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參》編譯 蕭伃君
關於上世紀40年代，“美國失去中國”的話題有種種解釋，下面是2012年在美國出版的中國通戴維斯（John Paton Davies Jr., 1908-1999）的《回憶錄》的詳細介紹。讀完這一篇章，可以讓我們對於中國與美國的未來關係有更加開放的思索
當1949年中國共產黨打敗美國支持的中國國民黨、並於中國建政後，美國有不少人指責當時的一群“中國通”讓美國失去了中國（the loss of China），這群中國通，包括外交官柯樂博（Oliver Edmund Clubb）、艾默生（John Emmerson）、謝偉思（John S. Service）以及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學術界則有賴德懋（Owen Lattimore）和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其中被指責之一的中國通，還有戴維斯（John Paton Davies Jr., 1908-1999），國民黨的敗北也讓他的外交官生涯一蹶不振。
史迪威稱蔣介石為“小人物”(圖為蔣介石、宋美齡與史迪威)。
美國知名東亞學者、賓州大學國際關係講座教授林霨（Arthur Waldron）在《旗幟週刊》（The Weekly Standard）中撰文表示，在戴維斯逝世12年後的2012年出版的《回憶錄》：《中國通：自傳》（China Hand: An Autobiography）中的“中國報導”，的確透露出他對蔣介石以及蔣的國民政府的悲觀態度，同時對他所認為的“中國命運的最終歸屬”的共產黨感到樂觀。但是，林霨強調，美國內部針對中國通使美國“失去中國”的控訴是一種將歷史事實（共產黨最終的確取得勝利）與歷史發生當下的樂觀支持混為一談，如同戴維斯自己說的：“（這些控訴）將我們獨立報導和預測的事件形容成那是我們希望且策劃進行的。”
《華盛頓郵報》專職書評家喬納森‧亞德利(Jonathan Yardley)認為，這些控訴遠非事實，但是，在麥卡錫主義大行其道的年代，事實並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戴維斯描述，當時美國正“處在一種公眾憂慮、懷疑、焦躁的氣氛，這種氣氛更被當時中國煽動者、美國遊說份子和國會中充滿敵意的議員尖銳化”；在這種情況下，那些試圖給他們的上級有關中國情勢公正的報告和評量的人們，反而成為了“輸掉中國”的代罪羔羊。
戴維斯1999年逝世時，《紐約時報》為他寫的訃聞中也指出，麥卡錫攻擊這些中國通所採用的論述和說辭，反映了當時的“院外援華集團”(the China lobby)的論調，所謂“院外援華集團”是指一群支持蔣介石的有權力的美國人。林霨強調，這種無謂的控訴不必要地犧牲了那個世代最有能力的外交官之一，即戴維斯。
中國通戴維斯
戴維斯出生於中國的傳教士家庭，他曾先後在威斯康辛大學、北京的燕京大學、以及哥倫比亞大學就讀。戴維斯自1933年至1940年在駐中國領事館工作。1942年，他被美國國務院指派作為史迪威將軍(Gen. Joseph W. Stilwell)的政治顧問駐於中國戰時首都重慶。
戴維斯被指派的工作是作為史迪威將軍領導的中國軍事顧問團和美國外交官員的中間聯絡人；作為史迪威的政治顧問，他必須幫助將軍在中國政治的迷宮式通路中找到方向，尤其是在由蔣氏夫婦所主宰的政治場域。戴維斯對他們兩人的描述是，蔣介石是“時而無動於衷、時而情緒化、固執、且優柔寡斷的”，他的妻子宋美齡則是充滿心機、“一位漂亮的已婚婦女，如果將專橫傲慢、算計的那一面隱藏起來時，則是個迷人且魅力四射的人。”
中國通戴維斯在中國共產黨奪得政權後受到指責。
馬歇爾將軍希望極有陸上作戰經驗和能力的史迪威能在軍事上對蔣委員長給予建議，並指揮中國和同盟國在緬甸的作戰、保障中國在印度的補給供應線。史迪威確實地完成了這些指令，但是，他不是個好相處的人，他的綽號是“刻薄喬”(“Vinegar Joe”)，他幾乎不隱藏他對蔣介石的嫌惡，稱蔣為“小人物”(“the peanut”)。
戴維斯雖然認同史迪威、也喜愛他直接的情緒，但是，戴維斯承認，他並沒有與史迪威建立起深厚的關係。亞德利認為，戴維斯對史迪威是絕對忠誠的，不只是因為他景仰史迪威、更因為他認為史迪威是真的希望將中國軍隊轉變為一支有實力的戰力以對抗日本。但蔣介石和他的同夥卻大力地反抗史迪威，他們不斷地向美國要求武力和金錢，卻不是用來抗日，而是用來為最終與共產黨的戰鬥做準備。
當羅斯福試圖將史迪威指派為包括中國軍隊的全軍指揮官時，蔣介石表示反對，史迪威並在一場也與戴維斯相關的爭議後、於1944年被美國政府召回。戴維斯之後直接飛到了莫斯科、成為美國駐蘇聯大使館主任秘書，並在1947年回到華盛頓、在喬治‧肯楠(George F. Kennan)的政策計劃辦公室工作了5年，接著在德國待了1年。
50年代，將幾位中國專家視為眼中釘的參議員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崛起，並成功地使戴維斯的地位邊緣化並被派至秘魯大使館。1954年，當時的國務卿約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將戴維斯逐出外交機構，戴維斯的外交生涯也從此中斷。據《紐約時報》報導，當國務卿杜勒斯在1954年11月5日要求戴維斯從外交機構離開時，杜勒斯的說法是：戴維斯“缺乏判斷力、謹慎態度和可靠性”。但是詭異的是，根據1972年出版、作者為康恩(E. J. Kahn)的《中國通》(The China Hands)一書，這位以能力不足的理由將戴維斯解職的國務卿，卻在事後對戴維斯說，假使戴維斯新工作需要人寫推薦信，他很樂意幫助戴維斯寫一封。
但戴維斯終究沒有向國務卿索取推薦信，他此後便在拉丁美洲開展家具生意並環遊世界，更出版了2本關於中國以及外交的書。關於他的忠誠調查令他於1969年得到平反，並在北卡羅來納州的艾許維爾市(Asheville)過退休生活。
對羅斯福的批評
林霨表示，戴維斯的《回憶錄》可以以兩種方式閱讀。其中一種是將此書視為中國政治的評論；作為中國通的戴維斯的自傳，有相當多對當時中國情勢的描述與看法。此書對蔣介石、宋美齡、宋子文以及圍繞在他們身邊的外國仰慕者皆有相當不留情面的批評。那些外國仰慕者包括了在重慶不斷地提倡以空軍為主的對日抗戰策略(這對史迪威則是個詛咒)、以飛虎隊聞名的陳納德將軍(General Claire Chennault)、以及同時身為戰略情報局官員和記者的約瑟夫‧艾爾索普(Joseph Alsop)等等。
麥卡錫主義在1950年代的美國大行其道。
但是，林霨認為，戴維斯的這本《回憶錄》讓人驚訝的地方(也是另一種閱讀此書的方式)是，戴維斯對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嚴厲批評，戴維斯對羅斯福的分析和批評比對其他中國人物都還來的更整全仔細。林霨稱，在書中我們將可以看到羅斯福缺乏深慮、業餘式的對中政策不只讓像戴維斯這種專業外交人士感到疑惑，同時也在戰爭初期就埋下了共產黨最終獲得勝利的種子。
許多有關中國共產黨最終勝利、以及討論美國是否對其有貢獻的評論皆只專注於二次大戰的結束以及其後的戰後時代，但是，戴維斯的《回憶錄》提醒了讀者羅斯福政府的中國政策是如何地糟、有什麼樣的負面後果、以及從多早開始就已經如此。羅斯福最根本的問題就在於他對中國現實的神祕式理解──他將中國視為是戰後世界的四大強權之一，並將蔣介石置於與斯大林、邱吉爾和他本人同等級的級別當中。這樣的觀點是中國政府大力鼓吹的，也是羅斯福一直沒有擺脫的幻象。
中日交戰戰場
的確，蔣介石在1928年算是成功地統一了中國，即使這個統一是極其脆弱的。但是，1931年在日本併吞滿洲後，中國與日本的戰鬥也於焉展開。中日之間的戰鬥在1937年日本侵略包括上海的中國中心後轉為全面戰爭，蔣介石也將他底下由德國訓練的精英軍隊投入戰場。當蔣的對日抗戰節節退敗時，國民政府也進入了長期、血腥的撤退──經由南京(日軍展開屠殺地點)、沿著長江往上退到武漢(戴維斯曾在此任領事)、最後到達了中國西南邊的重慶。重慶之所以被選為最終避難地是因為它位於險峻的長江三峽之上，陸面的軍隊無法跨越，因此它是中國僅有少數日本軍無法到達的地點之一──除了空軍：日本軍定期地對重慶展開轟炸。
美國在1941年12月進入二戰時，面對的就是這樣的悲慘情況。以戰略上來說，儘管中國仍在各地與日本交戰，但當時的中國可以說已經是強弩之末。它對戰爭的貢獻能力完全不能與英國、蘇聯和美國相比。不只如此，在中國內從來不具有完全權力的國民政府也大幅地被削弱，但與此同時，使用低傷亡率的游擊策略進行戰鬥的共產黨的實力卻逐漸地在增強。
開羅會議中，準備好讓中國倒下的邱吉爾試圖說服蔣介石和宋美齡在其他人會面時到外面觀光。
美國其實也沒有給予中國非常大的幫助。華盛頓認為，歐洲才是主要的戰場，這意味著，在1942-1943年間，美國給予戰爭中的中國的物資，與給予歐洲和蘇聯的大量資助相比，僅僅是“滴水般的程度”。1944年，與日本的全面戰爭幾乎使得蔣介石政府倒台，華盛頓一時之間也亂了手腳。但是，這依然沒有改變羅斯福的策略：羅斯福的“地緣政治的假設”依然健在，他仍認為，中國在蔣介石的領導下，可以在戰後成為世界強權。
林霨指出，羅斯福的預想結果，只有在美國將中國的對日戰場視為主戰場的情況下，才有可能發生：如果美國將大批軍隊送往中國、系統性地建立國民黨的軍隊、並幫助中國由南往北進攻、一戰役一戰役地奪回被日本侵略的中國領土，如果美國像它在歐洲做的那樣幫助中國，羅斯福的假設結果才有可能成真。但是，事實是，美國並沒有選擇這樣的作戰方式，而是選擇了不會造成過大傷亡的戰略──跳島作戰(island-hopoo)和轟炸日本。
羅斯福的誤判
戴維斯觀察到，在不全面性地加入中國戰場的前提下，羅斯福政府能做到的最大幫助就是“為蔣介石提供一位高階軍官作為顧問，也是美國將對中國進行更大援助的先行保證。”
戴維斯與一些外交官員當時已在進行一些重要議題的討論，例如，如何與一個充滿派系競爭、軍隊正在被榨乾的中國政府一同作戰；對日作戰的戰略，要以中國或是太平洋為基地；如何處理斯大林最終不可避免將提出的延展至滿洲的領土要求等。但是，羅斯福當時卻對這些問題視而不見，反而是毫無根據地對蔣委員長寄予厚望。羅斯福認為，四大強權是否能取得勝利以及正義的和平是否能建立皆倚賴於蔣介石，因此他避免與蔣介石產生衝突。
情況更糟的是，羅斯福是一個“政治人物而非行政官員”，習慣避開或削弱正式官場的作法，將他的國務卿們視為“招待員”，然後，與特別助理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自行策劃外交政策。林霨認為，戴維斯對羅斯福的這種作為的描述是此《回憶錄》的最大亮點。
最值得注意的是，戴維斯對羅斯福的私人使節(一個羅斯福喜愛使用的權宜作法)的描述，他們定期地飛到重慶，卻沒有清楚的權限，同時，卻又過度膨脹中國作為戰後強權的想法、讓中國人產生不切實際的期待、並完全模糊了責任和指揮的界線。
羅斯福的私人特使
羅斯福第一個私人使節是卡利(Lauchlin Currie)，卡利是個“短小敏捷、帶著無框眼鏡的哈佛經濟學家，也是羅斯福的特別助理。”當戴維斯在華盛頓與卡利相識時，卡利正在發展“對中國事務的興趣，並打電話給我，詢問我對中國事件的評論和信息。我對他想發展完全在他專業之外的事務感到非常奇怪，但是，這種突發的、對他們專業之外事務的膚淺涉獵，其實，也就是亂七八糟的羅斯福政府的特徵。”
卡利最終是以羅斯福的“特別顧問”身份到重慶。根據卡利極其膚淺的檢視，他建議，華盛頓將史迪威和大使高思(Clarence E. Gauss)召回。不僅如此，卡利“認為自己是高思的最佳繼任者，但他的這個夢想最終並沒有實現。”
之後，1940年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溫代爾‧威爾基(Wendell Willkie)出現了，“在他試圖將自己塑造成有遠景的領導者的世界巡迴訪問中，拜訪了中國。”(《華盛頓日報》的亞德利指出，在這裡，戴維斯的回憶有誤，威爾基1940年是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但是,是在1942年才前往中國。) 陳納德將軍成功地說服威爾基幫他帶一封信給羅斯福，信中,陳納德向羅斯福要求“105架戰鬥機、30架中型轟炸機、以及12架重型轟炸機”，陳納德表示有了這些援助他可以完成攻下日本的工作。馬歇爾將軍認為,這種想法“只是胡言亂語”，但是,陳納德的想法卻得到羅斯福的贊同，因為這個做法是對這個在當下艱鉅、將近無法解決的問題的一個快速、簡單的解決辦法。
赫爾利試圖調解國共分歧，最終卻無功而返。
開羅會議
1943年，戴維斯和史迪威參加了開羅會議，在此會議中,蔣介石與邱吉爾和羅斯福一起討論了亞洲的戰事。本已準備好讓中國倒下的邱吉爾，當時試圖說服蔣介石和宋美齡在其他人會面時到外面觀光，但是並沒有成功。
羅斯福對中國領導人表現地相當慇勤。史迪威了解羅斯福的作法，史迪威在日記中寫道：“老爺（羅斯福）興致勃勃、正在找尋捷徑。”戴維斯對羅斯福竟然捨棄國務院的翻譯和談判幫助感到相當震驚，戴維斯的同僚裴克(Willys Ruggles Peck)“說得一口流利的中文、與蔣介石相識多年、且相當謹慎小心”，但是，裴克卻在會議中被冷落。
在沒有具專業背景的美國人在身邊的情況下，羅斯福對蔣介石展開說服攻勢、並希望蔣委員長與他一起合作建立戰後的羅斯福式世界秩序。蔣夫人宋美齡“裝扮得像要去參加一個雞尾酒舞會，並在她先生與羅斯福的私人會議中充當翻譯。”
羅斯福完全“業餘式的外交政策”在一些其他美國人也一起參與的非正式場合上更顯露無遺：“我們聽了一堆他祖先的故事。有一位祖先到了中國、成為百萬富翁、回美國、又在一個煤礦投資中散盡財產，所以，又回到中國、再賺一百萬、回美國後將錢投入鐵路股票，但是，卻直到他死後2年才拿到紅利。他在笑聲中講述這則故事。”
戴維斯和史迪威帶著困惑和沮喪離開。“這是這個政客的漠視伎倆，他從來沒有對身邊真正的主題有所認識──他希望將軍對蔣介石說什麼？他在對中政策上有什麼指示？”在回到米那宮酒店的路上，史迪威“將臉埋進他的雙手中。”
中國是俄國的西伯利亞
當他們回到重慶後，一連串的特使持續地從美國來到中國。副總統亨利‧華萊士(Henry Wallace)也到了中國。羅斯福將華萊士送往中國，表面上是希望他幫忙解決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問題，但是，戴維斯解釋，羅斯福的真正意圖是將華萊士送出美國，如此一來，羅斯福即可“為接下來的民主黨大會上擺脫華萊士作為選舉搭檔這個負擔做準備。”華萊士也建議將高思和史迪威調回。
美國觀察團於延安。
在華萊士之後，前美國戰時生產局局長唐納德•納爾遜(Donald Nelson)也以羅斯福的“私人經濟事務代表”的身份抵達中國，羅斯福同樣不希望納爾遜留在華盛頓。哈里‧霍普金斯告訴戴維斯，他很擔心這位“私人代表”要如何打發時間，但又對戴維斯說，“如果中國方面為納爾遜提供四、五位女孩，納爾遜會很高興，也可以讓他閉嘴。”
羅斯福的特使中最具毀滅性的是前任總統胡佛的戰爭部長赫爾利(Patrick Hurley)。赫爾利是美國國民警衛隊的榮譽少將，據戴維斯的回憶，這位少將喜歡巢克圖族(美國印地安人之一族)式的戰爭吶喊以及其他華麗的戰斧、左輪手槍文化。赫爾利試圖調解國共兩黨、製造和平局勢，但少有進展。但羅斯福卻在1944年末以無線電對赫爾利說：“你對中國情勢有軍事立場上和外交立場上的雙重近距離了解，這使你為美國駐中國大使的最佳人選。”赫爾利即成為了駐華大使。林霨表示，假使羅斯福是有意識地希望以毫無能力的手下摧毀他的中國政策，那他對赫爾利的指派可能是最完美的傑作。
戴維斯回想到他必須與這些政治放逐者一起在中國進行外交工作時，他這樣描述道：“很明顯地，對美國政治場域而言，中國就像是俄國人的西伯利亞。只是羅斯福的手法更迅速、也較人道。”
諷刺的是，最終被放逐的不是這些羅斯福的特使，而是包括戴維斯在內的中國通們。在麥卡錫當道的時期，中國通成為“輸掉中國”一事的代罪羔羊。以赫爾利將軍為例，《紐約時報》寫道，赫爾利得到共產黨的同意，表示願意與國民黨建立聯合政府，但是，蔣介石卻拒絕了這個提議，蔣另外提出的提議也不被共產黨所接受。1945年8月，日本投降，國共雙方軍隊開始在內戰中爭奪地盤，而美國在這場內戰選擇了支持失敗的那一方。
當赫爾利在1945年11月回到華盛頓並辭掉外交官的職位後，他便開始批評包括戴維斯等的中國通是他任務失敗的主因。赫爾利將軍控訴這些中國通，破壞他試圖阻止國民政府崩壞的工作。在多項指控中，其中有一項竟是以中國通們與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相互認識和會面作為罪名。
赫爾利當時接受斯大林的保證，認為斯大林將給予蔣介石支持，赫爾利也相信了斯大林對中國共產黨感到厭惡的說辭，當這些皆成空、他也回到美國後，他卻開始指責戴維斯與其同僚，認為他們批評國民黨的用意其實是希望破壞他試圖將中國不同的軍事力集結、以對抗日本的努力。
雅爾塔會議
最終，史迪威被魏德邁將軍(General Albert C. Wedemeyer)取代，戴維斯也離開中國前往莫斯科。重慶的中國人與美國人的關係變得比較不那麼愉快，但是，基本問題還是沒解決，尤其是蘇聯的野心問題。
羅斯福在1945年2月的雅爾塔會議上，替斯大林戰後對滿洲的佔領背書，戴維斯對此感到相當厭惡。這很明顯，會讓中國的蔣介石感到錯愕，畢竟中日戰爭的起始原因就在於日本對滿洲的併吞。另外，如戴維斯的觀察，即使羅斯福不背書，斯大林依然會佔領滿洲，替這種行為背書，並不會為美國帶來什麼好處。
戴維斯也理解，蘇聯所佔領的滿洲將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庇護所，或是成為蘇聯的附庸國，但羅斯福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此可能性。雅爾塔會議完全將中國作為四大強權之一的神話撕毀──一個此前羅斯福費盡心機去維護的神話，而因為神話破滅得過於全面，羅斯福還必須使用一個典型羅斯福式的詭計：雅爾塔會議做出的協議內容必須等到適當時機再給予蔣介石知曉。
而如歷史事實顯示的，在中國內戰一開始就試圖奪回滿洲的作法只導致了國民黨在戰略上的毀滅，這個錯誤不只導致了他們失去滿洲，也失去了整個中國。
假設性問題
林霨表示，歷史敘述到這裡，有個曾經政治敏感的問題浮現了：美國當時可以做什麼或改變什麼，使中國共產黨無法贏得中國？像這樣的問題摧毀了戴維斯的政治外交生涯；戴維斯的《回憶錄》也必然地會讓讀者思考這個問題。
戴維斯世代的中國通，不論是外交官或是記者，比起國民黨，他們通常會對共產黨有更好的評價，而戴維斯當然也不是個例外。戴維斯在政治氣氛詭譎的重慶內對國民黨有近距離的第一手認識；對共產黨的認識則通常是經過報導以及一次共產黨戰時堡壘延安的訪問。
林霨指出，戴維斯相信，在中國發生的事絕對不只是一場戰爭，如他之後在解釋為什麼馬歇爾計劃為什麼不能像它拯救西歐那樣拯救中國的國民黨時表示的：中國正在經歷“深刻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革命”所帶來的陣痛。因此，林霨稱，戴維斯不認為蔣介石個人必須對國民政府的問題負全責；這些問題的最終原因是中國老舊的社會和政治結構，這些根深蒂固的結構讓任何政府對於動員和國家重建的嘗試都受到極大的挫折。戴維斯表示蔣“受制於他所操縱的可悲力量”。
《華盛頓郵報》的亞德利則認為，戴維斯和史迪威對共產黨並沒有幻想，但是，他們的確希望說服中國內部的軍閥能夠和平解決他們之間的對立和爭議、並共同建立起一個妥協式的政府，而不是讓中國發生內戰；但是，很遺憾地，在二戰後是後者成為了歷史事實。但戴維斯和史迪威的直覺，其實是屬於保守一方──也就是，他們願意接受讓蔣介石的腐敗政權繼續執政，這種代價換來的必須是中國積極參與對日抗戰。
然而，戴維斯和史迪威對共產黨力量的誠實分析與報告，最後卻成為1940年代晚期和1950年代美國第二次紅色恐慌(Red Scare)中，政治投機者對付他們的武器。對史迪威而言，誠實的代價是羅斯福屈服於蔣介石的要求將史迪威召回美國；對戴維斯而言代價是他的工作，以及直到被平反前的聲譽。
民主的共產黨
美國和重慶的蔣介石政權之間充滿衝突。據《紐約時報》報導，戴維斯當時的報告，表示對中國內戰即將開打的擔憂，他更擔心在這場他認為共產黨將贏得勝利的內戰中，美國對蔣介石的支持，將迫使毛澤東所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倒向蘇聯。
戴維斯於1944年11月15日在筆記中寫道：“我們不應該現在就放棄蔣介石，但是我們必須要實際一點。我們一定不能無止盡地替一個政治上已破產的政權背書。我們必須也作出一些努力贏得中國共產黨的信賴，而不是讓他們必然全然地倒向蘇聯。”
林霨指出，戴維斯支持1944年7月在延安創立的美國觀察團(Dixie Mission)，他也支持同時對共產黨和國民黨提供武器。當他還在中國時，他相信了共產黨所說的親美、民主原則，因此，他慎重地考慮斷除中國共產黨與莫斯科的緊密關係、將中國共產黨拉攏到美國陣營的可能性。延安的觀察團也確認了中國共產黨在北方的實力，但是，當毛澤東和周恩來表示想訪問美國時，羅斯福卻不為所動，戴維斯對此感到相當挫折；對羅斯福而言，與共產黨進行任何接觸都將會觸怒蔣委員長。
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訪問戴維斯的女兒緹奇‧戴維斯(Tiki Davies)時也指出，美國當時過於執著於國民黨，也沒有辦法想像由共產黨執政的中國。緹奇表示，雖然當時美國國內官方許多人不斷表示蘇聯和中國將是鐵板一塊(monolith)，但是，她父親一直強調的，正是蘇聯和中國並不必然會是鐵板一塊，美方要做的是持續地讓蘇聯和中國之間存在著間隙、鼓勵中國共產黨並避免他們與蘇聯結盟。
美國當時認為中國共產黨比中國國民黨更好的觀察家不在少數。
戴維斯不只認為當時的共產黨比國民黨更現代化，他們也比國民黨更不專制。1945年底，當戴維斯已在莫斯科時，毛澤東接受路透社的訪問，他在訪談中表示，假使他取得政權，他保證共產黨政府會實行一個完全民主、秘密投票的多黨制度。許多外國人被這番言論說服了，同樣，也被毛澤東說服的是中國人。戴維斯當時認為，中國共產黨正在往一種“可能的民主民族主義”前進。
林霨表示，這種觀點在當時相當普遍，尤其是在美國外交機構內、以及那些與史迪威有關係的人們。從今天擁有的信息看來，他們當初的確不甚正確，但是，他們長期擁有影響力。林霨在哈佛就讀時的老師費正清於中國內的美國戰略情報局工作時，也與戴維斯等人有相同的結論。費正清曾對他親近的同僚坦白地說：“我自從1940年代就支持這些（共產黨）人。”（林霨表示，費正清一直到1989年的天安門屠殺事件後才正式與共產黨人決裂。）
“如果毛澤東當時來到華盛頓”
在美國，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正面觀點，在麥卡錫年代是被大幅地消音的，這樣的觀點一直到了越戰爭議時才再度復活。1972年，記者塔奇曼(Barbara Tuchman)以《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1911-1945》(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一書，贏得普立茲獎，林霨指出，這是一本在正確時機出版的正確書籍。
在塔奇曼的書中、以及她1972年發表在《外交事務》上的一篇更直接的文章（“如果毛澤東當時來到華盛頓：一篇探討可能性的文章”）中，塔奇曼稱，美國當時拒絕在戰爭中和戰後接受毛澤東和他的同僚們，使得美國失去了幫忙建立一個自由、現代化以及親西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機會，假使這樣的中國得以建立，那麼，美國也有可能避免韓戰和越戰。
戴維斯戰時的文章，以及他同僚的文字紀錄，也成為了這個觀點的基礎文件；此觀點也有一段時間在美國學術界和外交政策精英間成為主流。但是，林霨認為，戴維斯並沒有真正擁護這種強調“失去的機會”的觀點。戴維斯的確對拙劣的羅斯福政府有怨言，尤其是它對於國民黨的強烈執著，更不用說它最後對待戴維斯的方式，但是，林霨表示，這本《回憶錄》的讀者可以很清楚地理解到，戴維斯主要的目標僅是希望阻止蘇聯將它的手伸進北中國，甚至伸進北京，並阻礙可能成為中蘇集團的中蘇結盟。
因此，戴維斯寫道：“從現在回看過去，希望在政治上與中國共產黨結盟是不切實際的。這種想法反映了當時我對共產黨人對意識形態的執著的低估。更有根據因此更有力的策略應該是，美國可以援助即將奪得政權的中國共產黨，讓他們不需要在物質上倚賴蘇聯，也可以以此減少蘇聯對中國共產黨政府的影響力。”
可以說，戴維斯並非親共，而是從美國的觀點來看哪種政策對美國最為有利。《紐約時報》也指出，戴維斯被視為是史達林主義的堅決反抗者，他在中國的二戰報告皆是在思考如何對抗蘇聯勢力的威脅。他甚至在1950年提議美國利用它核子武器的優勢，對蘇聯展開“先發制人的一決勝負”。
依然神祕的中國
林霨表示，《中國通》不只是一本引人入勝的書，它更是對現時依然研究不足的美國戰時對中政策歷史的重要貢獻。戴維斯的故事暗示，亞洲冷戰的根源在於美國對戰後蘇聯和中國的交流過於忽視。雖然戴維斯沒有明確地說出口，但是，許多其他人皆觀察到，假使華盛頓和莫斯科在中國（和韓國）能像在歐洲做的那樣、劃分出影響力範圍——即，將中國劃分區塊、將中國內的領導人限制在設定好的戰後區域（共產黨在滿洲，國民黨在南方）——那麼，或許會有一個更穩定和更少災難的結果。
羅斯福當時認為，蔣介石在中國內握有穩定的大權，但是，戴維斯看到的是蔣委員長權力的貧乏和空洞，他也了解當日本一投降，中國就會變成權力真空的狀態，這會讓莫斯科有機可趁，更不是國民黨有能力控制的局勢。如此看來，中國會落入共產黨手中可以說是受到了羅斯福的無能政策的幫助。
對不管是對過去還是現在的中國有興趣的人們而言，戴維斯的《回憶錄》都是一本重要的著作，畢竟，如林霨說的，我們現在仍然活在一個中國依然神祕的時代中。(《外參》第3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