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件》( 第16期): 馬列主義成春藥

內容提要:

"義和團"網路反腐難治本  體制內反腐是"走邪路"

淫亂官場

財產公開試點多僻壤  "空談誤國"成空談

王岐山鐵腕肅官  其無後乎!

官員有聲有"色"  香豔細節助燃反腐

馬列主義成春藥  編譯局裡"動靜"大

女博後: 和衣局長"同時達到高潮"了

李長春劉雲山看了"也高興"

局裡人際關係複雜  不屑余可平那一套

財色雙收仍不滿  自感副部級屈才

"雲山進常委的話，就好辦些"

"常委裡少一個給自己說話的唄！"

"習近平李源潮對我印象還挺好！"

《大事件》( 第16期)

詳盡內容，請看本刊電子版 （點入）

(台幣定價。電子版接受台幣、人民幣、美金付款。)

《新政治局》

內容提要:

本書的25位主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十八大後都已進入角色，悉數登場亮相，在“中國將往何處去”這個大舞台上，這些中共最有權力的人物正在上演一幕“想拯救中國必須先拯救自己”的大戲。

中共十八大後的中國，改革成了最熱門詞。“不改就是死路一條”、“不改就亡黨亡國”，這些曾經非常警醒、甚至激烈的民間口號，如今從官方媒體和中共官員口中吐出，已經不足為奇。

於是，我們聽到中共高層都開始學說“普通話”了，就是普通老百姓都能聽懂的話；於是，我們看到網民和微博的力量強大了，王岐山潛水讓太多貪官失眠，已成一道中國特色的網上風景；於是，我們知道脫下西裝改穿休閑服的習李新政，也正試圖用八項新規來改變自己，重新贏得人心和支持。

然而，對於中共這個已經病入膏肓的政黨來說，執政者只是一味地做一些能贏得好感或好評的表面文章，無異於自殺甚至加速一個政權的消亡。擺在中共最高層面前的選擇並不多，習李新政何去何從，本書尋求給出最新解答。

明鏡電子出版

http://city.mirrorbooks.com/news/?action-category-catid-96

習近平能否盡快掌握軍隊現在是個未知數

習近平可能是個躍躍欲試要破局的人（9）

《內幕》記者 陳小平

習近平能否盡快掌握軍隊現在是個未知數

《內幕》： 下一個關鍵問題是關於軍隊的，這塊是兵家必爭之地，在習近平時代，軍隊到底會扮演什麼角色呢？我聽到說，習近平神隱期間實際是在謀軍隊籌劃。

李：軍隊舉足輕重的地位仍然存在。我認為中共領導人都是不敢退休的，退了之後就可能面臨滅頂之災。因此，他們首先想法設法把自己的職位保住，實在保不住，也要發揮實質性影響。

例如，搞個秘密決定，鄧小平下來時就有秘密決定，最後決策要由他來做，江澤民下來時也有，最後動用軍隊一事要由江澤民說了算，（雖然這個決定從來沒有披露過，但黨內的人一般都知道，陸陸續續也有披露）接下來也可能給胡錦濤也搞個秘密決定，這就意味著至少是一個共管格局，現任領導人表面上發號施令，但不得不私下去徵求他們的意見。

江的秘密決定權沒有截止日期，似乎是衹要他活著就有效，因此這是一個很複雜的局面。習近平能否盡快掌握軍隊現在是個未知數，但一旦掌握了軍隊，他就有可能破局。

胡錦濤裸退，這個局勢對習近平就很有利。如果習近平無法掌握軍隊，習近平就得當2年小媳婦。一旦真正掌握權力，他是可能發生變局的人。如果長期被兩代太上皇壓著，始終無法接手實權的話， 習可能在太子黨慫恿和支持下強勢破局，甚至發生政變，否則他什麼事情都做不了。

如果習近平無法掌握軍隊，習近平就得當2年小媳婦。

                           

《內幕》: 說到二個太上皇，我聽說還有19個元老，十八大常委名單無法確定，十八大會期一拖再拖，都與這些元老有關。這些人在政治上到底有多大份量？我聽說這些人對政治的影響越來越大， 尤其是在胡溫擺不平的時候，這些元老砝碼的的重要性就顯得更為重要。

李: 元老與十八大之間有非常密切的關係。隨著二代太上皇的出現，老人政治不是減弱了，而是加強了。這些人之間誰的意見都得聽。他們推薦的人，可能上不來，但他們反對的人，肯定上不來。這些人每個人都是「關鍵少數」， 他們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這將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在胡溫擺不平的時候，老人們在某種程度上是仲裁者。

《內幕》 你覺得中國還有團派這個概念嗎？有種意見認為，胡錦濤裸退，令計劃離開中辦，標誌團派已經崩盤。以後，誰想在政治上攀升，千萬別說自己是團派，這個名字將會越來越臭，你如何看團派的興衰呢？

李：團派這個政治概念在中國仍然會存在。這麼多年，團派作為一個政治實體，其中的所有人的人格特徵都是政治小爬蟲。是「三無人士」——沒理想，沒抱負，沒主義，衹是你幫我，我幫你，最後把大家一起推到一個官僚集團。

所謂的團派，已經成為實實在在的只為個人謀利益，不為任何人著想的官僚集團。在過去6-10年間，團派是中國官僚體系的主要組成部分。這個集團沒有大手筆人物，但彼此勾連得非常厲害。這是習近平必須面對的網絡。這些人實際利益在身，從整體上看，不起積極作用，更多地扮演消極作用的角色。

《內幕》：從你的分析看，習近平有本事有雄才大略，但他面臨的政治有許多不定因素， 政治舞台的後天條件不太好，社會形勢也很危急？

李：我一直覺得習近平的騰挪空間非常小，我反覆推銷幾個概念,一個是「三國四方」（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加上溫家寶）和「四世同堂」（從宋平那代算起，然後到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新格局。如果你要算十八大上來的一批團派，也可以看成是「五世同堂」。這個格局是從來沒有遇到過的，所以，習近平比較弱勢。

最後呢，有可能不是他主動改革，變成中國的「光榮革命」，而是變成被動革命。在被動的過程中，有某支力量出來破局，真實的歷史過程可能會是這樣的。當今中國，被動革命的局面已經出現， 內部已經開始互相推諉責任，或者因過度鎮壓造成分裂，然後，內部才能破局。

有點看頭的是，當今中國在台上的是太子黨。太子黨的血統和秉性與前兩任的不同是，他們敢使用爆發力，在某種程度上敢掀桌子。（《內幕》第11期）（全文連載完畢） 

鄧小平“南巡”徹底排除了政改可能

中國勢必要一個“第二次改革”  （6）

---朱嘉明先生訪談錄

陳宜中（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

六、反“和平演變”

　　陳：“六四”之後，當局一度“反和平演變”。一般認為是鄧小平1992年的“南巡”扭轉了倒退的可能性。您怎麼看？

　　朱：鄧小平“南巡”是重要的。但是，在“六四”之後的中國，是否可以真的放棄經濟改革和開放，重新倒退到毛澤東時代？我認為那是不可能的，因為十年的改革開放已經置中國於不可逆的狀態。

人們忽略了鄧小平“南巡”的真正後果，那就是：徹底排除了政治改革的可能性。

首先，幾億中國農民不允許倒退，人民公社制度已經土崩瓦解，完全沒有可能復辟。其次，計劃經濟制度完全支離破碎。別的不講，只講價格體系：1988年價格闖關之後，不僅僅是生活資料的絕大部分，而且生產資料的大部分已經開始由市場決定價格。雙軌制以人們難以想像的速度在並軌。

第三，中國國有企業自主權的擴大，各種形式的承包，甚至股份化正處於全方位試驗階段，沒有什麽力量能夠停止這種大趨勢。第四，社隊企業沒有因為“六四”事件而影響它的擴張和膨脹。第五，中國的對外開放特區，外國直接投資進入和對外貿易擴張的局面已經形成。

此外，中國地方政府具有了從來沒有過的經濟實力，和與中央政府討價還價的經驗。一言以蔽之，形勢比人強。經濟改革開放的大勢，並不是由幾個反對經濟改革的代表人物，或者諸如陳雲的“鳥籠經濟”思想，或者“反對和平演變”的政治運動所能扭轉的。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沒有重蹈蘇聯覆轍，並非因為“六四”的鎮壓，實在是受惠於1980年代的經濟改革。“六四”以後，江澤民代表的中國共產黨新的領導集團，成了1980年代經濟改革和開放的最大受益者。對此，鄧小平看得一清二楚。也就是說，鄧小平“南巡”，並非是擔憂改革倒退。鄧小平深刻的意識到，只有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才能保證中國共產黨的政權。這才是他的“發展是硬道理”和“南巡”的根本意義所在。

　　人們還忽略了鄧小平“南巡”的真正後果，那就是：徹底排除了政治改革的可能性。鄧小平的所謂不爭論、不討論，就是要避免人們重新解放思想和重新評價“六四”。這是一種新時代的“愚民政策”，應該說，這套政策對延續共產黨的政治體制是有很大作用的。

　　陳：按您的意思，“南巡”是“六四”後的經濟改革開放道路和1980年代道路的分水嶺。

　　朱：完全是這樣。1980年代的改革奠定了不可逆的經濟格局，為後20年經濟改革提供了豐富的歷史遺產。但如何繼承這份遺產，對中國走向關係重大。在1980年代的改革中，有三個基本問題並沒有最終解決，遺留了至少兩種選擇。

　　第一個問題是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像中國這樣曾經經歷計劃經濟的國家，在經濟改革中選擇市場經濟取向，卻需要由政府來完成。這使得政府在經濟改革中的實際作用不是縮小而是擴大，並且形成政府推動改革的路徑依賴。

以農村改革為例，1981-1985年，農村改革每年都是以中央一號文件下達。這個問題困惑了1980年代改革的全過程：或者是放任政府在改革中作用膨脹，或者是首先設計對政府本身的控制？但對政府本身的控制是政治改革的範疇，所以在1980年代，中國決策集團形成了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共識。然而，“六四”之後新上台的中國統治集團做了前一種取向，就是放任政府的權力無限制地膨脹。後來的制度性的貪腐，是這種取向的必然結果。

　　第二個是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中國是一個大國，應該允許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發展模式，為此，需要地方政府有自主權。趙紫陽有足夠的封疆大吏的經歷，瞭解地方政府的需求，在1980年代嘗試了包括“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希望給地方政府較多的財政資源，形成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積極互動關係。

但1992年之後，中央重新建立對地方控制的政治和財政體制，設計了所謂的“分稅制”，導致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減少。而地方政府需要經濟增長，需要投資擴張，最終釀成人們現在熟知的土地財政，進而發生了地方政府、銀行、開發商和房地產商的畸形結合，而且尾大不掉。

　　第三個是如何平衡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關係，建立多元化的產權結構。在1980年代，在這個問題上，有兩個主要思路：一個是通過實現股份制，改造國有企業單一所有制；另一個是通過刺激民營企業的發展，增加民營企業的比重。

1992年之後，中國的重點集中在所謂國有企業的改制上，其後果一是大量國有資產流失，為與政權接近的利益集團劫取；二是有些行業進入國家壟斷狀態，像石油、電力、通訊。胡耀邦和趙紫陽時代的改革遺產，並沒有得到正面的使用。民營企業雖然有了很大的發展，但總的來說處於被限制、被壓抑的狀態。

　　總之，1992年之後的中國在面對1980年經濟改革的遺產的多種取向中，在抑制還是放任國家壟斷的幾個關鍵方面，做出了壞的選擇。

中國種族隔離政策仍轟轟烈烈上演

  明鏡新聞網編譯  文道喻

    在一個狹窄只有53平方英尺的小房間裡，有一張床，一張桌子和幾張老舊褪色的椅子，沒有漂亮的裝潢，環境條件也稱不上舒適，但這就是農民工郭其剛（Guo Jigang，音譯）和太太紀雅如（Ge Yaru，音譯）與兒子3人安身立命的小天地。他們住在北京郊區，必須與20到30位鄰居共用浴室，儘管這一切看起來不太完美，郭仍堅持生活水平正在提高，他告訴來訪的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記者：“我覺得我們越來越好。”

    郭的家庭是典型的農民工家庭。過去幾十年伴隨經濟快速增長，一波又一波的農民工從農村來到城市，他們找到足以餬口的工作，也掙了點錢成功擺脫貧困，但“戶口制度”造成的困擾和不公從沒改變過。
   
“地域歧視”堪稱中國特色
    中國的戶口制度將13億百姓劃分為農業戶口和非農業戶口，當身為農業戶口的郭其剛離鄉背井定居於都市後，也意味著放棄農業戶口的社會權利。有線電視新聞網指出，農民工往往在工廠、建築工地、公共基礎建設和餐廳中找到工作，他們活在城市﹑住在城市，甚至為城市服務，卻無法享受同城市居民般的教育、醫療衛生和其他社會福利，已令為數眾多的農民工深感不平。

    農民工的權利不應被忽視。

    有學者將中國的戶口制度比喻成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1948年至1994年間，南非將國內人民分為白人、有色人種、印度人與黑人，非白人族群（即使居住於南非白人區）不具有投票權或影響力，其權益被限制在遙遠的彼方。官方曾聲稱這是一種“平等隔離”，為白人和非白人提供同樣但彼此分開的服務，但事實上，非白人族群只能得到非常次等的公共服務。

    所以，南非以膚色創造社會階級，中國則以農村和非農村的觀念來限制，農民工像是被隔離的一群，“他們從未融入都市體系中，各種權利和機會遙不可及”，香港大學的中國新媒體學者班志遠（David Bandurski）指出：“如此情況下，歧視再清楚不過”。諷刺的是，全球的種族歧視已有大幅改善，但中國特色的“地域歧視”仍轟轟烈烈上演著。


農民工盼後代藉讀書翻身
    當被問及未來夢想時，郭其剛說他想開一家店，這樣才有能力送小孩念中學，“我還是會繼續當一個農民工”，他略帶苦澀地向記者表示：“在我們有生之年，應該是沒什麼希望了，真正的希望在下一代”。郭的太太懷了第二胎，他們很快就要迎接新生命，這違反了計畫生育的一胎政策，因此預計將支付1500元人民幣的罰款，但郭和紀兩人深信，農民工家庭必須要有兩個以上孩子。

    “萬一發生什麼意外，你失去了唯一的孩子，那老了誰來照顧你？” 紀雅如說：“所以對於我們農民工，1個孩子不夠，至少要兩個。都市人和農村人對小孩的想法截然不同，都市人年老後可以進養老院被照顧，但我們沒有任何退休金，不知道該怎麼辦，一切只能依靠孩子。現在我們努力掙錢，就是將未來託付在孩子肩上，因此，一定要有足夠的小孩才行。”

    但孩子真有能力擔起如此重擔嗎？別忘了，農民工後代最先面對的便是教育問題。有線電視新聞網提到，農民工子女不能與城裡孩子上同一所學校，他們被稱作“流動兒童”，而且在教育機會缺乏的前提下，這些農民工小孩不見得能仰賴讀書翻身，很多人最終還是跟他們父母一樣當上農民工，如此循環已跨越四代，“我認為過去15至20年中國不是一個流動的社會”，班志遠說。

    社會科學中有一個重要概念是“階級複製”，指同一社會經濟地位階級者，他們下一代的階級也會相似。舉例來說，社會中上層階級者，由於擁有的資源與信息較豐富，以致下一代將更容易進入相似或更高的社會經濟階級，在中國呼風喚雨的“太子黨”即是最佳印證。相對的，社會上相對弱勢者的子女，在起跑點就落後，要突破階級界限並不容易。長久下來，富者恆富，貧者恆貧，社會的流動性也就趨近停滯。

    有些家庭希望通過教育，讓子女能打破階級複製，最重要是進入大學，成為知識份子。然而，班志遠卻認為這樣的機會“非常非常渺茫”。郭則堅持知識就是力量，他說：“其實我們農民工不會野心勃勃地對待孩子，只要肯去學校努力學習就行了，不然我也不知道能為孩子規劃什麼……我只希望下一代不要跟我們做同樣的事。”

有學者將中國的戶口制度比喻成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

農民工小孩爭取教育平等
    教育自古就是促進社會流動的重要元素，否則就不會有“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的情況，不過如果連教育都不能提供平等機會的話，那該怎麼辦？1997年出生的占海特，戶籍江西，2002年2月隨父母移居上海，結束小學和初中的學業後，她因非上海籍無法參加中考而輟學在家，非但進不了高中，上海擁有優良傳統又聲名遠播的大學對她而言更像在月球那端。在線雜誌《數字雜誌》（Digital Journal）記者拉魯卡‧貝斯琉（Raluca Besliu）指出，造成占海特困境的正是戶口制度。依據法令，地方政府沒必要提供農民工後代更高階的教育服務，因此中國高達2.3億的農民工一律成了都市裡的次等公民。


    目前大約有1000萬沒有本地戶口的人生活在上海，佔城市人口40%；而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2030年前，中國將增加3億從農村移動到都市尋找工作機會的人。

    但占海特並不坐以待斃，她決定挺身而出對抗不公平的系統。2012年5月，她的微博開張，通過互聯網表達訴求，爭取異地中高考權利，且在父母支持下，2012年10月還組織了在上海市中心的抗議活動。貝斯琉說，占的微博激起全國針對戶口的激烈辯論，因為占海特不只是占海特，她代表著數以萬計面臨相同難題的農民工小孩。依照目前制度，占只有兩個選擇，一者在上海考職業高中，要不就返回原籍江西參加中考，而她想繼續就讀高中的夢想卻不能成真。

    占的故事受到國有媒體關注和報導，這並不常見，畢竟官方對於敏感議題的態度向來極力遮掩，或許顯示著“教育平等”已是新政府心中的考慮事項。貝斯琉指出，李克強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一直倡導都市化的重要性，而中國都市化最關鍵的要素便是戶口改革。專家強調，廢除不合時宜的戶口制度不僅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對經濟也有正面影響。若農民工能真正在都市安居樂業，於房地產和生活用品的消費力同時會提升，將幫助中國從以出口為主的經濟增長轉型為由國內大量消費驅動。


農村男性大多到都市找老婆
    人們之所以從一個區域遷徙至另一區域，多半為了生存。造成農民工現象最淺顯易見的原因就是“錢”，然而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記者吉姆‧史蒂文森（Jim Stevenson）發現，大規模遷徙還有一個常被忽視的原因，就是“男人到都市找老婆”。

    中國無疑是父權社會，自古重男輕女。雖然計劃生育的宗旨在於控制人口增長，但如果一戶人家只能生1個孩子，多數人偏好男孩。數十年下來，男性越來越多，女性越來越少，中國的男女比例越來越失衡。根據位於華盛頓的人口參考局（Population Reference Bureau）的報告，中國有4100萬個單身漢，且10年內將成長至5500萬人，於是，農村裡找不到合適對象的適婚男子，傾向前往城市碰碰運氣。

    “從歷史來看，導致男性遷移的原因跟性別失衡脫不了關係”，駐上海自由撰稿作家馬語琴（Mara Hvistendahl）如此告訴史蒂文森。馬的新書《不自然的選擇》（Unnatural Selection）探討中國嚴重的性別失衡現象及其帶來的人口流動和社會問題，“現今更多的遷移正在發生，而這些人有很大部分是男性，進而鼓動都市的賣淫行為，性病傳播也值得注意。”

    19世紀中國就曾發生大規模移民，單身男性紛紛飄洋過海抵達美國西岸，特別是加州，以鐵路工身分追尋他們的美國夢；更早之前，冒著生命危險勇渡“黑水溝”台灣海峽的中國男子，多半孤身寡人來到異地拓墾，因此，台灣俗諺“有唐山公、無唐山媽”正是指早期渡海漢人多為男性，並與原住民女子通婚。

    馬語琴指出，中國是一個傳統又重視家庭觀念的社會，男人結婚和成家立業的欲望強烈，但由於男女比例大幅落差，造成15%的男性可能無法順利找到伴侶，“壓力來自他們的家庭，加上計劃生育，其父母無不希望這唯一的兒子盡快傳宗接代，任務卻將變得越來越困難。”

中國老年化速度快，勞動力短缺成問題

《內幕》記者柯宇倩／中國2012年第二季度經濟增長降至7.6%，為三年來的最低點，中國總理溫家寶7月時已兩度對經濟前景發出警告，表示經濟困難可能還會持續一段時間，一些機構和個人預測中國經濟可能會硬著陸，出現明顯的經濟衰退，但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杰納蘇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Geneseo）金融與經濟教授谷雁翔在接受《內幕》專訪時表示，中國在2012年不會出現經濟危機，但應該注意食品價格上漲和房價上漲的情況，只要政府一放鬆管制，房價就可能上漲，而食品價格即使政府小心翼翼，還是可能出問題。

 

老年化速度快，勞動力短缺成問題

 

中國的出口很大一部份依靠廉價勞動力，但其他發展中國家，如越南、缅甸、柬埔寨，勞動力的成本已經開始低於中國，中國的勞動力競爭優勢正逐漸喪失。谷雁翔對 《內幕》指出，最近兩年，中國的勞動力成本確實大幅度地上升，另一方面，從前中國技術低下，勞動生產率很低，但隨著技術的發展，中國的勞動生產率也在不斷提升，因此競爭優勢仍在。

 

有分析指出，中國靠大量出口拉動國內經濟的時代已經開始結束，但谷雁翔認為還沒有結束，中國對美國出口佔經濟主要部分的趨勢，至少還要延續15年。“想想日本對美國出口已經30多年了，雖然出口拉抬日本國內經濟的作用正逐步減弱，但沒有結束，只是中國勞動生產率和技術水平在提高，出口作為中國經濟的一個強大支柱的作用會逐漸下降。”

 

谷雁翔也提醒，雖然中國的勞動生產率逐漸提升，但仍是至少比美國、日本低50％，因此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指出，儘管中國勞動力過剩的狀況在今後10年會顯著改變，但要到2020年至2025年之間的某個時間點才會到達廉價勞動力由過剩轉變為短缺的“劉易斯拐點”，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寫道：“估計目前過剩勞動力在1.5億人範圍內，預計到2020年會降至3000萬人左右。”該組織稱，到2030年，中國會出現1億至2億的勞動力缺口。

 

谷雁翔則認為，5年前，中國的勞動力供給確實是過剩的，但最近兩、三年是呈現勞動力供給不足的狀況，這是為什麼工資正在迅速上升的原因。“勞動力成本已經連續3年快速上升，有的地方只經過1年工資就會提升一倍，如果中國勞動力過剩的話，工資應該下降才對。”

 

根據法國外貿銀行7月底的研究報告預測，未來4年裏，中國的勞工成本將趕上美國，5年內將趕上歐元區國家，7年內趕上日本。該銀行指出，在生產成本大幅增加的情況下，中國將很快失去競爭力。

 

2011年開始，由於富士康員工接連跳樓，引發社會大眾對工資過低、工作環境不佳等問題的重視，富士康事件也帶動了中國各地的罷工潮，最終包括富士康、本田等內在的企業，都同意為勞工加薪。

 

谷雁翔對《內幕》表示，罷工事件除反映工資太低的情況外，也是因為工作容易找，員工才願意站出來抗議，如果大家都找不到工作，就不會冒著可能被裁員的風險出面抗爭，因此這也顯示了中國勞動力不足的現象。

 

“將來的走向也不可能是勞動力過剩，因為中國老年化速度是世界上最快的，所以中國在未來10年，應該是勞動力短缺的趨勢。”谷雁翔說。

 

中國國家統計局2011年4月28日發佈的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中國總人口為13億7,053萬6,875人，中國2010年15至64歲勞動力年齡人口達到近10億的歷史頂峰，但這個階層的勞動力在2013年之後將迅速減少，2009年中國19至22歲人口數量達到1億的歷史頂峰，但到2019年只剩下0.58億，10年內下降43％，未來新增勞動力嚴重不足，企業將撤離中國，到他處尋找員工。

 

人口老年化也是一個問題。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老齡化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為8.9%，到2050年，老齡化人口將佔30%。預計2015年後，中國人口可能出現負增長，60歲或以上的人口將超過2億。

 

谷雁翔對《內幕》表示，中國“一個夫妻一個孩”的政策，使得目前的家庭結構出現“四、二、一”遞減的情況，人力也會越來越不足；老年化速度太快，勞動力短缺，是中國未來的一大問題。

 

下調利率，幫助刺激經濟

 

中國央行6月和7月二度下調利率，最近一次的調整中，央行將金融機構1年期貸款基準利率下調0.31個百分點，從6.31%降至6.00%，1年期存款基準利率則下調0.25個百分點，從3.25%降至3.00%。分析指出，雖然外界普遍預測央行將下調利率，但隔不到一個月就二度調整利率，仍是出人意料的舉動，顯示出中國政府對中國國內經濟狀況的警覺。

 

中國央行6月7日已降過一次利息，這是2008年12月以來的首次降息，在此之前，央行曾於2011年三次加息，最後一次加息是在2011年7月6日。

 

過 去，央行調整利率多半是對稱式的，但這次的調整為非對稱式，也就是貸款利率下調幅度超過存款利率。谷雁翔對《內幕》表示，降息為非對稱式，是一種進步，因 為原本中國老百姓就已經很憤怒了。“中國的存貸款利差，按百分比算，可說是世界上最高的，這樣就使銀行很輕鬆地得到鉅額利潤，老百姓得到的利息很少，加上 中國的通貨膨脹率遠遠高於銀行的存款利率，這些都讓老百姓不滿，所以這次的調整考慮了老百姓的意見，是一次進步。”

 

在內外需不足的情況下，央行密集降息、放鬆銀根，目的明顯是為了幫助企業降低借款的成本、提振市場信心，但有學者認為中國經濟不振的主要原因是歐債問題，因此效果有限。谷雁翔也認為，降低利率對刺激經濟、增加內需的幫助不會很大，但仍會有一定程度的助益。

 

谷雁翔對《內幕》解釋，中國的銀行完全由央行控制，不像美國，可由銀行自己根據市場來決定，中國的銀行表面上必須嚴格跟隨央行公布的數字。

 

“但在背地裡，中國的銀行也有一些活動空間，比如，你是資產巨大的存款客戶，可以在銀行那裡存兩億元，銀行就能想辦法給你好處，給你隱性的利率，比如央行規定的利率是3％，他可以明著給你3％，但背地裡給你一些優惠。”谷雁翔說。

 

“就像美國在70年代以前，有國家法定利率的時候，銀行會私底下給你一些好處，或給你免費的服務。”谷雁翔對《內幕》補充，不只是存款客戶，銀行對貸款客戶也能私底下給與好處，因此對於隱性利率，銀行有一定的靈活性，但在帳面上，一定會依照中央銀行的規定來行事。

 

 

 

  鴻海集團董事長郭臺銘因為富士康員工跳樓事件接受媒體採訪。(新華社)

 

“特赦貪官促政改”若真成了，之後會怎樣？

　《明鏡月刊》冼岩

     “出走”以後會怎樣？

　　面對政治改革在當下中國的踟躕難行，一些人士憂心忡忡。最近，吳思先生提出“以特赦促政改”的新思維，在學界和輿論界一石激起千層浪，然而讚揚者稀，指責者眾。

　 　吳先生的方案，提示了一種和平轉型的可能性。按吳先生設計的方案及其推理看，如此轉型確有可能相對和平地進行（當然，也衹是一種可能性，在實際操作中失 控的可能性並不小），但代價是必須讓改革變質，必須扭曲民主，使改革和民主變得不再是大多數人所希望擁有的東西。或許，這才是“特赦”方案遭到普遍反對的 原因。有人說，“民主是個好東西”。其實，正如資本主義有好有壞一樣，改革、民主同樣有好有壞。雖然對於某些“改革專業戶”來說，只要是改革、民主就行； 但對大多數人來說，“壞的改革”、“壞的民主”顯然不可取，就像野蠻資本主義不可取一樣。從多個國際組織的排名看，世界上最腐敗和最貧窮的國家，大都是這 種“壞民主”的國家。這應該並非大多數今天支持改革的人所樂見的前景，這種狀況絕不會比現狀更好。

　　另一方面，貪 官阻力論解釋不了中國政改難行的原因。具體說，它解釋不了鄧小平為什麼擱置政改。從倡導到擱置，鄧小平對政改的不同態度，經歷了利弊權衡、得失計算的轉 換。在這種權衡、計算中，他考慮的應該主要是公利而非私利。擱置是因為對轉型的風險、後果之難料的憂慮加深了。鄧與胡耀邦的區別，不是貪官與清官的區別， 而是對轉型風險及後果的判斷不同，所導致的不同選擇。外媒曾有報道，鄧的家人說，鄧認為戈爾巴喬夫在政治上很幼稚。對於胡，鄧應亦作如是觀。


《習李新政開局》（領袖出版社），政改眾所關注。

　　貪阻論解釋不了鄧，也就至少不能完全解釋鄧的後繼者江、胡。而正是這些人，對中國的走向擁有最大的決定權。是否啟動政改，他們的態度比之泛指的貪官群體，重要得多。可見，貪官未必是啟動改革的最大阻力。反之，人們熟知的一些大貪腐分子，卻是政改的積極有力鼓吹者。

　 　因此，在一種困難而爭議的情勢下，主要領導人一個決心（事業心可能促使其下決心），就可能使民主化一夜之間啟動，衹是後果難料，結果未必好。既得利益的 阻力，並非不可逾越，就連戈爾巴喬夫當年也克服了這種阻力。雖然其間發生了政變，但現在看起來，更像是一種“引蛇出洞”，衹是當時戈氏的判斷和操作均有失 誤，火沒有玩好而已。將特赦貪官與政改綁在一起，對改革和改革派也不利。尤其吳先生的方案是要從地方開始試點，面臨的阻力更大——在“特赦”背景下，誰如 果敢於試點，就會被外界普遍視為是大貪官。

　　吳先生承認：雖然在一些國家的改革過程中也發生過赦免，但都是發生在 轉型的最後幾步，是作為妥協而不是激勵出現的——這就是問題所在：正如在生死時刻，殺人可視為是正當防衛，而為了利益殺人則是犯罪一樣，作為一種內含正當 性缺陷的方案，必須有一種特殊情勢賦予它特殊的正當性作為平衡，才有可能成為政治上的可選項。否則，縱然有“主動性極強的人物”出現，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 韙行此不倫之舉——當然，為利益而倒行逆施者除外，反正民眾無須說服，只須交代。

　　“娜拉出走”以後會怎樣？現在 看來，對大多數人來說，“出走”雖能擺脫原來那個過於嚴肅、似乎有點性冷感的丈夫，但若等待她們的命運，不是被動接受強姦，就是主動賣淫——面對這種結 局，或許不同的人會作出不同選擇，但是，請千萬不要對她們說：衹要走出去，外面就是陽光燦爛；迎接她們的，都是鮮花和掌聲，還有白馬王子翩翩而來。（《明 鏡月刊》第34期）

《明鏡月刊》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66?apKey=fedd22f528

黑中更有黑中手：傅作義怎樣坑了同窗

《新史記》蘆笛

時 任第六集團軍總司令兼天津警備司令的陳長捷也是雜牌出身，曾與傅作義同窗，自保定軍校畢業後，即應傅之邀加入閻錫山的晉軍，與傅淵源至深。陳長捷當時的想 法與蔣介石一致，都是放棄張家口，將主力逐步轉移到天津、塘沽、蘆台、唐山近海方面，確保海口，支撐華北，實在不行時，即從海上退往江南。當陳與傅作義密 商時，傅作義表示完全同意，還決定將總部搬到天津去。但他卻將與中共的秘密勾結瞞得嚴嚴實實，根本就沒有按他與陳商定的部署調兵。

不 僅如此，當他在第一次談判中發現共黨要價太高時，他又打主意給自己留下逃往綏遠的後路，於是不通知陳長捷便將自己的嫡系部署到北平以西，不但令駐守新保安 的35軍突圍西去，動搖了將主力迅速轉移於津塘集結的原計劃，而且將暫編第3軍、第4軍推向懷來以西，就連已經部署好的第92軍、第62軍也調往南口、懷 來方面，“這正是落入解放軍的環圍，把第35軍、暫編第3軍、暫編第4軍他的基本得力的十多萬本錢喪光，使得唐山、蘆台、楊村空虛了，塘沽、天津暴露出 來，置於解放軍的直接攻圍之下”。（注54）

據陳長捷說，遼沈戰役開始後，蔣介石親自去瀋陽、葫蘆島指揮，兩次路過 天津。當傅作義報告實行平津塘分區防守佈置時，蔣介石認為，天津與塘沽兩區兵力單薄，不如放棄天津，把兵力合併到塘沽區，以固守海口為主。因為陳長捷是雜 牌出身，蔣怕將領不聽陳的指揮，還專門派副總長與總統府參軍攜帶他的親筆信到天津，分致陳長捷與各軍長，勉勵他們協力堅定固守，並叮囑各軍長一定要服從陳 長捷的指揮。（注55）

老蔣要老陳放棄天津撤往塘沽，說明他還是頗有點軍事眼光的。我在《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中指 出，毛澤東不但靠看地圖策劃大戰略，而且是用老百姓的外行眼光看地圖，只看得見位置與距離，看不見地形地貌。因此，毛代表中央軍委制定的平津戰役計劃的原 則是“先取兩頭，後取中間”，亦即先打西面的新保安與東面的塘沽，目的是既防止傅作義率嫡系西竄，又防止其他派系的部隊出海南逃。毛幾次強調指出，東線應 “力爭先殲塘沽之敵，控制海口”。只要殲滅塘沽之敵，“控制海口於我手中，則全局勝算在望”。（注56）

然而這不過 是紙上談兵，毛根本沒有考慮到塘沽的特殊地形，就像他當年讓西路軍在河西走廊裏就地創建根據地一般，完全是構建空中樓閣。等到共軍奉命挺進到塘沽附近並準 備攻擊後，才發現塘沽地形十分複雜，東臨渤海，其餘三面都是鹽鹼灘，地形開闊，河網密佈。由於海潮漲落，冬季不結冰。既不便於展開兵力，又不便於構築工 事，大兵團行動比較困難。而且國軍已經做好南撤準備，一旦受到攻擊就會乘船南下。12月26日，四野參謀長劉亞樓在塘沽詳盡勘察了地形，並與前線指揮員磋 商後，于次日報告林彪：攻佔塘沽有把握，但全殲兩沽之敵則很不容易，最大可能是殲滅一部，大部逃竄，得失不合算，因此提出首先攻擊天津。29日，林彪與劉 亞樓報告了新的作戰計劃，決定放棄打塘沽，首先攻擊天津。同日，軍委批准了該計劃。（注57）

由此可見，若是老陳聽 了老蔣的話，迅速放棄天津，撤往塘沽，雖有可能遭受共軍襲擊，蒙受一定損失，但天津距塘沽並不遠，要突到那兒是有可能的。即使不能固守，也可以從海道逃 生，不至於到後來被全殲。老陳和下屬兩位軍長（守衛天津的只有兩個軍，而共軍攻城的有五個縱隊）商量了一夜，兩個軍長鑒於廖耀湘在東北大淩河轉進時全軍覆 沒的教訓，怕突圍出去後被消滅，不敢執行，而陳長捷則關切傅作義的處境。他認為，他離開天津很可以卸責，但將更置北平於死地。當夜，他幾次電話請示傅作 義，但傅作義不給任何指示，只是說：“待考慮考慮。”陳長捷說：“這個不指示等於已指示，我能領會。我當時的決心是一切應為傅負責，實踐他沒有變更的命 令，不嫌兵單，還恃‘陣固’，為北平免於孤立，以後好隨北平的局面同樣轉變，也為避免在轉移中一下子的被消滅，就決定堅守下去，不實行突圍。”


1949年1月14日，解放軍攻入天津市區。

12 月20日，共軍開始攻擊天津外圍據點。天津城內此前收容了大量潰兵，其總數竟達五六萬，超過作戰部隊。這些潰兵既無法收編，又騷擾民間，還得派部隊予以監 視。此外,傷病兵也達萬把人。因此，天津城內雖有國軍官兵13萬之眾，作戰部隊其實只有5個師（還欠一個團），兵力嚴重不足。老陳也知道天津遲早要陷落， 但他因為軍閥派系觀念嚴重，仍想作困獸之鬥。他見鄧寶珊到了北平，猜出了傅作義在向中共謀求和平的“政治解決”，因而以過去軍閥混戰那套類推時局，覺得 “平津一體”，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自己死守天津，能增加傅作義與中共討價還價的資本。若是自己不顧老長官投降了，就會影響華北的“政治問題”。當天津戰 事日趨緊急時，傅總部的參謀長李世傑還頻頻傳達傅作義的指示：“堅守就有辦法。”這更助長了陳長捷的錯覺，讓他決定堅持到彈盡糧絕。當時市里的頭面人物頻 頻見陳，詢問局勢，委婉敦促陳投降，陳還告訴他們，大局由傅作義主持，說他從鄧寶珊到北平一事中看出，傅已在與中共談判。平津是一體，傅作義不會置天津市 於不顧。於是那些人派出代表，坐小飛機飛北平，去向傅作義本人請願，但傅作義始終未作答覆。（《新史記》第9期）

-----------------------------------------------

全套《新史記》雜誌電子版，均可下載至蘋果iOS或Android的智慧型手機、平版電腦、個人電腦、電子書閱讀器上閱讀。不需出門，也能細細品味《新史記》。

新史記雜誌社專頁：http://www.pubu.com.tw/store/75187

《新史記》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68?apKey=fedd22f528

每期零售價：25美元、68港 元、350台幣。

長期訂閱享優惠：

18期， 優惠價台幣3150元 (平均每期175元)

12期， 優惠價台幣2520元 (平均每期210元)

6期， 優惠價台幣1470元 (平均每期245元)

3期， 優惠價台幣840元 (平均每期280元)

接受台幣、美金、人民幣線上付款

明鏡書城：http://city.mirrorbooks.com

viBook電子書城：http://www.vibook.com.tw/

中國用媒體倡改革 也怕媒體踩線

（中央社記者翟思嘉台北4日電）近日發生的南方週末新年獻詞被換稿、炎黃春秋網站被關閉事件，在大陸掀起討論，有評論認為，大陸對媒體管制因反腐需求鬆動，但若觸及核心政治問題，對媒體收緊也不會手軟。

2012年歲末，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張千帆起草改革共識倡議書，中國大陸70多位著名學者和律師簽署，但未獲中共當局回應；這次南方週末換稿與炎黃春秋關網，據傳與新年獻詞提及憲改、政改有關。

政治大學東亞所所長寇健文認為，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台後多提「反腐」、「作風改革」，但都只是低限度的改革，「黨的領導不能鬆動」是底線。

他說，雖然大陸憲法寫明「共產黨領導」，但若民間一再提及憲法或憲政改革，將涉及「中國共產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孰重孰輕的問題；也容易使氛圍趨向西方式民主政改、產生憲法高於政黨的普世價值。

寇健文說，不管是習近平、或任何一屆大陸領導人，政治方面的改革都不會太快；外界對習近平的改革作風寄予厚望，卻也不能忽略大陸政治體制的特質，在「黨領導」的原則下，大陸政改也只會是「鳥籠式政改」。

事實上，大陸管控媒體有自己一貫的「社會主義新聞理論」，從列寧時代就建立的媒體為宣傳工具觀念，到今日已很難由外部鬆動。有評論說，這次南方週末與炎黃春秋事件，或許不一定由習近平授意，卻也代表管制媒體已成為大陸宣傳系統自然而然的慣性作為。

對大陸來說，因應反腐等新作風改革需求，勢必要借助媒體力量，負責挖掘、監督，但媒體監督也是雙面刃，當媒體挖掘的層次深入到部級或以上幹部、或對政治層面的改革呼籲太勤太專，引起的政治風險將難以控制。

但隨著大陸社會日漸開放，官方控制力和社會力量的衝撞在所難免，同時，愈來愈多媒體從業者對自由、言論開放從嚮往轉而追求，媒體管控何時收緊、何時又該放鬆，都會是大陸當局未來的艱難課題。1020104

前南方周末员工联署敦促广东宣传部长庹震 “引咎辞职”

作者 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知名周报《南方周末》2013年新年献词在已签版定样、编辑记者休假、完全不知情的状态下，仍然遭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庹震命令对新年特刊做出多处修改、撤换，导致报纸出现多处错误，被塞入阿谀当局的导语，引起中国新闻业界的普遍反感。

在员工们的抵制下，这些文字最终仍出现在版面之上，这些强行文字，却错讹不少，南周头版上出现了罕见的“2000年前大禹治水”（应为4000年前）的低级错误。几天来，许多南方周末的员工因在微博上表示抗议，被网络审查官员禁言。

数十名在《南方周末》工作过的资深媒体从业者今天（1月4日）联署公开信，呼吁庹震 承担责任，“引咎辞职”。

公开信称，庹震曾经在《经济日报》社担任总编辑，在其任职期间，将一家本有希望在市场上一显身手的报纸，整到无声无息；其在新华社分管社办报刊期间，社办报刊风声鹤唳，万马齐喑。

新华社内有领导称，“他再管上半年，新华社这些社办报刊好不容易占领的市场，将全部失去”；其后去广东任职宣传部长，当时就有传言称广东媒体“将死得很惨”，事实果真如此，其在广东工作尚未足年，便让广东媒体业遭遇了改革开放以来最黑暗的时期。

公开信作者认为，庹震的所作所为，与执政的中共的利益完全背道而驰。如果媒体失去公信力和影响力，中共靠什么来发声?靠什么说服人民？这位部长所做的事情，让人民和执政中共离心离德，怎么可能会有利于中共的利益？

现在的庹震所作所为，已被认为不仅仅代表广东省委宣传部层面，正如网上很多人在问：中央新领导集体这些天所营造的开明开放，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

公开信表示，明确无疑地支持留在南方周末的前同事们。反对针对新闻业的粗暴管理风格，这些风格有的出自官僚主义，有的出自个人利益，这样的管理方式无论对媒体，对执政中共的利益，都是毁灭性的。

作者质疑，一个立志要做文化大国的国家，怎么可以如此粗暴地管理文化？一个正在建立国际新形象的国家，怎么可以允许有人擅用蛮横落伍的手段，降低国家声誉？

为此，公开信呼吁：根据中共“党政干部辞职暂行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庹震部长不宜再担任现职，需要引咎辞职并公开道歉。对于提出抗议的南方周末编辑记者，认同其荣誉感与责任感，不予处罚。立即恢复他们的微博账号。最后，南方周末编委会恢复正常运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一片赞习声中穿帮露脚秀 炎黄春秋网站突遭关闭

中国著名月刊「炎黄春秋」周五上午突然遭到关闭，编辑部人员表示，「还 不清楚具体原因，公司与工信部询问中。」炎黄春秋编辑部新浪微博通知，「炎黄春秋网被突然注销。今天（1月4日）9时左右网站被关闭。去年12月31日分别收到署名为『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备案系统的短信和邮件：您备案信息中的网站炎黄春秋网已被注销，该网站的备案号京ICP备08100492号-1已被收回。特此通知！』通知中没有注明网站被突然注销的原因。详情本刊正在了解中。」

编辑部1位匿名人士向媒体透露，「原本网站是经过申请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工信部来封信就说备案被取消了。」被问到是否与炎黄春秋新年献词「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有关系？编辑部工作人员只说：「这是外界的推测，我们还不清楚。」

炎黄春秋在新年献词呼吁，宪法应凌驾在中国共产党之上，认为中共应该尊重宪法，获得不少中国民众好评。

炎黄春秋在1991年创刊，被认为是大陆具有自主色彩的月刊，刊登的文章力求还原历史真相，对古今中外、当代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是非功过，依据翔实史料，秉笔直书，「不增美，不溢恶，求实存真，以史为鉴。」由于一些内容与中共规范的历史论述不同调，曾有几期遭禁止贩卖。

自由亚洲电台

严查“房妹”背后的“房爸”

中国黑龙江网友 毕文章

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房管局原局长翟振锋的女儿有两个户口、名下11套房产事件再有新进展。昨日，爆料人称，查出翟振锋的儿子、“房妹”的哥哥翟政宏有两个户口，名下14套房产；翟振锋妻子拥有4套房。至此“房妹”一家已爆出拥房29套。（1月3日《新京报》）

本人看完这篇新闻以后，心里拔凉拔凉的，真是无以言表啊。本来应该由党委和政府部门调查、通报的事情，却不得不由举报人来完成，那人民拿钱养活你们这些党员干部是吃闲饭的吗？

此事一直是举报人在不停地忙活，而官员却是采取一拖再拖的办法来敷衍、推诿公众。这是典型的不作为，这是严重的渎职行为，其目的就是为了包庇“房妹”以及其背后的“房哥”、“房爸”。很多网友举报的腐败事件都是因为负责调查的官员不负责任而夭折，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啦。

群众举报贪官污吏，有关部门大都是挨揍打呼噜——假装不知道，只有等到媒体曝光了，一看实在是捂不住啦，才不得不装模作样地走走过场，然后，就偃旗息鼓，草草收兵。

就拿“房妹”这件事情来说吧，去年12月30日，郑州市二七区委宣传部称，二七区委区政府已经组织相关部门对此事进行调查。这真是不听歌曲听评书——说的比唱的好听，可是，你们所谓的调查根本就是“打枪的不要，悄悄地进村”，谁知道是真调查还是假调查呢？只有将调查信息公开，才能取信于民，才能得到群众的支持，才能尽快弄清真相。

“房妹”事件只是查房子，那就是敷衍塞责，应付了事，必须严查“房哥”与“房爸”。举报者还称二七区调查小组对他举报翟振锋倒卖经适房问题“不关心”，不予记录，并称是“过去的事”。

呜呼哀哉，这是什么混账逻辑？韩国总统下野以后照样被揪出来绳之以法，“房爸”离岗了就享有豁免权，开什么国际玩笑？打蛇要打七寸，此事应该从“房爸”查起，一定会事半功倍。不查“房爸”就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有包庇之嫌，就是对人民不负责任。群众能答应吗？

BBC中文网

蔡翼：日本右翼抬頭重塑二戰格局

蔡翼，台灣東亞經濟及戰略研究中心專家級教授，專注兩岸經濟整合及區域安全相關研究。《崛起東亞》一書主編兼主筆；國立台灣科大教授。


日本經濟低迷，右翼勢力抬頭，仿如重塑二戰格局，美國前防長溫伯格曾預言日軍將再奇襲亞洲。

新當選日本首相的安倍晉三宣稱，未來將組成自公聯合政府（自民黨與公明黨），並逐步修改對日本國防建設造成束縛的戰後「和平憲法」，修憲的方針是要將日本自衛隊改名為「國防軍」，並且能夠行使「集體自衛權」。安倍並且表示，日本實質控制釣魚島，釣島問題「沒有談判餘地」；他也對自己在首度擔任首相時未前往靖國神社參拜，重申「後悔」之意。諸如種種，都顯示日本新執政當局有強烈右傾的軍國主義思想，是否會對外發動戰爭，再度引起周邊國家的高度質疑。

一九二三年的關東大地震死傷達三十萬人，日本產業受創嚴重；接下來的昭和經濟危機和一九二九年的世界經濟大蕭條，在時任內閣處置失敗的情況下，經濟崩潰，銀行破產，工廠倒閉，工人失業，農村更是慘不忍睹，百萬人民無家可歸，隨處可見路有餓殍，當時的日本陷入了嚴重的通貨緊縮。

一九三二年的「五一五」事件，時任首相犬養毅被刺殺；一九三六年「二二六」事件後，極右勢力軍人及軍國主義右傾勢力掌控當時日本的內閣，開始積極擴充軍備，建立了亞洲最強大的軍事力量，藉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謊言，發動了對華侵略以及之後的太平洋戰爭，意圖驅逐歐美在東亞的勢力，壟斷亞太地區的資源，為稱霸世界的美夢作準備。

日本在二次大戰戰敗無條件投降後，剩下一片廢墟，國土退回到日本原有的東瀛四島。在美國的刻意扶植下，經過韓戰及越戰兩場戰爭，日本從戰後廢墟中站了起來。到了八零年代，日本已經是名列前茅的世界主要經濟體，一度享有「日本第一」的殊榮。

但九零年代以後的二十年，即使長期在零利率的寬鬆貨幣政策下，日本經濟成長仍然沒有起色，GDP一直徘徊在一個百分點，企業經營也乏善可陳，許多國際知名廠牌亦虧損累累。政府不斷的以債養債，舉債早已超出GDP合理比例，現在的日本比起「歐豬四國」好的是，近九成國債由日本人民持有，所以不會有外國人對日本政府的財政狀況說三道四。

日本經過了二十多年的「經濟冬眠」，人民生活雖然不至於路有餓殍，但是對於未來的前途感到十分鬱悶迷茫，加上二零零八年全球金融海嘯而引起的經濟蕭條，尤其二零一一年的宮城大地震，日本許多產業受創嚴重。這與日本在二次大戰前的情況十分類似，日本人民因而轉向支持主張對外擴張的政黨執政，國內軍國主義的氛圍甚囂塵上，好像是日本二戰前的歷史重演。

日本現在擁有亞太地區最強大、世界排名第二的海空軍力量，日本空軍（角色與能力早已超出自衛的需求）擁有近四百架戰力強勁的第一線戰機，還有近百架的P-3C反潛機，加上超出自衛需要的空中預警機、空中加油機、電偵機等，完全是「攻勢作戰」的編裝，哪還能稱它是「自衛隊」。

日本海自（海上自衛隊）擁有近六十艘新銳的驅逐艦和護衛艦，堪稱世界第二大的水面艦隊，水面艦艇承襲二次大戰日本帝國海軍「八八艦隊」的編組，未來極有可能配置中型的航空母艦，完全是「遠洋作戰」的編組，也遠超出日本自衛的需求。

更令人關注的是，日本海軍的水下潛艇艦隊，雖然目前表面上僅有十八艘潛艇（最近當局宣稱將擴編到二十二艘），以每年一艘的速度汰舊換新，但是汰換的潛艇並沒有拆解除役，而是被編入訓練艦隊，當日本要發動對外戰爭時，這些還在服役年限之內、戰力仍十分強大的潛艇隨時可以加入戰鬥序列，致使日本在一夜之間就可以組成一支實力強大的水下艦隊，縱橫肆虐於亞太地區的水域，令人不敢輕忽。

在美國的慫恿縱容下，日本右翼政府勢必會擴充軍備，成為東亞地區一個非常危險的不定時炸彈。美國前國防部長溫伯格（Caspar Weinberger）在他《下一場戰爭》（The Next War）一書中，曾經以極大的篇幅描繪日本在二十一世紀所發動的一場戰爭，日本的軍國主義政客將借屍還魂，再度發動侵略戰爭，一圓當年「大東亞共榮圈」的癡夢。書中描述，日本將再度使出偷襲的賤招，首先對台灣發動襲擊，隨即是中國大陸，其後菲律賓也遭受到攻擊……最後以美日再次怒濤對決於西太平洋收場。

有人認為以東亞的形勢、日本現在的國力以及周邊國際環境而言，日本不可能再次對外發動戰爭，但是以美國前國防部長溫伯格所處的戰略高度，以及他個人對日本及東亞形勢的了解，會在他的著作中以極大的篇幅描繪日本在二十一世紀發動的一場侵略戰爭，應該是其來有自的。

美國前國防部長溫伯格應該算是對「日本威脅論」有先見之明的人士，亞洲國家豈能對日本對外擴張的野心不給予重視與警惕？

亞洲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