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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20日星期一
簽署ECFA 有政治協議之實
前陸委會主委張京育昨天說,兩岸現在雖無政治協議之名,卻有政治協議之實。
張京育指出,雖然過去兩岸關係改善,兩岸政治進展少,但外交停止惡鬥,軍事不再威嚇,彼此關係也平靜許多,兩岸政治關係「先求穩、再求變」,有些問題現在解決不了,可先相互探索對方,保持兩岸關係穩定,增加交流管道,減少雙方疑懼。
張京育表示,兩岸過去簽署協議最重要的是ECFA,包含範圍廣泛,成立兩岸經合會,執行後續兩岸協議,ECFA是經過行政院同意、立法院審議,包含範圍非常廣,兩岸現在雖無政治協議之名,卻有政治協議之實。
張京育說,不應只是和平協議而是和解協議,積極和平不僅是放棄用武力,做為解決爭端手段,還有相互尊重、信任和友愛,滿足雙方核心價值,特別是自尊,積極和平更應是兩岸簽署和平協議真正目標和價值所在。
張京育說,兩岸和平協議目標明確,要面對現實、求同存異、建立互信,最重要是優勢互補、互利雙贏,原則明確,有利兩岸和平發展,有利兩岸人民的事,都要努力去做,不利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不利兩岸人民的事,都要避免。
張京育表示,兩岸關係不僅牽涉台海,也會影響周邊國家、大國關係和亞太安全,因此兩岸簽和平協議,不僅保障兩岸和平,對東亞、亞太和平也都有積極貢獻;如果透過溝通、交流達成和平協議,對其他區域衝突解決,如中東、南北韓也會有啟示性作用。
張京育說,兩岸關係發展分交流互惠、互信合作、協商統一等三個階段,政治議題開啟是在第三階段,要視第一、第二階段是否做得很好才來談。
民運信息中心: 薄熙來已向政治局請辭
中國人權民運信息中心引述消息人士說,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已在中共政治局會議上提出辭職。
消息人士指出,薄熙來昨日出席政治局會議,就王立軍事件提出請辭,但辭職是否獲批要待下一次政治局會議決定。
信息中心引述另一名消息人士說,薄熙來會調任全國人大一個工作委員會的主任,並可能由湖南省委書記周強,接任重慶市委書記職務。
中心又認為,在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出國訪問的情況下,召開政治局會議是異常做法。
中國、愛爾蘭簽備忘錄 加強經貿合作
大陸國家副主席習近平與愛爾蘭總理肯尼十九日傍晚在都柏林古堡晤談,雙方會談內容包括人權、經貿及歐債等,兩國並簽署了解備忘錄及多項協定,同意加強兩國經貿文教和農業科技合作。肯尼表示,習近平此行,讓中愛關係進入新頁。
肯尼十九日晚在都柏林古堡宴請習近平。晚宴前,中愛雙方高層代表在古堡舉行會談。習近平對愛方多年堅定奉行「一中」政策表示讚賞,強調兩國幅員大小、社會制度和文化傳統雖不同,但樹立了國與國友好共處的典範。
談到歐盟,習近平說,歐盟是中國的全面戰略夥伴,中國支持歐洲一體化進程,重視歐元地位、看好歐元前景、支持歐元和歐元區經濟穩定,重申中國將繼續以自己方式支持歐盟、歐洲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解決歐債問題所作的努力。
會談後雙方簽署合作備忘錄,肯尼並接受習近平邀訪,預定今年三月訪中。
對於人權議題,愛爾蘭副總理兼外長吉爾摩對本報追問現場是否提到人權表示:「現場反應氣氛熱切友善(Warm and friendly ),顯示中愛關係成熟。」支持藏獨團體和法輪功人士約五十多人,在古堡外示威抗議。
愛方招待習近平的晚宴,除了時令海鮮、牛肉、蘆荀、馬鈴薯和法式小糕點,並體貼地準備了中式炒蔬菜;晚宴酒則是Drom法國○八年白葡萄酒,及費倫塞居堡(Chateau Phelan Segur)○二年的紅酒。
晚宴後,習近平和中方代表團前往都柏林歐瑞里劇院,觀賞有「愛爾蘭靈魂」之稱的大河舞表演。
習近平和肯尼廿日連袂出席「中愛貿易投資論壇」,習近平表示,中國是愛爾蘭可信賴的朋友,肯尼則說,愛爾蘭雖很小,但有自己的力量。廿日下午,習結束愛國之旅飛往土耳其最後一站。
日本測量船犯釣魚台島 中國喝阻
(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日本海上保安廳一艘測量船,前晚駛入釣魚島附近海域,進行所謂 「海洋科考作業」。中國海監船向該船發出警告,要求停止調查活動,該船卻宣稱自己在「日本專屬經濟區(EEZ)」。兩船對峙五小時後才漸漸遠離。中國外交部重申,中方反對任何一方在東海爭議海域採取任何單方面行動,呼籲維護東海局勢穩定和中日關係大局。據日本共同社20日報道稱,19日下午7時20分前後,在沖繩縣久米島西北偏北方向約170公里處的「日本專屬經濟區(EEZ)」,中國國家海洋局的「海監66」號通過無線設備要求日本海上保安廳測量船「昭洋」號停止海洋調查活動,當時該船正在調查地殼構造。
「昭洋」號通過無線電答覆稱「正在日本的EEZ內實施正當的調查」,並繼續進行調查。據稱,雙方間的無線電通話持續了約20分鐘。據日本海上保安廳稱,雙方船隻曾靠近至約550米且並列行駛。「海監66」號要求日方船隻停止調查,並警告日方船隻該處為中國法律規定管轄的海域。據報道,中日兩船對峙五個小時後,直至昨日凌晨十二時半,才漸漸遠離。
三次被阻 日方抗議
報道稱,這已是日本海保測量船第三次被中國船隻要求停止調查,前兩次是在2010年5月和9月。
另據日本NHK電視台2月20日報道,日本官房長官藤村修在20日上午舉行的記者會上稱,日本船隻此次在「日本專屬經濟區」內的作業屬於「正常活動範圍」,「不能接受中方向日本船隻發出的警告」。他表示:「我們已經明確拒絕了中方提出的有關停止作業要求,並已向中方提出抗議。」
釣島主權無可爭辯
對於日本船隻在釣魚島海域活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昨日表示,中方注意到有關報道,重申中方在東海問題上的立場明確和一貫,反對任何一方在東海爭議海域採取任何單方面行動。希望中日雙方共同努力,妥善處理有關問題,以實際行動維護東海局勢穩定和中日關係大局。
就釣魚島問題,中國外交部曾多次強調,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中國對此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日方在釣魚島海域採取的任何舉措都是非法和無效的。
日本海上保安廳一艘測量船,前晚駛入釣魚島附近海域,進行所謂 「海洋科考作業」。中國海監船向該船發出警告,要求停止調查活動,該船卻宣稱自己在「日本專屬經濟區(EEZ)」。兩船對峙五小時後才漸漸遠離。中國外交部重申,中方反對任何一方在東海爭議海域採取任何單方面行動,呼籲維護東海局勢穩定和中日關係大局。據日本共同社20日報道稱,19日下午7時20分前後,在沖繩縣久米島西北偏北方向約170公里處的「日本專屬經濟區(EEZ)」,中國國家海洋局的「海監66」號通過無線設備要求日本海上保安廳測量船「昭洋」號停止海洋調查活動,當時該船正在調查地殼構造。
「昭洋」號通過無線電答覆稱「正在日本的EEZ內實施正當的調查」,並繼續進行調查。據稱,雙方間的無線電通話持續了約20分鐘。據日本海上保安廳稱,雙方船隻曾靠近至約550米且並列行駛。「海監66」號要求日方船隻停止調查,並警告日方船隻該處為中國法律規定管轄的海域。據報道,中日兩船對峙五個小時後,直至昨日凌晨十二時半,才漸漸遠離。
三次被阻 日方抗議
報道稱,這已是日本海保測量船第三次被中國船隻要求停止調查,前兩次是在2010年5月和9月。
另據日本NHK電視台2月20日報道,日本官房長官藤村修在20日上午舉行的記者會上稱,日本船隻此次在「日本專屬經濟區」內的作業屬於「正常活動範圍」,「不能接受中方向日本船隻發出的警告」。他表示:「我們已經明確拒絕了中方提出的有關停止作業要求,並已向中方提出抗議。」
釣島主權無可爭辯
對於日本船隻在釣魚島海域活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昨日表示,中方注意到有關報道,重申中方在東海問題上的立場明確和一貫,反對任何一方在東海爭議海域採取任何單方面行動。希望中日雙方共同努力,妥善處理有關問題,以實際行動維護東海局勢穩定和中日關係大局。
就釣魚島問題,中國外交部曾多次強調,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中國對此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日方在釣魚島海域採取的任何舉措都是非法和無效的。
唐英年報名參選講話全文
《大公報》
行政長官參選人唐英年,昨日正式報名參加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他於報名後發表講話,全文如下:
各位,我剛才已經向選舉事務處遞交表格,正式參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我得到379位選委提名,正式成為候選人,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在一個自由經濟的環境出生、成長、接受教育,對於香港社會給予我的栽培和機會,我無言感激。我會以香港整體利益為先,希望可以運用我過去多年從商和從政 經驗,實事求是,為未來創建新機。我的政綱或者非完美無缺,但務實可行,同時堅守香港的核心價值,包括自由、開放、法治、多元。我希望以政綱説服大家,我 矢志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是最適合的特首人選。
我在政府工作了九年,在不同崗位接觸不同階層的市民,知道不少香港人生活艱辛。我經常落區,體會在房生活的市民,環境惡劣;我與中産市民傾談,深深體會到 他們生活好不容易,令我更加有使命感服務社會。我相信,以我在政府九年完整的工作經驗,以我過往領導高效團隊的能力,以我在社會各界的人脈關係,我有信心 可以凝聚各界人士。我絕對相信,我有能力做得更好,為香港人帶來更美好的生活。
我知道,過去一段時間,有很多關於我的負面消息,由感情到僭建問題,全部都與我家庭有關。我承認,我實在處理得不好,本來想保護家人,結果反而令他們受到 更大的傷害,令到大家質疑我的誠信。這絕對是我的錯,我會一力承擔所有的責任!我預計未來繼續會有針對我的負面消息,但我會勇敢面對。
現時舉行的是行政長官選舉,市民及選委都想選出一個有承擔、有心為香港服務的領袖,以及他的理念、政綱能真正有利香港發展。他要有胸襟、有凝聚力,物色一 班有能力的人,組成一隊高質素、有執行能力的團隊,大家群策群力為香港、為市民服務。我衷心希望,特首選舉可以重回正軌,大家應該比拼經驗,比拼理念,比 拼政綱。
我相信,未來的路一點都不容易,要令香港人對我有信心,令香港人信任我,我要付出百倍的努力。我是不會放棄,希望大家支持我,給我一個機會為香港服務!
行政長官參選人唐英年,昨日正式報名參加第四屆行政長官選舉,他於報名後發表講話(照片來源:大公網)
習近平:應對危機實現復蘇歐洲可借重中國
據新華社都柏林二十日消息: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二十日在都柏林出席「中國─愛爾蘭經貿投資論壇」時表示,中國的發展將給包括愛爾蘭在內的世界各國企業帶來巨大商機。
習近平與愛爾蘭總理肯尼共同出席論壇,並發表講話。
習近平介紹了中國正在實施的「十二五」規劃綱要。他説,中國將構建擴大內需的長效機制,不斷擴大國內市場總體規模;加快科技進步和創新,強化知識産權保護,加快應用高新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産業,大力培育戰略性新興産業;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進一步促進對外貿易平衡發展。預計到二○一五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將達到三十二萬億元人民幣,約合五萬億美元,國內市場規模將位居世界前列,進口規模累計有望達到八萬億美元,對外投資將超過五千億美元。
習近平希望中愛兩國企業家抓住機遇,把深化經貿合作作為促進兩國經濟共同發展的力點和兩國關係新亮點。
習近平還表示,中國是包括愛爾蘭在內的歐洲各國應對危機、實現復蘇可以借重的可靠朋友,是國際多邊事務中可以信賴的合作夥伴。中國將繼續以負責任的方式、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支持歐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歐央行為應對歐洲債務問題所作的努力,繼續加強同歐盟的政策溝通和協調,促進中歐經貿、投資和金融合作,參與國際社會對歐洲和歐元區的支持行動。
愛爾蘭渴盼中國投資
英國《金融時報》二十日稱,愛爾蘭政府在投資峰會上向習近平展示了該國較低的企業稅率和有利於商業的環境,以吸引中國人投資。
習近平對愛爾蘭的訪問,重點是貿易和投資。對愛爾蘭政府而言,習近平此次訪問是一個重大良機。愛爾蘭剛從經濟危機中復蘇,正尋求與中國發展更密切的關係,以幫助吸引希望進入歐盟市場的中國企業。
愛爾蘭副總理埃蒙.吉爾摩表示:「我們希望中國將我們視為一個橋樑或通道。中國企業或投資者不僅可以直接投資,而且還可能與美國投資者建立合作關係。」
迄今為止,愛爾蘭未能吸引這個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對其進行大規模投資。自都柏林一九九九年啟動「亞洲戰略」以來,只有十三家中國公司在愛爾蘭開展了業務。諮詢公司Rhodium的數據表明,按吸引中國投資計算,愛爾蘭在歐盟二十七個成員國中排名第十八位。
愛爾蘭科技集團Firecomms聯合創始人托馬斯.莫里亞蒂表示,習近平的訪問為愛爾蘭與中國建立那種可以轉化為投資機會的政治關係提供了關鍵機遇。
中國擁有全球最大規模的外匯儲備。中國政府正在討論能否將部分儲備多樣化、投資於海外硬資産。
愛爾蘭政府去年宣佈,將把出售國有資産作為與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簽署的紓困方案的一部分。這可能吸引了中國政府的注意。
中國的主權財富基金──中投公司的代表去年年末訪問了愛爾蘭,以評估該國嚴重經濟危機帶來的機遇。上周,愛爾蘭官員在亞洲推銷愛爾蘭國債。
中企將宣佈多筆投資
據悉,今日的峰會上簽署一系列雙邊貿易協定。中國企業將在峰會上宣佈多筆投資。
全球最大銀行之一的中國工商銀行旗下的飛機租賃公司,將宣佈擴大在愛爾蘭的子公司。該公司在二○一一年末發行了七點五億美元債券,以拓展愛爾蘭業務。
圖:習近平二十日在都柏林出席中國─愛爾蘭經貿投資論壇並致辭\新華社
市民行動起來 向唐英年說不
唐英年僭建大地庫所暴露漠視法紀、誠信破產和能力低劣,社會主流意見認定他沒有資格做特首、應該退選聲中,唐英年到選舉事務處遞交提名表格,勢將成為特首選舉候選人,使人驚訝選委與大多數市民意願,可以如此南轅北轍。鑑於小圈子選舉的實質,唐英年完全有可能當選特首,而由他領導政府治港,只會把香港拖向深淵。目前唯一可能避免出現唐英年「一人當選,香港當災」的局面,就是市民行動起來,向唐英年說不,警醒一些選委,甚至促使中央為香港利益出發,發揮影響力,阻止唐英年當選。
唐英年不但與主流民意為敵
而且陷中央於不義
唐英年的「地庫門」醜聞,可謂「撻覑」整個社會,街頭巷尾盡是憤慨之聲,認為唐英年沒有資格做特首,應該退選,是近年香港社會少有的跨階層共識。為何如此?皆因事件實質和唐英年的表現,太過荒唐。
首先,唐英年官至財政司長期間,身為業主,入圖則重建九龍塘約道7號,被揭發的違例地庫,專業人士強烈質疑取得入伙紙之前已建好,另外,泳池底違規建造的兩個天窗,用途和目的如何,使人有太多聯想。雖然違例建築時間仍待屋宇署調查,但是去年高官寓所接連被揭發僭建之時,特首曾蔭權已要求問責官員檢視居所是否有僭建物,不過,唐英年並無糾正,其漠視法紀,可見一斑。
其次,傳媒揭發唐宅違建地庫之後,唐英年謊話連篇,以一個謊言掩飾一個謊言,在市民心目中,締造了「唐英年等於謊言」的連繫。唐英年誠信破產,乃大多數市民普遍認定。
第三,政治人物在選舉中被揭露負面資料,怎樣應對,考驗政治人物的危機處理和領導能力。唐英年應對「地庫門」事件,可謂一塌糊塗,說有多糟就有多糟,充分說明他的素質低劣,看不到有領導香港、實行良性管治的能力。
環顧文明世界,在選舉中,若有參選人被揭發漠視法紀、誠信破產、能力拙劣,必然為選民唾棄,參選人只有退選一途;特別是法紀和誠信,乃普世價值,人民對參選人有極高要求,不會因人因地而異。香港是國際大都會,若自外於選舉的普世價值,會成為國際笑話。
到昨日,仍有傳媒持續揭發唐英年的緋聞,在在顯示他的人格、操守和誠信,與市民對特首的期望,差距愈來愈大,但是唐英年懶得回應醜聞的同時,無視社會與國際觀瞻,接受近三分之一選委提名,造成米已成炊局面,情反映唐英年鮮廉寡恥,而那379名選委,也缺乏是非之心,只囿於小圈子利益,罔顧香港整體利益。
唐英年目前取態,說得嚴重一點,是與大多數市民為敵,說明他只在意選委會利益集團的支持,民意即使再清晰和響亮,他也不屑一顧。若他當選特首,管治隱憂在於:一名漠視法紀、誠信破產的特首,真正的能人志士會投效賣力?若特區管治團隊盡是下駟之材,只懂吹捧托拍,而特首則成為利益集團的禁臠,這樣的團隊,能夠管治好香港?帶領市民應付挑戰?大有疑問。
若唐英年當選,中央不任命,即時引發憲制危機;若中央任命,則給香港確定了一個巨大的不穩定因素,除了未來5年要時刻應對驚濤駭浪,中央與香港市民也即時處於對立面態勢,所以,唐英年堅持參選而日後當選,是陷中央於不義。
市民應該大聲說出感受
促使選委三思中央發揮影響力
以利益集團在選委會的實力和影響力,他們逆民意而動,強行把唐英年推上特首大位,完全有可能。既然唐英年當選特首,會令香港處於難以管治的困境,市民若不希望出現這個局面,則往後一個月,可以做的是行動起來,以最強大民意和最響亮的聲音,向唐英年說不,爭取選委三思或中央發揮影響力,阻止唐英年當選。
參與提名唐英年的自由黨,已經表明提名歸提名,在選委會是否投票支持唐英年,要另行商議。到昨日,自由黨榮譽主席田北俊明確表示,到3月25日選委會投票之前,若大多數市民仍然「頂唔順」唐英年,不接受他做特首,則不排除自由黨選委不會投票給唐英年。其實,以「地庫門」醜聞所披露事實和唐英年的表現,選委仍然提名唐英年,除了「利益」之外,很難想到有什麼合理和正當理由,田北俊這個說法,實際上曲線挺唐,也為自由黨留下迴旋空間,而非就事態是非對錯的判斷。
不過,既然田北俊有言在先,除非他屆時食言,為自己製造誠信危機,否則,他實際上為「倒唐」提供了一個可行機會,就是只要市民向唐英年說不,則自由黨就可以順民意而不支持唐英年了。我們認為,只要市民向唐英年說不的聲音夠響亮,相信仍然有良知的選委,屆時會以選票教訓唐英年,並且避免將香港未來幾年推入險境。
唐英年既然與社會主流民意為敵,而選委會又為利益集團控制,市民只有大聲說出感受:「向唐英年說不」,才有可能自救和救港。
歐陽五﹕習近平出訪的「妙筆」與「伏筆」
剛剛看完NBA比賽,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又在愛爾蘭首都都柏林的綠茵地上一秀足球身手。
「運動出鏡」是習近平此次美國——愛爾蘭——土耳其出訪行程中的趣味一筆。不過與其將這位未來中國核心領導層人物描述為「體育發燒友」,倒不如用「入鄉隨俗」來看待更為準確。當習出現在美國NBA看台上的時候,人們很自然地聯想起鄧小平當年在中美關係破冰時戴上牛仔帽觀看馬術競技的情形。
這可能從另一個方面說明,儘管中國經濟大國的形象如此深入人心,但它的西方伙伴並不像中國同階層人士了解他們一樣了解對方。就像在27年前習近平第一次訪美時說自己看過電影《教父》,讓他的房東小女兒大吃一驚一樣。
佈下「草蛇灰線」
這一代的中國政治精英,熟悉西方文化,並且知道如何用一種「柔軟的身段」展現出來。習近平在美國訪問的27場活動中,都恰到好處地運用了這一點。他見老朋友、在演講中回憶溫馨的故事,在中美兩國省州長們開會的會場率眾大啖巧克力等,以東方式的「念舊」和西方式的即場幽默表達了對中美「朋友」關係的定位。
習近平此次展現的魅力外交,為未來中國與美、歐等關係佈下「草蛇灰線」,留下諸多「伏筆」。除了落案的協議,還可以這樣拆解來看:
——習慣。習近平此訪展現出的親切隨和,媒體讚賞頗多。海外對中國政治又僵又硬的刻板印象,需要水滴石穿的柔性方式加以改變。而所謂「人性化」,是對政治家的天然要求,何時評議能從「喜出望外」到「習慣」,就說明我們的外交交往能力更加進步了。
——走近。習近平出訪的重要目的是通過建設性對話,增信釋疑。從長遠看,欲和西方大國建立理性的溝通和利益交換機制,增強戰略互信,就需要兩國領導人更加頻密地走近。既有中國的「走出去」,還應該有西方領導人更多的「走進來」。「走近」也要講方式,從習出訪的內容側重看,民間交往,經貿發展,都是未來促雙邊關係走向合作共贏的重點。
——平常心。中國整體國力處於上升期,不可避免地將和現有大國發生利益摩擦,其中有許多問題還將繼續是結構性的、難以在短期內改善的。在建立成熟的大國關係的過程中,有各種反覆都是正常的。平常心,做好本國的事,同時積極有為,這是最重要的。
「南京屠殺沒發生」名古屋市長說瞎話
日本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昨與到訪的中國姊妹市南京市委常委劉志偉等人會晤,提及1937年南京大屠殺事件時竟稱是有發生戰鬥,但應沒發生大屠殺。此言引發強烈反彈,河村隆之仍稱不會收回發言。
網友痛罵「放屁」
河村昨說:「的確有一般戰鬥行為,但應該沒有南京(大屠殺)事件。」他稱事件後8年其父在南京仍受當地人友好對待,若確有其事他父親應不會受到友好對待。劉志偉僅強調,學習歷史是為維護和平而非延續仇恨。
南京市「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館長朱成山昨痛批河村發言是胡說八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說,南京大屠殺是日本軍國主義在侵華戰爭中犯下的殘暴罪行,鐵證如山,國際社會早有定論。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陳儀深受訪指出,儘管當年死亡人數有爭議,但河村此言「不妥當」。東海大學跨領域日本區域研究中心執行長陳永峰解讀,河村此言目的之一在「衝突化是為了內在的國民統合」。許多日本右派或國家主義者想藉不時挑起對歷史(爭議)事件的記憶與情緒反應,進而對區域領土爭議產生影響。眾多中國網友痛斥「放你媽的屁」,更諷刺「那日本也從沒被原子彈炸過吧?不是天空掉了兩顆雞蛋嗎?」官方的環球網以「不明智、不合時宜」批評日方說法。
政治局會議不利習近平?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日舉行會議,主題是討論溫家寶下月將在全國人大會議宣讀的政府工作報告。這是五年來最早舉行的一次同類會議,而且未等外訪的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周三回京再舉行,官方新華社發佈消息所用字句也多處異於往年,會議是否不利習近平?
對昨日的政治局會議,新華社的報道只有 850字,遠少於上兩年的約 1,500字。相同之處是都肯定「國務院和地方各級政府認真履行職責」,並將一年來的成就歸功於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正確領導」,不過,前四年都用「黨中央統攬全局」,今次強調的是「科學決策」,最後還呼籲「全黨全國要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
會議未提王立軍唐英年
由於習近平的外訪行程早已排定,今次的政治局會議疑似臨時決定或提前舉行。照常理,王立軍事件、唐英年事件都是政治局應緊急討論的問題,但新華社的報道反而只提及討論政府工作報告,未如前年、去年一樣報道「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感覺有些「此地無銀三百両」。
香港特首選舉雖是習近平主管的事務,但在唐英年執意參選之下,是否同意曾鈺成加入戰圈,並不是習近平一人可拍板,而要經政治局討論。與北京多位領導人關係密切的自由黨,對是否繼續支持唐英年進退維谷,相信是在等候北京的決定。而陪同習近平訪美的前特首董建華,並未跟到愛爾蘭,是否先回北京備詢?
王立軍事件是令習近平陷入被動的另一政治風暴。北京領導人如果未能在全國人大、政協「兩會」前達成共識,統一高官的表述,外界只會關注與會者對王立軍的表態,而忽略他們對政府工作報告的看法,「兩會」就會變成權鬥的競猜大會。
不過,政治局昨日是否真的未討論王立軍事件及唐英年事件,還不得而知。如果這兩大風暴真的要等習近平回京再議,汪洋、薄熙來、俞正聲等封疆大吏近日就不會在各省市露面,而會留在北京。
作者:李平
習近平訪美表現優於胡錦濤
習近平結束五天的訪美行程,雖然此行並沒受到美國傳媒熱捧,但總體而言,其表現勝當年的胡錦濤,關鍵並非他的發言更有誠意,也非他的訪問改善了中美關係,而是行程安排恰如其份,包裝出一個更有人味的中共官僚。
很 多人拿今次習近平訪美,跟十年前胡錦濤美國行比較。兩人雖然只是國家副主席,卻受到美方極高禮遇,美國人心知肚明,他倆都是「王儲」,即將成為中共最高領 導人,提高接待規格,往愛好面子的中國人臉上貼金,只有百利而無一害,這種投資必有高回報。習近平此行就為美國帶來逾二百億美元的定單,還未計算他上位後 的情況。
從個人表現來看,習近平確比胡錦濤佳。雖然兩人只是演員,在美國的一言一行,早在出發前已由政治局常委定調,甚至他們的發言稿,都已交其 他領導層成員過目。因此,兩人在美國的公開發言,都不過是打官腔,了無新意。當然,習近平演講時態度謙恭些,並一改過去他挑釁西方的惡狠狠態度,時而露出 微笑,即使面對拜登對中國人權的批評,也沒面露不悅,僅以「沒有最好、只有更好」作回應。在多場演說,他的語氣都頗堅定,比胡錦濤更自信。這並非個性使 然,而跟中國國力增長有關。
不過,更重要的是,習近平此行向美國呈現了一個有血有肉的中共幹部。當日胡錦濤訪美前,美國傳媒及美國公眾都滿腹疑 問:「 Who's Hu?」(誰是胡?)這個疑問,到他離開美國,甚至直到今天仍沒有答案,只因胡錦濤的面目太模糊了,我們只能為他執政十年總結一句:他是一個庸碌的政客!
習 近平呢?他離開華盛頓後,轉赴中部艾奧瓦州,重返二十七年前他首次踏足美國時的小鎮,重逢當年熱情接待他的德沃夏克家。這是徹頭徹尾的政治騷,以彰顯習近 平不忘滴水之恩的本性。但這場騷破綻百出。設若習近平真的富人情味,怎會跟對方失去聯絡二十多年?又或應飛去佛羅里達,探望已移居當地多年的德沃夏克家, 而非要對方飛返艾奧瓦。不過,沒人深究這些了。
轉赴洛杉磯後,他不僅參觀荷李活,以示他是荷李活電影忠實擁躉,還觀看了一場NBA美國職業籃球 賽,近距離欣賞偶像高比拜恩球技。過去十天,全美國都為亞裔NBA球星林書豪突然冒起的故事而瘋狂。習近平此時觀看NBA,不僅可以拉近跟美國人的距離, 也改變大家對中共官僚「呆板、僵化、冷血」等固有形象,讓他回復一個有感情、有個人興趣的凡人。
習近平到訪美國,雖對中美關係無甚助益,但個人則收穫豐富!
張華
香港特首選舉 形勢驟變前途未卜
特首選戰形勢遽變,陷入一片混沌,沒人能看得清局勢的下一步發展。正當全城聚焦特首擂台,未知最終鹿死誰手之際,昨日林瑞麟及譚志源這對「升官孖寶」分別在傳媒鏡頭前亮相,不禁令人聯想到他們七月一日後的仕途命運。
上年九月,唐英年辭職參選特首,北京拂逆香港民意,擢升林公公接替政務司司長之職,繼而牽動連串官場人事變動,由譚志源從林公公手中接過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之位。經此一役,在政界人士眼中,林譚二人的官運恍如緊緊扣連。
無巧不成話,林、譚昨日雙雙出動。前者公布關愛基金慈惠項目,包括資助長者鑲假牙等;後者發表涉及政制改革的諮詢文件,建議在二○一六年取消區議會委任制。更巧合的是,兩項政策有一共通點,就是都被外界視為二人累積民望、博取過渡下屆政府嘅政績工程。二人同日出擊,是時間的巧合,還是刻意編排的劇本?
林公公希望過渡下屆,現在雖有順位延任優勢,但民望低殘始終是一大死穴,作為龐大派糖機器的關愛基金,落在他手自然順水推舟成為個人仕途的「洗底基金」。至於譚志源,由不專職的特首辦主任轉任政策局長,只有九個月的揮灑舞台空間,不消說,港府安排由他把備受詬病的委任制親手送入歷史,儼如一塊度身訂造的民望跳板,為他留任下屆政府累積本錢。
林公公與譚志源希望延續仕途的企圖心和火旺鬥志,路人皆見,以上兩個政績工程看來也有點瞄頭,然而,現在放在形勢日日在變的特首選舉大背景之下,則恐怕有點徒勞了。
林公公坐上港府老二位置,有傳是唐唐的意願,部署下屆輔政,而譚志源曾仕於煲呔曾麾下,是心戰室的核心。本來,如果特首選情按着唐唐登上大位的預定劇情發展,林公公提振民望,譚志源累積經驗,二人過渡下屆本不成問題。可是現在選戰形勢急轉,唐唐陰溝裏翻船的機會極大,林公公和譚志源頓變仕途未卜了。
王俞
四川藏僧自焚死 千人聚寺護屍
西藏拉薩三.一四事件四周年臨近,當局不斷加強各藏區保安工作。惟四川阿壩州前日再傳出有一名十八歲僧人在寺內自焚,傷重身亡。事後約一千人在寺廟外聚集,阻止當局帶走屍體,氣氛緊張。另方面,西藏黨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郝鵬指社會局勢總體穩定,但坦承維穩形勢嚴峻。
總部設在倫敦的「國際聲援西藏運動」(ICT)表示,前日的自焚者為阿壩壤塘寺的十八歲藏僧南珠,他在點火前曾高呼西藏獨立和支持達賴喇嘛的口號,其後傷重死亡。事後警方要求寺廟交出其屍體但被拒絕,稱會為死者祈禱和舉行葬禮,約一千名民眾通宵守護。當局阻止媒體前往該區,外國記者致電當地黨政機關電話但無人接聽。
西藏維穩仍嚴峻
《西藏日報》報道,西藏政法委書記郝鵬表示,當前局勢雖總體穩定,但風險依然存在,維穩形勢仍然嚴峻。軍警和駐寺駐村人員必須堅守崗位,確保全區和諧穩定。
另方面,當局近日在拉薩推行一種名為「幸福拉薩」的規範舞蹈,要求全市民眾學習,由市文化局派員到各區督導,內地網民譏諷為「新時代的樣板戲」。
藏僧自焚消息傳出後,印度新德里有支持藏獨人士示威,有人踩踏五星旗洩憤。(美聯社圖片)
中美建構雙贏 利益共同體
習近平在寒風凜冽中結束了訪美行程,總結習近平訪美可謂經貿意義更甚於政治意義。中美兩國存在着競爭與合作的關係,中國的崛起讓美國也不得不附和中國「反對台獨」的口號,這是美國由過去「不支持台獨」轉進到「反對台獨」,在此立場上已趨一致,海內外的政治環境已難有台獨成長的土壤。
現中國是世界經濟的火車頭,中美間在政治領域中縱仍有分歧,如南海問題等,但於經濟領域則是處於同一戰線,在把握時代的轉變中,尋求中美經濟合作的再保證。近年來,中國有二百億美元的對美投資因非經濟因素遭拒,如中海油購併美尤尼科公司失敗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因之,習近平訪美有尋求「利益共同體」的效應。
中美建交三十三年來,雙邊貿易額增長了一百八十多倍,去年已達四千四百多億美元,今年更有望突破五千億美元,數額相當地可觀。此外,近十年來,美國對華出口增長百分之四百六十八,中國實際上已經成為美國增長最快的出口市場,中美已經成為世界上經貿往來規模最大的雙邊國家。
習近平訪美拉近與美國朝野的關係,美國民間也給予高度的評價,因之除了經濟合作的加強布置外,更在增進戰略互信,使得中美的政治精英們能從全球視野的戰略高度來訂定大國的關係。
中美之間建立「命運共同體」具有現實經貿的概念,跟隨習近平訪美的中國企業界巨子更顯示出中方對經貿合作的重視。
習近平的美國行固然具高度政治意義,對於美方提出的人民幣匯率、知識產權問題,中方亦從維護核心利益角度提出,擱置爭議,尋求共同的利益建構雙贏,此乃習近平訪美重大意義與成就。
江素惠
美國投資移民審核漸放寬
美國投資移民審核漸放寬
《大事件》記者陳恩/有媒體認為,為了追求財富安全、體面的生活,中國正經歷第三波移民潮。其中,美國是中國人的首要移民地之一,美國華人人數不斷增長,為美國社會帶來正面與負面影響,華人參政意識的提升,可謂正面影響。
多國投資移民門檻提高
投資移民設立的目的,為的是促進該國的經濟發展、增加就業崗位,隨著各國經濟情況轉好、移民申請人數日增,許多國家均在投資移民項目上做了重大調整,使得中國人想移民到這些國家的難度增加。
在加拿大這樣一個移民國家,社會各領域都能見到移民的成績與貢獻。加拿大諮議局(Conference Board of Canada)2010年底公布的報告指出,35%的加拿大首席科學家為移民。不過,2011年7月1日,加拿大政府決定暫停企業家移民計畫、進行檢討及改革,理由是申請的等待時間過長、成功率下降,在此之前,申請人的等待時間可長達8年。
至於投資移民一項,加拿大政府也在2010年做出調整,將投資金額從原本的40萬加元提升為80萬加元,申請人的資產額則從80萬增加至160萬,原有近3000個名額也在2011年7月1日起大幅縮減為700名,大批申請人趕著在期限前送件,使得政府一日內就收到上千份申請案。目前,加拿大投資移民的申請羈押案件超過2.2萬份,其中四分之三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
澳大利亞政府在2011年9月宣布,中國已經取代英國,成為澳洲的第一大移民來源國。不過,澳大利亞的移民政策則是年年緊縮。2009年,澳大利亞移民局便開始對投資移民政策進行檢討,2010年4月19日,政府提高了部分投資移民的門檻,如家庭淨資產額由25萬澳幣提升至50萬澳幣、申請人在公司中的股份比例提高等,也取消了163B企業高管類投資移民。2011年7月1日開始,澳大利亞對技術移民類設下新的打分制度,要求申請人需具備更出色的英語能力、學歷、技術。
如果想以購買房產的方式移民,新加坡和香港都已不在選項中。過去,申請者可花費100萬新幣購置房產,另將100萬新幣投入政府指定的移民基金中,2011年開始,新加坡的投資移民條件提高,投資額從150 萬新幣大幅上升到250萬新幣,且申請人的公司年營業額升到每年3000萬新幣,並將原本可購買房產的投資移民種類取消。
原本香港的投資移民允許申請者用650萬港元購買房地產以獲得香港居留權;過去10年,中國大陸的投資移民為香港帶來超過500億港元的資金,《南華早報》認為,這筆資金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香港的地產價格。
2010年底,香港暫停實施650萬港元投資房產的移民方式,在此之前,香港有將近7500人通過此方法獲得居留權,其中有八成來自中國大陸;此外,香港也將投資移民的額度調高至1000萬港元。新加坡與香港提高門檻的結果,確實讓2011年第一季的投資移民申請案就大幅縮減了六成。
美國投資移民審核反放寬
在推動美國經濟上,來自中國的資金和移民絕對佔有一席之地。據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的統計,2011年共有2,969名中國公民申請投資移民,934人獲批准,佔所有申請人的75%,在2007年,此項目只有270位中國公民161人獲批准,僅佔所有申請和獲批總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2010年有近6.8萬在中國出生者成為美國的永久居民,佔總人數的7%。《華僑華人研究報告(2011)》藍皮書指出,在美國硅谷,由華人創辦或擔任首席執行官的公司就佔了約占三分之一。
中國人申辦投資移民,最主要的理由是為了孩子的教育,許多人還未辦成投資移民,已先把孩子送出國唸書。在美國教育方面,來自中國的學生亦年年增多;國際教育機構(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與美國國務院的報告顯示,2010/11學年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最多,占總數的22%,其次分別為印度、韓國,台灣學生位居第五。由於中國大陸留學生人數遽增,使得美國的國際學生人數在2010/11學年成長到新高的5%,國際學生支付的學費及生活費為美國帶來了210億美元。
從2010年至今,許多國家的投資移民政策都出現緊縮,但美國的投資移民基本維持原案,且批准率在申請者年年增多的情況下還逐漸提升。紐約移民律師高光俊在接受《大事件》採訪時表示,美國遭遇金融危機,正是需要資金的時候,在此情況下,投資移民門檻放寬,10年前拿到正式綠卡的人不到50%,現在則提升到八、九成。
美國移民局長梅奧卡斯(Alejandro Mayorkas)2011年11月9日表示,移民局不斷尋求改善投資移民審核方式,移民局已新聘經濟學家與企業分析師,協助審核投資移民申請案。移民局也公布投資移民審核政策備忘錄草案,徵詢各界意見進行改進。
高光俊對《大事件》指出,投資移民在申請與批准的過程中總會不斷出現問題,目前的最大問題是審核速度。“現在的速度已經比原來快多了,從開始遞交材料到審核,大約需要5至8個月,雖然以比從前快,但還是有許多人覺得太慢。”高光俊說,移民局已考慮讓投資移民像申請工作簽證般,可多交一筆額外費用,讓申請案作快件處理,兩個星期就能知道結果;對許多辦理投資移民者來說,多繳交一些費用或許不是問題。
另一個涉及審核速度問題的是最後移除有條件綠卡的步驟。高光俊表示,有的申請者審批時間超過1年,因此雖然批准率已經高達九成,但很多人仍希望加快審核速度。
有報導指出,投資移民的規定有彈性,在情況發生變化後,仍有可能取消永久居留權。 高光俊對《大事件》指出,一般而言如果已經取得永久綠卡,申請人就與移民局無關,綠卡不會被取消,除非發現詐欺(fraud)或不實陳述(misrepresentation)的情況。
投資移民外,美國在發放簽證上也做出調整。世界華人華僑菁英聯合會會長管必紅對《大事件》說,美國政府加大了審批簽證的力度,放寬簽證限制,許多中國人都順利拿到簽證,到美國旅遊、投資、讀書或經商。
美國駐中國大使駱家輝2011年11月2日表示,他將使中國人獲取美國簽證更加容易,2012年將增加50位領事官員處理簽證事務,減少簽證等待時間。目前到美國旅遊的中國遊客每人平均花費6243美元。美國國務院指出,2011年美國發放給中國公民的赴美簽證首次突破100萬個,2012年的簽證發放數量預計將達到130萬個。
美國民主黨紐約州參議員舒默(Charles E. Schumer)和共和黨猶他州參議員麥克李(Mike Lee)也宣布一項法案,讓外國人在美置產50萬美元便可獲得3年簽證,法案也包括許多縮短簽證審批時間的條款。此法案被認為主要針對中國人。
美國波士頓學院(Boston College)金融系副教授錢軍對《大事件》指出,美國國債太多,而中國已經是經濟上的強國,不只美國、歐洲、日本都沒錢,發展中國家如巴西、俄國,經濟實力也遠不如中國,雖然中國可能有些軟著陸,但只要沒有大動亂、政權轉移平穩,中國國際地位還會上升,因此現在是債主有發言權,美國也逐步對中國放寬一些簽證與移民項目。
但新京報注意到,提交50萬元投資房產議案的參議員舒默,曾屢次和中國“作對”,被一些媒體稱為“反華議員”,因此突然提出此議案是否在向中國示好?該報認為答案是否定的。
美國所放寬的簽證和移民申請,都是能為美國經濟帶來直接利益的項目。高光俊也對《大事件》證實,除了投資移民政策放鬆外,美國其他的移民政策並沒有放寬。
而隨著法案截止日的接近,美國也可能重新考慮投資移民的條件。指定區域投資移民中心的法案原在2009年 9月30日到期,經延長後,將生效至2012年9月。2009年10月總統奧巴馬也延長了投資移民法規,讓此法生效至2012年。由於投資移民的申請人數不斷增加,一般認為2012年後投資移民法案仍可能延長,但法案即將屆滿前總會迎來一波申請高峰,加上投資移民一項已多年未有重大改變,因此美國政府可能提高申請門檻。
李孟賢2011年11月當選舊金山首位華裔市長。圖為11月13日李孟賢(右三)在舊金山自己的大幅畫像前講話。(新華社)
人力成本提陞,產業機器人前景看好
明鏡記者柯宇倩
進入台灣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的實驗室,迎接你的,是面色紅潤、聲音甜美的Julia;如果你是Julia的朋友,她會立刻認出你來,親切地喊你名字、跟你打招呼。如果你還不認識她,她會跟你自我介紹。雖然Julia只有5歲,但不論是播報新聞、控制電燈、傳遞物品、唱歌跳舞,她樣樣都行,聰明度和辦事能力均讓人眼睛一亮。
見到人們的訝異,Julia或許想說:“別小看我,我可是2009年台灣經濟部工業局全國機器人競賽夢想實現組第一名的機器人呢!”
智慧型機器人研究的領軍者
這個位在台灣最頂尖大學——台灣大學裡的實驗室,具有獨立建立的網路平台,團隊正在打造一個“智慧家”,讓“家”中的網路與Julia身上的網路作連結,想開關燈時,只要指揮一下Julia,她就會從肚子裡發射出無線訊號,調整燈光的明暗,其他如保全系統、火災通報系統、電視、窗簾、空調等等,Julia都能全盤監控。Julia身上的網路、攝影機與影像辨識系統,還能在見到其他人對自己揮手時,立刻偵測對方的名字,並尋找系統時間,判斷當下應該說早安、午安還是晚安。
Julia對“招手”的動作也反應快速,能一邊說:我來了,一邊滑到對方面前,接過水杯或保特瓶,在行走的過程中,Julia靠著身上的雷射和系統建立起的環境地圖,避開人群、障礙物,她還能跟著你走,隨伺在候。Julia也是個小主播,如果要到新竹旅行,只要對她喊出:新竹天氣,她會立刻告訴你新竹的詳細氣象資訊。想聽新聞也難不倒她,Julia在聽到你說出“商業新聞”這幾個關鍵字後,馬上從Yahoo!奇摩抓下當日所有的商業新聞,問你想聽哪一則。
台大電機、資工系教授傅立成的研究團隊開發的機器人Julia
Julia不只是一個小管家,她還被定位成娛樂機器人,擁有自己的喇叭設備。想聊天時,Julia可運用腦中的資料庫,與人進行對話,Julia身軀上的觸控式螢幕,能夠播放影片或音樂,也能讓人瀏覽網站。當你什麼都不想做時,Julia乾脆跳支舞給你看,一邊揮手一邊旋轉,嘴裡還“啦啦啦”唱著歌。
Julia是台灣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尖端控制實驗室,以及資訊工程研究所智慧型機器人實驗室裡各組同學努力的結晶,也是團隊至今研發出最複雜的成品,這兩個實驗室的領軍者,就是台灣大學資訊工程系和電機工程系終身特聘教授的傅立成。
談吐穩健、清晰的傅立成,在受訪過程中總是保持微笑,給人親切隨和的感覺,當一介紹起Julia,傅立成又展現出對機器人研究的熱情,滔滔訴說著Julia的故事。“Julia以前可以撥打電話,早期也有投影機功能,可以播放電影,但後來因為散熱問題把它拿走了。”
“現在我們致力的部分是如何讓機器人透過主人的表情和聲調,並根據過去與主人互動的經驗,來瞭解主人需要什麼服務,以及決定如何回應,比如知道主人很累了、不高興了,最好不要惹他。”傅立成笑著說,研發Julia已經有3年的時間,現在的目標便是從能力的提升,轉向智慧的提升,但這部分的功能必須一步一步往上加,以階段性的的任務慢慢建立Julia的“大腦”。“就好像一個小孩,他已經學會怎麼坐、怎麼走,但我們要如何才能放心地讓他在房裡行動,就必須把之間的串連做好,否則他可能走一走會跌倒,還會坐下來。很多機器人都是連結的部分要加強。”
求學、工作一路表現優異
台灣的智慧機器人研究正在起飛,不只台灣大學,包括交通大學、中正大學、成功大學、淡江大學在內,都成立了機器人或智慧型系統相關的實驗室,傅立成就站在這股科技潮流的前端。由他指導的尖端控制實驗室和智慧型機器人實驗室,為台大的智慧型機器人研究貢獻心力,團隊曾在國際性實做機器人競賽中拿下第一名的頭銜,也曾開發出校園導覽機器人,利用身上安裝的GPS系統,為同學引領路線。
其實,傅立成最早和“機器人”結緣的時機,與許多小男生一樣,源自小時候的日本漫畫——鋼彈機器人。等到成了教授後,傅立成還別出心裁地以“鋼彈不是一天造成的,先修完機器人學再說!”作為課程海報的介紹詞。
不過,真正讓傅立成決定投入機器人領域是在美國攻讀博士的時候。當時,傅立成在機器人工廠打工,負責檢查、操作機器人,也因此做出了興趣。回顧傅立成的求學過程,可說一路都是優秀學生,就算是出了社會,也被公認為傑出人士,獲獎無數。但“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除了天生的聰明才智外,傅立成本身的努力,以及對機器人研究的極大熱情與投入,更是成功的關鍵。
畢業於第一志願建國中學的傅立成,大學唸的是台灣大學的電機工程系。雖然都有個“機”字,但傅立成坦承,機器人這門學科在當時不是顯學,進入大學前,對它瞭解不多,進入大學後,也沒什麼人談及,因此並未料到未來會走上機器人的研究。1981年,傅立成大學畢業,服完兩年兵役後,傅立成以教育部“系統工程學門”第一名的資格,公費到美國柏克萊大學電機和電腦科學(EECS)研究所深造。當時傅立成的指導教授所從事的一部分研究就是機械學,加上在機器人工廠的打工經驗,讓傅立成開始在這個領域投入越來越多的時間。
傅立成表示,攻讀博士時,除了對機器人感興趣外,也把時間花在研究“控制”上,傅立成的博士論文便是以控制學為主。實際上,研發機器人也需要控制學的相輔相成。傅立成以4年時間順利拿到碩士與博士學位,4年來均獲校方獎學金,由於是公費留學,傅立成必須回台灣服務兩年以上,認為台灣在機械人的研究上著力不深的傅立成,也一心想回台灣發展機械學,因此在1987年帶著一身所學回到台灣這塊“處女地”,並且幸運回到母校台灣大學任教,得以將寶貴的知識傳承給電機系和資工系的學弟妹,一教就是20多年。
傅立成回到台灣大學後,陸續擔任台大嚴慶齡工業研究中心副主任、電機資訊學院副院長、校長秘書室主任秘書、國際電子與電機工程師協會(IEEE)機器人及自動化學會行政委員會委員、中華民國自動控制學會理事長,目前則為《亞洲控制學刊》編輯委員會總編輯。多年來,傅立成在電腦視覺技術應用、智慧型大樓電梯群控系統、家庭監控系統、汽車影響警示系統等方面的研究都多有成果,在國防方面,如飛彈和火箭的導航、砲彈的自動追蹤、戰甲車訓練與測試上也做出貢獻,發表過的學術論文已逾400篇。
由於出色的表現,受到台灣與國際間“控制”和“機器人自動化”領域的肯定,傅立成自1990年代至今獲獎無數,不論是救國團的“青年獎章”、國科會的“傑出研究獎”、國際青商總會的“十大傑出青年”、中華民國自動控制學會“傑出自動控制工程獎”,還是教育部的“產學合作獎”、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的“科技獎”,都能見到傅立成的身影,直到2010年,傅立成仍舊在拿獎,台灣每年有約3000人因為交通意外傷亡,傅立成的車輛警示系統研究,獲得了經濟部的“大學產業經濟貢獻獎”。
研究上頻頻獲獎,教學方面,傅立成也相當出色,陸續榮獲中國工程師學會的“傑出工程教授獎”與教育部頒發的“教學特優獎”。傅立成所開設的機器人學,便造成學生爆滿,教室坐不下,必須站到走廊上去的情況。
從產業機器人轉向智慧機器人
傅立成表示,機器人是一個跨領域的學問,因此很需要電機系和資工系兩邊的同學一同努力。1988年,電機系的尖端控制實驗室成立,在傅立成的推動下,籌組了機器人研究組,1997年,傅立成在資訊工程系成立智慧型機器人實驗室。當時,在資訊系所成立這樣的機器人實驗室,可說是創舉。智慧型機器人實驗室開始運作後,兩個系所相互配合,機器人各方面的研究也隨之啟動。
在傅立成剛開始投入學術界時,外部的大環境也正好處在推動自動化的氣氛上。由於台灣的勞工來源開始吃緊,因此政府將自動化視為未來製造業的主力,由行政院大力推動產業自動化,其中,機器人是產業自動化的重要環節。
在配合產業自動化的情況下,傅立成一開始的研究,也以產業機器人為主。“那時候工研院或民間單位都在產業機器人上著力。由於美國和日本已經是機器人的王國,所以我們在產業機器人的發展上,經常以他們為模範。”雖然美、日是台灣的學習對象,但每當涉及機器人產業時,台灣又會受到兩國的排擠壓迫,由於發展規模一直無法與美、日相比,佔不到競爭優勢的位置,產業機器人的發展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抵制。在1987年傅立成開始任教後的10年間,只能眼睜睜看著機器人的研究慢慢進入黯淡期。
但對機器人研究有著高度興趣的傅立成,仍舊持續在此領域耕耘。就在此時,電腦革命時代來臨,也為機器人的研究帶來另一個契機。電腦技術的突飛猛進,讓機器人得以引入強大的計算引擎,作為機器人的大腦或大腦的延伸,讓機器人變得更聰明、能力更強大,服務型機器人的概念也慢慢浮出台面。
於是,傅立成逐漸轉入服務型機器人的領域中,由於認為“視覺”是所有感覺中能力最強的一項,因此傅立成也著重電腦視覺技術的開發,並不遺餘力將學術成果對國內或國際間發表、積極擔任國際學術組織的要職。2003年,傅立成與中正大學爭取到IEEE機器人及自動化學會年會的在台主辦權,其後更獲得IEEE對其全球35萬會員頒贈的最高榮譽——“IEEE Fellow”。
傅立成開發的電腦視覺技術,應用最佳的地方是智慧型車輛。為了降低因駕駛人的分心而造成的財產或生命的損失,傅立成帶領的研究團隊把車輛變聰明,讓車輛在行進中可偵測路面上的交通線、其他車輛、行人,傅立成也與中華汽車等業者合作,開發影像處理的技術與產品,部分技術已經移交給台灣廠商。
傅立成也將電腦視覺技術應用在服務型機器人上,針對機器人的眼睛部分開發相關技術,但剛開始投入時,傅立成的研究偏向學術性。2004年,美國iRobot公司推出一台革命性的吸塵器Roomba,不但外型大為突破,呈現圓盤狀,而且還具有“智慧”,能夠自己行走,判斷地面的髒污程度,並對需要清潔的區域進行清掃動作,電力不足時,還會自己走回“家”充電。Roomba推出短短6個月就突破100萬台的銷售量,許多人因此看好服務型機器人的前景。
“清潔型機器人Roomba是服務型機器人一個最佳的典範。”由於見到服務型機器人與人類生活結合後的潛力,傅立成開始將更多心力投入服務型機器人的研究上,並致力把服務型機器人的形體具體化。
傅立成指出,隨著計算平台越來越微小、計算能力越來越強大,加上其他工程科技的突破與進步,現在服務型機器人的各方面都蓬勃發展,也具有許多面向,不只像Julia般的家用機器人,尚有保全機器人、接待機器人、看護機器人等等概念的出現。
不過,要將這些概念化成具體,並且發展到廣被接受的程度,還需要多花心思。“人的想像力非常豐富,希望將機器人放在家裡的每個角落,或與生活的各方面都有所連結,但未來要商品化會是一個問題,這也是智慧型機器人發展的一個挑戰,因為研究的內容一定要與產業的需求結合,獲得產業應用的意願。”傅立成說。
應對老年化,復健機器人誕生
傅立成另一個試圖與產業的需求相結合的成品,就是行走輔助的機器人。台灣社會不只死亡率下降,出生率也極低,根據內政部的統計資料顯示,台灣2010年的總生育率跌破1,已降至0.91,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則估計,台灣人口負成長可能提前於2023年發生。缺乏年輕人口的結果,就是台灣邁入超高齡化的社會,屆時台灣需要照顧的老年人或病人,人數將比可提供照顧者要多得多,因此傅立成也針對病人和老人開發智慧型機器人。
不過,由傅立成所指導研發的這尊機器人,並不像Julia般具有“人”的型態。傅立成笑著說,一開始教授機器人學的時候,都必須先為“機器人”這個詞下定義,而“機器人”最基本的定義,可能要出乎一些人的意料外,那就是跟“人”一點關係都沒有。
相較於英文的“robot”是由捷克作家Karel apek的著作《羅薩畝的萬能機器人》(Rossum's Universal Robots)中沿用而來,意為“強制勞動”,中文裡的“機器人”,則反映出人們對這類物品的期望。傅立成表示,大家喜歡談機器“人”,可見大家的潛意識裡期待它是一個人,這可能與日本的文化有關。日本是機器人王國,也是研發機器人最先進的國家,日本受歡迎的鋼彈機器人便擁有人體的樣貌,中文在機器人強國的影響下,或許因此給了它一個“人”字。
“雖然機器人有一個‘人’字,讓它感覺起來好像有人的形象在其中,但機器人其實是以電腦程式所驅動的一個機具,而且能夠在3D的環境下操縱物具,可以藉由程式做彈性的變更、改變功能。所以機器人的三個關鍵詞就是manipulate object、mutifuctional、programmable,”傅立成說。
這樣聽起來,連洗衣機都可以是機器人。傅立成表示,現在的洗衣機裡頭真有小電腦,可計算水質,如果水太濁,會自動加清水或脫水。傅立成繼續舉例,產業機器人也大都沒有人的樣子,而只是一支手臂,不過,即使只有手臂,也能看出人們賦予機器人的含意。“為什麼設計成手臂的樣子,是因為人的手臂是最有力的部位,最能做事情的。”
由傅立成領軍的團隊所研發出的行走輔助機器人,是實驗室的另一項傑出成果,也是台灣第一台功能完整的行走和復健機器人,只是第一眼望去,可能不會把它稱作機器人,甚至不知道它的功用為何,不過,只要實際操作後,就會知道它的確像人一樣“充滿智慧”。
許多行動不便的老人不喜歡握著助行器移動,反而寧可推著菜籃車走,覺得比使用助行器還方便,但菜籃車並不堅固,也不穩定,若不小心滑開,可能造成危險。於是,傅立成的團隊改良了市面上原始的助行器,並加入現代科技,讓這尊行走輔助機器人具有壓力感測器,可感測使用者的握力,手的握力在哪裡,機器人就會往哪個方向走。
不只如此,行走輔助機器人往前走時,如果前方遇到障礙物,會停止前進;為了保證使用者的安全,會與使用者保持一個固定的距離,以避免人不走了,但機器還在走,結果讓使用者跌倒的情況。如果覺得機器走得太快,則可調整機器人前進的速度。
行走輔助機器人與一般助行器最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多了觸控式螢幕,而藏在這個螢幕背後的系統,則是機器人智慧的來源。行走輔助機器人,有主動式的行走能力,使用者能將機器人呼叫到自己面前後,把機器人轉換成復健模式,一邊復健,一邊使用機器人的多媒體功能,從螢幕中點選想看的youtube影片。研究團隊已針對老人家建立了一份可自動更新的歌單,讓老人們在聆聽歌曲時有豐富的選擇,機器人上的攝影機,則讓使用者在螢幕上撥打網路電話時,可與對方進行視訊。
而使用者一邊復健時,機器人則一邊記錄行走的步數和時間,一旦使用者需要幫忙,還可按下緊急呼叫鈴,訊息立刻傳送到呼叫中心,提供及時的協助。不過,行走輔助機器人不像Julia般具有聲控的功能,傅立成解釋,研究團隊可使用的語言辨識引擎,是由台灣的工業技術研究院開發,因此目前不把它設定為實驗室的研究項目之一,未來如果要在行走輔助機器人上安裝此系統,可直接從外部採購,屆時台語及日文將是優先考慮的幾種語言。
行走輔助機器人從機構設計、軟體開發,一路到硬體設置,研發時間約為1年,目前正在金山雙連安養院做測試,也正等待台大醫院倫理委員會的審核通過,準備進入台大醫院內,一旦獲得大量的使用者測試心得後,研發團隊將進行第二代行走輔助機器人的開發,以期推出功能更完善的成品。
看著團隊學生熱切地展示機器人的使用方法,傅立成微笑道,自從進入台灣大學任教後,就積極投入機器人的研究領域,至今培養出的碩、博士班學生,已經超過180名,語氣中透露著對這些學生的驕傲。對傅立成來說,自己再如何精進、獲得再多獎項,或許都比不上將這份經驗傳承下去後所得到的成就感。
政府應大刀闊斧投入機器人研究
台灣過去發展機器人技術的起步時間落後歐美,使得台灣在這塊領域的研究,先天上較吃虧,不過,台灣這幾年急起直追,尤其在研發智慧型機器人上擁有許多強項,因此傅立成認為,台灣的智慧型機器人發展仍是相當可期待。
“台灣的強項包括筆記型電腦、手機、通訊網路,這些都是我們自己在做,掌握了技術,它們也是未來機器人形體中需要建立的硬體系統。”由於硬體不是大問題,傅立成認為,台灣要和國外競爭的會是軟體這一項,亦即“聰明度”,而台灣的軟體技術不見得會輸給歐美,只要看看台灣學生在國際競賽中往往名列前茅的表現,就可得知台灣的智慧型機器人發展相當有機會,假以時日甚至可能超越歐美。
智慧型機器人外,原本走向黯淡的產業型機器人的發展,也逐漸復甦中。傅立成指出,過去台灣在開發產業機器人時無法與日本、美國媲美,是因為台灣手上沒有掌握到關鍵的技術,“所以當我們開發一個機器人時,雖然技術上可以達到同樣的程度,但無法在價格上擁有競爭優勢,也沒有他們的品牌保證,逼得當時政府和民間的投資從產業機器人轉到其他工業產品上。”
過去,台灣的產業遷往中國大陸,是為了當地廉價的勞動力,但如今,人力結構和價格成本都不同於以往,工人們不願拿低薪,紛紛罷工抗議,勞力成本正快速爬升,中國的“人口紅利”正逐步消失,根據調查,中國沿海地區的平均時薪為1.08美元,已高出印度和孟加拉等鄰近國家,全世界,包括亞洲地區的製造業面臨大洗牌的情況,企業一方面將工作外包到印度、馬來西亞等國,另一方面也試圖將產業自動化,而機器人正是自動化中最重要的關鍵,因此未來台灣產業機器人的前景再度被看好。
傅立成表示,台灣過去沒掌握到的關鍵技術,現在大致擁有了,成本也開始有優勢了,因此台灣的產業機器人發展有蓄勢待發的趨勢。即使如此,傅立成仍會留在服務型機器人這一個領域,原因為服務型機器人最大的特色,是與人類的生活緊密連結在一起,設計機器人時,必須考慮到人的感受,發揮的空間更大。“工業機器人比較強調重現性,服務型機器人強調智慧性,智慧性這一塊,在學術研究上還有一片天。”
傅立成認為,現階段台灣在服務型機器人上需要加把勁,也更能發揮的,是將機器人“具體化”的工程,不只是讓機器人的基本能力更強,例如走得更快更穩、不會撞倒東西,還必須思考如何讓機器人聰明到能自然地與人互動。傅立成舉例,主人還沒進門,機器人就知道主人幾點會到家、回家後想做什麼,這必須發揮到人工智慧的極致,具有相當大的難度,但同時也能讓人更樂意接受機器人的服務。
“機器人就是機具和人的綜合,服務型機器人早期比較像機器,現在雖然慢慢走向類人化,但離人的能力還差好遠。目前還沒有一個機器人讓人滿意到願意把它當成管家,這是全世界都面臨的挑戰,包括台大和世界著名的大學都在努力突破中。”傅立成說。
一個有潛力的產業,背後如果沒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即使擁有出色的人才,也很難發光發熱。傅立成指出,台灣的手機業在快速發展與越來越多公司的投入下,已經達到一個飽和點,利潤大減,智慧型機器人就成了手機業的另一個出口,台灣政府有鑑於此,加上全世界都在致力發展智慧型機器人,因此也對此領域相當感興趣,開始投入產業。
只是,政府往往希望立竿見影,馬上看到亮眼成果,以便讓成品盡快進入市場,但實際情況是,智慧型機器人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達到活絡市場的目的。“政府每次在投資新興產業時,有必須回收的壓力,這對機器人的研究來說不利,因為目前的投資報酬率可能比較低。”傅立成表示,許多國家都是長期投入這一領域,比如日本是10年、20年,因此他認為政府應該看得比較長遠。
“未來可能所有企業都轉入機器人產業中,讓這一塊變成另一個兆元產業。台灣很多產業都一方面關注全世界機器人的發展動態,一方面也觀察政府的態度,所以我們期待政府展現出魄力,用更開放、更前瞻的態度,給出10年的長期保證,為更好的開發環境耕耘,當然每隔幾年,政府都可以做一次檢視。”傅立成說。
目前,傅立成實驗室的機器人研究經費,一部分來自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國科會的經費也是許多教授基本專題計畫費的來源,但這筆經費的規模多半較小,除非剛好有機會變成一個大型的整合計畫。機器人的研究經費另一部分來自經濟部,透過法人間接轉到研究室中,這筆經費的幅度也不太大,因此傅立成認為,政府應該更大刀闊斧、更有規劃地投入大筆經費。
“台灣做機器人研究的老師其實非常多,但問題是怎樣聯合大家的力量、設定大家努力的目標,讓研究開花結果?如果政府是領航人,就要給予足夠的誘因,並建立引導制度,否則老師們都各自發展,力量沒辦法集中。”傅立成認為,一個國家的地位取決於實力,實力的關鍵又取決於科技發展的程度,而當機器人的研究與發展越來越成熟時,其他高科技產品的發展也會跟著進步。
從實驗室的研究成果,一路談到國家的競爭力,處處可見傅立成對機器人的熱情,或許這樣的熱情,不只是帶動產業研究的珍貴動力,也是一個人走向成功的關鍵因素。(《明镜月刊》第18期)
社科院蓝皮书:近四成公职人员认可当裸官
昨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2012年《法治蓝皮书》。蓝皮书指出,根据调查,近四成公职人员认可当“裸官”。
“裸官”认同率较高
随着我国反腐工作的不断深入,公职人员中的“裸官”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法治国情调研组对北京、四川、浙江等23个省市的部分公职人员和公众展开调查。蓝皮书中说,公职人员对“裸官”的认同度相对较高,有38.9%的公职人员认为配偶可以拥有外国国籍,而公众的比例为34.2%。级别越高的公职人员对“裸官”更宽容,接受调查的省部级、司局级和县处级的公职人员超过半数认可子女拥有外国国籍或者外国永久居留权。而认可“不得拥有”外国国籍或外国永久居留权选项上,省部级高官的比例最低。
蓝皮书指出,“裸官”对国家利益具有潜在危害,一些要害部门的公职人员,其配偶和子女拥有外国国籍或者外国永久居留权将影响政府部门的决策。因此,要加强对“裸官”的监管,一方面,应完善立法,制定统一可操作的高位阶公职人员行为准则,规制“裸官”行为。另一方面,公开透明是监管“裸官”的最好措施。
蓝皮书提出,应建立公职人员配偶子女移居境外的年度公开制度,公开公职人员配偶和子女获得外国国籍或者外国永久居留权的情况。
呼吁公开宴请花销
蓝皮书调查显示,公众对财政经费尤其是“三公”经费公开情况关注度较高,76%以上的公众认为公费宴请应当公开详细的消费信息。
蓝皮书指出,政府部门财政经费公开逐步制度化。“公职人员廉洁从政法律对策”调查显示,公众对财政经费尤其是“三公”经费公开情况关注度较高,76%以上的公众认为公费宴请应当公开“宴请人员情况”“宴请目的”“宴请标准”和“宴请花销”信息。
截至2011年5月20日,报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预算的98个中央部门中,有88个公开了2011年部门预算。
政府透明度北京居首
另外,蓝皮书对59个国务院部门、26个省级政府、43个较大的市政府透明度展开调研,最终北京居各省级政府之首,商务部居国务院各部委之首。
省级政府透明度排在前十位的是:北京市、天津市、江苏省、福建省、上海市、广东省、重庆市、吉林省、四川省、河北省。
来源: 京华时报
中国学者呼吁刺激民营经济
*国内外形势影响中国经济增幅*
在国际上,目前伊朗的核问题导致西方国家对其实施了新一轮的制裁。伊朗威胁说,如果遭受到以色列等国的军事打击,将封锁霍尔目兹海峡,切断中东地区的石油运输通道。中东的危机,维系着全球石油供应的渠道,其产生的涟漪效应会波及到很多国家,中国就是其中之一。
在 中国国内,欧洲国家的债务危机,以及美国经济复苏的乏力,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下降,致使中国出口型企业受到殃及,出口额连续下滑,一些企业停产、倒闭, 失业增加。中国经济已经连续5个季度增幅放缓。此外,货币发行和流通过多,劳动力成本价格上涨,直接推高了中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通货膨胀的阴云一直挥之 不去。
*中国经济政策: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
中共中央政治局星期一召开会议,强调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国内的改革发展任务,要根据形势变化,适时适度预调微调,进一步提高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前瞻性,把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更好结合起来。
*实施稳健保守的货币政策 避免中国经济陷入滞涨*
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胡星斗教授认为,面对国内外各种局势和变数的挑战,中国有必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保守的货币政策,以避免中国陷入经济滞涨的危险。
他说:“从表面上来看,目前的中国经济增长率还是很高的,但实际上有效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只有三分之一左右,大量的是无效的GDP。由于过去货币的超发和信贷的扩张,流动性泛滥,所以通货膨胀在未来还会显得非常严峻。”
中国2011年经济增速(GDP增长率)为9.2%,但增幅则呈下降趋势,从第一季度的同比增长9.7%,二季度9.5%,三季度9.1%,跌落到第四季度仅8.9%。
与此同时,中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持续上扬,去年7月曾猛增到6.5%,此后一路回落到12月的4.1%。但今年1月又反弹到4.5%。中国的一些学者认为,根据美国的计算方法,中国1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至少在6-7%。
*刺激民营经济是保持经济增长的关键*
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胡星斗指出,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货币政策不易过于宽松,以避免推高通胀率。不过,要保证稳增长,在财政政策已几乎全部用光、国家和国企不能再加大投入时,要另辟蹊径,打开私人投资的闸门。
他说:“想方设法打开私人投资的闸门,进行金融改革,扶持私人企业的发展,改革行政体制,放宽一些具体的投资政策,这样让私人企业有用武之地。这才是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的举措。也就是说,主要还是刺激民营经济的发展。”
*阻碍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症结*
中国政府目前处在即要保经济增长,又要抑制通货膨胀的两难之中。胡星斗认为,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所有问题的症结都在于行政造成的国有垄断,如果能把国有垄断和私人投资的问题解决,中国的经济就活了,中国的经济转型,经济结构提升,就真的实现了。
人权组织称陈光诚病情加重
Reggie
美国权益组织女权无疆界的创始人兼总裁瑞洁(Raggie Littlejohn)2月20日对美国之音表示,该组织通过可靠消息来源获悉,陈光诚的病情最近加重。
她说:“有人看到陈光诚从房子里走出来,然后在院子里晕倒。几名看守人员不得不把他拽回屋子里。”
瑞洁说,据目击者介绍,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最近也在院子里出现过。袁伟静看起来面色苍白,行动困难。
陈光诚在2010年9月刑满出狱后,就一直被软禁在山东临沂东师古村家中,并始终处于和外界隔绝的状态。
过去一年里,曾有多次关于陈光诚健康状况和家人处境令人担忧的报道。
女权无疆界总裁瑞洁告诉美国之音,陈光诚的二哥在中国农历新年期间死于胃癌。此外,陈光诚80多岁的母亲最近也身患重病,无法出门为家人买菜。
她说:“所以我们不知道陈光诚一家的食物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们还有没有食物。”
记者试图拨打临沂公安局电话了解情况,但到发稿时为止,电话无人接听。
去年10月,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罕见地就陈光诚事件发表评论文章,呼吁临沂当局“向外界提供足够的信息,使各种议论找到与事实一致的方向”。
*呼吁立即释放陈光诚*
女权无疆界总裁瑞洁敦促中国政府公布有关陈光诚的信息,并立即释放陈光诚。她还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陈光诚困境的关注。
她说:“我们呼吁所有关注陈光诚的国际人权组织联合起来,一起推动陈光诚的无条件释放。”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上星期访美期间,就中国人权问题和一些著名个案与美方交换了意见。习近平表示,中国在改善人权状况方面仍然面临不少挑战。
香港人口出多进少,专家警告人才外流
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的临时数据显示,香港人口去年出现净流出,是最近3年来的第二次,专家警告这是人才外流的信号。统计处的数据显示,去年人口净流出的数字达到12400人,足以为香港政府响起警号。
在过去的50年,香港人口净流出的情况只出现7年,而过去的净流出或可归咎地区性事务,但去年的净流出,却令专家们都感到费解。
统计处发言人表示,人口数字的升跌一向都难以解释,因为当中包括非永久居民的流动,例如家庭佣工、外籍雇员和来自海外的学生。保安局的数字显示,有8300个香港永久居民去年搬离香港,比前年增加了15%。
究其原因,理工大学社会系学者钟剑华认为,去年移民外流增幅上升,并无显明的原因,不过他告诉《南华早报》,香港推出所谓的中学文凭考试,可能是原因之一,因为面对新学制的考试,以及未来入读本地大学的竞争所带来的不明朗前景,都促使学生宁愿到海外留学。
香港大学的社会行政学系讲师叶兆辉则警告,很多搬离香港的,都是专业及中产阶级人士,「这是一个警号」。他呼吁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出现「结构性的人才外流」,即人口净流出将维持一段时期。前统计处处长何永煊对此却另一番见地,他认为目前引起社会热议的大陆妇女在香港产子的议题,其实可从这个人口净流出的现象提供一个新的思考角度。他告诉《南早》,「既然你不能驱赶这些跨境上学的双非子女,为何不好好栽培他们成为社会资产?」
香港在60年代从1964年至1969年文革爆发时,有连续数年出现人口净流出,光是1966年,就有46000人净流出。1984年中英签署回归的联合声明、1990年天安门6.4事件之后、以及2003年沙士疫症肆虐,均出现移民外流潮。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提醒会员在中国防袭击
最近,两名欧洲的记者在浙江采访村民抗议时被人殴打。
在其中一次事件中,法国24小时国际新闻电视台(France 24)一名记者的汽车遭到另外一辆汽车的撞击。
被记者称为是暴徒的一伙人还对这名记者的中国助理进行了殴打,并砸烂了他们的摄像机。
在另一起事件中,一名荷兰新闻社的特约记者遭到殴打,他认为攻击者是便衣警察。
这两起攻击事件凸现了中国境内越来越多对外国记者使用暴力的趋势。
中国当局表示,除了报道西藏问题需要特别许可之外,外国记者可以自由在中国境内采访报道。
但是实际上,外国记者在报道一些敏感事件的时候经常受到骚扰。
今年,包括BBC在内的多家外国新闻媒体机构的多名记者在试图报道有关中国藏族地区的新闻时遭到当局扣押。
目前,外国记者在中国面临的最大危险是一些装成暴徒的便衣警察。但中国当局总是坚持说,这些人只是一些“愤怒的村民”。
BBC
日本名古屋市长对南京政法委书记否认南京大屠杀
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否认曾发生过南京大屠杀。
共同社报道,河村隆之星期一(20日)与来访的中共南京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刘志伟举行会谈。
提到“南京大屠杀”时,他说,“的确存在常规的战斗行为,但我认为南京(大屠杀)事件并未发生过。”
河村隆之说,战争结束时自己的父亲就在南京,“虽然当时事件过去仅8年时间,但南京人却对我父亲很好”。
他还表示,双方“不妨在南京举行历史研讨会。我很感激南京人。希望相互之间把应该说的话说出来,保持友好关系”。
中国指,日军1937年12月13日攻陷南京后屠杀了20到30万中国平民和战俘,两万多中国妇女遭日军奸淫。南京城近三分之一被日军焚毁。
名古屋和南京1978年12月结为姊妹友好都市。
共同社说,河村隆之与刘志伟会谈后双方还交换礼物。但是,报道没有透露中方代表团当时对河村隆之的言论有何反应。
报道说,“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馆长朱成山当天痛批河村的发言是“胡说八道”。
南京市政府后来发微博说,对河村隆之的言论,南京市代表团严正指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不容抹杀,铁证如山,国际社会对此早有定论。
微博还说,河村隆之的这番言论是不负责任的,是对历史的歪曲和对南京人民的不尊重。中方希望能够正确地认识和对待那段历史,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多做有益中日友好和两市人民友谊的事情。
河村隆之2009年9月就质疑中国提出的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他说,“经过各种调查,我对迄今所听到的说法深表质疑。”
日本右翼保守政界人士石原慎太郎也曾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
BBC
中国茉莉花革命周年:爆发点在街头
爆发点在街头
德国之声:今天是中国茉莉花革命一周年,去年底曾有传闻,中共高层最后确定了中国茉莉花革命的发起人为“海外势力”,也包括您,不知道您对这个结论是否认可?
王军涛:我首先说的是,我不是主要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我主要是一个推手,作为一个推手来说,我在两个方面有些贡献;第一个方面,我在海外的人脉关系比较广,因为我支持这场运动,我可以协调在过去没有办法协同的力量,这种协调主要是友谊关系而非政治上的结盟;第二是当茉莉花革命发起时,当民间有不同声音地,我比较坚定的予以支持,并且以我自己对中国政治的观察的结论、我的政治经验、我的学术积累,使得这场革命开始受到的非议不象以往那么大。其实真正的发动者和对当局构成主要威胁的力量在国内。
德国之声:对这场革命,从最初的几场北京、上海的街头行动到后面渐渐被打压,并没有带来阿拉伯革命一样的变革结果,也有中国网友评论:花并未绽放。您怎样看待和总结这场革命?
王军涛:茉莉花革命这件事,我是把它放入一个中国政治演变的大的历史进程中来考虑,所以我对它表示支持。在这个之前,我已经在中国的民间运动中作为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代表人物存在了很长时间。从2007年开始,我把我的态度进行了调整,这是对中国局势和世界其它国家政治发展考察后的结论。
象中国这样一个大的国家的转型,不可能通过一个事件、一场运动来完成,一定是通过相互衔接的一系列的事件来完成。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如果分三个阶段:启动,进行,巩固,茉莉花革命起的作用其实是在启动一起革命。
茉莉花革命把新一代的后89的年轻人要卷入政治中来;它其实是对这一代人的震动和带领,这一代年轻人中比较关心政治、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通过茉莉花革命开始关注中国政治上是不是要有一场革命的问题?
中国民主化从上世纪80年代就进入一个误区,中国的精英以为一场理性的、和平的政治变革是在法庭、教室、媒体上、人民大会堂来完成,他们不知道实际上真正政治上关键的爆发点全是在街上。即使是和平运动也是街上的非暴力和平运动,即使是良性互动也是街上的人民力量和改革派的良性互动。
茉莉花革命在两方面做得是不错的,第一重新把革命和街头运动打入了民间话题,对89民运最大的反思,精英达成的共识时:我们在89的失败把邓小平激怒了,如果我们当时不在街上、我们理性些可能邓小平就不这样做了,改革可能是另外一条路。我自己开始也这么想问题,但我到海外之后,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做比较政治研究时,我就发现世界各国的政治转型到关键时刻是全都要上街的,要不就是统治者宁愿丢权也不开枪,最后变革实现了;要不就是统治者开枪,老百姓被镇压;
后89精英的反思使得民权运动仅仅成了请愿,后来发展至维权运动--打官司、媒体造势、开讨论会、联名上奏折等,这些形式在历史上可以促成统治者在治理方式上作出改变,但无法促成导致国家宪政结构最高权力被制约的政治变革,茉莉花革命把这个话题重新引入精英思考的视野中,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认同;另外它也在网上形成了事件,一下子把年轻人拽进来。
邱吉尔讲过,革命和民主一样可能很坏,但没有比它更好的了。
德国之声:记得茉莉花革命之初,中国的很多公识分子和维权律师都发出支持的声音,包括冉云飞、江天勇、滕彪、唐吉田等人,为此他们也付出了自由的代价,曾被秘密抓捕、受到酷刑等,当然也有公知发出反对的声音,您又怎样看待他们在过去发生的、正在发生、未来要发生的变革中的作用?
王军涛:就看他们怎么定位和选择,如果他们愿意可以起很大作用;假如他们背上了过去的活动方式、理念包袱的话,他们可能失去自己可能发挥作用的机会,甚至有些人还可能站到形势发展的对立面成为障碍和阻碍也有可能;但你提到的这些人不是,不管他们是不是主张中国用这种方式变革,但他们觉得在统治者如此暴虐和腐败的时候,这种运动出现至少给统治者敲敲警钟也是必要的。
90年代后期,中国兴起了政治保守主义,中国知识分子和公知在这方面有很多的误区,他们在误区的基础上得出了结论,在整个人类的政治学和政治思考中,可能要落后100到200年。因为缺乏这样的知识,很多精英对茉莉花革命理解的不准确。
我始终认为政治转型的启动不是最难,最难的是圆桌会议,世界上的政治转型大多失败在圆桌会议,当大家要商量一个宪政结构,各个力量按照自己的想法出牌,如果谈不成协议国家就会陷入事实上的内战,这个时候政治转型就等于失败,最后可能沦为新的威权,或国家在长期的内战中慢慢出来一个新的结构,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在这方面中国的精英基本是空白的,我们讨论茉莉花革命的意义和中国未来政治变革,如果公知不进行这些知识的恶补的话,他们还真的没有具备在思想和未来政治理念上引领这个国家政治变革的这样一个能力。
德国之声:您刚才也提到这场革命把年轻人拽进来,纽约时报曾报道,有一位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年轻人也参与组织了中国茉莉花革命,您认为年轻人在推动中国发生变革中将会起到怎样的作用?中国年轻人是否已经作好这样的准备?
王军涛:他们准备得比中国公知更糟糕,新一代会有新一代的准则出来,在这方面我还是会抱一个比较开放的心态在观察,还在和他们对话。我也在想他们中间有什么能够发育,或是能够培育一个新的东西。我和他们中的领军人物也作了对话,以我按他们的标准来看,还不及格,年轻的85后,整个的知识体系,他们看待知识的方式和思维的方式还有问题。
德国之声:但我们也看到这些年轻人的活力,他们以戏谑的方式去解构很多东西,包括去年的"艾债行动"、"爱裸裸"等。
王军涛:西方国家在不同时期都有思想家说过,当一个国家要进行严肃的政治建树时,而整个政治上的活动都变成调侃时,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悲剧。因为一个国家的建立是需要制度的,一个国家在变革的时候,需要在宪政的各个层面变革,不仅是和统治者玩一个博弈。
德国之声:在去年一年中,中国茉莉花行动之后,中国艺术家艾未未也被抓捕,也是和茉莉花革命后中国当局的严厉打压有关,然后引发了民间和国际的抗议,您怎样评论他对中国带来的改变?
王军涛:艾未未作为一个行动者很了不起,毫无疑问他是反政治的,也是反社会主流的,甚至在艺术家中他也是反主流的。结果在特定时期由他担当起了光明和邪恶两种势力决战,他要代表光明的一方,这个角色对他一定有很大压力,他做得非常好。因为他的存在使得邪恶的势力显得更加邪恶,更加丑陋不堪,更加好笑。要推动中国进步的人都应该感谢他;中国茉莉花革命后,中国政府其实是出重拳打击民间运动,也确实把民间运动打到低点说不出话来,但是艾未未,因为他的精彩行动和创意,使得中国民间运动有比较光亮的表现,在这场博弈中又赢了,公知没有完全被打压也和这些胜利有很大的关系。
德国之声:与中国茉莉花革命比较起来,乌坎事件到最后的选举算不算一种成熟的变革?另外在过去一年中还发生了多起大的民众抗争事件,算不算整体变革中的一部分。
王军涛:乌坎事件就象89年之后的农村选举似的,中国很多的群体事件也是以乌坎事件相似的作为结局,只是不象乌坎事件一样从一开始就通过手机短信、微博和媒体等高度曝光,成了全球在关注的事件。
乌坎事件不是中国第一个事件,围观的中间给人们带来了围观者作出的解读,这种解读非常重要,真的可能通过这些解读使得一场局部的事件变成改革的启动。
德国之声:中共去年对异议人士的打压,也被称为史上最为严厉的打压。当局抓捕了很多人,有很多人士现在还处在失踪状态或被判刑,您觉得这种打压的背后是不是也体现执政者的危机?
王军涛:它的危机感是很重的,中共从邓小平开始确立暴力高压维稳,以保他的经济改革;现在胡锦涛把这叫做社会管理模式,通过经济发展产生的新的财富来消化过去的问题及维持稳定,这个模式现在看出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模式,统治者也知道这个问题,但已经不是他们能改变的,对胡锦涛来说,主要是这一两年不要出什么事,所以他默许下面用高压的方式来维持政治稳定,公安机关只要是上面默许,他们就要出重拳去打压他们所不能控制的民间力量,去年一年,中共感受到了这种危机,胡锦涛希望他的权力能够平稳着陆。另外他们也有着对民间运动的仇恨。
作者:吴雨
责编:文山
德国之声
郎咸平:改革不能少数人得利而成本由全民承担
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到底什么叫做改革开放?”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也想找到一个适当的场合来陈述我的想法。我在《资本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改革》一书中,以一个学者的身份来谈一谈我心目中的改革开放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思维。
有很多人说我是“反改革”,说我忽略了邓小平先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理,像这一类的批评,已经见怪不怪了。因为这类批评对我来讲,已经是司空见惯。我要请各位思考一下,你认为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吗?我们回头看一看,邓小平说过一句话:“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各位注意到没有,当时讲这句话的时候,全国老百姓是一致支持的。当时在社会主义的环境里,竟然能够喊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什么条件呢?我想把这个条件重新定义清楚,我不希望在这个基本问题上面,我们学术界或者企业界再有任何争论,以及任何的怀疑。它的条件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这就是原则。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走向共同富裕”。
今天你们可能会怀疑,这个制度有效率吗?一个注重公平,一个以公平为基本原则的制度(包括美国和欧洲)是有效率的吗?我告诉各位,我不想谈论它是不是有效率,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你把公平放弃了的话,马克思的预言就会成为真实。这不是我个人的理解,这是西方这么多伟大的经济学家和伟大的政府政策制定人一致的结论。这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对它理解有多少?这种马克思主义化的资本主义,我们对它又了解多少?今天你翻开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著作——比如微观经济学,会发现效率改进的先决条件(帕累托改进)竟然是以公平为基础。什么是以公平为主呢?就是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但其他的人不能更贫穷。
这不就是社会主义化的资本主义吗?这个思维不正是邓小平所提出来的吗?但是各位请注意,邓小平讲可以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的帮助后富的,然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他讲话的场合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平性是不允许任何人挑战的。所以,在每一个人不能变得更加贫穷的情况之下,邓小平提出来我们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得到全国老百姓的一致支持。他这个理念不但符合马克思主义,同时也符合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这个伟大的思维,才应该主导着我国的改革开放。
但是现在,我们走到了什么地步呢?基尼系数从当时改革开放的接近于零到现在的0.5,你们觉得我们的改革开放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吗?你们觉得我们的改革开放符合邓小平的理念吗?你们又觉得我们的改革开放符合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的资本主义吗?我绝对不能接受这种导致一部分人富起来而由其他人负担社会成本的改革。我在这里再次阐述一下我的观点,并把我国在这二十几年来的改革开放一条一条列出来,做一个评论。
谈谈我们的教育改革。我对政府官员和企业老总讲了这么一句话,我说:“各位来宾,你们记不记得,二十多年前你考上清华、北大的那个情景。你当然记得。你的父母含着眼泪把你送到火车站。他们买不起硬卧车票,给你买一张硬座的站票,让你站到北京上清华大学。你毕业了,功成名就之后,把你的父母接到大城市居住,而你就开始搞教育产业化的改革了,你断送了当初和你一样贫穷的农村子弟唯一脱贫致富的机会,因为学费提高的结果是他们再也念不起大学了,你怎么忍心啊?”
什么叫教育改革?这是最为荒谬的一种改革。市场化就是通过价格机能,使得供需平衡。你怎么能够把市场化的概念引入到教育里面呢?教育本身就是精英取向的供需不平衡的制度,你把市场化的概念引入教育制度里面来干什么呢?要搞供需平衡吗?到最后你要花更高的学费才能进大学。我们没有政府大规模的贷款制度来补贴穷人,如果你进行市场化,其结果是让很多的农村青年不是因为成绩不好念不起大学,而是因为没有钱念不起大学。配套的制度和措施是教育改革的先决条件。我们没有这种配套措施,你怎么敢随便把市场化的概念放在教育改革里面呢?这又是一个改革成本由全社会最为贫穷的人来承担的荒谬改革。
我们再来看看医疗改革!当一个急诊的病人送到医院去的时候,部分的医院第一句话不是“你哪里不舒服呀?”而是“你有没有保证金呀?”如果你没有,你就在走廊里等死吧!我们可能见怪不怪,可是我告诉你,在香港任何一家医院,病人看急诊是免费的。各位知道香港老百姓为什么愿意出这笔钱吗?因为这是对人性、对弱势群体最起码的关怀。我们这里有吗?我还要告诉各位同学,你到美国看病是什么情况。美国的法律规定,必须先给你治病,治完病之后再向你收钱,如果钱不够,可以分期付款。这是对于弱者的关怀与情怀!可是我们今天有吗?当然我承认政府在这方面也在努力做好,例如我们第18次调低药品的费用。但是问题不在这里,是在一个没有法治化的游戏规则之下,你控制不住收费的标准,尤其是控制不住民营医院的收费标准。 在美国,看病的保险不是每一个美国人都有的。在美国相当多的穷人是没有保险的。保险需要一年几千美元。综观美国、欧洲、亚洲,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医疗改革是成功的。既然医疗改革是这么的艰难,医疗改革的问题是这么的多,我们怎么敢这么轻意把市场化的概念强加在医改上呢!这种改革还不如不改,因为你太不了解国际大势了,你把市场化看得太神圣了。最后我们发现,很多民营企业家打着医改市场化的招牌大赚利润,而成本却由社会上的病人来承担,这又是一个改革利益属于少数人,而改革成本由社会大众承担的错误改革。
这就是我们的医疗改革。那么我们其他的改革呢?比如说“股改”。什么叫做“股改”,我们到底清不清楚“股改”的概念?让我们回头看一下英国这个“邪恶的帝国主义”怎么做“股改”的!英国有很多的国营企业,所以在撒切尔夫人时代进行了“股改”。但是“股改”有股改的原则,这种改革都是和国企改革相对应的,那就是经营好的国有企业进行“股改”,而经营不好的国有企业不能进行“股改”。因为“股改”本身牵扯到英国中央政府的背书。只要政府把坏的公司推出,股民赔了钱之后就会骂英国政府。中央政府怎么敢对老百姓言而失信,怎么敢在老百姓的心目之中失去其信用形象呢?因此,只有把好公司进行“股改”,希望老百姓可以赚钱。而现在我们的“股改”,是好好坏坏的公司全部进行“股改”!最后的代价就是我们的政府将信用一起赔了进去。
最后我只问监管单位三句话,第一,你敢不敢保证上市公司在“股改”前不大量收购流通股?你不敢保证。第二,你敢不敢保证上市公司不敢篡改选票,不敢贿赂选民? 你也不敢保证。我们已经知道的贿选事件,曾经在上海被大规模报道。第三,你敢不敢保证,推出法人股之后,上市公司不会制造假消息,在高位套现离场,坑害股民?最后,监管单位什么都不能保证!而在什么都不能保证的情况之下进行“股改”,甚至把坏公司都一起进行“股改”,这就是对政府信用的破坏,也是对股民的再一次掠夺!是让全体的股民一起跟着受罪,承担着改革的成本。这种“股改”能够成功吗?“股改”失败之后怎么办?就算了吗?谁负责呢?在今天日益复杂的经济环境中,我们这种简单地引用一些国外的先进概念而创造的政策,必须要检讨。
我们今天太喜欢使用资本主义表面简单肤浅的现象进行改革,而不实事求是地深究各种改革的本质问题,这才是改革的最大危机之所在。当然,还有很多改革都值得我们批评和关注,包括农业改革、房改、金融改革、银行改革,其共同的结果就是改革由少数既得利益者独享改革成果,而改革成本由全社会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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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軍委辦事組由林副主席直接管,常委可不開會了
2011年9月13日,是震動中外的“九一三”事件40周年。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來,對事件的主角林彪和這個事件的爭論就沒有止息。
林彪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極特殊的歷史人物。生前被尊為中國第二號神,死後卻被貶為中國第一號鬼,辭世40年,仍“謎”霧重重。本文作者20年餘年致力搜集林彪史料,逐年逐月逐日,詳記林彪的一生,從他讀孔子開始,到考入黃埔軍校,身經百戰,最後成為十大元帥中最年輕的元帥,林彪的一生幾乎涵蓋了整個中國革命的全過程。
1968年3月26日 林彪聽取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彙報後指示:要大力加強政治工作。抓好政治工作是抓好一切工作的根本環節。不從政治上去領導,就無法領導。抓住這一環,一切都好了。要強調政治掛帥,部隊要有高度的政治覺悟。打仗,就要靠勇敢,勇敢就需要抓好政治。毛主席的書,要天天讀、天天用。一切工作都要依靠毛澤東思想,依靠群眾的覺悟。
要抓好連隊工作。連隊是衝鋒陷陣的,連隊工作一定要過硬。不突出政治, 不抓好政治工作,武器、技術再好,打起仗來也會向後跑。要繼續強調抓好“四好”,按四好去安排連隊工作。連隊工作不過硬,就說明機關不過硬。領導要深入下層,機關要面向連隊。
部隊工作要有主次。主是政治,就是毛澤東思想掛帥。有主也要有次,少一個方面也不行,作風和軍事也要搞好。部隊要有好的作風,稀稀拉拉是不行的。要拉出去就能打,不怕困難,不怕傷亡,平時就要有這種好的戰鬥作風。安排工作的時候,首先要安排政治,軍事也要有一定的比例。毛主席著作“天天讀”,軍事技術也要“天天練”。打仗要靠政治,靠勇敢,但技術也不能丟。槍要打得准,坦克要開得動,基本戰術要熟練。訓練要少而精。要從打大仗,打惡仗著想,從最困難的環境著想。打太平仗不行,不能過硬。
在各項工作中,特別要注意對上多請示報告。凡重要事情,都要向毛主席、黨中央、中央文革請示。這不是技術問題,而是重大的組織原則和政治原則問題,是對偉大領袖毛主席和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態度問題。要尊重中央,尊重中央文革。要經常不懂就問,不要自作主張。對我這裏也可以打電話。總之,對上要緊跟毛主席、黨中央和中央文革,加強請示報告。對下要搞好政治工作,依靠群眾的政治覺悟。對同級要團結,要合作得好。對地方要靠政治掛帥,靠毛澤東思想,搞好軍民團結。
3月28日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接見黃永勝、吳法憲、溫玉成等。毛澤東說:今後中央軍委辦事組由林副主席直接管。中央軍委就是辦事組,中央軍委常委可以不開會了。毛澤東還說:中央軍委辦事組要訂個制度,至少一周到林彪同志那裏彙報一次工作,一次談一兩個鐘點。有事無事都要去,除非林彪同志身體不好。過去我們兩個處在第二線,讓他們去搞,他們也不彙報,搞封鎖,實行隔離,隔離不反省。林彪說不瞭解情況。
3月 《黨內兩條路線鬥爭史大綱》 寫成,其中有過度突出林彪的提法。(《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孙立平:用公平正义打破转型陷阱
2012年初,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清华大学凯风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发布题为《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的研究报告,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报告提出,我们现在最需要警惕的既不是中等收入陷阱,甚至也不是简单的改革停滞或倒退,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进入转型陷阱。
转型陷阱,即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转型陷阱的提出,从制度角度为改革困局做出了注解。它与当前社会矛盾激增的状况有何关联?未来的改革需要怎样的顶层设计?本刊专访报告主笔、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
渐进式改革的陷阱
《南风窗》:转型陷阱的概念为我们提供了看待“中国模式”的新视角,在这个逻辑下,改革不是被动陷入困境,而是既得利益者对于优势体制的主动固化。这种过渡状态的常态化是如何发生的,会带来什么后果?
孙立平:在体制的意义上,转型陷阱并非仅仅是体制变革陷于停滞或倒退,而是将一种过渡形态的体制因素定型为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在发展的意义上,转型陷阱导致的并不是简单地陷入经济放缓或停滞,而是陷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
在现实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种种值得警惕的迹象:尽管经济在惯性的推动之下仍处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甚至具有经济大跃进的表象,但这种发展已经越来越畸形化,并开始显露出明显的疲态,步履越来越沉重;作为30多年发展动力源泉的体制变革基本止步不前,甚至出现某种回归的迹象,一些“过渡性的现象”正在固化;最有利于短期快速发展的资源和优势已经基本耗尽,而大跃进式发展导致的副作用则在不断显现,社会生活中的张力越来越大;社会的活力和生机在不断丧失,发展与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将维持现状作为优先选项。
对于一个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国家来说,特别需要警惕的就是这种转型陷阱。尤其是在一个以渐进式改革实现社会转型的国家中,陷入转型陷阱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因为在渐进式改革中,使转型过程停滞并定型化的机会太多,从容形成既得利益集团的条件更为有利。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了渐进式改革的优势,现在看,渐进式改革陷入转型陷阱的危险性更大。
《南风窗》:您曾经提到,“多少年来,我们有一个最基本的假定,改革和转型的过程,就是一个从起点到终点转变的过程。但是忽略了一种可能性,就是转型的过程当中,每一步都有可能停下来。”如果追根溯源,转型陷阱的形成是否与改革之初的终点设想有关,从一开始就缺乏顶层设计,没有明确的目标?
孙立平:有没有总体设计要看从什么意义上来理解。在改革开放起始的时候,要结束和破除的东西是明确的,这就是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告别人整人的时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目标是四个现代化。但在走到什么地方去的问题上,是较为模糊的。当时叫“拨乱反正”,就是在基本体制上回到改革前的17年,并对体制的弊端进行一定程度的修复;在经济上引入一定商品经济的因素,提供一定的经济自由;实行四项基本原则,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不变。到了1980年代中期,开放开始推动改革,导致改革思路突破最初的设想。
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对美国的访问。据说,邓小平回来后在某次高层会议上说:我看见了现代化。随着国家领导人出访增多,带回了关于国外新技术革命的信息,《第三次浪潮》、《大趋势》等书译介过来。新的改革思路在孕育。如果说,1980年前后改革思路形成的坐标是“文革”前17年的话,现在的坐标是新技术革命体现的一个新的文明。于是,许多突破性的思路开始被提出。回过头来看,这个时期中国社会中的氛围和思路,是最靠近世界主流文明的,也是中国最有自信的时期。那个时候的自信表现为对自身问题的不回避,以及向别人学习的劲头上。
对于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一般评价是,经济改革是成功的,而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其实,我觉得这两个方面的改革,现在看来都是值得反思的。政治体制改革止步不前不用说了,结果是权力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迅速膨胀。而经济体制改革,则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谨小慎微形成鲜明对照,鼓励大胆去试,不怕犯错误。就鼓励改革勇气来说,这似乎无可厚非,但结果却是造成经济生活的高度非规范化。其实这个阶段的改革,最需要的是通过自上而下以立法形式推动,但由于不具备相应条件,只能以打左灯向右转的方式进行。由此造成的结果,一面是越来越膨胀且不受制约的权力,另一面是非规范的经济。两者结合在一起是什么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权力与市场的结盟
《南风窗》: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与权力和市场的结合有何关联性?在渐进式路径选择中,两种要素的结合是如何实现的?
孙立平:市场经济的实质是政治行政权力与经济的分离。1980年代的改革大体体现了这个方向。由此,一个经济型社会替代了政治型社会,国家对资源和机会的垄断与控制有所弱化,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活动空间开始出现,相对独立的社会似乎开始发育。正是这个过程,赋予了中国社会以活力,并使得中国社会一度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不同社会力量出现了较为均衡的发展。但这个过程非常短暂,大约只有10年的时间。1990年代初,这个过程基本结束。随着中央地方分税制建立、国有企业治理结构调整,银行、资本市场领域金融改革等措施,国家对市场的控制能力进一步加强,资源重新走向集聚。进入21世纪,一种建立在权力与市场因素相结合基础之上的新体制逐步定型。这个新体制的基本特征是权力和市场结盟,在行政能力继续强化的前提下,把市场体制打碎为市场因素,通过权力重组市场因素,实现对资源的高度垄断。这个新体制是以总体性权力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特征的。就此而言,所谓中国模式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中派生出的发展模式。
《南风窗》:利益集团应该怎么去界定,现存利益格局的破除又如何实现?
孙立平:尽管在现实中,正当利益集团和非正当利益集团的分别是存在的,但在理论上,正当的利益集团与既得利益集团之间并不存在一条清晰的边界,很难界定哪些利益主体构成的利益集团是正当的,哪些是不正当的。关键的问题是,社会中为利益集团设定的制度安排是什么样的,提供的制度性活动平台是什么样的。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平台,正当利益主体所形成的利益集团也会蜕变成不正当利益集团;相反,如果有一个好的制度平台,就是由不正当利益主体构成的利益集团,也只能按照社会设定的规则从事自己的活动。
重建社会公平正义
《南风窗》:在当前的利益格局和体制背景下,我们寄希望于社会的成长壮大能够形成一种博弈力量,但现实是,社会结构的定型阻碍了其活力的产生,并且形成了阶层对立感,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孙立平:从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开始,贫富的问题就开始逐步凸显。但在那个时候,所谓的贫富处于不断变化中,谁是穷人谁是富人是不固定的。但是时至今日,情形已经完全不同。在过去的10几年间,贫富的问题已经开始落实到人头上,谁是穷人谁是富人已经基本差不多了,而且不太容易发生变化了。一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要改变地位越来越难,就是下一代要改变都已经越来越不容易。于是,就有了种种“二代”的说法,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体制内二代、体制外二代等等。这个过程就是社会结构定型化的过程。
进一步说,社会结构不但在定型化,而且开始再生产,这种定型下来的社会结构我们称之为断裂社会。一个逐步定型下来的断裂社会所形成的社会氛围或社会心态是很值得注意的。其一,由于社会中的门槛加高,社会活力大大下降。回首1980年代,那时整个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而现在,社会的氛围变得日益压抑和沉闷,这与结构定型,与门槛加高是不无关系的。其二,阶层之间的对立情绪凸显,“仇富”与“嫌贫”的集体意识在蔓延。“仇富”与“嫌贫”的意识不仅仅是源于贫富差距的拉大,更是源于贫富的固化。其三,普遍的不平衡感为部分人的绝望感所取代。在1980年代,不同的群体对自己的状况都有满意的方面,也都有不满意的方面,由此形成的是一种普遍的不平衡感。现在看来,这其实是一种比较正常和健康的社会心态,也是一个社会的弹性之所在。而现在,在一部分群体中,尤其是在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底层等群体中,形成的则是一种看不到希望的绝望感。一些社会矛盾的激化往往与这个因素有关。
《南风窗》:在过去的几年中社会矛盾和冲突频发,官民、劳资、族群之间都出现过对峙的状况,您如何看待例如乌坎事件这样的社会现象?
孙立平:乌坎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问题的缩影。乌坎实验的意义就在于,看我们能不能同时实现两个目标:民众具有表达自己利益和进行博弈的权利,社会具有化解矛盾保持基本稳定的能力。而这恰恰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两个症结。这个实验中,包含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逻辑。这个比包产到户那次更难,因此也就更有意义。如果成功,我们有可能找到新路,如果失败,将是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打击。
乌坎选举的意义在哪里?有人说不要夸大乌坎选举的意义,因为类似的选举其实早就存在,甚至还有做得比这个更好的。如果就选举本身来说,我同意这个看法。但我想,如果将这次选举放到整个事件的链条中去看,意义就不一样了,尤其是和那些风平浪静中的选举相比。这个链条是:由于某一事由发生了牵扯到官民关系的剧烈社会矛盾,经过一段双方的试探和博弈,最终选择了一种用理性和妥协解决矛盾的方式,用选举这种民主的方式形成一个制度性的构架,促使矛盾从可能的恶性循环走向制度化的良性循环,同时满足民众表达争取利益权利和政府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双重需求。这一过程包含了中国政治的一些基本逻辑,论证了在较为严峻情况下用民主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具有促进中国社会走向民主化和社会长治久安的潜力。
《南风窗》:“顶层设计”在“十二五”当中被进一步强调,在您看来,“顶层设计”应该如何突破转型陷阱、重新凝聚改革共识?
孙立平:改革陷入困境,不仅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力,更重要的是由于在转型陷阱中既得利益集团败坏了改革的名声,使得改革在民众中失去了基础。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凝聚改革共识是很困难的。即使是顶层设计的改革,如果没有真正的社会基础也很难推进、实施。
现在都在说改革和革命赛跑,但不是什么样的改革都能和革命赛跑,只有以公平正义为宗旨的改革才能与革命赛跑。因为革命的动力就是实现公平正义。如何以公平正义来重新凝聚改革共识?所需要的,并不深奥、复杂,而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勇气。多少年来,罩在改革头上最大的魔咒,就是犬儒主义,就是对不公平、不正义的默认,是一种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哲学,过于讲究策略的圆滑和“成熟”,就是缺乏面对实质性问题的勇气的体制性拘谨。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中国最需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能够正视既得利益格局、冲破既得利益格局、打破转型陷阱逻辑、走出目前僵局与困境的勇气。执政大国,智慧、谨慎是重要的,但在今天的中国,勇气和魄力显然要比智慧更为重要。
作者:孙立平、张墨宁,来源: 南风窗
高铁列车采购调查:一个纸巾盒1125元
一个自动洗面器7.2395万元(含税销售单价,下同),一个色理石洗面台2.6万元,一个感应水阀1.28万元,一个卫生间纸巾盒1125元,最后组合成总价高达三四十万元的整体卫生间;
上万元的15寸液晶显示器,2.2万元一张的单人座椅,6.8万元的冷藏展示柜……
这些令人咋舌的价格,不是来自北京、上海的某个高档别墅,而是我们乘坐的动车。
从2011年因丁书苗案启动高铁调查至今,财新《新世纪》记者陆续听到过很多有关高铁列车高额采购的案例,与之伴随的是一些高铁供应商非同寻常背景的传闻。丁书苗为高铁供应商的代表人物,她与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关系现在广为人知。她旗下的企业包括垄断高铁轮对市场的智奇铁路设备有限公司,以及垄断高铁声屏障市场的山西金汉德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高铁采购到底有多贵?丁书苗式的通天供应商是否普遍?这一切疑问,在财新《新世纪》记者辗转获得了一份南车采购目录——《CRH2型动车组配件供应商名录》(下称《目录》)后,都找到了一个明确的答案。
《目录》包括3000多种动车所需物料的编号、名称、图号、规格、销售价及含税销售价及供应商名称。其中的含税销售价,就是南车的实际采购价。
这些物料,小到几分钱一个的螺栓,大到78万元的半自动控制箱。抛开与高铁技术直接相关的关键零配件不提,很多日常用品的采购价与同类产品的市场价相差悬殊,令人瞠目。比如,色理石洗面台,财新《新世纪》记者在北京居然之家看到的市场零售价为每延米3000元,如果量大,最低还可打折到每延米2000元;动车上2延米左右的洗面台一个购买价为2.6096万元,几乎是市场价的4倍以上。数倍的溢价,最终付给了谁?
获得这份《目录》后,财新《新世纪》记者对照市场价,重点解读了动车两大类产品的采购价格:座椅、卫生间,并试图追溯出高价背后的受益人。不过,由于《目录》产品包罗万象,部分产品亦涉及是否要根据高铁的高速要求特制的技术问题,截至目前,我们对这份《目录》的解读远未完善,期待读者与财新一起,去发现高铁价格背后的秘密。
CRH2型动车的采购价很有代表性。CRH2是中国最早采购的动车,由南车青岛四方公司与日本川崎重工合作生产,2004年川崎将在日本新干线上使用的E2-1000系车辆及技术出售给中国后,2007年11月CRH2A首批60列下线,最高时速250公里,最初在胶济、京津、武广、沪宁等线路上运行,目前仅在沪宁线上运行较多。据财新《新世纪》记者从主机厂商和供应商处了解的情况,北车生产的高铁列车成本比南车还高。而南车2011年正式投入运营的CRH380时速高达350公里,大部分零部件采购价虽较CRH2的最初采购价略有降低,但业内估算降幅不会超过10%。事实上,这个《目录》已经是两次降价后的价格。
这些离奇的价格,比其他调查更有力地揭示了高铁列车高额采购的秘密。更令人吃惊的是,操纵这些价格的并非主机厂商,多为铁道部高官。很多主机厂商的内部人士抱怨,由官员们钦定的供应商提供的产品质次价高,号称要用20年的产品刚下线就状况频发。他们指责有官员通过制定供应商名录,以及招标前打招呼等方式,将很多成立不久、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商,变成了垄断高铁某个零部件供应的供货商。
多位高铁供应链上的受访者,将这些垄断供货商归总为三类:一是技术型垄断,以外资企业为主;二是亲属“近水楼台”型垄断,即供应商老板是某部委官员、主机厂领导的亲属;第三类是关系营销者,通过与铁道部高官搭上关系取得信任后成为高铁供应商,很多从未有过相关经验。山西女商人丁书苗即属第三类,她并无高铁轮对和声屏障从业经验,但神奇地垄断了这一市场。
此次财新《新世纪》记者从《目录》中获悉,丁书苗还间接垄断了高铁供应链上的另一个分支——座椅。根据档次不同,这些座椅售价1.4万至2.2万元不等。
后两类型垄断,像高达30万元以上的整体卫生间、上万元的座椅,被一些主机厂内部人士称之为“掠夺性垄断”。最终能进入高铁供应链体系的厂商均非等闲之辈,但背景深度大有不同,主机厂负责接洽维修的工作人员自有区分办法:“那些产品需要维修时,连领导都找不着、对主机厂爱搭不理的,都是背景最牛的关系户。”
这些昂贵的零部件,最终汇成了一列奢侈动车——CRH2(4动4拖)的最初进口价为1.6亿元,国产化后近年成本有所降低,仍高达1.4亿元。由于加装了VIP座椅,加上牵引、制动等速度等级的提升,即使在大多数CRH系列通用零配件逐渐下降的情况下,中国自主研发的CRH380的成本不降反升。
京沪高铁CRH380列车,二等座票价为550元,一等软座935元,商务座高达1750元,而当天即可买到的京沪打折机票6折不足700元,T字头的13小时火车票价不足200元。
来源: 大洋网
民國初年軍閥的三個來源
衆人只知駡北洋軍閥,却根本不知道辛亥前甚至“二次革命”前,北洋只有職業軍人,並無以武力搶奪把持政權,實行軍人獨裁的軍閥。是孫黃以軍人政變方式奪取政權並建立軍政府實行獨裁,首先製造出南方的“革命軍閥”,致使“南行北效”,在老袁死後便洪水滔天
《新史記》蘆笛
民初軍閥,似乎有這麽三個不同來源:
一、北洋軍閥體系。這是講得最多的,例如謝先生的那篇文章就是專講這個問題的。此處不贅。
二、清廷遺留下來的地方軍事將領,如東北張作霖,廣西陸榮廷等人。張常被視爲北洋一系(所謂奉系),這種分類,我覺得不符合歷史淵源──他並不屬於北洋六鎮。
三、同盟會員在各地“起義”後變成了當地集軍政大權爲一身的獨裁者。這是國民黨最忌諱人家說的爛事,其實在我看來,這些人雖然實力有限,但按人數計,並不少於北洋體系。更糟糕的是這些人率先開了地方武力反抗中央的先河。
清 廷求治心切,爲了富國强兵,對付列强欺負,大量組建新軍,便授了孫文以可乘之機。孫中山爲了武力推翻滿清,刻意在留日士官生中招納同黨,甚至在同盟會內部 秘密組建純軍事幹部組織──鐵血丈夫團。加入同盟會的留日士官生回國後分赴各地,成了新軍的中下層軍官,在辛亥時揭竿而起。據本人不完全統計,有如下加入 同盟會的留日士官生主持或參與各地“起義”:
【李書城、杜錫鈞、趙恒惕、向瑞琮、余欽翼、曾繼梧、王隆中、梅馨、程 潜、閻錫山、溫壽泉、黃國梁、孔繁蔚、蔡鍔、唐繼堯、李根源、殷承瓛、韓建鐸、李烈鈞、歐陽武、李顯謨、張國威、張鶚翎、周承炎、陳儀、吳恩豫、楊藎城、 蔣尊簋、魏邦平、許崇智、王麒、尹昌衡、周駿、王祺昌、張紹曾、吳祿貞、藍天蔚、雷崇修、張鳳翽、張益謙、仇亮、曾繼梧】
所以,所謂“辛亥革命”,完全是各地新軍中下級軍官發動的政變,也就是波及全國的兵變,根本沒有什麽人民革命可言。
這些中下級軍官都很年輕,起義後便成立軍政府,擔任都督或別的高官,所謂“都督”也就是獨裁,所有的軍政務都由自己一言而决,都而督之。
更惡劣的是,各省起義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告“獨立”,不承認中央政府權威。這種作法竟然爲後來的中央政府認可,等於是對地方叛亂公開作了合法性背書。相比之下,在成立民國甚至“二次革命”之前,北洋軍人還從沒幹過這種割據稱雄的濫事。
上 面列舉的那些人,後來並沒有都變成軍閥,有的死了,有的讓老袁調進北京,巧妙地卸了兵權甚至送入監牢(如四川的尹昌衡),有的則被部下搞倒。與此同時,也 有非軍人背景的同盟會員或甚至立憲派變成新軍閥,如陳炯明、譚延闓等人。其中一直保持軍閥地位的則始終是孫中山在黃浦建軍前依靠的基本力量。例如1917 年他在廣州成立所謂中華民國護法軍政府,自任軍政府大元帥,主要成員如陸海軍元帥唐繼堯、參謀總長李烈鈞、參軍長許崇智、陸軍總長張開儒、衛戍總司令方聲 濤,統統是辛亥革命製造出來的新軍閥。(新史記》第4期)
余秋雨被曝为熊胆企业题词:百般熊姿 一派人道
核心提示: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发布微博称,学者余秋雨参观黑宝药业时在黑宝熊乐园题词:“百般熊姿,一派人道”。余秋雨助理否认此事。黑宝集团北京办事处负责人则向记者证实确有此事。黑宝集团的官网上也放置了余秋雨题词的现场照片。
网传余秋雨参观黑宝药业时在黑宝熊乐园题词:“百般熊态,一派人道”。
CNTV消息 2月17日,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朱大可发布微博称,学者余秋雨参观黑宝药业时在黑宝熊乐园题词:“百般熊姿,一派人道”。微博联播记者18日致电余秋雨助理,对方对题词一事予以否认。而黑宝药业北京办事处负责人则表示,他可以肯定余秋雨曾经参观过黑宝厂房,并留下上述题词。
余秋雨助理金克林18日在接受微博联播记者电话采访时称,他从未听说过“黑宝”,有关余秋雨为其题词一事是“空穴来风”,他表示不会对微博上的言论予以回应。
黑宝集团北京办事处负责人则向记者证实,他可以肯定余秋雨参观过黑宝药业,并且为该公司题词:“百般熊姿,一派人道”。黑宝集团的官网上也放置了余秋雨题词的现场照片。
18日,记者多次致电朱大可教授,截至记者发稿时止,朱教授的手机一直无人接听。
改革从“举重若轻”到“举轻若重”
对于邓小平,周恩来总理当年有一个很有味道的评价:“举重若轻”。伟人就是伟人,目光如炬,一语中的。
确实,作为随后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举重若轻的领导风范表达得淋漓尽致,特别是他在20年前的南方谈话,信步闲谈间指点出了中国改革的大方向,绘就了中国改革的大蓝图。南方谈话提出的一系列改革理念都已成为今日中国改革的实践。
但是,伴随中国改革巨大成功的是不容回避的问题,数十年来中国改革进程中一系列的代价、苦果、病症,让人不能不对今天的现实产生困惑,毕竟很多问题都是在改革的过程中出现、滋长的。
笔者认为,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提出的改革理念,如:市场不过是一种手段,资本主义能用,社会主义也能用;发展总是不平衡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大家共同富裕何乐而不为;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不要把事情搞复杂了,等等。这些改革理念确立的改革大方向一点错也没有,过去没有错,现在也没有错。邓小平设计的改革大方向不容否定。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策略与突破口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策略与突破口,也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再次强调的要点之一。说实话,在现代社会,这样的观点是很少有人敢公开宣称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在私有制的背景下,其客观结果确实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其政策主张绝对不敢如此地公开透明。西方社会最常用的借口是说由于市场竞争才导致了财富集中,而政策出发点则始终着眼于所谓“平等”,从来不是偏心的。可是在20多年前的中国社会,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在搞社会主义的背景下,它被提出来之后,不仅没有招致大家的质疑反而一片拥戴之声。
为什么?两个缘由:其一在中国社会深厚的文化传统影响下,先富带后富是一件当然的事情。一个家庭由于财力物力有限,把全家仅有的可怜的一点资源和条件先集中到诸多兄弟姐妹中的一个人身上,让他富裕起来、发达了,就把大家都拉扯起来了,大家就都有盼头了。既然在家庭里可以这样,扩展到国家又会有什么不一样的?中国社会“国家”这个词的构成就意味着“国”是以“家”为基础的,国家就是一个大家庭。其二,源于中国政府的高度自信和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的高度信任。中国社会的体制决定了政府的权力如此集中强大,政府号召要求先富起来的人帮助后富的人岂不是小事一桩?中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到时候怎么可能不帮助人民富裕?
可事情的演变却不像大家预想的那样发展。一部分人是富起来了,而且还富得不一般,我们不用罗列什么数据,仅就中国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大国和一些中国游客在海外的疯狂豪举,这些细节就可透露出富裕的规模、成色和档次。但共富却好像遥遥无期。现在一些先富起来的人一听到有人说“共同富裕”,就扣平均主义的帽子,就吓唬说大家不要走回头路,甚至还找理论根据——所谓有差距才有效率,如果搞平均大家就都不干了,社会还怎么发展?又所谓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你中国社会还要不要搞法治了?
为什么一些人先富了不愿意带后富呢?因为中国社会在改革的过程中社会文化也在改变。经过数十年的改革,中国人已是现代政治文明意义上的“公民”, 中国人之间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联系中国人之间的纽带不再是家族情感与宗法,而变成利益与规则。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我这个先富起来的公民凭什么要对其他“不思进取”的公民负有责任?这一变化也“卓有成效”地挖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情理合法性基础。
那么,为什么又有一些地方政府的少数官员在推进共富方面缺少大作为呢?一方面市场化的改革让一些官员不再像自己想象中的计划经济背景下那样有力量,市场的掣肘、法治的约束,政府非有大智慧、大担当很难有大手笔;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官员的财产状况也在发生变化。我们不是僵化地要求在政府工作的人都要是穷光蛋(事实上也不可能成为穷光蛋),但至少应该与该社会最大多数群体的财产状况相匹配。否则当他们自己首先成为先富起来的人的时候,他们还有动力去共富吗?
邓小平当年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教会了更多的中国人去追求富裕,今日中国人人都知道要富裕的时候,有些人还依然把“权宜之计”当做“不变之策”;恰恰忘记了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小平同志还一再明确提出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先富则是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当把手段当成目的时候,必然偏离改革的方向。
弄懂马克思主义的真道理,赞成马克思的人才会真正多起来。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充满乐观地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哪有这回事!”毋庸讳言,南方谈话后20年,中国社会改革的成就是巨大的,可赞同马克思主义的人是不是像邓小平所预言的那样多了起来呢?
马克思主义固然是科学,但要做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一个前提,就是先弄明白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反对夸夸其谈的马克思主义,但他心中有自己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不愿意炫耀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但他一直在践行着自己认准的马克思主义。我们今天绝大多数的人,甚至包括相当多的共产党成员,是否如邓小平那样清醒,能否有邓小平那样坚定?尚需审慎观察。
这里举一个例子。在这些年来中国社会改革的过程中,劳动与资本的地位越来越变异,劳动参与分配的比重越来越低,资本获取利润的能量越来越大。我们并不是僵化到对资本全盘否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给资本一定的空间、发挥资本的积极功能是必要的。但决不能因此就美化资本,否定劳动。但有人说,凭什么劳动者就不能获得资本的收益,这样的说法很有迷惑性。当然,让居民拥有财产性收入是社会的进步,也让很多的普通民众很兴奋。但事实是怎样的呢?目前中国有资格有财产性收入的人不到20%(笔者以为,对于那些把可怜的养老金存到银行获得一些跑不过CPI利息的群体,是算不得有财产性收入的人。)如果使用国家统计局数据的测算则更为保守,就全国范围内看目前财产性收入占居民收入的比重不到5%。数字可能是抽象的,我们讲点具体的、活生生的现象。中国股民能算是希望获得财产性收入的人了,十年下来有多少股民获得了财产性收入的增值,谁炒股谁知道。
不是本人对资本有成见,而是资本的本性就是向少数人集中。如果人人都有了资本,资本还会存在吗?3亿美国国民有财产性收入是由于美元国际货币的地位,全世界70亿的人在养活他们;由于初级阶段的改革红利,中国10亿人也可能暂时养活得了3亿获得财产性收入的人。但问题是当我们普通老百姓想动这个念头的时候,最好先掂量掂量自己到底能属于哪一类人。
笔者以为,这样的说法不仅迷惑了普通民众,也蛊惑了中国的企业家。在资产运作、资本经营的幌子下炒股炒房炒资源,大家再不愿意做实业了,中国的实体经济出现萎缩的可怕征兆。一个有着巨大劳动力就业压力的国度,没有足够的实体经济将会是什么样的后果,是不用我们去渲染的。
理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理论导致的现实是冷冰冰的。邓小平当年讲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现在看,这一工作并没有完结,恐怕要贯穿中国改革全过程。
如果说改革设计是“举重若轻”的话,改革实践必须是“举轻若重”。
从改革设计到改革实践,这之间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改革实践不能是对改革设计的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照葫芦画瓢是实现不了改革蓝图的。施工不到位而怪蓝图不详尽,是推卸责任的行为,不是真正改革实践者应有的态度。
改革的总设计师是邓小平,改革的实践者却包括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把邓小平同志提出来的事情,像反对腐败、共同富裕、民主法治等等不折不扣做起来,实实在在兑现了;那么,改革的实践必定凝聚改革的共识,改革的共识必定形成改革的动力,必定会推进中国社会大步向前。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辛鸣,《中国青年报》
徐贲:奥巴马和鱼翅汤
奥巴马去的那家叫“迎宾阁”(Great Eastern restaurant)的餐馆的菜单上有三种不同的鱼翅汤,价格分别是28、38和48美元。奥巴马在旧金山可以光顾的中餐馆很多,却偏偏挑中迎宾阁,这引起了动物保护和环保人士的猛烈批评。对此,白宫发言人卡尼上周五(2月17日)回应说,奥巴马的幕僚团队是在得知媒体报道后才注意到这件事的。卡尼在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明确告诉记者说,奥巴马造访唐人街,买了点心,但没有购买鱼翅汤。
卡尼的解释显然并没有能平息媒体对这件事的评论,2月18日,有记者甚至用《奥巴马掉进了鱼翅热汤》(Obama in hot water over sharkfin soup)这样的题目来描绘奥巴马因此事件而陷入的窘迫处境。在英语中“in hot water”的意思是身处痛苦的境遇,甚至是“水深火热”,这个说法有意让人产生与滚烫的热汤有关的联想,是一个夸张的批评。
出售鱼翅汤在美国是一个有高度公共争议的问题,也涉及华人文化在美国的形象问题。据环境组织估计,全世界每年大约有7300万只鲨鱼被捕杀,导致有些品种的鲨鱼数量下降了90%。而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富有,中国消费者对鱼翅的需要越来越高。鲨鱼保护团体皮尤环境组织的负责人说,加利福尼亚市场的鱼翅卖到360美元一公斤,美国是鲨鱼的主要出口国,而中国则是主要进口国。
去年4月,当时正在竞选旧金山市长的加州华裔参议员余胤良表示不赞成禁止鱼翅销售,这使得当地的动物保护主义者非常愤怒。他们首先责怪的也是中国,他们认为,为了满足食用鱼翅的需要,每年有几千万条鲨鱼被猎杀,而大部分鱼翅都是销往中国的。许多美国人都认为,只要中国人不吃鱼翅,便可以成功地保护野生鲨鱼。
所以有人就诘问余胤良:“你吃鱼翅吗?”这个问题背后隐藏着一个种族偏见的推论:中国人都爱吃鱼翅,你这个华裔一定不例外,所以你才反对用法律禁止出售鱼翅。这个诘问者问的不是“为什么不应该由政府出面禁止”,而是“你吃不吃鱼翅”,在种族成见的作用下,“为什么”反而变成了一个次要的问题。
8月底,加州的鱼翅禁售风波再起,由州华裔众议员方文忠与一位白人众议员一起提出的禁鱼翅议案(AB-376),日前在州参议会拨款委员会以5票对2票获得通过。两位不同族裔的议员在鱼翅禁售上联手,使得议案更有说服力,当时有报道说,这件事“令许多湾区华裔人士惊讶,认为此举是对中华传统饮食文化的挑战和颠覆”。这个议案后来在州参议院顺利过关,并经州长签署正式成为法案。依据这项法案规定,从2013年1月1日起,全加州将告别鱼翅,无论是商店还是餐馆,民众将再也见不到鱼翅的踪影。
在这项法律生效之前,餐馆出售鱼翅汤并不违法,但是,不违法的事情并不等于都合乎公众的道德共识。在动物保护意识很强的美国人眼里,既然有了即将生效的新法律,那么,即使法律现在还允许餐馆出售鱼翅汤,餐馆出售鱼翅汤也已经成为一种有公共道德瑕疵的行为。
奥巴马造访有公共道德瑕疵行为的迎宾阁餐馆,也许确实是一个由于幕僚们不当心才发生的错误选择,但由于他的总统身份,他在公共场合的一举一动都难以避免地会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奥巴马造访迎宾阁餐馆这件事在美国受到媒体的关注,与动物保护组织人士的借题发挥固然有关,但确实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批评奥巴马的人士指出,奥巴马自己在去年1月份时签署了“鲨鱼保护法”,规定禁止将切割的鱼翅进口美国,现在奥巴马造访的那家中餐馆却偏偏是出售鱼翅汤的。反对他的人士当然会将此视为一个讽刺,就连支持他的人士,也都不能不觉得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情。
作者:徐贲,来源: 南方都市报
周恩來是否蓄意逼迫林彪出走?
在1971年9月12日晚到9月13日淩晨0:32三叉戟飛機強行起飛之間這段時間,在北京方面處理林彪問題的核心人物是周恩來。在這一時間段內,一系列重大的處理決策都是由周恩來一個人做出的。現在我們需要研究的,就是周恩來是否蓄意逼迫林彪出逃國外。
先來看晚10點許,周恩來接到林立衡第一次報告後的舉動。他的行動是:命令北戴河方面 “繼續觀察,隨時報告”。然後,周恩來返回會場繼續開會。
周恩來的這一舉動很值得我們玩味,因為它至少說明了以下三個問題:
1、這個舉動更進一步說明了,周恩來、毛澤東方面在此前,並沒有得到有關林立果謀殺毛澤東,或者想南逃的情報。
因 為,如果周恩來此前得到過有關林立果謀殺毛澤東、或者想南逃的情報。那麼,現在這個新情報足以說明事件有了新進展,對手醞釀著新的重大舉動。則周恩來現在 就會立刻找一個合適的地方緊急思考並處理這一新事態。他怎麼可能還有心思繼續開那個無關緊要的《政府工作報告》草稿會議!
2、說明了周恩來對林立衡的報告是不相信的。
林立衡是這樣向北戴河警衛部隊負責人姜作壽、張宏報告的:“葉群、林立果要帶著首長逃走。他們先到廣州,然後再去香港。”
面 對林立衡這樣一個令人震驚卻又沒頭沒尾的報告,周恩來是很難相信的。因為,在沒有充份講明原因的情況下,誰會相信副統帥會逃跑?建國以後從沒發生過高級領 導人逃跑的事件,讓周恩來如何相信林彪要逃跑?周恩來很可能在當時認為這是林立衡和家裡又鬧家庭糾紛了(此前有先例)。所以,他又返回去參加會議。否則的 話,如果周恩來真的相信林立衡的報告,那麼,面對這麼重大的突發事件,他同樣是沒有心情繼續開會的。
3、至少到此時為止,周恩來還沒有什麼陷害林彪的陰謀。
因為,假如周恩來有陷害林彪之心,面對此突發事件同時也是突然閃現的陷害林彪的“機遇”,他是應該立刻找一個合適的地方緊急思考一下他的“陷害陰謀”的,他同樣是不會有心思繼續開會的。
從晚10:40左右林立衡打來第二個報告電話開始,周恩來就開始真正有些不安了,他開始有些將信將疑了。
面 對一個他以前從沒預料到的重大情況,特別是涉及到副統帥的問題,他更要謹慎了。周恩來的確需要核實一下林立衡報告。他下面就是在做這項工作。周恩來開始進 行瞭解情況,並開始發佈一些命令了。他採取的行動可以見以上的時間表。筆者認為,這些行動都是正當的、正常的,看不出什麼“陰謀逼迫”的痕跡。
比 如:他屢次查飛機,這是因為,既然林立衡報告了北戴河有飛機,周當然要核實一下,看看林立衡的報告是否準確;他命令飛機立刻飛回北京,這當然是因為林立衡 報告林立果要帶林彪逃走,而想逃走當然需要乘坐飛機,如果將飛機飛回北京,當然就斷了這條逃走之路。這種措施也很必要。
至 於周恩來給葉群打電話,當然也是要瞭解一下葉群方面的情況。這麼重大的事情,畢竟不能只聽林立衡的一面之詞,的確需要在葉群那邊試探一下情況。當然,周、 葉交談中,周恩來還是很精明的,明知道北戴河有飛機,仍然旁敲側擊地試探葉群。周恩來後來對身邊工作人員說:這時他才斷定北戴河那裡確實有問題,林彪可能 要跑。可見,前面那些舉動,都是周恩來在試探,因為,他需要瞭解情況,要核實林立衡講的是不是真實的。
當然,這時候周恩來也僅只是開始真正懷疑,他並沒有能夠肯定確信林彪要跑。因為,此前葉群等就放過風,說林彪要去大連,所以,即使以上的發現促使周恩來有所懷疑,但誰能保證林彪不是要去大連呢?也許他只是想坐飛機在天上轉轉呢?
從周恩來採取的這些措施和他的將信將疑,我們仍然看不出周恩來有什麼陰謀和打算逼走林彪的企圖。
隨後,周恩來又採取了一些措施,比如:下令256飛機只有周恩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四個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飛行。應該說,這個命令既是正當的,也是很有用的。如果不是有什麼意外的話,是能夠阻止林彪的出走的。
再 有,我們在事後看來,阻止林彪出走的嘗試,其實是很有可能成功的,比如:8341部隊的副大隊長于仁堂等人曾搶在林彪一行出發之前,先期趕往機場,企圖阻 止飛機起飛,可惜被林彪座車高速超過。在林彪座車出發後,8341部隊的大隊長姜作壽、中隊長蕭奇明等人也曾帶30多名警衛人員在後面緊緊追趕。最先追到 機場的于仁堂等人到達機場時,僅僅比林彪一行晚了幾分鐘。從這些舉動來看,周恩來還是真心要阻止林彪出走的。否則,他可以設法耽誤更多的機會,拖延更多的 時間,而不是僅僅只相差幾分鐘才未能阻止林彪的出走。
總之,從上面的分析我們看不出周恩來的行為有故意逼迫林彪出逃國外的跡象。
當 然,對於“周恩來是否故意逼迫林彪出走”的問題,現在存在著一個很有力的質疑,那就是:既然林立衡早在9月12日晚10點許就已經向中央報告了林彪可能出 走的情況,直到9月13日淩晨0:32分,256飛機強行起飛的時刻,這之間足足有兩個小時的時間。如果周恩來措施得當、有力,那麼,想阻止林彪一行的出 走,時間還是充分的。那麼為什麼最後還是沒能成功阻止林彪一行出走呢?
筆者認為,關鍵在於周恩來懷疑,猶豫、遲疑。 那麼,為什麼經過林立衡報告,並經過一些核實後,周恩來還是有很深的懷疑呢?筆者分析認為:周恩來這種心態的造成,關鍵在於林立衡在報告時,故意沒有講清 “林立果要帶林彪出走”的原因!(《新史記》第3期,節選自《重審林彪罪案》)
袁世凱一度當了朝鮮的“太上皇”
張華騰
作者為安陽師範大學教授,本文係張華騰在項城袁氏家族聯誼會於安陽師範大學舉行的學術研討會上發言,《新史記》徴得同意予以連載,略有删節。
袁世凱鎮壓“甲申政變”,本來立了一大功,但是,日本的伊藤博文在這之後到天津同李鴻章進行談判,提出“懲凶問題”:中日兩國在朝鮮誰先開了第一槍?李鴻章也不糊塗,極力保護袁世凱。
在 內部,由於袁世凱在政變中表現比較突出,一把手吳兆友事後從其他方面找了袁世凱的一些錯誤——什麼錯誤呢?親日官員殺了很多親清官員,袁世凱挪用了一些軍 費去撫恤那些親清大臣家屬。這個經費不該用在這方面,但是袁世凱挪用了,被一把手抓住了,這個時候他是灰溜溜的,他看著形勢不好就回國了。
這 個時候,駐紮朝鮮的商業上的負責人才能一般,面對這樣的形勢,李鴻章必須選擇一個能幹人,推薦袁世凱再次到朝鮮任職——這次任職不是軍職,而是外交官員, 欽定駐紮朝鮮通商交涉事宜的官員。當時袁世凱很不想去,最後權衡利弊,在袁世凱叔叔袁保齡支持下,1885年就到朝鮮上任了,一直到“甲午戰爭”之前一 週,他回到中國。
這麼長時間,他都是以這樣的身份駐紮朝鮮,這個職務相當於我們現在的駐朝大使,但是他比駐朝大使要 高得多,實際上就是朝鮮的“太上皇”。在這期間,他也有不俗的表現,抵制日本向朝鮮滲透。我們知道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之後,確定了一個 “大陸政策”,第一步是拿下我們的台灣,第二步是朝鮮,第三步東北,然後是我們整個中國。
袁世凱這個時候極力發展中韓貿易,來抵制日韓貿 易,我們從中國駐朝鮮人數的情況來看,1885年,駐朝鮮的中國商人的總數是359人,到1893年,甲午中日戰爭爆發之前,已達2182人,大概是六 倍。中國人在朝鮮做生意的多了,日本就少了,引起了日本的強烈不滿。這是我們從日本檔案裏面查到的一條資料,這樣說:“我國商人(指日本人)與中國商人在 朝鮮的競爭優勢已失,朝鮮大量的商業利益從我國商人手中轉向了中國”。
袁世凱在朝鮮與日本對抗的經歷,成爲坊間八卦野史的來源。韓國電視連續劇《明成皇后》稱袁世凱與朝鮮李朝最後一位皇后曾有風流豔史。
袁 世凱在朝鮮前後一共應該是12年。翁同龢當時是清政府的戶部尚書和軍機大臣,在甲午戰爭的時候還是光緒皇帝的老師,他對袁世凱給予這樣的評價,“奉使高 麗,頗得人望”,這是我們從翁同龢的日記裏看到的,應該是很公正的。李鴻章的評價更多,在袁世凱駐紮朝鮮的十數年期間,多次保薦袁世凱,使最後袁世凱的官 職昇成三品。
蔣廷黻先生,民國時候著名的外交家、著名的歷史學家,曾經是南開大學的教授,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 任,曾經做過中國駐蘇大使、駐美大使、駐聯合國常務理事國代表,他的身份就是一個歷史學家,他的評價更直觀,“一個袁世凱,二十多歲,隨著軍隊到朝鮮,幾 年之內就獨當一面,而俄國人、日本人、朝鮮人、德國人、美國人,凡在朝鮮密謀侵害中國人的權利,袁世凱一個一個地把他們打敗了”。
我們再看日本人怎麼來評價袁世凱:日本記者內中村太郎說,袁世凱在朝鮮“善謀勇斷”。
因 為袁世凱在朝鮮的時候就抵制日本,就惹惱了日本,在甲午戰爭爆發之前,日本政府準備先幹掉袁世凱。把駐朝鮮的袁世凱衙門全部給包圍了。但機智的袁世凱從英 國人那兒得到消息,在英國人配合之下,在英國海軍的接應下,提前坐上回大陸的船。日本人聽說了,在後面追,但袁世凱已經安全地離開了朝鮮。(《新史記》第 4期)
伊朗宣布停止向英法两国出售石油
人民网伦敦1月19日电 据英国广播公司19日下午报道,伊朗石油部一位发言人在其网站宣布,伊已经停止向法国和英国销售石油,以反击欧盟7月开始禁购伊朗石油决定。英国广播公司称,这是伊朗与西方摊牌的一个行动。
据报道,伊朗石油部发言人表示,伊将会向其他新的国家和地区出售石油。伊朗对欧洲的石油销量达该国石油出口总量的20%。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是最为依赖伊朗石油的几个国家。因为担心伊朗在研制核武器,欧盟加紧了对伊制裁。欧洲理事会于1月23日发布声明称,欧盟针对伊朗的石油禁购令将于2012年7月1日起生效,并对伊朗央行实施新限制。这一决定的目的,就是想压伊朗放弃其铀浓缩计划,但伊朗坚持其铀浓缩项目是用于民用和平目的。
王立军事件凸显权力斗争走向黑社会化和国际化
法广: 王立军事件以及类似的事件让人感到意外,就是说它们发生的都很不正常,甚至很凶险。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老出“意外”,我们权且把这种现象称作是意外,因为它总是突入其来,出乎意料地发生,而且总是以极端的方式收尾。具体到王立军事件,如何解释王立军这位一度是重庆市实际上的二号人物,薄熙来打黑的急先锋,突然会从地平线消失?您怎么看,这是不是一个意外事件?
陈奎德:这个事件对我而言,一般性地来说并不意外。因为中共类似这样的事件过去发生过很多起,特别是在毛时代,将来也还会发生。当然,目前这个事件涉及到中共内部的权力交接问题。中共一直在吹嘘,说他们获得了一种正常化的制度性的交接权力的方式,比如说,自从邓小平去世以后,邓小平交接给江泽民,然后胡锦涛,然后习近平。好像已经有了一种正常的权力交接方式。但是大家知道,这种权力交接方式并不是公开透明的政治竞争和竞选,而是内部的黑箱操作,有大老安排或者某个人的安排。这里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阳光下的游戏规则。当然更没有像西方式的、竞选的、公开的、用老百姓的选票来说话。所以它会发生很多稀奇古怪、荒诞离奇的事情,因为你不知道它的游戏规则是什么。所以一个被捧成打黑英雄的、副部级的警官居然跑到了外国的,也就是被中国成为“西方敌对势力”的领事馆要求庇护或者怎么样,这个事情是一个天大的讽刺。而且,披露出来的消息说他指被称为中国最红的他的上司的薄熙来其实是最黑最黑的黑老大。这样一个非常荒诞的戏剧在中国上演,说明这个体制、它的这个黑箱操作的方式已经越来越容纳不下中国现在在经济起飞之后,介入国际活动,介入世界的各种各样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竞争。它的那个黑箱,完全不能容纳了 ,那种统治方式、那种权力的提拨选拔方式已经不能容纳了,已经被外界所爆炸了。
法广:王立军选择去美国驻重庆领事馆的方式也很奇怪。他是当地的一号警官,副部级官员,帮助薄熙来向中共更高位子登攀的人物,居然也会像一个政治异议人士一样,去美国领事馆,而且呆了一天一夜,王立军为什么会有这样意外的举动,一个中共高官秘密进入美国领事馆,怎么会这样做呢?
陈奎德:我想作为一个中共官员,他可能更清楚地看到了像薄熙来、像中共的体制现在的一种黑社会的性质。很显然,他和薄熙来之间已经发生了一些冲突,一些矛盾,薄已经准备要抛弃他了。薄在自己向上争取常委的中间觉得王立军已经变成障碍了,因为王立军所做的很多事情,包括他的打黑,实际上是黑打,就是罔顾现在的基本的法制,所以引起了众多的不满,引起了中国法律界的不满,包括李庄事件等等。我们不知道具体有多少因素,总之,种种因素影响到了薄熙来的判断,认为像王立军这种人,已经用过了,但是如果他要继续用下去的话,恐怕对他不利,所以他准备让王立军慢慢靠边站,削弱他的权力。但是,王立军却是一个不甘于这种情况的人,而且他觉得他已经掌握了包括薄熙来的众多的资料。但是,即使掌握了众多的资料,在中国的体制下,如果有人要全力保薄熙来的话,他掌握的资料完全是可以被在黑箱中消化掉的,完全被蒙蔽起来。所以他的想法是一定要诉诸国际社会,让国际社会掌握了材料,那么,中共这边就有所忌惮。不敢轻易对他动手。起码可以肯定的是,我相信他跑到美领馆去,如果不是去寻求政治庇护,或者不是像异议份子那样的一种姿态的话,况且他本人从来也不是异议份子,他一定是要把一些内部的情报,或者说内部的证据显示给国际社会,让国际社会掌握了某种材料后,使中共内部不致对他恣意动弹,或者把他杀死、灭口等等。他这样做等于是给自己买了一个人身保险。
法广:就是说他一进入美国领事馆,就等于向国际社会通报了一下消息,打了一个招呼,就是这个意思?
陈奎德:对,就是说,我现在掌握了这些证据,如果我将来有什么问题,被杀了,或者被整了,那你们注意了,这是因为我手中掌握着他们的材料,那肯定是他们下的手。所以他要让国际社会引起关注等等。我想这是他的基本想法:就是说买一个政治人身保险。
法广:王立军是帮助薄熙来打黑的猛将,他是薄熙来在重庆建功立业的头号大将,薄熙来专门把他从东北带来。可以说他是薄熙来的亲信,是心腹。薄熙来可能后来觉得自己要进到中常委,王立军有碍于自己,所以要把他慢慢挤到一边。但是王立军最后走到这一步,这么极端,把事情闹得这么大,不知道薄熙来本人也会不会感到意外?这件事会在多大程度上,会对一心要挺进中共中央常委会的薄熙来的政治前途产生影响?
陈奎德:大家知道,薄熙来这几年来所谓唱红打黑引起了全中国的高度关注,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实际上大家知道他这种唱红打黑是在一种无奈的情况下,想往政治高位拔的一种政治手段。他做的看起来很成功,因为他利用了民间的不满情绪,包括贫富差距极大,分配不公,还有黑社会的猖獗等等,他利用了这样一种情绪,来唱红打黑。在中国没有司法独立,没有法治,没有新闻自由,所以他要做唱红打黑 ,而且以此来做内部的权力斗争,包括贬抑前任,包括汪洋啊,贺国强等等。他这样做,实际上在共产党内已经得罪了一些人。但薄熙来这是拼死一搏,他知道他被弄到重庆去,本身就是在权力斗争中的一步落败。因此他要做一个非常性的动作,他是一个非常强悍的政治野心极大的人物,他是不甘心这样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所以他做的这些本身就是违反中共自己党内的游戏规则的。就是说他的唱红打黑并没有得到中共最高层的认可,没有得到中共最高层的指令,而是自作主张,自己发明的一套东西。当然是一套回归毛时代的一套东西,但是有些方面他也迎合了某些民意,民粹主义的东西。他搞这一套,他自己也知道是冒了一定的风险的。但是他觉得他的能力,他的聪明和才干可以压住风险,然后逼迫中央不得不把他放到中常委的位子上去。我想他不是一个笨的人,他肯定知道这中间是会有些风险的,他要控制这些风险,包括下属打黑的时候做的怎么样,唱红的时候做的怎么样。他觉得他的能力可以压住或者消化内部的各种各样不同的利益,不同的风险,然后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他显然低估了像王立军这样的人物的政治上冒险的胆略。现在看来这一步对薄熙来来说显然是一步败招,他本来走得似乎蛮成功的,在中共的黑箱体系往上爬是做得蛮成功的,这一步一招失败,看来满盘皆输了。
法广:这件事正发生在习近平访问美国的前夕,作为一个未来的中国领导人要和超级大国的领袖去接头,会面,发生这样的事可能对中美双方都有点意外,都可能不希望,至少不希望在此刻发生这样的事件吧?
陈奎德:当然。我想对中美双方都有点意外。目前来说,对中美双方的行政当局,恐怕都不希望这个事件放大,干扰了习近平的访美。而且,从这次王立军到了美领馆,呆了一天,最后还是出来了,这个事情本身也表明,双方都不想把这个事情闹大。但是,这个事情有时会不会闹大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个事件可能还会逐渐地发酵起来,越来越发酵,越来越对包括薄熙来,包括对中国的政治接班问题,中国的政治接班之前的权力斗争问题产生影响。简单地说,我觉得这次的事件它本身就说明中共过去那一套黑箱操作的方式,包括它的所谓的政治权力交接的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了,已经容纳不下内部的激烈的权力斗争。再如果是缺乏现在的真正的自由竞争式的选举,缺乏司法独立,缺乏新闻自由的情况下,要靠他原来那一套,黑箱的,内部拟定的做法,已经是不能按住内部的各种政治力量要起而争取自己的政治利益这样一种凶险的、残酷的斗争。况且中共历史上还有很多这样的范例。就是毛泽东时代那种非常恶劣的内部权力斗争的残酷性和黑箱性,因为通过薄熙来这种通过展现毛时代的所谓重庆模式来夺取政治权力的方式,也同样地展现了毛时代的政治斗争的残酷的一个样板。
法广:中共正进入了全面的交接班时期,今年刚刚开年,就上演了这么一场奇诡的戏剧,这意味着什么?中共的权力斗争加剧了还是什么?既然能发生王立军这样的所谓英雄人物突然消失的事情,中共的接班进程,在您看来,会不会也会发生意外?
陈奎德:很可能。当然中共内部还 会发生很多意外的事情,不过,有些事情他可能内部已经把它控制住,让外界不知道。但是从王立军事件已经看出,这种频频在内部发生 的权力斗争,已经不能由中共当局完全控制了。也就是说,权力斗争它走向某种黑社会化和走向国际化。这是这个事件的最重要的两个特点。它是非常的,清清楚楚的一个黑社会的事件,是由中共这个号称伟光正的这样一个政党的最主要的权力人物在操纵。这样出现了这样一种戏剧性的、凶险的、黑社会的这样一种权力斗争事件。另外,他走向了美国成都领事馆,使得中共权力斗争这一次戏剧性地走向某种国际化。也就是说,将来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这两个特点都是会越来越强化,越来越明显。
法广:那就是说如果中共的这种体制不变,继续这样存在下去的话,像这样的意外的事件是不可避免的?
陈奎德:不可能避免的。怎么样才能避免这种权力交接,避免这种凶险的黑社会斗争,在这种环境里任何人都没有安全感,因为没有司法独立,没有游戏规则。要避免这种凶险的状况,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老话,就是必须放权于选票。通过真正的、公开的、透明的政治竞争,竞选来进行权力接班,同时要真正做到司法独立。这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真正的大道。现在中共用原来那套方式已经完全不能维持他这个统治了,不可能了。一定要走向某种的所谓的普世价值式的、政治竞争的、公开透明的方式,才能人人有安全。
作者:陈奎德 安德烈,原载:法广
女子路遇抢夺被拖行数米,多名路人看到无人施援
本报讯 2月16日上午8:40许,三水西南环城路与健力宝南路交汇处发生一起飞车抢夺案,事主吴女士在街头被抢走挎包,内有银行存折、现金、外币合计五万余元,反抗中被拖行数米,身上多处被擦伤。吴女士称,当时路边有很多人看到了这一幕,却无人施以援手。昨日,警方通报,该案仅用了30小时就告破,抓获3名嫌疑人。
昨日下午,来自三水警方的消息称,接到报警后,警方调取了案发周边的视频监控资料,迅速发现贵州籍男子陈×进及李×达等有重大作案嫌疑。17日下午,专业队员循线侦查,分别在园林路一旅店及三达路一酒店内抓获犯罪嫌疑人李×达、陈×进及杜×东等三人,缴回被抢物品一批。经审讯,三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了近期伙同简×朋、肖×东(均被刑拘)、杜×洲(在逃)等人,在西南城区文锋路、健力宝南路等路段多次实施飞车抢夺的犯罪事实。目前,案件正在审理。
来源: 广州日报
余晓平:中国将迎来一个喜欢美国文化的首脑
在中共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位国家的首脑像习副主席那样大张旗鼓地表达对美国文化的钟爱,习近平在访美期间无论从语言上,还是从行为上,都充分表现出来对美国文化极大的兴趣,大家都知道他的女儿也在哈佛受教育。如果我们假定一个政治家不能在自己个人问题上撒谎的话,对于民众来说,无疑是发出了一个信号。
我身在北美这个社会里,周围充斥着浓郁的美国文化,深知其中的好处和坏处。每一个文化需要自己的土壤,这个土壤不是人们的素质和文化,而是一个相应的制度。我们在制度不配套的情况下,任由美国文化大举侵入中国,那将是一场灾难。为什么这样说呢?让我们追溯到当年邓小平上台以后的那次访美,从历史意义上来看,这一次习近平以未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去奠定中美未来十年的关系,绝对不亚于邓小平访美的意义。
邓小平访美以后,坚定了市场化改革的决心,也就是说开始坚定地引进美国的市场经济,这的确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我们知道,市场化经济的基础是什么,是民主的制度,是保障人权的环境,说白了是没有特权下人们的平等自愿交换。丧失了这个土壤,发展到今天贫富不均的地步是必然的,因为特权能够不受限制地欺负到你,你的交换不是平等自愿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千百万个你这样受了欺负的人辛勤付出劳动之上的,那这个发展就会特别不稳,甚至很危险。当下的中国,民怨四起,就是有一部分人受欺负了。
那么我们说到文化了,美国文化崇尚什么?自由和平等。这个自由和平等是在法制框架之下的,而法制又是在政治体制之下。立法必须和执法分开,否则这个法只会对执法有利,对被执法的百姓不利。让你又踢球又当裁判,还可以随意改规则,纵然你是神仙,也难做到公平。
不是我们去拒绝平等和自由,更不是简单的去拒绝美国的文化,是我们首先要建立保障平等自由的基础,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三权分立的制衡机制。让踢球的只管踢球,裁判只当裁判,保安只管维持秩序,不得串换角色,这就叫三权分立。否则结果是什么,踢球的总想按照自己的规矩来踢,因为这个球员有特权随便改规则,或者只有他才能解释规则,那其他的球员只能造反了。
在没有政治体制保证下的自由和平等可以让人肆意地歪曲,中国人喜欢自己立法,自己执法,犯了法又希望自己是那个例外的,这是中国将来会出现动乱的主要原因。
由于没有引进市场经济的土壤,现在的中国早就被人家经济殖民了。这个道理很简单,所谓的外汇储备其实就是中国的货品运到人家那里算是白给人家了,没有换回来具体的东西,换回一堆数字,等你再想换了,货币又贬值了。这你能赖人家吗?谁都知道通货膨胀可以刺激经济,人家的通胀人家自己能消化,甚至全球贸易帮他们消化,中国的经济自愿地给人当垫背的了。
假如被人家再来个文化殖民,人家宣扬自由平等,中国人还不知道这个自由的定义呢,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执政利益故意隐瞒了很多信息,让很多人只知道自己自由,没有尊重别人的自由,那不是谁有特权谁合适了?
如果从经济和文化上都被人家殖民了,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全面的殖民,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把经济和文化带来的同时,把人家的规矩也带来了,把人家的土壤带来了,但这样对中国的百姓没有什么好处,我非常反对让外国人来管理中国,就象是请外国教练,他们在管理时未必很了解中国的国情,伤害到中国人是必然的。即便是有人盲目地盼望美国人来解救中国,人家未必愿意呢?现在这样对美国多有利,一部分人靠特权欺压另外一部分人,然后再献给美国佬。人家的政客对中国的领导人唯唯诺诺是看中了他手里掌握老百姓的那些血汗,可以便宜地买过来,这是你的血汗,你还乐呢。
那么像前一阶段中央提出的,警惕西方文化的侵略到底有没有道理呢?这是故意搅浑水的一种说法。这是把民众利益和执政者利益混在了一起,西方文化侵害到的是执政者的利益,而惠及的是民众的利益,这才是美国文化让很多中国掌握特权的人,特别是上层领导从个人角度钟爱美国文化,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西方国家去受教育,而却防范美国文化对大众的影响。
防西方文化是不愿意自己改土壤,但问题是你根本就挡不住,脑残的人在疯狂抵制的时候,有人在悄悄地享受呢。真正先进的文化表现在哪里?是根本就不怕别的文化来侵略,因为落后的文化没那个能耐。我们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可以明显看出,相对先进的文化淘汰落后的文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只是由于各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同,或快或慢,或早或晚。而阻碍历史前进的人最终会被钉在耻辱柱上。
相比其他的中央领导,习近平还算是比较实在的,至少明确表现出对美国大片、迪斯尼、以及NBA的钟爱,这些文化里面把美国的那种崇尚自由平等的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是你个人喜欢没有问题,或许是好事,关键要让百姓也享受到里面的精髓,而不只是看看电影乐呵一下,看看比赛热闹一下,那就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把美国文化的土壤建立起来。
总而言之,习近平这次访美非常成功,让人们觉得没有那么虚伪,从这一点上来说是中国的进步,想作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就一定要透明。
作者:余晓平,来源: 作者博客
俄媒称中国核打击能力有限 易遭美国先手压制
尽管中国军事实力持续增强,但是美国全力打造的导弹防御网现在就已经对中国核力量构成了直接而现实的威胁。
超级大国美梦破灭
罗戈夫认为,现在美国已经陷入涉及各个生活领域的全面危机。
2008-2009年“大萧条”的后果尚未消除,巨额国债负担仍旧居高不下,民众对基本制度的信任度降至冰点,政治精英阶层严重分裂,民主和共和两党激烈争执,致使国债继续增加,国家主权信用评级下调,美国企图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美梦破灭。
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使美军长时间过度紧张,奥巴马政府被迫决定撤军,尽量减少军事冒险失败的后果。与此同时,世界秩序正在由单极向多极转变。
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国家安全战略中承认,美国必须与之合作的世界新力量中心在持续增加,既有全球力量中心,如中国、印度、俄罗斯。也有地区力量中心,如巴西、印尼、南非、沙特、尼日利亚等。
虽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是世界头号强国,但至少表明,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差距正在缩小。
把中国当作主要对手
俄专家指出,现在中美关系已经走到了国际关系体系的前台,中国已被美国当作21世纪的主要对手。
2011年在22个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16个国家的多数受访者认为,中国已经超过或很快就将超过美国,成为新兴的世界超级大国,其中72%的法国人、67%的西班牙人、65%的英国人、61%的德国人、63%的中国人和45%的俄罗斯人持这种观点。
现在,中国的工业产值、投资、能源需求、商品出口、货币储备都已跃居世界第一,在国内生产总值、科研和国防支出方面位居世界第二。
专家预测称,如果现在的发展趋势得以保持,那么2015年后中国在这些关键指标上也将超过美国,无论是GDP总量,还是人均购买力、汇率和资本市场。
罗戈夫表示,英国《经济学家》杂志预测称,到2025年中国的军事支出也将超过美国。庞大的经济基础使中国有能力实现本国军队的全面现代化。
现在中国不仅能够保护本国领土,还能发展远洋舰队,具备远程兵力投送能力。中国在太平洋的防线已经不再局限于所谓的第一岛链(日本━台湾━菲律宾),而是突破延伸到了第二岛链(关岛)。
中国还在积极利用本国海军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特别是在对本国需要的石油和其他原料运输起着至关重要作用的南海和印度洋水域。
中国海军担负起了打击海盗、保驾护航的任务,已经向阿拉伯海护送了4200艘船只。另外还积极参与从热点地区大规模疏散中国公民的行动,2006-2010年间从黎巴嫩、乍得、海地、多哥、所罗门群岛和其他几国撤侨6000人,2011年从埃及、利比亚和日本撤侨4.8万人。
俄专家指出,与此同时,近年来中美经济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局面,在当前世界经济危机的条件下表现得更为直观。
两国贸易额达到4400亿美元,中国不仅成为美国的主要商品供应国,还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现在奥巴马政府呼吁中国与美国合作,承担维护世界经济和财政体系稳定的部分责任。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强调,务实有效的中美关系是应对21世纪主要挑战所必需的。但是,中美之间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美国指责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煽动台独、藏独、疆独势力。
另外,美国保护主义情绪明显抬头,不断无理要求人民币大幅贬值。经济上的互相依赖迫使中美不断妥协,但是美国既不愿放弃谋求世界霸主地位,又不愿承认中国为平等伙伴。
美国担心中国军力增强
罗戈夫认为,中国的军事实力不断增强,限制美国介入东太平洋,阻止美国霸占太空和信息空间的能力不断提高,令五角大楼日益担忧。
况且,中国还是唯一公开地全面增强核导力量的核大国。美国专家界一致认为必须遏制中国,传统基金会和企业研究所建议美国与日本、印度结盟,联合制华。新美国自由基金会建议在此方面加强与俄罗斯的合作。
奥巴马政府通过的一系列军事安全文件都特别重视中国。美国对中国军事实力的迅速增强公开表示忧虑。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公然鼓吹“中国威胁论”,指责中国阻碍美军自由介入某些地区。
这些指责通常是指中国不断增强军事力量,努力阻止美国海军进入中国沿海,介入台海问题。不久前,奥巴马政府公开宣布准备军事重返亚太,确保介入这些地区。
此举不仅势必会导致中美军事对抗升级,而且还会关系到地区反导系统建设问题。美国正在全力打造亚太反导体系,确保消除中国数百枚导弹的威胁。
俄专家指出,今年1月5日五角大楼宣布,美军战略重心必将向亚太地区转移。在美军兵力部署的地区优先方向上,中东现已退居第二位,欧洲第三。
五角大楼决定削减驻欧美军4个陆军旅中的2个,同时大力加强美军在太平洋的战斗群,计划在澳大利亚新建军事基地,部署海军陆战队部队。
而且,五角大楼在官方文件中首次把中国与伊朗并列为必须遏制的主要威胁,要求美国应当增强相应的兵力部署,保持地区兵力投送能力,确保遏制潜在对手,阻止他们实现自己的目标。
美国声称,潜在对手对美国的军事介入和行动自由构成了威胁,他们将会使用各种非对称手段对抗美国,破坏美国的作战计划,包括电子战和网络信息战手段、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新型防空兵器、水雷和其他方法。
像中国和伊朗这样的国家,今后将会继续运用非对称手段,阻挠美国的兵力投送。因此,美军必须进行必要的投入,确保针对这些对手的有效行动能力,发展潜艇、反潜设备、新一代隐形轰炸机和反导系统,增强太空实力。
美国反导系统威胁中国核实力
罗戈夫认为,美国现在积极建设的反导系统,无论是在本土,还是欧洲和亚洲,都已经对中国核力量构成了直接而现实的威胁。
根据专家估测,中国现在仅有180-200枚核弹头,其中只有40-50枚能够打到美国本土(阿拉斯加、夏威夷、太平洋沿岸各州)。
另外,中国缺少战略导弹袭击预警系统,因而本国核力量非常容易遭到美国先发制人的毁灭性打击。尽管中国还有上百枚中程导弹,但不会对美国构成太大威胁。
现在美国潜艇部队的主力战斗群主要部署在太平洋,而不是美苏冷战时对抗激烈的大西洋。
美军在太平洋班戈基地部署有8艘战略导弹核潜艇,其中6艘已战役展开,共有192枚潜射弹道导弹,其中156枚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美军在大西洋国王湾基地只有6艘核潜艇,其中4艘已战役展开,共有144枚潜射弹道导弹,其中96枚随时都能发射。
也就是说,美国大约有130枚潜射弹道导弹,携带500多枚核弹头,随时能在10-15分钟内落到中国境内,对中国核导设施进行毁灭性的打击。
在此情况下,美国部署在阿拉斯加(30枚)和加利福尼亚(6枚)的战略拦截导弹完全能够拦截中国残余的几枚核弹头。
至于中国发射的中短程导弹,完全可以使用出口到日本、韩国、台湾的“爱国者PAC-3”导弹系统以及海基“标准-2”、“标准-3”反导系统拦截。
而在2010年,美军21艘“宙斯盾”级反导战舰中的18艘就已经部署到了太平洋。
俄专家指出,可以说,中美确保互相摧毁的力量对比局势实际上已经不再停留在核导领域,而是转移到了经济领域。
在经济危机影响不断深入的背景下,白宫2月13日向国会提交的2013财年联邦预算草案要求增加经济基础设施改建资金4760亿美元,增加联邦预算赤字到1.3万亿美元,同时准备大幅削减军事支出。
国防部长帕内塔宣布,今后10年美军支出将削减4870亿美元。而自1999年起,美国军费支出已经连续12年增加。2011财年达到了7130亿美元,2012财年略减至6750亿美元。
2013财年计划削减到6250亿美元,如果不算阿富汗战争所需的880亿美元,五角大楼的预算支出应当为5250亿美元。
虽然美军的武器装备研发和采购费用将削减到1790亿美元,同比下降12%。但是五角大楼仍然准备继续采购最新型武器装备。
美军计划斥资476亿美元采购飞机、直升机和无人机,包括29架F-35、26架F-18、43架无人机、21架V-22“鱼鹰”飞机。计划采购196枚“战斧”巡航导弹和D-5潜射弹道导弹。
准备投入226亿美元,建造2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2艘“弗吉尼亚”级核潜艇、4艘濒海战斗舰和1艘航母。
俄专家指出,美军在反导项目建设上更是不遗余力,2013财年计划拨款97亿美元继续打造反导盾牌。其中13亿美元用于采购29枚“标准-3 Block 1B”拦截导弹,生产另外24枚同型导弹。
9.03亿美元用于采购波音公司生产的战略反导系统。7.77亿美元用于战区反导系统建设,7.63亿美元用于采购84枚“爱国者PAC-3”拦截导弹,4.01亿美元用于美国、和意大利、德国联合打造的中程增程防空系统。
而在五角大楼80亿美元的太空项目拨款中,将有9.5亿美元用在监视洲际弹道导弹发射的反导卫星上。
现在,反导项目支出约占五角大楼总体预算的1.5%,约占所有新武器和军事装备研发和采购费用的5.5%,可见美国极其重视导弹防御问题,即便是在大幅削减军费的情况下,也在尽可能地加大反导投入。
来源: 环球时报-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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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 北京4月10日电 鉴于 薄熙来 同志涉嫌严重违纪,中央决定,依据《 中国 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停止其担任的中央 政治 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由 中共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立案 调查 。 公安机关对尼尔·伍德死亡案依法进行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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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之音 艾德 北京 — 中国官方媒体宣布,昔日最闪耀的政治明星之一薄熙来被开除党籍和公职并将面临刑事指控。有中国学者分析说,官方披露了薄熙来罪行的这么多细节,说明最高层已决心不要让他对新领导构成威胁,准备将其重判。 *官方报道预示当局要下重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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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摩爾 中國軍隊“八一”建軍節這天,中共中央軍委屬下《解放軍報》第3版發表記者毛俊撰寫的“永遠的軍魂永久的忠誠——黨的十六大以來國防和軍隊建設成就述評”一文。文章在強調“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軍魂永不改變!人民軍隊忠誠於黨的信念永不改變”的同時,更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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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镜新闻网特约记者 消息人士告诉明镜新闻网,已被拘捕、正接受审查的谷开来,指控周永康策划了取代习近平的政治计划,对抗中央政治局九名常委中的其他成员。 她把周永康称作“政治局常委中的坏蛋”。 谷开来提出用交代关于周永康和他的密谋作为交换,恳求当局不要判自己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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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端耀/政大國關中心美歐所研究員 有關陳光誠現況,目前至少有三種說法:第一、美中達成協議,同意留在大陸天津展開新生活。第二、美方全部跑光,被騙了。第三、中國同意陳可以申請至美國留學。 在這三種說法中,對美方造成最大殺傷力的是第二種說法,顯現美國的無知和怕事,而且在消息一傳出後,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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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数万民众周日走上街头,参加一年一度的“七一”大游行。尽管高温酷暑,游行整个过程持续了6个多小时,队伍穿越市区,道路交通和公交运营受阻。 组织者称,参加人数达40万,几乎是去年的两倍。警方估计的人数仅为63000人,但也是2003年以来最多的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