責駐守,確保入住的重慶代表人員於兩會期間,除進入人民大會堂開會外,基本與外界隔絕。

王上周書面請假

此安排顯示,當局對先前因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投奔美國駐成都領事館,所引發的「重慶大戲」格外重視。據悉,重慶代表團過去在兩會期間,大多是與湖北代表團一同入住北京新大都飯店。
至於身為重慶人大代表的王立軍動向,總部位於香港的「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透露,王早在上周就以書面方式請假,目前確定不會出席兩會。
無「環保證」禁入

當局同時嚴格控制陳情者與異議人士,對進北京車輛更嚴格查驗。不但禁止載化學品等危險物品的車輛進入,更要求外地車輛須通過排氣檢驗,備有「環保證」,否則不發給「入京證」。管制時間也比往年多兩天,由今起持續到下月17日(往年只到15日)。

報你知 「兩會」每年3月召開

「兩會」是「中國人民代表大會」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簡稱。每年3月初,中國各地由直接和間接選舉方式推派出的各級人民代表,以及由團體協商產生的各級政治協商委員群聚於北京,展開為期10天至2周的討論。會上將由政府向所有代表提出年度工作報告,代表們則將民眾的需要與要求組成提案,在會上提出討論以供政府執政參考。每隔5年,代表與委員還需對政府高層換屆的人事案進行表決,至於新一屆領導者人事案,則將在明年3月表決。

獨裁或獨白 老蔣日記中的二二八

台灣《蘋果日報

又屆二二八的65周年,原本應是哀思、反省的祈求恆久公義的和平紀念日,卻因舊政權的殘餘勢力俟機反撲之下,一次又一次在斯土斯民創鉅痛深的傷口上撒鹽。

超過一甲子以迄,歷經兩代以上的廣大受難家屬在煎熬、陰暗而漫長歲月裡、苦苦追索真相,無數血淚才換得了聊勝於無的立碑、平反與補償,這也是多年來各界艱辛推動「轉型正義」工程中的至為核心的環節。然而正義轉型未竟其功,歌頌「國家暴力」、頌揚「獨裁領袖」的聲浪又起,諸如郝柏村二二八前夕的公開投書、質疑二二八遇害遭難人數;如中研院研究員倡言,二二八的鎮壓,和世界上大規模的平亂屠殺案相比,只不過是小Case;這許多言論更加彰顯:反轉「轉型正義」的各路人馬,正加緊結集、且將甚囂塵上。
其實,此番反轉「轉型正義」,早於上個月總統大選的白熱化期間就已見跡象。兩岸軍頭高唱一家親,國共攜手振興大中華外;其間最夯最熱的話題則莫過於所謂:只要「蔣介石日記手稿」一旦全面公開,必可「還其歷史公道、復其民族榮光」,尤可洗刷其「二二八元兇」之污名。
鎮壓心態昭然若揭

真相果真如此?僅就兩岸學者遠赴太平洋彼岸,陸續抄出蔣日記的手稿,佐以大溪檔案蔣的相關手令,則當年老蔣在傾盡心力剿共的龐大壓力下,對於這個新收復的邊陲島嶼的小起義(蔣日記中的「台灣暴動」),卻係何等的一手操控、專斷果決、迅速派兵遣將、酷烈鎮壓的心態則昭然若揭。聊舉幾則以資旁證:
其一,1947年2月10日(二二八事件前18天)蔣即已急電給陳儀的手令「據報共黨份子已潛入台灣,漸起作用,此事應嚴加防制,勿令其有一個細胞遺禍將來。台省不比內地,軍政長官自可權宜處置也。」
其二,二二八爆發之際(1947年2月28日~3月1日)正是蔣召見胡宗南及其參謀長密謀定下直搗匪巢的「收復延安計劃」,日記中寫下「此時行之,對於政略與外交,皆有最大意義。」但對所謂「台灣暴動」,未置一言。
其三,3月5日令第21師長劉雨卿率部赴台鎮壓;3月7日台灣省黨部主委李翼中來京竭見,報告「台灣事件之經過並研討善後辦法」;3月8日電告陳儀「已與李主委晤商台灣事件處理方案,並派劉師長明日飛台面詳一切」;3月9日接見國防部長白崇禧,派其赴台灣宣慰;3月10日蔣於中樞擴大國父紀念周上講「台灣事件之經過及處理方針」。
其四,二二八「台灣暴動」既平,此後兩年國共纏鬥,蔣兵敗如山倒,逃來台島的1949年底日記裡才又浮現了「二二八」的影子。
這年終了,蔣氏寫下「反省錄」:「一年悲劇與慘狀實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顧,茲略述其最感苦痛而悔之已晚者……」接著即重墨讚揚:陳誠和保安司令彭孟緝「當時如非辭修負責主政積極清除,則比之於卅六年二二八案件更為險惡也,而彭保安司令之得力實非淺鮮,孟緝對台灣之安定,其一為二二八時期,其二即為本月混亂時期其毅然挺起……實非常人所能奏此大功也,此實為難得之將才……」
迄今翻閱以上貼近二二八的蔣氏手稿,依然墨跡斑斑,然而面對如此龐雜、跨越半世紀的「獨裁者的獨白」,又該如何解讀、如何進行史料的批判及其「心理分析」?其實對於歷史研究者的「挑戰」才正開始,更遑論所謂「歷史的真相」了!

作者鄭梓為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兩會前 3港人赴京上訪被阻

香港《蘋果日報

社會矛盾尖銳下,全國各地權益受侵害的民眾乘兩會期間進京上訪求關注,包括一批港人昨日在兩會召開前北上,但一到步就被扣回鄉證。

這三名香港居民坐直通車昨日下午抵京後被海關以驗證資料為名帶到辦公室,其中為老家湖北土地問題告狀的王艷昨晚通過電話告訴《蘋果》記者:「幾個小時了!拿走回鄉證沒任何理由,北京警察還叫來湖北邵陽截訪的接我走!我不願意。」

昨午還有九名福建訪民到北京美國駐華使館「告狀」,權利運動博客指,其中為兒子被殺上訪的婦女王尾珠當場喝農藥自殺,送醫院搶救,其他人被帶派出所詢問。同時有過百名大陸公民實名聯署,通過網絡呼籲兩會政治代表、公職人員公佈自己和家人財產。

京城兩會期間戒備森嚴,外地進京車輛臨時交通管制措施今日開始,除要申請許可證外,當局還設 24小時崗站逐一檢查。



北京今日起將出動大批執法人員嚴查外地車輛。互聯網




曾特貪也是大陸傳過來?

香港《蘋果日報

曾蔭權獲富豪招待,乘坐豪華遊艇到澳門、乘搭私人飛機到泰國布吉,以及以遠低於市價租金租住港商的深圳豪宅,涉貪的表面證據已非常充份,若是一般公務員早被廉署請去「喝咖啡」。很多人說,回歸十五年,連大陸最可怕的貪污也傳到香港了。曾特首涉貪,難度也是北京的問題?

曾 蔭權入職公務員時,親歷那段人人貪污、個個收錢的日子。其後廉政公署成立,捲起連場廉政風暴,往後逐漸完善反貪法例,並加強社會的反貪教育,深入到社區、 學校、公私營機構等,講解反貪知識,官場及社會日趨廉潔。曾蔭權見證這個巨變,體會應比其他公職人員更深。今日其一念之貪,若廉署聽任之,則香港或再滑向 當年貪污橫行的黑暗深淵。

有人說,曾蔭權只不過接受富商的「招待」,且他也付費,傳媒不應誇大事件。正所謂千里之堤潰於蟻穴,貪污更是如此。中國 的貪污就是活生生例子。文革時的官也很貪,只不過社會資源極度匱乏,所貪不多;改革開放後,建立了不成熟的市場經濟,錢越來越多,但政制未變,官員依舊擁 有極大權力,支配很多社會資源,決定各人貧富,決定各公司生死。結果,以權謀私、以權謀錢越演越烈。

中國官員的貪污何不是從佔小便宜開始!很多貪 官在獄中的懺悔書都顯示,開始時他們都極抗拒金錢誘惑,但跟富商接觸多了,看到對方穿名牌、坐豪華車、住別墅,女伴更像走馬燈那樣更換,心理就慢慢不平衡 了。於是,送來的錢半推半就的收下,一兩年後都沒東窗事發,膽子變大了,於是將主動賣權變錢,主動要錢之餘,還讓妻兒子女經商,他們則用權相助。

每個貪官都是從小便宜開始,未被查處便越踩越深。曾蔭權接受豪華遊之邀時,焉會不知這是「着數」?深圳豪宅業主,先進行豪華裝修,還讓曾蔭權參與裝修意見,而曾蔭權交付的三年租金還不夠裝修支出!這不是利益輸送又是甚麼?

曾 蔭權的貪行,固然有個人品格因素,但更重要還是香港制度出了問題。隨着回歸日久,政制不僅沒逐步開放及民主化,反而更加保守,更易被小圈子操控,言論自由 也大幅倒退(警方及消防選擇性公開資訊已是一例)。眾所周知,政治不民主、不透明,加上缺乏輿論等外部監督,便是貪腐溫床,北京一直拒絕香港走向民主,特 首又是小圈子選出來的,自然很易被操控。既然北京可以透過操控特首去管治香港,小圈子的「朋友」當然也可依樣畫葫蘆,更何況北京講究「秘密行事」,這就更 利於特首走上貪腐之路了。


張華

民主覺醒 小圈休矣

《太陽報》

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評北非茉莉花運 動只是種「民主覺醒」,能否導致「民主存在」則是未知之數。照此說法,香港應屬民主「半覺醒」之地,港人雖有民主意識,但社會包括一般公眾和所謂之精英階 層,對於應如何建立民主體制,或認識不夠清楚,或決心不足,實現民主之路還有段距離,最應先被克服的便是「小圈子主義」。

以 自稱精叻香港仔的現任特首為例,對所犯的明顯過錯,特別是接受和港府有交易的利益集團的租屋優惠,還裝糊塗推怪規矩不明閃避責任,同時又從小圈子中自揀委 員研究設計以後才有可能生效的規例,企圖金蟬脫殼,玩弄港人於股掌之間。德國總統最近即因類似醜聞而下台,港特首之所以能厚顏戀棧,很大程度便因他自恃只 需對小圈子負責,無視公眾的壓力。

民主政治一般都需以政黨而 非小圈子為載體來運作,此機制「不是最好,只是更好」。特首不能有政黨身份此一限制,強令特首必處孤家寡人的狀況,施政既無名正言順的政黨支持,錯失亦無 政黨紀律可規範。不能明做,就只有暗做,故小圈子的密室作業只會更猖獗,根本是未見其利只蒙其害。

香港比隔鄰的台灣小而精,但台灣已是民主存在,台能為何港不能?香港務必毫不留情地告別小圈子主義。


盧卡爾 美國律師




菲律賓拒絕共同開發南海 中國自欺欺人

《太陽報》

「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是中國在南海問題上的態度,菲律賓對此不屑一顧,菲國外長羅薩里奧日前表示,「對共同開發南海具爭議區域持開放態度,但共同開發菲律賓明顯擁有的區域不是可行辦法」。菲律賓一手扯下中國的遮羞布,可惜北京當局仍在自欺欺人,愚弄國民。

羅薩里奧以禮樂灘為例,聲稱這是菲律賓領土一部分,不容共同開發,「與他國共同開發領海,是違憲行為」,又說菲律賓不排除邀請中國公司依據菲律賓法律前來投資。羅薩里奧這席話表明,菲方根本不認同中國「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方針,對他們來說,可以共同開發的只是中國領海,而不是已被菲律賓侵佔的中國領海。

禮樂灘南北長一百三十公里,東西寬六十五公里,估計周邊可能蘊藏一千億立方米天然氣和四億多桶原油,經濟價值巨大。禮樂灘盆地自古以來屬於中國主權所有,菲律賓近年來宣稱該海域屬於菲國二百海里大陸架範圍內,並且不斷驅趕、抓捕中國漁民。去年以來,菲方還在全世界範圍內招標,以加快該海域油氣資源的勘探開採,加快利益套現。
委曲求全 反遭奚落

對於這種明目張膽的偷盜行徑,中國不去制止,反而派出兩位前駐菲大使,苦口婆心要求對方「共同開發」禮樂灘。本來,奉獻自己的領海與菲律賓「共同開發」,已是相當丟人現眼,沒想到委曲求全送上門去的「共同開發」,反被菲律賓狠搧耳光,無情奚落。

中國的「共同開發」,就像一名男子,老婆被人霸佔,為了再上老婆的床,竟然願意花錢向霸佔者高價買票,即便如此,對方依然不允,說你老婆已為我主權所有,你已不能染指,要想「共同開發」,只能奉獻你的女兒。

菲律賓之所以有恃無恐,是因為覷準了中國羸弱怕事的軟肋。譬如,越南在南海爭議地區開採的石油被中國的石油公司收購。明明是越南盜搶中國主權海域資源,中國還要買越南石油,這不是變相承認越南侵犯中國主權有理嗎?這種「共同開發」相當於替強盜銷贓。中國對越南如此軟弱,菲律賓自然食髓知味,變本加厲。

近年來中國大造艦艇,據說三千多噸的漁政船也將橫空出世,中華神盾艦也是一艘接一艘,殲十戰機也可以在南海與基地之間打來回了。中國既然已有這麼多尖兵利器,為何隱而不發?難道這些軍備只能用來打海盜嗎?更荒唐的是,前不久還傳出中國高官乘軍機軍艦前往西沙群島釣魚娛樂的消息。國事靡爛,高官們卻窮奢極欲,國之干城,不去海疆保駕護航,而為高官娛樂鳴鑼開道,既令國人痛心,又讓國人灰心。

拒助拳何患無辭 美在敍利亞故弄玄虛

《東方日報》

阿拉伯之春爆發至今已有一年多,不經不覺區內已有四位獨裁統治者倒下,唇亡齒寒,敍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政權前景難樂觀。敍國反政府衝突釀成死傷數千,阿薩德與反對派仇深似海,此時才推修憲公投尋求和解為時已晚。華府不願見到敍國暴力衝突持續血流成河,卻不願向反對派提供武器,豈非讓阿薩德繼續關門打狗?

美國國務卿希拉妮認為敍國周日舉行的公投修憲虛有其表,呼籲那些仍支持阿薩德的敍國民眾起義,否則就是助紂為虐、變成殘害同胞的幫兇。既然美方認為阿薩德人人得而誅之,何故對援助反對派有所保留?希拉妮解畫,稱向反對派供應武器,隨時是好心做壞事,變成支援敍國境內的阿蓋德和哈馬斯。

區內勢力未有共識

西方一度懷疑阿蓋德向滲透利比亞班加西反對派,在軍援問題上猶豫不決,但最後還是硬着頭皮相挺。再講,哈馬斯此際與阿薩德割席遷出敍國,很大程度上為討好加薩的巴人民眾,而阿蓋德呼籲回教徒支持武裝起義的敍國反對派,或純屬抽水,阿蓋德想證明的是,雖然阿拉伯之春非暴力抗爭威力相當,但其講打講殺的一套仍管用。

華府在中東一向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如今只不過是向敍國反對派提供武器,而不是直接派兵,美方罕有地托手㬹,似乎另有文章。美方可辯稱,向敍國反對派提供武器的話,伊朗或向其盟友報復。問題是,若伊朗早就戴有色眼鏡看待華府,認定敍國反對派能從其他渠道獲取武器,是華府穿針引線,死貓不食白不食,華府何必畏首畏尾?

敍國亂局已演變成回教什葉與遜尼兩派的角力場,正因該國局勢走向關乎中東勢力平衡,華府對支援反對派一事諸多推搪,有可能與區內重要勢力仍未傾掂數,亦有可能吊高來賣提升議價能力。華府連舉手之勞也吝嗇,中東局勢委實撲朔迷離。

香港:提升抑或沉淪?

《東方日報》

最近,隨着下任行政長官選舉進入白熱化階段,香港社會政治生態發生一連串影響深遠的事件。

一是特首參選人、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被揭發在其約道7號豪宅僭建地宮,且涉嫌呈交虛假圖則、偽造文書、串謀詐騙之刑責,東窗事發後居然砌詞狡辯,縮骨卸責,將老婆擺上枱。結果誠信破產,全城鬧爆,支持度跌至兩成以下,與民望遙遙領先的梁振英差距拉闊至三十個百分點以上;
「插梁」害人終害己

二是唐英年人心喪盡、民望插水之際,竟然獲得包括地產商四大家族、多數工商巨子等既得利益勢力三百七十八位選委提名,「昂然」成為特首候選人。與民為敵令全城側目,將港人不滿推至回歸以來的高峰。若三月二十五日選委會選舉結果膽敢強姦民意,逆天而行,肯定釀成比二○○三年「七.一」五十萬人上街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爆炸性局面;

三是曾被某些權威人士批死「入唔到閘」的梁振英出乎意料獲得二百九十二張提名表,成為下任特首候選人,「雙英之爭」成局。但旋即遭到曾蔭權政府選擇性放出所謂「西九評審漏報利益」的黑材料,將根本無利益關係完全不涉誠信的十年前往事扯出來,干擾特首選舉比政綱、比理念、比能力的「主旋律」,「挺唐插梁」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四是作為正義輿論重鎮的東方報業集團為維護「一國兩制」和香港核心價值,連續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向官商勾結現象開火,先後揭露曾蔭權在澳門與三山五嶽人馬觥籌交錯、坐財團首腦豪華遊艇歎世界、搭財閥私人飛機暢遊泰國、受有利益牽連之富商關照半億「曾大屋」等「貪遍省港澳,歎勻海陸空」以及「西九曾黑手,害人終害己」等醜聞,各政黨和市民忍無可忍,「反貪討曾」群情洶湧。

上述事態,反映香港社會對於官商勾結、政府政策向大財團傾斜造成分配不公、貧富懸殊的利益格局不滿已到臨界點。
關乎「一國兩制」成效

當前的特首選戰,是以梁振英為代表的追求社會正義、希望經濟發展成果能公平地被社會各階層所分享的穩中求變力量,與以唐英年為代表讓地產商賺到盡、維護社會財富向大財團集中格局的既得利益保守勢力之間的博弈,是香港社會向上提升還是向下沉淪的較量,是關乎「一國兩制」成功或失敗的戰略決戰!以曾蔭權、唐英年為代表的官僚集團執政七年來,罔顧廣大市民福祉,有意對全港百分之八十以上土地的開發、儲備、利用不作長遠科學規劃,動輒反問「地從何來?」人為製造土地供應失衡,力撐「高地價、高樓價、高租值」格局;另方面對「雙非」來港產子中門大開,甚至有人妄圖爭取外傭居港權,加劇人口壓力,造成樓價、房租、寫字樓和舖租瘋狂飆升,令地產財團賺到盡。相反,中產階級成世淪為「房奴」,畢生血汗大半進貢給地產商;中小企業營商成本(主要是租金)上升;下層市民則望樓興嘆「置業難」;八十後、九十後向上流動機會渺茫。這就是「地產霸權」造成社會的深層次矛盾,也是阻礙香港生產力發展、削弱本地核心競爭力的癥結所在!梁振英正是要解決這個癥結,故受到既得利益勢力的仇視和反對。

當今香港,富貴者少,閉翳者眾。梁振英深知香港乃資本主義社會,當然反對搞平均主義,而是主張各階層恰如其分地分享經濟發展成果。地產商賺到盡就會將閉翳者「逼上梁山」。梁振英的管治哲學有助於社會長治久安和向上提升,所以值得中央和港人支持!

劉夢熊

基層做起 民主變天 鄧小平南巡二十年後

《東方日報》

總理溫家寶最近去廣東視察,刻意重提二十年前鄧小平南巡講話,顯然是意有所指。他說二十年前,小平同志不顧八十多歲高齡來到廣東,講了許多語重心長、發人深省、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話,他明確告訴我們,要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不改革開放只能是死路一條,這些話我認為至今仍有強大的震撼力,而且有着巨大的指導意義。

溫家寶今次視察廣東之前,汕尾烏坎村發生了為期三個月的大規模「群體事件」,村民奮起捍衞自己的利益不被貪官污吏損害,最後廣東政府不得不屈服於民意,以「一切為了人民利益」的態度「和平解決」問題,平息了這場風波。這之後,該村進行了「村委會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令中國內地的基層民選邁出一步。

今次廣東「村委會直選」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具有從基層起步的重要意義,它和二十年前鄧小平南巡講話大聲疾呼加快改革開放,「改革開放要上台階」形成歷史與現實的政治呼應,溫家寶在這個時候視察廣東,重提鄧南巡講話,將兩者結合起來,是鮮明的政治表態:今日中國的發展路向還是要沿着鄧南巡的講話精神走下去。不過,能不能做到則是另一回事。近年溫家寶已多次發表政治改革的講話,可惜每次都得不到呼應,所謂政治改革,不過是放空炮而已。

台灣的民主選舉就是從基層做起,村鎮做起的,從老蔣時代起步,在小蔣時代逐步擴大、成熟、提升,最終形成不可抗拒的民主選舉潮流,「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在小蔣死後,配合「開放黨禁報禁」,完成了台灣整個民主化過程,直選「總統」和「國會議員」。時下內地的農村直選可會走到這一步?


柳扶風

強烈暗示!想吸引男人 穿紅衣就對了!



【編譯李京倫/報導】
最新研究發現,女人穿紅衣容易吸引男人,因為男人認為接近紅衣女較不會被拒絕。
這項研究由美國羅徹斯特大學與奧地利茵斯布魯克大學執行,結果發表於實驗社會心理學期刊。研究人員指出,女人穿著紅色衣裝等於強烈暗示男人,自己已準備好陷入情網、發展進一步關係,因此男人會喜歡靠近這種女性。
研究主持人、羅徹斯特大學社會心理學家帕茲達說:「若要說研究成果如何應用在生活中,我們建議女人可以看情況,聰明地選穿紅色服裝。」
這項研究招募96名美國與奧地利男性,要求他們標明一個棕髮女子的吸引人程度。研究人員發現,相較於穿著綠裙或白裙的女子,受試男性覺得紅裙女子更有魅力,認為她們對男性的主動追求會有正面回應。
帕茲達表示,男人看到紅色會聯想到性,可能跟人類演化有關,就像母狒狒對異性秀出紅皮膚部位,就表示準備要交配了。
帕茲達說:「僅僅改變女性裙子的顏色,就能影響男人對這名女子的印象。或許女性想與人發展肉體關係時,會時常穿著紅裝,我們正在進一步探討這個可能性,初步證據顯示的確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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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部向廣東派專家小組調查丙肝疫情



河南醫務人員在造成傳染的診所為當地兒童進行檢查
河南醫務人員在造成傳染的診所為當地兒童進行檢查(新華社圖片)
中國衛生部向廣東河源市紫金縣派出專家小組,協助調查當地丙肝疫情。
官方透露,從2006年到今年2月21日,紫金縣累計丙肝疑似感染者383例。
丙肝對健康危害很大,不少感染者發展成慢性肝炎,甚至惡化為肝硬化或肝癌。
丙肝病毒感染者免疫力下降,容易再感染其他疾病。
丙肝傳播途徑與艾滋病相似,都是通過血液或性接觸傳播。
廣東當局否認紫金縣丙肝的傳播與注射毒品,有償獻血和血液透析有關。
新華社引述衛生部發言人鄧海華說,衛生部已派出由流行病學,實驗室檢測,臨床和醫院感染控制方面的專家組成的小組,到紫金縣協助調查。
去年,安徽和河南有160多人感染丙肝,其中包括兒童。
有些人是因為醫院重覆使用針頭而感染的。BBC

溫氏殺威棒使坐在錢堆上的李鵬舊部人人膽寒



《明鏡月刊》張為為/說到電力行業,人們首先會想到李鵬和李家,但最近這些年,溫家寶對電力系統的佈局可謂用心良苦


其次是內部分權。實現第一步後,溫在2007年開始逐步對電力行業進行人事調整。其時,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公司總經理、黨組書記王炳華被調往剛剛掛牌成立的國家核電技術公司擔任董事長;原國家電網公司副總經理陸啟洲接任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公司總經理、黨組書記。

  2008年4月,國電集團原總經理、黨組書記周大兵退休,朱永芃接任國電集團總經理,李慶奎任國電集團黨組書記。

  2008年7月,原國電集團副總經理李慶奎擔任華電集團副總經理、黨組書記一職;原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公司黨組成員、紀檢組組長喬保平調任國電集團擔任黨組書記、副總經理職務。

  2008年5月,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王旭東接替尤權出任國家電監會主席。這王旭東也是一波三折的人物,原是“小木匠”李瑞環的人馬。1993年由天津市委副書記昇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但自此仕途轉緩,一幹就是7年。直到2000年,才擔任河北省委書記。李瑞環一下台,王旭東失去靠山,受政敵攻擊被調查,被迫讓出諸侯大位,轉而到信息產業部降格使用,擔任黨組書記和副部長。因是內閣成員,有機會與溫走得近,在向溫表示了效忠之後,得到溫的力保,終於擺脫困境,2003年擔任信息產業部部長、黨組書記。2008年信息產業部改組為工業和信息化部後,溫調任他擔任國家電力監管委員會主席、黨組書記,秘密受命為溫爭奪電力天下服務。

  在上述人事調整中,溫以“優化企業的治理結構”的名義,推翻自己2002年“普遍實行‘一把手’管理制度”的承諾,通過國資委不再讓各電力公司的“一把手”身兼多職,而更普遍地設立國企董事會制度,讓董事長和總經理“分權”。進一步稀釋李鵬馬仔的權力。

  電力高層換屆調整的同時,溫家寶也加強了對電力系統的審計。國家審計署重兵進駐國家電網公司、南方電網公司下屬的18個網省公司,同時對中國大唐集團公司、中國國電集團公司、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公司和中國華能集團公司進行審計。這招殺威棒,使坐在金錢堆上的李鵬舊部人人膽寒。中共官僚,在看風向、排班站隊上,個個聰明,於是一些見風使舵的人開始向溫靠近。



  知情人稱,嗅出異常的李鵬震怒,但此時已無人可靠。因為那些經他直接提拔的馬仔也都年事已高,被逐步逼向二線,而那些奉行“縣官不如現管”的電力新銳們更不把過氣的李鵬太當回事,紛紛想盡辦法向溫示好表忠心。無奈之下,李鵬只好親自出面,向溫提出,要求李小鵬從政。其意是希望通過李小鵬向政壇高位進軍,以保李家的未來。溫同意,2008年6月2日,原華能集團黨組書記兼總經理李小鵬告別了華能集團,出任山西省副省長。在華能集團的負責人調整之後,電力行業人事調整已經過半。緊接著溫通過人事調整,兵不血刃地得到了華能集團,李家江山失去重要半壁。

  再次是全面進攻。進入到2010年1月,溫再一次吹響向電力行業進軍的號角,對維持了近8年的電力企業格局,借新老交替之際進行電力“掌門人”大換班。此次調整主要集中在中國大唐集團公司、中國國電集團公司和中國南方電網有限責任公司。其餘主要的電力集團也多有涉及。

  如,大唐集團總經理、黨組書記翟若愚正式退休,大唐集團副總經理劉順達接任董事長職務;國家電網公司副總經理陳進行調任大唐集團,擔任總經理職務。南方電網黨組書記、董事長袁懋振退休,原總經理趙建國接任其董事長職務;大唐集團副總經理鍾俊調任南方電網總經理職務。中國國電集團公司副總經理陳飛,也調任中國長江三峽集團公司任總經理一職。三峽公司黨組書記、總經理退休,原副總經理曹廣晶昇任三峽公司董事長。

  與此同時,溫又通過兩手,將電力行業逐漸掌握在自己手中。一是收降納叛,派出自己的人馬掌控各大電力公司,二是通過兒子的私募基金入股電力,化公為私。

  先說收降納叛。比如,借幾大國有電力公司大換血之際,溫的馬仔們紛紛搶灘。如中國國家電網公司總裁劉振亞,華潤電力控股有限公司總裁、首席執行官王帥廷,新任華能電力集團總裁曹培璽,新任中國長江三峽集團公司陳飛、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公司一把手陸啟州等人都先後離開原來的主子轉投溫家寶門下。其中又以劉振亞的風頭最為強勁。

  海外網站有爆料文章稱,溫家寶在為兒子搶奪電力及新能源“大蛋糕”的進程中功不可沒。一方面,溫讓自己的親信,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張國寶擔任能源局局長。張1944年出生,按理早該退休,但溫不顧別人反對,強行讓他超期服役,就是要讓張扶溫公子一馬。溫通過張國寶,讓溫雲松入股大唐電力的煤化工項目,未來上市套利也在數億之巨。另一方面,溫親自擔任新設的國家能源委員會主任一職。而這個職務此前輿論普遍認為是由副總理李克強擔任。海外評論認為,“這個底牌一揭,國內媒體的頌歌之中,也普遍暗含對於權力遊戲的驚嘆”。鳳凰網評論認為,“國家能源委員會簡直就是一個國家安全委員會”——而這是江澤民當政時,一直想抓在自己手裡卻沒有抓到的。如今溫家寶舉重若輕,以區區的能源名義,就實際上掌控了國家安全的大權,溫以實際行動為自己的“世界權力第一人”做了最好的註腳。

  在溫主導下,溫雲松的私募基金頻頻斬獲大單,如先後入股大唐國際在內蒙古赤峰和大連華銳的風電項目等等。

  眾所周知,新能源是近年來私募基金最為看重的投資領域,尤以風電為甚。風電到底成熟不成熟,我們說了不算,聽聽國網的意見吧。2010年1月31日,國家電網公司副總經理舒印彪針對業界反映強烈的風電等清潔能源上網難問題作出解釋,他強調了眾所周知的說法:“近年來我國風電發展速度大大超出規劃,而風電等可再生能源發電具有間歇性、隨機性、可調度性低的特點,大規模接入後對電網運行會產生較大的影響。”

  國網一邊把風電等清潔能源上網難的關節歸因於風電發展過速、技術不成熟,但一邊卻自己在積極參與風電等清潔能源發電,希望成為中國未來最大的清潔發電生產商。

  2002年“廠網分離”改革後,國網公司就不被允許再涉足發電領域,但國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開始搶佔風電、生物質發電等新能源發電高地。在該公司的“十一五”規劃中,明確提出積極發展風電,每年開工10萬千瓦、投產10萬千瓦的目標。

  迄今為止,國網已經建成或在建的風電項目有:內蒙古杭錦旗伊和烏素風電場,總投資上百億元。總投資4.4億元的甘肅安西風電場49.5萬千瓦特許權項目工程,新疆天風發電公司三期4.95萬千瓦風電項目,內蒙古赤峰新勝公司二期4.93萬千瓦風電項目,甘肅瓜州幹河口第三風電場20萬千瓦工程,總投資200億元以上的河北省國家風光儲輸示範項目等等。(《明鏡月刊》第18期)




约瑟夫·奈:“美国衰落”不过是一种幻景(上)


——美国实力的未来:以主导权和衰落视角观之


  摘要:美国目前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未来几十年也不太可能出现“后美国”世界。但美国未来更高明的做法应该是将硬实力和软实力进行有机整合,以响应全球信息化时代新形势下的要求,同时发挥其强大的同盟和关系网的作用。


  21世纪之初,世界权力资源的分配很不均衡。以美国为例,人口总数不足全球总人口的5%,但经济总量约占全球的四分之一,承担全球近一半的军费开支且拥有世界上最丰富多样的文化和教育等软实力资源。美国现在仍拥有这一切,但是美国实力的未来现在却备受争议。很多分析家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解读为美国衰落的开始。比如,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就曾断言,到2025年,“美国仍然会很强大,但对全球的支配能力将大为减弱。”
 
  实力是指实现国家期望目标的能力,而提供这种力量的源泉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表现。16世纪的西班牙靠的是殖民地和黄金,17世纪的荷兰靠的是贸易和金融,18世纪的法国靠的是庞大的人口和军队,19世纪的英国靠的是其工业革命先导地位及其拥有制海权的海军。我们这个世纪则主要表现在方兴未艾的信息技术革命以及全球化,要想更好了解这种变革,我们就必须学会少走弯路。
 
  首先,人们必须摆脱一个理解上的误区:国家衰亡好似器官之衰老。国家与人体不同,没人能预测出哪个国家能够存活多长时间。古罗马在权力到达巅峰后的三百多年里仍然统治着世界,即便到了后来,也没有哪个国家起而代之。与当下流行的这种中国、印度或巴西将在未来几十年超越美国的推断相比,对美国威胁更大的很可能来自现代的异族以及非国家行为体。在一个建立在信息化基础上世界里,权力的扩散可能比权力的转移更危险。传统理论认为实力最强的国家莫过于掌握一只最庞大的军队;但在信息时代,提供最具新闻价值的国家(或者非国家行为体)有时也可能胜出。

   当今权力的分配方式类似于一种错综复杂的三维立体式的国际象棋博弈。在棋盘顶层,军事力量明显倾向于单极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这种优势不会改变。而在中层是经济实力的比拼,在过去的十多年间,以美国、欧盟、日本以及中国等主要经济体还有其他正在成长的新兴国家为代表,出现了多极化的局面。底层博弈涉及的超国家间关系,包括各种非国家行为主体如负责电子汇款、转账的银行家,贩卖武器的恐怖分子,威胁电子信息安全的黑客,以及像传染病和气候变化带来的各种挑战。底层的权力分配非常分散,看不出单极或多极,更谈不上谁掌握霸权。
 
  在洲际政治方面,最重要的因素莫过于亚洲开始重返世界政治舞台。1750年,亚洲拥有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以及经济总量。但是到了1900年,随着工业革命在欧洲和美国的兴起,亚洲经济全球占有量迅速跌至五分之一。到2050年,整个亚洲应该可以重新夺取之前拥有过的“半壁江山”。崛起中的中国和印度可能会引发地区不安定,但这种问题不是没有先例,历史会告诉我们国家政策会如何影响最终的结果的。


  霸权衰落?
 
  当下有一种理论非常“时髦”,他们把美国的国力与100多年前的英国做比较,然后得出“美国将步英国后尘、霸权衰落”的结论。一些美国人对这种“美国衰落论”反映强烈,但美国永远一枝独秀的想法,既违背常理也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衰落”这个词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是绝对衰退,即(自身的)衰败。另外一种是相对衰退,即他国力量的增长以及对资源更加有效的利用造成本国的一种相对退步的现象。


  用大不列颠帝国的衰落来类比美国是有误导的嫌疑。英国当时拥有绝对制海权,建立了号称“日不落”的大帝国。但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在全球主要国家的军队规模以及国内生产总值排位中仅名列第四,军费开支也仅名列第三。随着当时各地民族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维持这个庞大的帝国已经不是自己的财富,而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但说起上面谈到的“美利坚帝国”在行动方面要比英国自由的多。与当时遭受迅速崛起的德国和俄罗斯等邻国压力的英国不同,美国得益于天然的大洋屏障(太平洋和大西洋),美国的两个邻国微不足道。

  尽管如此,美国人还是容易陷入“大国衰落宿命论”的怪圈之中。美利坚的国父们非常担心成为第二个罗马共和国。150多年前,查尔斯·狄更斯说“如果每一个美国人,一直秉持着这种信念,相信美国永远可能会穷困,永远可能停滞不前,永远内忧外患,那美国就会照他们所预想的发展下去。”上个世纪的后50年中,许多大事件让美国的“衰落宿命论”再次抬头,这些事件包括: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20世纪70年代尼克松总统的经济调整政策以及石油危机,里根时代淘汰“铁锈工业”和预算赤字高企。而接下来的十年后,美国人认为美国仍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现在的民意测验显示,很多美国人又开始相信美国的衰退将不期而至。

  一些权威学者哀叹华盛顿政府在处理阿富汗或伊朗问题上无能,他们常引证美国“辉煌”的过去来粉饰他们的论断。美国的实力是不如从前,但那时的美国也绝不是人们认为的那般强大。二战结束后,美国拥有了核武器,经济上成为独一无二的全球霸主。但美国还是对“丢掉”中国无可奈何,没能把共产党赶出东欧,没能解决朝鲜战争的死局,没能阻止北越的“陷落”,也没能捍动卡斯特罗在古巴的统治。以所占资源来衡量的国家实力很少与以实现期望结果划等号。“衰落宿命论”怪圈的出现说明,比起权力资源的变化,人们的担心更多的停留在心理层面上。但不幸的是,这种在国内外流行的错误信念,很容易导致政策制定上出现危险的错误。


  中国崛起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很多人将中国视为最有可能赶上或超过美国的有力竞争者。一些人甚至将这种可能发生的情况类比上世纪初新崛起的德国对老牌工业强国英国的挑战。最近甚至有一本来自马丁·雅克的新书出版,题为《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末日和新世界秩序的诞生》。高盛公司也指出到2027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

  然而中国要想取得同美国相同的实力资源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还有很多自身发展上的困难没有解决。即使真如高盛所言,2030年左右,中国总体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美国,两国经济总量在规模上旗鼓相当,但经济结构不会在一个水平线上。中国仍将面对大部分落后的农村地区,中国很快将开始面临计划生育滞后效应所带来的人口问题。人均收入才是衡量一国经济的精确标尺。假设2030年后中国继续保持6%的GDP增速,而美国以2%的速度增长,从人均收入水平上来看,中国光想赶上美国就得至少到这个世纪中叶。也就是说,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中国这种可观的经济增速和人口增长很有可能使中国在整体经济总量在规模上超过美国,但这绝不能真的与美国经济同日而语。

  进一步讲,这种线性比较并不准确。一般而言,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增长速度自然就会放缓。中国这种专制性政治体制在驾驭国家权力方面的确让人印象深刻,但这样的政府是否能在更远的将来继续保持下去,这对于中国领导人以及外界都将是个谜。与建立在民主宪法体制上的印度不同,中国在解决政治参与问题(或者说是民主权利)上至今没有找到出路,人均收入增加后,自然人们要追求一些民主权利。中国政府是否能够制定出一套模式来管理日益庞大的中层阶级,解决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农村贫困以及民族矛盾,人们将拭目以待。

  有些人判定,中国将首先挑战美国夺回东亚控制权,进而控制整个世界。即使这一论断属实(其实连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下一代的想法),中国是否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在短时期内实现这一目标有待考证。再者,中国领导人必须要考虑到其他国家的感受,因为现在中国积极开拓外部市场和寻求资源。军事动作过大有可能会使邻国结盟对抗中国,这无疑会大大减弱中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

  中国在亚洲的崛起无疑会受到印度和日本(当然还有其他国家)的牵制,这就让美国在竞争中抢得先机。美日同盟以及美印关系的改善都在表明:中国想把美国的势力从东亚赶出去绝非易事。从这种力量的格局上看,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以及其他跟中国打交道的同时应该鼓励中国更多的负起责任。当然在中国崛起的同时,也要提防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内部衰败?

  有人认为美国的“帝国战线过长”让自己深受其害。但到目前看来,事实并非如此。相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用于国防和外交方面的支出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尽管如此,美国仍有可能衰落,但绝对会不是因为这种所谓的帝国战线过长,而是来自国内斗争本身。当年的罗马帝国是从内部开始瓦解的,一些分析家注意到当前美国政治的这种“乖僻”,预计美国将来会由于国内意识形态争斗、政治体制崩溃以及经济停滞不前而失去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确实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这种趋势和目前这种沮丧情绪一样模糊不清。

  尽管美国有很多社会问题--很多问题其实一直都有,但连续来看,没有继续恶化。有些问题像犯罪率、离婚率高以及青少年怀孕甚至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尽管关于诸如同性婚姻以及堕胎合法类的问题,国内各方仍然争论不休。但民意测验显示人们的容忍度总体上有了提升。市民社会活跃,人们礼拜率也高达到42%。过去一些围绕移民、奴隶制、进化论、禁欲、麦卡锡主义以及民权上的纷争比现在严重的多。一个比较严重的担忧来自美国可能对内控制移民数量的举措。按照现在的移民水平,美国是少数几个能够控制人口总数下降趋势并维持人口总数的发达国家之一。但一点很可能会因为对仇外心理或对恐怖主义的过激反应采取闭关政策而有所改变。1910年,在美居住的外籍人口总数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重约14.7%,为20世纪中外籍移民之最。现在,在国外出生的人已占美国总人口的11.7%。但是,在2009年,50%的美国人支持控制外国移民数量,这在2008年时支持该政策的仅有39%。经济不景气让这个问题日益恶化。

  虽然过快的移民增长率会导致社会问题,但从长远上来看,移民将增强美国实力。美国现在是世界上第三大人口国。50年后,排名可能仍是第三(继印度和中国之后)。不但与经济实力有关,考虑到所有发达国家面临的人口老龄化以及养老负担问题,移民能够帮助缓和这种政策性结果的激烈程度。另外,H-1B签证发放的数量与美国记录在案的专利数量关系密切。1998年,硅谷高科技企业的工程师有四分之一来自中国和印度。2005年数据表明,在过去的十年里,每四家新开办的技术类企业中就有一家有移民参与了公司的创业。

  同样重要的是,外国移民还能增强美国的软实力。受美国移民跻身上层社会所吸引,人们都想到美国来。美国是一块巨大的磁石,很多人把他们自己当成了美国人。许多成功的美国人看起来就像外国人。对于美国的硬实力和软实力,移民不但不会造成任何坏处,反而会帮助加强这两种实力。当李光耀(新加坡国父)断定中国必不能超过美国成为21世纪的主宰时,他援引的根据是美国有一种能力能吸引全球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才到美国并把他们快速融入到那种多元创新的文化中去。中国虽然人口众多,可以从国内发掘人才,但相较于从全世界吸引人才的美国,中国的“华夏中心”文化使其创新度略显不足。

  另一方面,美国经济的糟糕表现让人不禁要喝“倒彩”。但请记住宏观经济预测是最靠不住的(就像天气预报一样),据(宏观经济预测)报告说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十年里美国经济步伐趋将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4年前美国经济平均增速会在2%左右。这比之前几十年的平均水平要低,但与过去十年中的增长速度基本一致。

  20世纪80年代,很多分析家认为美国经济已经“日薄西山”,德国和日本将很快取而代之。美国似乎已经失去了往日锋芒。然而,现在,即便金融危机加上随之而来的萧条,世界经济论坛组织仍然把美国列为全球第四大最有竞争力国家,紧随瑞士、瑞典和新加坡之后。(中国仅排在第27位)。美国经济在很多新兴领域仍然优势明显,如信息技术,生物科技以及纳米技术等。对美国经济持乐观态度的人想通过美国在信息技术生产和使用占据统治地位这一点来证明美国经济的生命力,但其实信息技术并不是美国生产力的唯一源泉。美国在农业创新方面同样表现出众,如果美国继续实行全球开放化政策,必然能够继续催生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经济学家推断美国的生产力在接下来的十年内会以1.5--2.25%的速度继续增长。

  从用于研究开发方面的投资来看,美国仍然是各国中的佼佼者。2007年,美国共用于研究方面的投资高达3690亿美元,比亚洲国家总和(3380亿美元)以及欧盟(2630亿美元)还要多。这些投资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2.7%,接近中国总投资的两倍(但是比日本和韩国的3%要稍微少一点)。光2007一年,美国投资方共申请注册专利达80000项,比世界其他国家申请专利的总和还要多。尽管很多报告指出还存在很多问题,例如企业税费过高,人力资本上涨以及海外专利不断增多,美国风险投资企业仍然为国内创业团队注入了70%的资金。2009年一份由全球企业家精神观察组织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是世界上最适合创业的国家。原因主要包括:良好的商业氛围、最成熟的风险投资产业、大学与公司间紧密的合作以及开明的移民政策。

  对于美国经济前景其他的担忧大都集中在当前美国经常项目赤字(当前这种水平表明美国欠国外债主的钱越来越多),政府国债数量也在一直增长。用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话说“帝国就是这么衰落的,从债务的激增开始。”除了针对政府国债近期进行的银行救助计划以及凯恩斯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日益增加的医疗和社保投入,再加上借贷成本,所有的这些将消耗国家未来财政收入中的大部分资金。但有些分析家对此并不以为然,他们认为美国并不会像希腊那么脆弱。

  国家预算办公室推算,到2023年,美国政府国债将与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持平。一般来说,在发达国家,当债务水平超过GDP 90%的时候,经济学家就已经开始担忧。但《经济学家》今年六月份刊载文章指出,“与其他国家相比,美国有两大优势可以让它相对平静应对国家债务--它是世界储蓄货币所有国和最大流动资产美国长期国债发行国。与金融危机中对美元信心不足、担心贬值正相反,美元不降反升,债券收益下滑。与能解决影响美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债务危机相比,这种短暂的对美元的信任危机算不上是个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讲,债务问题非常重要。研究显示,从长远上来看,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利率就得随之上调0.03个百分点。高利率意味着民间投资减少,经济发展速度放缓。如果政策执行的好,这种利率升高的情况会改善;如果执行的不好,那么就很可能恶化。持续增长的债务可能不会导致美国经济的衰退,但是一定会带来长期的风险。

  信息时代取得经济成果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具备一支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队伍。大家都知道美国在这方面做的很好。在高等教育投入方面,美国与法国、德国、日本、英国相比,投入相当与他们的两倍,投入总额占到其国内生产总值GDP2%。伦敦《泰晤士报》刊登的2009年全球十大名校中,美国大学占据了其中6席。2010年上海交通大学列出的全球二十大名校中,17所美国大学选入其中。中国大学无一在列。美国是世界上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国家,也是在各大同行评审的刊物上发表最多科学论文的国家,比中国同期刊发的文章数量多两倍,比任何国家都要多。这些成就不但增强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对其软实力也有很大提升。

  美国教育方面总是做到最好--无论是大学还是初高中的中等教育,要么就符合全球标准,要么自身就是全球标准。但是,美国教育也有表现差的地方--太多的小学和中学,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学校,教育水平十分落后。这样的话,劳动力素质就不可能跟的上信息驱动型经济的日益严格的要求。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现在的学生不如以前,但美国的教育上的优势正在慢慢消失,因为其他国家做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出色。如果想满足信息化基础经济的各种标准要求,美国K-12的教育系统是非常有必要加以改进的。(未完待续)

作者:约瑟夫·奈 译者: 杨林(译),陈毅斌(校),原载: 中国改革


林彪在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論證“文革”必要性

《林彪日記》編著者李德、舒雲




《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2011年9月13日,是震動中外的“九一三”事件40周年。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來,對事件的主角林彪和這個事件的爭論就沒有止息。
林彪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極特殊的歷史人物。生前被尊為中國第二號神,死後卻被貶為中國第一號鬼,辭世40年,仍“謎”霧重重。本文作者20年餘年致力搜集林彪史料,逐年逐月逐日,詳記林彪的一生,從他讀孔子開始,到考入黃埔軍校,身經百戰,最後成為十大元帥中最年輕的元帥,林彪的一生幾乎涵蓋了整個中國革命的全過程。


1968年10月2日  下午,林彪會見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團長、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國防部長貝基爾·巴盧庫。總參謀長黃永勝、副總參謀長吳法憲、溫玉成在座。雙方熱烈擁抱握手,並進行了極為親切的談話。
10月5日  毛澤東、林彪接見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

晚上,毛澤東、林彪接見參加新中國成立19周年國慶觀禮各省、市、自治區革命委員會負責人和近萬名各族工人代表。

10月8日  周恩來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商定出席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名單133人(草案)。

10月9日  周恩來起草出席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名單草案解釋,並將名單送毛澤東、林彪審定。
10月13日  周恩來起草八屆十二中全會分組名單及說明,送毛澤東、林彪審定。
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毛澤東、林彪發表重要講話。

10月26日  林彪在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第二次會議上的講話:

十二中全會,從13號起,到今天已經開了(總理:13天。)13天了。這次會議,是在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取得決定性勝利的大好形勢下,在毛主席親自主持下召開的。開得很成功,對黨章,九大代表產生法和對大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的認識和處理,都作了很好的討論。這是對即將召開的九大作了極其重要的準備工作。同時,對“二月逆流”進行了嚴肅的批判。

這場偉大的革命,是毛主席親自發起和親自從頭到尾領導的。大量的日常工作,是由中央文革、總理、江青同志、伯達同志、康生同志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不分晝夜地辛勤工作的。我因身體不好,做的工作很少,對整個的工作體會不全面、不深刻。毛主席要我講一講,我覺得很沒有把握。主席要我講,我就只能講個大概,但必然講得不夠準確不夠全面,同志們只聽聽就行了,不必記錄,不要傳達。由於我對實際情況的瞭解不夠和思想提煉得不夠,今天講的話可能囉嗦。

現在我要講的問題,有以下六點:第一個,就是文化革命的必要性;第二個,是文化革命的勝利、意義和它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第三個,就是文化革命的路線、做法的問題;第四個,是主席對馬列主義的偉大發展,特別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革命怎樣繼續前進的問題;第五個,是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第六個,是今後怎麼做法。

現在講第一個問題,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主席說,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

主席又說:不然的話,讓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一齊跑了出來,而我們的幹部則不聞不問,有許多人甚至敵我不分,互相勾結,被敵人腐蝕侵襲,分化瓦解,拉出去,打進來,許多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也被敵人軟硬兼施,照此辦理,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復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

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大規模的、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是大規模的階級鬥爭。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用新的形式、新的做法來進行的。而這個革命呢,它同樣是社會發展的動力。階級鬥爭,一般的說存在於階級社會裏面,按馬克思所說,從有文字的歷史起,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不過,老實講,在沒有文字以前也已經進入了階級社會,也就是奴隸社會。馬克思大概是總的說的,實際上在沒有文字以前已經是階級社會。奴隸社會就是階級社會,而有些地方有些國家,那個時候並沒有文字。階級社會必然有階級鬥爭,而這種鬥爭是階級社會發展的動力。要推動社會前進,我們必須抓階級鬥爭,所以毛主席說:“階級鬥爭,一抓就靈”,就是這個道理。如果不鬥爭,僅僅認為可以用行政的方法、經濟手段的辦法,來推進社會的發展,這是一種唯心主義的做法,是修正主義的做法。事實上,我們不鬥爭,敵對階級他會向我們作鬥爭,他會向無產階級進攻。你不鬥他,他鬥你。所以我們為了防禦應該鬥爭,為了進攻也應該鬥爭。如果想避免這種鬥爭,那麼資本主義就必然復辟,而業已建立了的社會主義的經濟體系和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被打倒。

在無產階級專政下,資產階級在經濟上雖然是倒了,但是他在思想上並沒有倒。另外,還有,由於資產階級,地富反壞,這一切非無產階級的人還都存在,他們隨時還準備復辟。另一方面,就是這種小生產的存在,他隨時可以轉化為資本主義的成份。小生產者的面前有兩條道路,一條是走向社會主義,一條走向資本主義,他是在叉路口上的經濟,這種經濟,隨時可以滑入資本主義,發展資本主義。

再一方面,資本主義的復辟還來自外國的武裝干涉,武裝侵略,來顛覆我們的政權。和平的這種陰謀式的顛覆和武裝的進攻,這也能造成顛覆。

但最主要的,除去以上三種以外,最主要的還是國家領導成份中新的資產階級代理人的產生,新的資本主義分子的產生。這個是比其他三種力量大得多,有決定性得多。蘇修以及除阿爾巴尼亞以外的這些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搞社會主義的這些國家,差不多都是因為這種情況,就是國家領導機構的人員他們本身蛻化變質,轉化為資本主義分子,政權就變了質,變成了資產階級政權,變成一種資本主義政權,變成一種法西斯政權。所以,有決定性的還是國家的領導,尤其是這種國家的上層的領導。

所謂國家包含什麼東西?軍隊、黨、政府,這就是國家的基本的組成部分,而國家是由這許許多多的環節形成的統一體,形成的一個機構。當然還有群眾組織。這一系列的東西構成一個國家的統一的體系。(《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新闻出版总署:支持鼓励传媒集团境外建站办报


综合新华社电 新闻出版总署日前发布的《关于加快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鼓励出版传媒集团实现跨地区、跨行业发展,支持出版传媒集团实现主营业务整体上市。

新闻出版总署相关负责人表示,指导意见分为8部分32条,明确了今后一段时期出版传媒集团发展的战略方向、指导思想、原则要求和主要目标。

目前,我国共组建了120余家出版传媒集团。意见强调,各集团要转变经营思路,由主要依靠国内市场、国内资源向依靠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转变,由主要依靠单一出版业态向依靠以出版经营为核心的多元文化服务转变,由主要依靠传统出版业态向依靠传统出版业态与新兴出版业态有机融合转变。

出版传媒集团改革发展指导意见亮点

据京华时报报道,新闻出版总署支持有条件的出版传媒集团到境外建社建站、办报办刊,支持出版传媒集团和大型电子商务企业进行战略合作和资源整合。

意见指出,鼓励开发应用互联网、物联网和云计算技术,构建开放式、综合性、多功能集成的流通信息平台;支持出版传媒集团实施数字化战略,加快发展有声阅读、电子书、电子书包、数字报等。

意见还明确,支持出版传媒集团拓展对重点国家和地区的版权输出;支持有实力的出版传媒集团兼并、收购境外有成长性的优质出版企业;支持有条件的出版传媒集团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到境外建社建站、办报办刊、开厂开店。

鼓励跨地区跨行业发展

意见指出,鼓励出版传媒集团对业务相近、资源相通的中央和地方出版企业进行兼并重组,实现跨地区发展;鼓励出版传媒集团兼并重组新闻出版领域以外的其他国有企业,实现跨行业发展。此外,意见还首次明确提出了“鼓励和支持转企改制到位的新闻出版单位自愿加入各类出版传媒集团。”

支持与广电电信等合作

意见指出,鼓励出版传媒集团通过整合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数字出版业务和出版、印刷复制、发行等资源,实现多媒体、全产业链发展,支持出版传媒集团通过异地设立分支机构、连锁经营、与同类企业进行产品、项目和资本合作等方式,实现跨地区经营,支持出版传媒集团与广播电视、电信等行业的大型企业开展合作。

允许控股参股非公企业

意见指出,要引导和规范国有出版传媒集团与非公有文化企业开展产品合作、项目合作、资本合作;允许国有出版传媒集团引进具备资质的非公有文化企业作为国有出版传媒集团的一个部门参与出版活动;允许出版传媒集团控股或参股成长性较好的非公有文化企业;实现跨所有制发展;支持出版传媒集团实现主营业务整体上市;推荐研发高新技术的出版传媒企业到创业板上市;加强各级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与金融机构的战略合作;推动制定支持出版传媒集团以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自主品牌等无形资产出资、质押贷款等有关政策。

推动进行股份制改造

意见提出,指导和推动一批具备条件的出版传媒集团进行股份制改造,引入其他行业大型国有企业作为战略投资者,在国家政策许可范围内允许有序引入非公有制资本;鼓励出版传媒集团之间通过联合重组、参股等方式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股权多元化。

构建线上线下流通体系

意见指出,支持出版传媒集团发展以网络出版、手机出版、云出版等为代表的出版新业态;支持出版传媒集团和大型电子商务企业进行战略合作和资源整合,构建线上流通和线下流通相结合的现代化出版物流通体系。

来源: 新京报

王沪宁:“文革”反思与政治体制改革


    一个完善的、良好的政治体制应能阻止“文革”发生,因为文革的发动、组织、活动均超越了宪法和法律范围,…但当时的体制没这种能力。1954年宪法建立的政治体制一下就被文革破坏,这值得仔细研究。

  所以遵守宪法体制很重要,如果不按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就可以将公民带走,干涉他人的人身自由,或用暴力威胁其他公民甚至冲击学术活动而不受追究,就有文革死灰复燃的危险。二十年前,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前我们翻过了这沉重的一页。然而我们有理由不时反思那场内乱。以防止这样的灾难再次发生。

  一个民族应该把自己最令人痛心的教训当作一面镜子,时时擦拭,时时映照,以便一代又一代的人不重犯历史性的失误,使整个民族能够持续进步。

  “文革”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从观念上说,没有及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剥削阶级基本消灭的情况下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破字当头”等思想路线,是一个直接思想根源。然而,没有一定的条件,“文革”是难以形成的。除了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原因外,政治体制不完善、不健全是一个不可低估的原因。

  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反思“文革”,是总结文革历史教训的一个尤为重要的方面。近年来,人们从思想、意识形态、文化、经济等各个角度考察和分析文革,但从政治体制上来反思文革尚做得很不够。政治体制往往是在对一定政治动荡的反思中逐渐走向健全的。一种政治体制,不可能一建立就十全十美。它要在运转中、实践中和动荡中来不断认识自身中的欠缺、弊端和不足,然后来健全和完善它。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渐进过程,政治体制最后便会积重难返。文革固然是一场大浩劫,但它也给我们考察我国的政治体制提供了依据。温故而知新,今天在我们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从政治体制的角度对文革做深刻的反思,是不无裨益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应当说一个完善的、良好的政治体制应该能够阻止“文革”的发生,因为文革的发动、组织、活动均超越了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均不符合科学和民主的政治程序。但是,当时的政治体制没有这种能力。一九五四年宪法建立的政治体制一下子就被文革彻底破坏了。这是值得我们细而研究的。其他原因暂切不论,我们从政治制度角度来对文革做一反思。

  从政治体制的技术角度分析,可以看到下面一些环节的结构和功能与文革未能被制止有一定关联:

  一、作为国家政治生活领导核心的执政党内部没有形成一整套健全的民主制度。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艰苦斗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党在人民群众中崇高的政治威望,对社会政治生活行使着全面的领导权,这是适应我国发展道路的。但是,随着后来局势的变化和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阶级关系判断的失误,当时党的领袖的民主观念逐渐薄弱,“主观主义和个人独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到文革发动前夕,实际上形成了这样一种情形:党对社会生活有着全面的政治领导权,而党的领袖对党又有绝对的领导权威。所以,在党的领袖错误决定发动文革时,我们党内不少不同意这么做的干部和党员已无能为力。党内民主制度的不健全,致使我们党无法阻止发动“文革”的错误行为,结果给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造成了损害。

  二、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不能切实有效地行使权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按理对发动文革这样一场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应当有庄严的发言权和决定权。但实际上文革开始不久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各地人民代表大会就不起作用了,国家主席等国家领导人都被排挤到一边,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国家权力机关对这场涉及中国前途命运的政治动乱没有任何制约和牵制能力。当然,这和没有严密的党政分工体制有关。由于党政分工体制不健全,政治体制中的权力制衡关系也没有明确建立起来。没有权力制约权力的机制,在一个方面发生偏向时,社会就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三、政治生活中缺乏有力的宪法保证。文革的发生和进程,实际上完全不符合我国宪法的精神和宪法规定。“文革”中的种种做法和手段也是完全不符合宪法的。宪法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和权限、规定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程序。但“文革”不按任何程序地“打倒一切”、“全面夺权”使国家机关陷于瘫痪。宪法规定了国家主席、人大代表和公民的权利与地位,然而在“文革”中这些权利和地位根本没有得到保障。没有一定的专门的宪法保障机构,也是文革发生的条件之一。

  四、在社会生活中缺乏一套独立的司法体制。“文革”当中,有许多违反法律的行为,实际上没有什么机构能加以束缚。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缺乏行政诉讼系统,对政治机构侵犯公民权利和人身自由的行为无处申诉,“四人帮”极其爪牙控制的政治机构可以为所欲为,一般公民无可奈何。另一方面,“文革”破坏了一般诉讼体系,公民之间发生的侵害权益的也行为无处申诉,结果出现了一些人打、砸、抢,出现了严重的侵犯人权和人的尊严的行为。不仅如此,公检法机构甚至合而为一,被用来推行“文革”,完全谈不上司法独立。这样“文革”愈演愈烈。

  五、政治体制上没有完善的纵向分权机制。建国以后,一方面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长期落后的原因,另一方面由于照般苏联模式的原因,结果形成了高度集权的体制。这种体制对于促进一个不那么发达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其有效的一面,但也给政治生活造成了潜在的可能性:即如果发生失误,则整个社会都会被卷入进去。地方没有相应的权限,对上级决策没有法定的自主性。如果给予地方一定的权力,这些权力由地方国家权力机关根据宪法规定来行使不受干预的话,那么在发生“文革”这样的内乱时,各地就有可能不被强行卷入一场错误的政治动乱中去,一般机构也无法强迫地方政府做出与宪法相悖的行为。由于过去缺乏这种机制,所以地方在发生“文革”时无能为力。

  六、没有形成健全的国家工作人员制度。任何一个政治体制的活动,无论是合乎宪法的活动还是不合乎宪法的活动,均需要一定的人来作为活动的主体。“文革”发生时,由于没有严格和严密的国家工作人员制度,结果为“四人帮”打击迫害忠良、安插和提拔帮派人物提供了可能性。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担负一定政治责任的工作人员,应当通过一定的程序加以任命或罢免,不能象“文革”那样毫无程序地任命或罢免干部。国家相当一级的工作人员,都应通过权力机关来任命或罢免。如果干部制度能保证人民相信的干部担任政治责任,他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抵制“文革”。然而,这套体制在“文革”发生时没有牢固地形成,这样在稳定时期可能有效的干部制度,在内乱中却成了一个重要的不利因素。

  七、政治生活中缺乏严密的制度来保障公民的权利。“文革”虽然是一场危及整个政治体制的政治动乱,但它实际上也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一场灾难。“文革”能够发生的一个社会原因,是社会广泛缺少尊重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传统。象“文革”那样的侵犯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内乱,如果是在一个每位公民都坚信民主、任何侵犯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行为均要受到法律制裁和社会谴责的社会中,这种情况是难以发生的。社会民众缺乏牢固的民主法制观念,政治体制有不能有效惩罚侵犯公民民主自由权利和人权的行为,为“文革”的发动提供了一定的社会条件。

  诚然,即使从政治技术上考察,“文革”形成的条件也不限于上述几端,但上述几端为其中的基本。一个社会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可以视为一项工程--政治工程。政治工程为社会政治活动和政治关系提供有效的技术和设备,保证社会政治生活按照人们选择的原则和方式展开。一定的政治理想、政治观念和政治原则,均需要经过周密的政治工程建设之后才能切实有效地实现。没有一定的政治工程,政治原则是难以实现的。政治工程需求政治技术。经过对“文革”的反思,人们有了这样一个感觉,过去我们忽略了政治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人民民主专政获得了实现的基本条件。但长期以来我们忽略了如何从政治技术上来建设民主法制的工作,结果当“文革”发生时,没有健全的政治体制来控制和阻止它,反而自身顷刻之间就被内乱破坏了。这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我们汲取的。

  从十年前开始,我们就高度注重这一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建设性的措施来健全和完善政治体制。近年来又着重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看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要从技术上保证政治体制的各个环节能够合理有效地发挥作用,其中包括党政关系、各项权力之间的关系、宪法保证制度、司法体系、集权和分权之间的关系、干部制度和社会民主化等方面,通过系统的政治工程,使我国的政治体制成为一个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的政治体制?。

  通过对“文革”这场内乱的反思,人们深切感到,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应大力开展政治技术研究。一方面通过周密的调查研究和分析,发现和创造适用于中国国情的政治技术。另一方面,应当比较和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所采用的政治技术,对其中合理和科学部分应该加以引进,为我所用,包括社会政治制度相似的国家和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下,有不同的政治原则,这一般是不能互通的。但是作为政治体制,每个人类共同体都会面临一些相似的社会性事物和要求,都会出现一些相同的矛盾和问题。为满足这些要求,为解决这些问题而采取的政治技术,有些往往是互通的。正象不同经济制度下的经济管理技术可以引进一样,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政治管理技术部分也可以引进,或加以改造。当然,在不同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下,每个社会都有自己特殊的东西。只有研究并采纳了世界上一切科学合理的政治技术,才能建设一个完美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在“文革”之前,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这方面工作没有进行。今天,在我国走向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中,我们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要建立一个稳固的政治制度,充分实现社会主义的高度民主。只有这样,“文革”的悲剧才不会重演,我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才会得到空前的发展。

原载《世界经济导报》 1986年5月

作者:王沪宁,来源:思想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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