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 02/05/12

2012年2月5日星期日

美国逼台湾吞下含瘦肉精牛肉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美国要求台湾放宽对瘦肉精的限制，这是台湾新内阁成立之后面临的第一道难题。如果台湾真的要开放瘦肉精，全台湾养猪、养牛业者将大串连，向政府提出抗议。如果无法满足美国牛肉业者的要求，不但无法恢复眼前的TIFA谈判，台湾打算未来和美国签署自贸协议以及加入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协议，也都会面临阻力，

●前几天，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薄瑞光到台湾会见马英九总统，随后就传出美国要求台湾排除美国牛肉进口的一些限制，以便台美之间的经贸协议TIFA能够重启协商。这是不是等于美国提出了签定TIFA的交换条件呢？

没错，这摆明了就是交换条件。薄瑞光一月底在答复台湾记者追问时明确地说，「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议」(TIFA)的谈判触礁，就是卡在美国牛肉的议题上。后来马英九总统接见薄瑞光时主动说到，台湾了解美方高度关注美国牛肉的议题，还说「台湾的新内阁将在二月六日交接，新的阁员会有新的做法」，让沉寂已久的美国牛肉议题再度浮上台面。现在的情况是，台湾的新内阁已经决定在下周召开跨部会会议，讨论现行台湾对美国牛肉的限制，要怎么改，才能让美国老大哥满意，才不会影响到TIFA的后续协商甚至台美之间其它合作事宜。

●美国牛肉销售到台湾，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综合这几天的讨论，主要有两大部分，一个是对狂牛症的限制，另一个是台湾对瘦肉精的限制。先说狂牛症，美国最后一次出现狂牛症在2006年，依据国际标准，只要七年后没有再度发生狂牛症，就可以完全解禁，台湾在2010年已经开放美国牛的「肉块」和「带骨牛肉」可以进口，不过当时新增一条法律，规定牛的内脏、绞肉、头骨等六种部位，必须要在十年没有发生狂牛症后才能进口，也就是比国际标准多三年，美国这次会不会要求台湾比照国际标准，颇受瞩目，不过这必须修改「食品卫生管理法」，比较麻烦。第二个就是放宽台湾对瘦肉精的限制，如果美国只要求这点，不必修法，只要政府公布瘦肉精的管制标准就可以了，但即使只是这样，在台湾也可能引发严重的朝野对抗，酿成政治风暴。

●瘦肉精又是怎么回事呢？美国为什么希望台湾放宽对瘦肉精的限制呢？

瘦肉精很可能是这次美国牛肉风波的焦点，因为两年前马英九政府面临的「美牛风暴」虽然导致国安会秘书长苏起去职，但后来行政院订出「三管五卡」的行政措施，保证严格检查，决不会让有狂牛症疑虑的产品进入台湾，美国也没有太大反弹。倒是后来，美国进口台湾的牛肉验出含有瘦肉精被退运，台湾还下令禁止含有瘦肉精的美国牛肉进口，这才引起美国不满，立即中止了TIFA的会谈，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恢复，所以瘦肉精可能是美国这次诉求的重点。所谓瘦肉精，是动物饲料添加物，加在饲料里让牛或猪吃了，能有效提升蛋白质形成，降低脂肪的堆积，不仅牛只猪只体型健美，牛肉猪肉吃起来，肉质也比较不油腻，可降低饲养成本，卖得好价格。美国、加拿大、澳洲等26个国家允许农民使用培林瘦肉精，但欧盟、中国大陆、台湾全面禁止使用，欧盟的理由是，有些研究显示，即使是毒性最低的瘦肉精，也有诱发心脏血管疾病的风险。美国希望台湾不要全面禁止瘦肉精，最好和美国一样，订出一个残留标准，允许在某一限度以下的瘦肉精残留，免得美国进口台湾的牛肉经常被验出瘦肉精后，被退运或销毁，造成损失。

●面对美国的压力，台湾政府现在打算怎么处理呢？

从台湾政府的态度看来，目前的趋势是二十多种瘦肉精当中的一种「培林」可能要解禁，但问题还是很复杂，不是一句「解禁」就能完全解决。比如说，进口牛肉可以含瘦肉精，进口猪肉是否也可以？尤其台湾的养猪业是很庞大的事业，全台湾有六百万头猪只，如果台湾开放进口牛肉可以含瘦肉精，养猪业者担心未来难保不开放进口猪肉也可以含瘦肉精，而使用瘦肉精的猪，饲养成本比较低，将导致进口猪肉和本土猪肉的价格大战，重创台湾的畜牧业。

因此如果台湾这次真的要开放瘦肉精，全台湾养猪、养牛业者将大串连，到台北举行示威游行，向政府提出抗议。民间消费者保护团体更强调，政府如果向美国让步，瘦肉精解禁，他们就要发起针对美国牛肉的公民投票。面对这种内外夹攻的局面，可以说是台湾新内阁成立之后的第一道难题。如果无法满足美国牛肉业者的要求，不但眼前「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议」(TIFA)的谈判无法恢复，放眼未来，台湾还打算和美国签署「自由贸易协议」(FTA)，以及加入「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协议」(TPP)，也都会面临阻力，台湾新内阁要怎样出牌？下个星期就可以见分晓了！

张伦：大陆人看台湾大选渴望而沮丧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本次台湾总统大选和平又具民主风范，在国际上赢得普遍的好评。尤其赢得中国广大网民的好评。因为，对许许多多的中国人来说，这也是第一次通过网路看台湾大选投票日的直播。可以说，那一天，许多大陆人同台湾人的脉搏在一起跳动。台湾人是因为自己参选，涉及自身的前途；大陆人是在观选，因为看得激动，看得兴奋。过去有一个理由，说华人社会不习惯于民主，民主不太适合华人社会，华人不喜欢希腊式的激辩，华人喜欢不声不吭地和谐。可是，短短二十年，台湾在民主化方面取得的成就得到世人的瞩目，尤其这次台湾总统大选，吸引了中国大陆无数的眼球。许多人欣赏之余，自然而然要问的是为什么同是华人社会，隔着一条海峡，彼岸可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此岸就为什么不能？这可能是一个令人渴望而又沮丧的问题。再次当选总统的马英九1月31号出席2012 大陆台商春节联谊活动时致词说，“台湾在华人社会展现的民主活力，已经开始在大陆发酵”。也许，今天来思考台湾民主的成功会对中国大陆产生多大影响力这一话题可能具有更加现实和具体的意义。对东亚地缘政治素有研究的法国塞尔齐-蓬多瓦兹大学副教授张伦对此做了一个解读。张伦首先概括地谈到了他对这次台湾总统大选的印象。他认为最让人感到深刻的可能就是它的和平和理性，循着一个既定的民主程序，完成一个定期的领导人的选举。选举质量之高，可能跟成熟的、发达的民主国家不相上下。

法广：这次台湾的总统选举，海内外评价很高，这是不是意味着台湾的民主化转型已经全面完成？

张伦：台湾的民主化转型可以说基本上比较完美地完成了。从政治学来讲，政党完成第二次轮替，也就是2008年马英九当选总统，那已经是台湾民主化进入平稳阶段的一个重要指标。但是，鉴于陈水扁八年执政绩效不彰，加之其本人的贪腐案，零八年那次选举产生了一种很强大的反弹，而且当时仍掺和着相当强的统独意识。那么，国民党能不能最终得到台湾人民的认可，也许要通过一次新的选举来最后确认。那么，这次选举，显示台湾的民主化圆满完成，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法广： 如何看这次台湾总统大选对对岸的影响。这次中国大陆的民众破天荒有了一个观看台湾直播大选投票的机会，从网上的反应看，大部分都是积极和正面的反应，好像有一种向往？

张伦：至于这次选举对大陆的影响，肯定是很深刻的。从一个历史的视角来看，两岸相互的影响几十年来一直是互动的。比如大陆七十年代底八十年代初启动改革开放，事实上对当时台湾启动民主化施加了一定的压力。当时如果台湾在政治上再没有独特的东西话，如何赢得美国的支持和国际社会的支持，如何应对台湾内部的需求，都是问题，因此有了八七年的开放党禁等等。反过来，台湾经济的发展对大陆的影响自不待言，比如大陆开设特区等许多经济模式都有从台湾借鉴的这样一个过程。政治上，台湾这二十多年的民主转型跟两岸之间的关系也密切关联。大陆因素一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比如说，在发达国家，朝野能不能有效地接受民主的游戏规则，比如某人选举成功，对方会不会真正地接受，这从来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台湾，由于有大陆这么一个威胁，双方就达成这样一个没有共识的共识，就是双方都比较接受这样一个游戏规则。这是台湾能够保证和平转型的一个很重要的外部的因素。当然，这一点其实是大陆领导人始料不及的，事与愿违的。

现在，台湾民主发展的进一步深化，对大陆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现在两岸开放旅游后，许多到过台湾的人，谈起对台湾的感触，都对忠孝礼仪仁智信这些传统价值在台湾有很好的保留，有很浓的人情味产生很深印象。当然大陆人最重要的感受就是台湾的自由和民主。大陆今天社会公正不彰，贪污腐败，政治合法性面临巨大危机，许多大陆民众渴望有这么一个自由民主法制彰明的一个社会。而对岸的台湾从某种意义上已经展示了这么一个社会。这并不是一个西方社会，是华人自己发展出来的一个社会，所以它对大陆的影响是巨大的。何况，鉴于这次大选的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大陆当局当然希望马英九能够连任，在这一背景下，大陆很多媒体和网站事实上进行了直播。一月14号那天，大陆成千上万的民众是跟着台湾的整个脉动起动的，在关注着台湾发生的一切，大陆人当时就有直接的感受，从蔡英文的落选感言到马英九的当选，都在大陆民众当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引起很多的赞叹，当然很多民众也感到很多沮丧。面对大陆自己的这种情况。但是，这种沮丧，这种渴望，可能很快转换成无形的巨大的压力，迫使北京当局最后做出回答。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程序如何，需要的时间还有多长，这是一个问题，但是不是要往这方面走，中国大陆的民众到底有没有权利享受自由，享受自己选择自己领导人的权利？这是北京未来的领导人不能不给出回答的一个课题。

法广：很有意思，中国大陆当权者本来希望马英九连选连任，也就是趁这个机会，让大陆的民众得以看到了台湾选举的实况。结果如你所说，看了以后有兴奋也有沮丧。那么这次选举对中国大陆各种各样的社会力量有什么启发呢，对大陆人民产生的直接影响是什么呢？

张伦：直接的影响还是人民到底有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领导人？人民有没有权利知道这个领导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执政的？大陆当局常常说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现在不管这个说法是不是成立，即使历史选择了，也不可能世代沿袭，人民也不可能永远要选择你。你做得不好，我能不能不选择你？你凭什么执政，凭什么决定中国人的命运，你凭什么以不透明的方式花千千万万纳税人的钱？那么，人民有没有选择自己领导人的权力，有没有监督的权力，有没有基本的法制，有没有基本的正义秩序？有没有享受完整信息的自由？这正是中国民众现在非常渴望的东西，也正是台湾现在已经实现的东西，所以它对大陆影响很大。

法广：那么换一个角度看，中国大陆现在本身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被迫、或者面临抉择的时候，面临转型的时候？中国内部是不是有一种力量，或者中国周边有一种力量，要推动中国朝这个方向走，您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

张伦：我想中国是一个巨型国家，百多年来中国走过的现代历程决定了外面的影响当然非常重要，但中国的命运最终取决于中国民众自己的选择，取决于中国社会的发展。从这个角度观察，要说条件成熟不成熟，我觉得早已成熟。很难说什么时候绝对地成熟，什么时候绝对地不成熟。全世界无一例外，所有的专断者永远说自己的国家离不开自己，需要一个开明君主来管理。卡扎菲也是这样说的。那么，你看，中国社会现在中产阶级的崛起，都市阶层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经济的发展，资讯的发达都到了一定程度，而整个社会也产生了这样一个需要。什么意思呢？民主制度并不是道德意义上的一个理想的社会，它是一个机制，选择政治领导人的合法机制，是民众通过一个共同的游戏规则，以代议的方式选择领导人，来参与国家的事务，让政策符合民众的利益。现在中国社会由于各种利益没有合法的表达机制，矛盾积聚，从环境污染到社会不公等等问题，客观上就需要有这样一种机制来调节，这种机制不出现，中国的问题就会持续地积累下去。所以说中国民主化的条件是相当地成熟了，关键就看中国的社会力量和主政者在什么程度上能够达成一个默契，使得中国像台湾那样，走出一个平稳的转型过程。

法广：好多人在讲，如果是民进党的蔡英文赢得了这次大选，对中国大陆可能产生的影响，也就是说对中国民主化的某种程度的推动作用可能要比马英九要小，这是有人担心弄不好中国大陆会陷入一种民族主义势力崛起局面？

张伦：其实，鉴于两岸经贸往来及现实的格局，即使蔡英文当选也不会有太大的根本性的变化。当然会有某种不确定因素，这种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会激起大陆的一些民族主义情绪，也会导致产生某些疑虑。可能有人会说：看，民主就是分裂吧。就大陆当局而言，大陆对台湾一直是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希望马英九，希望蓝营继续执政，能够稳定两岸的关系，但另一方面又担心台湾的民主对大陆有过深的影响。大陆当局对民进党这方面也是如此，一方面担心他们上台，另一方他们如果上台，假如有什么事情，可能又给大陆他们找到了一个动员民族主义势力寻求合法性资源的机会。因此这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总的来说，民进党上台，可能会增加一些两岸互动方面的不明确的因素，民进党这次败选的原因也恰恰在此。恰恰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民进党假如上台，对大陆发展民主的影响究竟会产生多大的作用，就不如现在这么清晰，现在基本上说全都是正面的东西。如果民进党上台，可能会有其它的杂音出来。

法广：中国海内外的一部分人，甚至包括海外的一些民运力量，都对马英九有相当的批评，比如说他亲北京，说他同大陆走得太近，对中国大陆不够强硬等等。对这样的看法，你如何反应？随之而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马英九表现出的这种所谓靠近北京的立场，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有助益嘛？

张伦：其实很难说马英九亲北京，马英九对中共政权一直持有比较强烈的批评态度。尤其在六四的事情上。说他亲北京我想是一个误解。但作为一个现实的政治家，他是台湾两千多万人的代表，你说他不跟大陆进行经贸往来，不跟大陆维护这样一个相对平稳的和平关系，这是不现实的。政治家是有现实利益考量的。有时跟个人意识形态和原则有关，有时跟他的利益结构和政治结构有关。不管谁在台上，即使现在民进党在台上，跟大陆的互动也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大家希望马英九对大陆不尊重人权的事实能够表示其基本的立场，这是应该的。不过，马英九个人的对大陆的一时性的批评，甚至说表示一下对中国大陆的民运的支持，这些可能对中国大陆产生的影响都是局部的，真正对大陆发生原子弹般的巨大影响的是台湾民主的健康的发展。只要台湾民主健康地发展下去，它对整个中国大陆的影响，对整个中华民族政治现代性的塑造的影响都是巨大深远的。

舆论指俄中否决安理会决议案将鼓励阿萨德政权扩大镇压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西方国家及有关专家指出，俄罗斯和中国否决安理会有关叙利亚问题议案将会鼓励阿萨德继续对民众采取血腥镇压手段，叙利亚最大的反对派组织“叙利亚全国委员会”指责中国和俄罗斯将为“杀戮升级而负责任”。周日，叙利亚境内又有56人在暴力镇压中死亡，其中28人是平民，包括5名儿童。

俄罗斯和中国周六在联合国安理会有关解决叙利亚问题决议案中投下否决票，引发西方国家、阿拉伯世界及叙利亚反对派的强烈批评和反弹。与此同时叙利亚国内对民众的暴力镇压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

据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表示，继周六，230人在霍姆斯市当晚的爆炸中死亡之后，周日当天，又有56人在各地的暴力镇压中死亡，其中有28人是平民，包括5名未成年的儿童。

西方国家及有关专家指，俄罗斯和中国否决安理会有关叙利亚问题议案将会鼓励阿萨德继续对民众采取血腥镇压手段，叙利亚最大的反对派组织“叙利亚全国委员会”指责中国和俄罗斯将为“杀戮升级而负责任”。

美国国务卿克林顿在高调批评中国和俄国否决决议的做法是“拙劣之举”的同时，表示，美国将强化对叙利亚的制裁，以切断阿萨德政权的国外经济及武器支持。

法国外长阿兰朱佩表示，欧盟不会因经历此次外交挫折而无所作为。他说，“我们将会支持叙利亚反对派，继续加重对叙利亚政权的制裁，同时也会促使国际社会加大对叙利亚的压力，叙利亚政权终将被彻底孤立而难以支撑下去。”

中国新华社周日发表文章表示，叙利亚危机的解决需要更多的“时间与耐心”。俄罗斯则表示，将会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尽快平息叙利亚局势。俄罗斯周日宣布，外长拉夫罗夫下周二将前往大马士革，目的是督促叙利亚尽快实施“必须的民主改革”。

此次安理会投票，是四个月以来中国和俄罗斯第二次行使否决全，阻挠有关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决议案的通过。

叙利亚反对派组织“叙利亚全国委员会”呼吁阿拉伯国家及其友邦对所有杯葛议案的国家实施全方位制裁，作为对这一呼吁的回应，约旦和叙利亚的穆斯林兄弟会表示将抵制俄罗斯和中国商品。

此次提交安理会有关叙利亚问题议案的阿拉伯联盟表示，将会为叙利亚危机的尽快解决而继续努力，埃及外长透露，阿拉伯联盟下周六将在开罗开会，商讨安理会议案遭否决后的叙利亚局势。

周舵：什么样的民主才是好东西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中国应该实现民主政治，这是多数人的共识，但是实现什么样的民主，怎样实现民主，什么样的民主是好东西，也成为大家关心的议题。曾经参加天安门89民运，被称为六四绝食四君子的自由学者周舵，这些年来一直致力于研究民主宪政，撰写大量文章。最近周舵向记者寄来了他最新撰写的长达两万四千字的文章“什么样的民主才是好东西？”
在今天关注中国专题节目时间我们为各位节选他的文章。

民粹民主不是好东西

周舵一开始写道。一句话可以点题：那就是自由民主才是好东西，民粹民主不但不是好东西，而且可能是古往今来一切政体当中最坏的一种。文章认为
中国人没有英国人从自身文明的历史传统中自发演化出自由民主那样的历史幸运。只能由精英从西方学习和引进，然后用理性认知指导现代化的实践。只能是理论先于实践，于是，我们最严重的问题可能就会是“错误的理论导致错误的实践”。如果说西方人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也能行，那么，我们则是恰恰相反。尤其在今天，中国已经站在了启动实质性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改革的门槛前，如果我们对于民主的认知发生严重错误，那么，未来的前景有可能是灾难性的。笔者认为，未来中国政治改革最大的危险，就是各种极端主义势力崛起成为主流，而最大危险中最大的就是激进民主、民粹民主的崛起。

两种民主区别：多数人如何对待少数人

文章指出，自由民主和民粹民主的区别，说到底是多数人如何对待少数人的问题——是平等对待，还是排挤、仇视、压迫和剥夺。采取第一种立场的，就是自由民主；采取第二种立场的，是民粹民主。而民粹民主这个家族当中，对少数人的剥夺和压迫的程度又有差别，其中最极端的，就是马克思主义这一支——它公然宣称要对少数人实行赤裸裸的“专政”。
然而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必须设法解决秩序、自由和平等三大基本价值目标之间的复杂关系。评价政治制度的好坏，无非就是根据它们达成这三大价值目标的绩效高低。这三大价值目标当然就有充分理由称之为“普世（普适）价值”。

有限政治

激进民粹民主派们都是些政治狂热分子，他们秉持一种一元价值观，一心想把政治弄成高于一切、笼罩一切的人生唯一要务，要让政治来解决一切问题，“政治挂帅”，容不得半点政治疏离和政治冷漠。不错，政治确实很重要，有时甚至生死攸关，但人世间根本没有什么唯一重要的事；生命需要丰富的色彩，多元的社会才会有自由，有自由才有活力和创新，而“自由”当中当然应该包括不关心、不参与政治的自由。历史经验一再证明，政治狂热、持续发高烧必然导致情绪化，情绪化必然走极端，走极端的结果，就是秩序失控、剧烈冲突、社会动荡甚至爆发内战。所以，仅仅有了有限政府还不行，还得让整个政治领域理性、冷静，给政治活动降温，让政治——理所当然的包括民主政治在内——归回常态、归回原位，回到它应有的有限地位上去，而这就是有限政治。

限缩民主

我们还需要把“制宪”和“行宪”区分开来。制宪的原则必须是全体一致；行宪过程中的决策，则可以多种多样。一般原则是，越是至关重要的决策，越应该符合全体一致原则，比如制宪，比如部分国土的分离（所谓“民族自决”）；越是需要尽快做出决策、决策越是依赖专门知识技能的领域，就越是应该交给少数人甚至一个人决策，这就是限缩民主，即限缩少数服从多数决策原则之范围的主要理由。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限缩民主的范围呢？1 人权。2 独立司法。3 公务员制度。4 公民社会。5 市场经济。把这五大领域放到政治之外，就可以避免政治狂热，防止“政治肥肿症”；每个人就都可以享有非常大的自由空间，去安安心心地追求他自己的最爱，实现他心中的人生理想，不必担心政府或其他什么人——管他是少数还是多数！——横插一杠子，来破坏他的美梦。政治，包括民主政治所要做的，就不过是处理新情况、新问题和非常规的突发事件，就不过是锦上添花，无关宏旨。就算最坏的情况出现，政治决策、民主决策的结果是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的，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照老百姓的话说，“我不靠那个东西吃饭”！为什么西方国家的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因为议会不批准政府的财政预算而关门，社会照样运转，人民照常生活？为什么不管哪个政党上台、谁当总统都关系不大？说到底，社会如何实现和谐？国家怎样才能长治久安？无他，靠的就是这一套政治消肿术，政治减肥术！这就叫有限政治。

中国怎么办？

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一方面成绩显著，另一方面也问题严重、隐患巨大、危机四伏，其中民愤最大的，就是各级官员的特权腐败和滥用权力，不作为或乱作为。而造成所有这些问题、隐患和危机的原因追究到最后，我们都会发现，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全都来自一个东西：政府的权力太大并且没有受到有效监督约束。解决之道，不是民主，是宪政！
1 首先要达成广泛、深入的精英共识——关于改革目标和路径的基本共识。
2 然后，在精英的引导下，建立自由宪政与法治的基本制度和政治竞赛规则（游戏规则）。
3 在宪政法治的制度化，以及“规则约束下的竞争”并且“按合法程序改进规则”的政治文明行为习惯养成的同时，积极稳妥、协调有序地扩大政治领域内的公民权利，主要是政治参与，和言论、出版、表达两方面的权利。政治参与应当区分为精英与大众两个层次。精英层次的政治参与，是指人大、政协向真正的议会转型，成为独立的立法机构。为平稳过渡计，执政党可以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维持多党竞争下的一党独大，但必须从高居于议会之上的“议会老子党”，成为在宪法约束下，以议会为主要政治舞台的议会党，通过议会中的多数席位来主导立法、组织政府、行使行政权。同时，议会要逐步向独立的民间人士开放议席，走“内源式”的两党制发育之路——像17世纪英国从议会中发育出托利党辉格党两党制的演进模式那样，而不是在现有体制之外，以街头运动的抗争方式形成非法状态的反对党。
总而言之，执政党一定要走在社会进步的前面引导改革，前瞻性、全局性的改革顶层设计必不可少，有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中华民族已经站在了振兴、腾飞的门槛前，中华振兴和腾飞，不是、也绝不可能是靠西方民粹民主“向下看齐”那一大套最坏最坏的坏东西，不是、也绝不可能是靠“多数决神话”和“普选神话”，相反，是要靠自由宪政，靠尚贤尚智、选贤任能、精英主导的儒家治理理念。

阿拉伯之春：民粹民主

西方国家为什么无节制地借债消费？为什么社会福利压垮国家财政？为什么政治家只知道谄媚大众，越来越平庸无能？绝大多数西方人至今对此毫无反省，不区分自由和民主，不区分自由化和民主化，不区分自由民主和民粹民主，不但把民粹那一套当成不容争辩的神圣教义，还把它向全世界武力传播。当前中东的乱局，也许勉强可以算是又一波民主浪潮，什么“阿拉伯之春”，但十之八九，那只是被伊斯兰极端势力所左右的、低劣的民粹民主，却很难导向宗教宽容、言论自由、人权得到坚实保障的优质的自由民主。北约在联合国的授权之下武力干预利比亚内政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向全世界的专制政权传递了两个强烈信息：第一，屠杀和平集会示威的民众再也不能为人类文明社会所容忍；但这是人权保障原则的自然延伸，与民主并无必然关联，更别说是自由民主。第二，专制独裁政权如果不能主动推行宪政改革，早晚会被人民起义推翻，结果将是一个双输的局面，因为，人民起义可以推翻一个老独裁者，却很难建立起自由民主。多数西方人误以为“中东之春”的选项就是“专制或民主”，所以，推翻旧专制，当然就是民主。根本不切实际！事实上，没有宪政改革在先，中东现实存在的选项仅仅是“亲西方的专制或反西方的专制”——“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是不可能使一个民族获得自由的”——托克维尔说得多好啊！

前路漫漫，中华民族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现代化的道路还十分漫长，在这个改革的顶层设计不能再拖延的关键时刻，我们的头脑务必要十分、十分清醒——尤其是要看清，什么样的民主才是好东西，什么样的民主是绝对不可尝试的！

中国代表团访利比亚盼分一杯羹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因利比亚战争损失惨重的中国企业希望不要错过利比亚重建这班车。中国商务部一个代表团于2月4日至8日前往利比亚访问考察，一些中国企业认为，未来非洲重建项目对中国企业将是利多，但首要问题是尽快开始与利比亚展开复工谈判。

中央社报道，中国商务部在官方网站透露，由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司长王沈阳率领的工作组，将了解中国企业原在利比亚项目的现状、受损情况，并与利比亚过渡政府就妥善解决战前中国企业在利比亚项目的后续问题进行沟通。

先前外界曾估计，中国企业因利比亚动乱损失的金额在400亿美元之上，中央广播电台引述中国国家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研究室主任贺文萍表示，损失数字被高估。

贺文萍说，目前中国企业在利比亚承接的主要是住房、修路、电信等民生项目，中国企业未来在非洲的前景非常乐观。非洲是中国第2大海外劳务承包市场，未来非洲要加强一体化建设，基础建设市场巨大。

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则引述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的利比亚工程负责人许志强表示，中国企业虽然关注复工谈判事宜，但也在考虑招聘培训当地人以因应可能的新合约，对利比亚市场的未来前景相当乐观。

但报道引述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经商处的统计，目前在利比亚的中资机构中，通信类行业已有2家复工，而建筑业尚无企业恢复营运，利比亚政府当局尚未重啟同中国企业的复工谈判，是无法复工的主因。

报道引述许志强说，由于利比亚变局是以法国为首的欧美诸国所推动，利比亚过渡政府较亲欧美，中方企业正在持观望态度，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帮助解决遗留问题，促进复工谈判和双方进一步的贸易往来。

港版蝗虫广告词掀内地网民忍够体创作热潮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香港网民抗议中国大陆人侵占港人福利的蝗虫广告，引发大陆网民反弹，制作广告反讽港人是依靠大陆“爸爸”供养的“儿子”，随后，各地网民也不甘寂寞，纷纷以港版蝗虫广告为蓝本，针对本地外来人口大量涌入等问题宣泄不满，在网上掀起一波“排外广告潮”。

据《联合早报》今天（2月5日）的综合报道，香港网民近日在《苹果日报》和《爽报》刊登全版“反蝗”广告，大字标题是“香港人，忍够了”，要求港府尽快修改《基本法》第24条，堵截大陆“双非”孕妇涌港产子。

对此，有大陆网民制作广告回击，讥讽香港是个不懂事的“儿子”，要依靠大陆“爸爸”每年提供据称是大陆人赴港消费总额的2100亿元人民币，以及供水、供电接济，并以大字标题要求中央“给儿子暂时断水断电断粮”作为惩处。不过，有香港网民随即上载一篇《给爸爸的家书》作为反击，形容香港原本就是一个 “天生天养”的“孤儿仔”，无须依靠大陆供养。

与此同时，一波网上“排外广告潮”也随之而来。中国多地都有网民以港版蝗虫广告为蓝本，换上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的背景图片和文字，表达心中的不满。例如，针对北京外来人口持续增加的问题，网民就把蝗虫广告背景的维多利亚港日景换成了北京天安门广场，保留了蝗虫图，大字标题则是“北京人，不忍了”！强烈要求修订法案阻止外来人口无休止涌入北京。同样的诉求，换成了上海市背景的广告，就反问上海人，是否愿意每年花费40亿来补贴外来人口，并声称 “上海宁，切伐消了！”（上海话：“上海人，吃不消了”！）

就连以厦门著名景点鼓浪屿为背景的广告也大呼“冻麦条啊！”（闽南话：“受不了啊！”），表示一个弹丸小岛难以承载十几万游客走街串巷，要求政府限制上岛人数。其他版本的“忍够体”还包括天津人“嗖够”（天津话：“受够”）天津成为“外地官员升迁的跳板”；重庆人抗议当局以食物安全为由禁止重庆火锅采用“老油”，要求尊重当地文化；广州人“顶唔蒲”（广东话：“受不了”）再掏钱包为自来水公司埋单等。

对于各地不同版本的“忍够体”创作走红微博，有评论认为，这是微博用幽默和自嘲化解了此前的对抗和漫骂。也有网民把原本的蝗虫图案换成城市地标，制作如“深圳，欢迎您”！“美食之都成都，欢迎您”！等广告，标榜自己欢迎外地人，试图将负面情绪化为正能量。

中国禁止航空公司参与欧盟碳交易

《BBC中文網》

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布命令，禁止境内航空公司参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民航局还禁止各公司以欧盟碳排放体系唯有提高运价或机票价格。

民航局官员表示，有关命令是根据国务院的授权发布的。

这名官员指责欧盟要求国际航班缴纳碳排放税的做法违反《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国际民航组织的原则。

他说，中国希望在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和国际民航组织等框架下协商解决国际航空排放问题，并希望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不过他同时威胁说，中国不惮根据事态发展考虑采取必要措施维护本国民众和企业的利益。

欧盟要求每个在欧盟成员国机场起降的国际航班按照欧盟规定缴纳碳排放税。

虽然落实到每张机票上的价格增加仅有几欧元到几十欧元，但考虑到每年进出欧洲的航班以及旅客的数量，这项举措将给欧盟带来巨额收入。

除中国外，美国和加拿大等国也对欧盟的做法提出不满，引发有关欧盟做法可能引发贸易战的担心。

温家宝：乡村选举公开公正

《德國之聲》

在中国媒体周日公布的讲话中，中国政府总理温家宝呼吁举行公开民主的乡村选举。去年12月广东乌坎发生村民抗议村官腐败事件，导致大规模示威活动，经过长期抗争之后，当地民众首次获得了自由选举的机会，并于上周三进行了对村选举委员会成员的投票。

温家宝对广东另一乡村的居民表示，为确保村委会选举顺利进行，最为根本的是建立严格的法律规定以及通过公开、公平和透明的程序进行。他表示，没有程序民主就没有实质民主。温家宝是在陪同德国总理默克尔访问广东之后，在当地其他地方继续进行视察时作出以上表示的。

温家宝被外界广泛视为中国高层中相对开明的官员之一，并曾在多个场合表示中国需要进行政治改革。

德中互信加强人权问题棘手

《德國之聲》

德国总理默克尔和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之间已建立起日益坚强的互信。良好的德中关系对欧洲是非常重要。但是，中国在处理本国公民的事务上让这一关系蒙上阴影。

温家宝热烈欢迎莫克尔

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过去几年中，仅有两次陪同他的外国贵宾在中国旅游-这两次都是陪默克尔。2010年7月，他陪同默克尔参观了西安附近的兵马俑。这一次，他陪她到蓬勃发展的中国南方沿海城市广州。这位要为13亿人负责任的总理其实没有这么多的时间。但对这位将在2013卸任的总理而言，保持和默克尔的接触对中国很重要。

当涉及到欧盟事务时，德国作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是中国要接触的首要对象。而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欧盟是一个缺乏政治共识、乱七八糟的共同体。中国明白许多欧元区国家债台高筑，并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负担。这些话是默克尔在结束她的第五次中国访问行程后说的。而中国期待，欧洲可以用一个声音说话。

假如情况不是如此，温家宝很明显的宁可和默克尔谈。如果默克尔在中国发表谈话，她不仅是德国的声音，也同时代表着欧洲。

中国也许会多少“回馈”墨克尔的到访

作为对其访问中国的回报，默克尔可以预估，温家宝可能会拿出更多的钱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来帮忙克服欧债危机方面做出一点小小的"表示"：温家宝确实提到了EFSF 和ESM这两个欧元救助机制。就温家宝的说法，中国正在对这两个机制进行"思考"，尽管这种说法对欧洲并没有什么实质帮助。不过，北京对欧洲自己可以从困境中脱身的信心似乎有所增加。

温家宝认为默克尔是可靠的，佩服她的毅力，并感谢她对中国的认可。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和默克尔的谈话比原先计划的长很多，这也体现出他对默克尔的重视。这不仅是联邦政府的"自吹自擂"，德国的反对党议员也认可这种印象。中国人比较信任默克尔，因为她对两个体制都很熟悉：民主制度和东德的社会主义。

德中关系影响德国未来发展

默克尔持续改善德国和中国的关系，这对德国的现在和未来都意义重大。因为，如果和拥有32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世界最大外汇储备国中国不搞好关系，今后就会步履维艰。

陪同默克尔访问中国的德国商界领袖和政治人物警告，德国对中国的改革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胡锦涛和温家宝的领导下，这个国家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对内对外开放，这是10年前想象不到的。虽然仍有很多的人还在忍受饥饿，但是北京政府在相对很短的时间内做到，让成百上千万的人摆脱了贫困。而中国人对于"西方企业会占领全中国"这样的恐惧也越来越少了。

如果没有人权这个棘手的问题，德中关系应该会更好。默克尔此次中国行的确出了一些问题。邀请维权律师莫少平出席德国大使馆的招待会和默克尔会面，这件事对中国当局而言，有点无法承受。国保警察阻止他到场参加，这是对默克尔的一种侮辱。

在陪同默克尔访问中国的人士中有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对莫少平事件如此分析：德国是否会报道莫少平出席受阻的事件，对温家宝来说一点也不重要。在中国，这件事根本不会上新闻。但是如果莫少平确实出席邀约，肯定会在中国民众中掀起风波，对于温家宝而言，这个问题显然要严重的多。

作者: Kristina Dunz 编译: 邱璧辉

墨克尔受到温家宝的热烈欢迎（德國之聲）

脸书能否进中国？分析人士：除非它准备下跪

《美國之音中文網》

世界网络社交龙头网站脸书Fackbook即将公开上市的消息传出后，脸书是否能够进入中国市场成为外界非常关注的问题。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脸书能够和中国政府达成一定妥协，进入市场应有可能，可是这将对脸书的形象造成严重伤害。

2月2号，脸书在向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SEC）提交的首度公开募股（IPO）文件中，曾经9次提到中国，其中包括“中国是脸书的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

在继续评估进入中国的可能性”，不过，“我们不知道是否能够找到一个管理内容和信息的途径，让公司和中国政府都能接受。”

脸书希望进入中国的传言曾经在2010年底尘嚣一时，因为当时脸书的创办人马克·扎克伯格携其华裔女友前往中国拜访了百度和新浪等主要的网络公司。在目前脸书希望首度公开募股的时候，中国5亿的网络用户对增加脸书未来市值将起到不可估量的帮助。从脸书提交给SEC的文件来看，脸书希望进入中国的愿望是非常迫切的，但是它也意识到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

*如果脸书愿意屈服，可能进入*

普林斯顿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学者程晓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脸书想进入中国，跪下来可以，站着不行。他说：“中国此时此刻正在做的事情就是强化比当年Google退出中国时更严厉的互联网政策，现在连微博都在加以实名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脸书不是糊涂，那就是说它准备跪下，中国政府叫它干什么它就干什么。”

程晓农举了几个例子，比如中国政府会要求脸书对所有网民实行实名制；脸书在中国的管理人员要像中国的互联网网站一样严格删除任何政府不喜欢的帖子；要严厉处分那些敢于不删帖子的编辑；要24小时随时听候政府的命令，比如某人的博客关闭48小时，某人禁言72小时等等。程晓农认为，如果这些命令脸书都能严格做到，它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中国，当然，其结果就是那时候的脸书不过就是中国另外一个门户网站，一钱不值了。

有观察人士指出，中国的社交网站市场已经非常成熟，目前中国已经有大约100个社交网站，而一些舶来网站比如谷歌、雅虎等在中国的运营都先后遭遇到很大困难，这其中并不完全是中国政府的问题，还有文化适应等其它方面的问题。

*脸书在中国并没有很多优势*

对此，普林斯顿大学的程晓农表示认同。他认为，脸书在中国并没有很多优势。他说：“中国人如果选择脸书，唯一的可能就是脸书比别的中国门户网站自由。如果不是如此，我想中国人不会觉得脸书有什么特别的优势，因为脸书在中文网页的设计服务等方面不见得比中国其它的门户网站有优势。它现在唯一的好处是它有一个开在海外的网站的这么一个名声。”

程晓农指出，中国政府肯定要求进入中国的脸书要服从中国的规定，脸书若真希望进入中国，它也必须顺从中国政府的招安；但是，其结果是，即便是脸书的管理层和未来的股东们仍然觉得自己很有价值很自豪的话，脸书也难逃世界舆论的骂名。

节后用工荒-中国半截子城市化的担忧

《美國之音中文網》

春节过后，中国从南到北普遍出现用工短缺的现象，很多企业被迫推迟开工，内地企业也更加激烈地同沿海企业争抢农民工。专家认为，这体现中国劳动力结构问题现在十分突出，半截子的城市化进程让农民工就业缺乏保障的问题已经非解决不可了。

服务产业相对集中的旅游省份海南大年初七就举行首场人才招聘会，共有160多家企业代表参加。但现场应聘者寥寥，签约者更少。招聘人员对当地媒体说，这种情况十分罕见。她说：“往年只要是第一场招聘会都是很火爆的，但今年的形势看起来不是很好。”

*农民工就业要求转变*

招聘人员认为，农民工就业要求的转变是招聘冷场的重要原因。海口市餐饮业一位负责人本次共招聘包括店主在内的多名职位，却一个还没招到。她对媒体说，今年服务业的就业不太乐观：“能够胜任这些工作的人必须要有一定的学历。那么有一定学历的人是不愿干这些活儿的。服务行业现在很多人不愿意做，所以确实很难。”

制造业的用工荒同样严重，以珠三角地区最为突出。在广州春节后举行的招聘会上，不少制造厂家纷纷提高了熟练工种和普通工人的薪酬。一位招聘人员说，他们的招聘低薪已远远超过了广州130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月薪超过5000元。他说：“我们的同行都感觉，而且外界都感到制造业这个人口密集型的产业面临招工难的问题。我们根据同行业的情况来调节我们自己需要保持竞争力的福利待遇。整体来说的话，涨幅应该都在15%以上。”

加工产业相对密集的浙江省的招工情况也很严峻。杭州春节过后举行的首场招聘会并没有象往年那样引来很多的人。一些来自安徽的农民工说，现在招工机会很多，自己要仔细挑选适合的岗位。一对40岁左右的农民工夫妇说，他们不是熟练工，但薪资要求不能太低，否则很难在当地生活。他们说：“我的工资大概3500到4000元左右，要求不太高。(太太)要求最低要3000元一个月，我去年在温州那边是3000多块钱一个月。”

*内地挑战*

与以往不同的是，春节后的用工荒不仅沿海地区突出，四川、重庆和安徽等传统的劳务输出基地同样严重，很多内地企业纷纷提高工资，同沿海地区争抢农民工。不少企业在火车站拉起横幅，宣传本地就业的好处，“截留”了很多要返回沿海的农民工。部分沿海企业于是租车到内地招工。杭州外来服务中心一位工作人员承认，内地工资待遇的提高，是当地工厂面临的挑战。

*结构性矛盾*

今年的用工荒为什么格外突出呢？中国社科院的研究表明，中国新增就业人口的增长2004年以来就一直低于就业需求的增长，就业市场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中国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时代早已过去”。

另有学者认为，城市化进程不彻底，导致农民工就业异常脆弱、流动性很大。北京大学教授樊纲去年就呼吁政府采取措施，为农民工提供社保，让他们的就业相对稳定。他说：“为农民工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然后逐步提高、逐步扩大，而不要守住户籍制度的概念。你不可能一下子对那么多的人按照现在城市户籍的标准提供公共服务的话，你可能就需要双轨制的办法。这就要运用常住人口的概念，首先提供最基本、要求最迫切的，比如说教育、子女的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李实表示，目前的城镇化进程并不彻底，农民工没有完全融入城市，让他们成为城市的边缘人。这不仅扭曲了就业市场的供需，也不利社会的和谐发展。

中国反对制裁叙利亚专制政权同病相怜?

《美國之音中文網》

中国和俄罗斯对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制裁叙利亚的决议双双投下否决票。这项决议谴责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对叙利亚人民将近一年的暴力镇压，并呼吁阿萨德下台。中俄两国对于叙利亚持续发生的暴力和流血事件的立场引发国际哗然。

去年10月，中俄对英法等欧盟国家提交的叙利亚问题草案也投了反对票。当时，安理会中九国赞成，四国弃权，而这一次，除中俄两国外，另外13个安理会成员国全部投了赞成票。

中国为什么反对制裁叙利亚? 中国的官方的立场一如既往：制裁不解决问题；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

*时殷弘：利比亚是个教训*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的看法呼应了官方立场。他说，中俄两国是从利比亚问题上吸取了教训。

时殷弘对美国之音说，去年西方国家在安理会推动通过了制裁利比亚决议，事实证明，这项决议马上就遭到了滥用。各国在利比亚大打出手，严重冲击了利比亚主权和互不干涉原则，使得当地局势迅速发展到一个安理会决议没有授权的状况。

时殷弘说： “一个国家内部的动乱，当它没有严重威胁国际和平安全的话，外界的干涉，特别是武装干涉是不是可行? 这是一个有长远意义的问题。”

谈及国际社会是否应出面阻止叙利亚的民众死伤时，时殷弘说，国际社会的干预未必就能停止流血冲突，甚至可能造成更多伤亡。

*贺延光：邻居杀人了大家都应挺身而出*

前《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贺延光一个月前刚刚走访了叙利亚。期间，当地发生了一起自杀性爆炸袭击，造成200多人伤亡。贺延光说，任何一个政权，只要滥杀无辜，屠杀平民，国际社会就应该出来干预。

贺延光说，所谓普世价值，说到底就是人之常情。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邻居家家庭有内部矛盾，打了孩子了，骂了孩子了，别的邻居可以不管。但如果说你把你的孩子杀了，所有的邻居都应该挺身而出。”

*贺延光：中叙政权同病相怜*

贺延光说，前天他在北京和阿盟的一位官员吃饭。席间那位官员说，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让他非常不解。他说，如果是为了石油，中国从和阿盟各国的石油贸易中获取的利益要远大于叙利亚。他问贺延光，中国为什么还要支持那个独裁专制的国家。

贺延光说，当时他没有向那位官员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在他看来，与其说中国为叙利亚投票，倒不如说其实是在为自己投票。

他对美国之音说：“因为(中国)自己政权的性质、体制，很多是和独裁专政一回事儿啊，这种专制同病相怜啊。”

在具有“舆情风向标”作用的中国微博平台上，贺延光的观点得到了部分网民的赞同。有网民写道，在中国面临根本危机的当即威胁下，维护国际问题上的主权原则无异于为当局的生存而奋斗。

联合国安理会会议现场(资料照片)

中共“嚴打”還沒結束

　　《明鏡月刊》記者黃舒心

　　無聲無息將近3個月後，中國藝術家艾未未終於再度出現在鎂光燈面前，雖然人平安到家，但以取保候審身份出獄的艾未未被下達禁口令，與先前敢說敢做的形象有了明顯落差。即使艾未未被釋放代表國際壓力發揮了作用，但專家學者提醒，不能因此認為中國政府做了糾正或有了進步，也不應忘了還有許多其他的維權人士，仍舊被關押在牢中。

　　中國受到極大壓力

　　艾未未自從2011年4月3日被公安帶走後，就受到中國境內與國際間相當大的專注。專門提供連署服務的國際組織change.org發起的全球連署聲援艾未未活動，雖然期間曾被黑客攻擊，令網站癱瘓、服務時續時斷，但仍獲得超過175個國家、逾10萬人連署。

　　6月22日下午，終於傳出艾未未被釋放的消息，晚間，在大批媒體守候下，艾未未回到家門口，但由於定下“交換條件”，艾未未無法接受任何採訪，僅表示“很開心”、“享受你們的人生”，隔天，頂著新髮型現身的艾未未，也僅表示“自行理了髮，看起來精神點”。

　　艾未未被釋放，顯示出外部的壓力對中國當局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哈佛大學法學院客席研究員、旅美民運人士楊建利對《明鏡》表示，這是各界合力的結果。艾未未被捕前，已經有許多異議人士遭逮捕，國際社會發出了很大的聲音，艾未未被捕後，國際社會認為中共已經不斷超越底線，加以艾未未在國際上擁有相當的知名度，因此受到的關注也更大。

　　“中國政府無疑受到巨大的壓力，壓力不僅來自於其他國家的官方，更多的是來自民間，其中包括人權組織、藝術團體。”在聲援活動中，楊建利參與了國際組織change.org為艾未未發起的連署，楊建利為此活動提供想法，要求在中國展覽的藝術家，以及準備到中國展覽的藝術家，重新考慮他們參展的決定，楊建利認為，像這樣的民間聲援活動，都給了中國當局很大的壓力。

　　另一方面，楊建利對《明鏡》表示，中國政府也知道，由於對茉莉花革命的過度緊張，造成整個社會處在被打壓的狀態中，這種狀態若長期持續下去，對中共本身不利，因此官方便找機會緩解這樣天天緊張的局面。
　　楊建利認為，艾未未獲得自由，是值得歡迎的事，所以雖然艾未未一案仍有其他問題點，例如他是否遭到刑求、是否受到極大心理壓力，但由於無法得知詳情、無法評論，因此他更希望強調民間和國際社會在這類事件上的成果。“雖然事前我們不知道是否會起到作用，但我們仍要做出努力，或許努力到最後就會發揮作用。”

　　總部設在紐約的人權觀察亞洲部主任李查森（Sophie Richardson）認為，國際社會帶來的壓力明顯讓中國政府覺得，繼續關押艾未未的成本效益不值得，“國際社會應該保持同樣的壓力，讓其他許多在中國這一波鎮壓中的無辜受害者被釋放。”
　　美國中文雜誌《北京之春》主編胡平也對《明鏡》表示，艾未未被失蹤80多天，在國際引起罕見的強烈抗議與反響，以及國內各界人士對他的聲援，都在其中發揮了力量，顯示人們對中國人權狀況的關注，以及對人權問題關切度的提升。

　　行動與言論自由仍受限

　　新華社報道稱，艾未未所涉嫌的經濟犯罪，公安已查明其實際控制的北京發課文化發展有限公司存在逃避繳納巨額稅款、故意銷毀會計憑證等犯罪行為。鑒於艾未未認罪態度好、患有慢性疾病，且其多次主動表示願意積極補繳稅款，因此依法對艾未未取保候審。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對艾未未案提供了較多細節。他指出，艾未未已經就逃稅和銷毀會計憑證等認罪。取保候審可以長達12個月，在此期間，艾未未仍然處於涉嫌犯罪調查階段，未經執行機關批准，不能離開所居住的地區。在傳訊的時候應該及時到案，不得以任何形式干擾證人作證，不得毀滅偽造證據或者串供。艾未未也向《華爾街日報》透露，當局釋放他的條件是至少1年內不得對媒體發表意見，或透過社群網站對外發言。

　　不過，艾未未所涉及的經濟犯罪，從消息傳出就引發爭議。公安機關在艾未未“被失蹤”後將近7週，才宣佈艾未未涉嫌逃漏稅與故意銷毀會計憑證。艾未未妻子路青表示，艾未未既不是公司法人代表，也不是公司管理人，即使公司真的逃稅，也不該逮捕艾未未。總部位在倫敦的國際特赦組織亞太部副主任巴柏爾（Catherine Baber）說，艾未未沒有被起訴就遭到長時間的關押，違反中國的法律程序。

　　因此，艾未未雖然已經返家，但伴隨著事件的許多問題卻沒有因此獲得解決。人權觀察組織在聲明中指出，不論是與艾未未被捕、關押、釋放條件等等有關的問題，仍舊沒有答案。人權觀察對艾未未被捕的政治動機、警方獲得自白的可能手段，以及今後艾未未可能面臨的自由限制等，都感到擔憂。

　　胡平也關注艾未未一案中的正當性問題。“艾未未被失蹤後，連起碼的程序都沒有進行，官方沒有正式的通知文件，即使他出來了，仍舊是假釋的身份，限制行動和說話。”胡平對《明鏡》指出，其他人就算判了罪被關在監獄裡，家屬和律師都還可以定時探望，若以陳水扁來說，他在監獄中也還能寫文章，並未被剝奪言論自由，艾未未一案僅是經濟案件，言論自由更不該被剝奪，因此整體來看，不能說艾未未被釋放，就代表中國政府做了糾正或有任何進步。

還有其他人在牢中

　　著有《21世紀中國》、“The China Beat” 博客聯合創辦人的美國加州大學歐文分校（IC Irvine）歷史系系主任華志堅（Jeffrey N. Wasserstrom）對《明鏡》指出，或許有的人認為，在《紐約客》撰文者歐逸文（Evan Osnos）所指的“Big Chill”（嚴打）潮中，艾未未的釋放是股暖流，但他無法確定這件事真的是股暖流，因為艾未未使用社交媒體和對媒體發表評論的權力實際都受到限制。

　　不過，華志堅仍認為釋放艾未未有其正面意義。“近日來，中國領導層越來越多疑，艾未未被釋放反映出這種多疑的態度有了舒緩，過去幾個月，由於擔心‘阿拉伯之春’蔓延到中國，官方對自由言論者的干涉也達到令人相當擔憂的程度。”華志堅對《明鏡》說。
　　雖然艾未未獲得保釋，但艾未未的4位藝術家朋友與同事仍舊遭到關押，其他尚在牢中的民主維權人士更是不計其數。華志堅提醒，外界不應忽視艾未未必須付出的代價，更重要的，不應該忘記許多其他的代表性人物，包括在這波鎮壓中被關押的維權律師，正是在此波鎮壓中，艾未未失去了行動自由。“這些代表性人物沒有這麼大的國際名聲，但他們的司法條件不應該被忽視，當然，還有劉曉波，也仍舊在牢中。”

官方想保住面子

　　研究中國基層民主與地方政治的學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退休教授白思鼎（Thomas P. Bernstein）認為，釋放艾未未，與中國總理溫家寶即將進行的訪問有關。歐洲國家向來積極敦促中國改善人權狀況，在艾未未的事件上也已多次呼籲。

　　白思鼎對《明鏡》表示，官方報導稱艾未未坦承逃稅，只是一個保住面子的手法，因為中國當局總希望見到某種程度的坦承，但釋放艾未未的真正原因是，溫家寶即將訪問英國、德國、匈牙利，如果艾未未沒被釋放，溫家寶將會承受來自示威行動的高度壓力，私底下也要面對來自東道主的官方施壓。

　　“艾未未被釋放明顯有政治意味在，每當涉及不同意見或所謂的‘威脅社會穩定’時，中國的司法人員與警方就與政治標準和黨的命令站在同一陣線。”白思鼎表示，艾未未被釋放，不代表最近官方的嚴厲打壓已經結束，至少在更多人被釋放之前，都不能說結束。“我不知道中央政治局內的力量對比是否已經往溫和派的方向傾斜。中國高層對於是否加大鎮壓力度一直有不同的意見。溫家寶被視為持溫和觀點者，但安全人員非常有影響力，可能有胡錦濤在背後支持。”

　　艾未未一案也顯示出中國司法的缺失。白思鼎對《明鏡》說，艾未未的案件非常負面地反映出中國所謂“遵守法律標準”的真實情況，艾未未被關押的2個多月間，沒有律師和法律程序的保護，“這個案件顯示出，想達到符合最低司法標準的地步，中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明鏡月刊》第18期）

中央決定由吳法憲牵头組成軍委辦事組

《林彪日記》編著者李德、舒雲

《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2011年9月13日，是震動中外的“九一三”事件40周年。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來，對事件的主角林彪和這個事件的爭論就沒有止息。
林彪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極特殊的歷史人物。生前被尊為中國第二號神，死後卻被貶為中國第一號鬼，辭世40年，仍“謎”霧重重。本文作者20年餘年致力搜集林彪史料，逐年逐月逐日，詳記林彪的一生，從他讀孔子開始，到考入黃埔軍校，身經百戰，最後成為十大元帥中最年輕的元帥，林彪的一生幾乎涵蓋了整個中國革命的全過程。

1967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下發《關於派國防軍維護鐵路交通的命令》。
8月11日《解放軍報》刊登林彪給北京衛戍區的題詞。
8月12日北京衛戍區召開萬人大會，慶祝林彪副主席題詞。
8月13日《解放軍報》發表北京衛戍區全體指戰員致林彪的決心書。

敬愛的林副主席：8月9日晚，接到您給衛戍區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大會作的“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立新功”的題詞，衛戍區黨委立即召開了緊急會議，認真進行了學習、討論，作出了堅決貫徹您的這一最新指示的決定。會後，即連夜傳達給到會的全體代表和所有部隊。廣大指戰員以萬分激動的心情，聽了傅崇碧同志傳達您的指示……

8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報刊上點名批判問題的通知》，包括已經在中央報刊上點名批判的彭真、彭德懷等7人，在地方報刊上點名的陶鑄、王任重、李井泉、烏蘭夫等14人，下一步在中央報刊上擬公開點名的有薄一波、呂正操、張聞天、張勁夫等10人，在地方報刊上擬公開點名的有習仲勳、陳丕顯、趙紫陽等24人。

8月15日林彪去北戴河休息。
8月16日李震傳達林彪在大軍區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武漢事件對全國文化大革命有很大推動。壞事變好事，反動派暴露了，革命派表現出來了，各大軍區過去感到武漢、北京軍區不好辦事，武漢有陳再道，北京有楊勇、廖漢生。陳再道思想很反動，但已暴露了，並沒有什麼了不起，我們進行文化大革命有兩條最根本的保證：第一有毛主席領導，第二是軍隊基本可靠。一切壞事暴露出來都會變為好事，趁毛主席健在，一切隱患都暴露出來，一切壞事都會變成好事。

不要怕亂，亂有四種：一種是好人鬥壞人，第二種是壞人鬥壞人，第三種是壞人鬥好人，第四種是好人鬥好人。這四種亂，前三種上是好事，在毛主席領導下要沉得住氣，好人挨整都不要緊，經過一切大亂，才會將壞人亂出來。

軍隊很多人犯錯誤，大軍區除陳再道以外不要垮臺，不垮臺的條件有三條：第一條掌握下面情況，多請示，可以坐飛機來，可以給中央發電報，可以打電話，不要自作主張。這是不出錯誤最重要的一條。第二判斷是否造反派，不能根據沖不沖軍區，服從不服從軍區領導，成份好壞，主要根據兩條路線鬥爭中站在那一邊，站錯了隊沒有（是站在毛主席一邊，還是那一邊）。對保守派群眾要教育，要爭取，壞頭頭他們自己來處理。左派分裂不好，左派分裂有利右派，我們要強調左派聯合。第三辦事要謹慎，要學習毛主席。

黨政都垮臺了，現在要靠軍隊，軍隊支左犯錯誤太多了不好，犯錯誤要檢討，早檢討比晚檢討好，公開檢討比掩蓋好，高姿態比低姿態好，拒絕檢討是不對的。文化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革命，過去沒有搞過，犯錯誤是難免，過去是打仗，是搞民主革命，社會主義沒有真正過關，在文化大革命中舊思想、舊政策都不適用，這是個新問題，新問題難免犯錯誤，錯了就改，對黨有利，不改不利，犯了錯誤必須改，否則影響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影響中國前途。這次叫文化革命。實際是個政治思想上一場大革命，有很多事情不懂，不懂就要學習。
要抓緊部隊教育，政治工作要搞好，譚政垮了以後，總政辦了很多好事，政治工作很有成績，但是文化大革命中跟不上了，政治工作主要靠大軍區自己抓，目前要把大批判抓起來，才能做好三支兩軍工作。

黨政垮了有軍隊，有些軍隊幹部要調到地方搞三結合，各地要搞好三結合領導班子，班子很重要。

軍隊有些壞了的幹部怎麼辦？要調來受訓，訓他一年半年，改變了還是歡迎的，還是給他們工作。
一些壞頭頭也要受訓，對多數人不打倒為好，有些人先打倒以後還要用，以後做事要慢，慢點可能受損失，但比急急忙忙損失要小。

8月17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定，由吳法憲、葉群、邱會作、張秀川組成中央軍委辦事組，吳法憲負責。此後增加黃永勝、李作鵬、謝富治、李德生等人。任務主要負責軍隊系統駐京各機關、部隊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工作，不要出偏差。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下發《關於毒菌、毒物的安全保管和麻瘋病等傳染病醫院不許串連的通知》。

8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下發《關於進一步實行節約鬧革命，控制“社會集團購買力”，加強資金、物資和物價管理若干規定》。

8月21日中央軍委發佈嘉獎令：空軍部隊在廣西上空擊落兩架A-6型美式攻擊機，並活捉一名飛行員。

8月23日南越民族解放陣線軍事委員會主任陳南思致電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長林彪，祝賀中國空軍部隊21日一舉全殲入侵美機兩架，並活捉飛賊的輝煌勝利。（《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在安理会8次使用否决权

联合国安理会4日就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表决，中国和俄罗斯对决议草案投否决票，决议草案未通过。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71年恢复联合国席位后，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八次使用否决权。中国目前是使用否决权次数最少的国家。

■ 2012年2月4日，中俄就中东局势（叙利亚）相关决议草案投反对票

■ 2011年10月4日，中俄就中东局势（叙利亚）相关决议投反对票

■ 2008年7月11日，中俄就非洲和平与安全（津巴布韦）相关决议投反对票

■ 2007年1月12日，中俄就缅甸局势相关决议投反对票

■ 1999年1月25日，中国就马其顿共和国局势相关决议投反对票

■ 1997年1月9日，中国就中美洲：迈向和平的努力决议投反对票

■ 1972年9月10日，中国和前苏联就中东局势（巴勒斯坦）相关决议投反对票

■ 1972年8月23日，中国就接纳新会员国（孟加拉国）决议投反对票

来源: 新民晚报

叙利亚驻多国使馆遭袭中俄被谴“助纣为虐”

叙利亚驻包括德国在内的7个国家的大使馆遭抗议者袭击。也门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谴责中俄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就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使用否决权的做法是“助纣为虐”。

叙利亚军队炮击该国第三大城市霍姆斯，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的消息被媒体报道之后，叙利亚驻7个国家的大使馆遭到抗议者的袭击。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大约50名抗议者冲进叙利亚驻该国使馆。他们砸毁了使馆的大门，砸烂使馆内的家具，并偷走多台电脑。但是当时留在使馆的工作人员没有受到伤害。

叙利亚驻堪培拉使馆负责人阿里（Dschaudat Ali）指责媒体的报道造成使馆受袭这一后果。

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大约50名抗议者冲进叙利亚驻该国使馆

在柏林、伦敦、雅典等欧洲城市以及开罗、科威特城和的黎波里等阿拉伯国家的首都也发生了抗议者前往叙利亚使馆门前示威的事件。在伦敦，一些抗议者试图在周六凌晨闯入叙利亚大使馆，伦敦警察使用警棍击退了这些抗议者。12名抗议者被警方逮捕。在希腊，雅典警方也逮捕了13名示威者。在德国首都柏林，20名抗议者冲入叙利亚使馆并破坏了使馆的办公室。

在阿拉伯国家的首都，例如开罗、科威特城和的黎波里，示威者们扯下叙利亚使馆房顶树立的国旗。开罗的示威者点燃了叙利亚驻该国使馆的大楼。另外大约300名叙利亚难民和支持叙利亚革命的利比亚人占领了叙利亚驻的黎波里使馆。

叙利亚驻埃及使馆

此前多家媒体报道称，叙利亚军队血洗霍姆斯，造成200多人死亡。突尼斯官方表示，鉴于叙利亚国内发生"屠杀事件"，该国决定驱逐叙利亚驻突尼斯大使。

使用否决权是"助纣为虐"

本周六（2月4日），俄罗斯和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叙利亚问题决议草案进行表决时投了反对票。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也门反对派人士卡尔曼（Tawakkol Karman）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谴责俄罗斯和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投反对票的做法。她说："这两个国家对叙利亚国内发生屠杀事件承担人道和道德责任。他们的做法是助纣为虐。"叙利亚反对派抨击中俄的做法是为"杀戮发放许可证"。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苏珊·赖斯（Susan Rice）则称阻挠决议通过是"可耻的行为"。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表示，动用否决权违背叙利亚人民期待。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网站国际在线则发表文章称，中俄两国使用否决权是为了"防止利比亚的'惨剧'在叙利亚重演"。文章称，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投反对票，是向国际社会表明"反对霸权、维护联合国权威的决心和意志"，称这种做法是"负责任大国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所应秉持的态度与立场"。

综合报道：洪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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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如何做出？

联合国安理会做出的决议是这一机构掌握的最具威力的工具。安理会可以通过决议对一个独裁国家实施经济制裁，冻结国家和个人的海外帐户，甚至还可以下达采取军事干涉的指示。有时候，安理会做出的决议内容也“只是”对相应的国家和地区予以“谴责”或者对某一事件“表示关注”。不过，这些决议都是怎样做出的呢？

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在向安理会提出决议草案建议前已经尽可能地争取最多数国家的支持。以目前叙利亚问题为例，摩洛哥向安理会递交了决议草案。但实际上参与起草这份草案的国家总共有16个，其中就包括德国。这些支持国本身不一定在联合国安理会占据一个席位。

在一份决议草案递交到安理会之后，按照规定安理会15个理事国先就草案内容进行讨论。理事国之间在政治上的分歧争端会在外交层面上进行澄清和解决。如果这份草案获得多数国家的支持，那么就会被打印成蓝色。被打印出来的草案被送交各理事国政府，各国政府在做出判断之后指示各自驻联合国的大使最终做出何种表态。

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草案必须获得至少9票赞同票才能通过。如果一份草案获得8张赞同票和7张弃权票，这份决议最终也不会通过。

在一项决议做出的过程中，最大的"阻碍"是5个常任理事国手中的否决权。俄罗斯、美国、中国、英国和法国当中任何一个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对一项决议草案做出表决的过程中如果使用否决权，即便最终的结果是14比1，那么这项决议最终也不会被通过。

5个常任理事国的代表在听到"有没有反对意见"这个问题时，只要把手举起来，这就被看作使用了否决权。这种情况下，决议草案也意味着流产了。

来源：德新社编译：洪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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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CCTV走向世界？

央视已经开办了包括中文、英语、俄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和法语在内的多个语种节目，并声称用户遍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2.19亿家庭，但它若想要改变世界对与中国的看法，单靠花哨的电视节目还远远不够。

去年十二月，中国渔民刺死韩国海警这一事件，本应是央视的独家报道穆，甚至能够推动CCTV成为国际化媒体。但据央视内部工作人员透露，遗憾的是，因为上级的政治性批示迟迟未决，新闻稿只能被冷落在央视编辑的桌案上；而不时多久，相关的消息已经出现在半岛电视台等同行的报道中。

央视在其发展规划中积极借鉴国际媒体的模式。半岛电视台因为在过去五年里的迅速发展和国际影响力，更是央视学习的目标。

卡塔尔官方对半岛电视台给与了大量的资金支持，以在其丰富的能源财富增长的同时增强国际影响力；与之相似的，作为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体的中国，也正在寻求能够与其经济实力匹配的国际媒体影响力。

半岛电视台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中东问题的深刻见解和卡塔尔官方给予的极大自由；而与之相比，作为国家媒体的央视对政府和党的效忠则是其发展的主要阻碍。

香港大学中国媒体项目网站主编班志远(David Bandurski)认为，因为其对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央视很难取信于受众，更很难有效影响国际舆论。他说，"媒体的角色已经被（共产）党决定，就是要为党的利益服务。"

一名因话题敏感性要求隐瞒真实身份的央视节目制片人在采访中表示，几乎在所有的报道选材中，政治因素都是决定其能否发布的最终考量条件。虽然某些问题可能会在例会中讨论，但最终决定全都在部门领导手中，普通记者对此无能为力。

尽管如此，央视在今年依旧整装待发，计划进一步向世界传播中国视角，与北京所认为的持"反华"立场的西方媒体抗衡。

据消息人士透露，央视正计划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开设演播室，各雇佣约200名员工。同时央视计划在2012年底之前将驻外通讯员从现有地66人增加至80人。

曾就有关扩展计划与央视官员进行讨论的南非斯特伦伯什大学(Stellenbosch University)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达维斯(Martyn J. Davis)表示，中国中央电视台已与非洲主要电视服务运营商MIH集团达成协议，将进一步扩建相关分支机构。

达维斯曾在2004年帮助中国组建非洲第一家孔子学院，他认为，"中国在非洲有着重要的角色。但目前其媒体影响力还依然非常低调。"

央视国际部发言人范颖(音译)表示，在扩展计划正式启动前，央视官方不会对此发表任何评论。有关员工也被告知，不要向外界透露相关计划。

很多其他新闻机构的记者都被央视的优厚薪资以及特殊待遇所吸引：一名活动在东非的自由撰稿人称，央视向他提供了近双倍的稿费，从每篇350美金提高至600美金；同时，还给他机会可以在镜头前做报道。这名记者是在不透露其真实身份的前提下接受采访的。

已经成为央视华盛顿分部员工的美国资深记者劳里(Jim Laurie)在其个人网站上发布广告，表示希望招收有经验的新闻职业人员，参与美国区新闻制作，以争取在今年六月前能够拥有每日制作4小时新闻节目的能力。劳里个人拒绝对此作出评论。

在各大媒体预算收紧的时期，中国政府花费重金，投入上亿美元以增加其国际媒体影响力。虽然官方没有对外公布具体金额，但据香港《华南早报》报道，该笔年度预算超过71亿美元。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传媒学教授钟新(音译)认为，中国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境外火炬传递遭遇抗议和混乱场面，以致国际形象受损之后，深刻意识到发展国际媒体力量的重要性的。

钟教授同时认为，国外媒体在奥运时期赞赏中国的优秀组织的同时对政治管制的批评，让中国的许多评论人士感到失望。

央视已经开办了包括中文、英语、俄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和法语在内的多个语种节目，并声称用户遍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2.19亿家庭。其节目通过有线、卫星和网络播出。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也会推送部分来自央视的新闻稿给用户，同时也向中国官方传播机构提供新闻内容和其他服务。

在2011年有关中国的诸多新闻其实都是越过中国所谓的"媒体红线"的，比如逮捕异见人士和人权律师，软禁著名艺术家艾未未等等。有关之前动车事故的媒体报道已经触及了官方的底线，而像12月黄海渔民与韩国军警的冲突引起民众示威一类并不让人愉快的消息则是尽量被忽略或低调处理。

钟教授说，尽管如此，今年来的媒体环境也有了很大改善。"央视正努力效仿CNN与BBC，以从更多角度，更客观的报道信息；我们在过去的几年里可以看到内容和报道方式上的进步。"

相应的，央视也开始注重包装，同时更多地报道体育、经济、旅游和文化等话题。可所有这些表面上的改进都不能改变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是一家政府控制的媒体--中央电视台的台长由党决定，而其现任台长胡占凡，更是曾长期担任党报主编并希望加强对媒体的管制。胡占凡早前曾批评说，"一些新闻工作者，没有把自己定位在党的宣传工作者上，而是定位在新闻职业者上，这是定位上的错误。"

新西兰康德布里大学(University of Canterbury)布兰蒂教授(Anne-Marie Brady)认为，想要改变世界对与中国和中国政府的看法，单靠花哨的电视节目显然是不够的。

来源：美联社编译：沈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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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欧洲玩具制造商渐撤亚洲生产点

玩具商们糊口度日的艰难岁月终于过去：德国玩具生产商，特别是传统玩具生产厂的生意又兴隆了起来。越来越多的玩具生产商把生产线从亚洲撤回欧洲。

既卫生又安全

5年前，美国玩具生产商美泰玩具公司召回了超过150万件在中国生产的玩具并停售了一些玩具，因为这些玩具表面的涂料中含有大量的铅。德国玩具工业协会的武尔西·布赫白（Ulrich Brobeil）表示，美泰事件并非个案，类似的事情不断的发生:"那件事情发生之后，欧洲玩具安全条例进行了修改，新的安全条例覆盖的范围更为广泛。我们玩具工业协会当然竭力对此提供支持。我们培养专业人员，提供法规在线数据库，另外我们自己也做玩具检查的工作，我们的办公室有专门测量玩具中重金属含量的机器。总而言之，我们在过去已经做了一些工作，在未来还会继续走下去，让玩具不仅仅是干净的，而且是安全的。"

一气呵成其乐无穷

从几年前起，一些经典的玩具再次受到德国孩子的青睐，一些孩子心仪的创意游戏也受到了父母们的支持，另外，拥有着悠久历史但却经久不衰的玩具还是"肥皂泡"，不过吹出泡泡的工具不再是以前那样简陋的小吸管，现在的肥皂泡可以从一个塑料枪中或是玩具火箭中喷出来。另外，虽然电脑游戏的销售进一步下降，不过高科技仍然受到消费者的青睐，比如可以飞至邻居地界的模型直升机等等。

撤离亚洲搬回本地

2009年一直萧条的德国玩具制造业终于迎来了春天：2010年玩具销售额上涨幅度为5%，据武尔西·布赫白的数据，2011年上涨幅度为6%，成交额达到27亿欧元。他表示,德国玩具制造业现在的情况很好
世界十大玩具生产国中，德国位于第六位，仅次于美国、日本、中国、英国和法国。德国越来越多的厂家把生产线搬回德国或者欧洲境内,布赫白说："欧洲，当然包括德国，突然对生产商重新产生了吸引力。如果我们回头看去年或者是前年玩具业的情况，之前差不多有70%的玩具是在中国生产的，这两年在中国的生产量平均逐年减少约5%。很多德国生产商又把生产线撤回欧洲来了，这种趋势有上升的迹象。"

娃娃生产流水线

因为缺少劳动力以及原材料与能源价格的上升，在亚洲生产的成本越来越高，这也是许多厂家从亚洲国家搬回欧洲的原因。制作绒毛熊的泰斗，有着132年历史的史泰福公司也是回归队伍中的一分子。布赫白介绍说:„史泰福公司已经撤回来好几年了，火车模型玩具公司马克林（Märklin）也把生产线移到东欧。德国仙霸迪奇集团旗下的迪奇桌面足球玩具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它们已经把生产完全撤出中国，现在在德国以及欧洲别的国家继续生产。"
德国玩具业经历过一些大起大落的动荡岁月，这也意味着，玩具业中一些企业经受了兼并或者破产的创伤: 1903年成立的英雄木制玩具公司被仙霸迪奇收购，而具有150年历史的传统马克林公司不得不在2009年申请破产。万幸的是，自今年年初开始，这家火车模型制造商与银行达成协议，可以继续自主经营。布赫白说:„破产风波之后，他们公司情况还不错，因为他们最近专门给儿童开发了一个新系列，他们近几年把儿童这个层面忽略了。"
马克林公司走了很长时间的成人路线，因为着迷马克林玩具的不仅仅是孩子，爸爸们也沉浸在他们的模型世界不可自拔。该公司现在越来越把产品的质量放在第一位，这迎合了消费者，也就是父母的需求。

作者: Monika Lohmüller，编译:文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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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王立军"调职"背后的玄机

王立军突然被免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调任他职，引发外界诸多猜测。这种人事变动是背后暗藏什么玄机？它和李庄案有什么关系？王立军的命运是否会影响薄熙来的政治前途？

Xie Caiping, left, and other gangster suspects stand trial at the Chongqing No.5 Intermediate People's Court in Chongqing, China, Tuesday, Nov. 3, 2009. The woman called the "godmother" of a mafia-style gang in China's southern city of Chongqing was sentenced to 18 years in prison Tuesday for running underground casinos and bribing government officials. (AP Photo) ** CHINA OUT **

王立军任重庆公安局长期间,扮演"打黑"重要角色

2月2日，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重庆市委决定，王立军不再兼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党委书记，以副市长身份分管科教领域的工作。就在该消息发布之前，已经有海外网站发布了王立军被免职和受到中纪委调查的消息。

王立军是"打黑英雄"还是"黑打英雄"？

重庆前几年的"打黑"行动曾震惊中外，一大批黑社会成员被抓捕和判刑，还有一大批官员牵涉其中，原司法局局长文强甚至因为涉黑被判死刑。在打黑过程中，新任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在当今中国，黑社会势力已经俯拾皆是，并且跟政府官员相勾结，很多地方已经出现了官黑一家的景象，官员跟黑社会密切合作，相互利用。民众对于黑社会没有好感，在重庆打黑号角吹响之后，没有几个人不拍手称快。然而，打黑后来却成为了"黑打"，诸如李庄那样正常办案的律师被构陷入狱，还有遵纪守法的企业家也被作为黑社会打击。

王立军因为重拳打黑，一度被媒体称之为"打黑英雄"，然而，就因为李庄案等冤假错案和王立军后来对媒体的一些威胁言论，使得他由"打黑英雄"迅速沦为"黑打英雄"。在这几年的重庆官场上，除却薄熙来，最耀眼的政治人物当属王立军了。两人的关系如胶似漆，王立军被免去公安局局长一职，自然会引发坊间的诸多猜测。

王立军为何被免去公安局局长一职？

传闻称王立军因为涉嫌贪腐和酷刑逼供而受到中纪委的调查，传闻的可信度非常高。不过，非常诡异的是，王立军被免去公安局局长一职后，重庆市政府对他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政治立场坚定，宗旨意识和大局观念强，事业心和责任感强，坚持原则，敢于碰硬，处事公道，执法公正，要求自己严格，群众口碑好。不足之处就是，工作有时要求急一些，批评人不太注意方式方法。"

不过，导致王立军被免去公安局局长一职的导火线仍然是李庄案，李庄原本已经被构陷入狱一年半，在其即将刑满之际，重庆警方又以李庄"遗漏罪"对其进行侦查，并在侦结后让检方对其起诉。不过，因为海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此案最终撤诉。李庄遭到构陷跟王立军有直接的关系，李庄之所以在第一次被起诉时认罪，显然遭到了酷刑逼供，可想而知，在重庆打黑的过程中，遭到酷刑逼供的人不在少数。

执法者首先自己应该守法，从制造冤案的角度讲，王立军显然是在犯罪，王立军在打黑上帮了薄熙来的忙，同时也给薄熙来带来了麻烦，因为打黑最后成了"黑打"，导致王立军和薄熙来饱受舆论的质疑。如今，"十八大"的权力洗牌已经日益临近，一心希望挤进下一届政治局常委的薄熙来在此时此刻将王立军安排在一个不具有实权的职位上，显然具有迎合舆论的意味。

王立军"调职"是不是薄熙来政治失势的前兆？

王立军被免去公安局局长一职后，不少人都欢呼雀跃，认为这标志着对重庆打黑行动的否定。的确，即使是薄熙来自己要拿掉王立军，也肯定是因为受到了压力。据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引述消息称，乔石等退休政法界元老致函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以2009年重庆哨兵被杀及抢走步枪案及系列重大命案无进展为理由，要求将王立军免职。王立军被免公安局局长一职或许真的与此有关，但跟李庄案的关系显然更大。

薄熙来原任商务部部长，后来才调到重庆，接替汪洋成为重庆市委书记。重庆虽然是一个直辖市，但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上显然无法跟北京、上海、天津这样的老直辖市同日而语，这使得薄熙来的权力含金量与汪洋等地方大员相形见绌。所以，薄熙来在到重庆赴任以后，才祭出打黑这一杀手锏，既博得民望，又可以打击前任市委书记汪洋。

不过，对于民众来说，作为执政者，最重要的是他们是否维护法律、是否为民众谋福祉，这不是红歌、口号和非程序正义的"黑打"所能实现的。在李庄案和唱红之后，薄熙来的民望骤降，在最近一年多时间以内，舆论对其少有好评。

在"十八大"后，习近平、李克强铁定继续担任政治局常委，汪洋担任常委也没有什么问题，而薄熙来是否跻身政治局常委之列则充满悬念。王立军被削权可以说让薄熙来痛失心腹，不过，王立军毕竟还没有完全下野，将此事解读为薄熙来政治失势的前兆还为时尚早。这些年，薄熙来在政治上险招用尽，其政治前途会如何尚不可知。

作者:刘逸明
责编:吴雨
作者简介:刘逸明,1980年出生于湖北鄂州。担任过《中国民营》杂志社驻深圳记者。现为自由撰稿人，网络特邀编辑。2011年1月被评为凤凰网2010年度十大写手之一

德国之声

台湾选战背后的宗教统战阴影

2012 年1月13日下午，在台湾大选的前一天发生的一件事举世哗然、至今让人们记忆犹新。那就是王雪红以个人名义召开记者招待会，公开挺马英九，也挺“九二共识”。王雪红挟台湾首富、大企业家、著名基督徒的多重身份号称：“我只是个普通的台湾人、也是虔诚的基督徒，我只知道，在九二共识之前，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和平的两岸关係”，此言一出，媒体哗然、举世震惊，其犹如核弹、杀手锏，但更似精心埋藏的定时炸弹。选后很多人认为王雪红此一防不胜防的另类“奥步”至少使绿营痛失了20万张选票。

善良的人们都非常诧异基督徒王雪红力挺“九二共识”的惊人之举，殊不知这背后潜藏的不仅是中共经济统战之功，更注入了三自会基督教统战的巨大资本。三自的统战政策就是通过基督信仰的纽带，拉拢收买海内外教会及重点人物、扩大统治基础、以共同对付顽固敌人。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三自会’）是中共进行海内外统战的政治工具，并非基督教会。在其2012年最新一期机关刊物《天风》上，详细地披露了其在台湾大选前1个月如何统战台湾基督教界及名人基督徒如王雪红的过程。

在这篇向其主子邀功、题为《四季如春春常在----大陆基督教参访团宝岛台湾行》（见《天风》2012年第一期第34页）文章开篇写到：“应台湾‘蒲公英希望基金会’董事长魏悌香牧师的盛邀，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傅先伟长老率大陆基督教参访团一行五人，于2011年11月21日至26日对宝岛台湾的台北、台中教会进行了友好而成功的访问。

............当天晚上，宏达电子、威盛电子公司董事长王雪红姊妹与丈夫威盛电子公司总经理陈文琦弟兄，专程从美国赶回来，在台塑大楼设宴为大陆基督教参访团接风洗尘。台湾基督教界主流教会领袖、神学院正副院长、基督教机构负责人18位出席了宴会。席间，两岸教牧同工一见如故，问候声、祝福声、欢笑声不断，气氛热烈而温馨，很好地成为第二天正式交流分享的‘热身’”。

其实，对台湾选战的基督教统战工作早在2010年就实施了，2010年9月17日，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一行到台湾与蒲公英希望基金会等台湾基督教机构100余位牧师、长老等对谈，从此两岸教会间互访不断，直至大选。仅媒体披露的就有以下几起：

2010年11月14日，中国基督教协会副总干事、《天风》主编单渭祥等一行四人对台湾教会进行了为期四天的访问，接见了魏悌香、周神助等牧者。

2010年12月21日下午，三自主席傅先伟在北京会见了魏悌香牧师。

2011年3月14日，厦门市基督教两会接待台湾基督教长老会高雄中会一行22人。两地教会还在竹树堂举行联合圣餐礼拜。

2011年3月21日至25日，魏悌香、夏忠坚等台湾教牧代表团一行19人访问了北京、南京和上海等地，并访问国家宗教局、全国两会和金陵协和神学院。

2011年10月22日下午，台湾多宗派牧者访问团一行9人，在魏悌香牧师的带领下参观并在上海各教会证道。

2011年11月21日至26日三自主席傅先伟在台北接见王雪红后对台北、台中诸多教会进行访问。就在这次活动中，傅先伟指出中国没有家庭教会的概念，只有中国基督教教会。

在大选前的2011年1月9日到11日，两岸教会频繁交流的一些头面人物如周神助牧师、夏忠坚牧师等在高雄举办所谓的第二届「台湾牧者国是论坛」，近200位来自各城市的牧者参与，为大选造势。周神助牧师在会上还提出为马总统家人祷告。

以上高超的政教联手互动、精密的步骤和策划，的确让世人叹为观止、如梦初醒。

中共不仅控制宗教，而且利用宗教达到其政治目的。中共控制宗教的运作模式是以其统战部、宗教局及由中共设立的“爱国宗教团体”实施的。而中国现在的佛协、三自会的本质就是协助中共控制佛教、基督教的“爱国宗教团体”，是政府统战部门的“延伸”，是官方组织机构。

据网上消息，在2008年6月中共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令计划对宗教统战方桉进行解释时，说：“… … 胡锦涛同志指示我们，『道教、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和妈祖信仰的根都在大陆，台湾信众的宗教信仰的根也在大陆，进行宗教统战工作要牢牢把握这个关键，使台湾信众心系大陆。情系大陆，魂归大陆。在两岸政治统一之前，要率先作到宗教统一。要广泛建立两岸宗教组织交往的纽带，要特别注重台南地区的妈祖信众同福建之间的宗教文化联系』。胡锦涛同志的这个指示，是我们拟定宗教统战方桉一直遵循的原则，它明确了宗教统战工作的最终目标和方向。”

袁红冰教授在《台湾大劫难》一书中指出：“中共对台的宗教统战方桉中还制定了利用宗教的社会基础，影响台湾政治选举，确保国民党二○一二年大选连任的一系列具体方法和策略。其中特别强调对宗教领袖人物统战的重要性，并列出一个包括佛家、道教、妈祖信仰和伊斯兰教在内的各宗教领袖性人物的名单，共计870人；要求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统一协调中央和各省的相关单位分工负责，对这870人进行统战工作，要作到“统筹安排，专人负责”，务必于两年之内，同这批人全部建立起经常性的宗教文化的联系”。（见袁红冰着《台湾大劫难》第五章中共的文化与社会统战）

本着这样阴险的统战目的，不仅基督教界，而且佛教、民间宗教界更是中共宗教统战的重灾区。中共对佛教界的统战更是世人皆知，台湾佛教界政治和尚星云大师倒扁挺马、鼓吹统一、反对达赖喇嘛甚至藏传佛教，积极地充当中共在台湾佛教界的代表。

2005 年当时的中华民国陆委会曾召开记者会指出，台湾民间对两岸宗教交流是从宗教信仰角度出发，但中共看待宗教却是从统战角度出发，透过宗教交流，是要增加台湾民众对所谓“祖国”的认同感。以2005年当时的陆委会委员会议提报的“中共运用妈祖神缘对台工作分析”报告中指出，中共推动两岸宗教交流，其中以“妈祖”信仰被运用的最多。

2011年12月14日来自莆田湄洲妈祖祖庙的翡翠妈祖像在600信众护送下，清晨乘“中远之星” 客轮抵台中港。分灵翡翠妈祖神像抵台后，预计在台中地区绕境4天，18日抵大甲镇澜宫举行安座祈福典礼。大陆海协会务副会长郑立中在福建莆田湄洲岛赠台翡翠妈祖仪式上说，两岸要共同秉承妈祖精神、弘扬妈祖文化，妈祖护佑的内涵，一是平安，二是幸福。就两岸而言，平安就是两岸的和平，幸福就是共同的发展。

正如基督教经典《圣经》中指出 “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马太福音7:15）。中共在国内实行马列国教的政教合一、掌控国人的信仰自由、践踏公民宗教信仰权利、迫害基督教家庭教会、法轮功、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其罪行可谓罄竹难书，但在海外却利用宗教四面出击、步步为营、拉拢收买、坑蒙腐蚀，以上帝的名义干尽了魔鬼撒旦的勾当、以天使的福祉带来奴隶的牢笼。只可惜台湾的很多教徒甚至宗教专业人士们，引狼入室、与狼共舞，被假先知欺骗、被魔鬼残害、玷污了信仰自由还不自知。

《圣经》中指出：“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彼列有什么相和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我们恳切希望海外信徒、尤其是台湾诸信徒，能识破魔鬼的假面具、与邪恶一刀两断，并投身到呼吁和促进中国大陆信仰自由的轰轰烈烈的正义行动中去。

作者：孟渊沛，《纵览中国》

動蕩的中國，危險的年代

作者：經濟學人译者： “譯者”志願者

烏坎村的抗議

在中國，經濟情況和社會媒體正在讓抗議變得更常見——對該國的統治者來說，這是一個微妙時刻。

在中國西南的四川省省會成都的一個工業區附近，一幅色彩鮮豔的標語宣稱工廠群落的擴張是「創建快樂、和諧和幸福小區」。1月初，當成千上萬憤怒的鋼鐵工人為了要求更高的工資舉行遊行經過此處的時候，想必對這塊標語要退避三舍。這場為期三天的罷工對一家國企來說規模異乎尋常地大。不過，隨著中國經濟放緩，更多這樣的騷動正時隱時現。
國營媒體對這場1月4日開始的青白江地區爆發的抗議保持沉默，這個區距離成都東北大約40分鐘車程，高速公路穿過一片錯落有致的菜地和竹林灌木。罷工的消息迅速在互聯網上傳播開來。來自攀鋼集團成都鋼釩廠的大批工人聚集在一起，被警察方隊堵在的高速路旁一條濕滑小道上的圖片在微博上流傳。傳言說警方試圖用催淚瓦斯驅散工人。結果，毫無疑問是在政府的授意下，工廠的官員們（至少是部分地）退讓了。工人們得到了加薪，雖然比他們想得到的幅度要小。經理們的工資則被凍結。

近年來，私營企業的罷工也日益頻繁，往往涉及工人們要求提高工資或更好的工作條件。私營企業和國營的一樣，常常是強勢的一方，官員們可以用錢收買罷工者。他們盤算的是有條件的讓步就能繼續讓新聞報導「捂蓋子」，便可阻止動蕩的蔓延。然而，中國式Twitter（譯注：指微博）的爆炸性增長讓抗議者更容易向大量讀者進行實時報告、傳遞圖片。共產黨要阻止騷動如漣漪般擴散開來的能力正在減弱 ——正如經濟環境正在讓更多麻煩出現一樣。

底層的憤怒

在青白江一家平民餐館裡，就在攀鋼員工宿舍大院對面，髒兮兮的鋼鐵工人抱怨說，政府只承諾每月額外增加260元（$ 41），這遠遠不夠。收入最低的許多人月薪只有$190。但工人們知道，鋼鐵行業正在掙扎求生——如果持續堅持鬧事的話，情況可能會激化。一則警方的通知警告說，對膽敢繼續「」擾亂公共秩序」的罷工者會採取法律行動，包括監禁。安全人員在一輛沒有標記的車裡跟蹤記者。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採取了刺激經濟的開支計劃和不顧後果（很多人會說是魯莽）的銀行貸款措施，為了遏制由此產生的膨脹至少是[經濟放緩的]部分肇因。新的建設項目減少了；對鋼材的需求一落千丈。青白江的攀鋼工廠在虧損經營。九月，虧損運營的鋼鐵廠是9家，到了十月就有25家。盡管政府現在對通貨膨脹比幾個月前要少一些擔憂，並把捏緊的閘門鬆開了一些，鋼鐵行業預計還會經歷困難的一段時期。一些公司可能不得不關閉。
整體經濟增長仍然強勁。在2011 年的最後三個月，中國經濟的增長率與去年同期相比是幾乎令任何其他人都要羨慕的8.9％，不過這仍然是2009年第二季度以來最低的增長率。經濟到目前為止還算軟著陸，政府同時也在努力防止過熱。但是這並不能讓官員們停止擔憂：來年可能會異常艱難。

歐洲是中國商品的最大買家，歐元區的低迷已經讓許多中國製造商陷入絕望。歐美的需求走低對諸多工廠來說已經敲響了關門大吉的警鐘。鋼鐵工人的罷工是最近幾個月發生的多起之一，這些罷工大部分都在中國的出口製造業中心的沿海地帶（見地圖）。

中國出口商現在面臨的衝擊比在2008年年底的那次要小，當年，金融危機造成需求突然間直線下降，有多達2000萬的農民工失去了工作。但那一次，中國的復蘇很迅速，靠的是四萬億人民幣（按今天的匯率，超過了630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以及發達經濟體自身的刺激項目的幫助。對農民工的影響恰好又和農歷新年的長假重合，經濟下滑最嚴重的時候大部分農民工則返鄉度過了長假。

這一次出口商面臨的是發達經濟體的長期增長的放緩，還有歐元區的困難可能會進一步惡化的風險。中國的決策者不希望貸款繼續增加，因為金融體系在上一次的借貸狂歡中已經積累了不少壞賬，繼續雪上加霜不是良策。中國相對較低的預算赤字（2010年約佔國內生產總值的2.5％）讓它有空間可以在保障性住房、社會保障、為小企業和消費者補貼減稅等方面增加支出。這些可以幫助促進私人消費——不過要等到最後。

高層的緊張

中國的長期計劃是減少對出口和投資項目——如公路，鐵路和價格過高的房地產項目——的依賴，並計劃讓國內的商品服務消費在助力增長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但這種再平衡將是一場長期的、艱苦的長跑。官員不想採用「休克療法」，因為那可能威脅到那些來自農村、為中國的出口提供廉價勞動力的1.6億農民工的就業機會。

對共產黨來說，這種經濟困境已變得更加尖銳，這也是政治上的微妙時刻。今年晚些時候（大概在十月或十一月），黨將舉行五年一度的代表大會，是自1921年成立以來的第18屆，徹底改變國家的最高領導層的大戲將開始上演。
大會將「選舉」出一個新的300名成員組成的中央委員會（事實上，都是被高層領導人欽點的）。這將立即得到新政治局的橡皮圖章式的任命，政治局是一個目前有 25名成員的機構。在政治局的核心層是由九名常委組成的小圈子，其中七名都將被替換。有兩人的任命是確定：副主席習近平將接替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之後的代表大會上成為黨的總書記，明年三月再成為國家主席）；李克強則會接替他現在的領導——總理溫家寶，他也會在明年三月得到任命。其他的職位則正在激烈爭奪之中。
中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是第一次要經歷這麼大規模的領導層替換，這也是十年之最，又恰逢這樣一個經濟動蕩的時期。上一次，1988年，通脹的爆發把鄧小平的接班人計劃完全打亂，讓保守派有了充足的彈藥可以攻擊鄧的自由派追隨者。第二年，學生們聚集在天安門廣場要求更大的自由，黨內的內亂也隨之公之於眾。
今天，黨面臨的威脅非常不同，但領導們對大規模動亂的恐懼仍揮之不去。在過去的十年裡，出現了一個巨大的中產階級——有些中國學者認為有40%的城市人口之多——和從鄉村轉移到城市的巨大的遷徙潮。黨不能掉以輕心。大批便衣民警永遠會在天安門廣場和周圍查看。（自2008年以來，要進到這個大廣場，旅客們不得不接受機場式的掃描和搜查。）去年年初，網上流傳起匿名的呼籲，讓同情阿拉伯世界的起義的公民們聚集在北京市中心，指定的位置不是天安門，而是王府井的購物街附近。警方的對應之策是在那裡部署大量警力嚴陣以待。
在珠江三角洲，這裡生產中國出口產品的近三分之一，也出現了許多疲軟跡象。在東莞的一家台資工廠的外面，十幾名警務人員頭戴鋼盔、手持木棍，瞪著一小群憤怒的工人，他們抱怨說廠主已經跑掉了。這家生產按摩椅的工廠無法償債務。他們擔心這一次農歷新年的假期之後，他們回來以後就沒有工作了。一名便衣警察試圖讓他們安靜。接著，一名穿制服的官員過來了，帶著一台攝像機，大部分工人撤退了，保持了謹慎的沉默。
在珠江三角洲的其他人則不那麼沉默。11月，在東莞的一家台灣鞋廠，數千名工人上街抗議工資被削減，這是因為訂單量下降造成的。抗議者掀翻汽車，並與警方發生衝突。渾身是血的工人的照片在網上流傳。最近幾個星期又出現了進一步的抗議。
廣東省在2010年也曾出現過罷工浪潮。當時，主要是汽車行業的工人們只要求有更高的薪水和更好的條件。這些糾紛大多被迅速、和平地解決，而很少出現上街行動。最近接連發生的對抗看起來有些不同。在成都附近的國營工廠的鋼鐵工人希望加薪，但是，這些天來他們對改善際遇已經不大抱希望，多數是在抱怨工資和工作被裁減。罷工者們看起來也更加衝動。

本月初，中國社科院（CASS）公布的一份報告說，與2010年相比，2011年的罷工組織得更好，更具對抗性，更容易引發跟風行動。在香港的一家非政府組織，中國勞工通訊的Geoff Crothall說：「這一次工人們不願接受為了國家利益而犧牲的說法了，一是他們已經做出了足夠大的犧牲，二是有更少的工人願意收拾行李回家。」

何處是歸途？

政府希望失業的農民工返回故鄉，在農村他們和家人仍然享有小小的土地權，他們可以生存，或在離家更近的地方找到工作。許多人是能找到：過去幾年，由於政府在中西部地區的投資激增，希望能夠讓經濟均衡發展，在內陸地區的工作機會也增長了。

在中國西南地區的重慶，那兒的富餘勞動力大批去往沿海地區，去年重慶在本地雇傭的人數首次超過了出去打工者。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被認為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候選人之一。他一直試圖把重慶打造成為吸引農村勞動力典範，這包括為了建設讓農民工容身的廉租房而投入的大筆資金。
不過，根據國家統計局2010年的統計，大城市裡的外來務工人員越來越多，已經超過了60%，他們本身就是農民工的後代，沒有務農的經驗。他們認為自己是城裡人，即使他們沒有城市居民享受的諸多福利。他們比父母一代受到了更好的教育，也更加自信。去年6月在大屯——廣東的另一個製造業城鎮，主要生產牛仔褲 ——爆發的騷亂體現出，如果二代農民工失去希望，中國會面臨什麼樣的問題。一名城管粗暴地對待一名孕婦引發了兩天的騷亂，數千名農民工點燃了多輛汽車，還有政府大樓。根據CASS的報告，沿海工廠的罷工現在主要是二代農民工在參與。

這種動亂不是要推翻黨。中國官員神經緊張，正在努力弄明白阿拉伯世界的動蕩、俄羅斯的示威和緬甸的壓制放鬆，這些都會帶來什麼影響，他們從中國前後一致的民意調查中獲得了一些安慰。這些調查結果似乎表現出對中央領導的高度信任，對黨統治下的未來也顯得樂觀。許多中國的普通人蔑視當地領導，但仍然相信北京的領導人是好的。

微博的力量

但是，根據北京的一家民意調查機構，零點公司的Victor Yuan的說法，市民對自己的生活的滿意度，和對政府的信心雖然高，在2010年卻經歷了「大幅下滑」，並且去年也沒有恢復。對政府的信心已經下降了約10個百分點，達到60％左右。

袁先生說，微博的快速蔓延對這種下降很有影響。到去年年底， Twitter（本身在中國被屏蔽）的中文版本：微博，已經廣為人知，根據政府下屬的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的數據，5.13億上網的中國人中，有近一半（見圖表）都使用微博。這比用電子郵件的都略高，比前一年則上升了近四倍。中國社會科學院李春玲（音）估計，90％年齡在30歲以下的城市互聯網用戶都用微博。

微博已經改變了中國的公共話語。三、四年前比較容易被當地官員壓制、淡化或忽視的新聞現在可以在全國範圍內得到即時傳播。曾經只有寥寥數人知道的地方抗議或丑聞現在的微博用戶們都討論得熱火朝天。政府非常努力地要控制討論，但大多數時候並不奏效，控制方式主要是通過屏蔽關鍵詞和刪除揭發丑聞的用戶。但規避的方式也很容易找到。12月以來，政府已推出了新的規則，實名制。到目前為止，用戶似乎還沒有被嚇退。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回家】

為了準備18大，中國領導人會特別緊張，防止出現對黨來說尷尬的事。微博可能給他們製造了一些困難——至少去年12月，在廣東沿海的烏坎村，警民之間長達十天的對峙得出了這個教訓。

村民們的抗議是中國農村每年成千上萬起的動蕩中典型的一次：投訴地方官員佔用農地，用於私人開發。然而，這一次的特別在於，烏坎人把黨棍和警察趕出了村莊，控制了整個村子。在微博上流傳的勝利的村民們在村莊中心集會的圖片讓官員警覺，這和22年前在天安門的學生們相似，他們通過屏蔽烏坎這個名字和地名試圖制止新聞的流傳，不過失敗了。
12月21日，在廣東省領導人少有地高調介入之後，他們允諾要調查村民的抱怨，村民們停止了抗議。值得注意的是，1月15日，抗議的領導者林祖鸞被任命為村裡的新黨委書記（前一位黨委書記消失了，人們認為他被羈押了）。在這個問題上，即使是在北京的黨的喉舌報紙也打破了沉默，稱地方官員應停止把公民當作敵人。廣東省的黨委書記汪洋被認為是今年政治局常委的一名有力競爭者，他表示，這一事件表明，人的「民主意識」越來越強。他呼籲官員不要忽視公民的心聲。
很少有人把烏坎當作是黨要轉變的轉折點。至少有人目擊天安門廣場上的一位抗議者與往常一樣被警察拖走。但烏坎事件已經引起了辯論，至少在網上如此，黨應該如何應對抗議活動和其他形式的公眾壓力。而烏坎的村民們警告說，除非他們能奪回土地，否則是不會滿意的。一名抗議領導人說有可能出現另一場「更大的」抗議。

在十八大之後接手的領導層將很快面臨處理社會動亂的考驗。即使中國不會出現阿拉伯世界的起義，許多中國學者說未來幾年也會看到不斷冒出的不穩定，經濟增長放緩和貧富差距的擴大會加劇這一情況。中國即將離任的領導人試圖壓制有關改革政治體制的討論，也閉口不談能否讓公民更自由地表達自己的觀點。但許多分析家認為，這種改革是迫切需要的。今天的「中國模式」，在西方經濟體三年前跌入低谷之後中外都有人談論這一模式，看起來越來越難以為繼。

中式輪盤賭（譯注：輪盤賭是一種在轉盤上擲骰子賭輸贏的遊戲）

去年四月，一名著名的知識分子，張木生出版了一本書，呼籲要回歸到毛澤東時期曾出現的建設「新民主主義」這一目標，這可算是意味深長的一瞥，黨內至少某些精英在做何想。毛澤東時代的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兒子劉源公開支持這一想法。張先生（其本人也是已故高級官員的兒子，和另外幾位新的未來領導人）說，新民主主義下，黨會繼續統治，但會有更大的自由。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中幾乎沒人相信持這種想法的領導者在切近的將來能有什麼機會。但張先生對當今中國的描述已經引起了共鳴（在微博用戶中也廣為流傳）。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在《財經》雜誌中引用了張先生文中的一些話，他反駁了「中國模式」的概念並呼籲政治改革。張先生的那句短語形容中國在玩「擊鼓傳花」，不過傳遞的是定時炸彈。

原題：Unrest in China A dangerous year
原文：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43477
發表：2012年1月28日發自成都、東莞和烏坎村

—— 原载: 經濟學人

鹿心社当选为江西省省长

核心提示：2月5日，江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选举鹿心社为江西省人民政府省长，胡幼桃为副省长。

江西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全体会议2月5日选举鹿心社为江西省人民政府省长，胡幼桃为副省长。

简历

汉族，1956年11月生，山东省巨野县人。1985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8月参加工作，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农田水利工程专业毕业，大学文化。

1982年8月至1986年5月在农牧渔业部土地管理局工作，1986年6月至1996年6月在国家土地管理局先后任副处长、副司长、司长，其间1987年4月至1988年4月在联邦德国进修，1995年6月至1996年6月在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政府挂职任副市长。1996年6月至1998年3月在国家土地管理局任党组成员、副局长。1998年3月至1999年5月在国土资源部任党组成员、耕地保护司司长。1999年5月任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党组成员。2005年11月任国土资源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国家测绘局局长、党组书记。2008年10月被免去国家测绘局局长、党组书记职务。2011年6月任江西省副省长、代省长。同年10月30日，中共江西省委十三届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鹿心社为省委副书记。

是第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

中新网

我父親周宇馳爲何離開空軍司令員劉亞樓

現代荊軻：回憶我的父親周宇馳（2）

向紅

《新史記》編者按：本文係作者提交給北京“九一三”40週年文史研討會的書面發言。
作者向紅是周宇馳的女兒。據“維基百科”等資料：周宇馳（1935年－1971年9月13日），河北樂亭縣人，曾任解放軍空軍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是“林彪反革命集團”主要成員之一。1971年9月13日，在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飛機起飛後，周宇馳、于新野及李偉信在北京沙河機場乘直昇機出逃迫降，周宇馳及于新野開槍自殺身亡。

我終於明白了父親為什麼調來調去：

他給劉亞樓當秘書時，有一次上午到的大開本《參考消息》，他下午才送給劉司令看。劉批評了他。他解釋，這只是一本《參考消息》，不是文件，並沒耽誤工作，遂不肯認錯。劉的性格很聞名，豈能允許別人反駁和異議，尤其是自己的秘書，就在一次黨的會議上再次批評我父親，好像說他工作“踢皮球”。但我父親也很倔，有些不識時務，堅持不認錯，劉亞樓大為光火。我父親那時是少校，劉為此在空軍出台了一條新政：凡是少校軍銜沒有擔任過指導員或教導員等職務的，一律下放一年，補課。這就是我父親後來下放到江蘇鹽城高炮某部，擔任了一年營教導員的前因後果。

http://www.dahe.cn/wenhua/shgc/W020080416352788288857.jpg

開國上將、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周宇馳當過劉亞樓的秘書。

據我哥哥瞭解，“文革”前我父親曾經被借去上海黨校講過課。我也記得他在空二師五大隊當政委的時候，五大隊的宣傳搞得有聲有色，我父親和飛行員的關係很好，經常談心。父親還有副好嗓子，他喜歡唱《革命人永遠是年輕》、《我們走在大路上》這一類激揚、向上的歌曲。“文革”期間他被評為空軍的“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在大院裏進行心得講用。他身體很棒，在一航校時拿過東北軍區速滑的名次，剛回大院還在燈光球場打過籃球，那應該是林立果還沒到空軍的事了。

于新野叔叔的父母都是新四軍，是革命老幹部；他父親在解放初是安徽省人民廣播電台的創始人，後來擔任過上海市人民廣播電台理論編輯部的領導，1958年支邊調到寧夏省電台工作。

我也還清晰地記得林立果剛到空軍時，穿著新軍裝，寡言少語地坐在我家床上，見我進來，一副手足無措的樣子。後來他成熟了，也胖了，像個幹部的樣子了，到哪兒都能聽見歌頌他父親和讚美他的話，每逢此時，他只微微一笑，頷首致意，應付自如，並不張狂，平時依然寡言少語，好像總是有事可做，從未見過他懶散的樣子。

記得是1970年5月20號，早上程洪珍開車到中山醫學院，把我接去度週末，“調研小組”的人當時都駐在廣州白雲山機場招待所。因為他們那裏可以看到香港報紙和很多的外國雜誌，所以我去了就會翻看，對報紙上連載的言情小說很癡迷。

一個上午，別人都各自忙碌著，洗衣機放在翻譯陳倫和房間的衛生間裏，嘩啦嘩啦地響，我好奇地去看，順便幫忙。他們住的樓層上有一個大飯廳，裏面有部電視機架在那裏，平時大家可以聚在裏面看電視。那天我看見飯廳沒有人，椅子都折疊好靠在牆邊，只留了一把椅子正對著電視機擺放著。電視裏開始轉播在首都天安門廣場舉行的“五二O”大會，我坐著椅子上看了看，就走開了。一會兒，該林彪講話了，林立果從房間裏出來了，有人很默契地開了瓶橘子汽水遞給他，他就坐在那張椅子上，聚精會神，邊喝邊看，別人都走開了。我見大家都不進去，也不好貿然進去，就在門口看了一會兒，記住了林彪講話中“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那個“助” 字的湖北口音特點。林彪講完話，大會還沒結束林立果就站了起來，還是一副沒有表情的表情，回房間了。我目睹了這一切，就自己一個人胡思亂想起來——不是說幹部子弟應該謙虛嗎？他只聽自己爸爸的講話，算什麼呢？可是他父親是林副主席呀！原來他和他父親的關係會這樣啊……要是爸爸在台上講話，我好不好意思聽呢？

後來跟林立果見面次數很多，但仍然完全不能把他和《五七一工程紀要》聯繫起來。

我們一直在想：是什麼讓我父親從當年一個學習毛選、宣講毛選的“積極分子”，和那些空軍黨辦的精英們，變成了後來的他們？可以說他們都已經有家有業，也有一定權勢，他們還想幹什麼？怎麼就願意冒死跟著林立果幹出這樣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來呢？難道是貪圖更多的權益？難道是腦子一熱、自我膨脹？或是上了“賊船” 下不來了？林立果還折騰什麼呀？林彪不是已經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了嗎？一開始怎麼也想不通，第一次覺得熟悉的父親那麼的陌生；後來慢慢想通了一點，逐漸地，我們開始走近我父親。（《新史記》第4期）

廣東的地方主義問題上升為“敵我矛盾”

針對廣東的“反地方主義”的毛周之爭（3）

　　《明鏡月刊》金瑞子

關於第二次反地方主義的結局，區夢覺說：

【“從廣東歷史大辯論中揭露出來的問題是十分驚人的，不僅有古、馮為首的反黨集團，還有廣州市以市委書記吳有恒為首的地方主義反黨集團和韶關、汕頭、西江、合浦、興梅等地的一批地方主義分子結合的反黨小集團。而有地方主義思想的人就更多了。僅省級機關處長以上幹部中有嚴重地方主義錯誤被確定為重點辯論對象的就有83人，佔這類幹部總數的6.4％；在省委委員、候補委員中，有嚴重地方主義錯誤的有11人，佔委員總數的20％；在省委常委中有嚴重地方主義錯誤的有 4人，佔常委總數的 27％；而在書記處中有嚴重地方主義錯誤的就有3人，佔總數的30％。從這裡可以看出，地方主義對黨的肌體的侵蝕，特別是對省委領導核心的侵蝕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

而陶鑄則進一步總結說，所謂廣東歷史問題大辯論，目的就是要把廣東的地方主義徹底搞掉——
1957年12月19日，陶鑄在中共廣東省委第八次全體會議（擴大）的總結中，對廣東歷史大辯論的作用和成果是這樣說的：

陶鑄

【“我們這次會議，是一個很好的馬列主義會議，正因為是一個很好的馬列主義會議，我們才能夠徹底解決長期存在在廣東黨內的地方主義問題，能夠解決地方主義問題，就可以做到廣東黨內真正的團結。廣東黨幾年來之所以團結得不夠好，就主要是因為沒有把這個妨礙團結的因素——地方主義徹底搞掉。”

關於廣東地方主義的嚴重性，陶鑄說：“從去年省黨代表大會以來，海南的地方主義已經不是一般的地方主義，已經發展到嚴重破壞黨的團結的地步。所謂一般的地方主義，主要是指局部和整體的關係搞不大清楚，並有一些地方主義的言論等方面而言。但是，海南的地方主義已經變成有組織的、有綱領的、有目的的進行陰謀活動的反黨集團。他們避開黨的組織搞陰謀活動，反對我，反對省委，企圖改變海南區黨委的領導；而‘臨高事件’變成了地方主義分子與反革命分子相勾結的反革命行動。

“海南地方主義分子背著黨的組織去搞反黨小集團，進行反黨的陰謀活動。在這些地方主義分子的猖狂進攻下，海南區黨委的領導權雖然還沒有完全操持在地方主義者的手裡，但是已經很危險了。如果再發展下去，海南的黨就會脫離正確的領導，就會完全變成地方主義的‘黨’而不是共產黨。他們的反黨活動如果得逞，並繼續發展下去，是可以走上反革命道路上去的。這絕不是危言聳聽，臨高的反革命事件不是明顯地說明了這一點嗎？”

對於廣東的地方主義的特點，陶鑄說：“廣東的地方主義在哪些方面向黨進攻呢？歸納起來，大體上是：翻民主革命的案；否定黨所領導的歷次運動的偉大成績；破壞省委領導的威信；排斥、打擊外來幹部與反地方主義堅決的地方幹部，等等。企圖逐步奪取省委的領導權，最後變為地方主義的小王國。他們先進行翻案，說過去的案子都搞錯了，然後，說省委領導的歷次運動沒有成績，說省委領導錯誤了。既然把歷次運動說成沒有一點成績，並且都搞錯了，說省委的領導很壞。那麼，這個省委當然就不能維持了。如果現在的省委真正象地方主義分子所講的那樣，那就應該改組；如果說現在的省委是正確的，是堅持執行中央的方針路線的，那麼他們攻擊省委抱的是什麼目的，不是顯而易見嗎？……比如以馮白駒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非法活動也成了半公開的合法，很多人都知道，不但沒有人揭露，遭不到任何的抵制，而且很多人同情他、支持他，也沒有人向省委反映過這個情況，可見黨的組織原則和紀律已被破壞到何等嚴重的程度。”】

陶鑄最後又給廣東地方主義分子加了一罪，說：“地方主義分子是不能反右派的。廣東反右派鬥爭之所以落後一步，與黨內的地方主義影響是有很大的關係，因為地方主義思想實際上和右派分子是一致的。”陶鑄還講，毛澤東曾指出：“地方主義就是右派。”可見，地方主義問題已是敵我矛盾。（《明鏡月刊》第17期）

竊國與愛國都不成立，誤國並非袁世凱一人

《新史記》編者按：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週年，也是中華民國首任總統袁世凱逝世95週年，6月5日至7日項城袁氏家族聯誼會在安陽舉辦第三次家族聯誼會，並召開了“辛亥革命與袁世凱研討會”，國內一些研究近代史的學者、專家參加了會議，“共識網”刊登了與會者發言記錄，現摘錄如下。小標題為本刊所加。

張耀傑（歷史學者、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

駱寶善教授昨天說當年有張謇的詔書，還有一個詔書駱先生沒說，是一個叫洪述祖的人寫的，唐紹儀還沒有南下以前就寫了，實際上是辛亥革命爆發沒幾天這個詔書就寫了，這個詔書寫完，洪述祖就給唐紹儀出主意了，說你去談就要談共和，談共和以後，袁世凱是大總統，你就是內閣總理，唐紹儀之所以有這麼大的推動力，就是他想當內閣總理。其實這個人一年以後就是參與殺宋教仁的人，二次革命也是這個事引出來的。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張耀傑。

駱先生評點袁世凱的書裏面，關於宋案的說法是不成立的。洪述祖是唐紹儀的人，不是趙秉鈞的人，唐紹儀回頭當總理的路上，還沒回到北京，洪述祖已經到趙秉鈞的內務部去要當秘書長了，這個《申報》上是登出來的，當時《申報》的說法是，趙部長說了，這個人是唐紹儀的人，居功行賞，他有功了，就是寫詔書幹這件事有功。

所以後來殺宋教仁，不是因為他是趙秉鈞的人，更不是因為他是袁世凱的人，而是因為他和應桂馨有聯繫。因為這麼一點就證明刺殺宋教仁是袁世凱和趙秉鈞參與了，是不構成證據的。實際上應桂馨是什麼人？應桂馨是陳其美的諜報科長，孫中山的衛隊司令，黃興的兵戰助理。在殺宋教仁前一個星期，從黃興那兒就拿出了60萬，給宋教仁50萬，他自己拿了10萬，應桂馨不是光從中央政府那兒每月領一千塊錢，黃興一下子就給他10萬，你說他是誰殺的？你這個結論太草率了，這是第一點。

但是你這個詔書很有意義，你說出來了一個合法性的問題。袁世凱當總統的合法性要遠遠大於孫中山當總統的合法性，因為袁世凱當內閣總理是資政院推選的——相當於人民代表大會，是有權力選舉總理甚至大總統的。南京的都督代表會議是沒有這個權力的，它不代表民意。北方政府的合法性遠遠超過南京政府的合法性，這是合法性的問題。

還有一點，就是歷史局限性，我們現在給袁世凱平反，我們還要承認他的局限性，不能說以前冤枉了他，現在就說他什麼都好。“竊國”是不成立的，“愛國”也是不成立的，“誤國”不是他一個人誤的，他肯定也誤了。

他沒當總統時，慈禧活著時，他搞過憲政，天津的咨議局做得最好，咨議局主要是省市來選舉的，他當總統時選了嗎？他推行各省自治了嗎？沒有。合法的參議院他給解散了，你說國民黨叛亂，解散，可以，那你重新組織啊，沒組織，原來的咨議局、參議院他都沒再搞了，為什麼？不就是你想專制嘛？

中國的農民都想當皇帝，談判的時候，君主立憲是真的，後來當皇帝也是真的，他不是不想當，真不想當，跑到美國去，跑到國外去，不就行了嗎？他沒有嘛。

中國需要華盛頓，他不是；中國需要明治，他也不是；中國需要伊藤博文，他也不是。
馬勇老師說“非袁莫屬”。1913年就改了：“非去袁莫屬”，他當皇帝，就更進一步“非去袁莫屬”——你當皇帝了，那當然大家要推翻你，當初你信誓旦旦不當皇帝，中國傳統要講信用，你發過誓不當，你後來又當，不管什麼理由，你不可以當。毛澤東那麼厲害，他都沒敢當，皇帝是不能當的，聽說馬勇老師要給他當皇帝給出一個解釋，這有什麼好解釋的，袁世凱當內閣總理肯定是合適的、一流的，當皇帝他不合適，也沒資格，當初談判的時候，張謇已經說過，如果非要當皇帝，蠻族不行，我們找孔家，怎麼能輪到你袁家了？這是要合法性的。

什麼叫“共和”，君主專制不是共和，民主憲政才是共和， “一黨訓政”叫共和嗎？一家人當皇帝不可以，一個黨當皇帝就可以嗎？孫中山可以搞一黨訓政嗎？歷史證明，一黨訓政比君主立憲、比一家人當皇帝更邪惡更壞。有皇帝的時候，能一下子餓死幾千萬嗎？沒有。一黨專制，還是專制，你不讓大家選，不讓“權為民所賦”，就是專制。

（《新史記》第4期）

林彪累垮上廬山，賀子珍意外來探望

林彪出任國防部長第一年（6）

《新史記》舒雲

1960年夏天，林彪終於因繁忙的工作累垮了。7月18日，林彪飛赴南昌。7月19日，林彪由南昌乘火車到九江，上廬山休養，夫人葉群和兒女同往，住在廬山180別墅。

在此之前，林彪兩次上過廬山。除了1959年林彪上廬山開會，1958年林彪也上過廬山療養。1958年8月20日，林彪到毛澤東處開會，談軍事問題，準備對金門進行警告性炮擊。從回憶文章看，整個炮擊金門完全是毛澤東一手導演。但林彪還是累病了，上廬山療養了兩個多月，過了中秋節才下山。廬山管理局招待所副所長彭毓炎回憶：江西省委指示，首長身體不好，要時刻注意他的健康。

1960年林彪在廬山上的生活很有規律，早上 7點起床，吃一點豆漿、牛奶。白天看書，主要看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下午3時，廬山療養院的醫生來出診。林彪躺在地毯上照紫外線，等於曬了太陽。晚飯後他在院子裏散步，喜歡一動不動地站在樹蔭下。林彪基本不出院子，平時辦個什麼事都是葉群出面，葉群對工作人員很客氣。臨走林彪表示住了這麼長的時間，很感謝，請結算一下費用。工作人員說上級吩咐不用結賬，林彪輕輕搖頭，用手指著葉群，由她辦。彭毓炎請示後，按每人每天兩角收取了費用。

180 別墅是兩層樓，服務員彭毓雲回憶：林豆豆和林立果住樓下，林彪夫婦住樓上。有一天晚上吃過晚飯，林彪坐在窗前的沙發上聽收音機，毛澤東前妻賀子珍由護士盧泮雲陪著來了。上廬山前，林彪一家曾到南昌三緯路看過賀子珍。葉群趕快從二樓下來歡迎，她大聲對林彪說：你看誰來了？林彪笑著對賀子珍說：什麼時候來廬山的？賀子珍一口江西話：剛到，聽說你在這裏，我就來看看你。小林，你身體還好嗎？林彪說：我還是那樣，每天看不了什麼文字，只是精神比上山前強一點兒。葉群說：林總身體不好，擔子又重，每天不要命地看文件，看主席的書。子珍同志，你知道在井岡山，林總一直緊跟主席。林彪怕賀子珍受刺激，微微皺起眉頭，叉開話：叫孩子們上來。很快豆豆和老虎跟在葉群上來了，他們恭敬地說賀娘娘好。老虎還說了一句盧阿姨好，豆豆只是微微一笑。

林彪從來不串門，別人也很少來看他，在廬山上只有毛澤東夫人江青和朱德夫人康克清來過。可他為什麼突然去看望賀子珍？賀子珍被“冷藏”多年，難道她要“出山”？（《新史記》第4期）

毛澤東第一次去莫斯科，火車上帶大批白菜蘿蔔

重新找回來的毛澤東兩次訪蘇軼聞（10）

沈志華

《新史記》編者按：本文為沈志華教授2011年1月7日在由《文史參考》雜誌社主辦的文史大講堂上演講，略有删節。標題為本刊所加。

提問：毛澤東赴莫斯科的途中保衛十分嚴密，聽說是北京到滿洲里邊境的鐵路線站的都是解放軍，國民黨也曾經刺殺毛澤東，我想請教沈老師，確實有此事嗎？

沈志華：毛澤東去莫斯科的保衛非常嚴密，在檔案文獻中是有記載，你說國民黨刺殺，我沒有看到文件，而且我到台灣去看國民黨的檔案也沒有看到，是不是有，我現在也不能確定。

提問：毛主席第二次去蘇聯，還有一句在我們青年人中流傳很廣的話，他和蘇聯留學生見面的時候說，世界是你們的。他為什麼會提出來這句話？
沈志華：我們那個時代也是非常受毛澤東這段話的感召，他主要是對年輕人講的，說“世界是我們的，也是你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他為什麼要這麼講，有什麼很重要的原因嗎？他見的是當時一批中蘇的留學生，期待著他們回國，因為當時新中國建立的時候，共產黨自己能夠信任的知識分子是沒有的，不是國民黨留下的就是日本人留下的，這個都不能信任，他只有馬上派人出去學習，就是這批人，差不多到1957年學成要回國了，指望著他們將來參與中國的建設，所以毛澤東把希望寄託在年輕人身上是很正常的。

1957年11月17日，毛澤東在莫斯科大學禮堂對中國留蘇學生發表講話：你們“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

提問：關於毛澤東的第一次訪蘇，當時美國《時代》雜誌曾經披露這麼一個細節，說毛澤東的莫斯科之行，隨行帶了很多禮品，據說有15車之多，裏面包括一些從北京故宮博物館收集來的歷史文物，但是我還看到一些資料說，這些禮物中還包括像白菜、大蔥這些在現在看來很不可思議的禮物。您有沒有一些有趣的歷史細節給我們講述一下？

沈志華：毛澤東的禮單是有檔案文獻，我沒有發現有故宮的文物，有很多象牙雕刻、刺繡、中國的工藝品、景泰藍，細節在檔案裏都有，我覺得都是一般的，至少我在檔案中看到的是這樣。你說白菜蘿蔔，是有的，毛文稿裏就有，毛澤東命令山東省準備幾車白菜蘿蔔，他為什麼要帶白菜蘿蔔去，我也挺納悶，而且從北京一直開車開到莫斯科去，我想很可能跟米高揚訪西柏坡的一段細節有關係，米高揚訪西柏坡的時候要吃鮮魚，當時沒有，他講蘇聯冬天特別冷，什麼新鮮的蔬菜、魚肉都沒有，我想是不是毛澤東聽了這句話，就給他帶去了白菜蘿蔔。

但是蘇聯給中國代表團的禮單也很珍貴，我也看了那個禮單，給毛澤東吉姆牌小轎車一輛，給周恩來一輛，還有金煙斗、金煙盒，都是金的，就連司機、秘書都有份。我看了看，還是蘇聯的禮物比較值錢。（《新史記》第4期）

读“历史的未来”，看福山的困惑和期待

朋友提醒我看国内翻译的“福山：历史的未来——自由民主制能否在中产阶级的衰落中幸存下来？”一文。我刚好一天前也注意到了这篇译文，由于意识到福山原文的重要性，虽然对翻译的准确性存疑，还是把译文看完了，但是由于翻译不太理想，我还是希望看到原文，后来我也找到了原文，原文出自美国外交事务双月刊的2012年1/ 2月号，原文才刚刚新鲜出炉，国内的翻译就有了，速度的确令人吃惊，，大家想看原文的话，可以自己去买一本美国外交事务2012年1/ 2月号来看看。

这里先简单的说几句这篇翻译不如理想的两个实例，【茶党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国家监管，保护普通民众不受金融投机分子的欺诈】应该翻译为【茶党的主要目标是要反对国家监管，而国家监管的目的却正是要保护普通民众不受金融投机分子的欺诈】，另一例【人们将不得不坦率地讨论再分配机制】，不能表达出原文的【It would have to argue forth-rightly for more distribution】的意思，这一条比较重要，必须翻译的准确，才能传神。不过总的来说，这篇翻译与福山原文的大意差别不大，所以国内的读者要掌握福山原文大意的话，这篇翻译还是可以的，有些地方翻译的不能传神是可以理解的，翻译错误的地方当然不好，不过总的来说没有伤害到大意。

福山此文点到了当今西方和全球面对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议题，但是福山行文的面面俱到，虽然是流露出他广阔的学识，却起到了模糊焦点的效果，本文将从福山的困惑和期待两点切入，用以更好地阐述福山所说的这个局面。

首先福山解释，在当今美国经济困难，政治上呈僵持状态，美国中产阶层力量不断弱化，而中产阶层是民主社会的中坚力量，假如不能解决中产阶层不断弱化的局面，【如果持续下去，将会威胁当今的自由民主，并颠覆民主的意识形态】。可是令福山困惑的是，在这样的局面下，美国社会可以动员的力量却不是来自中下层的左派力量，而是来自中下层的右派力量，即茶党的动员能量，福山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左派多年来都没能拿出有说服力的理论有关，，【几十年来就没有一位左翼思想家能够提出，（一），对经济变革期的发达社会的完整结构分析；（二），保护中产阶级社会的可操作的政治议程】，福山说这样的局面不健康，应该左右辩论，互相在理论上有所竞争才好。

福山的这个说法的问题在于右派也没有可信的理论应对这两个问题，福山为何只对左派拿不出理论而困惑？我们同样可以问：难道右派就有具说服力的分析和议程了吗？答案是否定的，不但如此，美国右派的自由市场不应被管制的理论在这次金融动荡中再一次被证明不是什麽神圣的理论，右派的小政府理论在共和党执政期间政府职能都是在不断扩充的。

光说理论的话，福山忽视了左派的福利民主制度有著名的罗尔斯社会公正理论为依据，（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罗尔斯不光是继续发展了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他还引进了极为高标准的康德道德观做为基础，发展出美国福利民主制度的理论，所以左派的理论不可谓不坚实，反而是右派的自由放任市场和小政府理论是多次被证明了站不住脚的，可以这么说，福山的困惑是看到了现象却错怪了对象，问题不是谁有更好的理论，而是谁占领了舆论的高地，即谁的意识形态和propaganda是美国今天的主流，按照福山的分析美国社会的中下层在文化上是保守的，用福山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例如在美国，茶党在措辞上反精英，但茶党成员却把选票投给保守派的政客，这些政客恰恰是为他们所厌恶的金融资本家和商业精英服务。关于这一现象有很多解释。包括根深蒂固的对机会平等而非收入平等的信仰，以及文化因素，例如堕胎、枪支管制，这些问题会压过经济诉求】，这就是今天主导美国右派杂乱无章的意识形态，造成美国中下层保守民众被卖了还帮着数钱的现象。

其实长期主导英美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意识形态, 从来是不在乎有没有坚实的哲学理论基础的，自由主意在政治哲学家George Grant 的眼里，不过是英美社会里占据主导地位的有效生产力的意识形态，而英美在自由主义，贸易和科技这三者的强力结合下，成功地主导了世界两百年之久，这样成功的结合，让人理直气壮，更不会在乎理论的有无。但是今天福山看到的在科技和全球化的双夹击之下，社会上财富极大的集中起来，中产阶层不断地弱化，这个局面其实早在1985年就被George Grant 预言了，即全球化下，自由主义不能阻碍资本和技术的全球游走，工作岗位也跟着资本流失，于是英美几百年以来的成功秘笈，即自由主义加贸易加科技的铁三角出现了基本矛盾。这个局面的确需要福山所说的：【（一），对经济变革期的发达社会的完整结构分析；（二），保护中产阶级社会的可操作的政治议程】，但是这不光是【左翼思想家】的问题，而是整个西方社会包括右派也要面对的问题，和如何动员的问题。

福山认为目前的社会不公会不断恶化，美国的财富极大集中已经形成了自我强化的机制，这个局面必须要有民主的动员来制衡之，但是要有民主的动员就必须先要打破来自旧世代的完全自由市场和小政府的论述，福山说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论述，这个全新的论述既不是左的也不是右的，而是来自左右理念的整合，这个新的论述还必须深刻批判精英们对中下层的出卖，批判金钱政治，批判美国政治中心对财阀们的巨大维护。理论上福山认为还要批判新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和它的立论基础，即个人主义，因为个人从来不是完全自主的，个人是深受社会环境所左右的。

那么福山期待的新论述是什麽呢？福山认为要重建一个健康的中产阶层和走向强大的民主社会，一个全新的意识形态要包含一些要素，我把这些要素整合表列如下：1）政治优先于经济，2）强化政府代表公众利益的合法性，3）重新设计公众服务体系使之能够摆脱对执行机构利害关系者的依附， 4）直率的主张更为广泛的财富分配， 5）寻求切实可行的终结利益团体左右政治的局面， 6）全球化的机遇和因应必须纳入政治管控之下， 7）市场本身不是社会的目的，贸易和投资的价值在于能使社会的中产阶层蓬勃发展，而不是盲目地追求国家整体财富的增长。

从这七条要素来看，除了第三条是针对政府機構裡工会的力量之外，其他六条都可以看成是与新古典经济学派和美国保守派的立场背道而驰的，这样看就比较可以理解为什麽福山的困惑聚焦于左派没能拿出像样的新理论，同样的问题他没有感叹右派在理论上的缺席，原来他想要解决的方向几乎全部是传统左派关心的范畴，他当然更期望左派能够提出新的论说，虽然前面他说了这个全新的论述既不是左的也不是右的，而是来自左右理念的整合。

其实福山也明白理论不是关键，关键是社会的动员，所以才有这个局面必须要有民主的动员来制衡之这样的观点，要是我们根据George Grant 的说法，即主导一个社会的强势意识形态必然是反映该社会占据主导地位的有效生产力的利益的话，那么我们今天还看不到美国资产力量会舍弃全球化巨大利益的可能性，从美国政治上目前的僵持来看，这些问题也难以在政治上找到解决的办法，资金和工作外流会持续下去，新的意识形态也难以产生，社会动员可以说言之过早，看来还要有更大更深刻的局面才能引发比占领华尔街更有效的社会动员。

福山指出的问题可以说是美国社会根本性的问题，即市场和资本的自由有分化社会发展方向的问题，要限制市场和资本的自由，要节制全球化，哪怕是一点点，也会抵触自由主义和放任市场原教旨的立场，没有一点管制的话，贫富分化和中产阶层的不断弱化就发生在眼前，美国呈现寡头和民粹倾向同时存在的局面，困惑福山的是右派民粹成为美国社会动员的主力，这个主力的茶党爱帮寡头数钱而不自觉，民粹主動幫寡頭辯護。

美国社会面对的这个根本性问题，今天却刚好碰上了全球性的金融大动荡，目前还看不到解决的出路，这样问题不但更复杂了，问题也不光是美国的问题了，可以说是整个西方民主体制更新的问题，当然世界其它地区也不会安然无恙的，这样看就更能理解福山文章标题的深刻含义：“历史的未来——自由民主制能否在中产阶级的衰落中幸存下来？”。

福山让大家想象今天会否在某处一个小阁楼上有一默默无闻的写作者正在奋笔疾书要勾画出一个未来的意识形态，这有点要呼唤未来马克思的意味了，其实福山不必远求，他自己就是最佳的人选，福山在2008年以改投欧巴马的形式正式告别了他在美国保守学术界的位置，他从此可以无拘无束地推动民主，寻求民主的改革，不受左右的拘束，却具备了左右的眼界和学术功底，以他师承Allan Bloom和斯特劳斯的学术背景，福山可以说是成功地脱胎换骨了。

作者：杜智富，原载: 独立评论

薛蛮子：中国商人永远是政治奴隶

　　中国的商人为什么多年来是一个被歧视的地位，因为中国的商人永远是政治的奴隶，永远是权力的奴隶，永远是为了赚钱，所以没有办法被人看得起。我们现在一些商人最高的理想，就是做到当地的人大副委员长，当地的政协副主席，他觉得自己能够跟权力为伍，就是最高境界了。

　　在中国社会几千年的历史中，商人的社会地位一直较低，本质上是由于中国儒家的重农轻商的传统，商人是抬不起头的。说老子是个商人，但说自己是商人的人，都要说自己是儒商，因为儒比商高，先说自己是儒，再说是商；所以现在的国学班在商人中大行其道。

　　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觉得自卑，哥们是个商人，一定首先要儒。而在西方社会中，Business是个中性词，是个行业，修脚的、修表的都是，教授也一样，就是个行业；在中国，商人接近于贬义词，在中国成了这样一个概念，无商不奸，没有道德，蒙人的家伙。

　　中国的商人为什么多年来是一个被歧视的地位，因为中国的商人永远是政治的奴隶，永远是权力的奴隶，永远是为了赚钱，所以没有办法被人看得起。我们现在一些商人最高的理想，就是做到当地的人大副委员长，当地的政协副主席，他觉得自己能够跟权力为伍，就是最高境界了。

　　相对来说，互联网和新媒体这一块挣的钱是最干净的，因为做搜索，做电子商务，当地的政协主席起的作用很小。我们做个小灵通，是可以自己做的，尽管要跟人家喝酒，偶尔跟人家卡拉OK，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像做房地产一样，天天去仰人家鼻息。

　　我认识的这种做公关的中国人，一个本子，他要巴结这个官的爸爸妈妈，他们家阿姨的生日，每次到香港，到外国，带几十双不同号的鞋，都要送到，每一个生日都要顾到，还要帮助大官警卫员孩子解决上学问题。要做到这种程度，他才能生存，这是我绝对不想看到的。我干的活儿，他们绝对干不了。

　　商人在中国想要发展，一定要逐渐跟西方社会一样，一定要自个儿独立。在美国没有任何人认为比尔-盖茨和乔布斯是坏人，他们是最大的商人，他们做了很多垄断的事，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博弈，你有本事就算了，没有道德之说。我觉得中国的商人将来会越来越好，现在基本上是跪和半跪的状态。

　　共识论坛

人，岁月，艺术----读《大师访谈录》

硕果仅存者言

俄罗斯作家爱伦堡写过一本书叫《人，岁月，生活》；现在我们读到的这本书《大师访谈录》则对一系列当代书画大师进行了采访，做出了记录。虽然和爱氏的书不尽相同，但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接受采访的当代名家们，也是在岁月和生活中思考其艺术并完成其人格之塑造的。他们悠长的生命，在外形上，呈现出历史的美感和痛感。美感，是他们的睿智和洒脱；痛感，是他们对于逝水年华和一度饱经摧残发出的慨叹。然而，正像歌德所谓，"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那又何必为痛苦而忧伤......"

所采访的十多位名高德重的艺术家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战胜生活，战胜苦难的精神。这个精神在笑谈中，竟然也使得强虏灰飞烟灭！邵先生燕祥近有诗云："莫道高堂悲白发，镜中强半尚红颜。"直指采访中人之今日风采。

当然，笑谈之中，他们的忧患意识随处可见。他们或者以诚相待，直面这些问题；或者一笑置之，化为一种辛辣之讽，或者娓娓道来，以期分析之，化解之。他们的名字是人们耳熟能详，闻之肃然之辈：饶宗颐，吴冠中，周汝昌，黄苗子，启功，......从谈吐的风格上判断，他们个性各异，或信而执着，或笑而谑之；谈话的侧重点也不相同，或言惯中西，或古今纵论，但是他们有一致处，就是，在他们的头脑中，既有宏观的关照，也有细节的深思；宏观之大，大到如何对应今天于历史，如何解析中国文化和西方文之碰撞，如何解释理智和信仰之终极关怀；细微之处如，如何解释书画之审美，如何安排诗歌之平仄，呼吸。使人们读此书，有面见大师之宜，实在难得。书中被采访者，大都是进入八九大秩之龄的文坛大擘，其言一出，当必反响于世，泽备后人。

传统和信仰

大师们屡屡谈到的，是如何保持和延展中国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

他们的忧虑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确凿的判断，是他们生活经验，艺术经验在概括，在论证。因为，在其漫长的艺术实践里，他们往往比常人更加了解和体悟上述问题。虽然旧问题没有结局，新问题接踵而来，可是，这些夕阳尚红的老人们，一贯以来，就是些童颜鹤发，天真深邃之辈，他们永久的好奇心，是与日月同光而光的。这样一来，他们的谈话就显得有言他人不能言之可贵处。

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是一个事务的两面，还是一个事务的一面，近来多有争论。一般而言，说传统文化好，和说其有精髓者，是和说文化传统糟糕，两相呼应的。但是这个本来在政治层面上争论的问题，其实是可以涵盖政治文化的。因为文化之大，本来就可以涵盖其子目，如经济文化，政治文化等。所以，这个大前提不解决，下属问题就无法对应。听听大师之言，或可让人解颐。在这个方面，我们看到的，多是大师们呼吁恢复而非否定传统文化的言论。他们担心的，不是鲁迅先生说的，传统文化皆为"吃人"者，而是担心，如中国人没有文化情结，没有历史感，没有道德涵养，倒是会变得一无是处（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追溯自己在那个年代的遭遇）。

这个问题当然是一个老话题。自十九世纪末叶，就有打倒孔家店和卫孔之争。当然，马列主义一声炮响，孔家店也轰隆一声倒塌了；真是几家欢乐，几家愁。我们在前几年看到的中国学者反思那时情景的文章，好像唤起了一场结果是未完成的讨论（中国有多少未完成讨论啊！）那时，王国维为中国文化之殉难，和陈寅恪先生为之所做之悼词，流行一时。那个悼词，是对中国文化之哀悼----多数学人持此看法。也许，过了十来年，人们，尤其是年轻人，就又对之不得而知了。

是的，陈先生是这样写的----

"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我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

此所谓文化神州丧一身者，就是他对后来辜鸿铭所戏称之民主为民疯的预言（辜将democracy
改为democraze。----见唐振常文《从中西文化冲突看五四之反传统》）。这个陈大师当时的哭泣，是有其回声的。在我们的采访中，许多学者，画家都从自身的角度，来呼应这个上世纪初叶前辈大师的悲歌。

现在无大师乎？

如黄苗子先生和采访者问答中有一段----

问：尼采在上个世纪说过一句话"上帝死了，什么都是可以做的。"我认为现在是这个状况。也就是一旦没有信仰就什么都是可以的，只要行得通。

答：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就有这么一个感觉，以前中国人有信仰，后来信仰马列、毛泽东思想，现在谈不上信仰，这也是文革造成的严重后果。现在文艺界、学术界之所以有这些现象，根就在文化大革命。有一些人则是在极端的信仰之后没有了信仰。

......

问：对，每个人都应该有个底线。上个世纪中国书画出现一批巨匠大师......

答：我曾经有这样一个说法，不知道对不对。齐白石、黄宾虹这批艺术大师是从清末培养出来的，不是民国也不是解放后，当时确实出了一大批各方面的人才，像康有为、谭嗣同、孙中山、梁启超、章太炎、严复等。他们对于国家存亡、文化兴衰、民族前途都有看法、有主张----现代不大能产生这种人物。

问：就是说知识结构和文化基础是不一样的。

答：还有"五四"时期，比如蔡元培、胡适之、徐悲鸿等等。现在不再有这些大师。

问："五四"以后文化上基本处在全盘西化。鲁迅其实也提倡西化。建国以后"苏联模式"，其实也是西化，是一个大西化的概念。会不会有这样一个结论出来：就是这样的一种文化环境或者是政治、社会、经济环境，不利于传统艺术或者是人文成果的培育？

答：也有关系，如果不是当时的气候，还是有一些思想家出来的。钳制得厉害，就万马齐喑了。

问：对！看了《洗澡》，你会感觉到那个时期的气候。

答：最后来个文化大革命。

问：那是中国文化的一场浩劫，也是前所未有的一场浩劫。有很多东西从基础上从根儿上已经给毁掉了，比如中国教育传统。

答：对！"五四"以来蔡元培等那些传统，"五四"时期的治学方法也消失了。"

他又说，

问：刚才谈到鲁迅，鲁迅的文章虽然是白话文，但里头是有典的，所以说典故你不知道，你就理解不了有多精彩，看上去平平常常的一句话，鲁迅这种旧学的底子还是非常之深厚。

答：可是，他反对人家学古文。现在的年轻人看鲁迅的作品就没办法全都看懂。

问：但他自己学得好着呢。

答：对。不通古文，中国文化的门开不了。古文、古书就是打开中国文化之门的钥匙。现在很多人都说有些大学的文科教授水平不行。

黄先生是谈信仰和传统的关系问题。给我们一个提示。

我们现在说，信仰真空，就是这个问题。而接下来的话题应该是，信仰必建立在文化上面。西方文化建立和基督教有关系。他们画坛早期作品多是圣经题材，就可以见得之。而我们的文化，和宗教的关系少一些。但是从分野上看，是以朝代之更迭为转机的。简而言之，如，清末民初的文化哀思，和明末清初的文化哀思，几乎如出一辙。我们记得，那些为陈先生寅恪所迷恋和敬重的遗民文化的写作者们，是怎样为汉文化的失落而痛心疾首。所以，出现在五十年代以后的，关于清代文化研究中，分身于两个朝代的当时的诗人们，就成为陈先生用"柳如是"----这个象征符号所代表的一班人物。（有关于斯，我们的采访也有涉及。）

于是，从民国末年到五十年代的文化变更时期，民国的文化人，是否也同样带有所谓的遗民色彩呢？这个问题，我们没有直接提出，但是，那些生活于上个世纪中叶的人们----正是我们采访的人中的青壮之年龄，他们谈起那时的文化生活，确有另类之心态。

之所以那个时候，文化人没有碰到后来的文化革命的灾祸，是因为一个比较深刻的思想和政治运数。

新旧替代说

既然我们已经涉及到陈先生和王国维，那么，他们关于"自由之思想"的说法（现在对此有很大争议，一说，王，陈为自由主义；一说，他们是一代遗民），应该是可以追溯到自由主义之鼻祖如约翰。穆勒（新译约翰。弥尔）的。笔者新近于琉璃场书市上购得的他的自传。他在自传叙述了我们的被采访者关心的问题（是三十年代世界书局版，翻译资本论的郭大力译）。他如是说----

" 。。。。。。但是这个过渡时代的特征，是旧思想感情已经动摇而新学说又尚未占得优势的时代的特征。在这时候，从事任何精神活动，已抛弃旧信仰，而不能确知所抱思想是否会动摇的人，都热心听新的思想。但这状态必然是暂时的。特殊的思想体系，将纠合大多数人在它周围，组织与这思想体系相适合的社会制度及行动样式，教育则将在无引导的精神过程时，以新信条传授给新时代的人。如是，渐渐的，新信条代替旧信条而取得同一的强制力。这种有害的力是否发挥出来，要看人类这时候会不会自觉，这种力的发挥，将妨害人性的伸张而使其萎缩。"

于是，穆勒结论道----

"《自由论》的教训，于是有最大的价值。也许，《自由论》的教训，能在一个很长的时期把这种价值保住。"

再于是，我们看到，新的思想，在民国初期，再后来易帜后的初期，都有一个如何看待之，施行之，如何避免，或者更本没有避免穆勒所谓"强制"，"有害"之结局。从政治，经济角度看，如此；从文化，艺术看，亦如此。在历史和今天中彳亍。彷徨，摸索而最终不惑而知天命，而不逾矩之大师们，是一些不会，或者最终不会，被强制而危害他人者----这种危害，往往不是用传统文化之杰作，而是所谓的新东西，其实是膺品危害之。

周汝昌先生这样看待这种所谓的新作品，老人家说道----

"一流人物二流堂"

在这些遗世独立的艺术家群落中，在这些"一流人物二流堂"中的一流人物，（也涵盖"堂"外之杰出者）身上，我们得以看到由回忆和向往引发的一系列真知卓见；配合他们发表的诗，书，画作品，让我们的心灵得洗礼，得享受。凡是文化得以发展，得以成就的时代，都有一个或几个团体，在其中起到一个支撑作用，古今中外概莫如此。苗子的著作《画坛师友录》一书就再现了这些文艺人的历史画面。曹鹏先生在本刊撰文，也论及此状。

而刚刚谈到的约翰。穆勒，也有他的社交圈子----人们现在叫这个圈子为公共领域或者公共空间。那些为后人瞩目的作家如托克维尔，卡莱尔，孔德，克勒律治和约翰。穆勒的父亲老穆勒等，都是其中之人物。

我们不知道这个时代是否也是一种旧死新未生的时代。但是，在这个圈子里，我们确实看到了活跃在旧时代的艺术家们的生活脸谱和思想花朵。记得有一位被采访者谈起贝多芬的艺术。是的，贝多芬是跨时代的。他是永远被演奏，被演绎，被试验的。我们的历史遗产，在一个新的接受者那里，应该是历史和今天，今天和未来同在。

关于美的课题

这个哲学式的命题是否脱离了我们关心的艺术事件，艺术人物呢？我想没有脱离。

之所以将某种哲学，其实是美学，融入我们的艺术，是因为我们采访的大师，在谈论艺术，书法和绘画的时候，口径一致地宣称，艺术不能没有底蕴深厚的思想积淀；这个思想积淀，是其创作和鉴赏艺术的前提。虽然，文以载道，或者艺以载道之道，在今天，其内涵何在，人们争论不休；人们也许要说，像西方现代艺术家颠覆古代艺术家的创作意旨一样，也许，人们，艺术家们，会像杜桑一样咒骂且抛弃美和崇高。虽然杜桑是极端的反惟美主义者，但是，西方艺术之创新，的确是一个本质的创新----当我们看到，前如毕加索，后如玛格丽特和艾舍尔的作品时，美的范畴和历史之崇高的介定，的确被打破了，跨越了。他们，玛和艾们，的确走出了他们前辈的柩穴，而真的做到：走向正，负两面以外的新世界。这是西方艺术和艺术家提示给我们的范本。如果我们走在真正创新的台阶上，那么，以不可取代之新，来融合不可取代之旧，就会有新，旧合一的新结构出现；反之，新，旧，就是不可融合，互相对峙的；新，不成器为新，旧，永远失之为旧。

情结中西文化

这是问题的一个着眼点；另一点是，我们如何看待西方绘画乃至西方思想作用于中国文化。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其中，像吴冠中，熊秉明，乃至潘天寿，林风眠诸公，都是受益法国绘画营养的大画家。在他们身上，发生了如何西学中用，中学西法之问题。像熊先生，他就将似乎拟古不变的中国书画艺术，变成了一个新事务。在其居室大堂中，就亲自手书一副横写的新诗横幅，以示创新。依笔者拙见，作为书画的中国艺术----周汝昌先生说，就连大英博物馆馆长，也拿他无可如何----倒是和西方音乐中的奏鸣曲法有成就上的雷同。这是指构思上的雷同。其快慢，轻重，侧重与省略，乃至整体的呼应等，取法很是相似的----这一无声（胜有声）之艺术，不是在现实一个架构立体的追求吗？

至于同样泼墨作画的现代派画家波洛克，当他在画布上泼洒油彩，而形同舞蹈的时候，的确，不能不说也有中国人舞字成墨之艺术。

哲学大师兼书画家饶宗颐先生，是熟谙西学的。他其实不但懂得西洋，还是和著名学者如季老季羡林，金老金克木一样，也懂得东洋之术。在我们的采访中，饶先生对于印度等国家的文化娓娓道来，让人"听"而观止。他说道----

问：钱钟书也受他父亲影响很大，他算是真正有家学的。您后来在香港曾经和一个使馆的秘书学习梵文。

答：哦，巴郎基吧，他是普库那人，是印度驻香港的一等秘书，以后他做过韩国的大使，他现在还在。他原来在中国留学的，是唐兰的学生。我跟他交换的，我教他《说文解字》，他教我梵文。

问：哦，那你们基本上是对等的。

答：我代价很高。他的父亲是普纳大学的一个伟大的教授，后来我到印度也跟他父亲念过，父子都是我的老师。

问：那您当时跟他交换有多长时间，有一年？

答：大概有两三年的时间。

问：这也是很大的一件事情了，一个浩大的工程。

答：一个礼拜一次，我们住得很近，每次他到我的家里来，他告诉我很多印度的事情。

问：有很多人都对梵文很感兴趣，有一位老先生叫朱季海，也是无锡国专的，学问非常好，几个月前我还见到他。

又说道----
问：您好像对梵文在内的好多字母都研究过。
答：都在研究。

问：希特勒的那个"万（符号）"字。
答：我有一篇文章谈到过，印度叫"所斯卡"。

问：是从梵文来的？
答：不止，这个早得很。印度文到处都是所斯卡，像我们的"福禄"，是表示吉利的。现在我研究西亚史，就是古代的伊拉克文明。

问：古代伊拉克就是巴比伦文明吧？
答：对，那个时候的苏美尔文化也有所斯卡，一直到中国来。你可以看一下我这本书，同书法有关系。

问：对，陶文肯定是跟书法有关系的。
答：我把中国所有的陶文列在一起，同西洋的东西进行比较，这个是有开创性的。

形而上问题

最有趣的是，饶先生与曹先生和谈到了如何理解形而上问题。请看一段短暂的对话----

问：钱钟联先生对您的诗词评价很高的。
答：他给我吹得很高，他说我的诗超过陈寅老，但我不敢当。

问：但是陈寅恪的诗并不太高。
答：他是学晚唐的，他的境界有点倔，这跟他的身世有关。我的词他也批过，他说我是现代主义，因为我把很多现代外国人的思想用在词里头，我读过很多外国人的东西。因为我提倡一个叫做"metaphysics词"，
metaphysics的意思是"形而上"，"形而上的词"是我的主张，这是我的词中最特别的，可以说是讲哲学、讲思想的。

问：在英国是叫"玄学诗"。
答：就是"玄学诗"。这个东西是新开拓的，我希望人家可以跟着走。

问：玄学诗在英国是很有影响的。
答：它同哲学是分不开的。

他们谈到的形而上问题，是时下引起许多学人关注的问题。笔者有意将此话题扩展若许.也许会让读者中人一起讨论。因为，要谈论这个问题，还要继续将其问答看完。在采访的结尾，饶老回答了一个同样和形而上有关的问题----

问：在文学艺术里有一个概念叫"不朽"，那么对死亡学和艺术的关系您是怎么看的呢？

答：中国人有三不朽："立言，立德，立功"，艺术主要就是"立言"，但这个宗教意味太少。中国人的宗教感是比较缺乏的。

问：对。在艺术这块，很多人都说"艺术是不朽的"。

答：西洋的艺术和文学都是从宗教里生出来的，这是和我们中国最大的不同。

问：但是从《诗经》往前，我们的艺术也是从宗教里生出来的。

答：也有。

问：有人说文字也是从宗教里生出来的。

答：当然。

于是的，这个没有展开的问题，一方面，说明了问答二者涉及思考之深，也说明，艺术涵养应该是和思想的深度相关联，尤其是牵涉到终极关怀的时候。

关于文字是从宗教里产生的说法，涵盖了中西方学者的世界观。这个观点就是，文字是神的创造。神创造文字这个符号，和神本身创造的世界有距离，还是很远很大的距离。我们在德里达的文章里对此早有领教。他引用了三位学者的话来解释这个神秘的现象----

拉比*埃利泽说："如果所有的大海都盛满墨水，所有的池塘都栽满芦苇；如果天空和大地都是羊皮纸；如果所有的人都在实践书写的艺术，那也不会穷尽我所掌握的'摩西五书'。差不多就像在大海里蘸上一笔，只会弄出一点儿水，上面的做法不会使摩西五书减少什么。7加利略："它（自然之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

在休谟的《人类理解论》一书里，德米亚以自然宗教的名义，这样说道："这一卷有关自然的论述，包含着大量无法解释之谜，它远远超过可理解的论证或思辩。"

邦涅："对我来讲，可以假定，地球是上帝赋予的理智的一部分。它远远高于我们的作品，供我们阅读。这里，人们可以深入钻研能显现上帝超人智慧的各种名目繁多的事物。这看起来更富有哲学意味。"（见德里达《书本的终结与文字的开始》）

他的意思很明显。上帝创造了一个文本圣经。

我们在圣经里读到的文字，是这个世界（的真理），又不是这个世界（是否是真理呢？）简单来说，基督教历史上的反偶像运动，是坚持基督无法成像的，但是，西方的美术史难道不是一部耶稣形象的历史吗？其实，中国也有伏羲造字,苍頡造字一说："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其文，以画八卦，謂之河图；又"苍頡为帝，南巡狩，发阳虛之山，临于无扈洛洞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之"......中国人没有明确讲上帝创造文字符号，以领导其思想和信仰潮流，而是将形而上，下，一贯以通，说是天人合一。如果人要涉及天，道问题，则大言不辩，大象无形也！

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了，就此打住。

作者：刘自立，纵览中国

金正男说——《父亲金正日与我：金正男独家告白》摘评

　　编者按：2012年1月在日本出版的《父亲金正日与我：金正男独家告白》也许将成为本年度日本最受瞩目的畅销书。书中可见长子金正男对金正日及朝鲜的种种看法；与金正男个人有关的细节也颠覆了他流传已久的纨绔子弟形象；书中叙及金正男与金正日的生活交集，也能感受到这位侨居异乡之人的个人情感。

作者五味洋治先生独家授权《南方周末》摘录该书的部分内容，日本研究学者刘柠做翻译与点评。五味先生为日本《东京新闻》编委、前驻首尔和北京特派员。作者与金正男保持长达7年的电邮联络，该书主要内容即为双方通信，话题涉及朝鲜和金氏家族。这也许是迄今外界可以读到的与朝鲜第一家庭最接近的记录。

为尊重原貌，特保留书中原有称谓。本版文字均为客观摘录，不代表本报立场。

五味洋治采访金正男。五味是迄今唯一能与金正男保持长期联系交流的记者。（五味洋治/图）

金正男的“演技”

2004年，我（该书作者五味洋治）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与正男氏偶遇。以此为契机，我们开始了电子邮件通信，深入交流。其后，又在澳门和北京各见过一次，凡三回，进行了约7个小时面对面的直接采访，其间往来的电子邮件逾150封。我与正男氏，反复交换各种信息，直言不讳，甚至包括各自的家事。我想，我恐怕是与他交往最深入的记者。

据说正男氏度过了孤独的少年时代。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他基本上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人。酷爱读书，对关于朝鲜的海外报道多有扫描，极其冷静、客观地分析祖国的现状，为其未来而担忧。

可以说，他对朝鲜的根本性问题有清晰的把握。至于说看上去像个放浪形骸的公子哥，应该说其中也有旨在使周围放松警惕的演技成分。因此，对他的发言，那种以所谓从权力宝座被放逐后的偏见的维度来观察的做法，是错误的。

刘柠评：关于金正男的身世之谜，西方媒体历来有各种说法，莫衷一是。“唯出身论”自然是有问题的，但不可否认，人生的“原点”至关重要。至少，会对人的性格与性情形成某种影响。据本书作者披露的一些信息来看，正男无论如何堪称“性情中人”。

直言进谏金正日

金总书记膝下有三位公子：长子正男氏、次子正哲氏及三子正恩氏。金总书记殁后，三个儿子的前途明暗已见分晓：正恩氏作为接班人，包揽父亲的葬礼事务，升任军的最高司令官。朝鲜的《劳动新闻》赞扬说：“正恩同志，就是正日同志。”

可另一方面，无论是长子正男氏，还是次子正哲氏，从国家治丧委员会的组成名单中均无从发现其名，已完全被当成了“枝叶”。正男氏暂时回国，且很可能见到了父亲的遗体，却似乎未在平壤长时间逗留。至于正哲氏，被认为迟早会去国外生活。

但是，那种印象（指海外媒体对金正男的诸如“喜欢名牌”、“爱炫耀高级饰品”、“随意周游海外的浪荡公子”等负面印象——译者注）是片面的。金正男在其父绝对权力笼罩下的朝鲜，是对国家应有的姿态提出疑问、就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向父亲一路谏言的唯一人物。

基于自身的海外留学经验，从少年时代起，便目睹西方诸国发展的金正男，是朝鲜少数的开明派，他通晓英语、俄语和法语，还能操几句日语。对被选为接班人的正恩氏，有经验不足和体制不稳定等担心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再次把关注的视线聚焦于长子正男氏的身上。

刘柠评：从身世、成长经历和阅历及多年来海外媒体披露的信息来判断，正男其人其行，是基于其父早年的教诲及自身的开明思想使然。

　金正日的“泣别”与“恼怒”

孩提时代的正男氏，颇受父亲的溺爱：作为去医院接受蛀牙治疗的奖励，被赠送一辆高级轿车；被带到父亲的办公室，坐在其座位上，听父亲说“那儿就是你的席位”，等等，总之是作为宝贝公子被抚育成人。少时赴瑞士留学，父亲竟伤别而泣，是有名的故事。

正男氏以“父亲大人”（日文写作“父上”）这个最高级的敬语来称呼其父。谈到与父亲的关系，他在电子邮件坦陈：“父亲大人与一般人所认为的印象并不相同”；“我觉得父亲的爱仍在持续。孩子与父亲的关系，原本就是时坏时好，只是人生的境遇不同而已。父亲是领导人，而我则在外部自由行动。父爱并未改变”。

接着，他还说：“父亲严厉归严厉，但用情甚深，是深度思考朝鲜未来的人。可纵然如此，有时也未必能很好地转圜。这对他本人来说，是非常遗憾的”；其责任“在于周围的环境和辅佐父亲大人的那些人实力不足”，其庇护父亲的姿态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另一方面，他又说：“我常对父亲直言”，无论是关于国际社会对核试验、导弹发射的忧虑，还是关于对正恩的教育方针，都曾提出过自己的意见。

对于父亲与自己性格差异的问题，他说：“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似之处。父亲用情很深，毕竟统帅着一个国家。”

在刚结束海外留学、回到平壤的二十来岁的时期，正男氏明知父亲的期许，却不惜叛逆，每晚泡在高级饭店的酒吧里喝酒，造成了一些麻烦，也曾遭到父亲的严厉呵斥。回首当初，他说：“现在，我反省了，确实做了理应受到呵斥的事情。”正男氏羁旅海外之时，每逢生日，父亲都会亲自打来电话。

关于经济政策问题，正男氏对朝鲜的封闭提出质疑，屡屡指出：“我们似乎也曾试图吸引海外投资，但连保护投资的体系都尚未建立。”他还再三对我（本书作者——译者注）说：“朝鲜若想生存下去的话，只能靠一边维持社会主义体制，同时推进经济上的改革开放的中国式做法。”引进市场经济，对据说也在从事投资活动的他来说，是一种强烈的信念，他曾表态说：“为改善民众生活计，关注改革开放正当其时。”

（对于本书作者的提问——译者注），唯一一次缄口，是关于2008年，因中风而病倒的其父的健康状态。但他还是承认自己曾协助从法国带脑外科医生赶赴平壤的事实——其作为儿子，为父亲身体而担忧之心可见一斑。

在其父猝死的消息被报道的2011年12月19日中午，我正在供职的新闻社编辑部工作，给他发了一封表示哀悼的简短邮件。马上就接到了回信：“哀悼之意，由衷感谢。但无可奉告，也无法应对采访。”

刘柠评：从正男对父亲的几次大胆谏言看，这正是注定了他的人生波折的重要因素。从他为父亲辩护，到其父病倒时，他奔走海外，求医问药的情景，也能看出正男作为“为人子者”的极普通的一面。

研究中国改革开放

五味洋治（以下简称五味）：关于朝鲜的未来，想听一听您的意见。

正男：朝鲜这边刚炮击过韩国，那边又说要对话——方针变得很快。还有一个问题是军队的崛起，父亲以军为后盾统治国家，使军队的权力变得过大了。如果权力接班作业失败的话，实权一定会为军队所掌控。

今后，朝鲜外交仍会强硬、对话两张牌组合并用打下去，说是2012年要成为“强盛大国”。也许，在军事和思想上可以说已成大国。但是，以目前的状况，恐怕难成经济大国。

五味：朝鲜在今后某一个时点上，会不会实行经济上的改革开放呢？

正男：我觉得已然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而进退维谷间，时间就过去了。我听说，2006年，以张成泽氏为中心，曾认真检讨过导入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的事宜。

刘柠评：金正男对朝鲜两难困境的体察，显然是基于其海外经验，特别是在中国长期生活的体验。其证言反证了海外舆论对朝鲜所谓“改革开放”的一个猜测：改革开放确曾被权力“检讨”过，甚至有过若干试点（如新义州、开城特区），但朝鲜至今没有出现中国意义上的“改革开放”。

被日本强制出境

五味：维基解密中出现了关于您的事情……

正男：听说写我喜欢打电子游戏什么的。我并没有玩。至少我儿子很喜欢那玩艺，也比我懂。

五味：能简单谈一谈您现在的工作吗？

正男：这我不能详谈，但说我贩卖武器、毒品云云纯属造谣。若是我从事那类勾当的话，立马就会上各国的黑名单，将无法出国旅行。而我现在无法成行的国家（地区），只有香港、美国、日本和泰国。泰国好像是因为有朝鲜绑架泰国人的问题，才禁止我入境。尽管欧洲对这类问题（指武器交易和人权）一向很敏感，我却可以自由来往。如果我从事过那种危险行当的话，现在都应该还有人身危险，可我却从来未曾感到过这种危险。

五味：外界传说因2001年，被日本强制出境事件，您受到父亲的严厉苛责，继而接班人资格也被撤销，真的是这样吗？

正男：先说一下当时的情况。彼时，在朝鲜，流行用伪造护照去海外旅行。这固然不是什么好事，但用朝鲜护照，能去的国家有几个呢？

我出事以后，这种恶习在朝鲜就没有了。

承蒙负责我的案件的日本外务省两位人士（举出了实名——作者注）的关照，表示感谢。从茨城县出发至机场，搭乘巴士，一路上他们一直为我拉着帘子，直到最后才曝光于媒体。但并不是说，那件事改变了我的人生。

刘柠评：2011年 5月1日，四名持伪造的多米尼加共和国护照的朝鲜人在东京成田国际机场以非法入境嫌疑被拘留，其中的成年男性被认为是金正男。此事令金正男感触很深：虽然涉嫌违法，被日本政府强制出境，但整个应对过程却相当人性化。这大约也是他把长篇采访的“机会”给日本记者的理由之一。

《父亲金正日与我：金正男独家告白》一书封面（南方周末资料图）

　金正男的人情味

五味：

2011年6月5日

早安！

为什么令尊大人（金总书记）会如此热心地访问您的祖父（金日成主席）所回忆的土地呢？是真的怀念呢，还是间接地想让中国去缅怀过去的友好关系呢？

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实行了农业改革。

朝鲜在这个领域，开始推行什么措施吗？

金正男：

2011年6月5日

邮件收悉。

迟复为歉。

父亲大人寻访祖父遗留在中国的史迹，是因为朝鲜、中国之间存在的友好关系。

朝鲜若是有改革开放的意志的话，应该已经实施过农业改革了。我觉得，由于当初没有改革开放的意志，所以现在还是没能推进改革。

祝一周愉快！

金正男拜

五味：

2011年7月26日

北京的天气如何？

东京一带已经出梅了。

但人们不去海边，因为担心核辐射。

正男先生是看到中国的什么场所之后，让您思考改革开放的呢？

您到中国什么地方观察过？

金正男：

2011年7月26日

邮件收悉。

现在无论哪里，都是最热的时候。

我经常担心（日本的——译者注）核辐射泄漏问题。

在摄取谷物、蔬菜时，一定要格外留意。

我于1989年12月，初次得到一个观察中国的机会。接下来，从1995年起，开始在中国居住。后来，直接目睹了中国发展的实态。

特别是从1995年到2005年间，目睹上海的急速增长，让我对改革开放有了特别感受。

务请格外留意夏季的身体健康。

金正男拜

刘柠评：金正男与本书作者的电子邮件通信始于2004年12月3日，北京首都机场邂逅的两个月后。其后，陆续展开，多达150次以上。通信最频密的时期，是在2010年年底，彼时，金正日确立了接班人。正男礼仪周到，有信必复。且基本不回避问题，对那些一时难以答复的“敏感”问题，则明示不答，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有普通人的正常情感，且从来不吝表达，如对作者在生病时的问候，对日本震后核辐射问题的关切，等等。虽然就事论事地说，此采访项目在本质上是西方媒体的政治记者对政治人物的采访，但任何真正有价值的信息的获得，都是基于人与人之间发生一定的情感交流和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的结果。

来源: 南方周末

默克尔对中国行感到满意

现在欧洲人看中国，不仅带有传统的怀疑和批评，也对中国抱持着越来越多的希望 - 希望这个经济实力雄厚的国家可以帮助欧洲人克服他们的危机。德国总理默克尔希望在她停留中国的三天内，在人权议题和欧洲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问题上得到一个平衡的解决。虽然不是一切都按照他们的想法进行，但整体而言，这趟旅行成果丰硕。

强化双方关系

加强政治关系，深化经济联系和中国公民对话 - 默克尔对她的第五次中国行的结果非常满意。德国总理说，中国明确的希望欧洲人自己解决他们的债务危机。"新的发展是，中国也愿意，完全支持欧洲的援助机制。对此我们将会有更详细的讨论。"

例如在即将于2月14日在北京举行的欧盟中国峰会上，谈论此事。

在经济方面，默克尔认为已经达到某些期待：中国非常信任德国企业。德国总理得到这样的印象。"与此同时，我已承诺，中国和他的企业有充分的机会到德国和欧洲的市场来。这符合我们的信念。但是，我们也期待，我们的企业也可获得和中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同等的机会。"

莫少平无法出席默克尔表示遗憾

默克尔也对在主要会晤之外的一些谈话，比如和记者以及艺术家的谈话，大致感到满意。"可惜，有一位律师没法来。我觉得很遗憾。因为我相信，像中国这样一个有活力和发展动力的国家应该有信心，这些人通过他们的活力和信念可以强化中国的民间社会。"

默克尔此行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中国的安全警察阻止了知名律师莫少平与默克尔会晤。预计拜访一家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报业集团的计划也没有实现。

随行经贸团也感到满意

随行的商务代表团也对此次的访问感到满意。企业家卡内吉塞尔(Martin Kannegiesser)对默克尔的表现特别感到印象深刻："她的方式非常直接，非常冷静。她直接说重点，没有绕弯子。我认为，这点受到好评。"

欧元区的债务危机在许多会谈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默克尔在许多会谈中一再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也试图让中国对此负起责任。

对德国企业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中国市场上得到真正的机会，而且在中国扎根。卡内吉塞尔认为，在这方面已经有一些进展。“知识产权的问题一直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对此，中国总理明确指出，这现在至少关系着中国自身的重大的利益，不然的话经济无法好好的发展。”

默克尔在其访问中国时，首先在北京举行数个会谈，然后前往广州。温家宝总理还陪同德国代表团走了这趟远路。

作者：Brand, Katrin 编译: 邱璧辉

责编：严严

德国之声

徐友渔：关怀现实怎么就成了江湖学者？

　　《上海书评》1月8日“读者会所”版发表上海卢湾区读者裴谌函，指责于建嵘、贺卫方、袁伟时等为巧言令色、善于摆出好看姿态的学者和江湖学者，指责媒体造就笑料百出的“公共姿势分子”，其态度之粗暴武断，逻辑之混乱，令人吃惊，现将我的看法陈述于后。

　　裴函赞成冯军旗博士的论文《中县干部》，并为潘绥铭教授支持冯博士研究方法的文章叫好，我持完全相同的立场。但是，裴先生以潘教授很少在媒体上露面，在普通民众间没有太大名气为对照，给于、贺、袁等学者扣上江湖学者的帽子，断言他们的名气是媒体吹捧出来的，我认为不合事实，并引出下列问题：如何看待知识分子对于社会公共事务的发言，如何看待媒体对于这类发言提供平台？

　　媒体的责任是报道和评论社会事件，发表分析和评论意见既要反映一般民众的看法，也要借助、引证相关专家学者的意见，第二个方面是媒体履行职责不可或缺的。经常在媒体上发表评论的学者被称为公知，由于涉及的是国计民生和大众关心的问题，他们的名字和见解比起纯粹的书斋学者更广为人们所知，是自然的，只要不是蓄意的炒作和吹捧，名气产生于自然的选择淘汰过程，就不是罪过。我个人认为，在像中国这样有“莫谈国事”传统的环境中，他们应该得到支持和鼓励，与不就公共事务发言的学者相比，他们不见得高人一等，但无论如何绝不低人一等。两类人的影响和名声存在于不同的群体中，可以各得其所，并不排斥对立。学问好又敢言的学者更受人敬重，知识分子中有许多这样的人，因为首先要学问好才容易受到信任和重视。裴谌先生因潘绥铭教授的名气不如一些学者而对他们发难，我以为大可不必，他们的名声得自于对公共事务的发言，菲薄他们只能基于他们的社会价值立场错误，或者在评论公共事务时用错了专业知识，如果他们的名气大于潘教授（据我所知，潘教授的名气也不小），这并不构成挨骂的理由。当我们谈到公共事务的关怀和参与时，引证“沉默是金”作为指导原则是不得要领的。

　　裴先生在多个方面混淆了事情的性质。第一，于、贺、袁等学者为媒体重视，在大众中有广泛的名声，是他们就社会热点问题发表了勇敢、尖锐、理性、有见地的评论（公平而论，许多知识分子做不到这一点），而不是就“学术界的最新成果”发表了评判；第二，于、贺、袁等学者的名声固然有媒体提供言论平台的原因（这只是部分而非全部原因，他们的论著、讲课和讲演也极有影响），但并不是媒体在专业领域乱排座次的结果，媒体没有，也不可能授予他们学术专业奖和名誉；第三，于、贺、袁等学者在媒体频繁露面，是在他们已经在学术专业领域成名之后，媒体恐怕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把一大批不学无术的江湖骗子包装成著名学者。裴先生的概念错误非常严重，他指责“部分媒体充当学术判官”，须知，所谓判官，评判出一二三名优劣高下还在其次，更要对于是非曲直有罪无罪作出判决，但至今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当于、贺、袁等学者在与其他学者发生学术争论时，媒体狂妄地判决谁对谁错。

　　当然，成名的公知如何在学业上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如何恰当地处理本行业务与积极关注公共事务的关系，媒体如何求助于有真才实学的人而不要随便赠送“知名学者”的称号，也是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但是像裴先生这样对一些学者肆意攻击，是无助于事情的良性发展的。最后我要说，无论从学问、人品还是社会责任感方面说，我都十分敬重潘绥铭教授，我认为不应试图把他用来作为打击其他学者的棍子，这些人中很可能有潘教授的好朋友。

作者:徐友渔，来源: 东方早报

中国新战略瞄准北极矿藏与丹麦关系升温

核心提示：丹麦最近已经做出战略决策——优先发展自己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对北京从商业角度和战略角度介入北极来说，这将成为一条关键通道。丹麦倡议者在北极政策讨论桌上给了中国一个“席位”。

资料图：曾赴北极考察的中国“雪龙”号极地考察船。

中国获得“入场券”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副教授安德鲁·埃里克森和加布·柯林斯在智库“洞察中国”撰文称，丹麦最近已经做出战略决策——优先发展自己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对北京从商业角度和战略角度介入北极来说，这将成为一条关键通道。丹麦倡议者在北极政策讨论桌上给了中国一个“席位”。丹麦驻中国大使彼得森在去年10月宣布，“中国在北极拥有合法的、自然的经济和科学利益”。哥本哈根同样支持给予中国“北极委员会”永久成员的地位，这个八国论坛包括五个北冰洋沿岸国家（美国、加拿大、丹麦、挪威和俄罗斯），以及瑞典、冰岛和芬兰。

格陵兰岛丰富的矿藏包括稀土金属、铀、铁矿石、铅、锌、石油和天然宝石，这些令这个北极岛屿成为了丹麦与北京展开合作至关重要的筹码。哥本哈根掌管格陵兰岛的外交政策，并且将有可能在北京面前展示该岛丰富资源这张“王牌”，作为支持中国丹麦贸易关系的基础。

根据丹麦驻华使馆提供的一组数据，2010年，丹麦对中国的出口上升了17%，中国对丹麦的出口则上升25%。丹麦对中国的出口，总价值为26亿美元，中国对丹麦的总出口价值在69亿美元。中国与其主要贸易伙伴间的贸易额是中丹之间的好几倍，甚至几十倍。被格陵兰岛冰雪覆盖的矿藏是货真价实的，与从丹麦进口的货物或丹麦提供的出口市场相比，矿藏具有更大的战略意义和经济意义。

丹麦外交的重心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该国的一些外交精英正在离开美国。哥本哈根最大的驻外使馆在北京，其规模是丹麦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两倍。丹麦“拉近与中国关系”的工作似乎已经启动：从北京的角度出发，中国的公司每年购买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医药品和机械，与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签订集装箱货船航运业务合同，这些足以赢得加入北极谈判和格陵兰岛矿藏开发的“入场券”。

对那些对北极矿藏资源有着浓厚兴趣的中国人来说，格陵兰岛是最好的“地理介入点”，因为该地区政府缺乏独自开发这些资源的能力，而且丹麦政府很有可能会积极支持中国对该岛资源的投资。

尽管在开发新矿产资源的过程中存在着风险和不确定性，格陵兰岛的巨大的矿藏储量仍将可能引起中国的兴趣。伦敦矿产部门在自己的计划中设定的目标是，到2015年每年生产1500万吨高级铁矿石，其中包括来自中国钢铁和中国通信建设集团的投资。格陵兰岛矿产和能源部门认为，其Kvanefjeld项目可以开采出全球稀土供应量20%的稀土资源，以及到2016年首次开采出大量铀矿。Kvanefjeld项目的矿藏资源将影响全球的稀土价格，这一点对中国公司（如内蒙古包头稀土钢铁公司，世界上最大的稀土金属生产企业）来说已经具有了战略利益。

北极博弈进入白热化

安德鲁·埃里克森认为，过去一直被冰雪覆盖的北极地区正经历着一场意义非凡的转变，这是冰层正在以空前的速度消失带来的后果。有关“什么时候北冰洋洋面在夏季会完全融化”的评估，在时间范围跨度上非常大——从2013年到2060年。北极地区的冰层融化，将给该地区带来经济、军事和环境上的挑战。2008年，五个北极周边国家——加拿大、丹麦、挪威、俄罗斯和美国——致力于为北极制订一个法律框架，并且为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找到一个有序的解决方法。尽管存在这些保证，但不断变化的北极局势可能会引发新的地理政治学纠纷，包括那些非周边国家，特别是牵涉到与自由通过和资源开采权的相关问题。因而，不仅是中国，包括整个亚洲、欧洲和北美各国的决策者都正在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北极地区，目的就是要评估北极地区这场巨变，及其带来的经济、领土和地缘政治影响。

像在其他地区一样，中国正在踏上一个新的全球竞技场。中国是否会遵循现有规则，或者在一段时间内尝试改变这套系统，都还有待观察。中国有合法的权利对北极发生的一切产生兴趣并且加入进来，但是需要遵守一定的规则。格陵兰岛政府官员称，不要认为中国人来了就会改变并决定岛上居民的生活，而且只关心北极的资源，他们要受到法律、条约和协议的约束和控制。这些是无法改变的。

随着中国逐渐加快踏入北极的步伐，外界将会仔细观察。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研究员林达·贾克布森表示，除了丹麦之外，其他北极国家的学者对中国参与北极的开发提出了质疑，毕竟中国距离北极在地理上看比较远。

根据国际海洋法中关于经济专属区的规定，距离本国海岸线200海里以内都属于该国的经济专属区，按照这一逻辑一些北极国家提出了航行允许制的要求。例如，加拿大提出外国船只必须在获得加拿大允许之后才能穿行其北方岛屿。

如果中国建造自己的破冰船船队，那么通过允许可能会变得非常重要。而且夏季通过加拿大和俄罗斯北极航道变得越来越可行。中国目前只有一艘可运行的破冰船“雪龙”号，另一艘8000吨级的破冰船可能会在2014年正式下水运行。由于中国的经济依赖于对外贸易，如果在每年夏季海上航运路线大大缩短，那么将会带来实质的商业利益。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有差不多一半依赖于海上航运。从上海经过北半球海洋航线到达德国汉堡——沿俄罗斯北部海岸，东从白令海峡，西到Novaya Zemlya，该航线总长为6400公里，大大短于经过马六甲海峡和苏伊士运河的航线。

北极资源的大博弈正在进入白热化阶段，中国可能会扮演一个改变局面的角色，通过格陵兰岛采矿项目，丹麦在外交上和投资上为北京敞开了进入北极的大门。

《法制文萃报》专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