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 02/18/13

2013年2月18日星期一

吳康民﹕中央將加強對香港的調控 ——兼論張曉明為什麼只是中央候補委員

中共「十八大」以後，中央派駐香港聯絡辦公室主任易人。原任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副主任張曉明，升任駐港中聯辦主任，官升半級，成為正部級官員。

回歸15年來，中央派駐香港中聯辦主任有3人，分別是姜恩柱、高祀仁和彭清華。他們是中共中央第十五屆、第十六屆、第十七屆中央委員，而且應該是因應他們的職務而當選的。

中央駐港聯絡辦公室，早已定為中央正部級單位，因此其主管在黨內地位一般該是中央委員這一級別。這一次，派出的主任既是國務院港澳辦的副手，又是中央候補委員。難免令人有此疑問，香港的中聯辦的政治地位和作用，是否降了一級？

強化對港工作領導

當然，公開的說法肯定是否定的，一切不變！正部級還是正部級，都是直屬中央，沒有任何改變。

但我卻有一個想法，這是中央強化對香港工作領導的舻象。去年以來，香港的政治生態有重大變化，本土的反對勢力增加，對中央依照《基本法》執行「一國」權力有抗拒情緒。在去年的特首選舉中，利益集團和港英餘孽不滿中央的取向，因而和泛民等反對派聯成一線，阻撓新政府的依法施政。加上傳媒的話語權一向不在建制派手裏，他們更抓住一些個別事件，誇大其詞，干預新特首的施政。

梁振英的班底和智囊，由於先天不足，舉步維艱。半年多以來，更加未能施展拳腳，連「適度有為」也沒有做到。

反對派口口聲聲譴責「西環治港」，可能引起中央的顧忌。所以張曉明下車伊始，便向記者表示﹕「西環不治港，西環要盡職」。也就是說，香港仍是要維持「高度自治」，但北京根據《基本法》賦予中央的權力，代表中央駐港機構，一定要依法把這些權力掌握好。

美英勢力加強活動

近年來，美國積極部署進入亞太地區圍堵中國，並且由日本這個爛頭蟀當先鋒，把釣魚島事件弄到「戰爭邊緣」。這種玩火行為，作為祖國前沿的香港在中央外交、國防戰略部署中，是一個前哨站。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也是美英作為圍堵中國的橋頭堡。中央對香港的關注，顯然不僅在於本地的政治事件，而是聯繫到美英在港的政治部署和戰略企圖。「23條」立法，主要便是針對外國勢力進駐香港採取的防範性措施。但自從2003年立法失敗，擱置10年，仍未有重啟立法舻象。中央對香港有一條最重要的底線，就是不容許外國勢力利用作為反華基地。

但從年來香港政治生態看來，英國人利用其多年統治所形成或潛在的人事脈絡，佈置若干線索，蠢蠢欲動，並與美國情報部門聯成一線，其能量不可低估。中央在香港既然要管外交和國防，自然對這些外國勢力的種種行徑，賦以特別關注。

加強對港工作領導

面對本港及國際活動嚴峻形勢，中央必定要加強對香港工作的領導，權力相對集中在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及其執行單位的港澳辦。因此，香港中聯辦的職責可能有所減弱。按照已故周恩來總理的遺訓「外交無小事」，也許當前的香港也無小事，必須加強請示報告。如果涉及國際勢力的活動，涉及外交和國防層面的問題，恐怕要報港澳領導小組，由他們討論決定。

當然，並不是中央對張曉明不夠信任。他應該是一位熟悉以往香港情，更加上是對《基本法》有精湛研究的年輕學者，能力不可低估。但他的前輩都認為「香港是一本難懂的書」，他面對空前複雜的香港新形勢，自不能掉以輕心，更多的請示報告在所難免。特別要認真分析來自四面八方的真真假假的情報，各類頭面人物的言論和反映，以及他們和北京的人脈關係。這類分析，當然要和國家對國際的宏觀分析相結合。

不許香港成為國際反華跳板

中央對香港有一條底線，就是絕對不能成為美英勢力包圍進攻中國的跳板。美英勢力利用香港愈猖狂，北京關注香港這個關口將愈加嚴厲。

2017年的特首普選，反對勢力將以此作為控制香港的一個突破口，這幾年的議會鬥爭和選舉鬥爭將更為嚴酷。北京的態度肯定是絕對不能失控，不能有一位反對派的頭面人物擔任普選特首。因為《基本法》規定香港行政長官應向北京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如果選出一位北京不能接受的人物擔任特首，中央肯定將不予任命（《基本法45條》）。

為避免這種情出現，普選行政長官的提名委員會篩選是必要的。

在本屆政府任期內，對普選行政長官和普選立法會的爭議是無可避免的，這兩年的政制爭拗將達到新的高潮。如此複雜的局勢，中央不能不強化對香港工作的領導，加重了北京的職責，相對來說，便減弱了香港中聯辦的決策權。

香港明報

貪官榮歸故里反腐淪為笑柄

七年前因貪污受賄被判入獄十一年的前山西省委副書記侯伍杰，近日提前出獄，當地官員和煤老闆及名流富商們，或列隊歡迎，或鮮花簇擁；侯伍杰回家後更門庭若市，禮遇猶如英雄凱旋。如此榮歸故里的場面，顯然是貪官們向社會正義的集體示威，是對社會道德底線的公然挑戰。

侯伍杰是一名大貪官，當年他在北京與情人開房偷情，被公安查房抓獲，儘管鬧得滿城風雨，但仍安然無恙，一邊腐敗一邊提拔。他擔任太原市委書記僅一年零七個月，卻大量任免幹部，在即將離任時更為離譜，上午接到免職的消息，本該凍結人事任免，但侯伍杰下午就主持召開全市幹部會，突擊提拔一百多人，批發烏紗帽，這種明顯嚴重違規的做法，居然絲毫不影響侯伍杰走馬上任山西省委副書記。

即使在案發後山西省紀檢委辦案人員曾告訴媒體，侯伍杰從各種渠道得來的收入至少有五千萬元，但他最終被法院認定的犯罪金額，居然是區區的八十八萬餘元人民幣，最近更提前出獄，而且出獄還敢搞示威性的歡迎儀式。侯伍杰的仕途、入獄以及出獄都充滿了神奇，也見證了其神通廣大的政治能量。

死而不僵對外示威

最令人感嘆的是，山西省委一位副秘書長，在侯伍杰出獄那天去了機場，還親自捧鮮花迎接，實在是令人難以接受，這究竟是個人行為，還是組織決定？如果是個人行為，或意味着侯伍杰被抓後有效地保護了他；如果是組織行為，或意味着侯伍杰被抓後有效地保護了整個貪官組織，此舉只是為了安撫侯。侯伍杰當初入獄，是給貪官集團擋子彈，是他們的有功之臣，如今出獄，自然要榮歸故里，大肆鋪排。

侯伍杰的遭遇與網上流傳的一個笑話相似：某省長因貪腐入獄，兒子大學畢業，找不着工作，探監時訴苦。爸爸寫了一字條，讓兒子找他以前的下屬幫忙。兒子問：人走茶涼，現在寫條子，有用嗎？爸爸說：我在台上的時候，想讓誰當官就讓誰當，現在我在監獄裏，想讓誰進來誰就得進來。放心吧，兒子，我的條子還是照樣有效！

內地官場山頭林立，盤根錯節，尤其是像侯伍杰這樣的省部級官員，在一個省可以自立政治山頭，有自己的人馬與財團。即使被捕下台，對下因為批發烏紗帽而恩威並在，出獄有人抬轎；對上則「朝中有人好做官」，可以為所欲為。貪官死而不僵，是對當局反腐的最大諷刺。

習近平剛剛說完老虎蒼蠅一起打，而侯伍杰們卻公然大唱反調，這也是對第五代權威的公然蔑視。現在外界都在觀望，新一代領導集體到底如何處理這宗腐敗官員的示威案件，如果當局不能就這宗案件給公眾以交代，所謂反腐，恐怕難以取信於民，第五代的權威也將蕩然無存。

太陽報

只保貪官不義財剝奪百姓監督權

網民不斷曝光「房叔、房嬸」等貪官污吏的財富，使當局如臨大敵，近日連續出台多項規定，嚴控房屋查詢，這相當於給貪官提供了保護傘，拒絕百姓的監督。在官員財產公示已成潮流的背景下，當局此舉倒行逆施，實在愚不可及。

內地的房屋登記全國性聯網取得顯著進展，網民只要輸入官員或者其家屬的姓名及身份證號，就可獲得他們的房屋登記訊息，如此一來，擁有大量房產的貪官們惶惶不可終日，尤其近期一系列房叔、房嬸被相繼曝光，令官員們如喪考妣，生怕自己的財產也被曝光。

這十年來中國房地產價格不斷攀升，很多貪官都將不義之財購置房屋，以便保值增值並進行洗錢，近年來被查處的很多貪官，手中擁有的房屋都幾十套，有的甚至上百套。一邊是貪官有屋無人住，一邊是百姓無錢住房屋，兩者的鮮明對比，也成為民怨的焦點。

網民自發地通過人肉搜索曝光官員們的不義之財，既發洩心中不滿也是幫助當局反貪，蕩滌官場歪風，這應是一石二鳥的好事，如今當局卻嚴控百姓查詢官員的房屋登記，這無疑助紂為虐，進而引火燒身，將百姓對貪官的不滿引到自己身上。

揭貪有罪咄咄怪事

當局口口聲聲要加大反腐力度，要老虎蒼蠅一起打，更歡迎老百姓監督官員，但百姓真正行使監督權時，當局卻高調打壓，與民意背道而馳，這如何讓百姓相信當局的反腐決心？說一套做一套，又如何讓百姓對政府有信心呢？

目前的官場已到了上下五千年最腐敗的時代，沒有最無恥只有更無恥，沒有最貪婪只有更貪婪，古代的貪官一經發現，滿門抄斬，財產一部分上繳朝廷，一部分用來減免百姓賦稅。而如今的貪官，可以將子女財產送到國外，蔭及子孫後代，即使被曝光，也在「慎殺少殺」的藉口下輕判脫罪。

如今當局不僅給貪官的不義之財提供保護傘，更以「違背個人隱私權」為由嚴堵百姓的監督，今後貪者無罪，揭貪者反而有罪，豈不成了咄咄怪事？中國最近幾年的司法改革，保護的不是百姓的人權，而是貪官的人權，維護的不是社會的公平正義，而是貪官的既得利益，這樣的改革與民意背離了十萬八千里，怎麼會得到百姓的支持？

其實，官員財產公示已成時代潮流，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早做早主動，晚做很被動，不做太反動。許多官員在媒體的鎂光燈下親口贊成願意公布財產，既然他們如此大義凜然，當局還有甚麼難言之隱呢？難道高層的財產怕見陽光？

東方日報

羅斯福最具毀滅性的中國特使赫爾利

誰輸掉了中國？（4）

明镜新闻网編譯蕭伃君

　中國是俄國的西伯利亞

　　當他們回到重慶後，一連串的特使持續地從美國來到中國。副總統亨利‧華萊士(Henry Wallace)也到了中國。羅斯福將華萊士送往中國，表面上是希望他幫忙解決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的問題，但是，戴維斯解釋，羅斯福的真正意圖是將華萊士送出美國，如此一來，羅斯福即可“為接下來的民主黨大會上擺脫華萊士作為選舉搭檔這個負擔做準備。”華萊士也建議將高思和史迪威調回。

在華萊士之後，前美國戰時生產局局長唐納德•納爾遜(Donald Nelson)也以羅斯福的“私人經濟事務代表”的身份抵達中國，羅斯福同樣不希望納爾遜留在華盛頓。哈里‧霍普金斯告訴戴維斯，他很擔心這位“私人代表”要如何打發時間，但又對戴維斯說，“如果中國方面為納爾遜提供四、五位女孩，納爾遜會很高興，也可以讓他閉嘴。”

國民警衛隊的榮譽少將赫爾利成了駐華大使。

羅斯福的特使中最具毀滅性的是前任總統胡佛的戰爭部長赫爾利(Patrick Hurley)。赫爾利是美國國民警衛隊的榮譽少將，據戴維斯的回憶，這位少將喜歡巢克圖族(美國印地安人之一族)式的戰爭吶喊以及其他華麗的戰斧、左輪手槍文化。赫爾利試圖調解國共兩黨、製造和平局勢，但少有進展。但羅斯福卻在1944年末以無線電對赫爾利說：“你對中國情勢有軍事立場上和外交立場上的雙重近距離了解，這使你為美國駐中國大使的最佳人選。”赫爾利即成為了駐華大使。林霨表示，假使羅斯福是有意識地希望以毫無能力的手下摧毀他的中國政策，那他對赫爾利的指派可能是最完美的傑作。

　戴維斯回想到他必須與這些政治放逐者一起在中國進行外交工作時，他這樣描述道：“很明顯地，對美國政治場域而言，中國就像是俄國人的西伯利亞。只是羅斯福的手法更迅速、也較人道。”

　諷刺的是，最終被放逐的不是這些羅斯福的特使，而是包括戴維斯在內的中國通們。在麥卡錫當道的時期，中國通成為“輸掉中國”一事的代罪羔羊。以赫爾利將軍為例，《紐約時報》寫道，赫爾利得到共產黨的同意，表示願意與國民黨建立聯合政府，但是，蔣介石卻拒絕了這個提議，蔣另外提出的提議也不被共產黨所接受。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國共雙方軍隊開始在內戰中爭奪地盤，而美國在這場內戰選擇了支持失敗的那一方。

當赫爾利在1945年11月回到華盛頓並辭掉外交官的職位後，他便開始批評包括戴維斯等的中國通是他任務失敗的主因。赫爾利將軍控訴這些中國通，破壞他試圖阻止國民政府崩壞的工作。在多項指控中，其中有一項竟是以中國通們與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相互認識和會面作為罪名。

赫爾利當時接受斯大林的保證，認為斯大林將給予蔣介石支持，赫爾利也相信了斯大林對中國共產黨感到厭惡的說辭，當這些皆成空、他也回到美國後，他卻開始指責戴維斯與其同僚，認為他們批評國民黨的用意其實是希望破壞他試圖將中國不同的軍事力集結、以對抗日本的努力。

　　雅爾塔會議

　　最終，史迪威被魏德邁將軍(General Albert C. Wedemeyer)取代，戴維斯也離開中國前往莫斯科。重慶的中國人與美國人的關係變得比較不那麼愉快，但是，基本問題還是沒解決，尤其是蘇聯的野心問題。

　　羅斯福在1945年2月的雅爾塔會議上，替斯大林戰後對滿洲的佔領背書，戴維斯對此感到相當厭惡。這很明顯，會讓中國的蔣介石感到錯愕，畢竟中日戰爭的起始原因就在於日本對滿洲的併吞。另外，如戴維斯的觀察，即使羅斯福不背書，斯大林依然會佔領滿洲，替這種行為背書，並不會為美國帶來什麼好處。

　　戴維斯也理解，蘇聯所佔領的滿洲將成為中國共產黨人的庇護所，或是成為蘇聯的附庸國，但羅斯福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此可能性。雅爾塔會議完全將中國作為四大強權之一的神話撕毀──一個此前羅斯福費盡心機去維護的神話，而因為神話破滅得過於全面，羅斯福還必須使用一個典型羅斯福式的詭計：雅爾塔會議做出的協議內容必須等到適當時機再給予蔣介石知曉。

　　而如歷史事實顯示的，在中國內戰一開始就試圖奪回滿洲的作法只導致了國民黨在戰略上的毀滅，這個錯誤不只導致了他們失去滿洲，也失去了整個中國。（《外參》第34期）

《調查》(第5輯): 薄熙來的"幫兇"

內容提要:

　說白了，徐明和王立軍就是薄熙來一家的家丁和打手——靠著給主子賣力，當幫兇，主子吃肉，自己混一碗湯喝。當然主子看中的是江山社稷這塊大肉，奴才手里的這碗湯油水很足自然不難理解。在商界的混得傢財萬貫富可敵國，在政界混的顶戴花翎火箭般連升三級。

　主子面前，唯唯諾諾；主子身後，耀武揚威，大抵是奴才的共性。若說徐明還有自知之明，清楚自己的身份，很少逾規惹主子不滿，這王立軍可就有些過于迷戀“打黑英雄”和學者局長的外部光環，以至于“入戲太深”，忘了自己的真實身份。

　其實早就有“預警”。很多年前，徐明身邊的人就發現徐和薄家權力走的太近，早晚會出事；王立軍在鐵嶺的警界前輩也早就警告他小心“前車之鑒”。

皆不幸言中，其實更因果有緣。

　主子需要幫凶，奴才需要靠山，各有所取，各有所得，看似一拍即合，天衣無縫。但不幸的是，正如有評論所指出，某種意義上，中共就是靠綁架起家、建政坐天下的。不無道理，看似的大團結和親密無間，不過是經濟政治利益的互相利用和綁架，乃至彼此身傢性命的互相綁架下，而結成了的一個畸形的、變態的命運共同體。看似針紥不怕，水潑不進，但誰都清楚，綁架下必有强制、恐懼和猜疑，而這必導致裂痕，裂痕若不及時修補，馬上會一發不可收拾，弄得滿盤分崩離析——黨體制下特有的一種結構。

　奴才們打着主子旗號欺行霸市，欺男霸女的同時，也怕被當槍使，一不小心當了炮灰成了犧牲品，更怕主子翻臉不認人，置自己于死地；也正如此，這些內心恐懼又憤懣的奴才們其實儘是電影《讓子彈飛》里的“武舉人”，黃四爺在台上時他們各個爭著幫凶，黃四爺一出事，立馬對主子凶殘十足，恨不能飲其血食其肉以表自己的革命者情懷。這種意義上講，主子們怕得不僅是外面的敵人，更怕乃至最怕的就是邊這群被自己教育的下手不知道輕重、知面不知心却又對自己那點事知根知底的奴才和打手們。

　奴才們怕，主子們也怕。他們就這麽相互利用，相互提防，時刻準備著相互出賣、攤牌翻臉。王立軍突走美領館，魚死網破；徐明在裡面招供有一說一，反咬一口，把這中國特色的主子奴才“情結”演繹的活靈活現。

　看徐家，王家和薄家落得今天這種狼狽，怎不讓人感慨欲壑難平，幾人看透！

　更可悲，黨體制下，進了這局裡的人，就難再有退路。之前的“預警”和之後的一語成讖更多的是譲人感慨，却難有譲當事人鏡鑑而免的作用。

也正因為此，下一個徐明，王立軍，乃至薄熙來的出現只是時間問題。

《調查》(第5輯): 薄熙來的"幫兇"　印刷版訂閱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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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雜誌社】專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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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自焚最先在阿壩？

胡錦濤是藏人自焚事件的禍首？（5）

《中國密報》特約記者方鸣

為什麼最先是阿壩？

　　在100起藏人自焚事件中，3起發生在境外，其餘的97起發生在中國境內，其中西藏8起、甘肅19起、青海25起、四川45起。而在四川發生的45起中，就有39起發生在阿壩。

　　為什麼自焚最先發生在阿壩，阿壩成為藏人自焚的中心？李江琳認為“因為那裡的藏人在近代史上遭受外族的壓迫最重，在中共建政過程中遭受的迫害最深，他們的反抗最激烈，受到的鎮壓和殺戮也最為血腥和殘酷。”

四川阿壩州地圖。

　　李江琳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該州寺院必須遵守的條例有《國務院宗教事務條例》（47條）、《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14條）、《境內外國人宗教活動管理規定》（13條）、《藏傳佛教寺廟管理辦法》（43條）、《宗教教職人員備案辦法》（16條）、《宗教活動場所財務監督管理辦法（試行）》（40條）、《四川省宗教事務條例》（59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宗教事務條例》（65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藏傳佛教事務管理暫行辦法》（59條）等。這些條例不算細則就有356條之多，其中為藏傳佛教“定身製作”的條例有116條，這還不算相關法規和各縣的“土政策”。

　　此外，還有許多不公開的“紅頭文件”。比方說“國辦發[1991]39號文件“規定活佛”可以轉世，不可全轉，從嚴掌握”。根據這份內部文件的指示，青海省規定“活佛轉世工作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進行”，除上述3條原則，還增加了“控制總量”，明確提出“轉世活佛總量不超過1958年後去世活佛數的三分之一”。至於轉世靈童的審批權，則由“內部掌握”。

　　除了幾百條公開“條例”和無法統計的內部規定，寺院還被各種公開和秘密、永久性和臨時性的“有關部門”控制。阿壩州的“藏傳佛教事務管理暫行辦法”規定，該條例由州、縣兩級公安、國土、建設、教育、外事等24個部門共同實施。此外還有諸如“活佛轉世工作領導小組”、“對達賴集團鬥爭領導小組”一類部門。除了通過公開條例和內部指令，以及形形色色的“部門”之外，寺院事無鉅細都在管制範圍內。青海果洛州的條例不僅規定各級政府“定期對藏傳佛教寺院廣播電視、互聯網、印刷品和音像製品等進行監督檢查”，連懸掛經幡也要經過批准。此外，除了州、縣之外，寺院所在的鄉鎮必須成立“群眾監督評議委員會”，再加上寺管會，寺院被重重條例和“有關部門”五花大綁，僧人的一舉一動都在層層監督下。

　　李江琳的研究發現，阿壩州對僧人的限制極其嚴苛。有心深造的僧人必須“持屬地鄉（鎮）人民政府批准函件和寺管會介紹信逐級申報。跨鄉（鎮）學經的，經縣佛教協會同意，報縣宗教事務部門備案；跨縣學經的，經州佛教協會同意，報州宗教事務部門備案；跨州學經的，按規定審批。”但同時又規定寺廟“接收外來學經人員不得超過寺廟定員人數的7%。其中，州外學經人員不得超過寺廟定員人數的3%。”如果到境外學習，則“寺管會必須禁止非法出境迴流人員入寺”。這3條規定基本上杜絕了僧人深造的可能性。自1990年代以來，每年逃到印度去的人中，將近一半是僧尼，且以安多、康區為主，足以說明這些地區宗教狀況的惡劣。

　　此外，阿壩州《藏傳佛教事務管理暫行辦法》第35條規定，寺院“出現利用宗教進行滲透破壞、分裂國家和影響社會穩定活動”，則由縣宗教部門撤銷登記並終止寺管會，並派工作組整頓寺廟，在此期間“寺廟停止一切佛事活動。縣佛教協會取消組織、參與活動僧人的宗教教職人員資格”。李江琳認為，這是一條“連坐法”：寺院只要有一名僧人抗議，整個寺院都會遭到懲罰。很明顯，2008年之後，阿壩格爾登寺就處於這樣的狀況。自焚僧人中有兩名是該寺“前僧人”，應該就是這項條例的結果。

　　除了上述控制之外，退休藏人幹部一位藏人幹部羅楓的一封公開信也有助於瞭解阿壩藏人自焚的特殊背景。羅楓在2012年2月發出了《他一到阿壩就帶來了天災與人禍》的公開信，舉報原阿壩州州委書記、剛升任四川省省長助理、四川省公安廳廳長兼武警四川省總隊第一政委侍俊，點名直指他在“官場上搞權術，經濟上摻假水，文化上搞摧毀，信仰上搞強制，這一切都是為他自己上省級領導而服務……”

　　公開信引用民間話說批判侍俊以極左思想和所言所行製造人禍。有人說他是“魔主”，為使自己陞官，把小事搞大，好撈功勞，把寺廟護法神殿中的爛槍鏽刀（千百年來藏區有放下屠刀把刀槍交給寺院表示不再作惡的習俗）論為反共藏獨用具。民間比喻說：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的做法好像是伊拉克，工作組人員比和尚還多的做法好像是文革，老百姓在槍口下生活的做法好像利比亞。並且表示，只要侍俊的思想不變，方法不變，感情不變，態度不變，繼續粗造行事，阿壩難以安寧，寺廟難以祥和。

　　這封公開信說，“民間有種說法，說阿壩縣的維穩工作交給兩個‘瘋子’管，越管越瘋。一個是嚴春風副州長，是5.12後我州招考的城市規劃人才，他對民族地區一無所知，對宗教政策和問題一片空白，對藏區百姓毫無感情，對藏族語言更是純屬無知，因此，他管維穩純屬瞎指揮，洋相百出，越說越瓜，越幹越亂。另一個‘瘋子’是劉峰，格爾登寺管理處處長，也和春風一樣一片空白，只會算計不會安撫。”

　　此外，公開信還提到侍俊“提羌打藏”的用人方法，把對3.14打砸份子的恨轉移到藏族幹部和百姓身上，整下課了一批幹部，涼拌了一批幹部，同時扶持和培養了一批羌幹充實到各縣和各單位，全然忘記了59%藏族、18%羌族的州情，就像是忘記了94%的漢族是中國的國情一樣。

　　公開信特別提到侍俊對藏人文化的破壞，並說“提羌打藏”的最大表現也在這上面。首先是把州委、政府分管文化教育的安排為兩個羌族，州委陳鋼，州政府劉文芝，在他們的精心安排下，撤併轉了一批藏區中小學，安排許多學生到茂縣羌區學習。侍俊和谷運龍還把草地人和馬爾康中等民族師範學校列為最不穩定的人群和學校，維穩大會小會指出來說，雖說有事實依據，但他們的負面情緒極大地影響了民族關係，在一定程度上製造了藏羌矛盾。藏族人變成州裡千夫所指的人群，就像一度在內地大城市里出現過的畏藏、歧藏事件一樣，阿壩州的幹部群眾對藏區和藏人的這種畏、歧指向也非常明顯，沒有原則和沒有感情的非藏幹部對州裡的敏感事件的反應是“燒光才好’”、“全部槍斃”之類。藏羌民族幹部利益分割勢力突出，民族矛盾深化。

這封公開信也提到了藏人自焚，“我們州稱之為‘燒烤’的事件依然不絕，而且越來越多，由和尚發展為尼姑，由僧侶發展為一般俗人。”並且提到“沒有原則和沒有感情的非藏幹部對州裡的敏感事件的反應是‘燒光才好’‘全部槍斃’之類。”（《中國密報》第五期）

政治局25個位子是這樣填滿的

《调查》夏飛　程恭羲

中共中央政治局共有25個位子，坐到這樣位子上的人都被稱爲“黨和國家領導人”。每五年召開一次的全國代表大會，中共都要對這25個位子進行調整，對坐在這25個位子上的領導人進行一次大洗牌。到點退休的，半路落馬的，政治根基不牢固的，甚至站錯隊伍的，都變成了政治局這個中共最高“牌局”的“廢張”，走馬換人便成爲每屆中共黨代會大玩特玩的政治遊戲。

“廢張”走下了“牌局”，早就排起長隊的“閑張”們便躍躍欲試了。但這些“閑張”的背後，都有強大的政治背景，誰上誰下，並不取決於這些“閑張”的能力，而是取決於誰握著這張“閑張”大牌。

就這樣，這個打了整整五年的“牌局”，2012年11月8日便是它的“攤牌”時刻。而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的25個位子，其實早就填滿了。畢竟，地下黨出身的中共，對暗箱作業、黑箱操作，更得心應手更輕車熟路。只是，喜歡看熱鬧的中國老百姓，還在毫無意義地猜測著誰會是中國未來領導人。

因爲，無論用手還是用腳，他們都沒有投票權和選擇權。

中共中央總書記主持政治局會議。

政治局是“世上最民主的機構”

2010年5月，英國《金融時報》副主編、駐北京分社前社長馬利德（Richard McGregor）出版了《中共領導者的秘密世界》（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一書，分別從黨與國家、黨與商業、黨與人事、黨與軍隊、黨與貪腐、黨與地方、黨與企業家、黨與歷史等方面分析共産黨的統治策略。馬利德指出：“黨不僅控制政府，它本身就是政府。”

該書介紹說，中共的决策層是以胡錦濤爲總書記的九人組成的政治局常委會，次一級的是25人組成的政治局，然後是371人組成的中央委員會。與之平行的是，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和中央書記處。以橫向而論，是組織部、宣傳部、統戰部、中央辦公廳、政法委、外聯部等“八大部”，以及財經領導小組、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委員會、黨建領導小組、國家安全領導小組等“半正式”的機構。以縱向而論，是省、市、縣、鄉、村五級黨的委員會。

馬利德從特權者辦公室或家中的“紅色電話”入手，剝繭抽絲般清理出中國的權力掌握在哪些人手中。這部紅色機器是進入中國統治核心的門票，擁有者約有300人，包括共産黨的中央委員、省部級官員、大型央企董事長和中央媒體負責人。這是一種援引自蘇聯的嚴密的等級制度，當年的蘇聯也有一個專門服務頂級官僚的秘密電話系統。正是這個系統，“代表著黨組織無可比擬的滲透力、嚴格的等級制度、精心設計的組織和嚴格的保密”。

馬利德對中共的那些“半秘密”的機構進行了迄今爲止最爲深入的探究。比如，對外不挂牌、也不公佈電話號碼的中共組織部。黨的組織部的地位，遠遠高於政府的各個部委，因爲政府所有部委的首長人選，都由組織部來决定和任命。

“由於黨、公職人選不經選舉或公開競爭，因此，在幕後爭取任命成了中國政治的主戲。身爲爭取任命的‘票據交換所’，組織部成爲整個政治體制的中樞。”但是，即便在基層共産黨員心目中，這個部門亦神秘莫測。馬利德多次聯繫採訪位於長安街的中組部，却未能成功。

有個中國異議作家讀完馬利德的新著評論說：中共自從建黨以來，一直到奪取政權之後的60多年，始終不脫“地下黨”之本色。共産黨在中國就像一個幽靈，你看不到它，它却無處不在。這正是馬利德對中共的精闢概括。

無獨有偶。2010年12月，維基解密公開的美國駐華大使館電文，對中國高層政治結構作出類似的評論，其中一份電文引述兩個據稱與美方關係良好的消息渠道，把中共政治局九人常委會，比喻爲大企業董事會，“胡錦濤持有最多股份，因此，他的意見最具份量”，但委員會內不設投票機制，而是透過共識决策，“每人都可行使否决權”。

美國駐華大使館的電文還引述一名消息人士以“挖苦語氣稱，政治局是‘世上最民主的機構’，是中國唯一存在真正民主的地方”。

從“票據交換所”到“大企業董事會”，中共高層和中共政治體制已被西方人分析得入木三分。但我們要說的是，中共高層這個金字塔尖在即將召開的十八大，進行一次舉世關注的大更換，而改變的只是金字塔尖的面目，不變的仍是這個神秘塔狀的體制結構。

政治局到底是個啥機構？

網上有這樣一個政治笑話，說某位中國官員訪問梵蒂岡時開玩笑稱，共産黨和天主教會真像，“我們有宣傳部，你們有萬民福音部。我們有組織部，你們有樞機團。”梵蒂岡的官員問：“那麽，有什麽不同？”中方的人對著全場大笑的人說：“你們是神，我們是魔鬼。”
如果要說中共和天主教會究竟有什麽不同，簡單的回答應該是，中共有個中央政治局，其上有個政治局常委會，其下有個中央委員會。那麽，中共中央政治局到底是個啥機構？

中共的官方解釋是：中國共産黨中央政治局，簡稱中共中央政治局或中央政治局，由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産生；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成員稱“中央政治局委員”，或“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閉會期間行使中央委員會的職權。

中央政治局從1927年5月的五届一中全會開始設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共中央書記處成員一般都在全國人大、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央軍委等國家機構、中共中央各部門或各省市的黨政機關擔任主要職務，按慣例可以被稱爲“黨和國家領導人”。
自1982年中共十二大廢除中央委員會主席和副主席職務開始，政治局委員的排名“按姓氏筆劃爲序（簡體）”，不同於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中央書記處按擔任者黨內地位的排名方法。
官方的解釋太官方太空洞了，說白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其實就是我們一般意義上講的黨中央。中央政治局共有25個位子，坐上這些位子的人叫政治局委員，他們的另外一個稱呼就是“黨和國家領導人”。這些人在實際政治生活中，行使著黨和國家最重大事務的决策權。
不進常委班子的中央政治局委員，行政級別是副總理級。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行政級別是總理級。中央政治局委員是真正意義上的“位高權重”。

一般情况下，25名中央政治局委員分別擔任黨和國家的下列領導職務：

1、常務委員會委員（政治局常委）：
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兼國家主席兼中央軍委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國務院總理、全國政協主席、國家副主席、國務院常務副總理、中央紀委書記、中央意識形態領導小組組長、中央政法委書記。

2、非常務委員會委員（政治局委員）：
中央組織部長、中央宣傳部長、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一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三人）、國務委員（兩人，必有一人是中央軍委副主席兼國防部長）、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另有一位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任國務委員和國防部長進中央政治局）、全國政協第一副主席、直轄市市委書記（四人）、個別省區黨委書記（兩人，必有廣東，十七届還有新疆）。

有的時候，中央辦公廳主任會作爲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進入中央政治局。（《调查》特刊第一辑）

《調查》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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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後代”結盟，江志成﹑溫雲松“悶聲發大財”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辛鳴

　　當年歐美幾大投行，借助趙紫陽兒媳婦任克英的關係，承銷幾大國企和央企的上市等工作賺得盆滿缽滿，也讓任克英成為國際投行界受熱捧的傳奇式人物，轉任幾家知名投行的高級主管，位子越做越高，錢越賺越多。任克英畢業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是1978年改革開放後最早赴美留學的中國人中的一員。除了趙紫陽兒媳的身份，任克英還是前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的女兒，這種深厚背景對她在國內拿下大項目的幫助可想而知。

　　時下的行情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據國外投行的業內人士透露，有些國際知名投行現在招聘“太子黨”時，常用的一個面試問題就是：請直接寫下你認識或者可以聯繫到的國內政治經濟界的要人名單。如果寫下的名單夠長或者夠重量級，基本上可以當場錄用。

　　頗為值得關注的“官二代”結盟

　　這些官孫子孫女雖然眼下在美國名校留學，但是他們多有很強的接班意識，很少有人想留在美國和西方發展。他們知道，他們的爺爺、外公跟著毛澤東打下了江山，他們的父輩正在執掌中國的舵輪，最信得過的就是他們這些“紅色”後代，他們也衹有接班掌權，才能保證父輩和家族的利益不會一朝復失。

　　知情人說，他們現在就在為學成歸國接班進行各種準備。除了利用美國頂尖學府的豐厚的教育資源，在課堂內外學習知識和獲取資訊之外，他們廣泛結交同在這裏求學的青年才俊。這些同學中，不少是各國政要鉅賈的子弟，本身就擁有廣泛的社會資源；更多的是百裏挑一、雄心勃勃要創造未來的學子。中國的官家子孫與他們結下友誼，也就等於進行情感投資，未來這些校友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將形成一個全球範圍的關係網。

　　名校之所以是名校，不僅是培養未來精英的搖籃，而且本身就是美國政治、經濟、學術文化研究的重鎮，像哈佛、耶魯，不僅走出了多位總統、國務卿、州長、部長和企業家、投資家，他們與母校保持著聯繫，而且這些名校也與美國頂尖智庫和各國學術界領軍人物頻繁交流互動。中國官孫子孫女中的一些佼佼者，很注意利用身在名校的有利條件，多方尋找機會與各方搭上關係，在某種程度上，他們是正當權的父輩安排在美國政經學界的耳目和觸角。

　　官孫子孫女中某些人，還積極在校園中發起冠以與中國有關、也與名校有關名目的“論壇”、“圓桌會議”、“對話會”“講座”，邀請中美有名望的人士光臨。分析人士指出：他們這樣有多重目的，一是利用父輩的權力、財力和人脈，在校方和美國學者面前抬高自己的身價；二是打起哈佛、耶魯、斯坦福等美國名校的招牌，對國內“拉大旗作虎皮”，擴大自己的影響力，為未來從政經商增加砝碼；此外，他們能得到多種歷練，例如，增強對各方的公關能力、利用媒體的能力等等。

　　消息人士曾告訴《明鏡月刊》，在美國大學舉行這類活動，實際上相當容易，只不過是在學校申請一個場地而已。而實際效果也相當有限。雖然名稱上又是“哈佛”“耶魯”，又是“中國”“中美”名頭，但很少能吸引美國師生，參加者主要還是華裔留學生和學者。
2011年4月上旬舉行的“哈佛中國論壇”，雖然有中國官方背景的一些美國中文媒體十分重視，並密集報導，但是，就從記者採訪和電視畫面上都可以看到：會場上幾乎看不到洋面孔，都是留學生在聽講和提問。一位網名叫“波士頓橘子”的作者寫道：“不但有主要籌辦者年齡層降低，從研究所轉為大學部學生；出席者學生增多，專業人士減少等特色，最教人訝異的是，包括開幕主要講談，竟有數場講座全以中文進行，儼然把中國的會議搬到了美國哈佛大學來舉辦。”分析人士指出：這些活動當然會大肆吹噓為“成功”，其實衹是成功地讓策劃者自己增添了一筆資本而已。

　　

　　“哈佛中國論壇”講員和聽衆絕大多數都是中國人。

　　江志成﹑溫雲松“悶聲發大財”

　　消息人士說，中共老一輩革命家的子女，成長在毛澤東時代政治路線掛帥、意識形態領先的年月，這些老革命家們之間又有太多你死我活的纏鬥，影響到他們的子女彼此也比較疏遠，甚至還可能發生衝突，例如薄一波的兒子薄熙來與李雪峰的女兒李丹宇的婚姻破裂，就有這一因素：薄一波倒楣時，李雪峰走紅﹔李雪峰倒楣時，薄一波走紅。

　　但是，這些老革命家的孫輩、也就是當朝權貴的子女，成長的環境就完全不一樣了。他們沒有受到祖輩和父輩意識形態的陰影籠罩，他們的價值理念也完全轉向實用主義。他們才不將祖輩父輩有什麽恩怨情仇放在心上，交友只看能否談得來。

　　在美國名校中的這些官孫子、官孫女們，彼此家族的政治背景和經濟狀況相近，很自然地就形成一個相對封閉、排他性的群落。在這些名校中，另有很多華裔年輕人是憑本事考進來的，還有一些屬於中國的“富二代”，雖然也財大氣粗，但這些官孫子、官孫女們，自成小圈子，有自己的愛好、去處和打發課餘時間的消遣方式，對於背景並非相似的同學，他們拒不接納，少與來往﹔且往往還瞧不起“富二代”，私下譏諷有加，即使有時敲他們一筆，也是抱著“讓他們出點血”“不吃白不吃”的心態，並不真心與之交往。

　　李源潮的兒子李海進耶魯讀MBA之前在瑞士諾華公司工作，消息人士說，就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常委、前政協主席李瑞環的兒子幫他安排的這個待遇優厚的工作。

　　江澤民唯一的孫子江志成，從哈佛大學經濟系畢業後，到高盛香港工作，與同對私募基金有強烈興趣的江志成和溫雲松一度走得很近。

　　知情者說，小名“毛頭”的江志成，當年被視若抱在手上的掌上明珠，如今已經羽翼豐滿，投身私募基金。而他的合作夥伴，正是溫家寶家族的親信、中國平安集團前總經理張子欣。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兒子溫雲松，雖然為避人耳目離開私募基金，轉任國企官員，但私下仍然操縱私募基金運作。

　　消息人士說，江志成與溫雲松兩人有共同特點，既非常聰明，又非常低調。現在，他們聯手攫取巨額財富，正是實踐江澤民“悶聲發大財”諄諄告誡的活典範。(《明鏡月刊》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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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本來是多麽鲜活生动的故事

《新史記》高伐林

上個周末，多年不見的朋友邀我見面餐敍。適逢本期《新史記》正在發稿付印，我恨不得再長兩雙手、四雙手呢，本想提議改期，但一咬牙還是赴約了。

用現在的流行說法，朋友夫婦都是“紅二代”，講起許多趣事軼聞，多與歷史事件和人物有關，我聽得津津有味：關於北平“一二九”，關於冀南“反掃蕩”，關於中國“兩彈一星”，關於河南官場更迭……（熟悉中共黨史的人，大概都能猜出我說的是誰了）。讓我展開許多聯想、又浮起很多疑問。

——我回美國之前有一天，跟一幫幹部子弟聚會“侃大山”，有林彪的女兒、楊成武的兒子、陸定一的兒子……
我急忙插言：打住打住，林彪的女兒在那兒，陸定一的兒子也去了？他媽媽不是寫了多封匿名信告葉群，說林豆豆不是林彪的骨肉，鬧出一場大風波？
朋友不以爲意：是啊，他也去啦！咳，那些往事，沒誰提。

——中國要搞原子彈，得找到鈾礦啊，最後終於在廣西和湖南郴州找到了。我父親高興啊，捧著鈾礦石就上中南海，見到毛澤東，往他面前一遞……

—— 三年大饑荒年代，青海的核基地的存糧也告急，只夠兩天吃的了。基地黨委沒辦法，擬訂了專家名單，剩下的這點糧食，只能重點保這些人；其他的官兵家屬，就只能讓他們自找門路。那都是寸草不生的戈壁沙漠，他們上哪兒找門路？要離開基地也行，可是要走到有人煙的地方，步行至少要走好多天呢。許多人就那麽倒在半路上，後來就再也沒有音訊了……

——我老爸快一百歲啦，老兩口有時住在南方，過春節的時候，當地的領導×××、××，都會帶著人來拜年、慰問。以前呢，會進來坐幾分鐘，後來呢，時間就越來越短了，轉頭就要去旁邊那一家——他兒子不是被定為接班人了嘛……

朋友並沒渲染，講來十分平實，然而官方教科書上乾巴巴的綱目條文，在他們平實的叙述之下，搖曳生姿；以前只在媒體上甚至歷史書上認識的一些大人物，也在他們敍述之中變得有血有肉。

朋友夫婦還講了很多，不及備敍。如果不是我惦記著雜誌不能誤期，只好告退回家趕活，還會一直聊下去。

我很有感慨：歷史本來多麽生動鮮活，人物本來多麽豐富多彩，人際關係、因果鏈條本來多麽錯綜複雜！歷史學家在研究中去粗取精、去僞存真，加以抽象概括，當然是有必要的，但是往往就變得那麽了無生趣；而朋友們講得瑣碎，蕪雜，甚至可能還記憶不準，評價有偏，但這種民間的、口頭的叙述，難道不是更讓人感覺具體可信嗎？這種口述歷史更有一個鮮明特點：是以人物而不是以事件爲中心，更不以人爲的歷史分期來硬生生劃斷——歷史（history），不就是“他的故事” （his story）麼！

《新史記》本來就是以歷史與人物為特色，本期《新史記》更突出了人物：請各種背景、各種經歷的人來講故事。王希哲講習仲勛處理“李一哲”事件的故事，郭羅基講自己參加革命的故事，高斌講1942年河南災區的故事，陳小雅講胡績偉早年成長的故事……還有故事裡套故事，故事外有故事。有趣的是，陳小雅記述，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見胡績偉，《我的思想脈絡》提綱第一句話就是：“在所謂共產主義世界土崩瓦解的今天，我仍然覺得自己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姚監復老先生講敍胡績偉2012年去世之前，認識到馬克思、恩格斯對時代的性質和任務都判斷錯誤——這矛盾嗎？胡績偉 “覺今是而昨非”，20年的思想轉變卻多麽真實！

《新史記》發排付印，我該給朋友打電話約見了。前次是朋友間的私人交談，我不能錄音；再見面，我就要預先告知：我可要錄音再好好整理你們的口述歷史了！（《新史記》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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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内阁对华政策意见分歧

作者法广

英国「星期泰晤士报」引述消息人士说法报导，英国政府对如何处理与北京的关系出现分歧。

由於担心英国和北京的关系恶化，伤害两国间贸易，首相卡梅伦和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极力避免与北京当局的紧张升级。

「星期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昨天在头版报导，外相黑格（William Hague）认為，英国不该对抨击中国侵犯人权掉以轻心，副首相克莱格（Nick Clegg）则坚持，英国在藏人处境等议题上应坚守原则。

报导引述1名政府消息人士说法表示：「在这个议题上，黑格和克莱格立场一致。他们认為，英国必须对中国强硬。」

消息人士说：「对克莱格而言，人权是原则问题。对黑格来说，这意味着不要对中国卑躬屈膝。他认為，英国必须坚持立场，否则他们将看不起英国。」

他说：「卡梅伦和乔治•奥斯本则关注贸易问题。两人希望英国与中国站在同一阵线。」

英国外交部拒绝评论。

不过1名政府内部人士说，卡梅伦去年于伦敦会见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后，北京当局对伦敦当局的行为变得「相当幼稚」。

这名人士说：「他们想派外交人员到爱丁堡和都柏林，而不到伦敦，以此让我们紧张。」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广受中国食家欢迎“金山勾翅”贸易或将被管制

全球每年约有7000万到1亿条鲨鱼被捕杀

作者香港特约记者郑汉良

据《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简称CITES）官方网页通告，第16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大会将于下月3至14日在曼谷举行，177个缔约国提交70项建议，包括放宽或收紧各类动植物的贸易管制，这些项目包括沉香木砍伐，以及收紧多类型的海龟贸易，但最令中国食家关注的，当然是鲨鱼贸易的管制。

有10个缔约国已经提交建议，将5种鲨鱼纳入管制，当中包括3种双髻鲨，而这正是最受中国食家欢迎的“金山勾翅”的出处。据大会规章，每项建议要三分之二缔约国支持才可通过。

以烹调鱼翅鲍鱼驰名的香港阿一鲍鱼餐厅老板杨贯一告诉明报，由于金山勾翅最受食客欢迎，再贵的价钱也有人吃得起，因此不应禁止入口。

报道指，目前只有3种鲨鱼受贸易规管，包括鱼鳍可制成「天九翅」的姥鲨，其余鲸鲨和大白鲨非鱼翅主要来源，对鱼翅市场影响有限。美国曾于2010年建议加强规管3种可制作鱼翅的双髻鲨，但遭中国及日本等反对，未能通过。下月会议，美国联同巴西、丹麦、哥伦比亚等10国卷土重来，建议将5种鲨鱼纳入规管。

CITES规章将濒危野生动植物分作3个附表等级，归纳第1附表的动植物，面对濒危的程度亦最严重。资料显示，3种双髻鲨因可制成高价鱼翅而成为捕捞目标，建议纳入附表2，即须领取准许证才可出口，未来不排除再收紧，限制各国之间贸易。香港鱼翅商会指出，本港入口鱼翅来自逾百种鲨鱼，该5种鲨鱼占整体数量不足一成，影响有限。

阿一鲍鱼的杨贯一表示，深受食客欢迎的金山勾翅零售价从2010年到今年，升幅近70%，假如双髻鲨规管通过，他仍会继续入口鱼翅，「1000多元港币一碗鱼翅仍有人捧场，但不应禁止入口，贵价食材来来去去都是几种，不吃鱼翅不吃鲍鱼还可以卖什么」？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陈光诚大哥陈光福为自己和母亲申请护照遭到刁难

据博讯新闻网报道，著名异议人士陈光诚的大哥陈光福，2月1号携带身份证和户口薄去临沂市沂南县公安局出入境办公室，为母亲和他本人申请护照，以便赴美国看望陈光诚，但遭到当局刁难而未果。

博讯新闻网援引陈光诚大哥陈光福的话说，沂南县公安局出入境办公室拒绝给陈光福和他母亲办理护照的“理由”是：一，去美国的签证不好办；二，没有对方的邀请函；三，从身份证和户口薄上看不出和光诚有亲属关系。陈光福说，当局这三点站不住脚，其中有的是办签证的时候才审查的内容。

一望可知，沂南县公安局在恣意刁难陈光诚的亲属。

陈光诚的朋友、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表示，去美国探亲是陈光诚的母亲和大哥的基本人权：

“大陆（当局）阻止陈光诚的母亲和大哥去美国，实际上就是侵犯人权。探亲— 母亲见儿子、大哥见弟弟，这是基本权利，为什不不准他们去呢！”

旅居纽约的人权活跃人士刘念春说，当局对陈光诚出国恼羞成怒，于是乎迁怒于他在国内的亲属：

“陈光诚现在已经在美国，它（中国当局）够不着，只能故意刁难陈光诚的母亲和大哥。”

孙文广教授表示，中国异议人士及其亲属受当局刁难是常有的事情：

“我几次申请去台湾都是不准的，从0五年到现在已经将近八个年头了，（当局）不准我到台湾去看望我大哥。”

孙教授说，中国当局打压陈光诚，是因为他违反了所谓“四项基本原则”：

“他（陈光诚）提出一些观点，很多是对当局有批判性的论点，那么当局就要打压。”

据报道，陈光诚大哥陈光福表示，他将让村里出具相关证明，等春节假期结束后再去公安局申请护照。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

揭露中国官场腐败报道得美国新闻奖

美国彭博新闻社以及《纽约时报》有关中国高官腐败的报道赢得年度乔治·波尔卡新闻奖。

由纽约长岛大学颁发的乔治·波尔卡新闻奖是美国新闻界著名奖项。

该项新闻奖下设多个领域，尤其重视调查性报道。

彭博新闻社以及《纽约时报》上海分社社长张大卫（David Barboza）赢得的是2012年乔治·波尔卡新闻奖的外国报道奖。

长岛大学指出，彭博新闻社国际部记者以及张大卫的报道揭露了中国政治精英所藏匿的财富，暴露了中国的政治腐败问题。

长岛大学指出，彭博记者对薄熙来及其家人以及习近平家人所持财富的报道，以及张大卫对温家宝家族财富和太子党们敛财行为的报道令两家新闻机构在中国均受到损失。

有关报道发表后，彭博以及《纽约时报》的网站在中国都遭到屏蔽。

2013年的乔治·波尔卡新闻奖颁奖仪式将在4月11日于纽约曼哈顿的罗斯福酒店举行。

BBC中文網

甘肃49岁藏人自焚身亡

西藏地区一位藏人男子在将自身点燃之后，已经死于自焚。这是藏人以自焚的方式抗议中共在西藏地区的统治的最新一起事件。

当地一些目击者对美国之音藏语组表示，当地时间星期天晚间，一位49岁的藏人男子在甘肃省一家电影院外面将自身点燃。

自从2009年以来，已经有一百多名藏人以自焚的方式来抗议他们认为中共在西藏地区，对他们的文化和家园所实行的高压政策。中共方面否认藏人的这种说法，并将藏人自焚事件称为是恐怖主义行为。

VOA

明鏡網瀏覽排行榜（2013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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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底王立軍》作者：真相並未完全顯露

北韓擁核美中同陷困境

    陳鐵肩

    　北韓不顧國際社會譴責與制裁，一意進行第3次核試，除顯見金正恩掌握絕對權力之外，更讓區域國家瞭解其不向西方國家低頭的決心，然而北韓此舉卻為美國與中國大陸帶來不同的困境。

    　美國總統歐巴馬於2月12日上午在國會山莊發表國情咨文，時間恰巧在平壤進行核試後的幾個小時。歐巴馬僅以「昨夜的挑釁舉動」輕描淡寫說明北韓的核試行徑，並表明要與盟邦以外交途徑解決北韓的核武問題。雖然美國政府後續的動作包含將以核武反擊北韓的立場，但是歐巴馬看似回應迅速的作法卻透露出美國手足無措的跡象。

    　美陷泥淖手足無措

    　首先，「外交途徑解決」的方式已經行之有年，但效果不彰，也因此令北韓有機可乘，持續發展核武；其二，美國經濟下滑，軍費高居不下而更加拖累經濟發展，因而準備從阿富汗撤軍；其三，中共軍力擴張迅速，造成東北亞局勢變動劇烈，釣魚台爭議已陷美、日、中等國家於泥淖之中，此時美國需要一個穩定的朝鮮半島，以利妥適處理日漸升高的中日對峙；最後，美國如何處理北韓的核武發展將是區域各國視為美國在亞洲能否展現國力的風向球。從安全的角度而言，北韓第3次核試是金正恩穩固政權的基石，卻是美國難以脫身的新困境。

    　北韓核試也讓中國大陸感到進退兩難。國際社會與大陸內部對於中國政府制約北韓的能力均有極大的期待，但鑑於北韓自韓戰以來一直是東北亞軍事衝突的爭議源，直接面對美日、美韓聯盟，加上同是共產主義政權，因此是中國認為不可多得的盟邦。北韓雖然在核試前一日曾通知美、中兩國，中國外交部也發表聲明，強烈反對核試行為，但除此之外並未做出令國際社會與大陸內部的滿意期待。

    　舉例而言，中國大陸民眾對於北韓的核試行為即感到憂慮。北韓在距大陸邊境線僅100多公里的「豐溪里核子試驗場」進行核子試爆，引起中國大陸人民的恐慌，尤其與北韓接壤的吉林省，民眾對於突如其來的地震感到莫名，但當獲悉是北韓的核武試爆時，便從驚恐轉為憤怒。

    　其原因有二：其一，核試所產生的後遺症，如輻射線及核汙染，將成為周邊中國大陸人民生命財產的威脅；其二，由於中共當局未能有效處置北韓核試，大陸民眾認為中國身為區域強國卻對於邊界的核武試爆不聞不問，有損大國地位。此外，北韓的舉措受到國際撻伐，也間接影響中共在國際社會所扮演的「負責任大國」的角色。

    　測試中國處理能力

    　北韓此次核試可說是習近平處理周邊事務能力的指標。自今年1月中旬十八大後，習近平領導團隊逐漸浮現，處理釣魚台爭議的策略與做法尚能獲得大陸人民的支持，尤其只要對日本強硬，燃起民族主義，釣魚台就可以一直成為中共領導人爭取民心的議題。反觀朝鮮半島，中共卻無法以強硬的態度處理北韓所帶來的區域問題，因為北韓是中美兩大國在東北亞的緩衝區，而且北韓長期與中國交好，所以習近平一上台就必須面對此次北韓核試所帶來的衝擊，若處理失當，將影響中朝關係與中國在亞太地區的大國地位。

    　北韓核試成功象徵核武發展已成為不可逆的政策，不管西方國家願不願意，核武俱樂部遲早須將北韓納入，藉時東北亞區域安全情勢將全然改觀，南韓與日本的安全期待將不可能完全寄託在美國身上，新一輪的軍備競賽將再次出現。目前美中兩國對北韓核試尚無真正的因應作為，但兩國僅強調「維持六方會談框架，保證朝鮮半島無核化，和平解決問題，確保東北亞區域和平穩定」是不夠的。

    　（作者為銘傳大學國事所助理教授）

台灣   中國時報

2013年2月17日《明镜郵報》

2013年2月17日《歷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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