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1日星期日

人們曾以為溫家寶談政改後有重大行動

王濤  專稿

在十八大之前,溫家寶表達了對重慶模式和薄熙來案的嚴厲態度,表示“現任重慶市委和市政府必須反思,並認真從王立軍事件中吸取教訓”,同時也高調地對政改提出強烈要求。不過,在十八大召開後一個多月時間裡,溫家寶很少公開露面,也沒有再提起改革話題。但是從2012年12月24日開始,溫家寶又開始越來越頻繁地提到改革。溫家寶先後表達過審計工作推動體制改革、房地產稅收制度改革、與收入分配有關的稅收制度改革、科技體制改革、金融改革等相關言論。這些改革多是政府改革、經濟改革等,尚沒有直接涉及到對中共來說極為敏感的政治體制改革。

    溫家寶針對薄熙來案,嚴厲表示“應認真從王立軍事件中吸取教訓” 。

在2013年的1月22日,習近平在中紀委會議上強調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有觀點認為,溫家寶或許正是受到習近平此番講話的激勵,才在時隔數月後再次提到了他矢志不渝、而又備受爭議的政治體制改革。

2013年3月5日中國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在京開幕,溫家寶總理宣讀的任內最後一份政府工作報告的中通篇未提“政治體制改革”。而過去多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政改是必提之詞。溫家寶在報告中肯定了引起爭議的4萬億元救市方案,還把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升至全球第二、中國首艘航空母艦入列,列為自己過去5年的政績。
    
    習近平曾在中紀委會議上強調要“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

到此為止,隨著溫家寶總理任期的結束,我們可以下定論:十年來溫家寶總理的政治體制改革更多地是體現在言論中,他總理剛上任時頻繁談政改給了當時一些人以無限的遐想,以為溫總理要有重大行動,十年後回頭再看意味頗不同,不過能長年累月地堅持闡述政改在中國官場已是不易。

我們可以看到,在政府工作報告以及相關的官方言論中,稱呼“政治體制改革”一直是這個全稱,很少使用簡稱——政改。

溫家寶出版自傳的傳言

繼媒體披露溫家寶2013年春節期間因為心情不佳借酒澆愁後,“博訊新聞網”3月9日接力報導,引述溫家寶辦公室人員的話指出,溫家寶在中共兩會召開前,向三個信任的秘書透露,從退職後第一天起,就要考慮開始寫自傳,詳細記錄自己的一生,揭露自己在尋求政治改革過程中,遭到的刁難與打擊。報導指出,溫家寶將重點記錄過去十年總理任內的各項作為,將政改上受到的刁難和打擊全部紀錄下來,自傳中還將說明家族的財產細節。據瞭解,溫家寶並非心血來潮,而是早有此意,他也不打算假他人之手,將親自操刀,他也希望自傳能在大陸出版。但因為需要祕書移交一些機密檔,做為自傳的依據,才透露出寫自傳的想法。


這名溫辦人員向博訊透露,溫家寶表面形象親民,但私底下剛愎自用,連貼身秘書也難捉摸他的想法,政改言論也多半是他脫稿的即興演出。由於溫家寶講稿必須事先審查,大陸媒體自然不會報導脫稿內容,被外界解讀是遭打壓,形塑悲劇總理形象。也因為這樣的性格,這名溫辦人員認為,溫家寶極可能在自傳中揭露大機密,因為他不是個甘於寂寞的領導人,受不了平庸、不被關注的退休生活。

但是,筆者認為,博訊的這個重磅爆料一看就是假的。原因一是博訊以往諸多北京獨家的歷史,原因二是這不符合中國的政情,也不符合溫家寶的智商和為人。中國領導人的“家事”很多是非常敏感的,在中國當官最忌諱的就是自曝家醜,而中國自古以來就有“家醜不可外揚”的傳統。

溫家寶如果是將“十年總理任內”“政改上受到的刁難和打擊全部記錄下來”出自傳無疑就是把黨內矛盾和問題散播到社會上,這將極大打擊中共的國際形象,也會使溫家寶受到黨內幹部的壓力和圍攻,這麼“出力不討好”顯然不是溫家寶的風格。而且溫家寶是很能辨清政治風向的。1989年“六四”事件中,中央分成了趙紫陽為首的溫和派和鄧小平、陳雲、李鵬等人組成的強硬派,時任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央辦公廳主任,中央直屬機關工委書記的溫家寶旗幟鮮明地站到了事後證明完全處於主導地位的強硬派一邊。

在2004年成書的李鵬的“六四”回憶錄《關鍵時刻——李鵬日記》中,李鵬透露,戒嚴令宣布之後,以彭沖、葉飛為首的一批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持異議,要求委員長萬里中止訪問美國,回國主持緊急會議。人大常委黨組向中央寫報告,主管外事的李鵬及另兩名常委喬石、姚依林反對,中辦將三人的批示轉給彭沖;已經失勢的趙紫陽則口頭表示同意讓萬里中止訪問美國,政治局常委胡啟立要溫家寶發電報通知萬里,溫家寶“看了電報稿之後,就對胡啟立說,這個電報中辦不能發”。為此李鵬在他的日記中對溫家寶大加讚賞,稱讚溫主任黨性強。

    
    2004年成書的李鵬的“六四”回憶錄《關鍵時刻——李鵬日記》。

出自傳這麼違背“組織原則”,溫家寶是共和國第四代執政集團的二號核心人物,是不會帶頭做出這種“無組織無紀律”事情的。

報告透露習李執政脈絡

中國高層對政治體制改革最新一輪的較為正式表態是十八大報告,報告在第一大塊“過去五年的工作和十年的基本總結”以政績的口吻說到:民主法制建設邁出新步伐。政治體制改革繼續推進。報告在第五大塊“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和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詳細談到:“人民民主是我們黨始終高揚的光輝旗幟。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總結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正反兩方面經驗,強調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堅持國家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不斷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取得重大進展,成功開闢和堅持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為實現最廣泛的人民民主確立了正確方向。

政治體制改革是我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繼續積極穩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發展更加廣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必須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以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為根本,以增強黨和國家活力、調動人民積極性為目標,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發展社會主義政治文明。要更加注重改進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保證黨領導人民有效治理國家;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更加注重發揮法治在國家治理和社會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尊嚴、權威,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權利和自由。要把制度建設擺在突出位置,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優越性,積極借鑑人類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絕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

這篇報告其他地方的表述可以看出習李體制執政的脈絡,這裡面蘊含了中央領導人對這些年社會主義建設的總結,具有承胡錦濤之前啟習近平之後的意義:在改革開放30多年一以貫之的接力探索中,我們堅定不移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黨和人民90多年奮鬥、創造、積累的根本成就,必須倍加珍惜、始終堅持、不斷發展。

中國的領導人在國內視察時,除了現場的談話並沒有向大眾演講的習慣和規矩。領導人發表演講往往都只是出現在外訪中,而且幾乎都是集中在胡錦濤、溫家寶這些有限的頂級幹部人群。同時領導人的談話也只能是在現場有限的人能聽到,而如果有視察後的座談,參加的也幾乎全部是幹部,大眾和獨立媒體是沒有聆聽待遇的。而且中國的領導人也沒有像西方發達國家領導人那樣頻頻接受媒體採訪的機會,所以說在每年緊接著兩會結束召開的總理記者會上,對於總理全球直播的提問特別受海內外關注。(《溫家寶大談政改內情解密》連載5。《大事件》第26期)

習近平對國企控制更加根深蒂固

《大事件》編譯  白颺

中國經濟主要由執政黨主導,無孔不入的政府力量掌控所有經濟領域。不過,學者們似乎觀察到了變化,美國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分析師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在其新書《民進國退》(Markets Over Mao)中指出,中國大型國有企業對經濟的影響被高估了,中國經濟也無法再以“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稱之。

拉迪在書中談到了中國經濟30年來的巨大變化,並點出了一些當中的最大缺失,包括90年代末銀行大規模的不良貸款、以極低存款利率剝削沒有投資管道的儲戶等方式,來達到經濟增長的目的。

拉迪認為,針對中國國有企業進行改革非常重要。

國企造成成長阻力

在接受媒體專訪時,拉迪稱中國國企已逐漸被私人企業所取代。他說:“國企似乎只佔中國經濟的一小部分,約GDP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之間,但以製造業來說,國企只佔了出口的20%。因此在某些行業而言,私營企業已經很大程度上取代國有企業。”

記者問拉迪,為何稱中國經濟繁榮是因“國家資本主義”的概念在中國已漸漸消逝?拉迪答道:“國家資本主義指的是生產建設由政府主導、以國家資本進行直接投 資,以及高度掌控銀行業等。我不認為“國家資本主義”仍適用於中國,因其產業政策幾乎完全失敗。”他說,國企的資產收益率直線下降,2013年僅 3.7%,低於資本成本的一半。

拉迪將中國形容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從2、30年前就開始大幅減少,中國國企員工佔整體就業人口的比例,甚至比法國還低。他指出,雖然 中國並非完全的市場經濟,但今時今日幾乎很難找到一個純粹的市場經濟,即使是奉行政府不干預自由市場經濟的美國,在金融危機時都不得不強勢介入。

拉迪說,中國共產黨掌控了國內前50大企業,這是管理結構的根本缺陷,顯示董事會的影響幾乎微乎其微,在任何一個市場經濟中,董事會的重要功能就是選出賢能的人才來領導公司。

接著,記者又問,如果國企對經濟的控制正在減弱,那又為何稱國企改革十分重要?拉迪回答:“相對於資本成本,中國國企的資產收益率是非常低的,這使得它們 對中國經濟增長造成阻力。儘管在製造業,國企投資金額只佔10%,但在服務性行業中,國企投資超過民營企業,不過也因為如此,隨著中國逐漸轉型為服務業市 場,若能減少國家控制,就能有巨大的機會來刺激經濟成長。”

一些了解中國的人堅信,中國政府仍然在經濟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稱這個論點可從國企對中國經濟有顯著影響得證,但拉迪的新書勢必引發有關中國經濟已有多大 改變的一場辯論。美國企業研究會(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學者史劍道(Derek Scissors)針對這個問題首先發聲,他說,市場和政府在中國經濟中的作用是一項重要的課題,因此像拉迪這樣受推崇的學者觀察到中國經濟主要是由市場 驅動時,顯示這個問題值得深思。

不過,史劍道並不完全同意拉迪的看法,他認為拉迪過度淡化國企的角色,中國經濟應屬混合式,此外,拉迪也強調中國政府對金融進行管制造成個人消費減少、國營銀行付給儲戶的利息微薄等,這些都與他稱中國經濟市場化的論點相互矛盾。

史劍道指出,中國經濟最主要的問題,在於政府的錯誤決策。2008至2009年金融危機時,原本政府應針對體質不佳的國企進行改革,但當時當局卻要求國有 銀行發放數兆人民幣的大規模信貸來刺激經濟增長。根據渣打銀行統計,截至2014年年中,中國債務規模佔GDP的比例,由2008年將近150%上升至 250%,這表明國家控制金融,事實上不利於整體經濟發展。

此外,中國國企和私企也不完全涇渭分明,以聯想(Lenovo)為例,其主要是由聯想控股有限公司所掌握,但在2009年以前,中科院是聯想控股的單一大 股東,因此當時應該被稱為是國企。之後,中國泛海控股集團收購了中科院所持的聯想控股29%股權,表面上來看,泛海是一家民營企業,但卻又被國家統戰部授 予“優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的封號,這很明顯與民營企業的概念格格不入,再加上中科院仍是聯想的重要股東之一,因此聯想應為混合式企業。





中國無孔不入的政府力量掌控所有經濟領域。

習近平藉國企鞏固權力

2013年11月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提出了經濟進一步自由化的目標。但外交關係協會(CFR)東南亞研究員格蘭奇克(Joshua Kurlantzick )稱習近平對國企的控制反而更加根深蒂固。他在《彭博商業周刊》撰文稱,許多新興市場如中國、印度、印尼和泰國的領導人,實際上是“假改革者” (False Reformers)。

在過去10年,新興市場的經濟增長亮眼,巴西、中國、印度、印尼和泰國等國家鮮少擁抱自由市場,都藉由廣泛的國家控制確保經濟成長。在中國,國企幾乎佔據了前20大企業;而在其他新興國家,政府仍控制或對多數大企業有絕對的影響力。

舉例來說,儘管習近平明確宣示要推動經濟和國企改革,但維持國企主導地位仍是中共的首要目標。另外,國企高管也強調,在中國面臨與日俱增的區域競爭時,國企是維護政府資源優勢,以及關乎國家安全的重點產業的關鍵之一。

同時,習近平還曾大肆宣揚自己承諾過的維護國家資本主義。在一次人大會議中,習近平表示國企只能加強不能削弱;此外,儘管當局高調宣布改革,但國有銀行仍持續貸款給高負債比的國有企業,而參與能源建設項目競標的私人企業也抱怨,招標過程仍被國企所壟斷。

格蘭奇克表示,習近平的最終目的是維持共產黨的權力,而國企就是一項強大的工具。在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領導人也紛紛將國有企業視為有力的工具,甚至可能 危及民主制度。以泰國來說,前總理他信‧西那瓦(Thaksin Chinnawat)便以國企壟斷帶來的利益拉攏政治盟友和打擊反對派,在其胞妹英拉上台後,雖然反對黨成功發動政變,但反對黨領導人也只是將他信的親信 從國企和軍隊趕走,自己取而代之。


習近平的最終目的是維持共產黨的權力。

有分析認為,儘管中共宣示國企改革,但過程將困難重重,除了國企受到許多限制政策保護,政府與國企盤根錯節的複雜利益結構也是一大阻礙。耶魯大學金融學者 陳志武曾表示,中國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而人民收入有許多是通過稅收進了政府口袋,國企利潤也歸政府所有,經濟增長的成果大多只能由政府保留,無法成為民 間消費的基礎,他認為,唯有開放企業自主權、政府減少對國企的干預,才能帶來更深遠的改革。(《大事件》第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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