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2月24日星期日

傳德國企業也遭中國駭客攻擊

（中央社記者林琳柏林25日專電）德國媒體報導，不少德國企業也遭到中國電腦駭客攻擊。德國政府考慮要求遭到攻擊的企業必須通報，德意志電信集團支持通報的要求。傳德情治單位打算雇用駭客「以毒攻毒」。

根據「明鏡」（Der Spiegel）的報導，歐洲航太防衛公司（EADS）在幾個月前曾經遭到大規模的電腦駭客入侵。EADS曾向德國政府報備。

德國鋼鐵業龍頭蒂森克虜伯集團（Thyssenkrupp）在2012年中遭到大規模電腦駭客入侵。公司方面指出，循線追蹤來源發現源自中國駭客。拜耳集團（Bayer）和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也曾被駭。

德國政府紀錄在去年有近1100件外國情報單位的數位攻擊行動。最常遭到攻擊的包括總理府及外交和經濟部會，攻擊形式多半是寄含木馬程式的電郵。

報導指出，德國的情治單位計劃成立專門防範網路駭客的部門，雇用駭客「以毒攻毒」，滲透進外國的電腦系統，瓦解他們的駭客攻擊。1020225

第85屆奧斯卡獎部分得獎名單

（中央社加州比佛利山24日綜合外電報導）第85屆奧斯卡金像獎今天頒獎，李安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Life of Pi）入圍11項，率先奪下最佳攝影獎與最佳視覺效果獎。

以下為目前奧斯卡部分得獎名單：

＊最佳男配角：克里斯多福瓦爾茲（Christoph Waltz），「決殺令」（Django Unchained）

＊最佳女配角：：安海瑟薇（Anne Hathaway），「悲慘世界」（Les Miserables）

＊最佳外語片：奧地利片「愛‧慕」（Amour）

＊最佳動畫短片：「紙片人」（Paperman）

＊最佳動畫片：「勇敢傳說」（Brave）

＊最佳攝影：「少年Pi的奇幻漂流」

＊最佳視覺效果：「少年Pi的奇幻漂流」

＊最佳服裝設計：「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enina）

＊最佳化妝：「悲慘世界」（Les Miserables）

＊最佳實景短片：「宵禁」（Curfew）

＊最佳紀錄短片：「控訴」（Inocente）

＊最佳紀錄長片：「尋找甜祕客」（Searching For Sugar Man）

＊最佳音效：「悲慘世界」

＊最佳音效剪輯：「00:30凌晨密令」（Zero DarkThirty）和「007：空降危機」（Skyfall）

第85屆奧斯卡頒獎典禮由「熊麻吉」導演塞思麥克法蘭（Seth MacFarlane）主持，美國廣播公司（ABC）現場直播。1020225

獵人才網站登陸碰釘中國人找工作「有關係」就沒關係

中國網路使用人口達高5億6400萬，居全球之冠，但這塊網路市場大餅，可不是西方大型網路公司想吃就吃得到。以美國和法國專業人士社交網站LinkedIn和Viadeo為例，雖極力想打入中國，但很多中國專業人士根本不信社群網站這一套，有沒有「關係」才是他們延攬人才、發包工作的重點。這類網站專為商務人士所設計，用戶包括企業主、經理人等。

法新社報導，中國人很注重關係，而這個關係又因彼此間的互惠不斷強化，互惠在做生意或與政府部門官僚打交道時，扮演重要角色。上海交通大學教授魏武揮指出，在中國，網路上的人際互動若要取代傳統互惠式的人際互動，將會困難重重。

不想會見陌生人

魏武揮分析：「在中國，人們不想和不認識的人會面。中國人有一種把關係奠基在家庭成員與好友之間的文化，就專業人士社交網而言，我不認為中國的中產階級和西方人有相同需求。」

至今無中文介面

美國專業人士社交網LinkedIn在全球有2億用戶，但僅1％來自中國。LinkedIn網站發言人樸阨（Roger Pua）說：「進軍中國是件複雜的事，那不是我們隨便就能處裡的。」LinkedIn去年在香港開設辦公室，但至今仍無中文使用介面，反倒有羅馬尼亞文、馬來文和十多種其他語言版本。

儘管對於「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就有關係」的文化了然於胸，法國專業人士社交網站Viadeo仍看好中國市場。目前Viadeo已購併中國主要專業人士社群網站「天際網」，Viadeo創辦人兼執行長瑟法蒂（Dan Serfaty）更搬到中國衝事業。Viadeo雖還沒有中文使用介面，但已有1400萬用戶，每月以50萬人的速度成長。

假身分充斥網路

除了講求關係之外，中國網上的假身分充斥，也是導致民眾不信任社交網站能發揮功能的原因。瑟法蒂說，Viadeo正研發一套與推特（twitter）身分認證類似的機制，很快就會推出，並將以比其他平台更有趣的賣點吸引廣大的中國網友。

台灣蘋果日報

奧斯卡頒獎李安挑戰11獎項

（中央社記者徐卉台北25日電）奧斯卡今天頒獎，導演李安新作「少年PI的奇幻漂流」入圍奧斯卡11項大獎，最佳導演勁敵有「林肯」導演史匹柏，最佳影片勁敵為「亞果出任務」。

第85屆奧斯卡頒獎典禮今天舉行，最受台灣觀眾矚目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共獲得入圍11項大獎，僅次於入圍大贏家「林肯」的12項，競爭激烈的奧斯卡殊榮到底獎落誰家，即將揭曉。

「少年PI的奇幻漂流」共入圍最佳影片、導演、改編劇本、攝影、剪輯、布景設計、配樂、歌曲、混音、音效剪輯、視覺效果等11項大獎。

在最佳影片項目上，「少年PI的奇幻漂流」最大勁敵為班艾佛列克自導自演的「亞果出任務」，這部片氣勢如日中天，被看好能打敗大導史蒂芬史匹柏的「林肯」，勇奪最佳影片獎；「亞果出任務」還入圍最佳男配角、改編劇本、剪輯、配樂、混音、音效剪輯等獎項。

李安再次挑戰最佳導演，若想再次奪獎，必須擊敗史蒂芬史匹柏、麥可漢內克等資深導演，尤其史蒂芬史匹柏這次以他最熟悉的歷史題材「林肯」入圍，將是李安奪得最佳導演的最大勁敵。

「少年PI的奇幻漂流」以3D技術完美呈現華麗視覺效果，配樂、音效也符合電影調性、走向，因此在技術類獎項上，「少年PI的奇幻漂流」展現很大的贏面。1020225

林泉忠﹕「竹島日」與「尖閣日」

2月22日，日本島根縣舉行「竹島日」（韓朝稱「獨島」）紀念儀式，強調日本對竹島的主權，安倍政府首次派出高官出席，引發韓國的強烈反彈。候任總統朴槿惠誓言徹底保衛獨島，並醞釀進一步的反制措施，民間方面更是群情洶湧，更有人在日本駐韓大使館前切腹抗議。

無獨有偶，在釣魚島方面，沖繩縣石垣市也在3年前制定了「尖閣日」（「尖閣諸島開拓之日」），上月14日也舉行紀念大會。然而，兩岸政府3年來對「尖閣日」並沒有採取任何反制措施，民間也沒有任何抗議活動，與韓國的激烈反應形成強烈對比。

或許正因為兩岸對「尖閣日」沒有什揦反應，一手策劃制定「尖閣日」的石垣市長中山義隆得寸進尺，最近覑手向日本政府提出將釣魚島納入「奄美‧琉球」世界自然遺產申請目錄，藉此變相讓國際社會承認其為日本領土。

其實，對石垣市的歷史稍有認識的人，恐怕也會覺得中山市長的舉措缺乏歷史常識。

石垣市所屬的沖繩縣，古稱琉球國，與中國有覑500年的冊封——朝貢關係，於1879年為日本併吞。日併琉球後，清朝與日本之間展開琉球歸屬的談判，最終以石垣島與宮古島劃歸中國了結。只是李鴻章基於各種考量，最終沒有出席簽署儀式，否則歷史將改寫，倘若石垣、宮古二島成了中國領土，也就不會發生今天的釣魚島紛爭了。

平心而論，沖繩社會主流的願望是希望釣魚島盡快恢復和平的狀態。因此，在意識形態上向「右翼」傾斜的中山市長在釣魚島方面的言行在沖繩社會屬於異數。

今天的石垣島仍與毗鄰的台灣關係密切，倘若台灣像韓國對待「竹島日」一樣，採取嚴厲的制裁措施，石垣市將蒙受不小的損失。中山市長的出格作為，顯然非明智之峄。

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學者

香港明報

奧斯卡紅毯準影后爭豔

（中央社洛杉磯24日綜合外電報導）好萊塢眾星今天閃耀奧斯卡星光大道，「準影后」先後抵達爭豔比美，讓影迷大飽眼福。

在電影「南方野獸樂園」（Beasts of the Southern Wild）一鳴驚人的葵雯贊妮華莉絲（Quvenzhane Wallis），選穿適合自己9歲年齡的禮服，還戴著狗狗包包，讓全球100多名媒體攝影團隊又驚又喜。

同樣角逐最佳女主角獎的珍妮佛勞倫斯（JenniferLawrence）穿著克麗絲汀迪奧（Dior）露肩禮服，挽起秀髮、搭配圓形鑽石耳環，精緻的長項鍊躺在她的美背上。

以「00:30凌晨密令」（Zero Dark Thirty）獲最佳女主角提名的潔西卡雀絲坦（Jessica Chastain）身穿亞曼尼（Armani）裸金色無肩帶魚尾禮服，搭配海瑞溫斯頓（Harry Winston）復古大鑽石耳環，還塗上亮紅色口紅，有著舊時好萊塢的優雅風韻。

入圍最佳女配角的艾美亞當斯（Amy Adams）穿著德拉倫塔（Oscar De La Renta）桃心領灰色禮服，裙擺是多層次的雪紡紗。

前影后瑞絲薇絲朋（Reese Witherspoon）則選擇路易威登（LV）現代感十足的亮藍色禮服。

表演嘉賓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預計穿著設計師唐娜凱倫（Donna Karan）黑色剪裁禮服，芮妮齊薇格（Renee Zellweger）禮服則可能出自卡羅琳娜海萊拉（Carolina Herrera）之手。（譯者：中央社張詠晴）1020225

紅色衙內橫行遲早逼上梁山

老子英雄兒渾蛋，衙內逞兇民遭殃。內地著名軍旅歌唱家李雙江之子李天一日前因涉暴力恐嚇及輪姦民女被刑拘，事件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反映紅色權貴後代目無法紀、驕橫跋扈愈演愈烈，已到了老百姓忍無可忍的程度。

兩年前，李天一因尋釁滋事被收容教養，曾改名李冠豐以示重新做人，豈料恢復自由身沒多久便故態復萌，做出令人髮指的暴行，而被指「養不教，父之過」的李雙江，又一次被推到輿論的風口浪尖。事實上，作為星二代加官二代的李天一，擁有中國最小的申奧大使、青年鋼琴家、留學美國等光環，無論家庭環境、教育機會還是經濟條件等都讓人艷羨，如今蛻變為欺男霸女的惡少，豈是一句「疏於管教」可以解釋？

社會失公，特權橫行。李天一個案只是內地「拚爹」現象的縮影。學得好不如生得好，個人努力不如家庭背景，在一切向權看、向錢看的社會大環境下，權貴後代仗着父蔭庇護，不僅處處享受特權佔盡先機，更無法無天，橫行霸道，為禍社會。前有飆車撞死女生後叫囂「我爸是李剛」的官二代李啟銘，現有色膽包天的星二代李天一，這夥紈絝子弟的醜惡行徑，讓國人看在眼裏，恨在心裏。有網民撰聯調侃：「恨爸不成剛，怨爹不雙江」，橫批：「李家牛逼」，幽默背後，是無奈與憤怒的爆發。

亡黨亡國並非虛言

當下中國號稱「和諧社會」，實際是兩極分化，諸如李天一之流的「京城惡少」、「當代衙內」、「紅色名媛」層出不窮，一些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有恃無恐，為非作歹，炫富比闊，欺壓弱小，作姦犯科，每每挑動國人敏感的神經，挑戰國人忍耐的底線。

與作風高調、醜態百出的「京城惡少」相比，近日曝光的「新八大家族」更可怕。繼《紐約時報》披露溫家寶家族斂財二十多億美元後，彭博通訊社亦指名道姓，稱中共八大元老的子女們利用國有企業改制聚斂天文數字的財富，僅其中三大家族控制下的財富，已超過國民總產值的五分之一，堪稱竊國大賊。若相關資料屬實，當年國民黨時代的「四大家族」簡直太「寒酸」了。

神州官場腐敗成風，權貴二代張狂霸道，紅色貴族貪得無厭，無日無之的醜聞已令百姓對執政黨失去信心，可謂自掘墳墓。

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水滸》中八十萬禁軍教頭林沖被高衙內霸佔妻子並設局陷害，憤然投奔梁山，小說中的這一幕，正是當下中國的寫照。中共第五代若不能兌現「把權力關進籠子裏」的承諾，任由特權階層殘民以逞，中國將再次發生革命，「亡黨亡國」將一語成讖。

太陽報

借美壓華落空安倍自討沒趣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美匆匆「一日遊」，雖不至於空手而回，但失望大於收穫則是公認的事實。美國對安倍的接待頗為低調，奧巴馬總統隻字不提釣魚島，也沒有提及中日關係，連美國傳媒都對釣魚島問題不感興趣，這使得安倍欲借美壓華、狐假虎威的如意算盤落了空。

在中日關係劍拔弩張之際，安倍訪美是抱有很大企圖的，他希望美國為日本對釣魚島的主權立場背書，更希望奧巴馬親口說出《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這句話，然而他失望了。奧巴馬只是重申美日同盟是美國在亞太安全和政策的基石，又提到美日共同對付北韓核試，反而安倍最渴望聽到的釣魚島議題，奧巴馬提也不提。更令他鬱悶的是，美國傳媒聚焦於經濟議題，對釣魚島漠不關心。雖然美日同意在東京都設置可監控導彈來襲的先進雷達，但這不過是安慰獎罷了。

安倍乘興而去，失望而歸，可謂自討沒趣。安倍本來以為，只要惡人先告狀，炒作中國威脅論，尤其是渲染中國軍艦「火控雷達照射事件」，以及誣陷「中國國民教育就是反日教育」等言論，便可以誘使美國上釣，將美國綁在日本的戰車上。但美國也非省油的燈，對日本的野心十分清楚，所以，儘管日本是美國重返亞洲不可或缺的一隻棋子，但為了一隻棋子跟中國翻臉，顯然並不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

中日交惡美國漁利

事實上，美國希望中日吵架而不是打架，中日關係惡劣，美國可坐收漁人之利；而一旦中日開戰，美國就可能捲入其中，冒着與中國一戰，兩敗俱傷的風險。再說，目前美國經濟水深火熱，重振經濟才是首務，中國是美國第二大貿易夥伴和最大債主國，中美關係千絲萬縷，釣魚島問題作為遏制中國的籌碼是可以的，但作為中日開戰的導火線，美國肯定不會同意，日本想拉美國蹚這渾水，是添煩添亂，遭到冷遇是咎由自取。

美國人並不是傻瓜，對日本借釣魚島問題復辟軍國主義心存忌憚。《美日安保條約》是雙向的，美國需要日本對付中國，同時亦防範日本東山再起。說得坦白些，美國視日本為其所豢養的一條狗，必須服從美國的利益，需要的時候就放一放，讓日本吠一吠，但若這條狗逐漸失控，遲早會反咬主人一口。

對中國而言，美國未明確支持日本對釣魚島的主權立場，當然是利好。然而，日本霸佔釣魚島不能寄希望於美國，中國收復失土同樣不能寄望於美國，更不能對日美矛盾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說到底，打鐵還須自身硬，中國只能立足自身強大，且有不惜一戰的勇氣，方能迫使日本跪低。

東方日報

此路不通：中国将护照作为政治大棒

[维吾尔在线网翻译报道]，纽约时报2月22日北京讯拥有充裕的现金、渴望游览世界的众多中国中产阶级人士选择在巴黎、曼谷和纽约等地度过为期10天的农历新年长假。去年，中国出国旅游人数达到创纪录的8300万人次，比2011年增加20％，与10年前相比增加了5倍。

图片：胡平，纽约一家民运杂志的编辑，他道，“但是这是公然侵犯人权的行为。“1987年以来，胡先生一直被禁止探望中国的家人。（Todd Heisler/纽约时报）

然而，一位来自山东省的名叫孙文广的经济学教授不在那些进军海外者的行列当中，但这并不是出于自己的选择。，79岁的孙先生是一位作家，由他撰写的书籍为中国共产党统治提供了重要的评估。然而，他多次申请护照遭拒，且当局没有给出任何解释。

"我想探望在美国的女儿和在台湾的90岁高龄的哥哥，但是当局有其他的想法"他说道，“我感觉自己活在一个笼子里。”

孙先生是被政府禁止出国旅行的人员之一。中国政府越来越多的将护照当做政治大棒，用来对付已察觉到的敌人——或者用来鼓励那些著作偏离党的路线的学者“回心转意”。

“这是他们惩罚不喜欢的人的另一种方式，”政府批评人士吴泽恒表示。吴泽恒是来自南部省份广东的佛教领袖。他申请护照遭拒，使他失去了数次前往欧洲和北美演讲的机会。

中国的护照限制扩展到到低级别的军事人员，藏族喇嘛，甚至是处理护照申请的安全人员。“当我所有的朋友都在谈论在新加坡或泰国等地的假期时，我真的很羡慕他们，但是我能够加入他们的唯一办法就是辞职。“北京的一位28岁的警探说道。

律师和人权倡导者说，近年来受到护照限制的人数一路飙升，包括藏人和来自中国西部的少数民族维吾尔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没有资格申请海外奖学金、参加海外演讲活动或者参加有组织的国外观光团。

尽管官方没有公布申请护照遭拒的具体人数，但人权组织认为至少有1400万人受到该限制的直接影响，其中大多数是维吾尔人和藏人，也包括许多宗教人士和异议人士。一位出入境管理局的代表拒绝谈论中国的护照政策。

这种看似任意的限制政策与前苏联采用的限制政策如出一辙，而这已经影响了经常回家探望的海外中国人。许多中国侨民因旧护照过期而申请新护照时遭到中国大使馆的拒绝，也有人说当他们降落在北京、上海或香港后会被拒绝入境。

被列入黑名单的海归们则会由边检人员的护送到下一个出港航班。虽然当局很少解释这些人为什么会被拒绝入境，但大部分被拒绝入境者怀疑这是对他们在海外的反政府活动的惩罚。

与他们在国外从事反政府活动的惩罚。“与其他政治迫害相比，回家遭拒似乎显得较轻微，”纽约一家民运杂志的编辑胡平说道，“但是这是公然侵犯人权的行为。“1987年以来，胡先生一直被禁止探望中国的家人。

即使是那些携带有效护照人也受到当局的侵犯。2月6日，28岁的中国维权人士王仲夏计划前往缅甸会见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但却在南方城市广州被禁止登上前往缅甸的飞机。而4天前，中国的维吾尔学者和活跃发声人士伊力哈木?土赫提被禁止前往美国。

伊力哈木先生本打算在印第安纳大学从事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他表示，他在北京首都机场被审讯人员扣留近12小时，审讯人员也拒绝解释扣押他的原因。伊力哈木先生在北京的家中说道，维吾尔人长期以来面临着申请护照难的问题，而近几年，当局几乎将维吾尔人申请护照变成了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感觉在自己的国家是二等公民，”他说道。

1949年共产党开始执政以来，言出国旅行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成为了一种奢望；少数想设法离开的人往往选择逃避中国的边防警察，游过鲨鱼出没的水域逃亡到当时英国统治下的香港。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对外开放，中国政府也开始给那些收到国外大学邀请函的研究生签发护照和出境签证。

1991年，一切都发生了变化。那年北京颁布了新法规，允许中国人加入旅游团前往东南亚等“被认可的目的地”，随后两年又允许前往美国和欧洲。目前，中国汉人通常可以在15天内拿到护照。

但是，针对藏人和维吾尔人的规定却更加严苛。他们必须获得数层官僚机构的批准，包括省级机关，申请人家乡的公安局等，而对学生而言还需所在大学的行政部门批准。藏族作家唯色从2005年以来一直尝试办理护照，但未成功。唯色表示，当局担心少数民族人士到国外会将中国的民族压迫政策公布于众或与流亡团体联系。

“对汉人而言，申请护照就像买公交车票一样容易，”她说，“但对藏人而言，却比登天还难。”

自去年四月以来，当局开始没收起初幸运地办到护照的藏人的护照。据“人权观察”了解的情况，西藏的警察被要求审问出国归来的人以确定他们在国外是否违反了出国前签署的不从事“损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活动的承诺书。

新规定是在成千上万名藏人在印度参加由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出席的一场宗教聚会之后出台的。北京认为达赖喇嘛是分裂分子。流亡藏人表示，这些限制也意在控制最近接连发生的自焚事件的相关信息传达到外部世界。

21岁的维吾尔族大学生阿提克木?如孜在博客上讲述自己护照申领遭拒的经历后，那些受严厉限制规定影响的人的所受的挫折引发了一次罕见的公众舆论。阿提克木?如孜说，护照申领屡次遭拒击碎了她出国留学的梦想。

“一提到护照的事情，我便无法控制眼泪，”位于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学学生阿提克木上个月写道。“我的护照仍是一个谜，是一种奢侈品。”

随着博文的广泛传播，一家中国媒体对此事件进行了正面报道。但这也引起了新疆当地公安部门的注意，就在这个月，阿提克木在受到六小时的审讯后被告知由于“政治不合格”她无法出国，因为她在微博（中国版的推特）上控诉针对维吾尔人的歧视。

无法前往他国也驱使中国人采取一些孤注一掷的办法。廖亦武是来自中国西南部城市——成都的一位诗人和作者，由于多次申请护照遭拒，并因为计划在海外出版书籍而遭当局威胁之后，廖亦武与2011年越境逃往越南，他现在流亡于德国。

吾尔开希因组织1989年天安门学生游行而成为中国政府通缉令上的二号人物，过去几年他试图向中国当局自首以回家探望年迈父母。吾尔开希先生现生活在台湾，他曾试图闯入中国驻华盛顿使馆，他还曾飞往中国管辖的澳门并向警察自首，但他却立即被送上前往台湾的飞机，被送回了家中。

“想到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我实在难以忍受，”去年他写道父母时说，吾尔开希的父母也被禁止离开中国。“这是中国政府野蛮和残酷的行为。”

杰安迪，《纽约时报》，译者：维吾尔在线

党内民主，以法治国：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

——致习近平先生的一封信

　　冯胜平

　　习近平先生，祝贺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你在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之际接班，是历史的选择。从此，中国向何处去，对你来说已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的智慧和决心，也将决定中国的命运。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不满于旧制度的不公，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63年来，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付出巨大代价后，人们终于发现：在公平之上，还有正义；正义之上，还有人道。中国真正缺乏的，不是资本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人道主义。

　　以人为本，把人当人，尊重独立意志与思想自由，是和谐社会的基础。缺此，无论做宪政梦还是富强梦，都会以噩梦结束；缺此，无论搞资本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都会以悲剧告终。

1 政治改革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

　　习近平先生，党内民主，以法治国，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经之路。如果说经济改革的实质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搞资本主义，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宪政民主。
　　宪政是共识，关键在于谁主立宪。君主，民主，还是党主？君主立宪是康梁的理想，民主立宪就今日中国而言是太遥远的未来。在目前条件下，只可能是党主立宪，即在共产党领导下解决共产党自己权力结构与权力制衡的问题。诚然，正如朋友翁永曦所说，就象医生给自己开刀，这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中国别无选择。除共产党外，中国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主导政治改革。能亡中共的，只有它自己；能救中共的，也只有它自己。“党的未来取决于党本身，而不是取决于他人。”（俞正声）政改是共产党对自己的革命，是共产党的政治突围。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刘一明先生的意见：为了政改成功，“这个党的领导不但不能削弱，还应加强，党对军队的控制不但不能削弱，也应加强。人民应该再给这个党一个机会，因为这个党毕竟前三十年统一了国家(尽管贫字当头)，后三十年富裕了社会(尽管两极分化)，应该再允许这个党探索三十年……”
　　作为红二代子弟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我相信你对党的忠诚，不愿意看到苏共解体的事件在中国重演。但是，作为中国人民的儿子和共和国的领袖，你对国家和民族负有更大的责任。你无疑希望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中国人民也支持共产党。但现实是中共这个曾经代表人民利益的党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腐化了，背离了人民。造成党腐败的原因主要不在党政官员的个人品质，而是缺乏监督的一元化的权力结构。因此，整党、清党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开展政治体制改革。政改是当今中国最大的政治。它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生死存亡，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

2 共产主义与人性

　　习近平先生，你相信共产主义，我不再相信。但我尊重一切真诚的共产党人。从傅立叶、欧文、马克思、到陈独秀，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幻想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财产公有的社会。为实现人间天堂，欧文建立了“新和谐村”，毛泽东首创了“人民公社”，但它们都失败了。

　　罗素曾说：“一个人30岁以前不相信社会主义是没有良心，30岁以后还相信就是没有头脑。”从1949到1979，中国为实现共产主义作出过真诚的努力。它在30而立之年告别了共产主义，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吸引了无数向往自由解放的优秀分子，结果却开辟了一条通往奴役之路。它许诺人们天堂，却把他们带进了地狱。在付出亿万生命代价之后，共产主义运动彻底失败了。从纯粹哲学意义上说，共产主义的失败是人性的胜利：不完美的人性战胜了完美的主义。换言之，不是共产主义太坏而被人类抛弃，是人类配不上共产主义。它的失败不是因为它的邪恶，而是因为它的崇高；不是因为它不道德，而是因为它不可能。也许，共产主义运动是世界的劫数，人类在劫难逃。悲剧的根源是人类的无知、愚昧和狂妄：它企图挑战上帝，创造新人类。幸运的是，疯狂之后人类终于恢复了理性，认识到一个理想无论多么美好，也不能用活人去做实验。天堂再好，也不能用鞭子赶着人们去。

　　习近平先生，我们是同时代人，有着相同的经历，相信在许多方面也有共识。以大公无私为基础的共产主义不是不符合国情，它是不符合人性。人性——天使和野兽的结合——只能用制度来协调；任何试图用教育或强力来改造人性的努力注定会失败。洗脑虽一时有效，但不能长久。在压力下，人性可以沉默，扭曲，甚至折断，但绝不会改变。其实，今天弥漫全国的贪婪和腐败正是长久被压抑的人性的本能反弹。应该承认，毛泽东一代共产党人对理想是执着的；他们比我们更有魄力，更有牺牲精神。今天的中国人，无论是拥共的还是反共的，都缺乏一种真诚。有人曾问一位从共运走向民运又从民运走向基督的朋友是否真信上帝。他的回答是：“胡锦涛真信共产主义吗？”这是一种可怕的亵渎：连上帝都敢信，还有什么不敢。苏共解体时，两千万党员无动于衷，违背了他们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誓言。我不知道今天中共八千万党员中有多少真正信仰共产主义，会在党有危机时挺身而出。但我肯定知道的是，在普林斯顿大学八年中我所见到的非党的共产主义者比我一生中在中国见到的要多。

3 美国宪政经验：三权分立的顶层设计

　　习近平先生，政改的核心是规范、约束党的权力，它的突破点只能是党内民主。没有理由期待一个对自己都无法监督制约（或曰“不民主”）的政党会对别人民主，会与国民党或中国其它政治势力分享政权。鉴于自身的局限和苏共解体的教训，中国共产党不能、不会、也不该把开放党禁作为政改的突破点。但它完全可以借鉴美国和日本的经验，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过渡。美国建国初期，也是“一党”-——华盛顿革命集团——独大，没有与其它政治势力分享政权。通过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它逐渐实现了全民民主。通过宪政，华盛顿革命集团完成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过渡，自我分裂成联邦党和反联邦党，后又演变为民主党和共和党，一直延续至今。同样，日本今天的两党制，也是从自民党一党分化出来的。它为战后日本政治的稳定提供了保证。

　　美国是一个法制国家，宪法是最高纲领，无人可以超越。但美国宪法是怎么来的呢？上帝没有给美国一部宪法，美国的宪法是人制订的。具体地说，是战胜了英国殖民者的华盛顿革命集团制订的，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也是由这一集团执行的。1787年，55位反叛者（后称国父）聚集费城，争吵了117天，于是有了美国宪法。两年后，美国第一次总统选举，390万人中，只有不到20％的人有选举权。没有选举权的人包括女人（50％），2/5的黑人（10％），不纳税的穷人和反对过革命的人（20％）。这不是君主立宪，也不是民主立宪，而是典型的“党主立宪。”

　　华盛顿和他的战友们没有与被赶到英伦三岛的保守派共同制宪，也没有与国内自由派托马斯·潘恩和亨利·帕特里克——前者是《常识》的作者，后者提出美国革命著名口号“不自由，毋宁死”——分享政权。但是，他们在解决内部分歧时是充分民主的。认识到派系斗争是政治的题中之义，华盛顿在制宪会议中没有用他在独立战争中获取的巨大威望和权力压制反对派，而是端坐在他的木椅上，像一座雕像。与此同时，他的朋友麦迪逊忠实地记录了制宪会议的全过程，留下了一部众人合写的历史巨著——《制宪会议记录》（NotesOnPhiladelphiaConvention）。三十一年前，笔者从中国到美国读书，通读了这部63万字的笔记，深感震撼：原来政治还可以这样搞。

　　权力制衡不是美国国父的发明，他们的杰出贡献在于把权力制衡的原则（普世价值）和美国现实（美国特色）有机地统一在一起，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以三权分立为基础的国家机器。

　　（1）行政权制宪会议代表要决定的第一个问题是总统的人数和权力。最初的共识是：为了防止个人独裁，必须集体领导，不能选一个人当总统。沿着这条思路，代表们参考罗马共和国双执政官的经验，提出设立两个或四个总统。最极端的方案甚至提出选举13个总统，分别代表13个独立的州。面对众说纷纭的局面，睿智而富有政治经验的富兰克林一锤定音，以雄辩而简洁的常识说服了大家。他说：行政的最高美德是效率（Thehighestvirtueoftheexecutiveisefficiency）。为了实现效率，必须一人负责。一辆车不能有同时有两个司机，如果怕司机违章驾驶，可设警察在一旁监督。（中国常识：一个和尚挑水，两个和尚抬水，三个和尚没水。）

　　（2）立法权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是议会的权限。为决定议会人数和选举方式，代表们针锋相对，互不相让，几度拔剑威胁决斗。在参考比较罗马贵族院、英国上下议院和反复衡量大州、小州权益之后，代表们终于在富兰克林的另一句名言上达成共识：立法的最高美德是贤明（Thehighestvirtueofthelegislativeiswisdom）。为了达到贤明，必须集思广益，不怕人多，不怕旷日持久的争执扯皮。（中国常识：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

　　（3）司法权相对容易的是司法权的界定。没有太多的分歧，代表们再一次采纳了富兰克林的意见：司法的最高美德是公正。为了保持公正，司法必须独立。考虑到法官也是人，会受到金钱和权势的诱惑，宪法规定了法官的优惠待遇和终身制。

　　政治的最高艺术是妥协，政治学的最高境界是实现人性和制度的统一。在制宪会议中，我们看到这两者的完美统一。

　　美国宪法没有照搬英国大宪章，由此而来的政治制度也与英国迥异。没有人完全同意这部宪法，但它又是国父们各自所能争到的最好结果。就个人来说，富兰克林喜欢君主立宪。汉密尔顿主张帝制，更多的人则倾向于地方自治。制宪会议成功的关键不是谋略，而是妥协。通过妥协，习惯在荒野中开垦的美国人在似乎没有路的地方找到了一条路。
　　中国也应该有自己的路。

4 宪政民主是中国的出路

　　习近平先生，三十年前，邓小平提出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口号，经济改革由此突破。今天，随着经济改革的成功，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已成为党内外精英的共识。这一共识的具体表达方式就是党内民主。推行党内民主不仅是因为它的可操作性，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规范党内的派系斗争，防止不择手段的政客利用民心来实现自己的野心。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这是毛泽东对中国政治现实的正确描述。但他终其一生却没有找到一条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方法。在中共九十年的历史上，党内的反对派，总是被打成反动派。鉴于这一历史教训，政改的当务之急，是开展党内民主，把本来就存在的党内派别斗争公开化、合法化、制度化。具体做法可参考越共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选出的经验：党内两派选出代表人物，依执政理念不同竞选最高职位；军队在竞选中严守中立；竞选双方遵重选举结果，在朝的执政，在野的监督；最后七、八年再来一次。我相信，以党内民主为核心的一党两派制一旦确立，腐败将从根本上受到遏制。随着党内最高领袖的民主产生和派系监督的实现，“权为民所赋”将成为现实；“三民”（顺民，刁民，暴民）将为公民取代；施党内家法的纪委和庞大而扰民的维稳机构也将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对此俞正声先生有不同意见。他在2011年上海一次党员大会上说，党内分派势必引起党内分裂，使党成为政客野心家的竞技场。他的担心不无道理。但问题是，不允许党内分派，党内政客野心家就不竞技了吗？不准明争，就会暗斗；不数人头，就砍人头；不是七、八年选举一次，就是七、八年内斗一次。孰好孰坏，不言而喻。所以，关键不是禁止党内分派，而是建立规则，让党争在有序的环境下进行。

　　纵观世界历史，凡成功政治改革无不自上而下。但是，改革失控导致革命的例子亦比比皆是。人们常说改革和革命赛跑，这并不正确。在更多的情况下，革命和改革不是替代关系，而是因果关系。改革是革命的催化剂，革命是改革的私生子。托克维尔名言：“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这一规律完全适用于路易十六、尼古拉二世和满清王朝的最后统治者。他们都有心向善，梦想和谐社会，却都在政改的路上碰上了革命的无常。与他们的前辈-——路易十四、伊凡大帝和扬洲的屠城者——相比，这些末日王朝的统治者无疑是开明和仁慈的。历史的吊诡：王朝总是亡在它最好的时候。

　　在专制淫威下，我们是顺民；政策宽松时，我们是刁民；动乱革命时，我们是暴民。这就是中国亘古不变的三民主义。除此以外，我们似乎不知道还有第四种活法。中国人从未做过公民，更没有公民社会。回顾历史，我们知道导致幸亥革命爆发的四川保路运动，并不是公民维权，而是一场典型的刁民运动；它是一群贪婪的乡绅对一个垂死政府的无耻敲诈。王朝初年都肃反杀人，末年都搞和谐社会。刁民是和谐社会的必然产物，也是目前国内维权和海外民运的主力。但必须看到的是，刁民是顺民向公民转变的必经阶段，他们往上走一步就是公民，向下一步则为暴民。改革的任务就是通过宪政民主，使政府完成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人民完成从刁民到公民的转变。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深，反抗越烈。”这是宣传鼓动，不是事实。历史的真实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歌唱；压迫越深，歌声越嘹亮。经历过镇反肃反反右和文革残酷阶级斗争的中国人，不难理解个中道理。从这一角度观察，中国今天的民怨和每年數以万计的群体事件，恰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言论逐渐开放，恐惧正在消失，人民不再愚昧。这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危险的时期。

　　毛泽东相信阶级斗争是人类发展的基本动力。方励之反对共产党一党专政，提出“民主不是赐予的。”在对斗争哲学的崇拜上，他们没有区别。相信斗争，不善妥协，我们会在没有矛盾的地方找到矛盾，在没有斗争的地方开展斗争。事实上，推动人类进步的不是斗争；是妥协和制度建设。媳妇的斗争不能结束婆婆的专制，要结束婆媳之间的天敌关系，只有改变家庭结构。同样，被压迫者的斗争并不能结束政治迫害，要结束几千年的政治迫害，只有改变政治结构，实现宪政民主。

　　实现宪政民主具体步骤可参考李永忠的三步走战略。“一是党内分权。让党内民主、党内监督有存在空间和发展的时间，党员才能真正成为党的主体。通过党内分权，能有效解决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逐步实现还权于党员。二是党政分工。有效解决党总是站在第一线，处于各种矛盾焦点的大难题，逐步实现还权于政府。三是党政分开。将过去对政府的组织领导、工作领导、事务领导，逐步改变为真正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引导群众监督政府的政治领导。有效解决党不管党的老问题，逐步实现还权于人民。”简言之，党内民主把派系监督和竞争机制引进党内，即可防止党的懈怠，又能有效地监督腐败。

　　党内民主是中国共产党摆脱封建，告别革命，走向未来的必经之路。这条路走通了，中国将走出王朝循环。失败了，中共将同历史上其它的封建王朝一样，成为历史沧海中的一个泡沫。千秋万代是秦始皇的梦想，打江山，坐江山是农民的境界。共产党人的胸怀应该与此不同。事实上，今天中国共产党能对中国做的最大贡献，就是利用自己巨大的政治和经济资源主动地开展政治改革，实行政党政治，使中国有序地走向民主。毕竟，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没有永久的执政党。党内民主成功之日，就是一党专政结束之时。在党内民主中消失的中国共产党给中国一条出路，也给了自己一条退路。

5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用军队解决党争民变

　　习近平先生，很高兴看到你把权力关进笼子的讲话。但是，权力这只野兽贪婪、暴虐、狡猾、诱人，并具有极大的排它性，把它关进笼子绝非易事。中国共产党拥有巨大的权力，同时也负有巨大的责任。限制权力是中国历代统治者——包括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没有解决的问题。共产党要走向未来，必须解决这个问题。

　　政见不同、争权夺利是政客的本能，也是政治的题中之义。但是否以暴力解决分歧则是文明与野蛮的分野。你有你激进的理由，我有我保守的道理。双方尽可争论，但都应遵守人类底线，不要相互杀戮。据吴忠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的文章披露，林彪“9·13”前曾一度想给毛泽东写信，建议十年内对政治局委员采取四不——不抓、不押、不撤、不杀——政策，并把此项政策作为命令传达到每一个战士，使其成为纪律。这是林彪鉴于党内残酷斗争历史，为自己和他的战友们寻找一条活路的最后努力。似乎是不想自取其辱，信写好没有发出。可以想象，即使此信提交政治局讨论也很难通过。因为当时大权在握的江青集团不会预料到五年之后（1976）他们自己会被军人抓捕，正如五年之前（1966）林协助毛用军队逮捕其他政治局委员时没有想到会有“9·13”一样。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政治有时不是来世报，而是现世报。

　　写这封信时的林彪，处在他一生中最清醒的时刻。精研政变，深谙权术，相信政治斗争就是你死我活，林彪终于在太晚的时候认识到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道理。他想把军队关进权力的笼子，却已失去了笼子的钥匙。他本来是有——至少是部分拥有——这把钥匙的。

　　习近平先生，作为总书记和三军统帅，你大权在握，完全具备推行军队国家化的条件。需要的只是智慧和决心。希望你接受林彪的教训，及早让军队退出政治。切不可认为今天能控制军队，就永远可以控制。殷鉴不远，萨达姆、穆巴拉克、卡达非控制军队几十年，最后还是成为军人政治的牺牲品。如果说把权力关进笼子是普世价值，把军队关进笼子就是当务之急。毕竟，人类早已走出了丛林，用军队搞政治不符合现代文明标准，也不符合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利益。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确定一个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用军队解决党争民变。因为无论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都是过时的执政理念，最终只会导致动乱。假设类似天安门事件的大规模民变再次发生，中央命令军队开枪镇压，我相信中国军人不会再服从命令。从前年的埃及事件中他们已经看到，军人的命运并非注定要做刽子手或替罪羊。只要有机会介入政治，凭借一纸“绝不向人民开枪”的声明，他们就能登堂入室，以收拾局面的名义收拾政权。这种既得民意，又得实利的好事，军人们不会看不到。结论是：在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党绝对指挥不动枪；一旦突然事件发生，只能是枪指挥党。

　　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写道：在美国，重大政治问题最终都变成司法问题。不幸的是，它们在中国都变成军事问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仅是毛泽东的信仰，也是除自由派外所有中国政客的信条。据说江泽民初任总书记时，曾支持王沪宁军队国家化的主张，遭到军人反对。现在看来，即使确有其事，江也不是真正想实行军队国家化，把党军变成国军。他支持王，只是因为他还没有控制军队。邓小平去世后，江大权独揽，再也不提军队国家化的主张。平心而论，即使江有心而为，他也做不到。在党政不分、党军不分的党国体制下，军队国家化是个伪命题，因为党本身就是国家。只有在宪政民主实现之后，军队国家化才有可能。

　　陈公博在回忆录中说：一生从政，两点经验。（1）凡天下事，到不得了的时候，就了了；（2）凡中国事，到军人妄言干政的时候，就乱了。试看今天中国，少将朱成虎，罗援，张召忠在CCTV上竞相亮相，指点江山。中将刘亚洲为自由派作家赵无眠旧书《百年功罪》写序，带三十位将军站台。上将刘源为左派领袖张木生新书《读李零，思国运》写序，携六位将军助阵，军人如此浪漫，实非国家之福。严肃军纪，不仅要禁止军人公款喝酒，更应禁止他们公开论政。

　　习近平先生，看了网上流传的南巡讲话，知道你对苏联军队在苏共解体时的表现失望：“十四万人齐解甲，竟无一人是男儿。”可是，如果军人开枪了，苏共政权就能保住吗？“六·四”的经验不能无限重复，一个靠坦克和刺刀维持的政府是不能持久的。事实上，苏共解体不是少数政客的选择，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其根本原因是苏共的腐败和脱离人民。没有人愿意去为一个腐败的政府殉葬。要避免苏联的悲剧，只有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路，在经济改革成功之后，开展以宪政民主为目标的政治改革。

　　在没有信仰的时候，中国人相信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国之后兴起的必然是一个以实力为基础的军国。军国是党国意识形态崩溃的产物。它是一个靠力量而不是信仰维持的政权。随着经济的腾飞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中国正不可避免地从党国转变为军国。美国不喜欢军国，因为它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但中国似乎却别无选择。它付不起美式民主的高昂代价。

　　军队是中国社会最有组织的力量，注定要成为党国遗产的继承人。看到你最近频频视察军队，感觉是喜忧参半。高兴的是你对军队比你的前任有更深的感情和关系；担忧的是你会太依赖军人的力量，忘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衷是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必须承认，中国已接近富强，但并不民主。我支持军国，是因为我相信它是从党国走向民国的必经阶段。军国不民主，但它能提供社会转型必需的秩序，而秩序是中国社会最稀缺的产品。正如经济改革的成功需要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政治改革的成功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在宪政民主建立之前，只有军队能提供这种秩序，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这是军队的历史使命，但不是最终目标。政改的最终目标是约束包括军队在内的一切权力。你不约束权力，它就会祸害百姓；你不把军队关进笼子，它就会把你关进笼子。

　　邓小平晚年最大的功绩是取消了干部终身制。老人退出政治，中国没有乱；军人退出政治，中国会更好。

6 梦的冲突：普世价值VS中国特色

　　习近平先生，当你说宪法的尊严和灵魂是实施时，我相信你的本意是党主立宪，既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贯彻落实宪法的条款，使之从一纸虚文变成治国大纲。讲话被人们按自己的愿望解读，从而引发了崇拜力量的富强派和崇拜自由的宪政派在南方周末事件上的冲突。冲突的一方主张自由梦、民主梦、宪政梦；另一方强调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没有人想挑战你，但双方无疑都想影响你，垄断对中华民族百年复兴梦的解释权。宪政派相信他们代表民意，站在历史正确一方，掌握中国的未来。富强派认为中华民族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它的梦想，冒然推行宪政派的主张只会中断梦的进程，使中国陷入分裂、混乱。宪政派的大旗上写着“普世价值”，富强派的大旗上则直书“中国特色”。

　　世界上无疑有普世价值，否则地球村不会存在。但中国当然也有自己的特色，否则也就没有中国。尽管普世派和特色派针锋相对，势不两立，其实并无本质的区别。平心而论，普世代表中国的未来，而特色更接近于中国的现实。没有普世，中国就没有梦；没有特色，中国则没有根。

　　改革开放和互联网的出现，使新闻自由成为时代潮流。党既然不能控制思想，自然也就无法控制言论。人生一张嘴就有说话的权利，生有一个大脑就有思想的权利，同时也就有不同意其它大脑的权利。南方周末事件再一次表明，政府对新闻的管理是如何落后于时代：傲慢的权力不仅要管思想、管言论、还要管梦。当南周记者戴志勇宣称中国梦是宪政梦、自由梦时，他并没有否认别人的梦。他只是阐述了自己的梦想。也许，社论的删改者更准确地把握了你的原意，而当今中国大多数人的确是在做富强梦。即便如此，也应该允许少数人做自己的梦。毕竟，统一思想、统一步伐、统一行动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已进入了多元化时代。

　　习近平先生，毛泽东带领中国站起来，邓小平改革开放使中国富起来，你无疑希望在自己的任期内使中国强起来。这是你的梦，也是中国的梦。的确，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接近这个梦。抛弃政治偏见，海峡两岸、世界各地的中国人都不会否认三十年来中国取得的巨大进步。然而，中国梦是由无数个人的梦组成的。对两亿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寻找新生活的农民工来说，他们的梦是孩子能在城里上学，自己能在城里安家落户；对已经基本温饱的白领小资，中国梦是活得更精彩，更有尊严，有更多的民主自由。对先富起来的成功人士，他们的梦是国家能够立法保护他们的财产，不受权力的无端侵害。面对这些不同的梦，政府的责任不是统一梦想，而是创造良好的政治环境，促成它们各自的实现。

　　困难的是，中国文化崇尚大一统，缺乏宽容，喜欢串梦。南周事件显示，一旦处置失当，梦的冲突也会导致社会危机。南周记者的梦不同于新闻检察官的梦，于是就发生了强制删稿事件；检察官的梦不同于自由派公知的梦，于是发生了集体抗议，要求庹震下台的风波。面对这类冲突，政府常常处于两难：既不能纵，又不能压；进退失据，宽严皆误。惩罚南周记者，必然引起自由派反弹，激化矛盾；撤掉庹震，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刘云山。

　　阎锡山曾说：他是在中共、老蒋和日本人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颗都不行。今天中国也有三颗不能踩破的鸡蛋：左派，自由派和权贵集团。踩碎农民工的鸡蛋，他们就会怀念毛泽东，做打土豪分田地的梦；试想百万农民工打着“居者有其屋”的口号和平进驻城市百万空置的新房。这些房子是他们所造，很可能还是贪官的产业。破了自由派的宪政梦，他们就会怀念辛亥革命，做“天鹅绒”、“茉莉花”的梦，因为他们知道，没有宪政，搞太子党接班，皇族内阁执政，拼爹他们没有希望。最难对付的是权贵集团，他们的梦是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受清算。吴思做过一个统计，以5％的贪腐比例计算，十年权贵集团非法摄取的财富是十万亿。若以贪污一百万作为极刑标准，要杀的人就是一千万。反腐的阻力何在，不言而喻。既不能杀，就只能赦。这不是没有原则，而是只能如此。自古贪官多能吏。鉴于他们在发展经济上的功劳和社会稳定的需要，必须考虑赦免。在赦免实现之前，不宜冒然实行阳光法案。对付腐败，不妨参考香港经验。上世纪70年代香港从全世界最贪腐的社会之一变成国际公认的廉洁社会，经历了打击贪污四部曲。教育：不想贪；高薪：不用贪；预防：不能贪；执法：不敢贪。除此而外，它以特赦化解腐败呆账的成功经验也值得借鉴。

　　要解决三个鸡蛋的难题，唯有实施宪政民主。中国共产党应理直气壮地打起宪政的旗帜，贯彻执行自己制定的宪法，使人民逐步享有宪法规定的各项权利。具体地说，通过实施宪政，给左派更多的公平正义，使社会更加和谐；通过实施宪政，给自由派更多的民主自由，逐步兑现宪法35条的承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通过实施宪政，限制和赎买权贵集团的权力，使其从改革的阻力变为动力。在某种意义上说，权贵集团比中国社会中任何人都更期待宪政，从而摆脱悬在他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做以上几点时，要考虑到社会和人民心理的承受能力。有的事能说不能（立即）做；有的事能做不能（公开）说；有的则是即可以做，也可以说。具体地说，对宪法35条的承诺，只能逐步兑现，不能一步到位，否则难免天下大乱，百党争雄。对权贵集团的赎买或赦免，就只能做不能说，否则会挑起更大的矛盾。对公平正义，则即可以说，也可以做。它是解决中国各种矛盾的当务之急，也是共产党重获人民信任的唯一途径。

权贵资本主义是共产党身上的肿瘤

　　习近平先生，当你强调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时，我相信你的真诚。问题在于，你的同事们真诚吗？他们有这样的自信吗？你们都是共产党员，在入党宣誓时都说过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看看温家宝先生是怎样奋斗的，再看看戴相农先生是怎样奋斗的。他们（家属？）在同一天买进平安公司的股票，获取了数百亿的利润。一个是共和国总理，一个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主管金融。这是典型的以权谋私内线交易。更荒唐的是，在确凿的证据——时间，地点，身份证——被媒体曝光后，中国却动用国家力量封网，不让纽约时报和中国人民见面。十年来中国经济成倍增长股市却徘徊不前，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党政机关内的硕鼠们利用职务之便肆意窃取股民的财富，把股市变成了权贵集团的提款机。

　　毛泽东是最早认识到共产党内会出现一个权贵集团的人，当时他称之为“新生资产阶级”。这也是毛泽东1966发动文革的主要原因。遗憾的是，他选了一条错误的路。“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迷信阶级斗争的毛泽东认为，要保持共产党的纯洁性，不腐败，必须鼓励群众造反，以七八年一次的文革方式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文革失败后，共产党总结经验，没有再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这样做的好处是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快速发展；坏处则是出现了一个庞大的权贵资本集团。这一集团罔顾党纪国法，大肆侵吞国有财富，并以国家手段压制那些反对他们的人。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人是以革命的名义杀人，以人民的名义共产，真诚地实践社会主义的话，今天的权贵集团就是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以和谐的名义封口，疯狂地复辟资本主义。寄生在共产党内，这个权贵集团管理和控制着数十万亿的国有资产。他们关心的不是民主自由，也不是公平正义，而是如何化公为私，从资产的管理人变成所有人。打着提高效率、反对垄断的旗帜，他们设计各种各样的私有化方案，把央企改制称为“最后的晚餐。”我们看到，苏共崩溃时没有一个共产党员为它殉葬，而寄生在苏共内部的权贵集团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发财的人。同苏联一样，中国最想共产党垮台的也是这个权贵集团。正如北大学者李零所说，把党吃光喝尽，然后挖个坑把共产党埋了，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恰如清宫太监在偷盗宫中古董宝物后害怕溥仪查问，一把火烧了建福宫。（1923）

　　习近平先生，你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强国，也不是民主民生，而是如何对付权贵集团的腐败和贪婪。权贵资本主义是共产党身上的肿瘤。摘除这个肿瘤，需要充分的准备和时间，但时间又不在你一边。时间拖得越长，肿瘤就会长得越大。更难的是，这是一次对自己的手术。你要对付的，很多会是你的朋友，同事，幼年一起长大的的伙伴，甚至自己的亲戚家人。坦率地说，我不知道现在动这个手术是不是太晚，也无从提出任何具体建议。但可以肯定的是，对癌症，越早动手术越好。如果不解决权贵集团问题，共产党将不会有未来。

　　记得最后一次回国见到一位老友，问起他对中国未来的看法。他说：“共产党不会亡，因为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替代它。”我反驳道：“一个人要死，好像跟他有没有儿子没有关系。”近年来，越来越流行的一种观点是：“共产党不会死，因为它太强大了。”这里的逻辑似乎是：乔布斯不会死，因为他太有钱了。乔布斯2011年10月5日死于癌症。腐败就是共产党的癌。

　　习近平先生，中国共产党的命运，将决定中国的命运：共产党好，中国好；共产党亡，中国亡。在你的肩上，担负着比毛泽东、邓小平一代人更重的历史责任。他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你的使命是给共产党找到一条通往未来之路。路就在脚下：党内民主，以法治国：让少数人先民主起来。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也没有永久的执政党。宪政民主成功之日，就是一党专政结束之时。成功实现宪政民主的中国共产党给中国一条出路，也给了自己一条退路。

　　建立朝代，扩疆拓土，统一中国的人，是英雄。
　　完成政治改革，带领中国走出王朝循环的人，是真正的伟人。

“近親繁殖”嚴重的中國外交系統

《中國密報》特約記者　蔣紹峰

　　即將年滿花甲的中國駐美國大使張業遂，近日喜氣洋洋地啓程回北京高就。接近北京高層的消息靈通人士告訴《中國密報》雜誌，張業遂的下一個頭銜是外交部常務副部長、黨委書記。接替他擔任駐美大使的，是現任外交部副部長崔天凱。

一直以來，外交部“近親繁殖”嚴重，夫妻檔多，素有“家天下”的感覺；也有人稱之為“金龜族大本營”——翁婿同為外交官的可以數出一大串：

國務院國務委員、中央外事辦主任戴秉國，是前外交部副部長、駐美國聯絡處主任黃鎮的女婿；

前外交部副部長、部黨委書記王光亞，是前國務院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元帥的女婿；

前外交部長李肇星，是前駐挪威、贊比亞、瑞典、新西蘭大使秦力真的女婿；

前外長李肇星夫婦。

前外交部副部長、現國台辦主任王毅，是周恩來的外事秘書、前中國裁軍大使錢嘉東的女婿；

前駐英國大使、現任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全國政協外委副主任馬振崗，是前駐伊拉克、瑞士、越南大使陳志方的女婿；

前外交部部長助理、現任中聯部副部長劉結一，是前駐比利時、日本大使章曙的女婿。

中國外交界的父子（女）外交官、夫婦外交官更是比比皆是。劉結一與章啟月，就是這樣的夫妻檔。在共和國迄今近900位特命全權大使中，共有吳建民和施燕華、王光亞和叢軍等九對伉儷，2008年曾有人預言，劉結一外放出任大使已不遠，“第10對伉儷大使便是劉結一和章啟月”。只是沒想到，劉結一調到中聯部當副部長去了。

曾有人抨擊這種“近親繁殖”現象為任人唯親，但業內有人辯解說：外交部情況特殊，“近親繁殖”實有不得已的特定原因：

外交部規定：外交官在國內工作最多5年，就必須到國外工作一段時間，然後回國內幹一段，然後再出去，所以每個外交官的工作生涯中至少有三次出國常駐的經歷，這意味著個人的生活必然被打亂成幾個部分。試想，當一個年輕人22、23歲剛參加工作，正準備戀愛、成家時，就被派出國四年，戀愛對象還能堅守著這份感情癡等嗎？成家了，孩子還小，長輩已老，又該出國了，等於把一切家庭負擔扔給了另一半。所以外交官和軍人一樣都是“愛情難以光顧的角落”，軍人至少在法律上有軍婚受保護的條款，而外交官前腳出國、後院起火的現象太常見了。直到上個世紀80年代，還規定紙有二秘（副處級）以上才能帶家屬，後來才放寬。在這種情況下，外交官找外交官就可以理解了。了解外交部情況的人說，不但一個司裡夫妻檔很常見，一個處裡甚至同一個辦公室的夫妻檔都有——兩人學同一個小語種，不在管同一個地方的部門當同事又能怎麽辦？

另一方面，不像別的部委，通過和地方和其他部門的交流調配幹部、或者上面的政治任命等，從外部輸入“新鮮血液”，而外交部只能從內部層層培養，級級選拔，最多和中聯部交流幹部，外長人選嚴格地從外交系統挑選，這更是加劇了“近親繁殖”。(《中國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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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習近平只是另一個胡錦濤

《中國密報》編譯蕭憲聰

習近平是不是改革者為何影響中國至深？大概由於中國是世界上最有特色的國家。民主國家中每隔幾年就舉行大選，不論首相或總統，做得不好必須下台一鞠躬，讓別的政黨、別的領導者有表現機會，但習近平一上任，任期基本保證10年，更遑論中共已連續執政超過60年，逼近史上一黨專政最長紀錄。再者，習近平的政治地位也非其他民主國家領袖能比擬，他是黨的總書記﹑解放軍的指揮官以及未來的國家主席，三位一體、權力一把抓，制衡機構如在野黨或媒體可謂手無縛雞之力。因此，這些“中國特色”使得習近平的角色格外吃重，讓西方分析家樂此不彼對他提出觀察。

習近平將實施部分政治革新

知名記者紀思道（Nicholas D. Kristof）於《紐約時報》評論專欄發表文章稱，他對習近平的執政充滿信心，預測中國新政府將重啟經濟改革，同時實施部分政治革新，可能的舉措包含將毛澤東遺體移出天安門廣場和釋放監禁中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當然，事情不會立即發生，畢竟習要等到今年3月才會正式成為國家主席，且紀思道也坦承，預測不見得一定正確，但他的直覺是，中國正一步一步歷經變化。

習近平會將毛澤東遺體移出北京嗎？

什麼原因讓他有如此樂觀的態度呢？紀思道指出，第一個要素是“基因”。習近平父親習仲勛是推動經濟轉型的先驅者，並於1989年公開譴責對民主示威的大屠殺，習的母親選擇住在深圳，該處是第一個經濟特區，也被當作“中國式資本主義”的起源地，自由思想的血液在習近平身體裡流竄著。同時，習是眾多將子女送到美國求學的中共高層之一，女兒習明澤正就讀哈佛大學3年級，反映習家對英語學習和美式教育的愛戴。

紀思道認為，胡錦濤主政10年飽受攻擊，在中國被廣泛視為失敗的領導人，甚至有官員抱怨，胡浪費大好時光，改革停滯不前，已使國家危機與不安與日俱增，所以，外界對習近平的標準不會太高，哪怕他只願意做一點點改變，都比癡迷維穩的胡錦濤好得多。紀思道也批評，胡講話總是照本宣科，死板地按照現成稿子宣讀，看起來就像一台沒有感情的機器人，而且圍繞在胡身旁的還是機器人，最著名莫過於“大總管”令計劃。令的兒子去年3月發生致命的法拉利車禍，後來跟著陪葬的是兩名衣衫不整的年輕女性。

令計劃害怕醜聞爆發，於是無所不用其極想掩蓋。紀思道說，根據一份中國官員的記事，令去了太平間看遺體，然後冷冷地否認那是他兒子，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一般，接下來幾個星期他照常工作。然而，紙終究包不住火，神秘的法拉利車禍不再神秘，反而清楚告訴世人，舊領導錯得多離譜，他們搜刮來歷不明的財富、濫用權力和缺乏人性。

令計劃否認兒子之死，缺乏人性。

汪洋上任副總理有助改革

所幸，未來中國不會再被這群人統治，習近平已帶來不一樣的新氣象，試圖建立更親民、更儉約和更值得人民信賴的政府。此外，第二個讓紀思道感到樂觀的原因是“汪洋”，這位具有改革傾向的前廣東省委書記，稱得上是中共裡頭最有能力的政治家，傳聞將在3月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紀思道把這個消息視為進行變革的好兆頭。

因此，新領導人的政策方向可能偏愛於加速經濟轉型，同時最大限度減少對政治的嚴厲控管。隨著中國慢慢邁向已開發國家，一個受過教育、有國際觀和自信中產階級之崛起已無法避免，如此情況下，人民不再是“愚民”而是“刁民”，他們也知道中國的鄰國，從台灣、蒙古，南韓到泰國越來越民主化，甚至長期遭軍政府把持而落後貧窮的緬甸都能投向自由懷抱，中國是否還能繼續強硬打壓政治異議值得存疑。

紀思道以親身經歷為例，指出中國人如何脫胎換骨。25年來他時常陪著妻子回去泰山老家，起初村民有一半是文盲，幾乎與世隔絕，但現在生活煥然一新。在最近一次拜訪中，紀思道發現一位農民一邊使用著筆記本電腦在互聯網上買賣股票，一邊收看香港節目，女兒還具備大學學歷。紀思道說，像他這樣的人難以被當局操縱，對中國日益惡化的腐敗問題亦深感憤怒，這些皆是迫使政府做出改革的客觀條件。.

最後不能忽視的是，習近平也是比胡錦濤更高調的民族主義者，大聲談論“復興”，紀思道擔憂若與日本或東南亞國家於島嶼爭議上失控，中國將再度陷入混亂，所有樂觀預測勢必落空，但中國之崛起仍為21世紀的卓越故事，過去10年國家在胡錦濤的失敗領導下步履蹣跚，但紀思道認為，習近平未來10年的統治將使中國再度充滿活力。

習近平的“西化思想”被反駁

想當然爾，不是每個人都像紀思道信心滿滿，加州大學爾灣分校歷史學教授華志建（Jeffrey Wasserstrom）針對此文做出回應，表示不同觀點。紀思道的主要論述在於，習近平將比胡錦濤更加深刻地致力於改革議程，推動中國經濟自由化，同時放鬆政治韁繩，儘管這類的樂觀結論很吸引人，卻難有事實加以佐證。華志建指出，根據習的政治歷程，他從來沒有做出大膽舉措的紀錄，明顯地，“安全牌”是習近平一路攀升至最高位的護身符，且共產黨的政治家普遍規避風險，就算習有一些新行動，還是會落在謹慎的頻譜中。

紀思道的文章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10年前胡錦濤甫上任之際，我們對他所知甚少，距離感於是產生美感，令人懷抱不切實際的幻想，當時溫家寶也被視為能帶領胡錦濤走向自由開放之路的重要幫手，但10年過去，中國的腐敗問題已達“亡黨亡國”程度，太子黨依然呼風喚雨，倒行逆施，對政治異議人士和少數民族的打壓更為嚴厲，一切都與最初的設想大相逕庭，就算李克強和汪洋接掌國務院，未必能保證他們一定就不一樣。

華志建也對紀思道強調習近平的“西化思想”提出反駁，並不認為將女兒送到哈佛就是鼓勵學習英語和西方的開放性。舉例來說，前利比亞領導人卡扎菲（Gaddafi）的兒子們曾到英國讀書，朝鮮金氏王朝的家族成員也到瑞士求學，但無庸置疑，卡扎菲和金家均為世界上最獨裁的政府。就拿中國本身而言，名譽掃地的薄熙來的兒子薄瓜瓜讀過牛津和哈佛大學，可是薄熙來絕對稱不上自由派或改革派，江澤民和賈慶林的後代也都是海外留學生。因此，子女接受西洋教育，也許只是流行於高層領導的風氣，不特別意味著什麼。

劉曉波將於習任內重獲自由

至於將改革賭注放在“基因”上更是沒有說服力，沒有規定孩子就得追隨父母腳步，習仲勛或多或少曾影響習近平，不過“有其父必有其子”只能說是一種迷信，況且習近平還得跟黨內龐大又複雜的不同派系過招，所以，改革的最佳佐證仍是實際行動，而非基因。緊接著關於劉曉波的釋放問題也有盲點，因共同起草《零八憲章》而在2009年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入獄的劉曉波，有期徒刑11年，刑期自然於2022年前結束，如果沒有意外，他肯定會在習的任內重獲自由，重要的是，習如何面對這位極具影響力的異議人士？要是劉出獄後繼續宣傳其主張，習會將他再次送入監獄？還是強迫流亡？從劉霞持續被軟禁的事實看來，讓人不敢抱持太大希望。

按照刑期，劉曉波可望在習近平任內獲釋。

華志建認為，習近平的態度會有所軟化，讓《零八憲章》之類呼籲更大程度公民自由的訴求能在互聯網上流傳，不至於有人因此鋃鐺入獄（近期之《改革共識倡議書》可為一例），但政府加強控制網絡仍值得注意。另外，最近沸沸揚揚的南周事件可視為公民和記者爭取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的最大努力，可是“漢奸走狗”或“外國勢力介入”等說法出爐，均印證中國政府並沒有太大進步，畢竟2010年當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時，當局不也以“外國陰謀”看待嗎？

習近平歷史地位有待觀察

在紀思道的文章中還提及移動毛澤東遺體的想法。華志建說，儘管習近平去年11月上任後多次講話沒有刻意向毛澤東致敬，被一些西方記者猜測是否毛的地位已大不如從前，從而推斷搬動遺體的可能性，但是，如此議題可能比想像中敏感，毛澤東畢竟是極具爭議的人物，固然率領共產黨打倒國民政府，錯誤政策如文革和大躍進的陰影與創傷依舊是禁忌話題，習近平沒有理由為自己惹得一身腥。

再者，若習有意推動改革，搬動毛的遺體也不該是首要目標，也許這麼做會讓國外評論家感到雀躍，但事實上，至今還有數百萬的中國人崇敬著毛澤東，任何詆毀或看似詆毀的舉動將產生反效果，導致社會不穩定，進一步阻礙更多迫切需要的改革。華志建指出，農村土地所有權的保護法律是眾多農民渴求之事，影響範圍廣大，但在強大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下已延宕多年，對習近平而言，這絕對比改變天安門廣場的景觀來的重要。

不可否認，中國周遭國家民主模式之成功讓不少知識份子感到欣羨，然而，也有不少中國人不認為有選舉但缺乏穩定民主制度的國家值得效仿。以印度為例，公民縱然擁有較大的政治自由，腐敗卻猖獗無比，醜聞層出不窮，社會動亂不安，經濟成長率也遠不及中國，尤其在中國官媒刻意引導下，時常展現民主國家貪汙、貧窮和動盪的一面，因此，誠如胡錦濤在十八大工作報告中提到，中國“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正說明“西式民主”並非領導人心目中的理想目標，如此一來，習近平要從根本體制上改革的希望便十分渺茫了。

文末華志建想提醒讀者的是，類似紀思道的期待也不是完全沒有實現過。在太平洋的一個島國上，一位剛烈獨裁者的兒子成功推動民主化，他曾在俄國留學，然後回國掌管情治系統，但最後決定解嚴，開放報禁和黨禁，成就彌足珍貴的和平轉型，此人正是蔣介石之子蔣經國，將台灣從威權國家轉變成民主國家的關鍵人物。無論習近平未來會成為“戈爾巴喬夫”還是“蔣經國”，甚至只是另一個“胡錦濤”，都還無法太早下定論。

也許習近平只是另一個胡錦濤。

中國極有可能發生革命

改不改革、要改什麼將是習近平的難題，但從人民鼓動的改革卻極有可能發生，也就是“革命”。歷史上有太多精采革命，1789年法國大革命徹底大破大立，帶來自由、平等、博愛的普世價值；美國在獨立革命中浴血奮戰，最終建立讓人人都有權追求美國夢的強盛國家；中國也有辛亥革命，即使“共和”精神沒有維持太久，結束帝制仍是中國2000多年來的一大創舉。由此可見，革命就像一把雙面刃，一方面製造混亂，另一方面則在混亂中尋求建設新秩序。中共在革命中起家，而現在的中國，是否需要一場革“共產黨”的命呢？

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召開座談會時，向在座學者推薦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著作《舊制度與大革命》，引發不少揣測。在許多辯論中，北京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程致宇（Patrick Chovanec）引用哈佛學者理察‧皮佩斯（Richard Pipes）討論俄國革命的著作，就針對社會背景的討論上，得到與中國驚人的相似處。

皮佩斯教授第一個提問是：“為什麼俄國沙皇會倒台？”如果研究者鑽研1917年以前的新聞報導或回憶錄，會發現幾乎沒有人預期沙皇政府有結束的一天，相反地，人們認為該政治體制堅不可摧，還能存活好長一段時間，畢竟它已度過無數次危機，包含1905年一連串罷工和反對尼古拉二世政府的暴力事件。中共同是把權力握得緊緊的專制政權，韓戰、文革、六四事件乃至前幾年的茉莉花革命都擊不倒它，甚至第五代領導人上任之初就已有人開始關注10年後的第六代，中共統治中國看起來再自然不過。

中國面臨如以前俄國的挑戰

那麼，何以革命終究爆發？皮佩斯指出，答案並不難找，俄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但政治系統沒有隨之更新，兩者間的不協調，啟動不可逆的革命進程，他寫道：“因此，1900年左右，俄國已成一個僵化的龐大國家機器，而不是具有彈性、能傾聽人民聲音的活力社會。同一時間，俄國正一步一步邁向全球大國，必然得推動產業發展和高等教育，公民素質因此獲得提升，並對政府懷抱更多期待。然而，很多事情沒有按照他們理想，直到1905年，沙皇政府遂遭受不可調和的矛盾（意即革命，但未成功）。許多俄國人已接受中等或高等教育，多方接觸西方思想，但他們仍被政府當作不識字的農民，不宜參與國事，資本家和銀行家雖然能對國家的經濟和就業作出重大決定，卻被隔離在政治之外，因為政治是官僚壟斷的領域……”

“其結果是，如馬克思曾正確預測，當社經環境一再變動與轉換，高度集權、靜止如死水一灘的政府無法再回應人民需求時，便能提供革命足夠養分……（1982年）當我在國家安全委員會時，為里根總統準備在倫敦說話的內容，當時我想到馬克思，也觀察到俄國的政治情勢和社會經濟環境已存在顯著差異，因此我將革命的想法放進去，儘管那時俄國已非沙皇統治而是蘇聯。里根總統採用如此觀點，並引起莫斯科方面盛怒。蘇聯的解釋是，美國身為反對共產主義陣營的首腦，這僅是一種政治語言。當然我認為蘇聯憤怒還有另一個原因，他們比誰都還要清楚，統治方式已不符合經濟或文化發展，內部矛盾加劇之際，里根總統剛好正中痛處”，果不其然，1991年蘇聯解體，正式邁入歷史。

程致宇建議，仔細閱讀皮佩斯的文字，再對比今日中國，就會發現一些有趣的深思。30年來，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比起中國發生更多改變，中國領導人正面臨同以前俄國一樣的挑戰，其封閉、由精英統治的政治體制，是否足以應付急劇變動且更加開放的經濟和社會？而這說不定便是王岐山推薦托克維爾著作的理由。

的確，中國有太多制度不合時宜，例如侵犯人權的勞教，造成城市居民和非城市居民極不平等的戶口以及違反自然法則的計畫生育等，更不用說民主與自由觀念早已通過無遠弗屆的互聯網深植人心，老邁又專制的共產黨有辦法跟得上時代嗎？它還能撐多久？

自焚事件是藏民族最極限的非暴力抗爭

胡錦濤是藏人自焚事件的禍首？（10）

《中國密報》特約記者方鸣

“自殺”還是“捨身取義”?

　　佛教是非常重視生命的宗教，不殺生是佛教徒共守的戒律，尤其在小乘佛教中更為嚴格。而藏傳佛教，無論在教義還是在傳承方面，以及在對藏地民俗文化的影響方面，對生命的尊重更遠超過漢地。敬畏自然和尊重生命是藏民族的信仰和傳統，之所以青藏高原被稱為雪域佛國、人間淨土，正是與上述的宗教信仰和民族習俗有關。

　　面對這些悲壯、慘烈，連續發生而且不知道何時才能結束的自焚事件，一些人卻指責藏人自焚是違反佛教“不殺生”教義的極端行為，是危害社會安定的不道德的行為。那麼藏人自焚究竟是“自殺”還是“捨身取義”？

新華社引述四川省佛教協會副會長甲登活佛的話說自殺是“非常重的殺戒”，並嚴厲訓誡：“任由少數人繼續搞宗教政治，逆社會發展潮流而行，必使藏傳佛教在現代社會喪失自我。”但藏青會的昆秋表示，藏人自焚並不違反佛教教義。他說：“自焚並不違反佛教原則。傷害其他人才違反佛教原則。因此犧牲自己並不違反佛教教義。”

自焚是為了護衛自己的宗教。

藏人行政中央駐台灣代表達瓦才仁強調，佛教一般情況嚴格禁止信徒自殺，但“自焚”不是“自殺”，自焚事件是藏民族最極限的非暴力抗爭。自殺一般是為了自已無法處理的情緒難題，但自焚是為了護衛自己的宗教，用最痛苦、最慘烈的方式表達抗議，這是高尚勇敢的行為。這就如同五零年代西藏抵抗中共進軍的歷史中，也同樣有許多藏人拿起槍，加入了作戰。

　　達賴喇嘛尊者上師轉世林仁波切認為，自焚是利他捨身之菩薩行。他說：“近來，西藏境內的局勢非常惡化，尤其在西藏出現很多行菩薩行、為全體藏人的利益捨身自焚的人物，他們非常偉大，這也是在世界歷史上的首次”

　　西藏人民議會議員崗拉姆女士表示，自焚事件是藏民族最極限的非暴力抗爭。她說，藏民一直在遵循聖尊達賴喇嘛提倡的非暴力，反抗暴政的行動一直在繼續。一般（中國）外部看來經濟發達，也進入強國行列，但是內部有很多複雜的事情，使得中共體制下的人民沒有最基本的人權。所以說，自焚事件是藏民族最突出的、最極限的非暴力抗爭行為。

　　流亡僧人、台灣達賴喇嘛“西藏宗教基金會”首任佛法教師強巴加措格西表示，西藏僧俗自焚，完全沒有違反佛教殺生的教義，也沒有與佛法見解相違，更沒有犯戒。因為西藏僧俗自焚的動機與目的，毫無沾染一點個人私利的味道。當他們在自焚就義時，所吶喊出的希望與心聲是：“我們西藏人需要宗教自由！西藏人需要人權！允許尊者達賴喇嘛回西藏！”依這樣情況而言，自焚者的想法是為了佛陀教法，為了護持佛法的正士夫，為了爭取西藏民族的民主自由的權益，燃燒自己的身體，自願獻出生命。

　　對於中共當局聲稱“自焚行為不符合人類的文化和道德，已不符合佛教的教義”的說法，早在2011年10月12日，胡平就發表《外交部發言喪盡天良》的文章，批評中共當局顛倒黑白、“倒打一耙”的荒唐說法。

　　胡平認為，藏人自焚事件無疑是抗議性自殺，就是以自殺方式表達對一種不堪忍受的環境或壓迫性政權的全面抗議或徹底的不合作。這種自殺須是有意識地當眾公開進行，清楚明確地表達抗議，把自殺當作直接行動。有人質疑這種方式是否屬於非暴力行為。然而，自殺是對自己施加暴力，而不是針對別人。在這裡，一個人自殺是為了喚起人們的關切，從而改變公眾輿論，或者是改變對手的感情。由於人們對死者表示哀悼和景仰，這種死亡常常能激發起一種抵抗運動。自殺抗議最著名的做法是自焚，也就是在公共場所把自己置於烈火之上。

胡平認為，藏人自焚正像《非暴力行動百科全書》所說，本來，抗議性自殺的目的是“改變公眾輿論或改變對手的情感”——那當然是說把公眾輿論或對手的情感轉變到對抗議者一方的同情和支持。可是，中共當局居然膽大包天，它居然妄想利用別人的抗議性自殺這件事，把“公眾輿論”轉變到支持迫害和反對受迫害者這一方向，並且強迫其政權內部原來同情受迫害者的那些人轉變到支持迫害的立場上來。“天下還有比這更大膽、更無恥、更荒謬的嗎？外交部的發言實在是喪盡天良。”（《中國密報》第五期）

胡辦主任陳世炬的老友喪命海外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劉長威

　　江系主導中共十八大，讓主政十年的胡錦濤多少感到尷尬，而自己的“左膀右臂”令計劃和陳世炬相繼被邊緣化更是給這種不堪雪上加霜——

　　如果說十八大前令計劃備受醜聞纏身而仕途未能更進一步還在不少人的預料之內的話，那胡錦濤貼身秘書、辦公室主任陳世炬落選中委，甚至沒有出現在後補委員名單中，則頗讓人意外和百感交集，更讓胡錦濤安排十八大後陳世炬出任軍委辦公廳主任這一要職的傳聞倍感刺耳。畢竟，江澤民的前秘書賈廷安、習近平的智囊何毅亭雙雙晉身中委。

　　陳世炬“名落孫山”，是遂了胡錦濤為個人清譽所算計的心願，還是出乎他的意料？還是他心知肚明而有難言之隱？知情者向《明鏡月刊》爆料稱，中共十八大上，陳世炬官運不濟是因為他涉嫌黃瑤案，被貶為廳級也與此案有關。

陳世炬的老友喪命海外

　　早在2011年11月初，在距離十八大召開已不到一年之際，從中共最高權力中樞中南海傳出的一則消息，頓時引起不小的轟動並廣泛傳播－－服侍胡錦濤整整25年的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胡辦主任陳世炬將調任江西省委副書記。然而，數個消息來源隨後向明鏡新聞網證實，與陳世炬關係甚密的大學同班同學楊忠濤，因涉嫌捲入前貴州省政協主席黃瑤案逃亡海外，並於月前在墨西哥自殺身亡。至於陳世炬的仕途會不會因此案而受到影響，北京政情觀察人士和貴州官場人士當時莫衷一是。

　　應該說，去江西的安排，無疑是胡錦濤在讓位之前，給已跟隨自己20多年的親信愛將陳世炬一個最好的政治交待。

　　北京消息人士曾向《大事件》雜誌證實，陳世炬將任江西省委副書記的消息是2011年10月末從中南海高層傳出來的，“此傳聞絕對不是空穴來風，而是胡錦濤已明確表達出自己的想法。”

　　一位關注中共十八大人事佈局的北京政情觀察人士分析指出，陳世炬畢竟跟了胡錦濤20多年，胡在退位之前給陳安排一個好的去處，也是人之常情。此外，胡心裡也非常明白，現在到了給陳世炬一個更大的空間，去發揮他的政治能力的時候了。

　　“即便陳世炬最後沒有去江西任職，胡錦濤也會讓他去其它省份鍛煉一番，但為什麼會選擇江西，這裡面大有文章。”這位政情觀察人士當時指出，因為派陳世炬去江西，更有利於陳在短時間內踏上快車道，他有機會在十八大前就能由省委副書記昇為省委書記。

　　陳世炬緊跟胡錦濤。

　　有評論人士指出，陳世炬若此次南下出任江西省委副書記，無疑是屬於高職低配，中央此意應該是旨在讓陳世炬提前儘快熟悉江西工作，為接替蘇榮出任省委書記並且進入十八屆中央委員會而進行的一場大賽前的熱身。

　　不過，另一位北京消息人士強調指出，有關陳世炬將離開中南海赴地方任職的消息，在2011年11月至12月傳得很凶，似乎有些迫不急待，但到了2012年1月初，這個傳聞卻平靜了多，“不少人認為這是中共高層對這個任命正在進行協商，甚至有可能正在進行討價還價。”

陳世炬見證中共政治傳奇

　　陳世炬是何許人也？外界所知不多。其年齡、背景、來自何方等等也多有謎團處。

　　陳世炬到底是哪一年出生的，至少有三種說法。一是1960年，二是1961年，三是1963年。目前最常見的，都說他是1960年出生。

　　出生於貴州一個普通幹部家庭的陳世炬，原為貴州大學老師。他是在1986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成為時任中共貴州省委書記胡錦濤的秘書，也從此改變了他一生的命運。

　　當時，剛從北京團中央書記任上到貴州擔任省委書記的胡錦濤，在工作了一段時間之後，對貴州省委給他配備的那位從解放軍轉業的秘書不是很滿意，於是很婉轉地告訴當時擔任貴州省委副秘書長的陳群林，可否給他調換一個秘書，並表示最好是大學文科院系的畢業生或老師。

　　陳群林為此專門到了貴州的最高學府貴州大學，經過挑選之後找到了陳世炬。試用之後陳終於獲得了胡錦濤的接納，從此跟上了這位中共的明日之星，踏上了坦蕩的仕途。陳世炬後來並在陳群林的說服之下，跟著胡錦濤到了西藏，並一路進京，跟著胡錦濤風風雨雨20多年，也戰戰兢兢了20多年，期間經歷的多少酸甜苦辣只有他和胡錦濤心裡明白。

　　當時，就在陳世炬隨胡錦濤到西藏工作時，為解除陳世炬的後顧之憂，陳群林還把省委機關分給自己的一套三居室住房，讓給了陳世炬一家。

　　可以說，如果沒有當年陳群林的推薦和關照，就不可能有今天的陳世炬。

　　記得胡錦濤剛當上中共總書記時，西方媒體都在問“胡是誰”；幾年後，媒體和輿論開始尋問“陳世炬是誰”，因為只有瞭解了陳世炬，才能更好地瞭解胡錦濤，才能有助於解開“誰是胡錦濤”之謎。

　　十多年來，令計劃與陳世炬相互配合，成了胡錦濤的左膀右臂，他們細心照料胡錦濤，鞍前馬後，對胡錦濤無微不至。無論胡錦濤出席任何場合，都可以看到他們兩位的身影。

　　據觀察發現，在胡錦濤每次出席一項活動或出行前20分鐘左右，總可以發現令計劃或陳世炬其中一人，他們提前到現場踩點，不但檢查安全工作有沒有漏洞，及時發現問題，以及胡錦濤即將到達地方的周圍環境，連胡錦濤發表講話時與被接見者的距離和角度，記者和攝影師站立的位置，甚至連麥克風的高度與胡錦濤身高的比例，他們都要親自調整，要保證胡錦濤百分之百滿意。

　　令計劃和陳世炬都是跟隨胡錦濤多年的老臣，對胡錦濤的嗜好和脾氣當然瞭如指掌，尤其是陳世炬，更是實實在在為胡錦濤服務了25年，從未離開過胡半步，從艱苦的貴州山區，到空氣稀薄的西藏高原，一路跟到北京，跟進中南海，跟著胡錦濤從封疆大吏任上，一直到成為中國的第一號人物，見證了一個中共政治的傳奇。

　　瞭解了這段中共當代歷史不尋常的“君臣關係”，許多人似乎就能理解胡錦濤為什麼要在自己讓位前，要給陳世炬一個明確的政治交待和安排了，尤其是在“左膀”令計劃為醜聞而出局之際。但胡錦濤的這番煞費苦心，真能如願以償嗎？(《明鏡月刊》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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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源潮兄弟紀念父親百歲誕辰引起反彈

《新史記》相江宇、楊韻

父親一隻腳踏入鬼門關

1952年12月，擔任中共常州地委代理書記的李幹成調到上海，主管市政建設。李家從常州搬到了上海，夫人呂繼英也調到上海市建築公司。六十年代初，李幹成陞任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長後，呂繼英也開始擔任建築公司黨委書記。1954年，呂繼英當選上海市第一屆人大代表。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不久，李幹成被打倒，呂繼英被趕到農場勞動，李家人被趕了康平路大院。前上海市委第一書記陳丕顯的兒子陳小津在《我的“文革”歲月》一書中談到了李幹成：

【上海是全國“文化大革命”的發源地，是江青一夥猖狂奪權、禍國殃民的重災區。尤其“一月風暴”發生後，一大批幹部、群眾被誣衊陷害，上海從此陷入史無前例的動亂之中。陳老總生前賦詩云：“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在與醜惡勢力的激烈對峙中，除了馬天水、王少庸等少數變節分子賣身投靠外，以我父親、曹荻秋為首，包括王一平、梁國斌、楊西光、楊士法、張祺、黃赤波、秦昆、李研吾、李幹成、宋季文、石英、宋日昌、張承宗、金仲華、趙祖康等在內的十幾位市委書記、常委、市長、副市長全部遭到了張春橋一夥的殘酷迫害，多數人身陷囹圄長達數年。有的領導，如曹荻秋、石英、金仲華等，被迫害致死。但他們始終不懼淫威，傲霜鬥雪，寧折不彎，共同譜寫了一曲曲撼天動地的正氣之歌。

……李幹成也是一位鐵骨錚錚、令人敬佩的上海老一輩革命家。……李幹成調到上海，先後擔任市政建設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書記，交通工作部部長，基建委員會副主任、黨組書記。1962年，他被任命為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長，在我父親的直接領導下開展工作數十年。
“文革”初期，張春橋一夥考慮“三結合”問題，曾經想拉攏李幹成與馬天水、王少庸一道上他們的賊船，條件是必須揭發陳丕顯和曹荻秋“三反言行”。李幹成嚴辭拒絕，隨即被打倒，長期關押在少教所。專案組人員抓住李幹成1931年被捕問題大做文章，對他進行瘋狂批鬥和審訊，逼其承認是“叛徒”。李幹成的這段歷史問題，1941年在華東整風運動中已作出明確結論，並恢復了他的黨籍。而審訊人員仍不放過他，採取了“車輪戰”、“蘑菇戰”。倔犟的李幹成毫不屈服，直到被折磨得中風倒下，神智不清達20多天，報了病危。李幹成在少教所關押期間，還患上了肺結核，不得不入院治療。直到1974年，李幹成才得以重見天日……】

晚年李幹成。

據李幹成的長子李仲之說，“文革”初期，他一再問父親形勢將如何發展，父親總避口不談。後來李仲之在一位老同志的回憶中，知道這麼一段精彩歷史：“1967 年元月初的一個傍晚，天特別冷，我陪研吾同志（原上海市委的一個老同志）去趙忍安同志家，見到你父親（李幹成）和宋季文同志。後來才知道，那是被‘奪權’ 之前，中共上海市委的最後一次常委會，只有三個人參加。分別時，幹成同志在樓下握著我的手說：‘真是白色恐怖呀，老方，你要照顧好研吾同志。’”

李仲之說，父親是當時與會的三個常委之一，他又要保護老同志，又要對付“造反派”，真是太不容易。李仲之說，現在才理解他老人家當時沈默不語的真正原因。

次子李偉之也曾在撰文中回憶了李家在“文革”期間的遭遇：因父親在“文革”前擔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長，自然受到了很大的衝擊，一家人被“造反派”從康平路大院趕了出來，住到了復興西路一個資本家的房子裏。同時被趕來的還有解放日報社總編輯等三家人，都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落難戶。

到了1967年12月，李幹成被“造反派”關押，隔離審查，不讓家屬探望；母親呂繼英被弄到崇明農場去勞動；李家的兄弟姐妹中有的在上學，如李健之和李申初他們；有的下放插隊，如李源潮和李蘇光；李偉之也從學校下放到泰州去養豬。一家人散落東西，家中只剩下一個“造反派”保姆。李偉之的未婚妻出身好，“造反派”不會找她麻煩，李偉之走的時候就委託她多幫著照看一下家裏。後來她多方打聽，才找到父親被關押的地方，但是“造反派”們不讓見面，只允許她送點衣物棉被進去。

1970年5月，李幹成患腦溢血，被送到上海華山醫院急救。李源潮從大豐農場趕回來，費了好多口舌，“造反派”才同意他進病房探望一下，但是只待了20分鐘就被趕了出來。

1972 年10月，李家接到造反派通知，父親李幹成再次腦溢血，並懷疑是肺癌，被送到了上海第二結核病防治所。專案組破天荒地允許直系家屬去探望。母親呂繼英聞訊後立即從崇明農場拎著一個小包趕到了防治所，醫院給他們安排了一間小房子，主治醫生直接告訴呂繼英：李幹成沒有康復的可能了。

後來，李幹成跟兒子李偉之說：“那個時候我怎麼能死呢！死了很多問題就說不清楚了！我要堅持，我相信總有讓人說話、聽人說話的一天，我一定要跟他們鬥爭到底！”憑藉這份頑強的鬥志，以及呂繼英無微不至的關懷與照顧，住院兩年後，曾經一隻腳踏入鬼門關的李幹成逐漸恢復了健康，中風過的身體依靠拐杖也能自由行動了。再後來，拐杖也丟掉了。醫生連連驚嘆這是個奇跡，宣佈他可以出院了。

粉碎了“四人幫”，他才被安排到上海市城建局當顧問，1977年年底到了市政協，才算是重新走上了工作崗位。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李幹成獲得平反。中共上海市委組織部給他和呂繼英補發了“文化大革命”期間所扣的工資，他全部作為黨費上交了。從“文革”開始被趕出康平路後，李幹成一家一直住在復興路。1981年，李幹成和夫人呂繼英又搬回到康平路，跟小女兒李蘇光住在一起。

重新恢復工作後，1977年12月，李幹成擔任上海市政協副主席。1979年4月，擔任中共上海市委顧問。1983年4月，離職休養。1993年4月14日，李幹成在上海病逝，享年86歲。

紀念父親百歲誕辰引起反彈

李幹成和呂繼英共有五個兒子、兩個女兒。2008年11月，是李幹成誕辰100週年紀念日，中共黨史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由淮安市委黨史工作辦公室編著的《李幹成紀念文集》。
2008 年11月8日，江蘇淮安市委、市政府在漣水縣隆重舉行《李幹成紀念文集》首發式。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丁解民和淮安市委書記劉永忠在首發式上講話，淮安市委常委、漣水縣委書記李衛平代表李幹成家鄉發言，李幹成親屬代表李蘇華、李仲之、李偉之、李健之、李申初等，出席首發式。

據漣水網友透露，《李幹成紀念文集》收錄了李家子女的紀念文章，惟獨缺少四子李源潮的。不過，在文集首發式上淮安市委書記介紹，李源潮對此次活動非常重視，並肯定了父親的人格品質。李源潮這番高調評論，曾在漣水等地論壇引起網友的議論。

有網友指出，搞這樣的個人宣傳活動，簡直就是勞民傷財，這些都是淮安和漣水官員“拍馬屁”的“傑作”。更有網友直言說，如果李源潮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不是中組部長，請問江蘇官員還會這樣溜鬚拍馬嗎？還會又編紀念文集，又舉行如此盛大的首發式嗎？

還有評論指出，身為第五代領導人的李源潮，“非常重視”家鄉編父親紀念文集，宣傳父親“人格品質”，支持老家搞聲勢浩大的首發式，的確授人於柄。（《新史記》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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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海域陸擬常態化護漁

（中央社台北24日電）中國大陸2013年起將在南沙群島海域開展常態化護漁，維權重點還包括看好黃岩島、守好美濟礁、加強西沙和北部灣監管。

新華社今天引述大陸農業部南海區漁政局局長吳壯的談話，作上述報導。

吳壯說，2013年維權護漁工作重心是：看好黃岩島、守好美濟礁，加強西沙和北部灣監管及開展南沙常態化護漁。

他表示，紮實推進南沙群島海域常態化護漁工作，將成為整體工作的重中之重。

吳壯指出，隨著基地和裝備建設、隊伍建設等工作力度的進一步加大，大陸漁政執法力量將有明顯成長，可望加快對南海尤其是南沙海域實現常態化維權護漁，更加有力地保障廣大漁民赴南沙作業的正當利益。1020224

中央社

网络战同样危险

美国政府本周公布一项计划，制定应对网络间谍和一般网络刑事犯罪行为的新战略。中国被认为是这一战略的主要对象之一。继多天之后，德语媒体本周五再度对相关议题作了报道和分析。

（德国之声中文网）《卢森堡之声报》发表一篇署名文章，将美国主要应对来自中国网络攻击行为的新战略计划与Sipri（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新近的全球军售报告联系起来，作出以下分析：

“2011年，全球武器销售量首次略降。实际上，Sipri的数字并不全面，原因不单是中国整个儿未计算在内，……即使不计这一点，整个趋势也非常清楚：过去10年内，前100名（军火出售国）武器销售总量增加了50%。……与此同时，供货跟从需求，从坦克、飞机这样的经典军事‘硬件’转向了高科技武器系统。无人机、卫星技术成为增长市场。由于数据和通信系统是现代工业社会的软肋，数字化虚拟战争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具备抵御网络攻击、甚至进行网络攻击的能力之重要，关乎未来是否能够生存下去。事情将朝何处发展，从华盛顿因不友好的网络袭击而对北京的公开批评中就可略见一斑。这个‘美妙的新世界’虽然会少一些流血，但不会减少些许危险性。”

Mandiant与白宫

柏林出版的《每日镜报》指出，在美国政府发表宣布将制定网络安全新战略之前，该国著名网络安全公司Mandiant本周一公布一份关于中国军方直接参与对美网络间谍活动的报告，不啻给当局的新战略计划提供了某种依据。《每日镜报》周五以问答方式介绍了美国准备制定的网络安全新战略文件的特点：

“文件最让人感兴趣的部分是在附件里，而附件占了该文件的90%。在所计划的措施中，中国的名字几乎就没有被提及，但附件中却有好多页详细描述了中国所介入的个案。……在工业间谍行为的7宗个案中，有6宗涉及中国，1宗与俄罗斯有关。……中国黑客和中国政府多年来就被认为是大量数字袭击行为的来源地。但情报机构一直缺乏最终证据。Mandiant本周一公布的报告则已接近提供了这样的证据。……按美国媒体的解读，白宫的计划是一种有意为之的温和反应，以避免同中国发生公开冲突。围绕蔑视知识产权的争议，美国尤其希望能同欧洲这样的伙伴携手，对北京共同施压。其目标是，制定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政府都认可的一系列法律标准和惩罚措施。这样，就可以迫使相关国家遵守这些标准。

摘编：凝炼

责编：苗子

(DW)

政治任命，外交部除外

《中國密報》特約記者　蔣紹峰

主管外交的國務委員戴秉國到點退休，現任 外交部長楊潔箎接任，但楊空出的外交部長之位應該由誰來坐，引發中聯部和外交部兩大派系激烈爭鬥。戴秉國想架空楊潔箎，屬意張志軍或王家瑞出任外長，但遭到反彈；王毅有望出任外長，卻有爭議；駐美大使張業遂因討好胡溫成外交部黨組書記人選，副外長崔天凱或接任駐美大使。若按以上人事佈局，江派嫡系王家瑞怎麽辦？知情者告訴《中國密報》，由下屆外長引發的外交大權之爭，中聯部和外交部的爭鬥已白熱化，即使有了定盤也會出現變數。

政治任命，外交部除外

幾十年以來，中央對部委官員一直都在實行政治任命。什麽是政治任命？在香港，傳媒痛批政治任命就是黑箱作業；在台灣，媒體痛斥政治任命就是充滿私心的因人設事；在大陸，政治任命則是中共最高層任命自己最信賴的人掌管最關鍵的部門，即使這個人並不熟悉這個系統，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外行”，但也照用不誤。

“政治任命”這個詞香港媒體用的最多。比如說，《東方日報》曾對“港人治港”發表過如下評論：“一國兩制”下的“港人治港”是一項政治工程，從行政長官到各司局級高官，整個治港班子都是朝廷的政治任命，他們是政治官員。英國人在部署撤退時，重點考慮的“港人治港”是“公務員治港”，但他們沒有想到，要實現“公務員治港”，就要把公務員高官“轉變”成“政治任命”，這樣才能名正言順。英國人部署的“公務員治港”，只是讓以布政司為首的高官全班過渡到特區政府，讓北京任命的行政長官成為“空降部隊”、“光桿司令”，治港大權掌握在公務員手裏；加上立法機構民主化的“制衡”，行政長官就更加成為“公務員治港”的擋箭牌。

在“高官問責制”的基礎上，北京挑選公務員出身的曾蔭權取代董建華，又用梁振英取代了曾蔭權，他們成了“公務員治港”的最高代表。這樣的“政治任命”讓公務員的所謂“政治中立”也就不復存在，他們的進身前程和工作考慮不能不深染政治，不能不和政治聯繫在一起，公務員隊伍特別是高官隊伍遲早要出現可大可小的分化。同時，經過“政治任命”洗禮的公務員很容易變成“政治動物”，激發政治熱情，離開官場後，也要通過其他途徑完成其未竟的“政治”。

港人和港媒對政治任命的痛斥早已司空見慣。但在一黨專政的大陸，政治任命早已成中共高層在人事安排上最津津樂道的一種方式和程序。只要領導人喜歡，就可以把自己最中意的人馬安排到某個他並不熟悉的系統，來加強自己對該系統的控制和掌握。

公安部長就是政治任命最好的實例。中共建政後的歷任公安部長，除了第八任公安部長陶駟駒畢業於中央公安幹部學校，並當過公安部辦事員、科員、副科長、副處長直至副部長、部長，是正經的“科班”出身。此外，第四任公安部長趙蒼壁也曾當過陝甘寧邊區保安處副處長，北平市公安局處長，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1977年出任公安部長，也是公安系統出來的高官。

以外，其它歷任公安部長都是政治任命的。首任公安部長羅瑞卿和第二任部長謝富治都是軍人出身，第三任公安部部長華國鋒、第五任公安部長劉復之都屬於政工幹部；第六任公安部長阮崇武、第七任王芳、第九任賈春旺、第十任周永康和第十一任孟建柱，都是在經過在衆多部門歷練，最後才通過政治任命當上公安部長的。

“如同公安部一樣，中央對其它部委的高官任命，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也都屬於政治任命，無一例外。這項人事任命的好處是，禁止了‘近親繁殖’，缺點和不足也顯而易見，造就了一批外行高官，”北京政情觀察人士對《中國密報》強調說：“但只有一個部門除外，它就是中國外交部。”(《中國密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