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月刊》何頻
對江澤民形象的厭惡,使人們對胡錦濤充滿期待。雖然胡錦濤過去什麼政績都沒有,但胡的長相、談吐、舉止比較方正,不像胡躍邦蹦跳,不像趙紫陽深沉,不像江澤民輕浮,比較符合中國人心目中的國君形象。
相比張狂的朱鎔基,胡錦濤的副手溫家寶,因為“六四”事件時他站在支持學生的趙紫陽身旁,使很多自由派人士對他存有好感;他溫呑吞的講話方式,很象一個飽學的思想者;他總是很快就出現在災難現埸,親民作派不亞於西方政客;更重要的是,他是中共最高層中,唯一一個“普世價值觀”常在口的人。
青年孫志剛被收容官員虐待而死,激起了人們久違了的憤怒。胡溫順勢而為,廢除了民政系統的收容制度。“胡溫新政”開始了,歡呼不絕於耳。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廢除收容制度並沒有引發司法體制的改革,相反,胡溫治下的司法不但徹底墮落腐敗了,而且在其肌體上生長的“維穩”系統,是一支完全法西斯化的特務隊伍。
政法委的權勢極速膨脹。所謂政法委,就是一個明目張膽的違背法理的暴力機器。有了這個將公安、國安、檢察、法院、監獄、律師、公證、武警、民政“一家親”的東西,怎麼可能有什麼法治,怎麼可能保障人權。他們侵害的不只是“法輪功”、異議分子,也包括普通民眾,獨立思想者和媒體人,甚至有拼命想向他們靠攏的“毛左分子”。
他們設計了全民性的動態監控機制,他們安裝了無數個攝影頭,他們的便衣遍布每一個角落,他們的武警、城保在大街小巷張牙舞爪,他們的特務可以任意將人帶走、毆打、拘禁。
他們在網絡上“設卡”:讓中國網絡只是一個不能和世界相聯的局域網;他們在網絡上培植“五毛”:讓人們的討論變成一場無畏的爭吵。
他們的監聽、監視系統甚至安裝在領導幹部的車上、床邊,他們可以沒有任何司法程序便將領導幹部抓捕……
沒有一個政權濫權幅度如此之大,但如此“維穩”的結果是:你以全民為敵,全民便是以你為敵。
現在全民從各個層面的反抗,固然可以被“維穩”系統暫時一一消滅,但各級政權不得全天候工作在疲於奔命之中。沒有疑問,持久的消耗,總有一天總有一個口子會失控。
胡溫總想利用平民出身,塑造自己的“平民風格”。但那是全球政客都會表演的伎倆,當然像溫家寶那樣穿著舊棉衣表演過度的人並不多,像溫家寶那樣在記者會上胡謅他的詩詞、學問的人更罕見,所以才有余傑的“中國影帝溫家寶”之作。
他們也有一些實惠政策於民,只是掩蓋在惡瘡上的一朵花。他們給一個貧民一個月的生活補助,不值一個小官的一包煙、一口酒。中國的底層民眾,便是生活在馬克思、雨果所描寫的“悲慘世界”之中。
胡温時代的政治,是經濟政治,也就是說,經濟利益團伙在操控政治;胡溫時代的經濟,是權力經濟,也就是說,用權力來控制市場,為自身家族為核心的利益團伙換取利益。
胡溫時代的腐敗,也是任何國家沒曾有過的幅度,比馬克思所描述的歐洲資原始資本主義積累時代要嚴重得多,是惡(權)和貪(錢)的結合,不是一個家族,十個家族,一百個家族,一千個家族,一萬個家族,而是從中央最高層,到每一個街道、村、企業,幾乎沒有一級黨政人員不涉入商業,沒有一個角落不行賄受賄,不同的是全家族每個成員都“收錢”,還是家族中有人分工當官、有人分工經商,涉及的資金不是幾十萬幾百萬,而是幾千萬幾個億幾十億甚至幾百個億。
“觀”是一個什麼東西?
胡溫時代的腐敗是徹底的,所有的黨政幹部的福利待遇、薪水、退休收入之好之高,和國民收入比較,可以說達到了不可想像的地步。因為這一切都是他們自己制定的。這種“合法性”的腐敗,完全是“陽光”的,中共正是靠這種“合法腐敗”來吸引社會的精英。所以,考取公務員,比考取名校、比出國留學,更叫人驕傲。
同時,荒唐的是,中共的反腐敗機構越來越多,既有中紀委、監察部、反貪局,還成立了一個什麼預防腐敗局,這些濫權無度的機構,不但諸多行為是非法的,自身擁有的也是一群腐敗無度的官員。他們更可惡的地方是,充當的權力鬥爭的工具。
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是權場的一個犧牲品。作為一個市委書記,他當然罪該受刑,但他受刑的真正原因並不是罪,而是他挑戰了溫家寶的權威,以及某些事使江澤民覺得他不夠殷勤。很多人誤以為這是胡錦濤的立威之舉,事實上是江澤民清理門戶,溫家寶則是借機報了一仇。
同樣的誤會出現在薄熙來事件上。薄熙來也是貴為政治局委員,“唱紅打黑”一度響破雲天。他的打手王立軍逃往美國總領事館,讓“重慶模式”一夜破局。但一個多月後,薄熙來的記者會將事件逼到一個更高度後,胡錦濤才接受溫家寶和一些元老的意見,關押了薄熙來。
不知情的、天真的人,以為這是胡錦濤下台前漂亮的收山之作。然而,你回顧一下胡錦濤上台以來的言行,你可以很清楚地知道,胡綿濤是一個毫無個人思想、毫無人文情懷、毫無治國謀略的人,他的被寫入黨章的所謂“科學發展觀”,相比“四個堅持”、“三個代表”,氣魄、格局也小多了,“科學展觀”不能是“四個”“三個”,甚至不能是“二個”,只能是“一個”。
而且,“觀”是一個什麼東西?也許,胡錦錦可能想起了他青少年時代,毛澤東要他改造“世界觀”。他自認為是學科學出身,所以發揮出“科學發展觀”這種淺俗、畸形的“理論”。
沒錯,他的腦子全是毛澤東文革那一套,說出“要向古巴、朝鮮學習”是不奇怪的,有人用“政治輔導員”來形容這位總書記,當然沒有過分。
“政治輔導員”能干什麼?就是唱紅歌,就是上井岡山,就是一副正人君子的樣子。薄熙來的“唱紅打黑”,就是胡錦濤曾經最得意的傑作。沒有任何一個地方領導人,比薄熙來做得那麼熱烈。重慶,便是胡錦濤時代的延安。
薄熙來出現是胡錦濤執政的必然,王立軍倒是一個偶然。如果沒有王立軍這個潛伏者的石破天驚之舉,我毫不懷疑,胡錦濤會在中共十八大前前往重慶,有力地將薄熙來推進政治局常委會。(《明鏡月刊》第34期)
《明鏡月刊》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66?apKey=fedd22f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