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 03/11/12

2012年3月11日星期日

中國應有大國的自覺和自信

台灣中國時報

中國已經崛起，但中國的國際身分卻愈來愈受到正負雙面的評價與爭議，中國與歐美國家的貿易爭端層出不窮、中國海外勞工頻傳被綁架事件、「走出去」的中國企業紛傳阻力，都凸顯中國的外在處境正面臨嚴重的考驗。

　美國務卿希拉蕊日前在美國和平研究所紀念尼克森訪問中國40周年研討會演說，呼籲北京應承擔更大的國際責任，並以實際行動證明中國的崛起符合全球利益，同時還拐彎抹角地指出中國在海外大肆掠奪資源的不當。她引用電影《蜘蛛人》的一句話??「隨著強大影響力而來的是重大責任」，提醒中國不能只做一個有選擇性的利益夥伴，而必須扮演與其國際地位相稱的角色。

　中國自改革開放採取擴張性對外經貿政策後，迅速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許多預測都認為，中國將在10到20年內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但近年來，經濟活動所引起的摩擦，屢見不鮮，中國企業收購海外礦產或資源開發，經常造成當地環境生態被破壞的後遺症。歐盟對中國產品的反傾銷調查案例激增，美國針對中國不公平貿易行為成立「貿易執法單位」，或紐西蘭民眾強烈抗議中國企業收購該國16處乳業農場等，都讓中國無形中背負了新殖民主義掠奪者的罵名。

　根據歐洲媒體報導，短短十年間，中國企業與移民蜂擁前往非洲，已超過歐洲列強四百年累積的總數。中國在非洲從以往的「救星」，淪為目前的「淘金客」角色，主因在於北京經援非洲出於務實主義思維，完全不受政治價值觀的約束，遑論事前建立應有的行為規範。中國在第三世界的投資，多了些政治經濟利益考量，少了幾分道德訴求。中國對蘇丹或辛巴威等獨裁政權的援助，就如同現在面對敘利亞阿塞德獨裁者一樣，為了堅守「不干預他國內政」的原則，但也失去了國際形象。

　以中國在非洲開採資源的方式與速度，長期下去必然會嚴重影響非洲的生存環境。《黑暗大布局：中國的非洲經濟版圖》一書的3位作者，曾經耗時1年走遍非洲15個國家，最終整理出反對中國「掠奪」非洲資源的現實理由，其中包括剛果森林被砍伐殆盡、奈及利亞河岸受重金屬汙染、蘇丹遍布中資油管或喀麥隆港都出現超級中國餐廳等現象。

　中國文化受儒家思想的影響很深，歷朝君主多半重文治而輕武功，更不曾有帝國主義或殖民擴張的霸道行為。就外交政策而言，王道是重仁義，反對濫用武力。孔子所謂的「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或孟子「不忍人之心」的思想，體現的都是王道精神。鑒於中國崛起已帶給許多國家疑慮或不安，北京近來積極運用文化軟實力，不過是想創造一個更有利於內部發展的外部環境。

　其實，中國實現「濟弱扶傾」、「以鄰為伴」與「合作共享」外交路線的捷徑，就是回歸王道思想。中國對外正在改善中的「四種能力」??政治影響力、經濟競爭力、形象親和力、道義感召力，目前最需要提升的還是道義感召力。希拉蕊在演說中強調「全球正在注視中國是否會調整其外交政策」，說明了北京還欠缺了幾分與大國責任相對應的自覺和自信。

兩岸經貿大步走互補互強

台灣中國時報

度過紛擾不定的總統大選、萬事暫休的農曆年假後，一度低調的放緩腳步、甚至接近暫停的兩岸經貿交流與開放步伐，在三月終於重新啟動。這次，我們期望兩岸本於善意與兩岸經濟的繁榮，能有更大的開放與交流，發揮更多的兩岸經濟互補互強的利基。

　大陸兩會召開期間，大陸商務部長陳德銘表示，今年要擴大ＥＣＦＡ的早期收穫降稅範圍，讓更多的台灣產品─特別是農產品，銷售到大陸；他期望在ＥＣＦＡ後續服務貿易、貨品貿易談判，能取得實質進展；同時，他也強調在兩岸簽署投保協議後，「我們非常樂意看到更多的大陸企業到台灣投資發展」，「兩岸經貿關係相信還會進一步發展，這也是我們非常希望看到的事」。

　台灣方面，除了金管會加速核准國銀登陸，同時也確定放寬大陸銀行投資國內金融機構的比例外，經濟部也正進行第三波陸資開放的規劃，包括面板、半導體等被認為具「關鍵性產業」，將放寬陸資投資比例的限制。預計在完成評估後，本月即可望定案對外公布。

　面對今年多變的全球經濟情勢，特別是歐洲經濟已進入衰退，美國經濟復甦火苗仍微弱不定的情況，兩岸經濟也各自有本身的挑戰與問題。大陸是今年將放緩經濟成長腳步，是否能「保八」在未定之數─甚至官方主動把經濟目標調降為七．五％；大陸經濟結構的調整仍在起步階段，資產泡沫問題在處理中。而以科技產品為出口大宗的台灣，則除了面臨歐美經濟走弱、市場下滑的壓力外，更有韓國企業由ＤＲＡＭ、ＬＣＤ到ＬＥＤ、智慧型手機等各項科技產品上的強力競爭；國內金融業也因長期困於「小又窄」的國內紅海市場，有迫切又強大「不得不走出去」的壓力。兩岸如果能開誠佈公、不要彼此「防這防那」，讓兩岸的經濟與產業做更密切的合作、分工、互補，則對兩岸經濟與產業體質的提升，都會有相當大的助益。

　ＬＣＤ產業就是個明顯例子。台灣的ＬＣＤ產業主要競爭對手就是韓國；坦白說，對於技術領先台廠、本身又有強大品牌做出海口的韓國三星、樂金等廠商，台灣現階段是明顯居下風。但台廠在大陸市場卻有與韓國廠商一拚的架勢，主要就是兩岸合作，大陸家電業者來台採購面板。目前雖然大陸本土的面板廠亦逐漸開出產能，但台灣在技術與規模上仍居領先地位。如果兩岸此時能對產業合作、參股、投資新建廠等採更開放態度，兩岸就能在「合則兩利」下一起受惠，攜手「對抗韓流」。事實上，在日本面板廠在三一一震災減產後，韓國媒體就稱未來ＬＣＤ產業將是「華語圈與韓國的對抗」。

　從二○○八馬政府執政後，雖然對兩岸經濟採取遠較民進黨執政時期更開放的態度，但不能否認的是，許多時候仍是「不乾不脆」─包括一般產業及金融業方面，都對陸資來台投資的限制、台商赴大陸投資的項目，做過份保守的限制，結果是廠商的商機一再錯失。例如當大陸把面板廠執照「虛位以待」給台廠時，經濟部卻瞻前顧後，結果是讓韓國三星與樂金先拿到建廠批文。坦白說，經濟部一直以「核准較落後技術赴大陸投資」的觀點完全錯誤，既未考慮到廠商的全球競爭與佈局，更未考慮到其它國家亦會把技術帶到大陸。更何況，哪些技術是核心技術，該保留在手上，哪些是可釋出，廠商會比政府更了解、更有分寸。政府不當的限制扼殺國內企業的競爭力、坐視失去市場的例子太多了，從早年的石化、汽車到半導體、ＬＣＤ、金融業…，反而是政府不重視的食品、家具、通路…，幸運的逃過政府限制，紛紛在大陸開花結果，由台灣的小型企業，壯大為大陸的大型企業。

　展望今年，兩岸除了影響總體面的投保協議、ＥＣＦＡ後續清單等談判，希望能儘速完成，讓兩岸經濟、投資、產業的合作交流更深化、更有制度性外，更希望兩岸不論是對科技產業、傳統產業（如石化的輕油裂解等）、金融業等，都能以更寬闊的心胸、加大也加快開放的幅度與腳步，讓兩岸一起度過這波全球經濟低潮，共同提升兩岸的經濟與產業體質。

當「兩會」成為改革對象

香港文匯報

今年全國「兩會」，適逢前所未有的改革氣象，代表委員們敢講真話，針砭時弊，放言改革，正在催生新的問政生態，令人們不禁暢想：當「兩會」本身成為改革的對象，中國將會怎樣？

媒體跟蹤提案催促部委積極

　今年「兩會」，代表委員的很多議案提案受到政府重視，得到積極回應。但同時，也有不少委員對政府有些部門的提案回覆不滿意，不買賬。全國政協委員、廣西壯族自治區副主席黃日波表示，政協委員有關民主監督的提案，有的沒有回覆，有的回覆含糊。連政協委員、原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正部級）張國寶也坦言，對於提案，真正能夠辦成並落實的其實並不多。一些拿到提案的部委大多「打太極」，說說就完事了，最後能辦成事的還得靠國務院。他說，今年的政協會議是本屆最後一次會議，自己本想認真做一份提案，但並不能確定提案最後能否辦成。委員們的直言，無疑凸顯了改革提案辦理程序的緊迫性。

　有關部門聽命國務院，順理成章；而政府行政順應民意，更是天經地義。如果代表委員們的議案、提案，從提交備案、內容披露、部門回覆到辦理結果，全部過程都置於公開、透明的流程中，接受媒體的跟蹤和公眾的監督，那麼在民意的直接參與中，在輿論的巨大壓力下，有些提案或許不必等到中南海推動，職能部門的辦理便會從消極應付轉為積極解決，進而提高參政議政的時效和質量。

　政府高官與新聞媒體在記者會上的熱絡互動，都是每年「兩會」最搶眼的亮點。其實，從制度設計看，「兩會」真正的主角是代表委員和政府官員，一對主角的直接對話才應是「兩會」的最大亮點。通過制度化、常態化的交流平台，圍繞民眾關心的熱點問題，官員接受民意代表們的直接詢問和質詢，並未超出現行體制下的預留空間。在今年「兩會」的多場政協提案協商會上，政府官員與委員們面對面的溝通和解釋，其熱烈程度成為今年兩會的一大看點。

事隔13年「質詢」或恢復

　作為中國的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更應如此，詢問和質詢是人大對「一府兩院」實施監督的法定形式。事實上，在1980年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時任冶金部部長的唐克就「上海寶鋼工程建設問題」接受5個代表團的代表質詢。2000年，32名全國人大代表就煙台「11．24」特大海難事故質詢交通部，時任交通部長黃鎮東前往遼寧代表團駐地接受詢問。遺憾的是，此後的全國人大會議上，「質詢」不再，恍若隔世。

　值得關注的是，在今年人大會議上，中科院計算技術研究所副總工程師胡偉武、湖南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李江等代表建議，明年「兩會」議程加入「質詢」環節。他們認為，監督就必須交鋒，監督越嚴，對官員越好，而質詢可以有效及時監督官員。他們的「質詢」倡議，已經贏得很多人大代表的積極響應。

　「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後波」。今年「兩會」雖然已接近尾聲，但是過程閃耀改革亮色。當然，人們不能奢望一次「兩會」解決所有改革難題，但在代表委員們的努力下，本次「兩會」已經為問政平台本身的發展嵌入了變革楔子，並有望為今後新一輪改革攻堅夯實民意支點。也只有這樣，作為本屆最後一次大會，今年「兩會」才能少留遺憾，不負改革的時代召喚。　

■香港文匯報記者楊帆

台北書展文學與電影“聯姻”

明鏡記者柯宇倩台北報導／一年一度的台北國際書展在2012年邁入第20屆，與以往不同的是，本次的書展並未設定單一的主題國，而是將“綠色閱讀”定為主軸，強調環保、低碳的概念，“綠色閱讀主題館”最亮眼的展示之一，便是電子墨（E-ink）閱讀器，使得會場充滿科技與環保的氣氛。

讓文學與電影“聯姻”

台北國際書展期間，共有超過500場的演講、朗讀活動，這並不包括出版社在自己攤位上所舉辦的活動。其中有相當多的講題與電子書有關，顯示了數位化時代對出版業的影響；在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不斷發展的今日，民眾的閱讀習慣也開始改變，台灣的電子書市場雖然還不成熟，但不成熟的背後代表著巨大的商機，在此次書展的“數位書區”中，除了各家電子書平台公司外，台灣的三大電信業者：中華電信、台灣大哥大、遠傳也參與了盛會，推出許多線上書城的優惠活動，試圖搶攻電子書市場這塊大餅。

數位化時代下，一本書不再只是文字和照片，而是能放上視頻、聲音檔、動畫的生動電子書，出版社也不能只依賴原有的技術，還必須探索與其他產業技術合作的可能性。德國法蘭克福書展主席博斯（Juergen Boos）認為，多媒體的內容會是未來出版的主流。

2012年的台北國際書展便首創“華文出版與影視媒合平台”，邀請中、港、台等地知名電影、電視界代表參加，讓閱讀與影視做更深的結合。過去一年裡大賣的華文電影《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就是改編自文字作品，《讓子彈飛》、《星空》的原著也是小說或繪本，奧斯卡提名名單中則有相當多由文學改編成的電影。

“華文出版與影視媒合平台”設有超過100場出版與影視界的一對一媒合會議，以及焦點推薦書的提案會，由奧斯卡及金球獎製片夏普（Jeffery Sharp）、香港製片人施南生、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總監王慶鏘、台灣製片李烈4人擔任媒合平台諮詢顧問，致力讓更多書籍搬到大銀幕上，也讓電影業者找到好劇本。

世貿1館中，有個顏色獨特，讓人很難錯過的角落：電影館。為了配合“文學與電影結合”的主題，館中特別播映多部由中外小說改編的影視作品，包括《少女小漁》、《徵婚啟事》、《兒子的大玩偶》、《父後七日》等。

文學與電玩、動畫業合作成功的情況也相當普遍，尤其是漫畫。世貿2館為書展的動漫主題館，每年都吸引大批青少年前往，因而成了3館中最具活力的一館。2012年的書展同樣適逢寒假，放眼望去，2館內均是結伴前往的青少年，到處都是排隊的人龍，等著購買各家出版社推出的漫畫與限量漫畫周邊商品，有的攤位人潮過多，隊伍不只排到館外，還繞了好幾圈；兩手拿著四、五個大袋子“戰利品”的人比比皆是。

相對而言，世貿3館就安靜、溫馨許多。3館為童書與文具主題館，館內許多家長帶著小朋友參觀，各攤位的陳設也較具童趣，有的地方擺著一公尺高的大書，有的則設有互動遊戲區。

2012年台北國際書展的特色之一便是讓文學作品與電影有更大的合作空間。（明鏡記者柯宇倩攝）

汪洋為何要「一起上訪去」

香港明報

汪洋在人大會議上，一句「一起上訪去」，又成了風頭人物。事緣他說廣東想改革，少收一些稅費，但中央部門不答應，他已經下令成立一個委員會，調查哪些稅費有法律依據，哪些沒有，「如果法律有障礙，我們一起上訪去。」看似改革決心很大，而且有苦難言，其實，還有很多費用廣東可以自主改革的。

「廣東搞不好影響他省」

汪洋與鍾南山在人大會議上對話時，汪洋講完上述苦衷後，鍾南山說過去廣東都沒有等中央，總是先走一步。汪洋回應說現在不一樣了，因為當時觸動的主要是自己的利益，而現在部門放權搞得不好會影響到中央各部門，「廣東帶頭做，其他省都學，你們該怎麼辦？」

汪洋這番話當然有道理，但除了全國統一要求徵收的稅費，如教育附加費、醫療附加費、企業汰物治理費、防空洞治理費（企業負責人說交1元稅還要附加0.5到0.7元費用），這些確實中央不動廣東是不能動的。但還有不少是地方政府巧立名目徵收的各種費用，比如文明單位、衛生先進、綠色先鋒、企業模範、三八紅旗、優質企業、信得過產品等等，各種各樣的評比，都是不同政府部門屬下的半官方機構搞的，收費隨意性很大，不交在地方就寸步難行。又如各地方黨報每年徵訂，都是挾覑市委書記「要支援黨報發展」批示的信函，不訂後果嚴重。

地方巧立名目收費不交惹麻煩

如果汪洋真的要減輕企業負擔，又要維護中央的權威，可以先從上述費用動手。不過，省長朱小丹說了，政府改革的最大阻力來自政府自身。這些汪洋又豈能不知呢？只不過世界上就沒聽說過有人用手可以掐自己脖子成功自殺的。

阮紀宏

藉特首利益衝突檢討讓廉署執法非政治化

香港明報

「只有完善的制度才可以維護公職的聲譽和尊嚴」、「制度比個人重要」——終審法院前首席法官、「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主席李國能上周的宣示，清楚點明了社會對富豪款待、貪污腐化陰霾籠罩的香港的具體訴求。社會期望這次檢討不但能夠堵塞特首不受部分防賄條例規管的漏洞，也期望建立機制，確保廉署調查特首時不受干預；最重要的是，為「執法機關非政治化」建立制度性保障，確保執法機關不會成為政治清算的工具。香港的廉潔奉公形象最近受到非常嚴峻挑戰，必須盡快建立具公信力的新制度，挽回港人信心。

規管特首須公開透明

豈能只靠「自訂守則」

富豪款待事件曝光後，特首曾蔭權提出成立的「防止及處理潛在利益衝突獨立檢討委員會」上周首次開會。社會提出三大期望﹕

（1）堵塞規管特首收受利益的法例漏洞。在富豪款待事件中，政府表明曾蔭權就是否接受朋友私人飛機或遊艇接載所遵行的「內部規則」，是曾蔭權自己訂下的，但如此的「自訂守則」，是真的存在，還是事後胡亂堆砌而成，本已惹人猜疑，所謂的守則也明顯較其他公務員寬鬆得多。

規管特首必須白紙黑字公開透明地列明，豈能只靠「自訂守則」？《防止賄賂條例》第3條禁止公務人員未經許可索取或接受任何利益的條文，本可適當地規管特首，但2008年立法會修例時在建制派護航下，豁免了特首受條文規範，政務司長林瑞麟更稱，第3條是針對未得特首許可而接受利益，需要行政長官本身實施和參與，故難以適用於行政長官云云。

這說辭明顯只是藉口，早有意見指出，只要把審批特首收受利益的權力撥歸首席大法官或立法會主席等地位超然人士，防賄條例應可適用於特首。公眾期望李國能率領的委員會就此提出明確建議，把特首納入防賄條例的全面規管，與一眾公務員看齊，避免出現「官職愈高守則愈寬鬆」的荒謬現象。

（2）確保特首不能干預廉署調查。根據《基本法》第57條，廉署「對行政長官負責」，廉署調查特首等同調查自己的直屬上司。曾蔭權早前已表明若廉署接觸他，他會全力合作，但是這種個人承諾並不足以叫公眾放心。

社會期望政府應建立透明公開的制度，確保廉署調查不受特首干預。這制度應包括特首在何種情下應休假接受調查、應否把廉署的領導權暫時交予終院首席法官或法定的獨立監察委員會。官員的承諾只是空言，唯有具體的制度才是堅實的保障。

監察執法機關

免成政治清算工具

（3）確保執法機構不會淪為政治清算工具，這個期望未必是李國能率領的委員會所能處理，但依然值得社會正視。

經歷了特首選舉醜聞滿天飛的情景，港人清楚見到，參選者的違規或犯罪證據，可以造成很大的殺傷力。毫無疑問，違規犯事者要負上最大責任，但掌權者會否藉執法機關以反貪腐為名而打擊政敵，同樣引起了港人的疑竇。

建制派在這次選舉中陷入分裂，壁壘分明，有人已擔心任何一方上台，都有可能向敵對陣營報復，甚至會以反貪腐為名，藉機動用執法機關從事政治清算。因此，定下一個制度性「防火牆」，讓執法機關保持「非政治化」，並讓公眾監察執法機關有否濫權，至關重要。

警方是香港重要的執法者，2008年立法會通過新法例，讓負責監察警方的「警監會」由諮詢組織升格為法定機構「監警會」，該機構雖然仍不時被批評為「無牙老虎」，但運作確實較過往獨立及積極。反觀今次成為焦點的廉政公署，目前只透過數個諮詢及投訴委員會負起監察工作，欠缺一個與監警會類同的獨立法定組織。政府應藉近日的富豪款待及選舉醜聞的機會，籌備成立負責監督廉署工作的法定組織，與監察警隊看齊。

法治勝於人治，為執法機關設置防止濫權的機制，有助香港免於政治清算的恐懼。社會應把握時機，要求政府及早建立防止廉署濫權的機制，不然的話，新政府上台又豈會自願定下規矩，限制自己的權力？所以，政黨、議員應該行動起來，要求政府盡快從制度上確保廉署非政治化。

「中國奢侈病公家帶頭」政委痛批：1人辦公面積竟66坪

台灣蘋果日報

中國「兩會」（人大、政協）雖被認為徒具形式，但出席政協的政協委員何清華昨大膽直言，中國社會奢靡成風，不僅奢侈品銷量驚人，連政府單位的辦公場所也很闊氣，有的單位一人可使用約66坪。

何清華昨在政協會議的全體會議中表示，中國社會的「奢侈病」來源，主要在政府。他指出，2009年中國東部某省下轄的10個公家單位中，有6個單位的辦公室面積超出規定，其中最誇張的單位平均每人辦公面積約66.6坪。

奢品消費世界第一

何清華還說，中國去年的奢侈品消費總額已達126億美元（約3705億元台幣），佔全球比重的28%。《人民日報》上月報導指出，此消費總額已讓中國成為全球佔有率最高的奢侈品消費國家。
民間炫富層出不窮

《廣州日報》上周另引述貝恩（Bain & Company）顧問公司合夥人藍尼斯（Bruno Lannes）的說法，指2010年中國消費者的國內外奢侈品消費總額約為2120億元人民幣（約9880億元台幣），到了2011年更增長25%至30%之間，總和約為1兆2845億元台幣。

中國的奢侈風導致炫富事件層出不窮，其中尤以「郭美美炫富」事件最引起外界關注。去年6月，網名「郭美美baby」的女孩在網路上po出開名車、在別墅開生日趴等炫富照，還自稱是「紅十字商會商業總經理」，導致外界質疑其金錢來源為民眾善款。

「養不起這麼多官」

中國追求名牌的人多，官員也多。人大代表劉錫榮昨在人大浙江代表團的會議上表示，4年前全國公務員是600萬人，現在已增加到1000萬人，一年多100萬人；一些鄉鎮好幾百個幹部，小汽車停了好幾排，一些地方政府祕書長有十幾個，每個祕書長都要給房子，配汽車，「老百姓再勤勞，也養不起這麼多官啊！」

中國炫富案例

●2011/09：貴州省錦屏縣副縣長的女兒尤異希在微博上張貼駕駛百萬名車、手拿LV和愛馬仕名牌包照片，還炫耀近500萬元台幣的鋼琴

●2011/06：自稱「郭美美baby」的女子po開名車、在別墅開生日趴、手拿名牌包等炫富照，並自稱「紅十字商會商業總經理」，雖然紅十字會澄清郭美美與該會無關，但仍重創紅會形象

●2011/04：山西一對父母為幫12歲女兒慶生，不僅在豪華飯店大擺酒席，還找人將上萬元人民幣紙鈔摺成「現鈔元寶」，掛在女童身上

資料來源：《蘋果》資料室

李武忠：瘦肉精暴露「官學共生」問題

台灣蘋果日報

這些日子以來國內相繼發生含瘦肉精美牛解禁和禽流感疫情是否隱匿事件。除了政府官員言行讓外界譁然外，部分學者專家的角色和言行也受到強烈的質疑，也讓存在已久的「官學共生」的問題再度浮上檯面。

農業始終是一個相對保守封閉的領域，資訊交流不易，許多有心從事農業改革者常感嘆要深入探討與報導攸關農民權益的議題相當不易，看看這次李惠仁先生自己自掏腰包辛苦錄製的影片《不能戳的祕密》內容就是最佳的寫照。究其原因主要在於農民屬弱勢族群，難以展現政治影響力。在台灣由於農民團體經費有限，幾乎都需要仰賴政府補助。許多農民團體負責人甚至是靠官方力量支持當選，更是不敢拂逆上意，因此想要他們勇敢站出來幫助農民爭取權益，無異緣木求魚，部分幹部還淪為選舉時的樁腳，造成農民對與自己屬性相同的農業團體向心力嚴重不足，部分農民團體失去扮演政府與農民間溝通橋樑的角色，致基層農民心聲無法及時上達，使得政府施政效果大打折扣，從南部水果價格暴跌引發民怨，馬總統說出為什麼不早說即已暴露出問題的嚴重性。

學者噤聲為求經費

過去學者以超然立場在台灣農業政策推動上扮演重要的把關角色。近年來由於大學數目激增，而教育部補助經費成長有限，使得各校獲得的補助款相對減少，許多老師被迫必須向外爭取經費，農業相關學者亦不能免。也因此讓政府機構有了運作的籌碼與空間。在棍棒（不給研究計劃）與胡蘿蔔（給予大額研究經費）相互為用的情況下，敢仗義執言者幾稀，部分學者則樂於淪為政策的護航者，喪失了知識份子針砭時政應有的風骨，讓錯誤的農業政策持續下去，不僅延緩了農業改革的速度，也讓農民淪為弱勢階層，難以翻身。過去曾有學者在媒體披露國內學界有「幫派化」傾向，知識份子都不見了，可惜未能引起社會大眾的關注。這些現象在這次的瘦肉精事件和禽流感處理過程再度赤裸裸的呈現在國人眼前，讓外界看得瞠目結舌，不僅重創學者專家個人的形象，也摧毀了社會大眾對學者專家的尊重和信賴。

特別是學官兩棲這些年在台灣蔚為風潮，不少學者熱中參與政治活動、電視評論，遠遠勝過教學研究，政治立場成為是非對錯的判定指標。過去學者所習以為常的漫長孤獨研究道路早已人煙稀少，許多具科技研發背景的學者以取得專利為導向（而不是以人民需求為重），選擇難度低，短期即可有成果的科技，然後申請專利賣給企業獲利，成為所謂的「名牌」教授，政府座上賓甚至入閣為官。許多原本風評還不錯的學者，一旦入朝為官，言行變得荒腔走板，讓國人大搖其頭。

常言知識份子讀聖賢書所為何事？絕非升官發財光宗耀祖，而是做國家的脊椎、做弱勢的代言，讓社會有希望。理應挺直脊椎，不向政治彎腰，不向權力低頭，言所當言。只是在現今著重功利、名位，一切向錢看的台灣社會，這樣的期許或許顯得八股與不識時務，卻是台灣要向前行不可或缺的動能。民眾在觀看當代官場現形記的同時，也應該要深刻反省，孰令致之！

作者李武忠為農業經濟學家

籲人大暫緩表決各界力阻秘密拘捕惡法

香港蘋果日報

全國人大後日將表決備受爭議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由於新法允許公安秘密拘捕疑犯不通知家人，並可異地監視居住，引起巨大爭議。內地法學界昨緊急呼籲，要求人大暫緩表決，否則有關惡法一旦通過，將令中國法治大倒退，甚至步台灣二二八事件後塵。有人大代表暗示將投反對票。更有人發起「全民勸停惡法行動」，號召民眾致電 3,000名全國人大代表，籲他們阻止惡法通過。

新法引起爭議主要有兩點，一是准許公安拘捕疑犯時，如涉國家安全和恐怖活動者，可不必遵循 24小時內通知被拘捕者家人的原則，即俗稱「秘密拘捕」；二是准許公安對疑犯實行異地監視居住，現行刑訴法規定，監視居住要在疑犯家中執行。盡管反對聲音巨大，但全國人大主席團前日通過決定，在 3月 14日將修正案交大會表決。

當局強硬推惡法惹內地學界和民眾不滿。著名律師陳有西指，有關條款若入法，中國的民主法治進程將大倒退，他呼籲法學界為了後人不流血，挺身狙擊這條「政治犯條款」。他說：「請立法起草人和人大代表先看看台灣的二二八事件、美麗島事件再投票。一個惡法，將讓人民和國家付出長遠代價！」

網民指，「秘密拘捕」一旦立法，將有更多艾未未、劉曉波事件發生。北大法學教授賀衞方、中國政法大學教授何兵、著名律師斯偉江、劉曉原等昨也紛紛出聲，呼籲全國人大暫緩表決該法；他們還對人大代表喊話，希望代表們「投票前認真想一想，希望自己及自己的後代生活在一個甚麼樣的國度？」

部份人大代表也表態反對。全國人大代表、四川西昌學院法學教授王明雯指，有關條款入法「非常危險，完全可能導致禁止刑訊逼供及排除非法證據所作的努力化為烏有」。全國人大代表、黑龍江律師遲夙生指，草案是在兩會開始後才收到，「沒有充分的時間進行研究」，暗批當局立法違反程序，反對之味甚濃。

李鵬飛：港區人大應該出聲

中國政法大學前客座研究員王友金指，有關惡法同樣關乎港澳和台灣人，因當局隨時可以「國家安全」為由，對到內地的境外人士秘密拘捕，如程翔案等，「呢個在民主社會喺絕對唔可以接受。」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李鵬飛表示，雖然 36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無可能阻止惡法通過，但「唔可以退縮，應該出聲」。有內地傳媒人昨網上發起「全民勸停惡法大行動」，貼出全部全國人大代表名單，籲民眾致電遊說他們投反對票。新浪微博發起「刑訴法修正案是否該現在表決」投票，至昨晚 8時有一萬多人投票， 93%的人同意「暫緩表決」，僅 7%的人同意「立即表決」。

新浪網/《蘋果》記者

現法與新法條文比較

現行法例：
•「公安機關拘留人時，應當把拘留的原因和羈押處所，在二十四小時以內，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屬或所在單位。」（刑訴法第六章第六十四條）

修改後：
•「被拘留人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並有礙偵查的，可不通知家人或所在單位。」

現行法例：
•「被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未經執行機關批准不得離開固定住處。」（即在本人的固定住所執行）（第六章第五十七條第一款）

修改後：
•「對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動犯罪、特別重大賄賂犯罪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在指定的居所執行監視居住。」

資料來源：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 1997年 1月 1月 1日實施）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正案（草案）》（ 2012年 3月提交全國人大討論稿）

各界反對秘密逮捕條款

賀衞方（北大法學教授）：「反對秘密拘捕條款！」

羅昌平（《財經》雜誌副主編）：「『國家安全』是一個筐，甚麼都可以往裏裝！」

王明雯（全國人大代表、西昌學院法學教授）：「強烈要求取消異地監視居規定，因為這會給刑訊逼供提供條件，非常危險！」

陳有西（全國律師協會人權委副主任）：「秘密逮捕合法化，中國將出現大量秘密失蹤現象，後果極其嚴重！」

斯偉江（上海律師）：「你寫文章，可能涉國家安全、煽動顛覆；你做生意，也可能因賄賂而享受恐怖分子待遇，遭秘密拘捕。」

馬少芳（八九學運領袖）：「這些年被指危害國家安全而入獄的公民越來越多，此法如通過，將有更多人受難。」

李鵬飛（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這個法例是倒退，港區人大代表不可退縮，應該出聲（反對）。如果我做（人大代表），一定出聲！」

王友金（中國政法大學前客座教授）：「任何人不論因何事被捕，警方都要在法定時間內告知其家人，這個是民主社會共識。大陸若通過秘密逮捕條款，不但對內地人，對香港及台灣人，都是陷阱，必須反對。」

資料來源：內地微博/《蘋果》記者

內地新的《刑訴法》一旦通過，劉曉波（左上）、陳光誠（右上）、高智晟（左下）、艾未未（右下）等政治犯「被失蹤」將合法化。

從中聯辦治港到國安治港

香港蘋果日報

兩位建制派特首候選人的割喉式廝殺與「貪官特首」曾蔭權的醜聞除了給市民提供了寶貴的政治與國情教育外，亦印證了一驚人發展：「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喪鐘已越敲越響！

首先，即使「當奴」的連串惡行曝光之前，中聯辦已取代特區政府成為香港的權力中心。參選前唐英年與梁振英要爭取的除了「阿爺」的首肯外便是中聯辦的支持，選戰爆發後「西環」的幹部更肩負極其重要的協調與助選工作。到今天中聯辦力撐 CY已是公開的秘密，個別媒體報道中聯辦大員如何或明或暗替梁造勢；如何游說好幾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不要支持動用「權力與特權法」調查針對梁的西九規劃比賽評審事件；以及游說本來支持唐唐的大商賈「換馬」等。但這些恐怕只是冰山一角。

須看清楚黑材料來源

表面上，中共幹部在香港的滲透與「指揮若定」似乎還沒有達到中聯辦研究部長曹二寶幾年前倡議的「兩支管治梯隊」的程度。在金鐘特區政府總部充當要職的還是「飲香港水大」的百分百港人，但在關鍵的權力運作方面西環已把金鐘比下去！三月二十五號後香港的最重要政治任務，即說服敗選者背後的利益集團與候任特首合作，便會由中聯辦負責。之後，這些「新雷鋒」式幹部便會為參加今年立法會選舉的「愛國愛港」政客拉票、配票、甚至用神乎其技的方法「增長票源」。

更令人不寒而慄的是，中共派駐香港不同系統的國安與情治單位在近月的「爆料」大騷中似乎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關心香港前途的市民一定要搞清楚針對唐、梁以及曾特首的大量黑材料來自何方？這些黑材料大部份看來是真的，而且對港人判斷是非，尤其是「豬」與「狼」的長短好像有幫助。但假如提供「堅料」的「深喉」是已落戶香港的境外情報人員的話，後果就非常嚴重！因為這些大內密探同樣可以散播蠱惑人心的「流料」。前幾年個別「有背景」的報刊曾以精心炮製的虛假材料攻擊香港「民主之父」李柱銘與愛國報人程翔，當時已有評論界指出這些黑材料的源頭非比尋常。

恐新班子扼殺異見者

無論選戰鹿死誰手，新特首都一定會配合「中聯辦治港」這政治現實。即使「二十三條」惡法不會馬上通過，但香港的新權力中心吸收了「黑料政治」的經驗後，會不會用同一手法對付「反中亂港」的民主派人士？畢竟在大陸，公、檢、法與國安單位以莫須有的「罪證」扼殺如劉曉波等異議分子已司空見慣。這一陣子港人強力反對「雙非」孕婦來港，但在九七前大陸黨政軍不同部門的情報人員已開始以包括經商等方式進駐香港。除了堅守法治與司法獨立等香港核心價值外，港人經過這次「黑料旋風」後一定要齊心嚴打「國安部門治港」的勢頭！

林和立
中國問題評論員

保皇派雙重標準立法會誠信蕩然

太陽報

一石激起千重浪，曾蔭權被揭發連串貪腐醜聞，嚴重衝擊本港廉政和法治。不可思議的是，在保皇派議員保駕護航下，立法會否決動用俗稱「尚方寶劍」的權力及特權條例徹查曾蔭權，卻對涉及十年前西九事件的特首參選人梁振英窮追猛打。立法會大搞雙重標準，誠信蕩然。

同一個立法會，同一班立法會議員，對待曾蔭權和梁振英有天壤之別。針對梁振英在西九概念規劃比賽中涉嫌漏報利益，以及曾蔭權「貪遍省港澳，歎盡海陸空」貪腐醜聞，立法會在三日內提出三項引用特權法的議案。為了令調查「西九」議案得以通過，支持另一特首候選人唐英年的議員全面動員，甚至連「三點不露」議員也趕回來投票，在市民面前展現醜陋一幕。但當表決是否以特權法徹查曾蔭權時，一眾挺唐議員即時「轉軚」投反對票，眾目睽睽之下將曾蔭權輕易放生，成為貪腐的保護者。

立法會公然「嚴梁寬曾」，公信力蕩然無存。「東方報業民意調查」顯示，四成受訪者認為立法會持雙重標準，選擇性調查；兩成七不滿保皇黨議員淪為曾蔭權打手；兩成批評特權法變成打壓異己的工具。此外，三成八狠批立法會公信力破產；兩成八不滿立法會漠視應有責任。

很明顯，特權法不再是針對貪官的尚方寶劍，而淪為黨同伐異、同室操戈的政治工具。更加荒謬的是，西九事件專責委員會的十二名成員之中，竟然有一半成員已有明確的政治傾向，不是已提名唐英年，就是支持另一特首候選人何俊仁，如此專責委員會能否秉公辦事，不偏不倚，不能不令人質疑。

己身不正，何以正人。保皇派議員批評梁振英在西九事件中涉及利益衝突，而他們不顧瓜田李下，力主調查西九事件，又何嘗沒有利益衝突呢？寬己嚴人的不止是曾蔭權，保皇派亦不例外，莊嚴的議會淪為政客公報私仇、誅除異己、保護貪官的「鬥獸場」，這不僅是立法會的悲哀，更是港人的悲哀。

誠然，西九事件尚有疑點及真相有待澄清，政府若要還原真相，就應該公布全部資料，但政府一再選擇性公布資料，無私顯見私。更何況，相比十年前的西九舊事，曾蔭權貪贓枉法，證據確鑿，不僅令十六萬公務員蒙羞，本港得來不易的廉潔和法治精神亦因此蒙塵，連廉政公署亦破天荒立案調查頂頭上司，更有議員聯署啟動彈劾程序，足證問題的嚴重性。一眾保皇黨不調查曾蔭權，反而對西九事件小題大做，無限上綱，倒行逆施，這不止是漠視滔滔民意，更是公然踐踏法治與廉政精神。

人在做，天在看。「曾商勾結」和「西九事件」有如照妖鏡，既照出港府在選舉中放棄中立原則的荒謬，也照出保皇政客的醜陋。立法會喪失功能，猶幸仍有正義傳媒為民發聲，監察政府，戳穿政客的虛偽真面目。

香港商界「撤資論」令中央心酸

東方日報

香港的資產階級幼稚，已為三禪多次詬病，沒想到商界不深思，反而拋出「撤資」論調「打梁」，並要脅中央。北京兩會中有學者說，此言只會令習近平的新主理港澳事務人士「心寒」，令舊主理港澳事務的廖大叔等「心酸」。

雖然王光亞等接連開腔呼籲建制派停止互相抹黑，但多名唐營支持者當有關指令「冇到」，繼續「打梁」，甚至危言聳聽指一旦梁振英當選，本港財團將撤走資金，樓市更會大跌三成。

「撤資論」自日前開始在京城蔓延，由多名已提名唐英年的工商界選委分頭發放。其中代表香港總商會的經濟動力立法會議員林健鋒，暗批梁振英缺乏行政經驗，一旦上場會令海內外投資者失去信心。

中華總商會立法會代表黃宜弘亦認同「撤資論」，不點名批評梁振英有份制訂「八萬五」政策，質疑缺乏行政經驗的候選人出任特首，能否組成管治團隊。

過去鮮有接受傳媒訪問的莊士集團主席莊紹綏，批梁對土地政策經驗不足，又指梁的房屋政策或令本港房屋供過於求，聲稱不少地產商都擔心，預告梁上場後本港地產樓市會大跌三成。

北京學者說，黃宜弘、林健鋒這些立法會議員是北京一手養大，財富的增長是靠中央給方便，立法會選舉儘管是功能組別也是中聯辦幫忙拉票，能夠到北京開兩會也是北京送的人大、政協頭銜，如今怎可能用當年英國人的「撤資論」威脅中央、威脅港人？

這些人的愚笨在於，「撤資論」嚇得倒人嗎？怡和走了又怎樣？三禪以為，中央如果不反倒「威脅」人，他們應偷笑。

柳三禪

史論古今以人為主

東方日報

中國史家的一大特點就是記人頗詳，重視個人的表現和地位，以人為主，以事為副，此所謂「未有不得其人而能得於其事者」。這個史學傳統和特色始於司馬遷寫《史記》，司馬公遂成中國最偉大的史學家。另外，因為寫史重人，《史記》又很重視對人的描述和刻畫，令它成為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影響後世深遠。

那些在《史記》中被司馬遷記述品評的人物，個個活靈活現，流傳千古。例如《史記》寫楚漢相爭，軍事勝敗着墨不多，粗線條的講出過程即可，但大費筆墨為劉邦、項羽立傳，描述品評二人。除此，太史公還寫了張良、蕭何、韓信、陳平、曹參、樊噲等人，這些人各有事迹和特色。記下了他們，後世就多少看出當年楚漢相爭、劉邦得天下、安邦治國的面貌，也能品出不少經驗教訓，「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這個特色和傳統一直影響着今人的談史論政，知人論事。香港回歸已經十五年，經兩位特首、三屆政府，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已可成「史」也。楚漢相爭從劉邦率兵入關中、楚霸王設鴻門宴到垓下之戰、自刎不過四年，從漢高祖立國，到臨崩前一年與朝中大臣殺白馬盟誓「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誅之」也不過七年，然史書論人記事已不絕，極為豐富多彩矣。

秉承傳統影響，這十五年的香港回歸史，今人和後人所記和論者，主要也是活躍此間的角色人物，「重中之重」是董建華和曾蔭權兩位特首，這兩位特首的行藏當然不會有甚麼像樣的「歷史地位」，更無功業可言，而說到「事」，董建華大概只有一句可記，乃香港回歸首位華人特首，曾蔭權大概連這樣值得一記的事都沒有；但說到人之表現，恐怕就不能不以無能、顢頇、常有宵小之為論之也。

柳扶風

煲呔貪曾自大私授議席

東方日報

煲呔曾貪腐真面目公諸於世，一直藏於禮賓府地氈底的醜事一下子盡被翻揭出來，嚇人一跳。所謂牆倒眾人推，自從煲呔曾的腐敗劣行如打開了潘朵拉盒子般源源曳出後，有關其「利益輸送」的政界耳語不絕如縷，其中一宗更涉及九月立法會港島直選的議席擺位。

煲呔曾近年醉心做「離岸特首」，不是周遊列國，便是北上神州，既可舔盡公帑外遊的實質着數，亦能享受香港阿一外巡的排場虛榮。去年初，煲呔曾再度訪問福建省，香港有福建幫頭領相當識做，極盡地主之誼，招呼飲飲食食，無微不至，討得煲呔曾相當歡心。就在杯盤狼藉，觥籌交錯之際，煲呔曾向福建幫承諾，助其爭取在港島直選拿下一個議席。

直選議席花落誰家，由選票決定，可以由煲呔曾像私授紫荊星章般說給就給？據有份協調港島選舉部署的建制派政黨指，煲呔曾的意思，是在陣營協調過程中，代福建幫向港澳辦美言幾句，為福建幫背書奪得一席出戰權。從這個故事，大家可以知道，原來中環與西環的互動是如此頻繁。港府的重大政策如政改及立法會出缺機制，西環可以指手畫腳，同樣，港澳部門協調地區直選，煲呔曾也有發言權，回歸後，內地與香港融合果然合作無間。

煲呔曾受了福建幫款待，回饋輸送一席參選港島出戰權的政治利益，說明這人慣於把公權力視為私相授受的私器籌碼。可是，不像明益大商家的一言九鼎，煲呔曾開給福建幫的期票最終並沒有兌現。

消息說，煲呔曾誇下海口後，福建幫大為雀躍，積極部署由「福建兒女」、民政事務局副局長許曉暉在今年九月立法會選舉掛帥出征，以為萬無一失。然而，往後的事態發展如何，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工聯會早已部署讓勞工界代表潘佩璆搶灘港島，風聞福建幫搶食，馬上變陣改派知名度較高的王國興，由新界西空降港島。建制派協調直選出戰權擺位，以勝算為優先考慮條件，在這方面，新丁許曉暉當然不及王國興，煲呔曾焗住食言。

王俞

官場碩鼠大如斗　委員代表嘆奈何

東方日報

國人對奢侈品的狂熱和購買力全球矚目，數據顯示，去年中國奢侈品消費總額再創新高，佔全球市場兩成八。奢侈病不斷蔓延，成為毒化社會的風土病，根源在於官場腐敗。

己身不正，何以正人。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再有政協委員大聲疾呼，要根治社會奢靡之風，政府必須以身作則，嚴控「三公」消費和政府預算，遏制奢靡浪費蔓延。他舉例說，幾年前對十個省級單位的審計發現，辦公用房配置超標的單位多達六個，人均擁有面積最高的竟超過二百平方米，空間之大足夠容納三、四個普通家庭，令人咋舌。

超豪辦公場所只是官場奢靡的冰山一角，每年全國公款吃喝、公車以及出國旅行高逾萬億元，更成為民怨的焦點。全國政協副主席、前國家審計署審計長李金華早前承認，政府部門如果緊一緊、省一省，「一年省幾千億元是不成問題的」。
為民發聲鳳毛麟角

官員大手大腳，對民脂民膏毫不珍惜，與官倉老鼠無異。可怕的是，這些碩鼠不僅大如斗，繁殖速度更是驚人。四年前全國吃皇糧的公務員有六百萬人，現已增至一千萬人，每年增加上百萬人，內地的財政因此又叫做「吃飯財政」。

一些鄉鎮官員幾百個，有地方政府秘書長就有十幾個，每人都配房子和汽車，統統都要老百姓買單。難怪連人大代表都感嘆，「老百姓再勤勞，也養不起這麼多官啊！」官滿為患除了增加國家財政負擔，損害民眾利益，更給買官賣官、權錢交易提供了無盡的空間。

事實上，官場腐敗已不是甚麼新聞，每年兩會都有委員和代表提出關注和呼籲，但頂多只能短暫吸引公眾眼球，說過就算。原因眾所周知，人大和政協不過是橡皮圖章、政治花瓶，指望這些「酬庸」或「欽點」的代表委員們無畏無懼，為民請命，看緊國庫，真正負起監督政府之責，可謂緣木求魚。

有政協委員曾聲稱，「我愛國，我不添亂，從不反對或棄權。」輿論紛紛質疑其參政議政能力，今年她又變個花樣，說開會要當「啞巴」。更有一位人大代表說出自己從第一屆當選至今的秘密，就是從來不投反對票，從來不跟選民交流。

說到底，兩會只是高官權貴與億萬富豪年度聚會、聯絡感情的場所，而不是真正的參政議政。當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財力舉辦這種豪華聚會，這正是官場奢靡的表現。

把林彪說到這種程度，令人難以置信，也難以接受

邱會作

《新史記》編者按：徴得邱會作子女的同意，摘錄邱會作回憶錄第36章“‘九一三’事件——林彪死了”，刊載於此。文中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1971年9月15日）會上，吳忠介紹了這封信是動用了大量民兵，經過一天才收集起來的。
然後，由周總理主持，吳法憲介紹了一架直昇機企圖出逃和迫降的經過。直昇機由沙河起飛，到了張家口“迷航”了，又折回北京。到了密雲上空，才被迫降落的。

李震比較詳細地介紹了直昇機上的情況，直昇機迫降後周宇馳、于新野自殺了，唯一還活著的是李偉信。究竟這件事與我們有沒有關係，李偉信這個人是一個很好的活證據。

9 月16日的政治局會議上，主要是討論張春橋代中央起草的，關於林彪事件的通知。通知裏稱：“林彪叛黨叛國”，“是林彪這個資產階級個人野心家、陰謀家”， “倉惶出逃，狼狽投敵，叛黨叛國，自取滅亡”，“林彪出逃的罪惡目的，是投降蘇修社會帝國主義”，“陳伯達路線，實際上是林彪、陳伯達路線”，並把林彪問題上昇為黨內的“第十次路線鬥爭”。把林彪說到這種程度，令人難以置信，也難以接受。但我們都沒有發言，總理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見，主要是講和林彪劃清界限的政策。文件通過以後，報毛主席批准，是18日發出的。

9月17日，從昨天開始，我在總後的家中向毛主席、中央寫報告。寫了一個開頭就寫不下去了，寫報告最大的問題是不知道寫些什麼。除了工作上的事以外，我與林彪、葉群的私交並不多。在目前這種嚴峻的情況下，自己間接知道的更不能亂說，其實也無法說清楚。

關於“廬山會議”一事的檢討，主席那裏已經通過，這之後我只在周總理帶領下到北戴河向林彪匯報過工作，沒有單獨談話；“五一”在天安門上向林彪敬了個禮，也沒有和林彪單獨談話。除此我與林彪沒有見過面，也沒有通過電話，我和林彪之間沒有新的問題。因此，報告沒能很快寫成，怎樣寫報告成了我當時一個大難題。（《新史記》第4期）

走世界，看中国——朱嘉明与刘苏里谈话录（下）

刘：“中美必有一战”，简直就是胡扯，我们不必在意。尤其不断有人主张向美国扔金融核弹，脑子完全昏掉了，不提也罢。我们来看欧洲。想听听你对欧盟的看法，毕竟你在那里生活了十年。

　　朱：欧洲在中国人眼中一会儿好一会儿坏。当欧盟和美国不一致的时候，中国赞赏欧盟；当欧盟在环境、人权、出口倾销上指责中国的时候就被批评。反之，中国在欧洲人眼里，大体是稳定的。例如中国和欧洲就中国是不是市场经济国家的谈判，这么多年没有实质进展，并非受美国影响，而是反应了欧盟国家对中国经济制度判断的稳定性。

　　刘：欧盟毕竟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欧在环境、人权等问题上的争执，对双方的经贸关系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最近希腊、西班牙像是遇到点问题，很多中国人便认为欧元区有瓦解的可能。双方好像完全不在一个语境下隔岸喊话，谁也听不懂谁的。

　　朱：首先我想说，中欧在环境、人权等问题上的争执，对经贸关系影响不大。对成熟国家来说，一码归一码。欧盟的建立，从欧共体到欧元区的形成，到欧盟的东扩，这个过程经历了几乎半个世纪之久，绝非一日之功，所以，也不会因为经济在此时此刻或彼时彼刻发生问题，出现危机，欧盟就分裂，欧元区就瓦解。稍微想一想大历史，支持欧盟建立的国家，都是经历过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付出过生命和财富代价的国家，不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理解为什么欧盟是整个西欧人民的共同愿望。如果认真读欧盟宪法，才会真正理解欧盟深刻的历史、文化、观念的价值基础。欧盟是目前世界上高度成熟的地区。与美国相比，可能除个别恐怖分子外，欧盟是没有敌对国和更多敌人的地区。所以，它们处理的危机和社会问题相对单纯。在过去十年，欧洲最大的危机不过是工会领导罢工，学生占领学校，局部交通瘫痪，移民不满，还有个别恐怖分子破坏。讲欧洲福利制度发生了重大问题，是耸人听闻之谈。欧洲福利制度始终在微调。老龄化问题是现在时，欧盟也显示出来可以承受的能力。最重要的是欧盟国家是世界最大的市场。欧盟有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之别，有发展落差，因而提供了梯度开发的可能性。希腊危机也好，西班牙危机也好，对这些国家都是局部的，而在欧盟内又是局部的，我看不到欧洲主要国家同时发生全面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欧盟成了一个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大经济实体。除了上面说的之外，欧洲在社会、经济、政治转型方面优越于美国。仅举一例：奥地利已将公民选举权的年龄放低到16岁。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欧洲的主流社会最早觉悟环境问题，最早倡导节约，最早落实文化多元化，别的不说，自行车正在大规模地返回欧洲国家。欧洲的公共交通设施支撑着欧洲的主体运输。多少年前有一本书叫《衰落的欧洲》，言之过早，过于绝对。不论是崛起还是衰落，都不应该是思考当代世界关系的主要概念。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没有异军突起的崛起，更不存在一个孤立的衰落。

　　刘：今年中国大陆媒体热衷于讨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好像欧元有解体的可能性，你身在欧洲怎么看？

　　朱：欧盟的主权债务危机值得重视。但是，中国官方和媒体夸大了欧盟主权债务危机的严重性。他们没有理解和认识到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欧洲经济高度一体化，且不断深化和扩大。欧盟国家之间实现了商品、资本、技术和人员的自由流动。欧盟国家对外贸易的主要部分是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欧元区核心成员国的实体经济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第二，欧元地位没有削弱。第三，卷入主权债务危机的国家经济规模很低。第四，欧元区已经建立总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SFS）。第五，欧盟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竭尽全力支持。第六，欧盟和美国经济不可分割，美国也会出手相助。

　　事实证明，欧洲最终还是找到了解决危机的办法，那就是2011年12月9日，欧盟二十七国高峰会议推出财政协议，在克服所谓的主权债务危机方面，迈出根本的一步。从此，欧盟的政治和经济形态会有所改变，因为这次财政协议的实质是一种“财政联盟”的雏形。所以，那种“欧元崩溃论”，难以自拔是没有根据的。要知道，根据这次财政协定，欧盟国家以双边贷款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2000亿欧元，供财政危机国家申请贷款。原本，建立的5000亿欧元的救助机制“欧洲稳定机制”提前启动。2000亿欧元加上5000亿欧元，是7000亿欧元，大约相当于8400亿美元。2010年中国出口总额约15000多亿美元。以为中国的实力可以挽救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其实是力不从心的。如果进而以为可以用我们那些钱，换得欧洲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在欧洲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

　　特别想指出：欧盟的主权债务危机是一种政府的财政危机，并不是全方位的国家经济危机。这种情况的发生，说明这些欧盟国家无权诉诸增发纸币或提高税收。因为货币发行权在欧洲央行手中，增加税收需要透过民主程序，在这个意义上说，这是欧盟制度一种先进的表现。总比政府权力绝对化，可以滥用货币发行权和税收手段要好。但是，从长远看，欧盟不是没有值得忧虑的问题：照欧盟现在的路走下去，就要建立一个具有统一发行债券和征税的中央财政机构，那样的话，欧盟的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会大为增加，利伯维尔场经济会受到进一步削弱。

　　刘：欧盟东扩是人心所向，历史必然。岂止东扩，整个巴尔干地区都快成欧盟的“势力范围”。越过土耳其，欧盟的触角已伸向中亚——中亚对欧盟的好感，好像超过美国和中国吧。传统的苏俄势力范围国家，也纷纷要求加入欧盟。事实上，俄罗斯这两年迅速向欧盟靠拢，多少预示着什么。

　　朱：是的，现在的欧盟东扩包括了分解之后的前南斯拉夫部分，包括分成两个国家的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以及前苏联的立陶宛等三个小国。在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保加利亚还没有成为欧盟成员国。乌克兰是一个独立国家，也没有成为欧盟成员国。至于中亚对欧盟的好感那是自然的。因为中亚国家不愿意成为大国争夺的新区域，欧盟有缓和和平衡的能力。俄罗斯继续维持着它的奇特性：既不属于西方国家，也不属于东方国家。苏联解体之后，它最困难时期已经彻底结束。历史会给叶利钦很高的评价，是他奠定了俄罗斯不可逆转的制度基础。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历史贡献都很大，前者解决的是破的问题，后者是立的问题。普京解决的是巩固的问题。俄罗斯向欧盟的靠拢，是对沙俄时代俄国国策的一种回归。俄罗斯疆土概念和文化认同感分离。其疆土横跨欧亚大陆，其文化归属欧洲。东正教毕竟和天主教、基督教有着相当密切的血缘关系。

　　刘：东欧国家1989年之后的社会转型比较彻底，俄罗斯的问题似乎更多一些。两者与中国的关系也很有意思。恰好问题比较多的俄罗斯，与中国关系更紧密些。

　　朱：东欧和前苏联都经历了相当困难的岁月，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重新回到集权制度。有的国家共产党还是合法政党，可能在大选中获胜，但是决不意味着共产主义复辟。说也奇怪，很多王朝被推翻之后，很多制度完结之后都发生过复辟，但是前苏联和东欧的历史表明，这里的人民和政府从来没有忧虑过共产主义复辟的可能性。我们在报纸上也看到过有些中老年人举着红旗、列宁、斯大林像游行，那只不过是极个别的历史镜头而已，是社会多元化的一种存在而已。我1990年开车去了几乎东欧所有国家，外加苏联的乌克兰，其间还不小心落入波兰境内华沙条约组织的地雷阵，途经了产生《短缺经济学》作者科尔奈的故乡匈牙利。除了罗马尼亚，所有国家在当时，其经济发达程度和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还是超过中国。然而，我亲眼看到，成千上万的东欧人不惜排队几公里或十几公里，等待半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移民西欧。我当时已经明白，东欧人民的选择不仅仅基于物质匮乏，民主自由对他们来讲更重要。比较东欧、苏联和中国的关系，确实是苏联比东欧国家更近一点，我觉得有三个原因：第一是地缘政治。俄罗斯和中国互为邻国，双方的国家利益都涉及到东北亚地区。第二，在经济方面互有所求，中国需要俄罗斯的石油；第三，东欧对极权制度的反省尤为深刻。那部《窃听风暴》其实不仅是东德人，也是东欧人民对极权制度和警察制度的揭露和批判。去年11月的一个晚上，在布达佩斯大街上的一座建筑物外墙上看到200多幅照片，那是在1956-1959年被枪杀的青年，他们都是20岁左右的年纪。一个显示屏上有一行字：“他们为你而死”。我在这些照片前热泪盈眶。而这座建筑曾是匈牙利内政部大楼。

　　刘：你说在柬埔寨创过业，为柬埔寨政府和越南经济改革也做过一些咨询工作。这是中国学者、观察家少有的经历。谈谈你对东南亚的观感，以及它们与中国的关系。说起来，这块地方，历史上，很长时间内，与中华帝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呢。当然，东亚国家与中国历史上的联系就更密切了，比如朝鲜（高丽）和日本。

　　朱：东南亚是个地理概念。讲东南亚就要讲东盟。最近缅甸结束军政府实行民主选举之后，东盟国家彻底完成了向民主制度的转型。东盟国家本来就是市场经济，私有经济。越南是东盟中的一个特例，现在还叫社会主义，一党执政。在东盟国家中，湄公河国家老挝、泰国、越南、柬埔寨、缅甸和中国关系尤其近。我看好东盟国家。它通过平衡与日本、韩国、中国、印度的关系，平衡与西方的关系来获取最大利益。2010年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双方90%产品享受零关税待遇，是中国这些年在对外经济关系中值得肯定的一件事。如果中国和东盟真的能够形成自由贸易区，光人口就接近20亿，会改变WTO建立后的国际市场版图。如果澳大利亚属于亚太地区，它的资源优势，使其影响力和在经济上的发言权得以提高。中亚，主要是穆斯林国家，拥有巨大的石油天然气资源。他们也要平衡中国、美国、俄罗斯之间的利益关系。南亚主要是两个国家，巴基斯坦和印度。中国和巴基斯坦共同利益比较多，和印度相对少。至于东北亚问题人人皆知，是朝鲜半岛问题。日本早已是世界经济大国。亚太地区问题的解决无法逾越日本。中国的影响在亚太地区的扩大和增强，不宜夸大。因为，中国可以在这些地方取代美国和日本还要走相当长的路，至今这个地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成为中国的战略伙伴，花多少钱也没用。

　　刘：东亚或东北亚问题，是老话题，也是重要话题，今天无法展开了。有机会我们详细说这一块儿。中国开放，才真正面临加入世界历史进程的问题。三十年过去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越来越扑朔迷离，像是各自离不开，可现实关系，又常常表现得不如人意。2010年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转折。你怎么看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011年后，中国和世界的关系？

　　朱：过去20年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之一是帮助西方世界，主要是美国完成了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工业的中心。然而今天，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国际分工有了新的型态。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角色可以被替代，不是绝对的比较优势。中国建立的工业产能，已经远远超过中国市场的吸纳能力。其实中国更需要世界市场，而不是世界市场一定依赖于中国的产能。中国需要从国际市场上补充能源和原料，引进技术。中国的高额外汇储备要求中国必须资本输出。一句话，是中国更需要世界。几年前的《大国崛起》给人的误导之一是，忽略西欧、北美、日本、俄罗斯各自的崛起道路。如今，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离开另一个国家崛起，也不存在单独模式的可能性。你已经和世界不可分割，怎么可能有一个单独的中国模式呢？

　　刘：中国融入世界历史进程，中国与外部世界，站在各自的角度，对对方的评价，差别如此之大，让人挺吃惊。“外部世界”对中国的主流评价，到底都有哪些意见？

　　朱：世界上每个国家，包括中国对世界，都有过正面和负面的影响。今天的德国对世界正面贡献诸多，但曾经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始作俑者。外部世界对中国的主流评价有正面，也有负面。正面的我们知道得很多，高速经济增长，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等等等；负面的，则集中在环境和政治制度方面。此外，人们对于中国人的炫耀财富，输出腐败极其反感。

　　具体地说，还要看给出评价的是国外的哪些人哪个阶层。中国人说到外国人看中国时常常会发生偏差。第一，过分看重政治家的说法。西方政治家是民选的，几年一换，他们的看法和说法带有实用主义，没有连贯性，今天说好无需感激，明天说不好也无需愤怒。第二，高估商人的影响力。中国社会急剧商业化，注重经济外交，有与时俱进的一面，但是，不要以为外国商人对维系和巩固与中国的关系有那么大的作用。商业作用从来是现实的、局部的、多变的。第三，忽视媒体和学者。在西方社会最有稳定影响的是媒体和学者，他们维持独立的立场和职业操守，不是政府和商业利益可以控制得了的。第四，漠视全世界方兴未艾的NGO影响力。第五，轻视民众。西方民众平时没有那么多话语权，但是有选举权，因而，他们的力量是根本的。他们对中国的印象比较稳定。没多少人关心中国的崛起、崩溃，谁又当了中国领导人。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不过是海外某些人在非常有限场合下的言论，即使在报纸和电视上出现，究竟有多大影响，也值得怀疑。一个国家像一个人一样，不要在意别人说三道四，更不能树立太多对立面，太多假想敌，强调负面说法；一个国家也要像一个人一样有平常心，调整心态，否则显示的是这个社会的不成熟。

　　刘：我完全赞同你的看法。近年一些从海外回来的，或与海外联系较多的中国“读书人”，动不动就惊呼，你们看哪，全世界都在谈论中国，高度评价中国的经济和外交成就，而我们自己人却还是在那儿自我矮化。他们的说法还真蒙了不少国人，以为……

　　朱：以我的亲身经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成熟国家和新兴国家，完成了转型和正在转型国家的一个差别，就是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新兴国家过于在意别国的看法，特别是有钱、有地位、有影响人的看法，要知道，他们的想法并不代表所在社会的老百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不乏拉大旗作虎皮的中国人，把海外似是而非着实没有什么市场的东西在中国放大，把日常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寻常事贴上唬人的标签。例如这两年的一个说法货币战争，把世界金融体系、金融制度卡通化。还可以这样看这个世界，它由穷人和富人组成。穷人没有话语权，富人有话语权。而富人的话语权是根据他们眼前利益来调整的。如果把他们的话当真，教育和影响国民，幼稚之极。在毛泽东时代，曾经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虽然并非朋友遍天下，但是确实有一些穷朋友；今天并没有把富人变成朋友，但是穷朋友确实没有了。实为可悲。

　　刘：再回到全球性问题。今天这个世界包括中国在内，或者说整个人类，哪些问题是共通的，需要大家认真面对？

　　朱：一，环境恶化；二，人口膨胀和质量下降；三，失业率居高；四，贫富差别拉大；五，公司力量不可控。其他问题一目了然。公司问题怎么会是这么大的问题呢？在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三种力量是政府、公司、民众，最时髦的民众代表是NGO。公司比政府稳定，比民众和NGO有钱。你可以选总统，但是不能选公司掌门人。公司拥有自然人的权利。因此，发达国家有反垄断法，避免公司做大。其实，公司膨胀是不可阻挡的。当中国正在建立公司制度的时候，发达国家已经开始挑战那些侵害消费者利益的公司了。我的一个美国朋友在新罕布什尔州，她和该州民众联合起来，完成了两件阻止大公司渗透的事情。其一是一个大公司在该州建立垃圾处理中心。因为能够增加就业，产生GDP，得到州政府支持。但是，民众看到的是对环境造成的不可逆的破坏，坚决反对，最后胜利。另有一个水公司，准备开采水，也可以增加就业，制作瓶装水，但是，它势必改变地下水分布，以及带来其他恶果，因此，民众也反对，最终反对成功。当仅仅考虑GDP，考虑就业时，公司行为就一定会得到政府和民众支持。当考虑到社会综合利益时，就必须限制公司。因为公司的根本目标是利润，是股东分红。

　　刘：我们的谈话接近尾声了，能否对世界格局和态势做一概括？

　　朱：大问题，没有能力概括。我可以谈几点观察：第一，改革和转型是世界潮流，不是中国独有的。发达国家，新兴国家都在进行涉及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所有领域的改革和转型，不存在哪些国家的真正落伍和衰败。即使伊拉克和阿富汗也在重建，改革和转型，这是现代世界的特征。第二，自然资源、能源对世界经济的制约性加强。在高度开发和巨大人口的情况下，我们中国自认为的“地大物博”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今天，俄罗斯是，北美是，澳大利亚也是如此。资源稀缺，钱多导致更高价格，是没有休止的“魔”和“道”的博弈。第三，在跨国公司和跨国资本的影响下，国家的含义在演变，在一次一次的移民潮冲击下，民族内涵在演变。例如，世界那么多控制资本的富人，包括中国富人在美国拥有资产，美国的利益不再是那么单纯，美国真的衰落，岂止伤害美国自己民众？中国买了人家多少国债，中国的中央银行就会跟着着多大的急。

　　刘：在结束我们的谈话前，还有两个问题。在行走中，对你印象最深的，最难忘的，是哪些事件和人物？有什么值得留恋的？

　　朱：一是见证柏林墙倒塌；二是亲历柬埔寨军事政变；三是感受欧元区建立和发展的全过程；四是目睹中国制造席卷全球。

　　十年前一个人背着包经尼泊尔进喜马拉雅山，那是心灵最平静的旅程。

　　刘：还想继续走吗？

　　朱：累了。我如今客居海外，是没有选择的选择。中国情怀每时每刻都折磨着我，特别是想念北京。我曾经说，把我的眼睛蒙上，从北京上空扔下来，我闻都能闻出来，我回到了北京。我常常想到年轻时，老想出国，向我的老师、也是领导马洪提出要求。马洪劝说我，总有一天你会出国出得再也不想出了。不幸被他言中。落叶归根，不坐飞机，隔离现代交通工具是我的心愿。但是世事难料，也可能我还要以老迈之躯步行地球呢——也说不定。

　　刘：你的这番话，让人动容。世事难料，有些事还要靠时间。上次在北京见到你，聊了那么久，至今让我难以忘怀。非常感谢嘉明兄。你给我们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以及世界对中国观感的窗户。尽管中国与外界交流如此频繁，仍然常常感到，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大家相互了解的路，恐怕还要走很长，很长。再次感谢！

作者：朱嘉明、刘苏里，来源: 共识网－《领导者》杂志总第43期（2011年12月）

走世界，看中国——朱嘉明与刘苏里谈话录（上）

　　时间：2011年1～12月

　　地点：北京－维也纳

　　朱嘉明简介：
　　1950年出生，北京人。1964～1966年就读于北京第十三中学（原辅仁大学附属男中）。“文化大革命”期间，先后在西藏军队农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胶东半岛务农做工。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1981年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与此同时，参与创建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前身），担任河南省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北京青年经济学会负责人、《中青年经济论坛》主编、中国西部研究中心主任、中信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改革开放基金会召集人等职。1988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学位。

　　1989年6月，出走中国。先后在哈佛大学、曼彻斯特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塔夫茨大学做访问学者。1995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斯隆管理学院MBA。之后，在美国、澳大利亚、东南亚各国学习、考察、经商。2000年至今，先后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担任工业发展官员，任教于奥地利维也纳大学。

　　著有：《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2011）、《朱嘉明文集》（1～3卷）（2009，非公开出版物）、《中国大陆工业企业》（1994）、《中国大陆乡镇企业》（1994）、《论非均衡增长》（1988）、《中国需要厕所革命》（编者，1989）、《没有极限的增长》（合译，1985）、《国民经济结构浅说》（1984）等。

　　刘苏里简介：

　　万圣书园创办人。

　　刘苏里（以下简称“刘”）：您去国多年，不要说多数年轻读者不知道朱嘉明是谁，连我也还是刚刚知道您二十几年来，在这么多国家走访、观察、做事，当然啦，还带着一颗大脑，不停地对比、分析、思考外部世界与中国的关系问题。让读者先了解您的形迹——您行走和思考的路线图，算是我们对话的开篇吧。

　　朱嘉明（以下简称“朱”）：在经历过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这代青年人中，我算较早参与开放领域的人之一，1980年代就去了不少国家。此后又在海外生活21年。我的路线图要放在三个时段来看，正好以十年分界，1980年代、1990年代及2000年以后。

　　1980年代的第一次出国是1985年9月，去美国密执根大学做访问学者，其间，曾两次驾车出行，走了44个州。同行的有最近去世的政治学者史天健先生。之后，还有几次重要的世界性考察：一是1988年对拉美五国的经济考察，包括巴西、阿根廷、智利、委内瑞拉、墨西哥；二是同年对西亚六国的经济考察，包括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埃及、科威特、阿联酋；三是对日本、南韩的考察交流；四是1989年第一季度去墨尔本大学做访问学者，对澳大利亚东海岸及新西兰的考察；五是1986~1988年三次访英。

　　1989年去美国后，先在波士顿落脚，自然由这里展开，对纽约、华盛顿DC、旧金山和加州等地有比较深入的观察。然后是欧洲。1990年4月驾车经西柏林，有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乌克兰和波兰之行；1992年乘火车对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西班牙以及北欧国家做了考察。1995年从MIT毕业后，又前往澳大利亚，先后在墨尔本、珀斯、悉尼做房地产、餐馆、贸易和IT方面的创业。与此同时，1996年开始在东南亚的缅甸、老挝、柬埔寨寻找做生意机会；还有对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泊尔、斯里兰卡、菲律宾的访问。

　　2000年以后，先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任经济学家，然后是2003年到维也纳大学教书至今。这十年的主要活动范围是在欧盟国家，特别是德语国家，外加瑞士。目睹了欧盟的东扩，欧元的发行和流通。因为维也纳地理位置的优势，对全部东欧国家，希腊、土耳其、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俄罗斯以及北非国家也作了访问和考察。

　　概括来说，除了大部分非洲国家和中美洲国家之外，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都走过了，有些走了几遍，其中在北美、东南亚、欧洲以及澳大利亚有较长时间生活和工作经历。

　　刘：这个路线图，听起来确实惊人！很想知道，你最初出国抱着怎样的目的？过去20余年客居海外，大面积走动，动力又是什么？中国古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你有影响么？

　　朱：“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是有影响，但是潜在的。小时候读了凡尔纳的书，像《80天环游地球》等等，对世界充满了向往。1949年以前的海外画报，1959~1962年中国放映的西方电影，都刺激了我的这种愿望。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我在黑龙江兵团，立刻去佳木斯买了《英语900句》。1980年代参与经济改革，讲对外开放，商品经济，四小龙经验，但没有切身体会。所以，从1978年读研究生开始就想出国留学，目标美国。有一件事对我刺激极大。一次，我参加在中南海假山会议室由谷牧主持，马洪和袁庚参加的小会。袁庚讲到建立蛇口工业区必要性时提及每年都有一些年轻人通过蛇口旁边的海湾游到香港，因为退潮，困于海滩上，或淹死，或被击毙。袁庚说到这里，几次停顿，会场一片沉默。我扪心自问，如果我生在那一带，走投无路是不是也会铤而走险，成为一个活靶子？香港就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吗？今天谁能想到，中国的开放、特区的建设，其实也是中国老百姓拿命换来的。阴差阳错，我第一次出国已经到了1985年。第一次把香港走透则是1986年8月。从此，我的世界行走再也没有停下过。虽然读书、行路、思考是我内心所爱，是我的生活，但我的人生行走绝不轻松悠闲，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常常是紧迫和不得已的。

　　刘：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梦想和“内心所爱”，以及特殊故事的刺激，成了你行走世界的原动力。那么你说的“紧迫和不得已”，指的什么？

　　朱：苏里，你可能不知道，我青少年的大部分时间用于美术绘画，不是国画，是西洋画。我是少年宫绘画组“元老性”的组员，从1960年一直到1966年。当时我们接受严格的训练，从画石膏像开始，临摹最多的是大卫和维纳斯，也看到了很多印刷质量很差的各类世界名画画册。西方的大画家对我来说，从那时起如雷贯耳。老师讲得最多的是列宾、达芬奇，我偏偏喜欢割掉耳朵的梵高。去卢浮宫看画是我当时最大的梦想。到了初一以后，像我的同代人一样，着迷于欧洲和法国文学，特别是雨果的作品。还有就是俄国的十二月党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我一度能背普希金的许多诗，后来又读了马克o吐温，密西西比河，美国革命。上初一时，第一次有机会读当时完全读不懂的德国哲学大师的著作，大部分书是在西四路口那家新华书店二楼读的，有康德、黑格尔。说来奇怪，青少年时期愿意学当时学不懂的东西，要在很多年以后才能逐渐消化。总而言之，中国虽然那时封闭于世界，但是，会在脑子里拼凑出一个外部世界的图像。我梦想有一天走遍世界，但是看不到这种梦想实现的可能性。因为对当时的中国来讲，我向往的地方，都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没想到我实现了这个梦想。1985年圣诞前夕，我第一次来到纽约，落脚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沿着哥大的百老汇大街一直走到华尔街。就是因为“百老汇”三个字在我脑海里萦绕了近30年。这是一次辛苦的走，距离实在不短，但是我兴奋地走去走回，花了5~6个小时。1989年以后，所谓紧迫和不得已是指去一些地方，不是考察，是创业，为了生计，为了不为五斗米折腰。1997年7月，柬埔寨发生政变，眼见那么多人死掉，一架越南起飞的飞机几乎失事于眼前，而我还不得不看管一个在建的制衣厂工程。不是什么英雄主义，完全是迫不得已。以前也和别人一起讽刺过要钱不要命的人，那时的我，就是这样的人。

　　刘：你说你的行走分三个阶段，我们姑且合并成两个阶段：1990年代前，你在体制内，或有确定的任务在身，算站在中国看世界；此后是个人行走，站在世界望中国了。这中间有什么区别？也有很多感慨吧。

　　朱：这个问题让我第一次思考这种差别。我想至少有这么一些：第一，作为中国人的内涵发生了变化。1980年代，我以中国为中心，是在中国生活工作的中国人；1980年代后，我是客居海外的中国人，一段时间内居无定所；在1980年代国和家是统一的，之后，如果还有家的话，国和家是分裂的。第二，以前在体制内，所想所思是通过为政府工作为国家服务，与国家利益直接相关。在无法直接为国家服务之后，个人生计、个人选择成了主要考虑。第三，以前看世界以经济问题为主线；以后，除了看经济还要懂商业，观察社会，了解政治，思考宗教。应该说，比较全方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变得丰富和立体。最后还有一个差别，在1980年代，主要着重于眼前和短期，之后，更多想的是长程问题，大趋势问题。

　　刘：按理为国家工作时，应该考虑长远，为自己时应该考虑眼前。怎么反过来了呢？

　　朱：为国家服务时讨论的都是战略问题，应对之策。即使2000年的中国课题，也不过距1980年代十几年的长度。以后，虽然为生活所迫，但是在思考上，关注的是人类的共同利益，是地球的命运，是地球村的前途。时间尺度自然而然地放长了。还有一点要说的是，中国人讲只争朝夕，我在欧洲生活，看到人们对眼前没有太多的忧虑、浮躁和不安，社会主流关心的也是长远问题，是野生动物保护问题，碳排放问题，如何禁止钻石生产、让妇女不穿皮草的问题。文明社会需要考虑绝对问题和终极问题。它们是超越时空的，当然没有时间尺度。

　　刘：在将近三十年环绕世界的行走、观摩、考察，以及做事过程中，有没有一两个问题始终跟着你走遍这些地方？个人化行走世界，头脑中的问题是不是依然保持着当年的热度，如果是，后来20多年世界之旅中，有关“世界主义”的思考中有哪些改变？

　　朱：这个问题好。它其实是潜在的，随着行走，越来越显现出来。说起来，核心问题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到底是走向趋同，还是走向分流？存在不存在一个全人类大和解，建立一个大同世界的可能性？在第一次走出国门前的1984年，我在“世界经济发展趋势”讨论会上提交过一篇论文《论当代世界科学技术革命与我国的全球战略》，其中提到了“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还将加强”，“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协调性在加强”等等。曾经受到钱学森、秦柳方等人的书面批评。后来，当我走出国门时，我就想求证关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想法是否成立。1980年代几次大面积世界之旅，使我发现世界经济就是在一体化，而且速度不断加快。例如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了，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外汇市场一体化了。那时，我被两种情绪所左右。一是兴奋，觉得自己的判断正确；一是着急，希望中国加快开放速度，与世界融合。我后来的很多工作，都有这样的用心，直到1986年秋参与创建中信国际所，使得推动中国与世界融合的意图成为现实的工作。那时，我相信趋同是会给中国和世界都带来利益的选择。1990年代前后，目睹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新的全球化席卷世界之后，我开始思考赞成趋同的真正基础是什么。不得不承认，世界各国趋同不是资本、金钱、贸易，其实是人民的选择，是价值观的作用。因为这次全球化，是以冷战结束为前提。东欧放弃共产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不仅因为物质匮乏，更为了追求人的价值。对很多东欧人民来说，这种转变还意味着重新过起有弥撒、亲近上帝的生活。

　　但是，全球化的各种负面后果逐渐显示。在世界范围内也出现了反对全球化的团体、组织和各类活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力图建立有特色的社区文化、政治，甚至货币。我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谁是世界趋同化的受益者，人类为全球化付出了哪些有形和无形的成本？我开始反思，开始自我批判。全球化并非使世界人民联合起来，而是使世界大公司联合起来了。全球化必须通过分流来抗衡。分流是维系人类文化的必要选择。我想举一个引人注意的例子。麦当劳代表的快餐文化横行于世界，受益于全球化，也是全球化的标志。但是，麦当劳损害了很多民众和青少年的身体。据说该公司是美国最有代表性的极右公司。这两年，意大利某些地方倡导慢餐运动，每年有成千上万人参加他们的集会。另外一些地方建立社区合作经济，自觉脱离全球化，不是也很精彩吗？

　　看到趋同的弊端，看到分流的努力之后，我对是不是人类可以创造一个大同世界是悲观的。因为主宰当代世界的与其说是政府和国家，不如说是大公司。人们最终可以在政治上实行民主，但是看不到民众可以影响世界跨国公司的利益结构和利益选择的可能性。

　　刘：哈，简直跟你坐了一次过山车！从相信世界趋同是大趋势，转而认为“分流”是人类发展应该的选择。这一转变中，我只看到你站在世界看世界，那么，中国在“趋同”和“分流”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中国与世界，在这两个进程中，关系演变的轨迹是怎样的？

　　朱：这不仅是个好问题，而且是个难问题。我的反应是，中国同时扮演着促进趋同和坚持分流的双重角色。具体地说，中国参与全球化，成为世界加工业中心，演变成贸易大国，接受外资，容忍热钱，又成为资本输出大国；一个大中国有四个WTO成员（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都是趋同的表现。同时，中国在舆论上不断讲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有中国模式，有中国自己的价值体系。民族主义情绪一波又一波。中国目前的“分流”特点与我所讲的世界性“分流”趋势，在性质上相当不同。

　　刘：回过头我们来看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后，许多人认为美国这下完蛋了，有点幸灾乐祸、弹冠相庆的味道。这种鼠目寸光的情绪推动“中国崛起”喧嚣声，一浪高过一浪，让我想起当年胡风“时间开始了！”的诗句。当然，也有脑子清醒的。我就听到有人问，美国的大学关门了吗？到美国的各国留学生减少了吗？没有，就闭上你们的嘴！话有些刻薄。

　　朱：美国没有衰败。虽然美国经济问题一大筐。但是，不能说问题多就是衰落的标志。任何国家的经济问题都是一大筐。现在说美国经济衰败，是指经济增长放慢、财政赤字、贸易逆差、美元贬值，国际竞争力衰退。这些指标都是传统思维，都是用教科书写的衡量美国经济的指标。美国之所以没有衰落，是基于这样几个事实：第一，从1990年代以来，长达20年的产业调整。这次产业调整的基本特征是将传统加工工业从美国本土外移。标志是汽车工业。美国曾经是汽车工业大国，但是汽车工业从1970年代开始衰败，进入20世纪，成为夕阳产业。2008年，美国没有实行补贴和挽救政策，这不是衰败，这是转型。历史上可以比拟的是19世纪中后期，全面工业化导致农业的衰退，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急剧下降。人们早就知道和提出了后工业化概念，应该说，美国彻底步入后工业化社会是2000年以后的事实。第二，美国既然以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为其重要的支柱产业，如何改组银行业，重建资本市场就成了美国的当务之急。世界金融危机，无疑给美国提供了这样的契机，使美国金融业浴火重生。举个例子。黄金价格在过去十余年中从不足40美元1盎司，上升到2010年底1400美元1盎司以上，究竟谁左右着黄金的价格呢？是美国主宰的黄金交易基金。世界十大黄金交易基金所持有的黄金数量，超过除美国、德国、法国之外其余国家的官方黄金储备。第三，奥巴马上台之后，环境产业在美国崛起，它集加工、资本、技术、服务于一身。第四，美国的科学、技术、教育人才的储备和优势。美国的大学吸纳了多少海外留学生？它无疑是中国人的留学大国。（刘：接纳中国留学生的几十个国家中，赴美留学的占去一半以上。）换句话说，美国是一个教育输出大国。没做过计算，美国的教育输出可以在多大程度多大比例上抵销贸易出口的赤字。第五，美国是一个极度爱惜本土各类资源的国家，其陆地和海洋的待开发资源是极其巨大的。第六，美国人口刚刚突破3亿，如果以人口和购买力两个指标看，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内市场。最后一点，讲美国，不能离开加拿大。美国和加拿大是主权概念，北美是一个市场概念。如果把美国和加拿大作为整体考虑，这个区域的潜力是世界最大的。要不然那么多中国人，还有贪官污吏移民和逃往加拿大呢。

　　中国有GDP崇拜症。而在发达国家，从官方到民间普遍不在意GDP。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在世界GDP比重的下降是自然的、正常的，因为新兴国家比重在上升。两类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一样。不可以把发达国家转型过程的问题，说成这些国家衰落的标志。

　　刘：中美关系在最近几年，确实凸显出来了，而经济因素占很大比重。

　　朱：中美关系是当今全球最重要的国际关系。美国是全球超级大国，中国至少是区域性的超级大国。但是我从来认为，中美关系好不可能好到哪儿去，坏不可能坏到哪儿去。因为中美的历史传统不同，建国思想不同，价值体系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所以，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同路人。但是中美之间在经济上却具有强烈的互补性，依赖性。还应该注意到，在过去30年间，美国的老资本家和中国的新资本家形成了共同利益基础。哪家美国的大牌公司在中国没有它的代理和利益团体呢？哪个中国大牌公司在美国没有当地的合作伙伴甚至政治家的支持呢？中国外汇储备的那么大部分毕竟要投到美国国债上去。洞察中美关系的“老手”因为看透了中美关系的本质，将彼此之间的吵吵闹闹视为一种游戏而已。冷战期间，苏美都没有发生真正的军事冲突，至于中美必有一战的说法到底有多少根据呢？

　　刘：“中美必有一战”，简直就是胡扯，我们不必在意。尤其不断有人主张向美国扔金融核弹，脑子完全昏掉了，不提也罢。我们来看欧洲。想听听你对欧盟的看法，毕竟你在那里生活了十年。（未完待续）

作者：朱嘉明、刘苏里，来源: 共识网－《领导者》杂志总第43期（2011年12月）

学者紧急呼吁暂缓表决《刑事诉讼法》修正案

法广上海特约记者曹国星

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即将提交人大表决之际，中国许多法学者在网络上紧急发出“暂停表决”该草案的呼吁。有法律学者提出，该修正案似乎未能依据中国《立法法》的规定，在一个月前将法律草案发给代表，因此存在严重瑕疵。

因保留了“秘密拘留”和“指定场所监视居住”而备受争议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即将提交表决。

今天（3月11日）有法律学者提出，该修正案似乎未能依据中国《立法法》的规定，在一个月前将法律草案发给代表，因此存在严重瑕疵，许多法学者在网络上紧急呼吁“暂停表决”该草案。

昨天的官方信息称，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胡康生作了关于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根据他的说法，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在审议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时“普遍认为”，草案已经成熟，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后，提请本次人大全会表决通过。

NGO工作者熊伟今天在微博上发出紧急呼吁。他建议本次两会暂停表决《刑事诉讼法》。他的理由是，该法案因为在审议程序上违反了《立法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常务委员会决定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的法律案，应当在会议举行的一个月前将法律草案发给代表”。本次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是来京参会后才看到法律草案文本。

此前，《刑事诉讼法》曾经进行了征求意见和一轮审议，在人大副委员长王兆国对《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说明中明确提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于今年1月11日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发送全国人大代表进行阅读讨论；王兆国此后披露：代表们总体赞成修正案草案，同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根据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和代表们在讨论中提出的意见，对修正案草案作了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了现在提请大会审议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

因此，刑事诉讼法的草案是否已经提前一月下发到人大代表手中，仍有争议。

根据赞成熊伟观点的媒体人陈宝成的论证，据官方权威媒体报道，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在2月13日还审议了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而有权威消息渠道透露，2月19日，全国人大相关人士还对草案做了修改。因此，陈宝成断言：全国人大代表们收到正在审议的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三读稿的时间，远远晚于《立法法》第十五条所规定的开会前一个月，因此其违反中国《立法法》的程序问题显著。

此前，虽然官方媒体上关于《刑事诉讼法》修订的报道都是一片赞歌，但中国网络舆论的指针新浪微博客上，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尤其是关于该法“秘密拘捕”条款引起了许多非法律专业人士的关注和担忧。

许多人担忧，目前的这一版本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有种种的改进，但将“秘密拘留”和“指定场所监视居住”修入正式条文，其实是将去年艾未未等上百名异议者莫名失踪数月的做法“合法化”，结果只会使原尚有顾忌的维稳警方变本加厉。

资深投资人薛蛮子就认为“关于秘密拘捕一条争议很大。公安检察认为事关国家安全保密，秘密拘捕有高效率。反对者则意味司法不独立，监督不透明，近年全国每省每年都公安政法领导滥用职权，涉黑涉黄，甚至滥用公权以谋私器，最近被判死刑的文强局长和正在被中纪委调查的王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就是恶例。”

薛蛮子说，“我今年五十九岁，经历了共和国大部分岁月。彭德怀案（彭黄张周）习仲勋小说反党案，文革更是不胜枚举，许多政治案件都是没有法律程序下冤案的受害者。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表决此法更当慎之又慎，此次匆忙表决应该暂缓。”

而所谓“国家安全”，许多人担心，回和拆迁中的“公共利益”一般，被无限扩大解释，届时，即便不是政治异议分子，也可以被援引该条，“合法”地被秘密抓捕而失踪。

商人王冉就认为，“基于中国的法治现状，本条（国家安全理由拘捕可不通知家属）一旦入法一定会被滥用。国家安全听起来事大，但远没有公民权利和宪法大。”

熊伟等学者的呼吁，其实是对《刑事诉讼法》修订的从立法技术和宪政危机角度的最后杯葛尝试。

媒体人陈宝成呼吁中国宪法学者关注此事，他说，在立法时，宪法学者不能沉默，而要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否则，宪法永远是“闲法”，宪法学者永远是“吃闲饭的”，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永远也树立不起来。

人大教授微博“出大事了”四字引来数千转发和评论

法广香港特约记者郑汉良

新浪微博认证用户（即身份已被确认实名的用户）毛寿龙在北京时间3月8日晚发布了一条仅仅四个字的微博：“出大事了”。这四个字在短短几个小时引来了2600多条转发，接近2000条评论，更有网民在微博上称自己熬夜翻墙等待消息，相比@毛寿龙平日微博只有个位数的评论和转发，可见人们对这件事的关注程度。

如果想要在中国的微博上吸引网民的眼球，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告诉你只贴上四个字就够了：「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的当天3月8日，碰巧是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神秘缺席第11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的同一天，大多数网民都认为“大事”与薄熙来有关，甚至有传言指薄“被车祸”了。

以下是毛寿龙微博的追随者所发的部分评论，足可反映薄熙来与王立军事件的发展，仍紧扣着千万中国网民的心弦，有些网民挖尽心思为薄熙来等人取了别名，避过网上的封杀，例如用「不厚」、bxl、平西王来影射薄熙来，「王丽娟」和WLJ则暗指王立军，hu和HJT是指胡锦涛：

@顾肃:毛兄这是搞神秘啊，也不说出什么大事了。不厚进去了？还是又什么人跑使馆去了
@刘建伟_微博:这是一个什么社会？这是一个什么时代？如此云里雾里的四个字居然转发数千。真是厥倒。
@刘大胖娃儿：我感觉跟重庆有关......。
@OscarUI: 看来不厚的后台不够硬啊！出事是迟早的！这下不知道怎么
@杨紫茳：赶紧翻墙看看
@Noki冲少：想制造2000次转发，只需这几个字即可
@汤谷2010：我就在墙外，替大家看了一下，原来南华早报有消息，hu定性王是叛徒。这下西红柿就不好说了。
@amyamylee1999：最恨这说话说一半不说全的！
@香雪花园：4个字7小时增加10000粉，高，人大校长出名了
@谁是谁的谁啊哈：重庆市人大代表张明渝，所谓大事儿，不过如此。
@freeman吸血鬼日记：平西王要完了。
@TINTIN李：今晚被“出大事了”几个字闹的睡不着！！！神啊快告诉我嘛事
@落地麦子2011:四字消息，搅动神州大地。
@微笑芈芈：难道说我的预感灵验了？这之前，我心里就想，这次他去开会，会有大事态发生。因7日有消息说重庆一个人大代表被4个警察带走，我3月7日21:44的在微博上发“有能耐和本事，就将你们的稀屎控制起来，防跑到别国大使馆。”防跑，是指会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阿尔法Y：传播能量超强，几个小时上百万，转的、传的。毛老师可以宣告测试实验结束，让同学们睡一会儿吧。
@谁是谁的谁啊哈：23:48分的消息，bxl明早将会出席重庆代表团的记者会
@我本愚的世界：这个遐想空间大啊
@钟锦化lawyer: 信呢还是信呢还是信呢？
@青山雅风：大概与军军有关
@LunaZHONG钟秋：墙外翻了好几层，除了早上HJT指控WLJ这事外，貌似木有更新消息确切的最新花絮。
@行政法林鸿潮:我看，就凭这么一句说了等于没说的话居然被评论和转发这么多次，就算得上是件大事。
@香雪花园：联合早报网专稿*早报北京特派员韩咏红报道）在今天早上缺席全国人大全会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今天下午公开亮相，参加了重庆代表团的小组审议。
@ZORA-not-ZARA：不熟政治啊…这四个字被评论转发上千..真有大事了
@刘云飞律师: 撑不住啊，等不起了，静待明日新闻
@刘丰宁：蛤蟆归西啦？！
@张羽明未来：据说一个得到消息，上峰要抓他，于是驾车逃跑，于是出车故事了，可能挂起来了，听说未经证实，只能大致传导一下传言。你们自己辨别吧。
@小矛矛鱼：肯定又是不厚和王丽娟的事…

苏丹总统宣称中国取消一笔农业贷款

苏丹总统巴希尔的采访给外界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和苏丹关系的机会

苏丹总统巴希尔说，由于中国撤销贷款，位于苏丹北部尼罗河州的一个电力开发项目被迫暂缓。

据报道，巴希尔在接受位于多哈的一家报纸采访时透露，苏丹政府把尼罗河州25万公顷土地租给卡塔尔，以吸引海湾国家投资。

巴希尔说，但是，由于中国向电网扩建的投资不到位，开发项目只能被搁置。

巴希尔还说，中国贷款的回报是原油运输，但是南苏丹脱离后，中国拿不到原油，也就停止了贷款。

他表示，北京退出后，卡塔尔决定填补资金空缺。

巴希尔这次罕见地接受采访，也给外界提供了一个了解中国与苏丹关系的少有机会。

过去十年间，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安理会支持喀土穆政府，其中也包括苏丹因为达尔富尔问题受到西方一致谴责的阶段。

中国也是向苏丹军备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

中国政府迫切希望确保在苏丹石油开采领域的投资，但是，由于南北苏丹之间的原油争执，中国的处境也很不稳定。

BBC

李炜光：用民主程序减少公共决策失误

　　2008年四季度开始实施的抢救性质的经济刺激计划，使中国经济背上了今后若干年都难以消化的财政包袱。短期巨额投资的背后，必然是草率工程、豆腐渣工程、低效率和巨额浪费，项目的科学性、安全性难以保证，未来国人将生活在这一轮投资带来的光明或阴影之下。果然，在付出了巨大的资源耗费和大气环境的代价之后，其调控效果却并不像有些部门所称的那样精彩，仅过去了不到三年时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便再次出现后继乏力的迹象，决策者又面临着反通胀和保增长的两难选择。

　　铁路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减速，加上社会对短期巨额投资的反思，变得越来越严肃，使得今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已经无法复制当年的四万亿计划，地方政府和商业银行还想如当初那样“兴奋”起来也做不到了，政府的财政支出方向不得不做出调整。看来，要使调整和改革“断点续传”，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难事一件，或将困扰我们很多年。

　　过快过量的投资换增长带来的不仅是效率的损失，也使得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断自我强化，经济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无法正常进行，不得不停滞下来，而民间的收入和消费则必然受到挤压，内向消费型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也就无从谈起，并进而影响社会稳定，于是“维稳”成本又大大增加，如此陷入恶性循环中难以自拔。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周期的波动越来越频繁，间隔越来越短，幅度越来越大，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一再出现，就已经向我们亮出来再明确不过的信号，中国经济结构再不调整转换，前景堪忧。

　　政府的巨额投资也给反腐败带来影响，毕竟花别人的钱不如花自己的钱那么经心，如民谚说的：“崽卖爷田不心疼”。2009年我去日本讲学时，曾听到一位国家发改委的官员信誓旦旦地表示，中国多年来存在的年终突击花钱问题“已经解决”，“今后不会再出现”，实际情况却是，突击花钱年年有，“天价采购”、“公费旅游开会”、“收取和发放购物卡”的问题频频曝光，触动着只负责纳税而无问责权利的人们的脆弱神经。上海的蒋洪教授曾经在微博发起“对本届政府在反腐倡廉方面工作的评价”，“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占到97.5%，其中“很不满意”的高达91.3%.这不是民意是什么？

　　缺乏民主过程的经济决策很容易出错，并且纠错能力较差，由此导致更大的资源浪费。2004年，中央政府曾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入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补充资本金，并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不良资产，谓之“花钱买机制”。其后，随着中行、建行、工行陆续上市，银行内部的贷款审查、审批制度逐渐完善，成立了审贷委员会，明确贷款风险和责任。有的国有银行50万以上的项目贷款必须经由总行审批。但是，这些花巨资买来的机制在4万亿投资洪流冲击下，完全不堪一击，刚刚建立起来的较为严密甚至繁琐的审贷制度的银行管理系统，迅速被冲垮，这个钱等于白花了。据说，某省官员由于某国有商业银行拒绝为其发放风险过大的配套贷款，恼羞成怒，竟扬言要把该银行的所有业务逐出该省。闹割据的军阀也不过如此。

　　日复一日的巨额投资，使得全国地方政府设立的融资平台已经累积起10.7万亿的负债，其中超过一半以上的债务必须在两三年内集中偿还，同时还有大约同等规模的国有企业的银行信贷债务，成为影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稳定的最大风险点。此外，一些耗费巨大、周期较长的大型工程项目如高速铁路，也具有准政府负债的特征，一旦现金流发生问题，也有可能转化为财政风险。如今，这些显性和隐性的政府债务像定时炸弹一样被分散在各地，正在频频发出预警，何时发生爆炸只有天晓得。近年来政府还以保值为名动用社保基金进入股市，在经济前景颇不明朗的情况下，其收益率亦难以保障，这就不是负债的问题，而是数亿国人的养老保险金的命运问题了。

　　改变以上情况的有效办法是，巨额的和关键性的财政支出项目安排，应当加入一个“公共选择”的程序于其中，让更多的普通人和民意代表参与进来，才有可能少犯错误，以较低的成本和代价换取质量较高的增长和发展。财政支出、项目投资从来就不应该是政府自家的事情，公民也是利益相关的一方，有决定与自身利益相关的事情的权利，理应参与其中，而不是置身事外。这倒不是说政府决策“不行”，而是说缺了民主程序和民众参与的决策绝对不行。在决策过程中引入民主参与机制，可以有效地促进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沟通和交流。缺了这个环节，制度、政策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就会加大，即使执政者能够做到自上而下地进行制度或政策的更新，也是僵化的和脱离民意基础的。

　作者：李炜光天津财经大学教授
　来源: 南方网

中国老百姓到底能养得起多少官

中国老百姓到底能养多少官员，这个问题大概没有人计算过，不过，在今年两会期间，的确有代表提出了这个问题，不得不让人深思，并且值得讨论和研究。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在浙江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建议制定《编制法》，制止“官满为患”。

刘锡荣认为，现在中国的官太多，给买官卖官留下了无尽的空间，他举例说明，现在有些地方乱设机构，乱定级别，领导职数和公务员人数超标，“这两乱两超给买官卖官留下无尽空间。”刘锡荣说，一些乡镇好几百个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一些地方政府秘书长有十几个，每个秘书长都要给房子，配汽车，这些支出最终都是老百姓买单。

其实，这个问题在中国的行政机构一直存在着，老百姓的一句俏皮话最能说明这种情况，那就是“扔个砖头能砸着八个副科长”，机构臃肿，人满为患，人浮于事，给纳税人造成负担，历来都是中国行政机构的弊端，受到社会所诟病，但是这样的问题却总是得不到解决。原因何在？这当然是行政组织机构模糊不清造成的。到底一个政府机构需要多少人？哪些人分管什么，哪些事务是否需要兼管，有无必要单设专人专管？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似乎只要当地领导一句话，说成立一个什么机构就成立一个什么机构，说让谁来管就让谁来管。这些被提拔到新任岗位的官员，要么是领导的亲朋好友，要么是花钱卖官者，有时，为了照顾到自己家族中人，当地政府领导会设置不少副职，让自家的姐夫、妹夫，外甥、表弟来担任，就这样，一个地方或一个单位，便成了某些家族的势力范围，外人难以挤进，给集团化腐败的滋生创造了条件，这样的问题的确应该引起中央的重视。

刘锡荣谈到财政预算时这样说，“现在财政收入没有全部纳入预算，去年全国3万多亿土地出让收入就没有纳入，国有资产经营性收入等也没有纳入，很多财政资金未受到人大监督，造成财政资金分配使用‘不科学’，‘会叫的孩子多吃奶’，全国各地各部门设驻京办‘跑部前进’，造成腐败。同时，财政纪律不严肃，超收财政先斩后奏，年底突击花钱，事后补个报告就行。‘《国民收入分配法》早就该搞了’。

他同时建议，将审计署从国务院划给人大直管，对人大负责，审计署和中纪委合署办公，“再搞小金库、老鼠仓，要追究刑事责任”，不采取严厉措施，贪污、挪用财政资金还是像“左手拿到右手”这样方便，纪委人再多也查不过来。他以中纪委和监察部合署为例，说明合署办公效率比原来高得多。

作为一个研究法律的专家，刘锡荣代表的确是中国的明眼人，他所提出的问题是实实在在的问题，中国的政府机构一年到底能花多少钱？谁做过准确的预算呢？一笔钱拨下去，能否用到该用的地方，上级似乎并不在乎，只是到年底听听下面的回报就行了，其实，这些钱花到哪里去了，下面的人随便列一个清单就能解决问题，上面只是完成了他给钱的任务，却不管下面怎么花钱。其实，这些钱在正常开支是富富有余的，一时还没有那么多项目需要花钱，可是到了年底，上面给的钱没有花完，这怎么办呢？下面的人不是傻子，他们当然会把这些钱巧立名目，列出清单，搞的堂而皇之，天衣无缝，然后把这些钱装进个人腰包。所以，刘锡荣代表所提出的问题，应该说是点到了中国社会的死穴，政府财政收入纳入计划，以及将审计署划归人大只管是个不错的建议。

刘锡荣在谈到厘清政府职能时说，十七届四中全会工作报告中提出，推进反腐倡廉要制度创新，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职能要与政府作为国有资产出资者的职能分开）、政事（事业单位）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

他认为，这“四不分”造成行业垄断、地方保护，市场机制对生产要素起不到基础性配置作用，相反，权力和利益配置力度大。“四不分”把一个13亿人口的世界最大市场条块分割。“有些行业长期收入比其他行业高5倍、高10倍，这在健康的市场经济中是不可想象的”，曾在温州担任主要领导的刘锡荣说，“有些温州企业家说，到国内有些地方投资，比到国外投资还麻烦。一定要打破篱笆，填平鸿沟”。

刘锡荣说，“四不分”问题解决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垄断、权钱交易、分配不公等问题也就能得到有效解决。

刘锡荣所谈到的这个问题，应该说是最关键的问题，政企不能分开或者是藕断丝连，是造成中国官员腐败的原因之一。有些地方，一些国企业的领导竟然堂而皇之地在政府中兼任副职，，有的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利对投资者进行吃拿卡要，或许提出暗中参股的要挟。政府官员和企业高管为了个人利益互相勾结，在设定员工工资时以最低标准看齐，企业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只能剥削员工血汗来收买地方政府官员，以保证企业正常运转，于是便造成了官商勾结的分配不公。

很显然，刘锡荣代表所提出的问题都是目前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但是，解决这些问题谈何容易，在没有独立司法的社会体制里，政府官员左右着司法机构，监督机制只是父亲管孩子的模式，哪位父亲忍心将自己犯了错误的儿子杀死呢？所以，笔者认为，要解决刘锡荣代表提出的这些问题，中国应该在政治体制方面加大改革力度，让司法从政体中独立出来，让监督机构成为政府官员的克星，让独立的司法成为悬在官员头上的利剑，官员一旦不小心，就会被利剑所伤，给他们造成做官的风险，看还有多少大学毕业生对公务员考试蜂拥而至？如果真的达到这个程度，便只有那些真正有为人民服务抱负的有志青年才会进入官场，这样的官员自然也会清正廉洁，官员数量自然就会相对减少，纳税人的负担就随之减轻了，社会不公平现象也就逐渐淡化了。

注：本文部分资料摘抄网络。

作者：吴若愚，原载: 作者博客

德媒看中国刑诉法：“为专横留有不小的余地”

德媒肯定刑诉法修正案有进步，但强调进步不大，认为纳入维护人权条款需要填充实质，不通知家属的两个例外“为专横留下不小的余地”，是“滥用权力的一个危险的漏洞”。

针对全国人大将于下周通过的刑诉法修正案，《世界报》3月9日提出质疑： "问题是，这290条中哪些是在法律现实中适用的。中国法院会接受无罪推定吗？或者警察会接受保持沉默权吗？律师能更好地会见委托人吗？禁止刑讯逼供并且禁止在法庭上使用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这些禁令会被遵守吗？……"

对于修正案规定的两个例外，即拘留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和恐怖活动的犯罪嫌疑人不用通知家属，该报写道："中国批评者称这一条款是个橡皮条款。他们指责说，这个例外为当局开了后门，只要当局愿意，随时可以将假定的政权反对者、维权人士包括形形色色以及各种信仰的反对派作为推定的国家敌人加以迫害、并且使之消失数月无需通知家属和律师。"

文章认为："那么当局就可以在法律保护下对外这样做，从而抵制任何批评。比如著名政治犯和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就成了专横下的受害者。他在法院判决之前，已经被警察秘密拘押半年。去年初，数十名律师、作者、维权人士或艺术家如艾未未遭受类似命运。中共感到以阿拉伯国家为榜样的所谓'茉莉花革命'的威胁，让警察将他们带走、威胁并对许多人残忍用刑，几周之后才通知家属。"

文章说，网民指责新法让国安获得任意拘捕的全权，人大法工委副主任朗盛反驳说"恰恰相反"。"但他无法解释的是，为何在这部法中引进'恐怖主义和危害国家'的例外、并允许当局让批评者'消失'数周之久。……"

"滥用权力的危险漏洞"

《新苏黎世报》3月9日评论说，"治安当局的自我节制是有的，但是进步很小。从法中删除的仅仅是有关通知家属和律师的问题。犯罪嫌疑人可以被关押在不为人知的地方，……修正案使之合法化。治安机关去年对异议人士过度实行这种特殊形式的'软禁'，不将关押地点通知家属长达数周或数月之久。人权律师和异议人士在恢复正常生活后不准透露自己的经历，尽管如此，刑罚、洗脑、刁难、侮辱和强迫自我否定的遭遇还是渐渐传开，特别是艺术家和自由思想家艾未未描述了他被警察绑架期间的经历。'

该报认为，新法允许秘密关押，"从而给司法专横留下不小的余地。法学家和维权活动家认为，将犯罪嫌疑人拘押在秘密地点，仍然是滥用权力的一个危险漏洞。修订后的刑诉法有积极变化，如禁止非法取证，但主要取决于能否正确实施。

"观察家抱有怀疑，因为执行的司法机关会在内部违法。这部法纳入了维护人权，听起来不错，但首先还得充实其意义。中国将自己定义为法治国家，然而单单由于共产党对司法的影响就不够格。这个法符合国家政权对社会稳定的希望。这也体现在内部安全的预算上，预计2012年增长超过11%。在党内换代的一年，面对日益增长的社会紧张局势，领导人继续将镇压视作维护权力的保障。"

报摘：林泉

责编：邱璧辉

以上内容摘译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一美军士兵枪杀阿富汗平民原因不明

国际驻阿富汗安全部队证实，驻扎在坎大哈的一名美军士兵无故向平民开火，造成十多人死亡，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阿富汗当局努力安抚当地居民，以阻止新的暴力抗议。

悲剧发生在阿富汗南部坎大哈省潘吉瓦济（Panjwajee）地区一个名叫桑加瓦（Sangawat）的村庄。该地区在省议会的代表拉莱（Haji Agha Lalai）说，一名美国士兵在夜深人静时闯入了4户人家："他在这4户人家开枪打死了16人，打伤5人。死者中有9名妇女、4个少年和3名成年男子。"

拉莱说，他曾赶到现场与村民谈话。一位村民告诉他，开枪者还在一些死者的尸体上盖上毯子，点火焚烧。事情发生后，村民们走上街头，高喊口号，抗议阿富汗政府和外国驻军。

北约发言人证实

拉莱对德国之声表示，他和坎大哈省的安全官员曾试图劝阻村民，不要到省会城市坎大哈去抗议："村民们和我们通过电话。他们打算到市中心去游行，但我们劝阻了他们。我跟坎大哈省的警察局长和军队负责人一起来到桑加瓦村，察看了现场的情况。 "

拉莱说，阿富汗总统卡尔扎伊亲自试图通过电话安抚村里人。他向村民保证，要把事情调查清楚。喀布尔政府已在首次表态中正式谴责了这一事件，称这是一个"国际凶手"的行径。

国际驻阿安全保障部队发言人雅各布森（Carsten Jacobson）将军向德国之声证实了有关事件。但他表示，关于死伤的准确人数，还没有确证的消息。他说："根据国际驻阿部队掌握的信息，昨天夜间，一名美国士兵离开了他的营地，来到邻近的村子，向无辜的平民开枪。之后他回到自己的营地自首，现在仍被关押。有关调查正在进行，以最终确认整个事件的全部经过和后果。

白宫表示关切

雅各布森表示，由北约领导的国际驻阿部队对这一事件深表遗憾，他们将与阿富汗当局共同调查事件真相。美国驻阿富汗大使也对此发出了谴责，并承诺将有关责任人绳之以法。周日白宫也做出反应，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发言人海顿（Caitlin Hayden）表示，对有关这一突发事件的报道感到担忧，并将密切关注事态发展。

阿富汗平民被外国士兵误杀的事件一再导致国际驻阿部队与当地居民和喀布尔政府关系紧张。两周前，美军巴格拉姆军事基地的士兵焚烧古兰经，在阿富汗全国引起了长达数天的大规模抗议浪潮。在暴力冲突中有30多名阿富汗人丧生。分析家们担心，周六的流血事件会再次引发民众的怒火。

作者：Ahmad Wali Achakzai 编译：叶宣

责编：严严

德国之声

探陈光诚网友被捕，志愿者赴临沂宣传

美国之音记者: 叶兵 | 华盛顿

图片来源: 微博图片

关注陈光诚卡片上的文字内容

两名试图探望被非法软禁的中国山东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的中国网民星期六在进入临沂东师古村之后被不明身份者殴打和抢劫，当天深夜在沂南县一家宾馆又被公安人员带走。据信他们目前被关在临沂市公安局。这是在中国人大政协两会在北京召开的敏感时期首次有人因为陈光诚案被捕。在此之前，互联网上曾出现推特短文称，今年官方两会在人民大会堂，民间两会在临沂东师古。

曾多次前往陈光诚家乡表示关注的山东维权人士王雪臻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她星期六晚上跟试图探望陈光诚的唐韬(网名参前06)和张鹏(网名滑溜先生2011)两位网友通电话时得知，警察正在他们那里查房。她说，由于两人的手机在东师古村外被抢走，她稍后再打电话到宾馆时被告知，两位网友已不在那里。

微博图片

网友珍珠在临沂人民广场散发关注陈光诚的卡片

至于被捕的两名网友在东师古村做了什么事情，有没有接近陈光诚或他的家人，王雪臻说：“应该有些消息，但是他们俩没出来没办法公布。我们也不得而知。只有他们俩出来以后才能知道陈先生近期的状况。他们可能掌握了一些东西。”

另一方面，网名珍珠的南京女网友何培蓉和另一名网友小心地避开警方监视，周末在临沂市区的人民广场和长途汽车站等热闹地方向民众散发了约1000张呼吁关注并营救陈光诚的小卡片，目前已经安全返回南京家中。

这位曾多次独自一人开车前往东师古村并在那里遭遇暴力的陈光诚支持者表示，她这次和网友古山民散发卡片的目的是让临沂市民了解陈光诚和家人被长期监禁的真相，呼吁人们共同关注。

她说：“我们发每张卡片都先给他们鞠躬致谢，然后再递送东西。所以他们接到以后也很惊奇。可能第一次看到这样发广告的。他们看得非常仔细。”

刚过40岁的盲人法律工作者陈光诚由于帮助弱势群体反抗当地计划生育工作中的暴力和违法行为，坐牢四年三个月，刑满释放回家后仍被剥夺自由，引起国际间的广泛关注。

迄今为止，至少有200多名中国维权人士和各地网友不顾个人安危，或成群结伴或单独行动，前往被维稳人员严密把守的东师古村探望、声援，外地探访者在那里都遭到拦劫、殴打、审问或关押。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英国广播公司(BBC)和一家荷兰电视台的记者以及好莱坞影星克里斯汀.贝尔等都曾冒险到达村口，也无一例外地遭到恐吓和强制驱逐。

何頻：中共若真全面左轉，政治變革必將大大加速

　　《明鏡月刊》何頻

　　一年多以前，2010年12月出版的《明鏡月刊》最突出的封面要目，是“中國形勢大逆轉”，我們主要是披露了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的內容，分析了整個中國形勢都會左轉。
　　今年以來的中國局勢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印證了《明鏡月刊》的預測：抓捕、壓制異議人士，是自1989年以來前所未有的嚴厲，連藝術家艾未未這樣的人都不放過，採取的手段既低劣也卑鄙：不僅剝奪他的人身自由，而且通過官方控制的媒體，進行人格上的侮辱和摧毀，這與“文革”時期有什麽差別？全國各地暴亂四起，“唱紅”唱得“全國山河一片紅”；經濟上國進民退，當局拼命印鈔票，讓軍人、老幹部、在職官員和國企職工都得到補助，民營企業就更加艱難，這就是持續性地打壓私有企業，普通百姓更是飽受通貨膨脹之苦，平均收入是美國的三十四分之一，物價比美國還貴；而中共為慶祝九十週年推出的文藝作品，左得離譜，《建黨偉業》雖然有多名明星爭先恐後地湧來在銀幕上一閃而過，但整個影片，不客氣地說，就是乾嚎鬧劇。

　　中共不敢真的全面左轉

　　在這種氣氛下，很多人為中國的前途擔憂就不奇怪了。不過，我希望我的一些觀察和看法，能够給大家帶來一些信心，不致於如此悲觀。如果形勢真的出現向左“大逆轉”，對中國也未必是一件壞事。以中國現在百姓的水準，反彈的幾率會大大提升。逆轉越大，反彈越大，變革的可能性會提早、速度會加快。
　　在我看來，中共是得了晚年絕症的老人，眼下既想根治絕症，病急亂投醫；更想長命百歲，四處尋覓靈丹妙藥，這兩者同時進行，但都並非激進方式，下藥不會太狠，而是微調、亂調，過頭了再調回來……口頭叫得兇，紅歌唱得響，私底下的資本主義行爲一點也沒有放棄。
　　按照胡錦濤的性格，實際上就是拖，他繼承了鄧小平的一個核心思路：把問題、麻煩，交給下一任、下一代（鄧小平說，後代比我們更聰明），讓自己能够避過去、活下去。這樣，哪怕胡錦濤自己左得要命，他也不敢真正左轉！
　　胡錦濤其實不是左或右的問題，是他腦子里空空如也，能記得的只是空話、套話、大話。人們總是喜歡神化獨裁者，其實多數豐功偉績是胡編、想象的，因為沒有一個標準。但你看看毛澤東、鄧小平選的接班人是些什麼人？鄧小平選了胡這樣的人，說明他鄧小平並不神奇，胡當政看來是對中共體制的報應。
　　有兩點很清楚：第一，中共一黨獨裁是絕症，無藥可醫；第二，如果中共膽敢全面左轉，中國政治變革必將大大加速。這兩點不管從哪一點來看，都讓人覺得對中國的形勢不應該那麽悲觀——當然也沒有理由樂觀，不過，過份悲觀，會讓我們無所作爲，對中國的前途反而不利。
　　我想再討論一下最近大家議論得比較多的幾個問題。

　　唱紅走黑煽動窮人再鬧革命

　　第一個我想討論一下大家擔憂的“全國山河一片紅”：唱紅歌、演紅劇、刷紅標語、發紅短信……一時間，毛式語言又彌漫了全國。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副院長何兵就反對強制且用納稅人的錢唱紅，他說：“重慶累計唱紅10.4萬次場，參與人數8000萬，場地費服裝道具一人150元，共計2.1億元，每人次誤工費、交通費加起來共計2700億。如果全國唱紅會是幾萬億，為什麼不用來搞醫保？！”
　　“唱紅”，大家都知道是政治上很有野心的薄熙來爲了突破自己仕途困境而搞出來的。但是，爲什麽會在全國全面鋪開呢？是不是中央的决定？
　　根據我們現在得到的信息，並不是：中央並沒有發文推動全國“唱紅”。薄熙來帶著“唱紅”大隊到北京去，並沒有得到最高層的熱烈回應。這就說明，最高層並不願意貿然支持——雖然口頭上說些不要錢的漂亮話鼓勵一番，作爲個人，也不妨與民同樂跟著唱幾聲，但是並沒有發出中央號令。
　　那麽爲什麽各地會紛紛仿效呢？我認爲有幾個觀察的角度：
　　我在一些講話中說過，老權威離去，中國未來必將群雄並起，要想爭取自己的權力，就得通過自己的努力，表現獨特的個性，而不能坐等、服從中央的安排——除非對中央的安排自己覺得很滿意；如果不滿意，就得自己想辦法爭取更好的前途。薄熙來就這樣做了，雖然有人有時為他捏一把汗，覺得他做得太過頭，但是他確實通過“唱紅打黑”，塑造了自己的獨特形象，贏得了口碑。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信號，鼓勵更多官員來推出自己的個性舉措。但是，中國大部分官員畢竟都是從崇尚平庸、泯滅個性的官場文化中逆勢淘汰出來的，很多官員並不具備這樣的眼光、素質和膽略，就只能跟著薄熙來閙一閙、唱一唱了，即便沒有中央的令箭。這就反映了中國官員的思想基礎——他們感知到：若向左，輸的幾率小，贏的幾率大，而中共黨史也證明了這一點：大部分時候都是左得了好處。所以他們就押寶，東施效顰、寧左勿右。
　　這就證明了：官方意識形態和官員的真實心態，完全是“兩股道上跑的車”，他們人格分裂：口頭上“唱紅”，行動上“走黑”。
　　“唱紅”的荒唐，有目共睹。但是在我看來，“唱紅”有正面作用。不管人們怎麽指責其“荒唐可笑”，是回到“文革”時期，它畢竟反映了人們內心深處對公平、正義的向往；而對中國現實政治，“唱紅”則既是諷刺，也是反抗。它讓人們回想起中共聲稱追求的公平、正義，並與中共九十年來實際作爲進行對比。前三十年，奪命：中共既殺敵人，更殺自己人；中間三十年，奪魂：是掏空人們的靈魂；後三十年，奪錢：建立了人類歷史上和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國家之一。
　　大家不僅要“唱紅”，而且要品味紅歌的內涵。共産黨之所以能崛起，就是因爲標榜建立一個公平的社會，而今卻建立了世界上最不公平的社會之一。紅歌的內涵，是對權力者的警告，對官僚資本家的警告，喚醒老百姓的追求公平的願望，起來造反，奮臂革命，抗爭不合理的現實。
　　就連賺了大錢的資本家，也紛紛要拿着錢逃跑到國外去。他們已經從“唱紅”聞到了味道：這麽唱下去，不就要重新清算他們、打倒他們、瓜分他們的財産嗎？中國現在有幾個不是官僚資本家？不靠向官員行賄、不跟權力勾結，在中國豈能成爲大資本家？從中央政治局，到最基層的鄉長、村長，哪一個層次的官員不是自己、子女親屬都大肆斂財，為霸一方？
　　光是講中共用暴力手段推翻了國民黨合法政權，將社會各階層的精英殺、關、管，摧毀了傳統民間社會……等等，我看不公平。應該承認，中共中有一批人是有追求公平合理社會的理想的。那麽，通過“唱紅”，通過中共紀念九十年活動，我們應該看一看，這些人的理想，到底實現了沒有？如果沒有實現，是被誰玷污、被誰篡改、被誰阻攔？
　　唱紅歌，想涵義，看現實，以紅歌為標準，若不是人格分裂，就是良心覺醒：對比一下共産黨中國與國民黨中國，四大家族與十大、百大家族，想想共産黨比國民黨是更清廉了，還是更腐敗了？是更民主了，還是更獨裁了？難道不應該學習紅歌所頌揚的共産黨員不怕流血犧牲、不畏艱難險阻、暴動革命，前赴後繼，去推翻獨裁腐敗政權，建立合理美好社會的理想和精神嗎？難道今天的人民，反而沒有九十年之前人們擁有的權利了？
　　《建黨偉業》告訴人們，中共是為了讓中國更公平而建立的，那麽，今天人們不也可以建黨嗎？中共當年既然可以在這一名義下號召人民起來推翻腐敗的國民黨政府，那麽今天人們為何不能起來推翻比國民黨更腐敗的政府？
　　共產黨為什麼不能下台？“因為江山是老子打下來的！”按照這個邏輯，我問你，你是不是說搶來的就是合理的？這一種強盜邏輯到今天還在講，你不等於在鼓勵天下人造反嗎？
　　還有人說，中共還在台上是因為它不是個人獨裁，是集體領導。其實，剝奪人民選舉領導人的權利就是獨裁，而且集團獨裁對人民傷害更大，非法侵佔人民的財產更多。
　　其實，共產黨在台上對老百姓靠的是兩點，野蠻、不講理。野蠻，就是槍杆子，抓你、殺你！不講理，就是中宣部，只讓你接受宣傳，不讓你新聞自由，踫上這樣的黨，你能做什麼？只能編段子，諷刺挖苦！
　　紅歌也是一種段子，一種冷幽默，一種諷刺挖苦，看起來好像是麻醉劑，實際上是興奮劑。我敢打賭：紅歌是唱不下去的。每天的央視“新聞聯播”節目之前放一段紅歌才好呢，讓民衆品味歌詞，再直觀地看看領導人如何跟資本家把盞言歡。
　　各地當局跟風推動“唱紅”，那都是假唱，紅歌唱下去，人格更分裂；紅歌唱下去，更鼓動暴動；紅歌唱下去，社會更不穩定——弄得不好，薄熙來自己都危險了，被紅海洋的驚濤駭浪所吞沒。

　　若起訴茅于軾辛子陵，公審的是毛澤東

　　人們還擔心毛派分子復活。
　　現在毛派分子聲勢最大的網站，是“烏有之鄉”，看的人超過自由派知識分子的網站，毛派分子以“烏有之鄉”為平台，對經濟學家茅于軾、黨史專家辛子陵發起所謂“公訴”。人們擔心，薄熙來大搞“唱紅”，而胡錦濤總書記又是政治輔導員出身，那麽毛派是否會以此為支點，不僅在政治理論領域，而且在政治操作領域也捲土重來？
　　但我觀察，毛派分子的言行，還是在一個正常社會可以容忍的限度以內，他們的思想還不像德國納粹那樣必須通過法律斷然制止。我更注意到，在毛派分子中，有一些人具有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他們的主張，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對目前的社會不公的憤怒反彈。在現代民主社會中，應該包容他們這樣的思潮，應該保留其存在的空間。對於中國逐漸形成健康、多元的社會，有正面的作用。
　　起訴茅于軾、辛子陵，很多人提出法理方面的批評，我沒有仔細從法理上推敲其依據，我覺得，他們訴諸司法訴訟，要求法律追究茅、辛的所謂誹謗毛澤東等等“犯罪行爲”，認爲茅、辛許多叙述並不符合事實，這些也還沒有偏離正確的方式。若能通過審判，雙方通過舉證、法庭辯論，不難分辨真假。通過這一個案，不是必然會引起整個社會對於毛澤東功罪、毛澤東時代優劣等等問題的公開討論麼——而這種公開討論，過去從來沒有准許老百姓在公開的媒體平台上進行，都是中共自己通過决議來做出評價，也可以看得更清楚，當今領導人，是繼承了毛澤東，還是背離了毛澤東？繼承得對不對，背離得對不對？
　　我相信，如果法院受理他們的“公訴”，將對中國起到非常大的促進作用。我倒是擔心，可能中共並不敢真正受理，失去一個對中共過去的歷程、未來的道路大辯論的極好機會！（未完待續。根據何頻2011年7月3日談話記錄整理。《明鏡月刊》第18期）

重要但难缠——德国精英眼里的中国

亚洲的崛起是德国的威胁抑或是德国的机会？德国精英们对亚洲的了解有多少？中国是合作伙伴还是竞争对手？德国柯尔柏基金会做了关于此方面的研究调查。

难以相处的伙伴

(德国之声中文网)德国精英们对亚洲的崛起总的来说持乐观的态度，把这视为机遇。在400位决策级别的受访者中，大多数人认为亚洲的繁荣也会促进民主的进程。德国柯尔柏基金会（K?rber Stiftung）去年进行的民意调查中访问了400位来自政治、经济、科学与媒体领域的德国决策者。此次调查的目的是要总结出德国精英们对亚洲崛起的看法。柯尔柏基金会国际政治部主任托马斯·保尔森（ Thomas Paulsen）表示，这是这方面的第一次调查研究。

一多半的被访者希望与亚洲这个新兴大陆加强合作，在这些人中约80％预测，中国在未来对德国与欧洲的政治与经济都有着"非常高的重要性"。与之相比，其他的亚洲国家发挥的作用则要小的多。不过，中国并没有因此就成为首选的合作伙伴。大多数被访者者认为，中国是一个竞争对手。保尔森认为这个结果出乎预料,他表示：?几乎所有被访者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但是中国也被视为一个难以相处的伙伴或是竞争对手。大多数受访人都更愿意和民主国家如印度、日本、印尼合作。"

数量≠质量

柏林自由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所的卡罗拉·里希特（Carola Richter）认为，受访人之所以有这样的看法和德国媒体对中国的描绘是分不开的。尽管媒体有大量有关中国的报道，但很多报道都集中于一些问题，比如侵犯人权或环境污染等，此外，经济题材也是报道的重点。里希特认为，这项研究的结果也表明了德国和中国之间的矛盾关系："一谈到中国就会聚焦在一些问题上，这也反映在不同价值观引起的争议上。另外一方面，人们清楚地认识到，缺了中国，世界政治就玩不转。我认为，尤其在过去三、四年，对经济话题越来越多的关注可以看出，中国已经被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但是同时在某一层面来讲，中国又是一个不受待见的伙伴。"

言论与新闻依然不自由

里希特不是空口无凭，这个结论来自于2008年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Heinrich-B?ll-Stiftung）委托她做的一项调查，该调查囊括了德国主流报纸和新闻节目关于中国的报道，里希特的研究结果表明：大量的报道并不代表内容质量的保证，背景介绍、选题等等都有这方面的问题。这种报道会让人产生一种先入为主的固定模式看法。

保尔森则认为目前讨论中国的媒体报道是正常现象。毕竟，这代表德国人对中国这个议题的关注。每个国家都会有这样的报道，他说：?如果现在看德国人对美国的印象，也是存在着一定的固定模式。因此，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

从柯尔柏基金会的这项调查中还可以看到：60%以上的受访者认为，他们对亚洲熟悉或者很熟悉，甚至超过了他们对东欧邻国的熟悉程度。但40％的受访者承认，他们从来没有去过亚洲。

作者: Florian Struth 编译：文木

责编: 叶宣

丁金坤：崔永元为什么对法律失望了

　　全国政协委员、央视主持人崔永元抨击司法不公正时说：“现在有多少人能靠法律解决问题呢？如果有个人打官司说要找一个好律师，有这样的想法是挺天真挺了不起的，基本上都是找个好人脉，看哪个律师跟法官关系比较好，最重要是有个好领导，如果有个好领导给你撑腰，这官司基本上就输不了，或者会赢得特别体面。”

　　小崔的这番实话实说，虽然有些片面，但也道出司法的弊端，即官司结果最终由领导决定，律师的作用苍白，而法官则或是一个傀儡。这种现象的存在，让法律人很伤心，而领导则在窃喜——法律面前不平等，谁之过？每个人都要反思这个司法体制，为何法律成为领导的工具，平民的无奈，法律人则是技术工匠。唯有司法独立，才能保证司法人员只服从法律，而不是权力。

　　崔永元以接着以自己打的官司为例，倾吐了对法律的“彻底失望”：“几年前我打过官司，是民事官司，那就非常荒唐。我认识的法律人士认为一周可能解决的案子结果拖了3年。最终让侵权的厂家都变更了厂名、换了厂址，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这个官司才不痛不痒地判了。判完之后法官还当了十佳法官，还拿这个当经典案例到处去讲。从那以后，我就告诉自己不打官司。我也跟身边的人普及知识，你真的想保护自己，你就不要打官司，打一次你就失望。”

　　小崔的法律失望说，过于消极了，如果都不打官司，那么就是跑关系或暴力相向了，更不公平。建国后，法律只有宪法和婚姻法两部，发展到现在各个法律部分，门面上已经基本齐全了，关键是如何落实。我更希望，小崔的这话直接质询最高法院院长和最高检察长，让他们在作报告的时候，反思一下如何让人们满意他们的司法工作。

　　小崔还抨击了“微博办案”的现象：“有些大家比较关注的案件，你看他的判决，基本就是用微博调查的百分比来确定的。我们经常听说，不让媒体干预司法，我觉得司法没有那么脆弱，司法有这么完整的蓝本在支持，哪能这么脆弱呢？哪是多少网民拍转就能把案子改过来？但是现在很多这种案子，确实在网民拍拍砖就有180度的转弯。你可以从积极方面来讲是顺应民意，但是这更加重了老百姓对法律的失望。我特别希望不是网民意见一边倒的时候，不是哪个领导批了个字，案件就来个180度转弯，否则会让大家失去信心。”

　　在舆论和司法的关系上，现在是一团混战，微博办案的作用也是复杂的，一方面司法需要舆论监督，否则司法者会一手遮天，另一方面舆论也可能影响案件结果，领导的批示对案件“矫枉过正”。我们认为，舆论的监督是完全必要的。依法司法，舆论会支持的，反之，违法司法，舆论必然谴责，因此依法办案就是了，没必要把舆论作为洪水猛兽，更不能把领导的影响司法归责于舆论。

　　总而言之，小崔说法，让人伤心，而其法律失望论、无用论，也希望是反语激励，而不是真的要大家去找领导跑关系，那样的话，又要回到无法无天的时代去了。

　　昨天崔永元说，打官司，找好领导胜于好律师，并以自己打官司为例，劝告别人不要打官司。小崔的这番话在网易的跟帖如潮，我腾讯博客的《评崔永元法律失望论》评论也不少，几乎是无一例外赞同崔的实话实说，对法院不满，对法律的失望。——崔永元的这番话点出现实，也重创了法律人，杀伤力极大。简单地说，法律是没用的，法律人自然也是没有的，有事找领导解决。——我认为，崔永元批评司法不公是切中肯綮的，但隐含的法律无用论是偏颇的，而且会导致法律虚无论，走回无法无天的时代。

　　法律是干什么的？法律的本意是人人平等，不分高低贵贱，所以本质是限制特权、限制权力的。所以，应该是官员不喜欢法律，而民众依靠法律。公民有事，不找法律，不依靠法律，靠什么呢？难道是靠跑关系、找领导解决，跑得过有钱人、有权人吗？如果跑不过，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是上访或以暴力相向，这样社会更无秩，而是水浒传的江湖了。——法律的本意是好的，是公民需要法律，官吏讨厌法律，但现在执行中，很多法律被弄反了，法律反而成为有钱有势者欺负平民的利器，而平民依靠法律则是稻草一根，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法律的立法和执法出现了问题，违背了公平正义，使得民众认为有法不如无法，干脆天下大乱，均贫富，同归于尽。

　　所以最要反思的是司法体制，我希望这次作报告的两高院长（最高法院院长、最高检察院院长），听听，现在的法律施行被搞成什么样子了，民怨四起，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法律人都心怀不满。要反思，最近几年法院在做点什么工作？到处是讲调解、要和谐，根本是自己丢弃法律在先，搞的大家去找关系，并把前几年肖扬审判专业化的司法成果消耗殆尽。上梁不正下梁歪，最高法院自己先不讲法，下面法院又如何守法？！法院领导自己不懂法，又怎会让下面法官去精通法律？——而法院的不需要法律，律师和当事人又怎么可能去运用法律？这些道理，不言自明。法律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

　　历史表明，民主与法治是社会的潮流，法律是保障长治久安之策，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公器。所以，法律不能丢，但恶法要改正，司法要改革，要让人民满意这个法律，而不是法律虚无，那是会回到文革的。

　　（丁金坤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

来源: 腾讯评论

林彪致信周宇馳劉沛豐：今後可讓老虎多單獨行動

《林彪日記》編著者李德、舒雲

《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今年9月13日，是震動中外的“九一三”事件40周年。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來，對事件的主角林彪和這個事件的爭論就沒有止息。
林彪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極特殊的歷史人物。生前被尊為中國第二號神，死後卻被貶為中國第一號鬼，辭世40年，仍“謎”霧重重。本文作者20年餘年致力搜集林彪史料，逐年逐月逐日，詳記林彪的一生，從他讀孔子開始，到考入黃埔軍校，身經百戰，最後成為十大元帥中最年輕的元帥，林彪的一生幾乎涵蓋了整個中國革命的全過程。

1969年　六十二歲

1月3日　毛澤東對中央軍委辦事組報送的反映徐向前當前情況的材料批示：所有與二月逆流有關的老同志及其家屬，都不要批判，要把關係搞好。林彪閱後批示：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見，希望徐向前同志搞好健康，不要製造新的障礙。

1月5日　黃永勝、吳法憲到聶榮臻家中，向聶榮臻傳達毛澤東和林彪的指示。

1月16日　毛澤東、林彪批准，中央軍委授予黑龍江省軍區某部1連“為人民戰勝烈火的英雄連”的光榮稱號。

1月19日　林彪致電老撾人民解放軍坎代·西番敦最高指揮，熱烈祝賀老撾人民解放軍建軍20周年。

1月24日　《解放軍報》頭版頭條報導：中央軍委近日向全軍指戰員發出通知：遵照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開展擁政愛民活動加強軍政、軍民團結，奪取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

1月25日　毛澤東、林彪接見來自全國各地的4萬多人。包括在北京參加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指戰員、革命幹部、群眾代表，出席總參謀部、總後勤部、海軍、空軍、炮兵、裝甲兵、鐵道兵、通信兵、防化兵、北京部隊四好連隊代表大會和三支兩軍工作會議的代表，國防工業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學員，冶金工業抓革命促生產會議代表，國防科委和七機部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學員，以及專業會議代表等。周恩來、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姚文元、謝富治、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汪東興、溫玉成陪同。

林彪、周恩來及中央文革碰頭會全體成員在毛澤東處開會，商議九大籌備問題。

2月14日　林彪致電越南南方人民解放陣線中央委員會軍事委員會主任陳南忠，最熱烈地祝賀越南南方人民武裝力量統一8周年。

2月15日　毛澤東、林彪批准，中央軍委授予總後勤部某汽車團3營副指導員李顯文等 “無限忠於毛主席的川藏運輸線上十英雄”的稱號。

2月19日　林彪、周恩來及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和李富春、李先念、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在毛澤東處開會。

軍委辦事組以中央軍委名義頒發《軍隊院校調整方案》，將全軍125所院校減為43所。

2月26日　林彪致信周宇馳、劉沛豐：這兩年老虎在你們幫助下，能力上已有進步，今後你們可讓老虎多單獨行動，以便鍛煉他的獨立工作能力。此致，敬禮，並感謝你們過去對他的幫助。（《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