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民本主義源於陝北高原

《外參》特約記者　蔣紹峰

　　習近平常說，他永遠不會忘記七年知青所經歷的一切。“上山下鄉的經歷，對我們老三屆這一群人，影響相當深遠，在我，則是一種情結——黃土地情結。”

　　“15歲來到黃土地時，我迷惘、彷徨；22歲離開黃土地時，我已經有著堅定的人生目標，充滿自信。作為一個人民公僕，陝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裡培養出了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這是習近平在為《知青老照片》一書撰文時寫出的一段心裡話。

 

　　1993年習近平回到陝西省延川縣文安驛公社梁家河大隊看望鄉親們並合影。

　　與李克強告別插隊的鳳陽之後從此一去不返相比，與王岐山離開延安很少再提過寶塔山相比，與李源潮在擔任江蘇省委書記時“悄悄”回到大豐農場追憶往昔相比，習近平的知青情結和黃土地情結，可能更直接，更深厚，更濃重，更富有陝北人特有的人情味。

　　1993年秋天，時任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書記的習近平，再次回到梁家河時，鄉親們依然你一斤我兩斤地給習近平送來禮物——“雜麵”、豇豆、芝麻、小米，讓習近平回福建後吃家鄉的“抿尖”和小米湯。習近平也挨家挨戶看望了大家，還給每戶人家帶了一隻鬧鐘，讓它提醒上學的孩子們按時到校。在看到梁家河村依然落後，不通電，他就和當地的領導說說為他們解決了通電問題，後來，又為村裡修了橋。

　　1995年3月，習近平在給延安楊家嶺小學校長的信中寫道：“這一神奇的土地，也是我父輩曾經戰鬥，生活過的地方；是蹉跎歲月裡，我七年插隊生活的地方。她充滿了我無限的眷戀和回憶。我希望，通過捐建希望小學，能盡自己對延安人民的一點綿薄之力。”這封信到達楊家嶺只有十天，學校就破土動工，不到五個月時間，學校峻工了。

　　2008年5月，習近平在給楊家嶺福州希望小學全體少先隊員的復信中又寫道：知道你們學習生活都好。你們踴躍捐錢捐物，關心地震災區的小朋友。這樣做很好。希望同學們發揚延安精神，勤奮學習，健康成長，努力成為合格的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

陝北七年習近平哭了二次

《外參》特約記者　蔣紹峰

 七年陝北經歷 七年政治資本

　習近平也承認，自己能在梁家河當上支部書記，也得益於父親習仲勳的名聲和威望，雖然父親已經落難，但他畢竟當了多年的“西北王”，在陝西有不少老部下，人們也對這位老首長有一份感情。何況山高皇帝遠，農村的政治忌諱比北京相對也少一些。

　　習近平說：“當地的老百姓非常理解，畢竟是我父親過去的根據地所在。我父親那時是陝甘邊區的蘇維埃主席，當時才19歲。有這個背景，就有很多人保護我、幫助我，再加上我本身也比較堅強，就這麼過來了。”

　　1975年，當父親習仲勳的政治處境稍有好轉後，習近平獲得了一次“難得”離開陝北的機會——被推薦為工農兵學員，赴清華大學讀書。關於這段歷史，《他將領導中國——習近平傳》（明鏡出版社）有如下精彩描述：

　　臨走時，鄉親們都要請習近平吃飯。前一天晚上，梁家河大隊為歡送黨支書殺了一隻羊，聚會上每家派代表來跟習近平話別。當時的習慣是送臨別的紀念，都是一個筆記本，一個塑料皮的筆記本，裡邊寫上祝福的話。那天晚上，習近平收了一大堆筆記本，幾乎是一家送一本。

　　1975年10月7日早晨，到了告別的時刻。由於頭一天晚上睡得比較晚，當習近平起來後推開門時，他看到外面站滿了鄉親們。他知道鄉親們已在外面站了很久，為了讓他睡好覺沒有吵醒他，看到這些，習近平哭了。

　　“那是我到延安插隊以後，第二次哭，這七年之中我是第二次哭。第一次是我那個大姐（同父異母，作者註）去世，我正在那兒挖防空洞，接到信以後那個時候哭了，哭了，但是大家也沒有看到，都是找一個地方去哭。這一次是當眾哭了，就是當眾丟臉了。但是，我從來沒哭過。”多年後習近平在接受延安記者採訪談到這段回憶時，眼角有些濕潤了。

　　那一天，全村人都沒上山幹活，排著長隊送他上路，送了十多里，社員們還在送，習近平就哭著說：“你們對我這麼好，我不想走，就在這裡扎根農村一輩子。”

　　這時，一個和他非常要好的青年農民大聲地對他吼：“你快走，你上了清華大學，我們就有機會去北京，要不然，去北京沒有人管我們的飯。為了我們將來看北京，你非得走。”

　　之後，送行的鄉親們才回去了一些，但十幾個年輕人一直步行60多里送習近平到縣城，晚上，大家又一同擠在國營旅館的一間平房裡打地鋪睡。第二天，習近平帶著社員們到照相館照了紀念照。那是山裡人第一次照相，用了5.5元錢。習近平付錢時，社員不讓，你三角他五角地湊夠了……

　　多年後，習近平回憶說，“我確實把自己當作是一個延安人，因為這是我人生的一個啟程點，這也是我人生逆境中的是我人生中最需要各方面幫助的時候，延安人民向我伸出了無私的幫助之手。我現在所形成的很多基本觀念、形成的很多基本特點也是在延安形成的。所以，我理所當然地把自己看作是延安人。”

　　七年上山下鄉的經歷，對習近平來說是苦難，也是一種歷練，更是他從政的資本。習近平認為，他的“成長和進步應該說起始於陝北的七年”。他說，七年來自己最大的收穫有兩點，“一是讓我懂得了什麼叫實際，什麼叫實事求是，什麼叫群眾。這是讓我獲益終身的東西。二是培養了我的自信心。”

　　習近平當年住過的窯洞。

  

在中国：习近平向博客宣战

作者 流芳

周五出版的法国各主要报纸头版关注的主题，较多聚焦二十国集团峰会，报道了主导峰会的叙利亚问题。《解放报》以“G20峰会上的叙利亚问题，立场之战”为 标题，报道指出：在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叙利亚的问题上，奥朗德和奥巴马一直在努力寻求能够获得合作伙伴、特别是持谨慎立场的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世界报》刊 出的标题是：冷战和货币战是G20峰会的焦点，指出：奥巴马和奥朗德在叙利亚问题上与普京对峙。《费加罗报》则刊出：“叙利亚，欧洲国家放弃奥朗德”的标 题；另据《人道报》报道：G20峰会召开之际，绝大多数政府首脑希望叙利亚问题得以通过外交方式得到解决。天主教《十字架报》则报道说：罗马教皇呼吁本周 六成为叙利亚和平的祈祷日。

此外，《费加罗报》在不同版页刊出有关中国的报道。该报首先在国际新闻版页刊出驻京记者地一篇撰文，标题是：在中国：习近平向博客宣 战。报道指出：出于对网络自由背景的忧虑，中国主席打算利用军队的力量监控新型媒体。《费加罗报》在撰文的开头写道：尽管“敏感词”遭删除、上万个页面在 网页上消失，面对中国超过五亿之众的网民以及三亿之多的“微博博客”，一支监控大军却不足以控制局面。出于对网络可能成为滋生内乱土壤的忧虑，中国主席习 近平动员中国共产党和官方媒体向新型媒体领域展开宣传大战。

在8月19日的一次讲话中，习近平号召监管互联网，要求党和媒体建立一支强大队伍，占领新兴舆论阵地。根据香港《南华早报》的报道，习近平此次讲话，恰与北京加紧打击网络“谣言”、监控“有号召力的网络名人” 在时间上相吻合。

五花八门之地

《费加罗报》记者在报道中指出：中国的微博是一个五花八门之地，既载有与外星人会面的画面、也刊有伪造自然灾害的图片。它也成为传播对当局表示愤怒 或抗议以及揭发丑闻的一个论坛。在主席关于反腐斗争要“苍蝇、老虎一起打” 所作承诺的激励下，微博（中国的推特）上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了众多法官。他们对刚刚在周四被判处14年监禁的“表哥”之流穷追猛打。

揭露不公

今年春季，官方媒体曾对这一公民监督势头表示鼓舞，它成为扳倒贪官、揭露不公正现象的强大武器。各媒体纷纷开辟“微博视角”。中共方面却从中嗅出了 日增的危险。今年夏季以来，当局点燃了打击“假信息”之火，以“传播假新闻”或“在国内引起恐慌”的罪名逮捕了数百名网民。这一行动被普遍视为是试图对最 自由派评论家的钳制和镇压。特别是针对那些最受到数百万博客追捧的网络 “大V”。

《费加罗报》记者最后写道：自此，官方媒体踊跃揭发这些“假新闻的制造者”。一些如新华社社长李丛军一样的人物，更是毫不犹豫地对那些下载传言、旨 在魔化中国、制造不稳定的外国势力进行揭露。李丛军在一篇社评中指出：一些西方力量和媒体不愿看到社会主义中国的繁荣强盛，西方主要媒体依然左右着世界舆 论。中国要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引导社会舆论、特别是新兴媒体舆论的优势。

另外，《费加罗报》在经济版页刊出报道，介绍了中国海尔电器集团与欧洲合作伙伴在波兰共建工厂、制造冰箱的情况。在另一篇短讯中，《费加罗报》简要报道了苹果集团有望与中国移动签署合作协议的消息。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习近平宣传思想领域“舆论斗争”新提法引关注

作者 上海特约记者 曹国星

 

几天来，中国党政各系统，尤其是宣传系统和政法系统纷纷展开了学习习近平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有熟悉中共文 宣体制的媒体人评论说，“这样规格的会议五年才开一次，所以，开一次要管五年，何况这是十八大后习李新局下第一次为意识形态定基调，此次会上有许多前所未 有的提法。”

新华社的公开报道中，习近平首先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有评论者说，“这话听起来象句空话，仔细一查，还是第一次这样说，而且是和中心工作并列讲，足以显现意识形态工作在全局工作中的特殊地位，这在过去30年中是非常罕见的。”

根据《法制日报》的报道，近日,中央政法委机关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教育实践活动第三次集中学习会,专题学习贯彻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讲话。

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汪永清在上述的学习中提到，习近平讲话阐述了“七个重要问题”，并说，这一讲话“站在党和国家全局的高度,深刻阐述了宣传思想工作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该报道报道，汪永清强调，以高度负责、敢于亮剑的精神做好政法宣传舆论引导工作,树立政法宣传舆论工作人人有责的理念,坚持正面宣传,敢于“舆论斗争”。

熟悉中共官方话题体系的读者会注意到，“舆论斗争”这一空前严厉的提法之前在党内话语中似乎并未出现过，以前常用的说法，一般是舆论引导或者正面报道。

此次习近平讲话的新华社公开报道版本也只是说，“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

习近平此次讲话对网络的重视是空前的。根据《河南日报》署名丁新伟的评论《主流舆论要当好“网络意见领袖”》就直接引用了习近平讲话的内部版本。

此文说，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的重中之重来抓。”

类似的“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的说法，在中宣部《党建》杂志刊发的31位省委宣传部部长学习习近平讲话的文章中多次出现，应该是习的讲话原文。

对这一说法，上述媒体人评论认为，“经过这么多年的探索，中共执政党已经掌握了一套对传统媒体的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但对以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自媒体的管理仍然在探索之中。”
最近针对网络大V的整治，抓捕网络谣言和假新闻推手等系列举动，显然并非国信办主任鲁炜或者公安部副部长所能独立推动，当有高层的指示。

据说，习还要求，在“舆论斗争”的“主战场”上，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不能做“开明绅士”，不能独善其身，态度暖昧，不能含糊其词，不能退避三舍，不能东西摇摆，不能左右迎合。

这些说法在近日的《解放军报》《人民日报》等媒体上的评论上均可查到，但无法确认是否习的原话。

在新华社的公开报道版本中，习近平的说法温和得多，他说，“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新华社报道说，习说，“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帮助干部群众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

这或是习讲话中对现实”舆论斗争“最有指导性的一句，似乎在最近各地官方在微博等新媒体的布局中已经有所体现。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習近平新傳》 iTunes電子版

把2012年稱為“習近平年”，看來一點都不過分。這一年，當了五年“王儲”的習近平，將會在秋天召開的中共十八大上登基，成為中南海的新主人；這一年，一直令美國人琢磨不透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准國家元首，飛抵華盛頓，在白宮南草坪舉行的隆重歡迎儀式上，讓美國政客們看到自己的真實面目和中國第五代領導人的風采。

然而，2012年的“習近平年”，早已註定並不是一個開滿鮮花和鋪滿紅地毯的年份。相反，這一年卻是他決定著自己政治命運和中國未來走向的關鍵之年。

早在2008年9月，習近平就以中央黨校校長的身份，在中央黨校新學年開學典禮上，發表了共有兩萬三千多字的講話，論述中共已經由以前的革命政黨轉變為“掌握全國政權並長期執政”的執政黨。當時有評論稱，這是中共政黨屬性定性上的重要顛覆，也被認為是中共新一輪思想解放運動的重要突破口。

然而，時至今日，中共新一輪思想解放運動不但沒有到來，反而卻是一輪又一輪的嚴控和打壓，胡錦濤治下的中國已讓世界和中國老百姓看不到中共的希望，那麼，習近平執政後真的有能力和魄力把中共打造成一個“全新政黨”嗎？

這是我們共同的疑問，也是本書要從習近平的人生軌跡找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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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蒙古和廣西高官王素毅和李達球被雙開

中共中紀委宣佈，內蒙古和廣西兩名高官王素毅和李達球因為嚴重違紀違法被開除黨籍和公職。

消息說，中紀委對內蒙古自治區黨委原常委、統戰部原部長王素毅，以及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協原副主席、黨組副書記，區總工會原主席李達球，兩個人的嚴重違紀違法問題進行了立案檢查。
調查發現，王素毅和李達球兩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本人或通過其親屬收受巨額財物；收受禮金禮品。

消息說，兩人的行為已構成嚴重違紀違法，依規定給予兩人開除黨籍、開除公職處分；收繳其違紀違法所得；並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9名高官落馬

據統計，自十八大習近平上台後，已經有9名省部級高官因為涉嫌貪污腐敗而落馬，其中有5人是被舉報的。

除了中紀委最新公布被「雙開」的王素毅和李達球外，另外7名落馬省部級高官為：原四川省委副書記李春 城、原四川省副省長郭永祥、原廣東省委常委，統戰部長周鎮宏、中國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鐵男、原安徽省副省長倪發科、曾任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副總經理的 王永春和國資委主任蔣潔敏。

最新被宣佈免職接受調查的高官是中國國務院國資委主任兼黨組副書記蔣潔敏，他因涉嫌嚴重違紀，而在9月1日接受中共紀檢部門調查，後來被中央組織部免職。
蔣潔敏是中共第18屆中央委員，在任職國資委主任之前，他曾長期擔任中石油集團董事長兼黨組書記。

在此之前與蔣潔敏關係密切的中石油副總經理王永春，也因為涉嫌嚴重違紀，而被組織調查。
有分析人士認為，中紀委此舉是要「敲山震虎」，真正目標是挖出「大老虎」周永康。
與曾任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共政法委書記的周永康有關的石油系統和四川省的高官紛紛落馬，似乎顯示中國當局正在逐步清洗周永康的盟友和利益集團。

周永康想躲過遭清算這一劫難上加難

《中國密報》特約記者　石光剑

　

　　　　在中共官媒證實周永康的心腹大秘郭永祥被雙規後，海外媒體和網上輿論都在驚呼此案幕後的周永康才是真正的“大老虎”，習近平舉起的反腐之劍已經直指這位前常委和政法委書記。

　　　郭永祥的標准像，還是有些官模官樣的。

　　　其實，周永康能有今天，並不出記者預料。2012年4月，在王立軍案引爆薄熙來事件後，記者在《周永康發跡史：掌控中國的命脈》（《新史記第七期》）一文中這樣寫道：

　　　“從眼下中共迷亂的政局及海內外的輿論和民意看，周永康想躲過遭清算這一劫，要比他從當初的普通技術人員最後爬上中共政法委書記的寶座，還要難上加難。”

　　　毫無疑問，郭永祥被雙規，還有李春城早前的落馬，對於被認為是胡溫時期中共黨內最大惡棍的周永康來說都是致命打擊。然而，這個具有“標志性意義”案件，能否成為讓周永康變成階下囚的台階，還要看中共新領導人習近平的政治魄力，還要看元老們的臉色。

　　　

　　　郭永祥出事，官媒玩遊戲

　　　

　　　2013年6月23日，中共官方喉舌新華網發佈如下消息：記者從中央紀委獲悉，四川省文聯主席郭永祥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

　　　雖然這個短得不能再短的消息只有37個字，但卻吸引了無數人的眼球，因為郭永祥的背景不僅很有“嚼頭”，而且也很耐人尋味。

薄熙來介紹海伍德認識習近平

《大事件》特約記者 劉翔

　　那海伍德又是如何和薄熙來、谷開來一家結識的呢？

　　海伍德出生於英國中產階級家庭，曾在1984年至1988年就讀於英國貴族學校哈羅公學（Harrow School），後來上了華威大學（Warwick University），在倫敦有房產，其背景似乎是倫敦周圍郡縣的一位富人。他經常開一輛捷豹（Jaguar，或譯積架）汽車或者阿斯頓•馬汀轎車，平時穿衣服很講究，他被認為是位胸無大志的“好好先生”。

　　海伍德在北京學習中文後，能講一口流利的中文，往來的友人包括英國貴族。海伍德的一名祖先曾在1929年至1935年擔任英國駐天津總領事，他本人曾安排英國前首相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孫女赴中國。

　　薄熙來從1993年到2001年擔任大連市長期間，海伍德也從北京來到這個城市，兩家從此關係就密切起來。

薄熙來對習近平說海伍德是英國保守黨重要成員。

　　據說，海伍德在大連是先與薄氏夫婦結識，後來，谷開來介紹了大連籍姑娘王露露與海伍德認識，成就了跨國姻緣。谷開來是海伍德的媒人，而海伍德在後來又成為谷開來生意上的重要夥伴，甚至被認為是薄家的“外籍顧問”，兩家的親密關係，由此可見一斑。

　　海伍德曾對友人說，他是在致信薄熙來提出幫忙尋找商機、並提出由他幫助吸引外資落戶大連之後，跟薄熙來建立關係的。當時，薄熙來正在努力將大連建成一個時裝和信息技術中心。

　　海伍德自己也創辦了多家公司，其中一家是“Neil Heywood & Associates”（尼爾•海伍德同仁公司），其中的一些公司為尋求在大連和中國其他地方投資的外商提供諮詢服務。

　　海伍德還有很多顧問和董事的虛銜。一度有報導稱其是英國特工，但英國官方已經明確否認。

　　《薄熙來事件最新報告》一書指出，“實際上，海伍德早就在國家安全部門的監控下，他身邊的有些女人或是線人或是國安的人。海伍德的一舉一動，國安方面都能及時掌握，甚至包括他的妻子王露露也早就被國安方面影響。”知情者說。

　　知情者特別指出，薄熙來和習近平的私人關係很好，習很佩服薄的魄力，他曾守著薄熙來的家人直言薄熙來的能力比自己強。薄熙來也把海伍德介紹給習近平，稱之為是英國保守黨的重要成員，習近平也接見了海伍德。

　　案發三年前，海伍德曾向一名女性友人表示，谷開來的行為愈來愈古怪，像是過時的“中國貴族或皇后”、“他說谷的精神狀況不穩定”。該女性友人透露，海伍德2008年與谷開來關係變淡，但從未解釋原因，對與薄熙來夫婦的關係也十分謹慎不多談。

　　海伍德還曾跟另外的朋友們說，谷開來的情緒一直不太穩定，但是，在2007年前後接受了腐敗調查之後，她變得越來越神經質。與谷開來關係密切的人士說，她近幾年患上了抑鬱症。

　　海伍德的一位朋友說，大約在2010年，谷開來察覺到家庭“內部圈子”裡有人背叛後，曾讓這些成員與他們的妻子離婚並發誓效忠。這位朋友說，海伍德拒絕這樣做，這曾讓谷開來在一段時間裡對海伍德很生氣。

　　在接下來的一年，海伍德變得越來越緊張，他還警告他的一些朋友和商業夥伴，不要在電子郵件和電話中討論敏感問題。他的幾位朋友說，海伍德的菸癮加重，掉了很多頭髮，並且開始發胖。其中一個人表示，海伍德曾說自己處在來自薄家的難以承受的壓力之下。海伍德告訴他的幾位朋友，他計劃第二年離開中國。

　　海伍德還告訴朋友，他與谷開來鬧翻後，擔心自己有性命危險。為防萬一，海伍德採取了一些保護自己的措施，包括把詳細紀錄薄家海外投資的文件，留給他在英國的律師，作為“保險單”。而且，谷開來知道上述文件的存在。

　　據海伍德當時聯繫的一位朋友描述，2011年11月初，這位英國商人被臨時通知，到重慶和時任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家庭代表會面。海伍德告訴這位朋友，他“有麻煩了”。

　　不過，也有海伍德的友人表示，海伍德在遇害前最後幾日表現並無異常。他在11月11日參加了跑車俱樂部在北京的開幕式，並在隔日於蘋果商店為他的女兒購買生日禮物。這位友人補充道說，海伍德當時對重慶之行並未顯露出擔憂。

　　英國記者里德（Tom Reed）在過去三年裡與海伍德見過四次面。他說，2011年11月8日兩人一起吃飯時，海伍德顯得很開心，沒有提到任何有關去重慶的計劃。他說，海伍德談到，由於薄熙來“內部圈子”裡的一個人，說了他的壞話，他和薄熙來的關係出現裂痕，但是，給人的印象是，他已經不再為安全擔憂了。

　　據海伍德的另一位朋友描述，海伍德11月13日飛抵重慶後，曾試圖電話聯繫他通常的聯繫人，但一位都沒聯繫上，他衹能獨自待在酒店房間等候下一步指示。獨自待在賓館時，擔憂顯然再次爆發。海伍德沒有告訴那位朋友去重慶會面的原因，一直到他死亡。(《大事件》第24期)

　　

北京為什麼不乾脆給薄熙來一槍？

陳小平

　　明知道審判薄熙來是一場導演好的政治秀，習近平們為什麼還要滿世界張揚北京上演新劇？已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和政治學教授奧托•基希海默曾提出過一個有趣的問題：為什麼威權和極權政府的統治者們不駕輕就熟，給被關押在的陰暗的地下室裡的政敵們腦袋乾脆來一槍送他們上西天，卻要興師動眾對他們搞一場司法審判？

　　奧托提出的問題正是今天北京審判薄熙來也要面對的問題。新華社通稿宣佈，薄熙來涉嫌受賄、貪污、濫用職權，7月25日由山東省濟南檢察院向濟南市中院提起公訴。這意味對薄熙來有濃厚興趣的觀眾將要在電視畫面上有機會再看薄熙來一眼，自2012年中國兩會上最後一次露面後，薄熙來這位中國曾經最大的政治明顯就處於失踪狀態，鮮少有人知道他的下落和任何確切消息。

　　在貪污成為精英文化的今日中國，薄熙來“夫妻無任何個人財產”，他的兒子薄瓜瓜卻能拿到莫名其妙的“全額獎學金”在國外就讀名校並過著豪華的生活、他的“在家操持家務”的妻子能周遊列國，薄熙來因此而被指控涉嫌受賄、貪污算不得什麼奇怪，薄熙來不檢點，手不乾淨，屁股上有屎，被“你跟他耍流氓，他跟你講法律”北京當局抓住，那是薄熙來倒霉。在這個意義上，審判薄熙來還真有那麼一丁點法律審判的味道，也許這就是北京《環球日本》說的“薄熙來案的刑案性質”。

習近平們為什麼還要滿世界張揚北京上演新劇？

不過，除了官方千篇一律歌頌的法律審判之外，公共輿論沒有幾個人相信對薄熙來的審判是一場有含金量的法律審判。居住在美國的前中國行政法學會副會長程幹遠和他的一幹律師朋友認為審判就是一場政治審判。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李成對《衛報》表示北京“領導層不可能允許法院做出不在計畫內的判決，不妨就當作一場秀來看吧。”

　　政治審判被老外稱作“表演性或戲劇性審判”，這種審判是威權和極權體制下的保留劇。專門研究政治審判的奧托•基希海默將政治審判分為三類，一種是有政治目的普通刑事犯罪審判，中國當局經常以經濟犯罪審判政治意見人士即屬此類，審判薄熙來也屬這種；一種是經典政治審判，這種類型的政治審判在中國隔三差五發生，如對“四人幫”的審判、對劉曉波的審判，還有江澤民對陳希同的審判。此外，還有一種衍生性的政治審判，這種審判通常與誹謗、偽證及蔑視法庭罪有關，這種延伸性政治審判在中國還比較生疏，鮮有成例。

習近平普丁 G20峰會單獨會晤

G20峰會即將在9月於俄羅斯聖彼得堡舉行。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將繼3月對俄羅斯進行國是訪問後，於G20峰會再次造訪俄羅斯。此次，習近平將和俄羅斯總統普丁進行單獨會談。兩國元首交往熱絡的景象，香港中通社形容，中俄正進入「政經兩熱」的新時期。

今年3月的國是訪問中，習近平和普丁就進一步發展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達成重要共識。

普丁期待會見習近平

普丁16日會見中國國務委員楊潔篪時表示，他十分期待習近平9月到俄國出席G20聖彼得堡峰會，並同習近平舉行雙方會晤，就雙邊關係及重大國際地區問題交換意見，進一步推動兩國重大專案合作。

普丁說，他和習近平一致決定，全力將中俄關係推向更高的水準。俄方有意願和信心同中方一道，全面落實兩國關係發展規畫，保持高層密切交往，深化務實合作，加強在國際事務中溝通協作，共同維護世界和地區和平穩定。

由於中俄兩國建立起水乳交融的關係，香港中通社形容，中俄正進入「政經兩熱」新時期。

美俄矛盾 中趁虛而入

中通社的評論認為，近期，中俄雙方政治軍事互動頻繁，互信加深。經貿方面，除了能源資源，兩國在港口、航道等基礎設施建設領域以及勞務人員輸出領域都有著巨大的合作空間。

文章稱，兩國大規模經濟合作的條件已經成熟，或將進入「政經兩熱」的新時期。

尤其突如其來的史諾登事件，使得美俄關係滑入低谷。在俄國同意史諾登政治避難後，原定於9月4日進行的「歐普會」破局。

上周日，在華盛頓舉行的美俄外長加國防部長會晤中，美俄未能達成有建設性的成果。相比在諸多議題上既有合作也有盤根交錯矛盾的美俄關係，中俄關係的深度與穩定都好得多。

林琮盛  旺報

習近平民族主義透露更大野心

《內幕》編譯  文道喻

中國夢跟兩個“100”大有相關

改革熱度漸消，取而代之的熱門短語是“中國夢”。中國夢不只受到官媒與政府機構大力吹捧，研究習近平口中的中國夢的真實意涵也成為西方分析師最熱衷的智力活動。2013年6月4日，著名銀行家，著有《他改變了中國──江澤民傳》（The Man Who Changed China: The Life and Legacy of Jiang Zemin）一書的羅伯特‧勞倫斯‧庫恩（Robert Lawrence Kuhn）向《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投稿評論，提到中國夢跟兩個“100”大有相關：首先如胡錦濤設定，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屆時將是共產黨成立100週年；其次，通過不斷的現代化與城鎮化，中國將在2049年躋身發達國家，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第100年。

    對世界而言，中國富強終究利大於弊，但讓很多人擔心的是，習近平的中國夢是否包裹著民族主義的糖衣？中國持續加強其領土主張，東海和南海的島嶼爭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於此同時，習近平毫不客氣地頻繁視察解放軍部隊，尤其是海軍，期盼眾人“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這些舉動在中國崛起之際格外容易被放大檢視，進一步引發鄰國不安與反制，不過庫恩認為，習近平本身是個改革者也是民族主義者，他一方面將積極推動國內轉型，另一方面持強硬態度處理國際事務，“改革”和“民族主義”兩件事並不衝突，反而基於以下六點原因，讓習選擇如此策略。

    既是改革者也是民族主義信徒

    第一，習近平需要鞏固權力。習近平不像毛澤東和鄧小平真正打過天下，也不像胡錦濤或江澤民由鄧指定，更非通過人民選舉產生，所以觀察家認為，習欠缺合法性，將是一位軟弱的領導人。為了實現中國夢，他必須保證解放軍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到目前為止，其作為已經超過預期。

第二，中國經濟面臨之風險，已使改革如燃眉之急。習李兩人即將啟動的經濟改革，規模可能是15年來最大，然而改革勢必面臨既得利益者如國有企業阻撓。俗話說：“攻擊就是最好的防守”，因此習近平決定先發制人，以具前瞻性的民族主義暗示著改革並非為西方國家的利益服務，他也利用首次出訪外國的機會抵達俄羅斯，體現中國與西方世界壁壘分明。庫恩認為，中國改革者的原罪是，一旦提倡改革，就很容易被貼上“親美”或“親西方”的標籤，利益團體時常操控這種言論來形成阻礙，習不得不慎。

第三，維護一黨專政的合法性。中國的領導人素來相信，延續共產黨的長久統治是對中國最好之事，其論述包含三個重點：只有中共有能力繼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以及消弭貧富差距：只有中共有能力維持國家統一，並創建和諧又快樂的社會：只有中共有能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保護主權和領土完整性等核心利益，提升世界各國對中國的尊重。

第四，中共需要穩定的社會局勢。當前中國正面臨複雜的內部矛盾，尤其是各種“不均”──貧富不均、城鄉不均以及沿海內陸不均，更糟的是，一些問題加劇分化現狀，例如環境汙染、官員腐敗、醫療保險、住房、農民工、工資與傳統價值觀崩壞等，在在因社交媒體的快速傳播加大其影響層面，在這種情況下，唯有民族主義才能喚起中國社會的熱情，提供足夠強大的凝聚力，中國人對於先人締造的榮景比誰都清楚，也比誰都想擺脫19至20世紀的屈辱記憶。

    第五，習近平有意將自己和前任領導人區別出來。中國領導人不只肩負延續執政的重責大任，亦要彰顯個人獨特性。我們不難發現，江澤民有“三個代表”，胡錦濤有“和諧社會”和“科學發展觀”，習近平則選用不同以往，奠基於民族主義的“中國夢”，且值得注意的是，過去中國的民族主義向來由外部事件引發，如1999年北約軍機誤炸中國駐貝爾格萊德（Belgrade，塞爾維亞首都）大使館或2012年日本政府購買釣魚島，但現在習化被動為主動，強化愛國主義和民族自豪，透露更大的野心。

现在的習近平恐怕比薄熙来还要保守

    《內幕》編譯  文道喻

    骨子裡流著保守血液

    很少人知道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思想傾向，在仕途一路晉升的過程中，習老是把自己緊緊包裝起來，使外界難以得知他是自由派或保守派，就像古代帝王學所揭示，一國之君必須喜怒不形於色，不讓臣下推測，而統馭群臣的方式，是陰晴不定，難以掌握，如此才不會反被臣下駕馭。觀察習近平上任超過半年的所作所為，的確深刻地實踐這些道理，2012年11月十八大結束不久，習近平視察改革意味濃厚的深圳，這是他北京以外的第一個行程，向鄧小平致敬的意圖再明顯不過。1992年，鄧小平南巡時重申改革開放的重要性，確立中共朝改革開放的方向堅定不移。

    習近平此舉引起許多分析家的殷殷期盼，他們樂觀看待習作為一個改革者，將能實現中國迫切需要的經濟再平衡，甚至延宕已久的政治改革也稍露曙光，畢竟他曾說過“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以及“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等激勵人心的話語，但假使習近平這麼容易就被摸透，他恐怕就當不了中共第一人，如新加坡《海峽時報》（The Straits Times）指出，自2013年3月兩會落幕後，習近平的言論與共產黨收緊意識形態的諸多舉措表明，習近平骨子裡的保守血液逐漸顯露出來。

    習近平骨子裡的保守血液逐漸顯露出來。

    《海峽時報》舉出三個例子：第一，2013年5月20日，中國人民大學法學教授楊曉青於隸屬中共、每兩週出版一次的《紅旗文稿》上發表抨擊憲政的文章，主張憲政概念是“資本主義和資產權貴階級”底下的產物，並不適合社會主義國家；第二，2013年5月21日，也就是楊女士《憲政與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較研究》一文問世隔天，另一份黨的喉舌《環球時報》立馬加入“反憲政”戰局，當中一篇社論指出，憲政只是“一種新方式來強迫中國採用西方的政治制度”，與中國現有憲法精神掣肘；第三，再一天過後，解放軍的《解放日報》也不甘寂寞，聲稱國家當前的政治路線與意識形態是“宇宙真理”，無須改變。

    “兩報一刊”連番出擊，打擊改革派人士大力呼籲的落實憲政與尊重憲法，不免令人回想起文化大革命之際，毛澤東以《解放日報》、《人民日報》以及《求是》雜誌當作宣傳工具來傳達關鍵信息。事實上，針對這部1982年通過的憲法，自由派和保守派的觀點大相逕庭，自由派認為，黨應該開放言論自由，堅持憲法至上，沒有人應當凌駕憲法之上，然而在保守派眼中，憲法不過是一個用以鞏固共產黨的統治，誠如2007年胡錦濤提出的三個至上，“黨的事業至上”與“憲法法律至上”處於同個水平，而且他們也惡意地將憲政訴求視為推動民主化的前奏曲。

    習近平跟薄熙來有何差別？

    這場自由派與保守派的戰役，現階段以保守派略勝一籌，中央辦公廳印發《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秘密告誡大學教授與媒體七大“不能講”的禁忌領域，包含新聞自由、公民權利和司法獨立等；另一方面，當局對高調的公共知識分子祭出懲戒，作家慕容雪村的微博帳號遭關閉即是一例，這些人發揮個人影響力，利用各種新舊媒體，評論社會事件或政治制度，從而成為受歡迎的意見領袖，有時言辭之尖銳，常是政府心腹大患。

    這些事態發展，已讓習近平的保守本質不再具有任何疑慮，《海峽時報》援引香港大學政治專家林和立（Willy Lam）指出：“習近平會這麼保守或許有點出乎意料，就算極力避免顯露政治傾向，但在福建和浙江的領導經驗表明，他更側重於經濟增長，可惜現在的習近平，恐怕比薄熙來還保守。”人生歷經大起大落的薄熙來，本是習近平最強勁的對手，然而海伍德謀殺案讓一切變了調，薄執政重慶期間，最著名的就是毛主義的復興運動，“唱紅打黑”毫不手軟，被當作保守派的精神領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