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 12/25/12

2012年12月25日星期二

正人容易正己難上樑不正下樑歪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日前向審計部門喊話，呼籲要敢於碰硬，不要怕得罪人，同時要做到正人先正己。溫總這席話說得冠冕堂皇、義正辭嚴，但本身家族的二十七億美元財富傳聞至今尚且說不清，又怎能讓天下百姓心服口服呢？

審計部門是政府的看家狗，這些年政府奢侈浪費，官員胡吃海喝，衙門蓋得如天上瓊樓，與審計部門的失職密切相關。雖然國家審計署每年都會對中央部委進行審計，也發現了一些問題，但審計還是浮光掠影，走馬觀花，對一些深層次的問題不敢揭露，為尊者諱的現象層出不窮，審計署這把刀往往高高舉起，輕輕放下，國人期盼已久的審計風暴，不過是一陣風而已。

審計之所以走過場，與主事者密切相關。在國務院系統中，審計署由總理親自主管，溫家寶執政十年，直到最後一年臨近退休了，才高呼「要敢於碰硬，不怕得罪人」，早幾年為何不疾言厲色呢？如果審計署真的敢碰硬，將部委中那些腐敗的事全部揭露，溫總理的屁股還坐得安穩嗎？

一邊貪腐一邊做騷

正人容易正己難，溫家寶最大的問題，是至今一直迴避《紐約時報》關於溫家擁有二十七億美元的指控，當海內外媒體都在報道時，溫家寶卻裝聾作啞，甚至封鎖網絡，阻止國內百姓探尋真相。孔子說過：「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如果溫家寶對家族的巨額財富傳聞不作一個公開合理的交代，他在台上說再多的漂亮話，發再多的誓言，都不過是做騷而已，而且每表演一次，都會引發外界的反彈與嘲笑。

上樑不正下樑歪，正是因為高層一邊貪墨，一邊明目張膽地做騷，基層官員才會有恃無恐，殘民以逞，使官民關係日益緊張。官場有句順口溜，「不查，問題都在前三排；一查，根子全在主席台」。中國的很多問題表現在基層，但根源都集中在中南海。

高層領導腐敗對民心的影響尤其惡劣，如果說老百姓對基層官員普遍失去信任，對中央官員僅存希望，那麼《紐約時報》等外媒不斷披露國家領導人的巨額財富，則讓百姓對政府的信任感降到冰點，讓他們感到頭上已無青天。當這種不滿與失望轉化成怨恨時，社會動亂的危機就擺在眼前，當局的執政地位亦面臨嚴峻考驗。

中共第五代稱「打鐵還需自身硬」，問題是對那些已撈得盆滿缽滿的權貴怎麼辦？如果不打幾隻大老虎，又怎能平息百姓怨恨。普京在俄羅斯反腐，先罷免腐敗的國防部長，然後迅速推出官員財產申報公示以及禁止公職人員在海外擁有資產的法律，迅速扭轉百姓對政府的觀感，掌握政治上的主動權。中共第五代有沒有這樣雷厲風行的魄力與手段呢？

太陽報

三高音樂會開幕曲高和寡誰受益

北京國家大劇院剛剛上演歷來最高級別音樂會，表演者全是「三高精英」：高級官員、高級將領、高級知識分子，陣容強勁；觀眾亦是冠蓋雲集，包括江澤民、李嵐清、俞正聲、劉延東、郭金龍等政要。這場曲高和寡的音樂會到底讓誰受益呢？

這場名為「『使中國音樂化』愛樂之友新年音樂會公益晚會」，由文化部、外交部、教育部和北京市政府共同主辦，一連兩晚在國家大劇院公演。「愛樂之友」大有來頭，九十七名樂手、一百四十一名合唱團員均是來自十六個省區市、香港和解放軍系統的三高精英，上海市委書記韓正、外交部部長楊潔篪、深圳市委書記王榮、神九航天員景海鵬，以及本港前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都是成員。整個舞台是部長將軍院士，連搬椅子的也是副部級。

「三高愛樂之友交響樂團」的倡導者是李嵐清，據說該樂團秉持「使中國音樂化」的理念，意在以身作則，引導逐步解決溫飽、走向富裕的中國社會各階層欣賞高雅藝術。近日是國家大劇院建成五周年，該工程是江澤民在位時大力倡建的項目，樂團選擇此時高調演出，除了迎接新年，也是紀念大劇院的建成。

拉幫結派非民之福

表面上，這是一場正常的演出，樂團也是諸多政要因為一個共同愛好而走在一起的載體。然而，如果以陰謀論猜測，這場演出可說是黨內某派系展示力量之舉，也可說是元老干政的平台。這個樂團擁有如此之多的高級官員、高級將領，相當於半個中央委員會，如果有人藉機操弄整合，將形成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對執政的第五代勢必造成巨大政治壓力。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領導的愛好往往成為下屬與領導攀結關係的鑰匙，一些精明的官員為了巴結領導，投其所好，不惜血本，一舉成為領導的身邊人，躋身核心圈子。類似「三高愛樂之友交響樂團」，普通人根本無緣參與，相當於高官精英們的俱樂部，只不過打着高雅藝術的名號而已。

官員有愛好很正常，但最怕的是玩物喪志。明熹宗朱由校自幼便有木匠天分，整天沉迷於刀鋸斧鑿油漆的木匠活之中，而且技巧嫺熟，一般的能工巧匠望塵莫及。凡是他看過的木器用具、亭台樓榭，他都能夠做出來，而且凡刀鋸斧鑿、丹青揉漆之類的木匠活，他定要親自操作，樂此不疲，甚至廢寢忘食，最終為王朝覆沒埋下種子。

中國正處在崛起的關鍵時刻，官員需要的是勵精圖治、奮發有為，而不是歌舞昇平，演戲做騷。那些退休者亦要遠離權力中心，更忌拉幫結派，否則並非國家民族之福。

東方日報

習近平能帶著政改的球，晃過利益集團防守嗎？

《中國密報》未普

　　明鏡網編者按：習近平上任之後南巡，引起人們對鄧小平南巡、推動改革的聯想。中共十八大之前出版的《中國密報》第3期未普的文章，涉及這一問題。

中共堅持一黨專制的目的則是為了維護特殊利益，為了這個目的，利益集團對任何削減他們利益的改革，都會極盡抵抗和破壞之能事。正如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教授裴敏欣所說:“政治制度已經被既得利益者攫取”,“如果你希望改變現狀，利益集團將失去他們有的。他們處於制度內部，他們將會抵制。”

　　這是中國政治轉型，包括中共實施有意義的政治改革，放棄一黨專制的最大難點、最大阻力。習既沒有當年毛澤東和鄧小平那樣的權威和資格，卻要面對遠比當年複雜得多的盤根錯節的利益共同體。如果習近平不能沖破這個利益共同體，那他未來執政的十年也就是蹉跎光陰。如要衝破中共的利益共同體，習近平必須成為一言九鼎的政治強人，但是如果過於強勢，他有可能會回歸成“新毛澤東”或者“再版鄧小平”；如果不強勢，他就有可能成為無所作為只會玩擊鼓傳花的“胡錦濤第二”。習近平個人強勢還是不強勢，和中共一黨專制改還是不改，相互交織，難解難分，任何選擇都意味著極大的代價，包括習近平個人歷史地位的代價和中共一黨專制消亡的代價。

　　當然，在充滿權爭、謀略和陰暗詭異的東方政治文化中，幸虧還有蔣經國這樣一個親手終結一黨專制的光明的範例。蔣經國之路，是代價最小、對中華民族最有利、而中共可以浴火重生的轉型方式。這實在是習近平應當走的路。

　　結語

　　綜上所述，習近平執政後成為胡錦濤第二的可能性很小。在執政初期，他在意識形態上，可能會部分回歸毛澤東和部分回歸新民主主義；在改革和開放的力度上，部分回歸鄧小平；在對外關係上，將對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反其道而行之，用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收拾人心”；在治國方面，重新整治胡錦濤的大維穩體制，有些方面可能會放鬆，有些方面可能會更嚴厲；在治黨方面，習近平會大力反腐，嚴格整黨；至於政治改革，對習近平而言，這已經不是改還是不改的問題，而是大改還是小改的問題。習近平將走習氏道路，其政治理念在初掌權時分，將是一個偏左的大雜燴。

　　至於習近平鞏固政權後，能否以蔣經國的用專制結束專制的手段結束中共專制呢？應當說，這種可能性也很小。但是，Who Knows？1984年死於暗殺的江南，怎麼能預測他筆下的那個“受格局、才具的限制，石破天驚，殊少可能”的大獨裁者蔣經國，會在生命的最後四年，順應歷史潮流，解除黨禁和報禁，為台灣民主開閘放水，真正實踐了他的“力行民主憲政”的諾言？唐德剛為江南的《蔣經國傳》寫序時惋嘆：江南犧牲自己的後半生，寫了蔣經國的前半生，無緣目睹蔣經國的最後四年，因此對蔣的評價大多負面，這真正是：“若是當年身便死，此生真偽有誰知？”

　　2006年9月19日，美國新任財政部長保爾森首次訪華，第一站就是浙江，習近平任第一把手的地方。通過那次訪問，鮑爾森和習近平建立了良好的私人關係。在鮑爾森的眼裡，習近平“是那種真正知道如何晃過守門員，將球打入球網的人以及如何把事情做好的人。”習近平能不能帶著政治改革的球，晃過利益集團的防守，把中國政治和社會引入真正進步的軌道？所有渴望中國進步的人，都希望從習近平上任後的一言一行和一舉一動中，找出答案。

（《中國密報》第3期）

《中國密報》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81?apKey=fedd22f528

卢展工的官场命运和最后结局

河南平坟运动闻见录

张耀杰

2012年4月20日晚上，我应邀在北京西郊金麒麟饭店聚餐时，听到一位钟姓商人谈论卢书记展工将要入局并且出任副总理，便给在场的几位河南同乡转述了福建官场朋友关于卢的介绍评价：卢是有政治抱负并且敢做敢为的一个人，他在福建期间与习一直合不来，在习当政的情况下，卢入局并且出任副总理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第二天，我与河南同乡以及钟姓商人一道乘火车返回家乡看望老母亲的病情。路途中，钟姓商人在只有我们两个人在场的情况下，郑重介绍了他自己的名字与身份，大概意思是他是浙江绍兴人，他的父亲是卢书记的亲舅舅，曾经担任浙江省组织部门的高官。卢最初是在亲舅舅的提拔培养下进入官场的，后来又成为尉建行的一名亲信。卢自律甚严、两袖清风，妻子是浙江省某个部门的财务处长，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到外省随任。钟某自己平时也难得见到表哥卢书记，而只能通过浙江方面的表嫂传递某些信息。接下来，钟姓商人对于我昨天晚餐上的谈话表示严重不满，说是卢与习关系非常密切，在不久前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习专门到河南团找卢谈话，希望他到天津担任市委书记却被卢拒绝。习已经答应卢在十个八之后入局并且出任副总理。

话虽这么说，钟某这次来京打着卢的旗号到某部委包揽工程项目，依然脱不掉以权谋私、公权私用的嫌疑。在此前之前，钟某已经打着卢的旗号在焦作市包揽了一项路桥工程，并且正在运作承包河南某地的万亩荒山。河南官场更是流传着来自福建、浙江的商人在河南各地大肆圈地圈钱的奇闻。我当时碍于情面，只好表示说自己从来不关心官场烂事，我所说的只是福建官场朋友在一次饭桌上的原话，而且有一些福建话我也确实没有完全听明白。钟姓商人表示释然，还主动与我交换了手机号码。

搜索网络资料，其中有这样的记载：1992年10月，50岁的锦涛胡在中共十四大上成为七常委之一，从而正式奠定了其接班人地位。作为一项配套措施，全国各省市随后大都选拔一名年龄40至50之间的年轻官员进入领导班子。41岁的卢赶上这班官场快车，于1993年12月晋升浙江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与同样赶上这班官场快车的上海陈良宇、天津李建国、广东黄华华、四川郭金龙相比，卢是当年最为年轻的省部级官员。当年的习还是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福州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但是，卢此后的仕途并不顺利，尽管他在1998年至2011年期间作为尉建行的副手，担任过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副书记，却依然在省部级副职位置上蹉跎了将近十年的光阴，直到2003年1月才正式接替习留下的省长职位。据说当年的高层官场曾经流行过“思想通不通，比一比卢展工”的谚语，指的就是他这一段的官场挫折。

在2002年决定由卢出任福建省代理省长的省人大常委会议上，卢在“就职发言”中表示自己的角色类似于由人民挑选的“保姆”，应该接受人大的监督。在2004年的一次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因省委书记宋德福返京治病而以省长身份代理省委书记的卢，再一次谈到保姆观念：“我想，大家肯定都是要选勤勤恳恳的，吃苦耐劳的，艰苦朴素的，在采购东西时能够替东家着想的，而不是去选一个大爷，反过来还要你去侍候他。”熟悉官场内幕的人都知道，卢所说的“大爷”，指的就是在福建多年却一直无为而治的前任省长习某人。直到2007年习到上海替代草根书记陈良宇，同为官场草根的卢才真正明白自己是不可以与董事党成员公平竞争的。只可惜为时已晚，他的政治命运已经牢牢控制在董事党手中。

随着习在2007年的十七大上被推举为新一轮的接班人，祖籍所在地河南省南阳市下属的邓州市（原邓县），便开始打着习仲勋父子的名义大兴土木。邓州习氏一世祖习思敬坐落在邓州市习营村西南角的坟墓，被重新立碑修缮，在习思敬墓南20米处，又修建了由习仲勋遗孀齐心题字的“邓州习氏”宗祠及配套建筑。2009年11月，卢在习安排下调任河南省书记。在逐渐明白自己已经官场落败、升迁无望的情况下，丧心病狂、撕裂社会的平坟运动，成为他发泄私愤的一种表达方式。

2011年11月11日，卢到隶属周口市的商水县练集镇朱集村视察。河南《东方今报》报道介绍了卢视察该村新农村社区建设并接见村支书朱伟的情况。朱伟在商水县练集镇朱集村当了20多年的党支部书记，先后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河南省十大农民标兵”等荣誉称号。他向卢当场效忠道：“我们盼着卢书记早点来看看，但我更希望把工作做扎实，能对得起书记的嘱托。”就是这个朱伟，后来成为周口“平坟复耕”第一人。周口市政府网站在一篇“殡葬改革暨平坟复耕推进会”的新闻稿中披露，2011年11月，“省委书记卢展工莅临周口调研，针对平原农区耕地坟头多的情况，提出实施殡葬改革、推进平坟复耕。”另据知情人士爆料：“河南省委政研室某处长，曾奉命赴商水县练集镇朱集村调研，过程不详，但其‘平坟复耕’的调研报告，被河南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多次批示，促使河南省发文要求三年内完成平坟复耕。”

2012年2月16日至19日，卢在南阳进行为期4天的调研，外界分析认为此次南阳推进殡葬改革，与这次视察有关。在3月份，周口市政府以“一号文件”的形式，把“平坟复耕”列为该市的重点工作。3月13日，商水县召开3万人参加的殡葬改革动员大会，小学生被要求回家宣传政策,村庄挂满宣传标语，一支由退伍军人为主的“能打、能战斗”的殡葬改革执法大队宣告成立。4月9日，南阳出台《南阳市深化殡葬改革工作方案》，要求自5月10日起，耕地林地内不准增加新坟头，“出现一个平除一个”。5月下旬，练集镇为朱伟提供了一台挖掘机，他叫上村里的十来个壮劳力，先从自家坟头平起，一口气平了大大小小30多座坟头。第二天傍晚召集群众开会：“我家坟头平了，大家也要跟上。”就这样，干部带了头，全村总动员，该村1000多座坟全部迁入公墓，腾出十多亩良田。

记得1989年春节过后，河南教育学院中文系同宿舍的滑县籍老同学，回滑县农村过春节返校时神秘地告诉我们说，紫阳赵家的祖坟被人给盗挖了，中央委派胡启立专门来河南调查此事，民间传说盗墓贼是邓某人的四川同乡，目的是败坏赵家祖坟的风水龙脉。我因此调侃说，赵家的王气散掉了，他这个总书记恐怕当不下去了。不曾想几个月后，赵就被邓赶下政治舞台。对卢来说，通过平坟运动危及位于邓州的习氏祖坟的风水龙脉，不失为败坏政敌的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他没有料想到的是，此举还没有伤害到习氏家族的风水龙脉脉，便引起河南籍人士以及部分文化界人士的口诛笔伐。

11月8日，由姚中秋即秋风牵头，许章润、张千帆、盛洪、蒋庆等人参与联署的《关于立即停止“平坟运动”的紧急呼吁书》，在网络新媒体及传统媒体中广泛传播轰动一时。11月9日，国务院总理温签署第628号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改后的《殡葬管理条例》第二十条规定，“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或者在公墓和农村的公益性墓地以外的其他地方埋葬遗体、建造坟墓的，由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删去了原来“拒不改正的，可以强制执行”的规定。11月16日，新一届中共中央七常委公开亮相的第二天，中国政府网公布国务院第628号令，对于卢堪称是一记当头棒喝。他弄巧成拙、引火烧身的“河南平坟运动”，于是便成为十八大之后最为热门的一桩新闻事件。

在接任福建省委书记的孙春兰，越位晋升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与习关系密切的前厦门市委书记何立峰升迁为天津市委专职副书记并且有望出任天津市长的情况下，河南卢书记的官场命运和最后结局究竟如何，还需要拭目以待。作为一名从来不热爱河南故乡的前河南人，本人更加关心的是这个落后封闭的中原大省，什么时候能够真正走上执政党所提倡的以人为本、权为民所赋的自由平等民主宪政的文明大道。(《大家》)

我們這樣的人天然反感血統論

中國勢必要一個“第二次改革” （1）

---朱嘉明先生訪談錄

陳宜中（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

朱嘉明，1950年出生，北京人。1964年就學於北京男十三中，1968年至1978年，先後在西藏、黑龍江和山東務農做工；1978年考上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後，在完成碩士和博士學位的同時，參與創建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擔任河南省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副所長，中國西部研究中心、北京青年經濟學會、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負責人，暨《中青年經濟論壇》主編。1989年6月後，流亡海外，一度擔任海外民運負責人。1993年退出民運，在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完成MBA；先後在澳大利亞、東南亞創業經商。2000年之後，擔任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的經濟學家，現任教於維也納大學。2012年1月，出版60萬字專著《從自由到壟斷：中國貨幣經濟兩千年》。訪談於2011年6月3日在台北紫藤廬進行，由陳宜中、王超華、錢永祥提問；經陳宜中編輯、校對，並於2012年3月補充提問後，由朱嘉明修訂、確認。

一、早期經歷

　　陳宜中(以下簡稱“陳”)：是否可以從您的家庭背景談起？

　　朱嘉明(以下簡稱“朱”)：我是漢人，但朱家在清朝卻是“在旗”的，據說是正藍旗或者鑲藍旗。到我曾祖父那代為止，朱家在清朝是沒有實權的官員。曾祖父似乎與頤和園1894年前後的建設有極大關係，所以，爺爺是在頤和園裡長大的。北京豐台地區有個叫做“朱家墳”的地方，以及北京釣魚台一帶，就曾經是朱家祖墳。遺憾的是家譜在文革期間燬之一炬。

　　我爸爸1913年出生，我母親1917年出生。我有兩個哥哥，一個姐姐。大哥1935年出生，二哥1940年出生，姊姊1938年出生，接下來還存活的就是我。父親從我4歲時就長期在外，所以我與母親相依為命。

陳：北京對您意味著什麽？

　　朱：文化革命之前的北京對我是刻骨銘心的。我家住在景山前街一帶，西邊是北海，東邊是景山，南面是故宮。我在小學期間，幾乎每天都要去北海和景山。在那個年代，北京的城門還殘留著，從北京城裡很容易看到西山，在西直門外還有水稻田，街坊四鄰中不乏前朝遺老遺少。在我的流亡生涯中，想到北京，就想到老舍的話：要落淚了，真想念北平呀！

　　陳：您初中二年級，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可否談談文革經歷？

　　朱：1966年6月，文化革命開始不久，劉少奇和鄧小平就組織工作組進駐北京的中學。但在工作組進來之前，學生已經自組織，每個班、每個年級都成立了“文化革命領導小組”，我被推選為初二年級的領導小組組長。

　　不多久，毛澤東從湖南回到北京，工作組很快撤走。幾乎是同時，所謂出身好的中學生開始控制所有中學的權力。1966年7月8日，我的初二年級文革組長的權力被罷免，而且遭到長時間批判。在整個北京市的中學，文革變成由“老兵”主宰，譚力夫的“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基本如此”的對聯衝擊了中學和大學，導致關於“血統論”的激烈辯論。1966年8月，在我們學校的高三二班，與北京四中的代表進行了辯論。四中來的包括不久之後在“西糾”和“聯動”中的風雲人物，至少有後來成為中信集團董事長的孔丹，還有薄熙來的哥哥薄熙永。他們給我的印像是發育良好、器宇軒昂，有的穿著父輩的那種衣服。辯論涉及到諸如革命的根本問題是什麼，他們提出是政權問題，我們主張是農民問題。辯論結果是，“血統論”難以成立。

　　王超華(以下簡稱“王”)：那是學校對學校，還是派系對派系？

　　朱：那時還沒形成什麼派系，是學校對學校。但是很快的，在1966年8月，文化革命進入了“紅色恐怖”階段。從所謂的“破四舊”開始，接著是抄家、抓人、批鬥、打人，被打死和自殺的情況到處發生。

　　陳：在北京的中學文化革命中，哪些事件的影響較大？

　　朱：應該是遇羅克的《出身論》。遇羅克本人並不是中學生，但是在1966年末和1967年初，他的《出身論》發表在只出了兩期的《中學文革報》上，所造成的影響是後人不可想像的。遇羅克的文章，易懂而雄辯，在批判血統論的表象背後，是對人權和人的尊嚴的捍衛。所以，即使在文革時期，統治者也絕不容遇羅克這樣挑戰其思想體系和意識型態的人。《中學文革報》很快遭到查封，遇羅克本人也被投入監獄，拖到1970年初被處決了。

　　按照當時的分類，我既非紅五類也非黑五類。對於我們這樣的人來說，天然反感血統論。但是，遇羅克對我們的影響超越了對血統論的批判。遇羅克批判血統論，是因為他已經意識到中國存在“世襲”的可能性。今天的所謂“太子黨”問題，其實是“血統論”的一種歷史延伸。

　　1967年春天，毛澤東有個“三七批示”，內容是要復課鬧革命。復課鬧革命的前提是對所有中學實施軍訓，其實就是軍管。到了1967年3月，整個北京的中學徹底被軍事接管。與此同時，所有的“老兵”即老紅衛兵，從監獄或者拘留所裡統統釋放。當時的北京衛戍區司令李鐘奇在釋放他們的時候，發表了“要高幹子女接班”的講話，結果導致北京中學生的歷史性分裂，出現了“四三派”和“四四派”。

　　王：“四三派”、“四四派”和“老兵”的關係是什麽？

　　朱：當時，“老兵”泛指一切在文革初期毛澤東支持的“老紅衛兵”，以及後來的“聯動”。“聯動”的全稱是“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

　　“四三派”、“四四派”的出現和“老兵”是有關係的。上面所說的李鐘奇的講話，很快傳播到北京各個中學。在幾天之內，很多中學生走上街頭反對李鐘奇，“打倒李鐘奇”的標語貼遍了北京城。這是一個巨大的能量，任其發展下去，勢必導致“復課鬧革命”和“軍訓”失敗。所以，中央文革小組很害怕，4月3日就在人民大會堂，召集中學生代表開了一個會。這個會上，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員嚴厲批評了李鐘奇，陳伯達用福建話說李鐘奇的思想是“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由此而形成“四三派”。

　　第二天，4月4日，中央文革為了平衡中學生的不同政治力量，又接見了另一批中學生代表，於是形成了“四四派”。四三派一般都是知識分子出身，不屬於黑五類(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和右派)，也不是紅五類(即革命軍人、革命幹部、工人、貧農和下中農)。四四派一般都是工農或者幹部子弟。我是四三派。中國現在的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也是四三派，他是北京三十五中的。

　　在“四三派”、“四四派”之外，還有老兵。此時“聯動”重新復活。北京各個中學在1967年4月之後，或者被四三派主導，或者被“四四派”主導。到了那年夏天，“四三派”、“四四派”以及老兵之間的文鬥和武鬥開始趨向激烈。因為武鬥，北京中學生中還死了一些人。今天想起來，還是很傷感。在1967年，北京中學生的各個派別還都組織了合唱團。我們中學高三有一位叫楊小陽的“老兵”，被稱為“聯動”的央行行長。據說他為了組織合唱團，截留抄家的現款和存摺，加之其他手段，總計20多萬元，用一個麻袋扛回了家。在1970年代，大學畢業生的一年工資不過是7、8百元，20萬相當於280年的總收入，無疑是一筆巨款。在1960年，中國發生過著名的趙守一事件，主犯因為騙取20萬人民幣而被處決。

陳：四三、四四與聯動，除了社會成分的差異外，有沒有政見分歧？

　　朱：“四三派”和“四四派”的分歧相當深刻，涉及到中國社會是否要以家庭出身作為等級基礎，以及共產黨政權是否只能由自己的子弟接班。那時，核心問題就是“中國這個國家，究竟誰是接班人？”四四派認為，這是工農的天下，當然是工農子弟接班。毛澤東也注意到了血統論問題。1967年，在一次中央會議上，毛澤東向與會者推薦了“觸讋諫趙太后”一文，提出只有嚴格要求子女，才能避免資本主義復辟，保證無產階級的財產和權利。不言而喻的，毛認為自己的子弟接班時，只是要避免 “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我做的第一次政治性演講，是在1967年7月，地點是中國音樂學院。我用法國大革命的理論去解釋文革，題目是“四三、四四派的起源及其在歷史上的影響〉。那時我16歲。

　　陳：當時北京的中學有“造反派”嗎？

　　朱：我始終沒有用“造反派”一詞，因為這是個很模糊的概念，至今難以定義。歷史的真實是，“造反派”中有極端的毛主義左派，還有以造反為名，實際上要挑戰共產黨建立的政治制度的右派。右派在文革後期“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中遭到嚴厲整肅。極端的毛主義左派，在文革結束之後，被定義為跟隨“四人幫”進行“打砸搶”的壞人，基本被打入十八層地獄。

　　陳：中學生文革是如何收場的？

　　朱：文革到了1967年秋天以後，已是強弩之末。隔年，全中國的中學生開始上山下鄉。伴隨中學生的上山下鄉和工廠務工，以“老三屆”為主體的中學生與大學生的文革告一段落。

　　“老三屆”是指在1966年文革開始時的初一至初三，高一至高三，大一至大三的學生。他們的出生年代大約是1945-46年至1952-53年。上山下鄉，間接影響了中國今日的政治生態。因為文革中分派別，各自都集結去一個地方，於是就形成了一塊一塊，為日後留下了不同的種子。中國共產黨十八大之後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主體就是“老三屆”，而“上山下鄉”是“老三屆”最重要的歷史符號。

　　陳：您個人去了哪裡？

　　朱：我先去了西藏，又轉到黑龍江，再去了山東。去西藏是我們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學的自願選擇，不是國家安排的。我們帶了大批的書前往西藏，有機會大規模地狂讀些書。晚上還收聽美國之音。要知道，文革期間，收聽美國之音就是觸犯了收聽敵台罪，是要坐牢的。後來，因為西藏高原缺氧，我的十個指甲已經全部癟了，而且聽說漢人很快就會得心肌炎，我很害怕。於是我就決定離開西藏，去了黑龍江。

　　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是經過毛澤東1969年6月18號批示成立的。我在黑龍江兵團的時間是1969年的9月至1975年的12月。在這六個寒暑中，我學會了各種農活；還因為完成了批判《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長文章，導致我最終選擇了經濟學家的道路。在山東，我大部分時間是在膠南縣的一個軍港建設工地度過的。在那裡，我獨立完成了80萬字的《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是根本不可能出版的書，但是，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使我對中國各個經濟部門有所研究，這對我在1978年參加研究生考試是有益的。（《中國密報》第4期）

從薄熙來事件到中國的再改革——蕭功秦答問錄

蕭功秦再度闡述了他對重慶模式的想法。他認為，只有把重慶模式與薄熙來事件作如實的切割，才能把重慶的有益探索從極左文革派的綁架中解脫出來

從薄熙來事件到中國的再改革
——蕭功秦答問錄

《外參》記者胡立

蕭功秦是湖南衡陽人，著有《與政治浪漫主義告別》、《危機中的變革》、《中國的大轉型》等書，上海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復旦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台灣大學《政治學論叢》編輯委員，同時擔任海峽兩岸學術交流促進會學術委員、《大公報》特邀評論員，多年來，作為中國“新權威主義”的代表人物為海內外所知曉。
蕭功秦說，他既反對極左派片面鼓吹重慶模式的唱紅打黑，也不同意激進的自由派把重慶在民生建設的積極作用也予以否定，其實，這兩派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把薄熙來與重慶混為一體。對重慶模式應該用理性務實的態度，來“取其精華，去其糟粕”。重慶模式作為中國的多種嘗試之一，仍有其價值。他說，海外傳媒雖然很發達，但好像很少聽到中間派的聲音，他也就作為中間派談談自己的看法。

對重慶模式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薄熙來事件引發中國政壇大震盪後，蕭功秦趁本次去賓州大學開會，回國路過紐約的機會，對《外參》記者等人再度闡述自己對重慶模式的觀點，以及從新權威主義角度，對中國未來走向民主憲政五步邏輯的分析。

蕭功秦說，薄熙來事件發生以後，社會上存在著對重慶這些年來的探索全面否定的傾向，凡是有自由派傾向者，都一概否定重慶模式，凡是左派傾向者都支持這一模式，這種兩極對立並不正常，他認為，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不能用一種傾向壓倒另一種傾向，只有全面地認識重慶，客觀地肯定其成績，批判其左的錯誤，才能讓廣大重慶民眾與官員避免受極左派挑拔與煽動，後者總是要號召底層群眾為薄熙來叫屈，進行反攻倒算。

蕭功秦說，他並不是左派，也不是重慶模式的簡單的擁護者，相反，他是國內最早對重慶模式提出質疑的學者之一。早在去年5月，他參加了在上海舉行的重慶模式研討會，當時他是唯一在大會上發言對重慶模式提出批評的人。蕭功秦在那次會上發言，所提的第一點質疑是，由於毛的極左文革與中共革命傳統共享了紅色，籠統唱紅是否可能造成“唱左打改（革）”、“唱毛打鄧”？其次，重慶模式是透過強人政治來解決問題，而不是用公民社會的發展來解決社會矛盾，會不會使本來應該發展起來的公民社會的發育受阻並退化？第三，以非法治的方式打黑，會否造成程序正義受到破壞的嚴重後果？第四，強勢政府通過“理性的工程設計”推行大幅度城市換戶口的改革，萬一經濟蕭條，那麼多民工既無工作，又回不了家鄉怎麼辦？人的理性能力畢竟有限，如何避免建構式的理性設計變成烏托邦式的大災難？
在去年下半年，重慶模式在國內炒得最火熱的時候，他就在中國主流媒體上連續發表了三篇質疑重慶的文章。他說,在當時的語境下面，很少有人能做到這一點，他頗以此為自豪，其中一篇在《人民論壇》上的文章標題就是“與其唱紅，不如提倡新文明”。蕭功秦指出，新文明的提法比紅色文化更能包容新的時代精神內涵。新文明應該包括傳統儒家文化的和諧價值，中共革命文化中的責任意識，西方文明中的自由創新精神與法制權利意識，這種價值多元性的結合才是時代進步的方向，這是重慶單純的唱紅所不能概括的。他還提出，重慶的唱紅，會給極左派攻擊當今中國的改革開放，提供合法的政治平台。正因為如此，中國既要防止所謂的“顏色革命”，更要防止文革派利用唱紅煽起左的原教旨主義的“黑色革命”。

蕭功秦認為，他對重慶的認識的深化，是在2011年11月參觀重慶之後。蕭功秦利用到重慶參與學術研討會的機會了解實情，還與多年未見的重慶老朋友進行私下交流，他發現，重慶利用政府威權體制的動員能力，在民生工程方面做得還不錯。對於重慶的民生工程，尤其是公租房建設頗為贊賞。“我們參觀了市區最成熟商業地段的民生小區，公租屋和其他商品房混建，50平方的每月租金大約500元，按重慶計劃，最後的目標是達到200萬人居住。有三種人符合居住資格，申請後可搖號，搖到號可入住。第一種人是外地來渝的打工者，需有五年以上經歷，第二是外地到重慶就業的大專學生，須持有單位證明。第三，家庭每月生活費在3000元人民幣以下的家庭。”

蕭功秦說，重慶老百姓對公租屋感到滿意，這個方式也確實能解決市場經濟下的現代化產生的兩極化問題。當他親眼看到入住的居民的滿意神情，蕭功秦內心也頗為之感動，阿拉伯酋長國和新加坡的參觀者都覺得相當不錯，不過，他們說他們的國家做不到，事實上，中國地方政府在發揮統籌能力方面是有優勢的。在建設民生工程方面，重慶走在全國前列，這應該是不爭的事實。

後來，在2011年12月下旬，在由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所主持的“用非意識形態方法看待重慶模式”研討會上，蕭功秦系統地提出了對重慶模式的新認識。之後發言內容整理成“超越左右兩翼，重新審視重慶模式”一文，受到很大的關注。

另一方面，蕭功秦在發言中也提到對重慶的左的方面的批評，提出對重慶模式的三點期待，其實就是三點擔憂的委婉提法：第一，重慶模式把強人政治發揮到極致，然而，單純的強人是無法保持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的，薄熙來已經62歲，不可能到75歲還在重慶，為了避免“人走茶涼”。關鍵的因素就是培養公民社會，讓民間力量活躍起來、讓公民社會為重慶源源不斷提供人材與活力，成為利益集團和政府溝通的橋梁，只有如此才能真正避免強人政治的短期效應。

其次，蕭功秦在那次會上還建議，重慶應該與左的東西進行切割，他指出紅色文化具有兩重性，一方面是中共革命傳統，另一方面，毛晚年的極左文革錯誤也同樣分享了紅色的符號，如果唱紅沒有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劃清界線，籠統唱紅，就等於在沒有進行撥亂反正之前大談“毛澤東思想”，讓社會上對改革開放不滿的極左派趁勢而起，如何能防止極左份子利用唱紅的合法性，來鼓吹文革？

帶有左派色彩的新威權主義

蕭功秦曾在這個會上的第三點建議，用社會科學的方法而不是意識形態來解釋重慶模式，更為合理，蕭功秦指出，有些中國官員認為重慶的成功就是社會主義的成功，說什麼資本主義都是搞兩極分化，而重慶沒有兩極分化，因而來說明它是社會主義。“我委婉地質疑了這點：恰恰有些資本主義國家兩極分化的程度，比中國遠遠小得多，例如亞洲四小龍，由此可見評價兩極分化的標準不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我建議用非意識型態的方式作總結。”“重慶模式的成功，可以沿著新權威主義的角度來思考、用新權威主義的理論重新概括它，或以發展經濟學、發展社會學來概括重慶模式的運作機制，就更加合理了。”

蕭功秦認為，重慶模式似乎比韓國、台灣的“凝聚性資本主義”還要更強勢，在經濟上與國際市場經濟打通，大進大出，是一種“政府動員——市場競爭“相結合的模式，具有凝聚性高、動員力強的優勢，例如重慶國營企業，必須承擔將三分之一的利潤拿出來，為“三通一平”的基礎建設與“五個重慶”建設負起責任，與許多地區的國企的自利主義大行其道有所不同。例如，眾所周知，東北有家制藥廠其辦公室豪華裝修比凡爾賽宮有過之無不及。

蕭功秦把他的觀點概括為，重慶探索與薄熙來事件並不是一回事，他認為，只有作這樣如實的切割，才能把重慶的有益探索從極左文革派的綁架中解脫出來。

蕭功秦說，他既反對極左派片面鼓吹重慶模式的唱紅打黑，也不同意激進的自由派把重慶在民生建設的積極貢獻也予以全面否定，其實，這兩派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把薄熙來與重慶混為一體。他說，對重慶模式應該用理性務實的態度。對待重慶探索，也應該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自從薄熙來事件後，社會上把重慶人所做的一切，簡單化地理解為薄熙來的陰謀奪權的手段與伎倆，因此不值得學習與借鑒。自由派知識份子認為，因為有了薄熙來這樣一個“壞人”，從他的動機上可推導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自己野心與陰謀服務的，既然從道德上看他充滿道德污點，所以重慶模式整體來說也就沒有價值，把重慶所做的對普羅百姓有益的民生方面的事也同時予以否定了。

蕭認為，這樣做會產生另一種後果，那就是，極左派會挑撥重慶民生建設中受益的普羅群眾，來反對中央政府對薄熙來事件處理，以此來達到東山再起。事實上，他們現在正在這樣做。蕭功秦說，早在薄熙來事件在媒體上傳出以後，許多人認為自由派勝了，但他認為，現在左右之爭遠沒有結束，而是走向更激烈的階段。他說他的估計很可能是不幸而言中。
左派在薄熙來出事後，勢力一夜之間被打弱，蕭功秦認為，左派有個思維上的嚴重誤區，左派認為他們需要一個奇理斯馬式的救星，這個救星既是左派的政治領袖，而且又是左派精神道德的化身，左派的成功與否，是與這個救星具體聯繫在一起的，當救星本身被發現是個與刑事案件有牽涉的陰謀家後，左派也就失語了。現在左派總是宣稱薄熙來事件是政治冤案，硬要為他鳴冤叫屈，可以說是一種不明智的駝鳥心態，就是出於這種糾結而擺脫不了。

地方一極的多元試錯經驗

蕭功秦表示，重慶模式是中間偏左，政府參與力度大一些，社會力量小一些，廣東模式是中間偏右，社會組織發展多一些，公民社會力量大一些，這種不同的嘗試本身就具有其多元意義，中國這麼大的國家，要走出困境，絕對不能單靠領導人在辦公室裡制定方略與設計，而是應容許地方與民間有更多嘗試的空間。日本明治維新之所以比中國清末改革成功，就是其試錯機制比中國發達256倍，因為日本由256個小的自主共同體構成，但清代是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帝國，試錯選擇只決定在晚清七十年中的5個人的手上：先是道光皇帝、再是鹹豐皇帝、慈禧太後、光緒皇帝、最後是攝政王，可以說，近代中國是一元試錯，日本是多元試錯，從這個角度來說，應該肯定重慶模式的探索。決不能因為薄熙來事件，而給地方當政者造成一種錯覺，似乎地方嘗試就是與中央分庭抗禮，搞獨立王國，似乎回到大一統去才是最安全的，其實，最高當政者應該也是支持地方作有益的嘗試的。

如何看待薄熙來事件

蕭功秦認為，重慶模式本身是獨立的，它和“陰謀家”沒有必然的關係，這就如同這個“陰謀家”出現在廣東，也不能就此徹底否定廣東模式一樣。我們中國人習慣於把政治事功與道德混為一談。這個問題在西方早就解決了。

“薄熙來是一個很復雜的人物，有點像歷史上的曹孟德，在危機時代特別容易脫穎而出，這樣的人膽子很大，我行我素，特立獨行，不遵守體制內遊戲規則，有時目空一切，做事不擇手段，但也確有想像力，往往能別開生面。”蕭功秦認為，在社會尚未出現危機的常規時期，這種人往往容易被官僚體制邊緣化、受到體制普遍的排斥。相反的，此類人往往在社會或官僚體制出現危機時，特別能得勢，一旦得勢，就會為所欲為，任何人拿他莫奈何，曹操和薄熙來就存在某些相似處。

薄熙來下台前，在重慶老百姓中有相當的支持度，蕭功秦指出，薄熙來出事，重慶人感情上覺得薄熙來仍是不錯的，一方面，薄熙來用特立獨行的方式把重慶搞大，另一方面，薄熙來與刑事犯罪事件又有不可否認的關聯，所以，重慶普羅大眾也陷入兩難。

“說實在話，薄熙來未必真要搞文革那一套，說他掌了權就會有計劃地搞文革復辟，那是言過其實，人們之所以有這種印像，實際上，也是薄熙來所信賴的極左派如張宏良、孔慶東之流‘害’了他。”

但問題的關鍵是，薄熙來已經習慣了用“左”的手段借力發力，習慣用左的方式來提升人氣，獲得權力，從大搞廣場式的形式主義的唱紅就可以看出來。正因為如此，在未來權力道路上，當薄熙來遇到許多阻力時，為了打破阻力，是否會習慣成自然地用過去行之有效的左的手段，來達到目標？既然以左派姿態上台，也自然會去滿足左派對他的角色期待，且心態上也已經被左的那一套辦法扭曲了。因此，很多人擔心一旦薄熙來做了政治局常委，是否如同失控的導彈一樣，越來越左，來一個打遍天下無對手，所向無敵。中國剛從文革災難中走出來，再也不希望出現另一次文革災難。人們對薄熙來未來走向的普遍的不放心，這也是有道理的，這正是問題的關鍵。

人們說，薄熙來退出了政治舞台，中國也消除了一個隱患。蕭功秦認為這話也有道理，雖然薄熙來未必就是搞真左，而是以形式上的左作為動員手段，來獲得權力，但這就會如同打嗎啡上了癮一樣，形成對左的路徑依賴。這是我們從歷史上屢見不鮮的。毛澤東晚年也是如此，這是理解薄熙來事件揭示的歷史意義所在。

威權政治到民主制度經過五步

當談到重慶模式本質上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模式時，蕭功秦認為，可將其理解為從改革以前的全能主義轉化過來的特殊類型的國家資本主義，因為這個資本主義利用了市場經濟，而國家在其中又起到相當大的作用。它更接近於東亞集權政治與競爭市場相結合的“凝聚性資本主義”，但在國家對經濟的整合程度上，在組織資源以實現國民經濟重大目標的能力上，在國家與企業家合作的程度上，國家顯得更為強勢，這與中國從全能主義國家轉型的歷史背景有關。強國家——弱社會是它的特點，它的優點與缺點均與這種結構有關。

關於權威主義如何過渡成公民社會的問題，蕭功秦解釋，如果權威主義有一個向民主過渡的理性目標，它就是一個良性的威權體制，它就有一種理性選擇的可能性，這種選擇可以概括為五步邏輯。

第一步是改革者掌權，這是鄧小平撥亂反正已經做成的事，第二步是經濟轉型，也就是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轉變；並進而導致經濟起飛，這是江澤民、朱鎔基時代做的事，第三步，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基礎上，利用國家的財富收入進行民生建設，以克服市場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兩極分化與貧富不均，胡溫體制在這方面做了不少事，重慶在這方面也做了一些有益的嘗試。第四步就是讓市場經濟中發展起來的多元利益團體自我組織起來，發展公民社會團體，這種社會的自主組織力量，用他的話來說，是一種政府以外的多元整合能力。作為政府善治的一個補充。他希望習近平時代能開創公民社會發展的新局面。

由於在民生建設方面打下基礎，讓貧富分化得到抑制，公民社會的建立不會變成革命的爆破筒，人們會更多地關注自身利益的表達，公民社會的成熟發展，才能有效地克服民粹主義。到了第五步就是憲政民主。

概括地說，中國改革開放，從邏輯上講，要經歷改革者執政、經濟轉型與起飛、民生建設、公民社會、到憲政民主，應該是中國作為後發展國家向民主過渡的五個階段。每一步都是以前一步的基本實現為條件，改革開放三十年後的當今中國，實際上正是處於這一邏輯發展的第三步階段。即從大規模民生建設向公民社會發展的階段。

而為什麼民生建設與公民社會是憲政民主到來前的必要條件？蕭功秦表示，如果沒有公民社會，一人一票的民主就必然變成劣質的民粹主義民主。由於中國建國以來始終沒有社會自治的傳統，一旦實行選舉民主，就是出現人類歷史上最強烈的民粹主義“井噴”狀態，這絕對是社會大災難。這也是現在特別要強調中道理性主義的中間派立場的關鍵意義所在。“沒有在公民社會中受到民主自我訓練的大眾，很容易受政客煽動，這樣的民主是劣質的民主，比較而言，優質的民主是透過公民社會，讓人有更理性的判斷力、自治能力、妥協能力，能進行更有理性選擇。”

蕭功秦認為，如果從這一階段論來判斷後發展國家的威權政治，可以把威權政治分為兩種，一種是良性的威權政治，它具有開明的民主導向，能夠按照五步邏輯漸進地發展，通過威權政治為憲政民主建立各種必要條件，從歷史上來看，蔣經國、全鬥煥、樸正熙的政治，基本上走這條路。那麼良性威權政治是如何來的？蕭功秦解釋，良性威權政治也是從歷史經驗中概括出來的，它並不完全脫離歷史經驗、是理性分析的結果；東亞和南歐西班牙模式是相對來說比較良性的威權政治。

事實上，歷史上也有大量劣質的威權政治，蕭功秦解釋，這樣的威權政治利用統治權力的集中，引進了一些外國資本，在一定程度上經濟獲得發展，但整個體制結構仍具有權錢勾結、朋黨政治的色彩，劣質化威權政治就是退化了的家長制；此類威權政治在二十世紀以來的世界歷史上不勝枚舉，拉美的海地政權，中東的卡扎菲政權，亞洲的菲律賓馬科斯政權、印尼的蘇哈托，都是如此。政治學上稱之為“蘇丹化政權”，此類威權統治者把統治區視為一己私產。

至於毛澤東的文革體制與計劃經濟，蕭功秦認為，是建立在平均主義烏托邦理想基礎上的全能主義體制，與威權政治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政治類型，“他是農業社會主義加上個人的專制，秦始皇加馬克思。對於實現中國現代化則根本是南轅北轍。”

中國的特殊威權政治

若要分析鄧小平的一套，蕭功秦認為鄧小平走的是新權威主義，是具有現代化導向的開明專制。“他的第一步就是改革者掌權、撥亂反正，排除黨內保守派的干擾。”蕭功秦說，趙紫陽對鄧小平的概括相當客觀，趙紫陽多次提到，鄧小平只堅持兩點，第一點，共產黨的領導，這點絕不能挑戰，第二點，鄧小平不關心所有制，怎樣改都可以，只要經濟好起來就行，因此鄧小平走的就是新權威主義。

“八十年代後期，趙紫陽曾經和鄧小平介紹過新權威主義，說知識份子中有個一個新權威主義的思潮，它的主要觀點是，在經濟發展初期階段不能立即實行民主，先需要經過一個權力集中階段，通過經濟發展，民主才能實現。鄧小平對此的反應是，他說自己就是新權威主義，不過，這個詞不好，可以換另一個詞。”

蕭功秦認為，中國從天安門事件後，鄧小平的新權威主義通過鐵腕建立了威權，南方講話則進一步與左派劃清了界線，從這個意義上說，脫胎於共產革命體制的鄧小平模式，到九十年代前期才正式成形，但這一“後革命體制”的新權威主義的發展，和一般的威權政治有個不同點，它是在一個共產主義革命體制的背景上發生的轉型，客觀上，鄧小平是要走的正是威權政治的路線，因為威權政治就是政治集權與市場競爭相結合。

但這樣強國家弱社會、後共產主義的威權體制，蕭功秦認為，也不能說沒有優勢，其優勢特別表現在國有體制轉制的過程中：“四千萬工人下崗，用一位親歷的管理者的話來說，‘既是殘酷的，也是必要的’，如果有了工會，當時決不可能邁過這一門坎，然而，也正因為威權體制下能邁出了這一步，意外使得經濟私有化過程進行得非常順利，中國經濟確實柳暗花明，工廠生產效率大為提高，銀行也不再成為製造壞賬的無底洞。再加上此後中國又成功加入WTO。產權明晰化，高效率勞動力，人口紅利，這些因素使大量訂單進入中國，形成了極其強勢的競爭力，因此出現經濟的大發展。中國在新權威體制下，從此迎來了百年未遇的良好發展時代。”

但另一方面，問題又反了過來，由於是強國家弱社會，弱社會無法對強國家進行制衡，因此蕭功秦指出，權力腐敗的情況會很嚴重，由於上層又特別擔心民眾挑戰自己，於是就形成了大維穩的模式，用維穩的“不變應萬變”，以代替漸進改革，形成如下惡性循環：腐敗與社會不公——社會不滿與群體事件——大維穩代替改革——矛盾進一步加劇，這是一種不斷重復的路徑依賴。路徑依賴形成後，腐敗更嚴重，腐敗官僚又害怕人民對他在經濟上進一步的清算，因此更加收緊控制。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要變成良性的威權政治而不是變成劣質的、退化的威權政治，還有許多路要走。

走向共和國的新文明時代

蕭功秦認為，中國發展雖然大有成就，但在應對積累的矛盾方面，已經形成了嚴重的路徑依賴，中國是否陷入由此而形成的危機？蕭功秦指出，十八大以後是一次“抄底反彈”的機會。如果僅僅用維穩來代替改革，當路徑依賴、矛盾越來越大時，再來改革，就可能陷入所謂的“急診室效應”中，這就如同急診室當中有兩派醫生，有人認為必須大改革、大手術，才能解決問題、延長病人的壽命，另一派認為，病人都要死亡了，動大手術只會死得更快，所以不能動手術。兩派都是合理的，但卻是互相矛盾的。所以，在陷入急診室效應以前，最好的辦法就是開始進入改革階段。

蕭功秦對中國目前的發展趨勢並不感到悲觀，他解釋，原有的維穩模式已經無法應對越來越深的社會矛盾，這已經成為國內各階層與官員的共識，改變的方向，至少不是向左轉，更多的應該向寬鬆的方向發展，現在，政府面臨社會要求改革的壓力比十年前大多了，好在現在中國大多數人並不激進，中間收入階層和穩健思想者仍佔多數，因此還是有相當的希望。一旦錯過了這個階段，激進主義就會膨脹起來，那時政府就會陷入兩難：不改，社會壓力太大，改革，則陷入急診室效應。如清末攝政王時期就是如此。

對於十八大後的中國，蕭功秦也覺得總體上應該會比現在更有希望，他認為，十八大後，經過一段時間的盤整與準備，中國應會更加開放。他預測，一開始，一般而言，新上台的政治精英可能會要打一下“左燈”，以強調自己的正統性，這是中國當代政治的傳統邏輯，他對此有思想准準備，但經過一段時間的盤整，相信會走向政治上的改革開放。新政治精英要擺脫困境，並獲得民眾中的合法性，舍此沒有其他路可走。當然，在政治上搞民主也不能操之過急，此前應該有一個公民社會與社會自治組織健康發展的階段，只有這樣才能避免民主化後民粹主義惡性泛濫。當然，這種設想也只是一種良好的願望。他還說，他不能保證，在面對強大社會壓力的情況下，中國的政治精英會不會急劇向左轉，其結果會陷入新的惡性循環，會很可悲。

他希望未來的中國政治家在文化發展上也應該有想像力一些，不能只講“學雷鋒”，其實，有許多可供選擇的文化創新提法來凝聚人心。例如“創建共和國的新文明”這樣的提法，前者（共和國）是繼往，後者（新文明）是開來。繼革命之往，開民主之來，他對官方提出“學雷鋒”，學習延安講話精神，“做共產主義接班人”的提法很能理解，但文化創新更為重要。
蕭功秦認為，未來無論中國哪個領導人上台，都只是長期試錯過程中的一個階段，人的理性設計能力是有限的，中國只有在經驗與嘗試中才能找到擺脫困境的路徑，胡溫體制雖然做了一些相當不錯的事，但“大維穩”來代替改革的模式確實造成很多問題，這就意味，一個新的試錯階段還會出現，如果當政者在“左”的方面嘗試不太成功，那就可能出現“右”的試錯過程，之後“右”的也可能不太成功；再會向左的方向轉一下，這種不斷調節過程，也許要以10年為單位，才能看到一些試錯的成果。對此，蕭功秦還是抱持樂觀。他相信中國人與中國的政治精英有足夠的聰明與智慧。

此外，中國地方性的試錯也還不斷在進行，蕭功秦表示，地方性試錯和中央的試錯結合起來，社會已經產生相當的變化，經濟的發展，一定會促成經濟利益多元化，進而出現社會思潮的多元化，思潮的多元化本身形成某程度的制衡，表面上來看，中國的社會問題很嚴重，但社會進步的力量、多元的力量也在發展。

蕭功秦說，他很少來美國，但願下一次來美國時，能把國內令人鼓舞的發展與各位分享。都是中國人，誰都希望中國進步。

蕭功秦2012年5月在費城會議上。（蕭功秦提供《外參》）

蕭功秦在西康瀘定橋。（蕭功秦提供《外參》）

蕭功秦。（蕭功秦提供《外參》）

薄熙來的紅色娘子軍換“湯”不換藥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靳登途

　　明鏡新聞網援引知情人士披露，中央給薄熙來所定“與多名女性發生或保持不正當性關係”罪名中的有關女士的姓氏有倪、章、姜、馬、張等。“馬”是誰，猜測尚無頭無尾；“湯”是誰，說法卻有模有樣。

　　“湯”也有二湯：一位是湯唯，因出演李安的《色·戒》、而後又被中國大陸封殺的著名影星；另一位是湯燦，她在國際上名氣沒有前一“湯”那麽響亮，但是在中國卻是炙手可熱的湖南籍著名歌星，被譽爲“民歌天后”。

　　先說湯唯。網絡上傳言湯唯是薄熙來的情婦久矣，但多是捕風捉影。唯獨2012年3月23日，湯唯在北京出席一項代言活動，抹胸長裙亮相，優雅依舊。這次活動，是幫助山西呂梁山區的村莊及學校興建供水系統。然而在活動進行時，湯唯接過由貧困山區學生寄來以表謝意的畫作，竟毫無預兆地突然流淚大哭，更一度要走入後台平復情緒，導致全場為之動容，活動中斷15分鐘。之後，湯唯再度出場，向現場嘉賓道歉說，她也不知道自己為何如此激動，可能是想起早前探訪過當地，瞭解很多兒童的困難，所以突然觸景生情情緒失控。

　　敏感的人卻分析，這說明湯唯與山西的感情非同一般。而此前一個星期，原籍是山西的薄熙來被中共中央解職，人們很自然地將兩件事聯繫在一起，在網絡上甚至有“湯唯為薄熙來灑下第一滴淚”的煽情標題。

　　不過，分析人士稱，以這一情節便懷疑湯唯與薄熙來有什麽曖昧關係，未免過於牽強了吧。

　　

　　湯唯爲何痛哭？

　　而另一“湯”，情況就不同了。中國“民歌天后”湯燦其實早在薄熙來垮台之前，就被傳被調查。

　　在“百度百科”上，“湯燦”的詞條平鋪直敘：係國家一級演員，1996年考入中國東方歌舞團擔任獨唱演員。武漢音樂學院本科畢業，主修民族聲樂。師從中國音樂學院院長金鐵霖老師深造。2001年參演春晚歌曲《我們的田野》，2003年參演春晚《美麗西部》，憑一首《祝福祖國》走紅……

　　國內網站上對湯燦也是一片讚頌：樂評人稱許湯燦的演唱透著一股靈氣，純真、清亮，別具韻味，獨創了“湯式唱法”，給她戴上諸多高帽，“中國時尚民歌天后”“中國新民歌第一人”“四小民旦”之一，等等。
　　湯燦卻有一個不那麼順耳的稱呼：“軍中妖姬”。

　　祝福祖國“好夢成真”

　　湯燦1975年出生於湖南株洲的一個中醫世家，母親是著名的中醫。湯燦姐妹三個，她是最小的。雙子座的她從小腦子就特別靈活好使。

　　湯燦的父親並不姓湯，姓易，據稱有俄羅斯血統，有著近20年軍齡，媽媽姓湯。湯燦自幼就愛蹦愛跳，還有著一副亮嗓子。中學畢業後她最初考上護士學校，衛校有個要求，女生要剪掉長髮。那時的湯燦實在捨不得剪掉“三千煩惱絲”，堅決不肯。媽媽無奈，只好改主意說，你平時也愛唱唱跳跳，那就去考幼師吧。就這樣，她第一次跟音樂真正地發生了聯繫，爲了上學，母親當掉了結婚戒指。

　　一個長沙來的老師成了湯燦的第一個“伯樂”。她偶然在湯燦學校的演出中看出了這個女生的潛質，主動問她願不願意學唱歌。湯燦當然想。拿著那一年的170塊壓歲錢，她一個人跑到了長沙，去拜老師。湯燦從小心氣兒高，又有極強的自信。在接受了一些專業訓練之後，從幼兒師範畢業的那年，她決定重新參加高考。儘管上幼師文化課丟了不少，但這一年她卻以文化課最高分被武漢音樂學院錄取，主修民族聲樂。那時的她，圓臉胖身材，外號“小花豬”。

　　湯燦很早就懂得北京人常說的“光說不練是假把式，光練不說是傻把式，又練又說是好把式”。這句話運用在她身上，就是既要練“金嗓子”，又要結“鐵關係”，得會推銷自己，勤於鑽營，廣結人脈，臉皮該厚就得厚，聲音該嗲就得嗲。她喝酒海量，快人快語，果然很快結下人緣。而她又出手大方，據說為報答師恩，竟送了一輛奔馳車。她認金鐵霖、馬秋華為“爸媽”，並藉此得以結識演唱圈的“大姐大”彭麗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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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尚民歌天后”湯燦。

　　湯燦並不諱言：專業歌手的實力相差不大，這時候機遇就顯得重要一些。“有些機遇要靠你自己去創造，更重要的是你是否有把握住機遇的能力”。而機遇的基礎是什麽？人脈啊！

　　1998年，湯燦好不容易在多如過江之鯽的競爭者中，抓到一個上央視春晚的機會，被導演安排參加多位女歌手合唱一首歌曲，這樣的節目，多一個人不多，少一個人不少。沒想到，因爲整台晚會的時間超長必須砍削，這首歌曲臨時被取消了。湯燦覺得如果不上春晚就太丟人了，百般設法，居然硬生生地又搶到了四個人一起男女對唱的機會。怎麽搶？坊間耳語——她動用了娛樂界的“潛規則”。反正，在電視屏幕前的觀衆是看不出來幕後的把戲的！

　　1998年，她的MTV作品《好夢成真》榮獲中國音樂電視大獎賽銀獎；1999年，因為大導演張藝謀的MTV處女作《祝福祖國》，使人們開始注意起這首作品中年輕的湯燦；2000年她在《開門紅》中與流行歌手火風組合，推出了“新民歌”的品牌。

　　2004年張學友的音樂劇《雪狼湖》又將湯燦的事業推向另一高潮。《雪狼湖》在香港上演頗為轟動，要進大陸，不能用粵語演出了，必須用國語，要從大陸選聘女主角，萬衆矚目。當公佈女一號人選，竟然是當時並不太出名的湯燦！那一刻“內定”、“潛規則”等等傳言瞬時把她給淹沒。

　　湯燦憑什麼能“戰勝”此前風傳的孫燕姿等多位歌手？湯燦毫無避諱地承認，是自己主動拋“繡球”給張學友的經理人陳淑芬，並參加了考試，被選中簽約。（《明鏡月刊》第34期）

《明鏡月刊》長期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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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關心支持毛澤東，也多次頂撞過毛澤東

《新史記》司馬清揚

二，具有非凡特質的林彪

1，林彪和毛澤東的關係——不是毛派

毛林關係，類似“師生關係”，這緣於井岡山會師時的客觀條件。林彪當時僅是一位中下級軍官，無法和毛平起平坐。但以後毛和林卻建立了非同尋常的親密關係。

毛澤東重用林，相當程度上是因為林彪的能力。但是林彪並不盲從毛，實際上林多次當面或者以書信形式對毛提出質疑。或許我們可以這麼說：林彪是“動搖不定的毛派份子”。

在蘇區，林彪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軍事上，都和毛澤東唱過反調。例如與毛澤東關係最親密的紅四軍舉行的黨組織七大上，林彪就反對毛澤東的“一年奪取江西”的說法。更有一次是在1933年11月福建事變時，毛澤東激烈抨擊“福建事變”，而林彪卻贊成支持十九路軍。第二次反圍剿時，林彪和毛澤東在先打哪一路國軍上發生爭執。後來在四渡赤水時，因為毛澤東表現不佳，林彪趕他“下台”。

林彪是職業軍人，是業務幹部，對事不對人。林彪認為李德、博古、周恩來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的指揮不如毛澤東的指揮，就對李德直言擁護毛澤東的軍事領導。但是林彪不盲從毛澤東——如果盲從，則一定如羅榮桓一樣，毛下去他也得下去！但在紅四軍七大時，毛澤東走人，而林彪在隨後的紅四軍八大上反而高升為紅四軍前委常委。還有，毛倒楣時，林彪也照樣當他的紅軍實力最強軍團的軍團長。

林彪不似大多數無產階級革命家那樣跟風，但是林對毛的四次力挺都是在毛極其困難的時刻，無論是1929年紅四軍七大，還是1962年七千人大會，林的做法均使毛銘刻在心。這種支持，必然會讓毛極為受用和感動。除了這種政治上的支持外，生活上也對毛澤東照顧。林彪在毛澤東被陳毅打完大板、灰溜溜離開紅四軍後，照樣去看望毛澤東。陳毅去上海向中共中央匯報期間，林彪作為四軍前委三常委之一，從自己所帶部隊的公積金中擠出300大洋，給窘困的毛澤東送去，當時毛澤東只有5元，令毛澤東大為感動，雖然他堅辭不收。　

邱會作說：1935年遵義會議後，我調任中央軍委四局三科科長，管中央縱隊的軍務行政和生活保障，就和毛主席在一起了。我們四渡赤水，過大渡河，過雪山草地，經歷了長征中最艱苦的一段。我到職後發現，紅一軍團長林彪經常給毛主席送吃的用的東西和戰利品，科裡的人對我說，長久以來林彪一直那樣做。紅軍過草地之前，林彪派他的管理員牽上他自己騎的馴良的騾子給毛主席用。毛主席不善騎馬，一直沒有合意的牲口，那林彪就解決了他的難處嘛！林彪還派了八名身強體壯、政治可靠的戰士為毛主席抬擔架，他想得多周到！我到紅一軍團二師把他們領回中央縱隊時，二師師長陳光、政委劉亞樓代表林彪送給毛主席20幾斤青稞面的乾餅子和十幾斤犛牛肉乾，那可是珍貴的東西。他們說，林軍團長交待，只能給毛主席用。那時毛澤東不是最高領導人，在他之上或差不多的還有張聞天、周恩來、博古好幾個嘛，可是林彪關心的就是毛澤東。後來，中央縱隊在草地上遭敵人騎兵襲擊，到了陝北鐵邊城又被敵人衝散遇了險，都是林彪派的那個擔架班抬著毛主席跑，才脫險！

林彪並不是一個“毛澤東派”。

邱會作還說：說的再早些，在江西時毛澤東受王明路線打擊，生了大病，心情非常壓抑。在毛主席人生最不得意、很少被人理睬的時候，林彪對他一往情深，暗中保護著他。那些是我聽說的，而長征中的事，我親眼所見。　

林彪在過草地前的會理會議期間寫信批評過毛澤東，在會理會議上也挨過毛澤東的批評，但林彪對毛澤東仍然非常關照。這是林彪一貫的行事風格，批評是對事不對人。對上級是如此，對下級也是如此。文革中林彪對陳世榘、韓先楚等一批幹部採取的態度是“狠狠的批，狠狠的用”，批評歸批評，但一般不撤銷職務，照樣使用。

林彪還當面抗議毛澤東的“焚書坑儒”，當面頂撞毛澤東：我在前線，比你清楚。上海會議，毛澤東罵了一幫子常委和政治局委員。無人敢吱聲，只有林彪當場頂撞回去。

建國後，林彪沒把毛當成神。林彪私下對毛批評甚多：諸如整肅彭德懷同志是說絕了、做絕了、絕則錯；“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為己，過為人”。批評毛澤東60年代的對蘇聯政策是“兩鬥皆仇，兩和皆友”。

1957 年毛澤東大搞農業合作化。9月6日，毛澤東說：“第一現在農業合作化還有沒有小腳女人？第二每一個省應搞一個農業發展規劃，怎麼樣？第三我想編一本書，希望你們提供材料。中國有句老話，湖廣熟，天下足。林彪在華中局時，我曾對他說，希望他帶頭。但看到他送來的通訊，沒有做到，很失望呀！這使我想起，到底是我的主觀主義，還是下面不認識。”——這就是林彪，有自己的主見，不跟“毛”風。（《新史記》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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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寄圣诞卡慰问中国狱中异见人士

谭嘉琪

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星期一下午游行到香港中环邮政总局，为在中国监狱中度过圣诞节的异见人士特寄圣诞卡，送上祝福。

香港支联会20多位活动人士12月24日下午1点，从中区汇丰银行游行到邮政总局，把自上个月以来收集到的3000多张由香港市民签名的圣诞卡，寄给六四受难者家属和身在狱中的异见人士刘晓波、朱承志等人。这些活动人穿梭港岛中环闹市，沿途高呼“释放民运人士”和“平反六四”等口号。

支联会从11月17号开始，每个周末都在香港主要繁华地点举行圣诞卡签名活动，收集香港市民对六四受难者家属和中国狱中异见人士的祝福和慰问，从八九民运至今一直没有断过。

支联会主席李卓人表示，香港人今年非常积极参与圣诞卡签名活动，一共收到4000多张签名圣诞卡。

不过，支联会透露，他们今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当天以特快专递寄出的近千张给刘晓波和刘霞的圣诞卡，经过查询，寄给刘晓波的被中国海关扣押，寄给刘霞的成功邮递，但不排除被看守人员没收。

美國之音中文網

江西一校车坠入水塘11名幼儿丧生

中国江西贵溪江西一校车坠入水塘 11名幼儿不幸丧生。网路相片

作者阿曼亭

周一（24日），平安夜当天，中国江西贵溪一幼儿园校车在行驶途中坠入水塘，造成十一名幼儿不幸丧生。死亡的都是年龄在4到6岁之间的幼儿。

中国媒体报导指出，这起意外发生在江西贵溪市.周一上午九时左右，一辆载有15名幼儿园学童的校车，侧翻坠入水塘。贵溪市政府表示，事发时车内共有17人，包括一名司机、一名老师及15名幼童。其中3名幼童当场死亡，其余均被送往医院急救；但截至下午5时20分，死亡人数已上升到11人，其余4名幼童脱离险境，目前状况稳定。

根据调查，这些幼童都是幼儿园大、中、小班学生，年龄在4到6岁之间。

当地媒体还报道指出，肇事的车辆是七人座的厢型车，却载了十七人，严重超载。警方已扣押校车司机，善后工作目前仍在进行中。

2011年11月，中国一起严重的校车事故导致18名儿童丧生，事故引发的民愤促使总理温家宝承诺，要增加校车的预算经费。虽然温家宝郑重承诺，但类似的校车事故仍继续发生。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国人大常委立法形式确认网络实名制评论忧虑限制言论自由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3次会议24号审议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草案。据报道，草案将以立法形式对网络注册实名制予以确认。评论界人士表示，希望广大网民的言论自由不要因为这个草案的通过而受到限制。

连日来，中国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有关官方需要加强网络管控的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审议的决定草案的宗旨据称是为了“加强网络信息保护”；之所以提出要“保护”网络信息，主要起因包括：一）包括商业机密和个人隐私在内的一些信息在网络上被盗取，并被用于诈骗— 央视等媒体这几天对公安部门抓捕网络诈骗嫌疑人的行动作了报道。二）网络环境受到谣言、诽谤和不文明语言的污染，网上甚至出现“血腥”、“暴力”的视频，这些东西需要加以净化和清理。

美国托莱多大学荣誉教授、政治学学者冉伯恭表示，网络给人类带来了便利，但也带来许多新问题。冉教授表示，中国政府有关网络信息安全的立法也许会伤及网络自由：

“中国是个一党政治，当然它最主要的是全国要安定，对政府没有威胁。在这种大前提（考虑）之下，所采取的措施政策一定会比西方更严格，可能伤害到人民的网络自由。”

北京律师李敦勇表示，政府的立法将会起到保护商业机密的积极作用，但是也有限制言论自由的功能：

“如果实行网络实名制，每个人说话对自己可能更负责了，但是另一方面，他会产生很多顾虑，他就不想把自己的真心话讲出来。”

另一位北京律师张凯则表示，公民有匿名表达的自由：

“这种立法可能会限制更多的自由，尤其是在今天的中国，公民的网络自由可能更重要。”

张律师说，全国人大如果将网络注册实名制确定为法律，那么他希望人大同时出台一些配套法律：

“同时应该配套保证公民正常的自由不受到伤害的法律。”

李敦勇律师表示，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在执法方面：

“包括这个保护信息的法案，它即使通过了，写上了‘保护人的（言论）自由’了，在真正落实的时候还是靠执行的这个人。”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日本駐華大使木寺昌人赴京履新

日本新任駐華大使木寺昌人星期二（12月25日）前往北京履新。

木寺昌人星期一在接受日本媒體採訪時表示，中日關係緊張對兩國國民都不利。

他表示自己上任後的首要任務將是致力改善中日關係。

木寺昌人在接受日本NHK電視台採訪是表示，他希望說服中國高層接受日本立場，即在兩國政治關係出現冷卻之際，兩國有必要給經貿聯繫加溫。

他還強調中日需要在多渠道進行溝通和交流，以緩和兩國民眾之間的敵視情緒。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隨後表態稱，希望木寺昌人上任後能積極致力改善中日關係，為妥善解決當前中日關係面臨的困難和問題發揮積極作用。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指出，中方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意志和決心堅定不移，希望日方拿出誠意，為妥善解決當前事態作出努力。

BBC中文網

中國：即時公布速生雞調查結果

大陸爆發速生雞事件，大陸農業部今天說，已派出專家組赴山東調查，將即時公布調查結果，加強對養殖業監管力度。

中國大陸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上午舉行新聞發布會，由大陸農業部總經濟師、新聞發言人畢美家介紹中國糧食「九連增」等情況，媒體提問速生雞調查進展以及要如何防止養殖業濫用抗生素，畢美家做以上表示。

畢美家說，速生雞名稱是不恰當的，「因為這個品種的出欄時間是42天，它有一個嚴格的規程。」

他說，媒體曝光此事後，農業部高度重視，及時責成山東有關部門調查處理，「當天我們也派出了專家組奔赴山東。」

畢美家說，現已關閉相關的養雞企業和加工企業，包括一些養雞戶，正在緊鑼密鼓查處中。

他說，調查結果一旦出來，會及時向新聞媒體公布。下一步將加強對整個養殖業監管力度，提高養殖業水準，特別是加強監督濫用抗生素、濫用藥物的養雞企業、養雞戶，「發現一起，查處一起。」1011225

中央社記者蔡素蓉北京25日電

中國修法　擬鬆綁徵地補償上限

大陸研擬修改土地管理法，刪除徵地只能補償30倍上限，要求「先補償安置，後實施徵地」，以降低農村徵地導致的社會矛盾。

綜合大陸媒體報導，中國大陸國務院24日提請第11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審議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草案對土地補償制度做了以上修正。

大陸現行土地管理法規定，徵收土地按照被徵地原用途給予補償，土地補償費和安置補助費總和不得超過土地被徵收前3年平均年產值30倍。這意味以農產品產值予以補償，社會質疑地方政府徵地「低買高賣」。

大陸國務院法制辦公室主任宋大涵說，以往30倍補償規定過死，且按年產值倍數補償，沒有綜合考慮土地年產值以外的其他因素，包括土地區位、供需關係及土地對農民就業和社會保障功能等。

他說，修正草案明確公平補償基本原則，刪除30倍補償上限，規定徵收農民集體所有土地應當給予公平補償；「補償資金不落實的，不得批准和實施徵地」，即堅持「先補償安置，後實施徵地」。

宋大涵說，修正草案也明確被徵地農民申請行政複議或提起行政訴訟權利，建立對市縣級政府違法違規徵地的問責制度，保障農民權益。

北京大學法學院副院長王錫鋅說，目前一些地方在土地財政的影響下，土地需求旺盛，但未兼顧徵地的社會成本，例如把集體土地徵收變為建設用地，獲得巨大收益，但對於農民失去最根本土地之後的保障，並無具體措施。

他說，這次草案增加社會保障補償內容，就是想解決土地城市化和農民城市化不匹配的問題。1011225

中央社記者蔡素蓉北京25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