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0月21日星期日

明鏡獨家:中共十八大常委及其職務分配


 明鏡新聞網特約記者 俞炬
 明鏡新聞出版集團發言人說,即將在香港、台灣和海外同時發行的《中國密報》獨家披露:中共十八大政治局常委最新排名和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成員名單。

發言人強調,“明鏡有信心,比國際上任何媒體,都能更準確預報中共十八大人事佈局。”

一些國際媒體近日所報導的十八大常委名單,是明鏡一個多月前所報導的名單。但在10月7日,明鏡獨家報導了最新變化:李源潮被排除在常委名單之外。這個難以置信卻存在的變化,國際媒體似未掌握。

 在談到十八大政治局常委最新排名時,明鏡十八大報導與分析小組指出,《中國密報》最新獨家報導,與早前明鏡網所率先披露的常委名單完全一致,只是個別常委的職務分配有所調整。

 據《中國密報》報導,十八大政治局常委是:習近平、張德江、李克強、俞正聲、劉雲山、張高麗、王岐山,職務分配如下:



習近平:中共中央總書記

張德江: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李克強:國務院總理

俞正聲:全國政協主席

劉雲山: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

張高麗:常務副總理

王岐山:中紀委書記。

明鏡集團發言人強調說,“明鏡十八大報導與分析小組最新公布的七常委排名,除了王岐山的職務有變動,排名在末外,其他常委的職務和排名與我們早前都相繼作過報導。”

《中國密報》還獨家披露了十八大政治局25名委員名單,以及他們的最新職務。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密報》披露的中央軍委名單,原擬任海軍司令員的孫建國不在其中。

南方朔:台灣的「無厘頭」廣告及政治

廣東人有個方言叫做「無厘頭」,它是指一句話或一件事,毫無邏輯,也無章法,讓人摸不覑頭腦。

「無厘頭」是古代的方言,而到了現在又有了新的說法,那就是「後現代」。「後現代」原本是個學術用語,它用來指人類的更加多元、更應容忍差異。但「後現代」卻也出了一種弊病,那就是有一種人對任何事都一知半解,於是就東拉西扯的談問題。美國當代學者雅可比(Russell Jacoby)在他的《烏托邦的終結》裏就舉了好幾個例子,表示在這個「後現代」出了一種人,他們連個基本的作文都不及格,卻在那裏東拉西扯的談問題,害大家都搞得一頭霧水,不知所云。雅可比教授指出,所謂的「現代」及「現代性」,首要邏輯就是必須清清楚楚,條理清晰,有了現代才可能有「後現代」,「後現代」不容成為亂七八糟的藉口。

而講到「後現代」,就必須談到另一個廣告問題了。近代廣告日益發達,有一種廣告概念叫做「無關係聯想」。一般人做廣告,總是把廣告的商品加油添醋的吹噓一通,意圖藉覑吹噓來說服別人購買。但愈到後來已愈有一種廣告,它的廣告語言和畫面與要廣告的商品完全無關,它只是要藉覑這種無關係,來使人覺得意外而吸引別人注意而已。

因此,無論是「無厘頭」、「後現代」或「無關係聯想」,它們其實都顯示出了某種人格特質,這種人格特質就是自閉和自以為是,正因有這種人格特質,它才會在說話的表現上,只管自己,不管別人,於是「無厘頭」、「後現代」以及「無關係聯想」等才會出現。

而最近在台灣鬧得很大的胡幼偉風波,就可以用上面這些概念來分析。胡幼偉原本是在大學教傳播,而近代傳播受到後現代理論很大的影響,很懂得利用新媒體部落格和臉書來做秀,胡幼偉因為會做秀,因此成了行政院的發言人。但他這個發言人因為太過自戀,總是不忘藉覑臉書在那裏做秀,甚至招惹是非,被網友罵成一片。而他還很得意的表示,和網友對罵可以吸引別人的注意,最後他在臉書上自曝他偉大的師生戀,甚至行政院長陳畄都受不了,於是他才辭官下台,他的行政院發言人這個官,只幹了140天。

經濟方案廣告 什麼也沒說

但胡幼偉的風波並未因為他的下台即告結束,就在上個學期,他的臨去秋波再度成為網民罵翻天的話題。

那就是在胡幼偉任內,行政院發言人辦公室已決定製作5支宣傳廣告,宣傳行政院的「經濟動能推升方案」,第一支40秒的廣告,上個星期推出,並上傳YouTube,但不到一天就被網友與各界罵成一片。因為那40秒的廣告,什麼也沒說,翻來覆去只是在說「經濟動能推升方案」、「太過複雜」,一個宣傳廣告對宣傳的東西一句話也沒說,只在說「它很複雜」,這真的是一支很「無厘頭」的廣告,在廣告術上這種廣告手法或許不無道理,但這種手法用來宣傳政策,那就真的是荒唐離譜了。政府花了幾百萬居然搞出這樣的廣告,難怪被罵翻了天。有護航派的立法委員說,有人罵其實是好事,因為有人罵,才會有人看,這其實也是一種荒謬的論辯,一個政府做事,就應該做好,而今卻沒有正面的思考,認為被人罵才會受人注意。這已是一種阿Q精神了,由這種「無厘頭」的廣告和「無厘頭」的發言人,我就想到台灣當今的「無厘頭」政治風格。

台灣的政治,從來就沒有清晰的條理,只是根據一時的利益在那裏東拼西湊。就以最近亂烘烘的幾個重要問題而論,即可看出台灣政治實在相當的「無厘頭」。

就以最近鬧翻天的陸生(大陸學生)在台灣納入全民健保為例,全民健保是台灣居民才有的權利,理由上陸生並不符條件,因此陸生的健康應另外買商業健保。但台灣的政府從不思考基本的邏輯問題,只是會便宜行事,因此陸生納入健保雖被人民罵成一片,政府卻認為反對的人是太小器,太不人道,其實這個問題根本與小器人道無關。陸生納健保,就是個「無厘頭」的政策。

台勞保基金 恐將破產

上個星期以來,台灣還出現了一個更大的風波。那就是台灣的勞委會經過細算,查覺台灣的勞保基金已潛藏負債台幣7.3兆,到西元2026年即將破產,意思是說再過15年台灣勞保會出嚴重危機,公務人員保險再過7年可能破產,軍保則還有19年可拖,教育人員則有15年可拖。由於勞保破產的消息最近公布,因而造成了上個星期勞工的恐慌,他們怕退休後無錢可領,符合資格的人都準備早領早安心。但雖然勞工及軍公教甚至全民健保都分傳危機,但政府卻完全不在意,最近就爆發一個大新聞,原來已退休的軍公教人員,他們雖然早已退休,但現在仍每年可領年終獎金,一年就浪費202億元,有些公務員反而是退休後領更多。主因是國民黨為了籠絡軍公教選民一直在補貼,已使整個台灣社會的負債高達GDP的115%,距離破債危機的標準已愈來愈近。原因就是台灣政治有太多「無厘頭」的因素,造成了政府缺乏清楚的標準。台灣政治的「無厘頭」因素太多,政府花錢沒有章法,才造成今天出現許多破產危機啊!

南方朔 《亞洲週刊》主筆

香港  明報




左派反撲 300人聯名上書挺薄熙來


【大陸中心╱綜合外電報導】中共十八大將在下月8日登場,各派勢力也蠢蠢欲動。博訊新聞網前天披露,中國國家統計局前局長李成瑞等300多人,已聯名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審議重慶市前市委書記薄熙來上月28日遭罷免重慶市人大代表的決議報告。聯名上書的李成瑞、北京大學法學教授鞏獻田等都是左派人馬,此動作被視為左派勢力在薄熙來遭「雙開」(開除黨籍、公職)後的反撲。

信中表示,薄遭雙開當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就收到重慶市人大常委會罷免薄熙來重慶市人大代表資格的報告,「罷免理由是什麼?薄熙來是否行使法律賦予的權利,讓他在主任會議和常務委員會全體會議上提出申辯意見,或書面提出申辯意見?」

批正當權利遭侵犯

李成瑞等人痛批,「假如連一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正當權利都受到如此閃電般侵犯的話,談什麼普通公民權利的法律保護呢?」

薄熙來目前仍為全國人大代表,具有刑事豁免權。外界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23日開會後,將進一步罷免薄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以利當局對薄進行司法審判。

另明鏡新聞網前天披露,美國媒體6月曾報導中國下屆領導人習近平家族坐擁約110億元台幣財產,其消息是國家主席胡錦濤所放出,目的在先打擊習,再出手相助以換取卸任後繼續擔任中央軍委會主席,並安插自己的人馬在十八大時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


台灣  蘋果日報



天朝立儲和美國大選

美國總統大選是在十一月六日,兩天後中共十八大召開,兩國權力交接誠有天壤之別,卻要指出,按天朝「國情特殊論」,自鄧小平首創「隔代指定」,已成了聊備一格之中國特色制度。公道而言,在專制體系萬古不移的前提下,隔代指定比起在位君主親自指定,畢竟略有制衡作用。不妨設想,如果江澤民傳位給江系人馬,胡錦濤交棒團派,儼然近親繁殖,如此政治亂倫,中國只能比目下更糟。故而隔代指定的幫規離文明憲政無比遙遠,甚至比越南共黨的黨內直選總書記還差一大截,但在中共而言,已屬獨家「制度創新」。

習近平雖非江澤民直接指定,但規矩方圓卻由老江劃定,就是約六百人的黨內高層票選,卻規定必須是和黨的革命鬥爭史有血緣關係,這一下就把團派踢了出局。結果選出習近平,雖未必為江澤民最屬意者,亦不遠矣。以中共家天下的祠堂族規,習近平要比胡錦濤自己選的人要好些,這點筆者也同意。

諷刺的是,中共對隔代指定食髓知味,品出其妙處,竟覺得亦可在香港試點,比如曾蔭權傳位給政務司長唐英年,便屬近親繁殖,不如另覓一位藩鎮,掂量之下,何不讓董建華代為物色推薦?這就鬧出香港版的「隔代指定」,唐英年運勢霎時逆轉……

再來看看美國大選,美國二戰之後僅得兩個在任總統未能連任,一是民主黨的卡特,二是共和黨的老布殊。按此概率,奧巴馬連莊機會頗大,他的民調也一直穩定領先,卻在第一場總統候選人辯論後被逆轉。本來奧巴馬是口水滔滔的善辯之人,但懷「井繩」之忌,當年戈爾何嘗不善辯,卻現場表演過火,被小布殊以德州牛仔的直率風格所擊敗。於是奧巴馬寧取收斂守勢,卻又因丹佛海拔高,普通人到此有高原反應,精明的羅姆尼先到埠兩天閉門操練,奧巴馬臨時殺到,辯論時果然狀態欠佳。此後民調從領先到落後,逆差竟達十個百分點!好在奧巴馬在第二次辯論小勝一場,扳回少許。

一般而言,總統候選人辯論對選情影響有限,驢象兩黨的基本盤不會被左右,除非該屆選舉有大量搖擺不定的選民,這次顯然正是如此。主流白人社會對奧巴馬的種族膚色的心結,畢竟未淡化到完全消失的地步;問題是羅姆尼的摩門教背景,在主流社會中也相當邊緣化,這點兩人算是扯平了。這些說不出口的文化禁忌,在投票日對選民影響有多大,殊難斷言。只有一點可以預知,中共十八大的改元大典,一定是「團結」、「勝利」和「圓滿」的,而且必定得到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熱烈擁護」。

孔捷生

香港  蘋果日報



取消軍演事小 航母威脅事大

美國和日本取消原定下月五日至十六日舉行的聯合奪島實彈軍事演習,據說是不欲進一步刺激中國,但另一方面,美國卻派出核動力航空母艦「喬治華盛頓號」在中國南海游弋,耀武揚威。相對於取消軍演,美國航母兵臨城下,對中國威脅更大,可見所謂不欲刺激中國,純屬欺人之談。

中國持續派出公務船到釣魚島附近海域巡邏,日前海軍艦艇更聯同海監及漁政船在東海舉行聯合演習,模擬執法船遭外國船隻衝撞,出動新型導彈護衞艦和殲擊機馳援,此舉顯然是向日本示警,也是對美日原計劃在中共十八大舉行期間進行聯合奪島軍演的回應。不過,與美國的耀武揚威以及日本的咄咄逼人相比,中國的軍演始終予人一種姿勢大於實際的感覺,完全嚇唬不了對手。

必須知道,美日取消聯合奪島軍演,只是基於自身的考慮,而並非向中國讓步。近日兩名美軍士兵因涉嫌強姦一名日本女子而遭逮捕,引起沖繩縣民強烈抗議;加上釣魚島爭端引發的中日經貿戰,令日本商界損失慘重,怨聲載道,野田政府不得不暫時收斂囂張氣燄。可見美日取消聯合軍演是各有盤算,只是權宜之計,與中方的壓力無關。

堅守底線 衝破圍堵

實際上,美國派遣「喬治華盛頓號」駛進南海,既是向中國示威,也是為日本和菲律賓壯膽。美國一直宣稱在東海和南海島嶼爭議上不持立場,並將航母駛進爭議海域說成是巧合,其實大家都知道這是騙人的鬼話。拉攏日本和菲律賓等國家圍堵中國,是美國重返亞洲的既定戰略,豈會因為中國的不滿而有絲毫改變。君不見,美國航母愛來就來,愛走就走,從來沒有將中國的反應當成一回事。

可以說,美國正是中國周邊烽煙四起、麻煩不斷的根源,不僅釣魚島和南海問題如此,藏南問題、湄公河水資源分配問題、中緬石油管道問題,甚至遠在非洲的中資投資問題,背後總有美國的影子。任何與中國有關的領域,只要美國一介入,矛盾便迅速激化,當年美國用這一套對付蘇聯,屢試不爽,如今用這一套對付中國,同樣是百試百靈。

說到底,領土是打回來的,不是談回來的。解決主權爭議的關鍵不在日本,不在菲律賓,也不在美國,而在中國自己。中國只有敢於針鋒相對,堅守底線,寸步不讓,才可能衝破美國的圍堵,否則,一味打口水戰,只會令侵略者更加肆無忌憚。

內地官方傳媒近日放出硬話,中國從來不懼怕戰爭,面對外敵挑釁,中國有敢打必勝的信念。但願這番話不是說說而已。


太陽報


美日取消軍演 無非權宜之計

美日兩國本決定下月五日至十六日,在沖繩縣的無人島上舉行聯合奪島軍事演習,矛頭直指中國而來,更有向中共十八大示威的含意。雖然後來傳出演習或將取消,但這並非向中國示弱,更非示好,而是其他原因使然。事實上,日美兩國聯手對付中國蓄勢待發,軍演只不過改變日期罷了。

從 十一月八日開始,中共十八大在北京召開,第四代與第五代進行權力交接。在這個敏感時期,美日事先張揚要在中國家門口舞刀弄槍,耀武揚威,未免欺人太甚。這 種情形,就像武大郎家辦喜事,而西門慶組織一幫人在武家門口進行搶奪潘金蓮演習,武大郎再怎麼窩囊,又如何嚥得下這口氣。

水蛇之年 應防偷襲

值 得警惕的是,日本政府軍國主義附身的現象愈來愈嚴重。日本首相野田佳彥早前在出席海上自衞隊閱艦式訓話時以「殷切期望各位更加奮進努力」結尾,「更加奮進 努力」是日本過去在海戰中懸掛的「Z」字旗所表達的含義,意思是「帝國生存在此一戰,將士須戮力同心」,當年日本海軍與清朝北洋艦隊、俄羅斯太平洋艦隊作 戰以及二戰中空襲美國珍珠港,都曾掛出「Z」字旗。

野田訓話時,還宣讀了自問是否違背真心的「至誠不悖否」等原江田島海軍兵學校校訓「五省」。江田島海軍兵學校是日本軍國主義海軍的發源地,包括山本五十六、永野修身等二戰戰犯均出自該校。野田不斷重複日本海軍過去的傳統,似乎刻意召喚軍國主義陰魂,企圖與華一戰。

美 日聯合奪島軍演早前已進行過一次,近年來美日在中國周邊調兵遣將,日本北兵南調,制訂了以中國為假想敵的一系列作戰方案,美國則將垂直起降的魚鷹和F22 戰機等五種最先進戰機進駐沖繩基地,並將核動力攻擊潛艇中的一半以上調到關島基地。《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已不再停留在口頭上、字面上,而是進入 實質性的部署階段。

至於演習後來傳出要取消,有報道稱是考慮到時間與中共十八大高度重疊,將會引起不必要的聯想,取消演習是避免進一步刺 激中國。這不過是美麗誤會,美國重返東亞圍堵中國,日本「國有化」釣魚島,日本政客及閣員拜鬼,何曾考慮過中國的感受?真正原因是美國在沖繩部署魚鷹軍 機,加上美軍士兵強姦沖繩女性,激起當地反美情緒,日美政府不得不重新考慮軍演時間。

在美日兩國咄咄逼人的攻勢之下,中國又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明年恰逢傳統的水蛇之年,蛇性陰毒兇殘,擅長偷襲,誰能擔保日本這條毒蛇明年開春之際,不會對中國進行一次致命的偷襲呢?


東方日報



明鏡獨家:孫政才將接掌重慶,黃奇帆將下台


明鏡新聞網特約記者 俞炬


     來自北京和重慶的消息對明鏡網說,新任中共重慶市委書記,既不是人們曾熱傳的周強、胡春華,也不是最近重慶官場所傳的姜異康,而是現任中共吉林省委書記的孫政才。

     明鏡新聞出版集團旗下的中共十八大報導與分析小組指出,孫政才原來內定兩個職位,一個是國務院主管農業的副總理,一個是天津市委書記,最後卻確定出任中共重慶市委書記。不管那個職位,孫政才都將成為十八屆政治局委員。

      中共組織系統的人員對明鏡網說,現任重慶巿委書記張德江,將在中共十八上升為政治局常委,並擔任人大委員長,而現任重慶市長黃奇帆將被撤職,是否面臨紀檢、司法調查仍未確定。

      吉林省委書記孫政才曾被認為是賈慶林和曾慶紅的親信,但十六大後,傳出孫政才通過溫家寶的夫人,獲得溫的信任,轉而從北京調任農業部任部長。孫從北京市委秘書長任上直接躍升農業部這樣一個大部的主掌者,令很多人瞠目,也顯示此次提拔的超常意味。精通農學、專業性强、頗具年齡優勢的學者型官員孫政才,經過全面歷練後,其政治發展空間相當巨大。

   有爭議的政治新星

從中共十八大後將主政的習近平、李克强治國的理念來看,會更傾向於栽培專業類人才。為使孫政才能够在農業充分展示其才華,中央將他從農業部長調到農業大省吉林省,任命他為獨擋一面的封疆大吏,有評論指出,如不出意外,增添主管綜合經濟運營的諸侯這一層級的歷練之後,孫政才會是十八大的一顆新星。

當初孫政才能當上農業部長,就有評論稱是溫家寶一手提携的。1984年孫政才大學畢業,同年考入了北京市農林科學院,師從著名玉米栽培家陳國平。孫政才獲得碩士學位後,又獲得了北京市農林科學院作物栽培與耕作學專業畢業農學博士,並擔任過農林科學院研究室副主任,土肥所所長、副院長、院黨委副書記等職。1997年,33歲的他因科研成就獲得國務院特殊津貼,成爲這項津貼的最年輕獲得者之一。2006年底,農業行家孫政才被任命爲農業部部長,成爲最年輕的部長。

在短短幾年內,孫政才憑啥直升機般的一路高升,遭到外界的普遍質疑。孫政才曾被認為是賈慶林和曾慶紅的親信。但內幕消息稱,在十六大之後,孫政才通過溫家寶的夫人,獲得溫的信任,轉而從北京調任農業部任部長。孫從北京市委秘書長任上直接躍升農業部這樣一個大部的主掌者,令很多人瞠目,也顯示這次提拔的超常意味,引發很多巷議。

據接近孫政才的人士稱,孫是一個“徹底的現實主義者”,“能拍上誰就拍誰”。孫出生農民家庭無任何背景,所以他廣為聯絡,據傳通過將北京順義的地皮低價批給北京高層或中共高官的家屬而獲得提升。

不過,有關孫政才的腐敗傳聞早就有了,之所以在十八大前遭到曝光,估計是溫的政治對手所為。但據中南海圈內人士透露,沒人看好孫政才的政治前途,因為他的經歷太簡單了,政治資源也太單一了,只有一個溫家寶。

此外,孫政才在北京和國務院的政敵也很多,許多人對他的快速晋升感到氣憤。知情人士稱,把孫政才列為第六代接班人,只是媒體和輿論的一厢情願,是一個被想像出來的接班人。要知道,中國未來的總理要面對和解决更多更棘手的難題,而只在農業部和農業大省歷練過的孫政才,顯然不具備這樣的能力。

注定與“農”有緣

熟識孫政才的人,普遍認為他“很山東”:除去一副眼鏡,那面相、膚色、身高和性格,都給人些許粗獷之感。
用中國媒體的話說,孫政才從一出生就注定與“農”有緣。山東農民家庭出身,在農學院求學,做農業研究,即使走向政界,從事內容也多與農情相關。

在孫政才出任吉林省委書記後,經濟觀察網發表文章稱,“但願蒼生俱溫飽”是孫政才內心最為樸素和真實的想法,在這個大想法之下,他努力增加農民收入、推行惠農措施、利用科技推動整個農村經濟發展。

2006年底,孫政才被任命為農業部部長,此時他是國務院最年輕的部長。這位“少帥部長”不僅要確保13億人的吃飯問題,還得考慮8億多農民的增收問題。

在孫政才被任命為農業部長之後,就有人看好他,說“少帥部長”知識面廣,非常敏銳,具有很强的責任感,前面的道路還很寬。孫政才擔任農業部長後,每年都遭遇嚴峻考驗,但都有驚無險,令其安然過關。

2007年第二季度開始,猪肉價格開始狂飈;2008年,由於國際金融危機和國內糧食增産原因,國內糧價開始不斷下跌,谷賤傷農;2009年中國遭遇了近半個世紀罕見的冬春連旱,持續百日……

孫政才陪溫家寶視察災區。

從順義副縣長到北京市委常委

1987年參加工作後,孫政才先後任北京農科院作物所研究室副主任、土肥所所長、所黨支部書記、副院長、院黨委副書記等職。

十年後的1997年,一直從事農業研究的孫政才身份發生轉變。官方媒體介紹說,根據中央人才選拔計劃安排,北京市决定派孫政才到郊區縣政府任副職,至於去哪個區縣,可以自己挑選。

孫政才上任不久,正趕上順義撤縣設區,工作千頭萬緒。但在孫政才分管的領域裡,就像在自己的試驗室裡做實驗一樣,“運用嚴謹的理論和科學的統籌方法”,將每一件事安排得井井有條,高效而成果顯著。當時,順義一些機關人員私下裡親切地稱孫政才為“孫有才”。

突出的成績和較好的口碑,讓孫政才在幾年的時間裡連連高升:從副縣長到區長,再到區委書記。

然而,孫政才的爆發力也許才剛剛顯現。2002年,北京市委常委改選,按照差額一人的規定,市委將“年輕有為”的孫政才增為候選人。當時外界並不看好孫政才,認為他可能只是充當“差額票”的角色。因為孫政才當時只有39歲,而且當年2月他剛剛從區委副書記、區長晋升爲區委書記,實在太嫩了。

沒想到,選舉結果大大出人意料,北京市的黨代表們偏愛高學歷和做事果敢的孫政才,竟然將原市委常委、宣傳部長蔣效愚給“差額”掉了。半年後,孫政才出任北京市委秘書長,網絡上有人感嘆:不能不說他是“官運亨通,洪福齊天”!

據知情人稱,2002年北京市委改選時,北京市的黨代表們不買帳,偏偏將蔣效愚“差額”掉了,而孫政才却意外地當選,當即引發北京市人事的混亂,也讓某些領導産生“孫振才是否搞了幕後動作”的猜疑,對這個意外冒出的常委的工作安排,也一度“冷處理”。

伯樂是尉健行賈慶林?

2009年11月30日,孫政才出任吉林省委書記的同一天,有網友發表文章,對孫政才“官運亨通”的政治背景及經歷進行分析,稱孫政才從學者轉入政界,以及成為副廳級一把手兩個步驟,這個過程中,“尉健行必然參與了對孫的培養”——尉健行是1995年2月至97年8月的北京市委書記。

文章還稱,隨著順義由縣改區,孫政才由順義縣正處級副縣長,晋升為副廳級縣長的這個關鍵成長過程,是在尉健行手下完成的。

不過,也有文章認為,孫政才原是賈慶林提拔起來的,但在擔任中共北京市市委秘書長後,覺得賈無法再進一步提拔自己,於是乎背叛了自己的政治操守,離開了原來的老闆,投向溫家寶。

網文稱,孫政才通過將京郊順義區衆開發商趨之若鶩的地塊獻交給溫家寶家屬及親信而獲得溫的好感。作為回報,溫家寶獎勵其當上內閣的農業部部長,後又再升一步,獲任吉林省委書記,終成統領一方的諸侯。

明鏡預報:有關中共十八大獨家報導即將發佈

未來幾天,尤其是11月中旬,中共公佈消息,將印證明鏡網、明鏡新聞出版集團各刊物獨報導中共十八大消息的準確度。

稍後和未來幾天,明鏡網將會有更有關十八大的獨家消息披露。

明鏡新聞出版集團發言人說,明鏡有信心,比國際上何媒體,能更準確預報中共十八大人事佈局。

明鏡新聞出版集團旗下中共十八大報導與分析小組透露,最近幾天,國際上幾家著名媒體發的有關十八大政治局常委名單不正確的。

下任中宣部部長:王滬寧PK劉奇葆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董裴東


下任中宣部部長:劉奇葆PK王滬寧

  按照前兩屆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排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部長都排在第二位,第十八屆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排名也不會有太大的變化。若是政法委書記排在第二位,中宣部部長應該排在第三位。

  那麽,劉雲山的繼任者、下任中宣部部長會是誰呢?據北京消息人士透露,目前四川省委書記劉奇葆和現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策研究主任王滬寧是兩個主要候選人,而劉奇葆的呼聲要比王滬寧略大一些。

  對於1953年出生的劉奇葆來說,十八大進入政治局,就是邁出了仕途上最大的一步,從一個封疆大吏,躋身於“党和國家領導人”之列;而且很可能是最有决定性的一步:到2017年中共十九大時,64歲的劉奇葆從這個位置上,還能成為最高權力圈——政治局常委的有力覬覦者。

  有評論稱,當年趙紫陽就是在四川政績突出才進入中南海的。如今的四川省委書記劉奇葆在蟄伏多年之後,應該會時來運轉,何况現任中共總書記胡錦濤一直對這位老部下多有關愛。

  更有消息稱,十八大在即,胡錦濤想欽點劉奇葆進京執掌中宣部;也有傳聞稱,劉奇葆將在十八大後調任廣東,接替汪洋擔任省委書記。需要注意的是,無論是執掌中宣部,還是調任廣東,其前提都是劉奇葆會在十八大進入政治局。

  胡要欽點劉奇葆執掌中宣部

  自2011年以來,有關劉奇葆的傳聞很多,但最靠譜的應該是《大事件》雜誌所披露的一些新分析和預測。該雜誌指出,中共十八大之前的諸侯新老更替正在逐漸加速,省一級的班子,該退的退,該進的進,該換的換,唯獨該升的還不能升——中央的班子還沒動,交椅尚未騰出來。

  消息人士指出,在心癢難熬、等候赴京的諸侯中,就有四川省委書記劉奇葆。而他的新職務,據信是中宣部長。但是,他要在十八大前就謀得這個職位,還是有不少難度的。

  中宣部長這一職務非同小可:按照中共最近幾届的慣例,擔任這一職務,多半會進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

  有分析人士指出,1947年出生的現任中宣部長、中央書記處書記劉雲山,基本可以肯定,在中共十八大上進入政治局常委,如果“劉去劉來”,劉雲山升職、劉奇葆接任,這就意味著過去思想文化大權由江、胡分掌的格局,變爲胡錦濤的“共青團派”一統天下。

  據知情人士透露,窺伺中宣部長這一重要職務者的人不少,在中央最後的“短名單”上,與劉奇葆一樣具有競爭力、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比他更有競爭力的,就還有現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寧,以及現任黑龍江省委書記、曾經擔任過中宣部常務副部長、也是“共青團派”的重要成員的吉炳軒。

  不過,在北戴河會議前後,吉炳軒已被淘汰出局,“現在只剩下劉奇葆和王滬寧PK了,”知情人士告訴《明鏡月刊》。

  王滬寧現任職務與中宣部長平級,當然,中央政策研究室畢竟只是幕僚機構,下邊又沒“腿”——在各省、市沒有下屬分支,論實權,研究室主任遠不如中宣部長。但消息人士說,王滬寧有意回到國際關係的本行,主管外交,所以中央對他未來可能另有考慮。
  
  劉奇葆資料圖片。

  曾慶紅許諾王滬寧當中宣部長
  
  這些年有關王滬寧的傳聞一直不斷。早在2004年初就有消息稱,江澤民退出前曾考慮安排王滬寧出任中共福建省委書記。據說,中央組織部和中央政治局曾一度就王滬寧這一新任命廣泛徵詢意見。

  反對的人認為,王滬寧完全沒有地方和行政管理經驗,把他突然放到福建是否合適?福建不但是腐敗最大的省份之一,也是在對台灣工作中最重要的省份。他們擔心江澤民把王搞過去是為了走王兆國的路子,好進一步提升。持這派意見的主要是胡溫人馬。

  當時王滬寧自己的態度有些曖昧,私下很想去福建,一邊遠離胡溫新人,積攢經驗和搞他的“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但是他也擔心,自己如果在下放福建期間,江澤民悄然退出歷史舞台的話,自己將永遠無法再回北京,而且福建是個老大難,利益矛盾盤根錯節,自己一個“讀書人”是不是能搞定也是個大問號。

  更有接近高層人士指出,王滬寧還曾拒絕了曾慶紅提出的中共十六大出任宣傳部長的許諾。江澤民也認為十六大後是正式推行“三個代表”的時候,王滬寧出任中宣部部長可行。但據傳,王滬寧表明心迹,繼續搞自己的理論研究,或者寧願回到大學教書育人。

  但最終各種傳聞不攻自破,王滬寧還是留在了胡錦濤身邊,繼續其紅墻“第一智囊”的生涯,而且前途光明。在中共十七届一中全會上,王滬寧與令計劃一道晋升為中央書記處書記,成為繼鄧力群在十二届一中全會上當選書記處書記之後,又一位理論界人士出任該職。

  那麽十八大後,在角逐中宣部部長時,有江澤民和曾慶紅力挺的中南海“第一智囊”王滬寧,能否“擊敗”胡錦濤欽點的團派大將劉奇葆呢?我們只能拭目以待,但不管最後誰當選,應該會坐上中央書記處排名第二的書記位子上。(《明鏡月刊》)
  
  “第一智囊”王滬寧資料圖片。

趙樂際是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人選




《內幕》特約記者 董時方


知情者對《內幕》説,現在能和郭聲琨PK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這一職位,有陜西省委書記趙樂際。

祖籍西安的趙樂際1957年3月生於青海西寧,從北哲學系畢業後又回到青海。在青海,他從最基層的學校教員幹到商業廳廳長、副省長、西寧市委書記。2000年,擔省長時,年僅43歲,後陞任青海省委書記,在當時,第一年輕省長,也是第一年輕省委書記。

有評論稱,趙治理青海思路也頗受高層認可。另外,長期的落後地區治理經驗和年齡優勢,是趙樂際政治前途普遍看好的兩大原因。

趙樂際口才很好,思路清晰,有很高的政策水平、管理水平,任職以來對於青海經濟的巨大貢獻有目共睹。至於趙鄉音難改,縱觀中國政壇從上至下從古到今,大人物基本上是口音很重,無傷大雅。

趙樂際的父親是解放青海的西北野戰軍一軍的一名隨軍記者,離休前的最後職務是《青海日報》副總編輯,並非傳說中所說的麽高級的幹部。趙樂際的異軍突起完全是因為他個人能力突出並且趕上了良好的機遇——主要是他在青海省商業廳系統時期的領導對他超乎尋常的賞識和破格提拔。

自2007年3月調任陝西省委書記後,與在青海的現相比,被稱為“陝西幫”代言人的趙樂際衣錦還鄉後實在乏善可陳。尤其是“華南虎照”事件和鳳翔“血鉛超標”事件發生後,有評論指趙樂際似錦的前程也“大打折扣”了。不過十八大前夕,傳出他竟然也是中組部長人選的消息,具體情况還值得進一步觀察。(《內幕》第9期 )

趙樂際鄉音難改

“以官为贵”国难兴



大陆一年一度公务员招考,2013年度的考试又拉开了大幕,真是盛况空前,一年胜一年。此盛况远胜高考盛况,称为“千军万马抢过独木桥”一点不为夸张。中国最早最低的高考录取率不低于百分之一,逐年走高,如今若包括民办大专院校录取的考生,许多省市已经基本实现“全覆盖”。而国家公务员的“录用率”,从百分之一起步,行情不断“暴涨”,到今天许多岗位达到了惊人的千分之一!就是说,某个公务员岗位招收一名,报考人数达到甚至超过一千名,最终只能录取一个人,九百九十九个人都要落选。明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结果,因何还要做这种劳命伤财的蠢事,甘冒落水溺死的风险呢?缘于大陆人把“公务员”定为“官”,“以官为贵”、“升官发财”,早已在大陆蔚然成风!风靡神州!

这是一出喜剧。

最近又发生一起悲剧——

河北省某乡村有一个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小伙子,读研期间就渴望当公务员,端“金饭碗”。毕业后什么工作不做,情愿在家种地,年年等待公务员招考,可惜屡试不中,酷似古代“范进”。乡亲们象当年“胡屠户”讽刺“范进”那样,把这个小伙子当作教育子女的反面教材,说他花了家里那么多钱,读了那么多年书,连个公务员都考不取,真是个大废物。小伙子本人颇有“范进精神”,一点不在乎。今年继续报考,发誓不中举不罢休。他父亲听说儿子今年还要报考公务员,乡亲们的流言蜚语又不停地传进他耳朵里,实在羞于见人,愤而自杀身亡!

这样的悲喜剧在大陆年年都有上演。

文化大革命期间,批判刘少奇的“入党做官论”,将“毒根”挖到孔丘的头上,说这是“学而优则仕”的翻版。那时候把“优”解释为“优秀”,学习的目的是为做官。“文革”后又说刘少奇并无“入党做官论”,孔丘的“学而优则仕”的后面还有一句“仕而优则学”。孔丘的本意并不是学得好便做官的意思,“优”应作“余力”讲,孔丘是提倡做学问之余可以为官,为官之余应该做学问。

刘少奇有无“入党做官论”姑且不论,孔丘“学而优则仕”的本意姑且不争。廿一世纪的中国大陆的现实,倒是“入党做官论”大泛滥,“学而优则仕”(作“优秀”解)大风行。

唾手可得若干此类现象:小、中、大学的校友聚会,无不自觉地把官衔高低放在首位,将现任官衔最高者奉为上宾。清华大学有位当年负责65届、66届学生分配工作的教授,撰写回忆文章时,情不自禁地披露,经他当年分配的毕业生中有胡锦涛、吴邦国、吴官正……至于学术界名人,对不起,一字未提。(见《炎黄春秋》2009年7期28页)据传,著名作家刘心武每每接到请帖,首先要问:有无高官出席?若回答有,立马婉辞。他的解释是:决不是针对官员本人,实在是看见“攀龙附凤”的众生相,心里不舒服!如果说这些属民间自发“排座次”,官方的正式排位同样未能免俗。笔者的高中母校是赫赫有名的百年名校扬州中学,百年来虽然培养了近百位两院院士,好多是自然科学方面的著名专家、领军人物。但是,无论是校史陈列馆,还是校史纪念册,排于首位的都是江泽民,排在第二位的都是胡乔木,尽管朱自清的文学成就远在胡乔木之上,但朱无官位,只能退居其后。至于那些两院院士,更是后之又后了。笔者初中母校是一所农村中学,是新中国成立后建校,五十几年历史。四十年校庆时,最高官员是一位省级宣传部副部长,校史陈列室内无疑占头把交椅。可惜好景不长,此君酒桌旁不幸猝死。到五十周年校庆时,此人不便再提。另有一位校友当上更大的正厅级官员,马上占据了猝死高官留下的头把交椅。毫无疑问,建校六十周年、七十周年时,校史室的第一把交椅仍然可能更换新的高官。

2009年9月3日,《南方都市报》刊登了一则“小新闻”:广州某小学一年级新生入学报到时,老师问一位新生:“长大了想做什么?”新生毫不犹豫地回答:“想做官。”老师又问:“做什么样的官呢?”老师提这个问题的本意很可能是希望新生回答“做个好官”,或者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官”,可是让老师大跌眼镜的是,新生竟然大大方方地回答:“做贪官。”老师肯定生气了,责问该生:“为什么要做贪官?”新生毫不避讳地答道:“贪官有很多好东西。”老师摇头不止,惊诧不已!这是小学生之过呢,亦或是学生家长之过呢,还是“以官为荣”、“以官为贵”的社会风气之过呢?2012年九月,有人在《人民网》上公开叫嚷:“为升官发财读书,有什么错?”是啊,人各有志,作为个人,他把读书的目的定在“升官发财”,有何错误?这全是“以官为贵”、“以官为荣”的党风、民风带来的严重后果。个体人不负有任何责任。人人都为“升官发财”而读书,个人的前途可能一片光明,中华民族的前途就大为堪忧了!

盛世修谱修志,如今算是盛世了,修谱修志成风。无论家谱族谱,无论县志市志,都以有无官衔、官衔大小论英雄、排座次。与封建社会修的谱志没有任何原则性区别。这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怪现状吧?

以上细节有力地证明,“以官为荣”、“以官为贵”之风已经刮到神州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已经浸透于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

当代中国“官本位”之风刮得有多大有多狂?举三个数字足可证明。

第一个数字是国家发改委离休干部余孚披露的:我国的公务员职务消费从1978年到2005年的28年中增长了140倍。占当年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从4%增长到24%。现在接近四分之一的年财政收入用于公务消费。每一个中国人负担的行政管理费平均从20.5元增加到498元。每一百万美元GDP负担的公务员人数,中国是39人,美国是2.31人,日本为1.38人,中国是美国的17倍,是日本的28倍。这是不是日本迅速从战败国崛起为世界经济强国的秘笈之一?而刚刚执政的民主党还在批判自民党60多年执政期间国家机关臃肿、官僚作风泛滥。与当代中国相比,真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啊!

第二个数字是每年全国招考公务员时,大学生、研究生、博士生、博士后不约而同争先报名、趋之若鹜。前几年,几十人争考一个名额已经让人吃惊,近几年竟然发展到几百人争考一个公务员岗位。东部发达地区,某些吃香的岗位,一个岗位争考的人数甚至超过千人,可以说是蔚为壮观,也可以说是令人怵目惊心。不管怎么解释,都是全球第一、全球惟一,全世界绝无仅有的奇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前后,恰遇全球金融危机,中国又掀起了一股“嫁‘碗’族”风潮。此“碗”为铁饭碗。如今大陆能称“铁饭碗”的惟有公务员。二十世纪最初几年,女白领们(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流行的是“嫁‘钱’潮”,谁有车有房,谁有店有厂,不管是二奶是填房,不管是博士是文盲。她们风趣地说白毛女为什么不嫁黄世仁,真是傻到家了!到2008年,观念彻底变了,自己没有考取公务员,自己端不上“铁饭碗”,决心这辈子当“嫁‘碗’族”:只要他是公务员,当然有官帽更好;只要他没有正式夫人,当然初婚更好;只要他没有到退休年龄,当然年轻更好。她们重新评价白毛女了,称赞白毛女目光远大:不嫁黄世仁,誓嫁大春哥。黄世仁遇到“劫富济贫”,马上一文不名;遇到金融危机,马上一贫如洗!大春哥多好——参军、入党、当官,捧上了“铁饭碗”,老了成为“离休干部”。白毛女真是我们“嫁‘碗’族”的祖奶奶!有人风趣地说,中国古代建造了万里长城,是世界第一;二十世纪毛泽东炫耀文化大革命是世界第一;当代中国又创造了“官本位”的世界第一,“嫁‘碗’族”的世界第一。虽然评不上诺贝尔奖,却可以申报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吧?

第三个数字是深圳有关部门披露:深圳市要招聘一位教育局长,报名者中竟然有十五位著名大学教授。虽然这位官员感到不可思议,但这是确确实实的现状,决不是虚构,也没有夸张。十五个大学教授争抢一个市级教育局长的新闻很快在网上流传。有人跟帖称:“简直不可理喻”、“百思不得其解”。笔者倒以为这很好理解。

首先,“以官为荣”、“以官为贵”风气的形成,是在彻底摧毁民众头脑中“以知识为荣”、“以技术为贵”的思想基础上而树立并发展起来的新价值观。旧社会长期形成的“一招鲜,吃遍天”、“荒年饿不死手艺人”等老思想,新中国之初产生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知识就是力量”等新思想,经过反右斗争、批判白专道路、批判资本主义道路、文化大革命等等政治运动,已经从民众头脑中彻底摧毁得干干净净。形成了“知识越多越反动”、“臭知识分子”、“臭老九”、“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无需解释,这个“好爸爸”当然是当官的爸爸!)不用交待,出身于官宦之家的新一代,当然地追求仕途;没有当官爸爸的年轻一代,对自己没有个好爸爸已经悔之晚矣,当然要下决心从自己做起,为儿子找个好爸爸了!

其次,是对官员至高无上权力的肯定。新中国六十多年,不断地鼓吹:“党领导一切”、“外行领导内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一个几近文盲的老革命可以任科学研究机构的党委书记,不仅领导教授、研究员,还要监督他们的思想改造,甚至将他们打成“右派”、“臭老九”,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政治家与科学家的权力,一个是掌控着知识分子的生杀大权,一个是自己的生死被官员掌控,简直一个在天堂,一个在地狱。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新社会出身成长的知识分子,谁不想钻进官场当官,谁还愿意钻进实验室当科学家呢?

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政治家与科学家的经济地位不在一个档次。当然,若仅计算工资,当官的工资不算太高,科学家的工资不算太低。据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的工资还低于旧社会留用的某些高级知识分子。但这仅是阳光下的收入,这笔收入对于科学家来说,几乎是收入的全部。而对于官员则是合法收入中的很小一部分。更大更多的收入来自“月光下的收入”,又称作“灰色收入”,主要体现在“三公消费”加“小金库”。所谓“三公消费”即公费出国、公款吃喝、公交车私用。所谓“小金库”,说小一点属领导人的“私房钱”,说大一点是领导者的“私人银行”。这“三公消费”每人每年平均花多少,执政党不会公布,外部人当然无法准确统计。不过有一些数字可参考。从网上查到东北一位区委书记(地级市的区,相当于县团级),因为公车制度改革,他一人每年可得“车补”八万元。小小区委书记,月工资绝对不可能超过五千元吧,那就是说,“三公消费”中的一项——公交车费,已经超过本人工资收入。以均衡计算法类推,得出每个官员的“三公消费”至少是工资的三倍以上。至于“小金库”,那是自己给自己发“奖金”的,每月每年每人到底发多少?所谓“小金库”都是带“长”字号领导人掌管的,全国带“长”字的领导到底有多少?以100人中一个公务员,50个公务员中一个“长”,粗略计算下来应该不超过80万人。据国家审计署官员透露,经测算,全国的“小金库”每年至少在827亿元以上,80万带“长”字的人物平均摊派,每人可得十万元。审计署官员承认:“全国到底有多少小金库,每个小金库有多大规模,谁也说不清楚,谁也查不清楚。”既然国家审计署都说不清弄不明,那只有神仙知道了!科学家哪里去得到这一大笔“灰色收入”呢?如果再计算索贿受贿、买官卖官,官员的真实收入那就大得惊人了。小小的县委书记,甚至乡党委书记,只要他东窗事发,受贿加来历不明的财产,几百万元的比比皆是,几千万元的不乏其人。谁心里没有数,贪官在官员中的比例高得惊人,足见官场受贿的机会太多太多了,太容易太容易了!一位因买官卖官而落马的中共县委书记曾在法庭上公开宣称:“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科学家有这样的机遇吗?有这种可能吗?即使你是世界级的著名科学家,中国人有谁会向你行贿呢?除非你是科学院、所的党委书记、院长、所长,那些属官员,不是纯粹的科学家。即便如此吧,与国土部门、建设部门、交通部门的官员们相比,能收到的红包仍然属“小儿科”。只有阳光下的收入,没有灰色收入,没有红包,大学教授的经济收入不可能与市级教育局长相提并论啊!十五位著名教授争夺一个市教育局长,有什么奇怪呢?有什么不可理解呢?举一个当代的极端事例:上海海事大学在读女研究生杨元元2009年11月26日在宿舍卫生间用长筒袜自缢身亡。自杀原因是贫穷!她6岁丧父,寡母含辛茹苦将姐弟二人拉扯大。她2002年武汉大学毕业当了七年教师,用自己的工资供弟弟读博,自己又离职考取上海的研究生。她把母亲接到上海治病,住不起医院,住不起宾馆,本想让母亲住进自己的宿舍,但学校规定家属不准住学生宿舍。无奈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房,房里连一张床都没有!自杀前夜,她陪母亲睡在出租房的地上,半夜里愧对母亲说:“地上好冷啊!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和弟弟学了这么多知识,我们家的命运怎么就不能改变呢!”早晨回校后就上吊自杀了。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悲惨命运的一个缩影!

江泽民高中读的是扬州中学的“工部”,按现在的分类,不属“普高”,而应称为“中专生”。大学读的是机电系。很显然他在旧中国是想走科学救国之路的。如果不是大学毕业后即迎来了新中国解放,他自己奋发努力,此生最大的成果是成为全国著名的机电专家。即使梦想成真了,政治待遇、经济待遇、社会待遇能和现在相提并论吗?江泽民多亏“与时俱进”,及时转换人生奋斗方向,以业务为平台,努力朝官场迈进,最终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职时的风光不提,退出政治舞台之后,接班人胡锦涛为了感恩戴德,将他在职时由秘书班子代笔的文章、报告、批示、文件等等,统统搜集起来,出版了厚厚三本《江泽民文选》,不仅得到“著作等身”的青史留名,更有数百万元的版税。哪一位科学家的人生有如此幸运如此辉煌呢?

胡锦涛是清华大学1965届水利系本科毕业生,分配在水利部门当技术员。他如果一门心思钻研技术,充其量成为全国闻名的水利专家,即使成了长江三峡水利工程的总设计师,政治待遇、社会待遇、经济待遇、生活待遇能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平起平坐吗?恐怕相差不止一二个档次吧?

吴邦国是清华大学1966年无线电系的本科生,分配到上海电子管三厂当工人。如果他钻研业务,成为电子方面的著名科学家,即使超过两弹元勋邓稼先,无论哪方面的待遇,能与全国人大委员长媲美吗?

吴官正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在清华大学动农系读研,如果他沿着读研、读博的的路子走到底,最后成为农业机械专家。中国的农业机械化就这么个现状这么个水平,即使第一流的农业机械专家,又能有多大的作为、多大的出息?与他“弃学从官”,最终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无论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等等一切方面,难道不是天壤之别吗?

有人说,中国已经设立了科学技术进步奖,最高一等奖的奖金已经达到五百万元,科学家的经济待遇还低吗?我们且不谈几年评一次、一等奖经常空缺的情况,就是每年评一次,每次都产生一等奖,象袁隆平、吴文俊等杰出的科学家全国能有几人?袁隆平一生风里来雨里去,赤着双脚绾着裤管,创造出世界第一,也是世界惟一的双季杂交水稻,解决了中国数亿农民的温饱问题。他的一生精力、一生心血,只换得一次五百万元奖金。与江泽民相比,在职时不用自己动手,由秘书班子代笔的各种文稿,退休后由接班人结集出版,仅版税就得到数百万。有一位外国商人撰写的“江泽民传”,书名叫《他改变了中国》。作为中国人,至今不清楚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改变了中国什么?倒是胡耀邦和赵紫阳想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袁隆平确是凭着独创的水稻新品种,不仅改变了中国农民的贫穷状态,同时改变了全世界数亿贫困人口的生存状态。与他对人类的巨大贡献相比,区区五百万元的奖金,根本不匹配。

许多友人以为敝人的观点太绝对化,为什么“以官为荣”、“以官为贵”的党风、民风、国风就一定会阻止科学家的诞生成长之路?为什么不能双荣双贵、共荣共贵?对于这种折中主义观点,敝人实在不敢苟同。伟人毛泽东告诫我们:“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贵有自知之明。”折中主义者恰恰忘记了伟人的教诲,忘记了人不是神不是仙,忘记了只要是有血有肉的凡天俗子,每个人都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缺点,各有各的性格,各有各的脾气。如果党风、民风、国风强行要求每个人都朝着政治家的标准去努力,其结果很可能适得其反。笔者始终固执地认定,官员的诞生成长之路和科学人材的诞生成长之路,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可以说是南辕北辙的两条路。

因为政治家与科学家的基本素质是完全不同的。无论是政治上、思想上,还是道德上、性格上,两者的标准和要求都是各异的,有些甚至是根本对立的。政治家的缺点甚至错误,很可能恰恰是科学家所必须的素质;而科学家的许多优秀素质,很可能是政治家的致命缺点。为了便于论述,试以温家宝为例。他当官可以是人民的好总理,还成了中国第二“好人”(据说第一“好人”是胡锦涛),但绝对不能成为李四光的接班人,成不了优秀的地质学家。

温家宝大学读的是北京地质学院,最初是分配到西部地区的勘探队。一般情况下理应象钻机那样往地质科学的深处钻探,并有希望成为地质勘探方面的专家。但他走的是“学而优则仕”之路,朝着仕途努力发展。先当业务官,再当政治官。当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时,不巧遇上了“六•四风波”。他及时改变政治立场,与总书记赵紫阳划清界限,与时俱进,站到邓小平、江泽民的立场上。这是政治家必要的政治品格。作为地质学家的李四光,对政治无须考虑,完全可以不屑一顾。他可以为蒋家王朝搞勘探,也可以为共产党政权搞勘探,可以在邓小平领导下工作,也可以在赵紫阳领导下工作。如果他关注政治、服从政治,把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放在首位,他就不会成为科学家而成为政治家了。敝人的乡贤、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他年轻时曾为蒋介石设计建造了中国第一座铁路大桥——钱塘江大桥,中年时又为毛泽东设计建造了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这样糊涂的政治立场,丝毫没有动摇他的全国著名桥梁专家的地位。其地国家的科学家更是如此。据说第一个制造原子弹的专家是为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效劳的。即使这样,不可能否定他在原子弹发展史下的成就和地位。

政治家首先要确立报效国家、服务民族、立志当好民众公仆的思想。温家宝完全具备了这种素质。哪里有困难哪里上,哪里有危险哪里上。冰雪、地震、洪水,每一次大灾大难,第一线上总会出现他的身影。所以被民众誉为“好总理”、“大好人”。作为科学家,便无需首先确立为国家、为民族、为百姓服务的思想。科学家是以科学成果客观上实现为国家为民族或者为人类作贡献,不需要主观上刻意追求。他可以为中华民国服务,也可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服务。甚至把国家和民族都放到一边。象美籍华裔科学家那样,在异国他乡摘取诺贝尔奖,无论如何不能称其为“汉奸”。举个绝对的例子,如若中国的抗日战争经历三十年以上,汪氏政权存续三十年以上,作为艺术家的梅兰芳应该蓄须拒演,作为科学家仍然无需中断正在进行的科学实验。因为艺术属社会科学,具有政治属性;科学家搞的是自然科学,没有政治属性。在伪政权时期搞出了科研成果,无论如何不能扣上“汉奸”的帽子。

好官应具备大公无私、克己奉公、先人后己的道德品质,要树立“雷锋精神”。雷锋是“活学活用”积极分子,是共产党员,是“五好战士”,是红色辅导员,是民众心中的“大好人”。但雷锋本人和“雷锋精神”不可能培养出专家学者。这并非故意贬低雷锋和雷锋精神。笔者当年在部队当兵,雷锋牺牲后,战友们常常私下里议论:雷锋的军事技术实在不咋的!作为汽车兵,指挥别人倒车,竟然撞倒电线杆,砸到自己头上。如果砸死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别人,无疑是一起重大的责任事故。他从来不是汽车驾驶“技术能手”,更不用侈谈机械专家了,评上“五好战士”,仅仅是军事技术“合格”而已。所以笔者斗胆说,雷锋即使不牺牲,若要求他成为与汽车相关的机械专家、动力专家,那是勉为其难,或者说是不切实际的苛求。雷锋本人不能成为专家学者,雷锋精神更培养不出科学家。雷锋精神对于科学家来说,是完全不需要的。科学家的道德是“个人主义”、“个人第一”、“个人为中心”、“自我表现”,要一切围绕自己的科学研究和实验,“唯我独尊”、“唯我独优”、“唯我独行”、“唯我独成”。如果处处想到别人、服从别人、服务别人,那他只能当官、当好人,永远成不了科学家,更不可能取得前瞻性的、独创性的科研成果。

从性格上讲,政治家需要的是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鼓励先进、勉励后进,要团结绝大多数,必须信仰中庸之道,具有敦厚长者的的风范,要“吾日三省吾身”。当科学家最必要的性格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舍我其谁”,要奋进,要攻击,要“撞倒南墙不回头”,是典型的“强牛筋”。否则,他不可能搞出独创性的科研成果。笔者在这方面有切肤之痛,因为从小争强好胜,干任何事都想付出最高代价、最大努力,力求成为所在单位最能干最优秀的角色。我的追求、我的性格、我的努力、我的智商,保证了前半生总是如愿以偿。理解我的人,夸赞我“样样行”,但是党组织和大多数不及我的人却批评“样样行”是严重的骄傲自满、典型的个人主义。党票没有拿到,官帽更没有戴上,至今仍然是无党无派的平民百姓一个。但几十年奋斗终于实现了“草根学者”之梦想。

总而言之,对于人生来说,政治家需要“全才”素质,科学家需要“偏才”素质。评价官员有很复杂的体系,评价科学家的标准只有一条,那就是有没有创造出领先于世界、全国或本地区、本领域的科技成果。没有任何第二条评价标准,也不需要附加其它任何条件。网上对水稻专家袁隆平喜欢玩车说三道四,执政党不闻不问。而有人要求政府机关公开“三公消费”情况,却被执政机关定为“间谍”。这实在是混淆黑白、颠倒是非。袁隆平玩车是个人爱好,玩的是私家车,何错之有?“三公消费”是政府的腐败,反腐败却被诬为“间谍”,这样的党风、民风、国风不彻底铲除,国家和民族能够兴旺发达吗?据说,国外对足球队和球员的评价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进球多少。即使打架斗殴、招妓嫖娼,只要不触犯刑律,一概不予过问。触犯了刑律,由法律制裁。这样就给足球营造了十分宽松的环境,这是不是国外足球运动兴旺发达的宝贵经验?岂不是更符合邓小平关于“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精辟理论?中国足球彻底失败的主要原因,正是管头管脚、管衣管饭,什么都要管,就是不管进球数。即使你是“优秀党员”、“活雷锋”,上场总是输球,你可以去当官,但绝对不是合格的足球运动员,必须“抄鱿鱼”。笔者希望党政军民都要学习国外管理足球队的宝贵经验,只用科研成果一个标准来评价科学家,给科学家营造十分宽松的社会环境,确保科学研究早出成果、快出成果、多出成果!

据《中国新闻周刊》2009年47期披露,中国科学院当年新增35名院士,80%以上肩佩各式各样的“官衔”。中国工程学院当年新增48名院士,85%以上头戴各式各样的“官帽”。60岁以下的新增院士,100%是在任官员。就是说,一个人退休之前,没有官帽就当不了院士。孔子曰:“学而优则仕”,共产党将其颠倒过来,变成“仕而优则学(学衔)”。应该说,官场有官场的“潜规则”,科研有科研的“潜规则”。笔者不敢肯定,用尽一辈子精力,能不能把官当好,但笔者敢于肯定,用尽一生的全部心血,不一定能攀上当代科学最高峰!官员当院士,是否意味着他的精力在官场绰绰有余?院士当官员,是否意味着他的科研成果已经领先于世界?可至今为什么又无一位中国科学家荣获诺贝尔奖呢?这难道也是西方人对共产党的政治歧视吗?官员头上加一道“院士”光环,当然更加荣耀;“院士”头上加一顶“官帽”又有何用呢?难道这不是对科学的“亵渎”,不是对科学家的侮辱?!

君不闻大陆盛行一句顺口溜:“学士、硕士、博士,三个‘士’不如一个‘仕’!”执政党公开炫耀,大学生是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最大群体,岂不证明大学生的人生追求都是“入党做官”,你还能指望“科学兴国”、“科学强国”吗?!

有人诘问:精英人才为什么不能涌向官场?笔者并非反对精英当官,中国官场确实需要如朱金容基、温家宝这样的精英人才。笔者反对的是“以官为荣”、“以官为贵”的党风、民风、国风。这种风气只能培育政治家,不能培育科学家。古代社会因为生产力不发达,科学技术更少,所以造成了明君治国、清官辅国,国家兴旺的现象。比如贞观盛世、康乾盛世。现代社会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近三百年的世界史已经充分证明,清官可以把国家治理得天下太平,忠臣可以把国家保卫得固若金汤。但是,清官不能救国,忠臣不能兴国。只有科学才能救国,只有科技才能兴国。笔者担忧的是,如果“以官为荣”、“以官为贵”的党风、民风、国风得不到彻底改变,廿一世纪的中国经济要想领先于世界,廿一世纪的中华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之林,恐怕美梦难圆。

执政党认为,中国科技发展不迅速,决非“以官为荣”、“以官为贵”的风气所造成。而是源于青少年一代的想象力、创造力低下。哪么笔者要问:中国青少年一代的想象力、创造力哪里去了?执政者又把根子挖到教育制度上,断言现行的教育制度、教育方法是扼杀创造性人材的罪魁祸首。我们承认这有一定的道理,中国人从小接受灌输式的教育,很可能是六十多年大陆无人问津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重要原因。但是,为什么六十多年没有能培养出一位如季羡林那样的学术大师?这难道也应该由教育制度承担主要责任吗?笔者以为,六十年不好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仅是扼杀想象力、创造力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总根源应是“以官为荣”、“以官为贵”的党风、民风、国风,是长期以来这种“官本位”风暴湮灭了中国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才是真正的最大的最残酷的罪魁祸首!即使是被人诟病的当代教育,不也是党管大学、党管学术、党管教授造成的后果吗?大学为什么要设党委,大概除了共产党政权,上下五千年世界五千年,都是绝无仅有吧?到底大学的权威是校长还是党委书记?到底学术的权威是教授还是党总支书记?这些本来简单明了的事情现在反而弄得模糊不清了。因为在学生的心目中,党委书记高于校长(媒体上的排名确是如此)、党总支书记高于教授,党票高于论文!

无需讳言,“以官为荣、以官为贵”之风在许多国家都存在,特别是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2011年7月,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公开指出:“当代青年想当官的现象让他很担心。青年人坚定不移选择公务员这条道路,认为这是快速致富的快捷方式。走上领导岗位,可以不费力气,受贿几次就可以一辈子睡安稳觉了。这不是青年一代错了,而是我们的官场腐败严重。这种状况不彻底改变,整个国家就没有前途。”虽然“以官为贵、以官为荣”之风全世界都存在,不可否认,中国大陆尤甚。笔者强烈呼吁:一定要把中国大陆“以官为荣”、“以官为贵”的党风民风改造成“以官为庸”、“以官为俗”、“以创新为荣”、“以知识为贵”的“新世纪中国风”!这个“庸”是平庸,没有任何突出才能的人才适合做官;这个“俗”是平常,为官与为民没有任何高低优劣之分。外国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夫妻俩生下五个儿子。老大学习成绩好,父母说,长大了当教授;老二喜欢自己做玩具,父母说,长大了当工程师;老三喜欢种花草,父母说,长大了当园艺师;老四喜好舞刀弄枪,父母说,长大了当将军;最小的儿子哭着问:我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喜欢,长大了怎么办呢?父母安慰道:别担忧,你可以当国会议员!但愿这个在国外不是笑话的故事,能够被廿一世纪的中华民族借鉴和学习。

呜呼!笔者甘愿当一回廿一世纪的杞人!担忧“以官为荣”、“以官为贵”之风愈刮愈猛,担忧“以创新为荣”、“以知识为贵”的社会风气难成气候,担忧中国无法实现民富国强,担忧中华民族这条东方龙不能腾飞于无穷宇宙!但愿笔者的观点纯属杞人忧天,那就让廿一世纪的世界历史来证明吧!

 二O一二年十月   修订

(作者为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吴润生,《纵览中国》

一名藏人男子在甘肃自焚身亡

Kreidekörper und Porträtfotos von Selbstverbrennungsopfern aus Tibet sind am Dienstag (28.08.2012) vor dem Bundeskanzleramt in Berlin zu sehen. Anlass der Protestaktion Tatort Tibet sind die bevorstehenden deutsch-chinesischen Regierungskonsultationen in Peking. Foto: Kay Nietfeld dpa +++(c) dpa - Bildfunk+++

一名27岁的藏人男子周六在甘肃自焚。位于伦敦的自由西藏组织表示,这名男子名为拉莫嘉(Lhamo Kyeb)。

藏人女作家唯色在博客上发文表示,拉莫嘉20日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博拉寺附近公路点火自焚。

唯色写道,拉莫嘉是两个年幼女儿的父亲。自由西藏组织称,拉莫嘉当时呼喊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口号。

德国之声

海南再爆反煤電廠 6千民鬥3千警

網友發布的鶯歌海現場照片,鋪滿碎玻璃的路中央擺放兩個花圈,村民控訴電廠將毀滅他們的家園。(網路圖片)
網友發布的鶯歌海現場照片,鋪滿碎玻璃的路中央擺放兩個花圈,村民控訴電廠將毀滅他們的家園。(網路圖片)


4月曾因抗議建火電廠而爆發大規模示威的海南省樂東黎族自治縣鶯歌海鎮,近日再現維權抗爭。約6000名村民與進駐當地的約3000警察連續多晚發生對峙,警方使用催淚彈對付村民,多人被扣或被打傷。特警在各個路口把守,氣氛緊張,但「鶯歌海」在網路上遭封殺,有村民稱局勢很混亂,擔心爆發大規模流血衝突,搞出人命。

香港明報報導,由樂東縣地方政府與中國國家電力集團合作的「國電海南西南部電廠項目」,今年3月決定在鶯歌海鎮修建燃煤火力發電站,但居民擔心電廠污染嚴重,4月11日爆發萬人抗議,官方後來宣布換址建廠。然而,官方選定兩個新址所在地的居民同樣不願承接這一項目,於是在半年後,該項目又輾轉回到鶯歌海。

據報導,多名居民表示,村中男人多出海作業,當得知與電廠項目相關的掛牌剪綵活動即將舉行後,幾百名婦女於本月13日、14日起開始在鎮政府門口聚集,村民更一度日夜圍守在當地漁政局門口,以阻止官方將牌子取出,完成剪綵。16日晚,警察開始把守在鎮政府門口,警民連續兩晚對峙。

衝突在18日晚起升級。村民稱,當晚來了十幾輛官方車輛,有幾千武警進駐鎮內,在鎮政府至漁政局沿線戒嚴。警察更把守鎮中各個路口,除了小型車輛外,其他車均不能自由進出。警方在當晚到漁政局奪回牌子,一名女村民在爭持時受傷,兩人被帶走,其中一人在4月的衝突時亦曾被當局帶走。

村民於是聚集起來向政府要人,其間雙方發生肢體衝突,警方一度投放催淚彈。一名村民描述,「我親眼看見一個男人被他們4個人抬手抬腳,從樓梯上摔下來,然後圍上去踩。他們很殘忍,像強盜一樣!」

在連續兩晚的衝突中,據稱有多人被打傷。警方在衝突次日打掃馬路,清除滿街的催淚彈殼,村民一度試圖阻止打掃,想要「保留證據」,但未能成功。有村民稱,目前鎮內非常亂,他們很害怕會搞出人命。

報導指出,鶯歌海鎮政府被問及近日鎮中衝突時表示「不方便說」。

另外,曾積極關注鶯歌海火電廠爭議的65歲環保人士劉福堂,因自費出版環保著作而被控「非法經營罪」一案,本月11日在海南海口開審,至今未宣判。家屬擔心,政府將患病的劉福堂抓走並遲遲未宣判,是想「弄死」他,為建電廠「開路」。多個大學的校友會昨日在海口舉行沙龍討論劉福堂案件,但參加人員被便衣帶走。

世界新聞網-大陸新聞組香港21日電

習近平推動政改 薄熙來案成跳板


大陸新聞組北京20日電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被停職三個月後,中共領導層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分別強調要「堅定不移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分析人士指出這是為政改放風,但也有說法指高層僅作姿態而已。

中共執政60多年,在18大前夕爆出薄熙來醜聞,揭露中共政權體制混亂,加上「權威發展模式」管理社會和發展經濟造成官民緊張、貧富差距、貪污腐敗、宏觀調控陷入鬆緊兩難窘境。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對「財經」雜誌表示,「社會矛盾幾乎到了臨界點」。民眾強烈要求中國從根本上改革,否則將會帶來社會動盪。

近日又有多位學者及一些媒體呼籲政治體制改革,加強「依法治國」。

中國國家行政學院科研部文化主任、北京大學教授許耀桐在「人民網」說,從政治社會的無序化轉向法制化,需要解決「黨大、官大」痼疾,克服「只能由黨壟斷政治權力」觀念,也要「改革政治體制中權力過於集中的致命弊端」。

中國國防大學教授公方彬提出「新政治觀」,強調規定執政黨及成員行使權力邊界、履行責任程度;並建立執政黨政治倫理。

財新傳媒總編胡舒立則發表「薄熙來、18大和政改」的文章強調,嚴懲薄熙來案並汲取教訓,意味著深化全方面改革、特別是政治體制改革已勢在必行。

她認為:「中共對薄熙來的處理決定與中共18大召開日期同時公之於眾,兩者顯然有相關性。」

對於被視作為中共政權放風的中國官方媒體頻頻呼籲政改,英國廣播公司(BBC)指出,很多評論人士都認為,這是中共未來領導人習近平在為「依法治國」的政治核心奠定基礎。

香港媒體分析,薄案其實只會打到薄熙來本人便會停止,主要為了避免掌管中共黨內情報、公安、司法檢察部門的周永康等支持薄熙來的人馬和政治局常委同歸於盡,並維護自身利益。

世界新聞網-

中共新領導人20多年前都在我們名單裡

《明鏡月刊》崔武年



  一

  二十多年以前,我曾經在中央組織部青年幹部局工作了幾年,“六四”以後青年幹部局撤消,我和我的一些同事調出。後來開十五大、十六大、乃至十七大,我們在茶餘飯間,看到報紙上登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名單、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名單,大家都會會心地一笑:很多人都是我們名單裡的。

  有人會問了:“什麼名單?”

  “第三梯隊”名單。
  是的,“第三梯隊”名單。這個名單有一千一、二百人,是在1984年建立的。現在四十大幾五十歲以上的人都知道,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央搞了個“第三梯隊”,而“第三梯隊”作為一個嶄新的政治詞彙在中國曾經一度竄紅,關於“第三梯隊”的議論也是褒褒貶貶、是是非非,不一而足。的確,“第三梯隊”作為中央的一項重要決策,曾經一度成為中央組織部和各級組織部門在一個時期的第一位的中心工作,有相當長的一個時候,理論上的總書記胡耀邦、“實際上說了算”的鄧小平、“二老太爺”陳雲都十分的重視這個工作,甚至達到了“你們要抓緊催,抓緊考察,抓緊向中央報!對這個事,中央很重視,非常重視!選好的名單,一部分也要,一個也要”(當時分管組織工作的政治局委員宋任窮語)的程度!

  當然,這些都是發生於二十世紀的八十年代。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發生了很多事,有令人興奮的,也有叫人沮喪的,有農村改革和市場經濟理論的探討,也有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對“自由化”的逆施,有給中國帶來長足發展的決策,也有把中國置於絕地的事件。這個年代的許多遺產都留給了後來。這個“第三梯隊”也是完全生發於這個年代裡的——後來它在組織部的業務術語變成了“省部級後備幹部”——隨著這個年代的結束,這個紅極一時的名詞也就銷聲匿跡了。但是,這個最初冠名以“第三梯隊”的名單卻仍然在中國的政治生活中長遠的發生著作用。

  從1984年到十五大那年是十三年,到十六大那年是十八年,到十七大那年是二十三年——前面我說了,那幾次大會產生的中央領導機構的相當一些人是這個名單裡的;今年就要開十八大了,我看,相當一些民間熱議的“新”的“十八大常委”,仍是二十八年之前建立的那個“第三梯隊”名單裡的“舊人”。

  中國的黨政幹部有數千萬人,縣處級領導幹部聽說有一百幾十萬人,地廳級領導幹部應該有十幾萬人,省部級領導幹部大概萬把人,能夠進入中央委員會的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不到四百人,最後,能夠進入中央政治局的是二十五個人,成為政治局常委的是七至九個人——而二十幾年之前選的這一千一、二百人中間就出了這二十五個人和九個人的半數,而且連續數屆都是如此,回過頭去看,不能不說這是一種“奇跡”了。

  是“奇跡”總應該有原因。就工作本身而言,我以為大致上有那麼五條:

  其一,選拔時有明確的目標——也就是標準。

  其二,工作中嚴格執行了程序——就是考察制度。

  其三,每年都有常規考核,滾動調整,有進有出——就是管理制度。

  其四,對大部分人都有一定的培養措施——這也是一種制度性的“繼續教育”吧。

  其五,從中央組織部到省市委組織部都有一個真誠的、認真的、負責任的、把制度真當制度的專職機構進行管理——這個機構在中央是青年幹部局,在省市是青年幹部處。

  可能就是這麼簡單的幾條。概括起來說,就是按制度選拔,按制度考察,按制度管理,把制度真當制度的機構負責。我這樣說,很多人會以為是官話,不會相信——這個“第三梯隊”在當年就沸沸揚揚,負面輿論甚多,怎麼可能象你說的這樣呢!

  但是,事實上這個名單的產生和管理就是這樣的。

  這一千一、二百人就是按照當時的“四化”(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標準,經過各級組織人事部門考察、篩選,又經過省部級黨委、黨組集體討論上報,再經過中央組織部組織統一的“中央考察組”考察,最後,經過中央組織部部務會議或者部長辦公會議討論通過才最後確定報送中央主要領導人的。

  這個名單在當時的平均年齡是43歲多,大專以上文化的佔到了85%以上,所謂“勞動人民家庭出身”的佔83%,“剝削家庭出身”的佔11%,而出身於幹部家庭——亦即“副部以上的高幹子弟”——的佔5%多一點。

  附帶說一句,這幾個數字是我本人當年依據這個名單的主體一個一個算出來的,如假包換。





  二

  有人問了:你現在說這些是什麼意思呢?

  當然有些意思。這個“意思”就要從這個“第三梯隊”說起。

  二十八年了!中間經過了四任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很短,兩人加起來才佔了五年左右,後來是江澤民十三年,胡錦濤接近十年。

  二十八年過去,中國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發展令世人矚目,人民生活水平也是普遍地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可是,社會的不滿情緒卻是有增無減。不言而喻,這些不滿很大一部分反映在所謂“太子黨”、“高幹子弟”的特權上面。我認為這些不滿是正當的,因為它反映了社會現狀,而且是越來越嚴重的社會現狀。但是,公道地說,在這個問題上面,當時的那些年和後來的這二十幾年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八十年代初,“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幹部政策逐步落實,眾多的老幹部在百經磨難之後重新恢復工作,但是他們面臨的第一位的問題卻是為自己準備接班人的問題。那時,也想過一些辦法,比如請他們“推薦優秀的年輕幹部”之類,推薦的名單也印了幾大本,很遺憾,多是秘書、參謀等身邊的工作人員,還有兒子、女婿等親屬——往好裡說,是實在沒有辦法,老幹部們長期被打倒、靠邊站,“不知有漢,何論魏晉?”除了身邊人,確實不瞭解比他們年輕二十歲、三十歲的那一代人在那個“史無前例”期間的“表現”!後來提出了“四化”方針,成立了青年幹部局,提出了建設“第三梯隊”,這個“準備接班人”的問題在當時的那個條件下,才有了結構性的解決。

  不排除一些老幹部有“還是自己的孩子最可靠”的思想。但是公平的說,絕大部分的老幹部還是有信仰、守紀律,還是“立黨為公”的。衹要有了方針,有了標準,有了制度,基本上都能有所遵循——比如這個“第三梯隊”名單。前面我說了,在這個名單裡,“副部以上”的“高幹子弟”只佔到5%,遠低於“出身不好”的11%——再進一步說,其中“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子女,我記得衹有兩位,其中之一就是我們今天的“候任總書記”習近平!當然,當時的習近平也是經過了我介紹的那些程序,由河北省委正式上報,中央考察組專門考察,中央組織部部長辦公會集體討論才列入名單的——而他的父親習仲勛當時在中央的核心圈子裡也並不太“得勢”。(《明鏡月刊》31期)


《明鏡月刊》第33期

http://www.pubu.com.tw/periodical/15649?apKey=fedd22f528



王維國派兒子赴京向林立果密報毛澤東談話內容

《新史記》于鵬飛 杜鵑


法庭對王維國的裁定書稱:

1971 年“九月十一日,毛澤東主席離開上海後,王維國即向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林立果、周宇馳密報了毛澤東主席已離開上海的情況和與其談話的內容。林彪、林立果等 人接到密報後,隨即準備南逃廣州,圖謀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國家。”這是把王維國的“密報”與林彪父子的外逃認定為因果關係。為此王維國在《遺稿》附件4裏 詳盡為自己進行了辯解。

王維國為什麼要冒著風險派兒子王大章上京“密報”?王大章認為他不瞭解中央的矛盾,不瞭解毛已經與林分道揚鑣。關於毛的一切無疑是最高機密,所以王維國的明知故犯不是沒有經過考慮的。

王大章講:

【因 為于新野從杭州來上海後,跟我父親講了毛在杭州的情況,他說“毛主席這次出來巡視,跟一些人都談了話,肯定有一系列的最新指示。‘這邊’希望能夠早一點知 道;如果主席在上海有什麼講話,是不是能告訴我們一下,提前給我們透個氣,這樣也可以跟的緊一點。”他的話講的很委婉,但意思很清楚,尤其是“‘這邊’希 望能夠早一點知道”一句,感覺不僅是林立果的意思,好像還是林彪的意思。我父親既不好詢問又不好拒絕,主要他也希望自己能和林副主席跟得緊一點,這樣後面 有人撐著的話,他在上海的日子也好過一點嘛,他覺得這個請求也在情在理,就默認了。

于新野講話時神態如常,所以我父親對此事也完全沒有覺察有何異樣,毛澤東是中午過後離開上海的,下午他回家先睡了一覺,晚上才給周宇馳打的電話。如果他們真是一個有陰謀的集團,應該馬上通報才對,所以單從這一點說他參與了“兩謀”實在是蒼白無力。

我 父親從毛的談話中隱約意識到,事關重大。像要把廬山會議的問題擴大到軍一級,揪住軍委辦事組不放,降低一下林彪的威信。所以他決定把毛主席和他的談話轉告 林立果,意思就是“我告訴你們毛的談話,讓你們有所準備就可以了”。這個“準備”當然不是準備政變,指的是三中全會上重提廬山會議的一事。

現在想想,都不知道我父親9月11號晚上怎麼過來的,讓誰去,怎麼去,如何講……肯定反覆掂量,最終決定讓自己最信任的人走一趟,結果還是後患無窮。】

王 維國雖然是做政治工作的,但對政治並不敏感,或許他以為政治就是革命,就是執行黨的命令,就是對毛主席忠心耿耿,就是“唯上”。“毛主席與王洪文、汪東興 和我一起談了話。其中有部分內容談到了林彪一夥(指軍委辦事組)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缺點,和他們應該檢討的問題,並說回北京後和他們‘吹一吹’,即談一談 的意思。當時我還喜出望外”(《遺稿》)。顯然他對自己的行為後果,並沒有後來法庭強加給他的“預見性”,而是正相反。在法庭看來,王維國父子對林彪父子 太忠了,不僅“密報”主席談話,還派兒子去“密報”。其實這恰恰反映了王維國的“愚”,如果他瞭解林立果的真實想法,他寧願自己扛著,也不會連累兒子的。 當然他的兒子王大章更沒有這種預見性,這趟北京也改變了他的命運,去時雖然內心忐忑,但早已有為父親保駕護航意識的他,對父親的吩咐沒有二話。


2012清明節,王大章給父親王維國掃墓。他對“913”前奉父之命前往北京記憶猶新。(作者提供)


王大章回憶——

【(1971 年)9月12號早上我父親把我叫起來,他講:你到北京去一趟。我對父親是絕對尊敬和信任的,儘管一睜眼就聽到這話覺得很突然,還是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我父 親解釋說“主席這次到上海來,講了一些話,談了一些事情”,叮囑我“到北京你只能告訴副部長(林立果)和周主任(周宇馳)他們兩個人,其他的人,包括李偉 信、于新野,都不能講。”我拿出個小本問他:記一下可以吧?開始他說“不行,這個記,恐怕有問題呢。”我說:到了那裏我忘了呢?他想了想說,“好吧,那你 記吧。”

然後他為了方便我記錄,一字一句地講道:“第一個,看樣子三中全會快要開了,國慶節前開三中全會,國慶節以 後開四屆人大。主席講,總理給我寫了個信,說到廬山批評問題,三中全會上要重提二中全會上的問題。三中全會要開成擴大的三中全會,擴大到軍一級,每個軍都 要有一個代表參加,在會上要重提廬山批評問題。”說到這裏我打斷他,問他:“什麼叫‘廬山批評問題’啊?”

他並不想 讓我瞭解更多,只是說,“你不要問了,你只要一講,他們心裏就有數了。”他繼續講:“另一個就是說廬山會議議事日程的改變,中央政治局常委五個人裏有三個 不知道,主席說他不知道,總理不知道,康生不知道。”“再一個就是說,看來他們一是有點害怕,二是有點硬幹,回去之後再給他們吹一吹”。我哪裏明白?忍不 住又問:“這是什麼意思呢?”他講:“你就不要問那麼多啦。”

毛澤東當時還談到“黃、吳、葉、李、邱要很好地檢討一下”,他們“是人民內部矛盾”。毛還講“黃永勝呢,這個人我不是很瞭解,在他當總長以前呢,沒有談過話。”這就對黃永勝當總長的任命有點推卸責任了。

毛還說:“陳伯達就不讓他檢討嘍!”當時陳伯達已經被定成敵我矛盾,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托洛斯基分子、修正主義分子,戴了五頂帽子。二中全會以後已經傳達到師一級了。

我父親叮囑我,你就講“黃、吳、葉、李、邱檢討得不好,叫他們早點向主席檢討,這樣好些。你就把這話告訴副部長和周主任,轉告他們,叫他們早點向主席檢討就行啦!”

以上就是所謂我去北京“密報”的內容。】(《新史記》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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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20日《明鏡郵報》

2012年10月20日《歷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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