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視兩岸現實才是執政之路

外界對民進黨的華山會議寄予相當高期望，一場熱烈討論下來，與會者認清，民進黨的問題不在「九二共識」，而是台灣民眾與外部環境對民進黨執政缺乏信心。至於要如何重建信心與信任，民進黨應回到其建黨的政治理念重新出發，用理念來說服民眾，在正視兩岸與國際現實基礎上，提出合理而務實的兩岸政策。

「九二共識」僅虛構名詞

自從民進黨認定「九二共識」是2012年總統敗選主因後，便多方醞釀調整兩岸政策。為與綠營拉開政策距離，國民黨選擇漸漸遠離「九二共識」主旨「一中各表」裏的「各表」，更加貼近「一中」，也因此才會有吳伯雄會見習近平時陳述「一中框架」，到馬英九當選黨主席時回覆習近平賀電時更直接引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民進黨因此認為，連藍營都拋棄「九二共識」，因此無必要處理它。

尤其是這次深入綠營赴會的國民黨籍前國安會秘書長蘇起再次坦承「九二共識」只是個政治名詞，而且是在2000年創造出來的，並非1992年的「共識」，等於把多年來為「九二共識」背書宣傳的學者、官員、黨工統統摑了一巴。難怪一向不認同「九二共識」的民進黨人如此氣急敗壞，因為當年根本就是輸給一個虛構的「名詞」。

國共兩黨互信因「不獨不武」

當然，蘇起所言「九二共識」是代表國共兩黨間的信任關係，不過雙方的信任關係建立在前，「九二共識」名稱出現在後，因此「九二共識」並非國共互信的原因，而是互信之後的結果。國共互信的真正原因是「不獨、不武」。

挑撥兩岸關係 陳水扁失民心

陳水扁執政期間對內激起族群對立、對外挑撥兩岸緊張關係，以此來操弄選舉，失去大多數台灣人信任，也失去大陸與美國的信任。政黨輪替後民進黨未改「逢中必反」的路線，加上內部不團結，因而一個事後創造的宣傳用語就能輕易打敗民進黨。現在民進黨提出要讓台灣人民相信它有能力處理兩岸關係，還真不是能力問題，而是意願問題，如果還是不願面對兩岸關係現實，能力再強也無用武之地。

（金柚子）

香港   明報

薄案審判是政治交易

濟南這幾天各路傳媒雲集，因薄熙來的審判即將在這裏舉行。有消息指，當地宣傳和政法系統外鬆內緊，準備工作千頭萬緒，宣傳部門更主動與各路傳媒打招呼，請大家配合不要添亂。

對薄熙來涉罪的定性，已經在中共黨內傳達。有知情人士透露，案件所涉細節有兩點出人意料：一是，薄熙來經谷開來之手受賄兩千多萬元，薄要為此負責任；二是對薄的指控，只涉及其擔任大連市長和商務部部長期間的行為，內部傳達的文件未提及他始於○七年的重慶市委書記任期。

如果上述傳聞屬實，因故意殺人罪已被判處死緩的谷開來，則又多了一項涉嫌受賄的罪名。官方顯然不會予以追訴，但由此又多了一條令世人不服的理由。至於薄的三項涉罪，世人不會相信他在重慶一手遮天的時候，居然能做到潔身自好。至少，他濫用職權處理王立軍、包庇谷開來殺人犯罪，都發生在這段時期。

不容置疑，這場對薄熙來的審判其實是一次政治交易。雙方在此以前，已就犯案罪名、金額和性質達成妥協。官方披露的薄案所涉罪金，按照內地評論人士章立凡的說法，「基本是根據想判他的年限所設定的一些數字。這些數字並不是真正有法律意義的數字，而是根據政治需要所定下來的」。比照劉志軍案所涉六千四百萬元罪金，薄案罪金只及一半不到，而濫用職權罪的量刑則彈性極大，因此，薄最多只會被判無期徒刑。

內地司法獨立只是口號和願景，薄案定性迴避重慶任期，以及罪金大幅縮水，即充分印證了此點。官方為贏得薄的配合，令檢方在與其討價還價中作出了更大的妥協。

這樣的配合，說穿了，就是官方擔心薄熙來在法庭上咬出他人的更大醜聞，官方顯然認為，只要能令薄老實認罪，罪名罪金作出讓步又有何妨？反正他的政治生命已經結束了。

尤可夫 傳媒人

太陽報

土地兼併失天下 歷史殷鑑有誰聽

土地是中國農民的命根子，歷朝歷代統治者對此都慎之又慎。近來內地土地改革風起雲湧，狂徵暴拆此起彼伏，失地農民逼上梁山，隨時可能引爆一場農村革命。

湖南安化縣近百名村民為了捍衞本村土地免遭地方政府剝奪，成立組織並簽下「捍衞土地生死狀」。村民鄭重宣誓：「如有人為捍衞土地捐軀，該同志應風光安葬，其應盡的贍養、撫養義務由組織負責；如因捍衞該土地負傷，該同志的醫藥費、誤工費等先由組織墊付；如因捍衞該宗土地光榮坐牢，組織先墊付該同志每月六千元工資。此生死狀簽字、按手模後生效，永不叛變。」

這份生死狀為參加維權的農民提供了保障，免除了他們的後顧之憂，鼓勵維權農民以死相爭，以命相博，這其實也是一份農民逼上梁山揭竿而起的抗爭宣言。樸實的語言與歷朝歷代的農民起義檄文又是何其相似。事實上，類似的情況在神州大地比比皆是，農村的星星之火早已燃成一片。

暴力徵地 官逼民反

中國經歷過國企、教育、住房、醫療改革之後，如今終於輪到土地制度改革。在加快城鎮化發展的大旗下，「土地股份制改革」、「土地確權流轉」等新概念、新名詞不斷出現，說到底都是剝奪農民土地，趕農民進城上樓。問題是，這些失地農民進城之後能幹甚麼？靠甚麼吃飯？

這些拿了一筆土地補償款的農民，進城之後面臨高昂的物價，醫療及教育等等不菲支出，沒有一技之長的他們在城市找不到工作，變成新時代的「流民」，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當這些無產者走上街頭之際，中國恐怕就是進入國無寧日之時。

縱觀中國五千年歷史變遷，歷朝歷代治亂興替，基本矛盾皆源於土地。無論是隋唐的天下大亂，還是元末、明末的大規模農民起義，分田分地奪天下，土地兼併失天下。最典型的就是明朝末年，王公貴族土地兼併極其嚴重，隨便一個王公大臣佔有的土地少則幾十萬畝，多則上百萬畝。李自成當年提出「均田免賦」口號，迅速贏得農民的支持，幾年間便將貌似強大的明王朝推翻。

如今內地房地產市場迅速發展，權貴們在各地跑馬圈地，野蠻暴力程度已到了人神共憤的地步。斷電斷水、潑糞扔蛇、毆打施暴，甚至出動裝甲車，老百姓不得不以死相爭，選擇同歸於盡來維護自己的權益。湖南這份捍衞土地生死狀，其實是全中國維權農民的心聲，也是當前野蠻徵地的一個折射。

如果當局在城鎮化建設中，沒有充分照顧農民的長遠利益，就貿然啟動土地改革，放任權貴精英集團肆意兼併農民土地，相當於打開潘朵拉的盒子，中國社會大亂的慘象就為期不遠了。

太陽報

網戰規則相互摸底

中美兩國關係因互相指摘對方進行黑客攻擊而變得緊張，今年初華府連番批評美國多家傳媒及大企業遭到疑是中國黑客兵團的連續攻擊，令中國外交部作出反駁，讓剛掌權的習近平感到尷尬。

中方不甘示弱，國家互聯網應急中心主任其後反駁美方指控，表示有「大量數據顯示」，今年一至五月期間，美方有逾四千台木馬或殭屍網絡式的伺服器，入侵中國境內的電腦系統，控制了近二百九十一萬台主機，規模之大，教政府高度關注。

斯諾登洩密事件令美方處境被動，讓中方反佔上風，或至少使美方失去道德高地。正當中美間的網絡暗戰有升級之勢，月初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在華盛頓舉行，兩國特設網絡工作會議展開對話，試圖降溫，把網絡衝突納入可管控範圍。

雖然美方在會議之前揚言會向中方表達不滿，包括在網絡上盜取美國的知識產權以及貿易與商業機密，因而每年為美國經濟帶來數以千億美元的損失，向中方施壓，不過沒有公開披露的是，美方有意與中方磋商未來網絡戰的「交戰規則」，即使短時間內磋商談判難有結果，至少可以了解中方的看法。

可圈可點的是，中國駐美大使在會前向記者直言，網絡安全是全球各國面臨的新課題，彼此互相指摘，依然無助解決當前黑客攻擊問題，應該通過充分溝通，建立「普遍遵守」的規則，似乎意有所指，與軍界的揣測，極可能指涉網絡戰的「交戰規則」非常脗合。

宋立功

東方日報

神州戾氣沖天 中國人人自危

近日內地極端暴力事件不斷，繼日前北京暴徒無故當街摔死兩歲嬰兒後，又發生河南殺人狂連砍三人、黑龍江一養老院被人縱火，十名老人無辜燒死等慘劇。神州戾氣沖天，人人自危，還奢談甚麼中國夢？

北京摔童案震驚海內外。沒有深仇大恨，也沒有巨大利益糾紛，一場停車小糾紛，竟讓一個大男人極其兇殘地殺害一名嬰兒，這種喪盡天良的惡行超出社會與人性的底線。公眾在震驚、憤怒、痛惜之餘不禁要問：是甚麼把人性之惡放大到如此地步，把人的行為推到如此極端的境地？

四處飄蕩的戾氣，就像這個時代的精神瘟疫，一不小心，洩憤者心中的暴力魔鬼就會擊中無辜者的靈魂。一言不合便下殺手，這樣的暴戾，現實中並不少見。從上車佔座、電梯擁擠引發的打鬥，到航班延誤導致的鬥毆；從排隊打車產生的糾紛，到網上動輒惡語相向，好勇鬥狠，惡向膽邊生，已成為國人的基本性格，每個中國人周邊都湧動着令人不寒而慄的戾氣，隨時都可以變成毀滅他人的殺氣。

特權氾濫 贏家通吃

衝動是魔鬼，但中國人為何變得如此衝動，甚至到了泯滅人性的地步，將罪惡之手伸向兩歲嬰兒？這裏既有個人的道德品質缺陷問題，也有社會百病叢生的原因。貧富懸殊、司法不公、官場腐敗、道德淪喪諸如此類的問題，是國人火氣大的導火索。大部分兇徒不是天生的殺人狂，他們背後都可以找到社會的共因。

如果仔細觀察，不難發現這些作惡兇徒，絕大部分是社會上的失意者，來自社會最底層，他們沒有一個有錢的好爸爸，也沒有一個做官的好媽媽；他們從一開始就輸在起跑線上，在贏家通吃的潛規則下，早已失去了人生希望；他們不相信法治，無視人性，一旦碰到不如意的事，心中戾氣便瞬間爆發，這些絕望者就變成毀滅世界的魔鬼。假如他們有一個富爸爸或者官媽媽，又何至於如此暴戾？

消除暴戾必須先找到社會戾氣形成的根源，才能設法化解途徑。遺憾的是，當局在處理此類問題時，無一例外地認定兇徒是精神失常者，以掩飾政府的責任與社會病因。這與掩耳盜鈴又有何異？退一步而言，那麼多精神病患者上街濫砍濫殺，政府又該當何罪？　　

忤逆人性的暴戾行徑理應受到批判和懲罰，但當局如果不能改變贏家通吃的潛規則，任由特權意識氾濫及社會不公蔓延，那麼，這些藐視人性與法律、充滿暴戾之氣的罪惡之花，只會繼續野蠻生長，最終吞噬掉社會上的正氣與朝氣，讓國人永遠陷入提心吊膽、朝不保夕的恐懼之中。

東方日報

《內幕》(第19期):江澤民不准殺劉志軍

內容提要:


北京密查誰掏錢資助陳光誠

盲人到台灣有人利用有人怕

陳光誠掉入誰設的美國陷阱

寄望“法學博士”治國太天真

“法治”回到了文革時期 

後台夠硬：涉貪16億變戲6000萬

周永康決定習近平命運

三大貪污條件：中國官場齊備

王岐山豈敢動大老虎

巡視組只是騙老百姓

中國前景有非常不祥之感

沒想到危機來得這麼快

七常委“七一”集體消失兩天

習近平求助老同志

港人愛遊行只因不相信北京

謝長廷“第三條路”是否有生機

李光耀： 中國希望成為世界第一強權

【內幕雜誌】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67?apKey=fedd22f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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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树：“江时代”不再有真诚―也谈改革开放30年

权力语境内认知逻辑和利益逻辑的双重嬗变（3）

张博树来稿



　 　这是篇研讨中共几代领导人为何体制内反腐却越反越腐、必无出路的文章。此文虽为几年前的旧作，当下看却似乎仍未过时，仍很贴切，因为十八大后习近平的迄 今所为，似乎在向回转，又转到毛那里去了。但这不过表面而已。同是在走一条走不通的路，前者有悲剧色彩，后者却纯属笑剧。难道历史还要这样可笑地轮回下去 么？——作者注

　　明镜编者按：张博树先生这篇文章较长，我们分节刊出，今天刊出第三节：“江时代”不再有真诚
　　
　　
　　当我们谈论历代中共当权者的认知逻辑时，下面这个区别不可不注意，那就是当权者的认知逻辑不一定等同于当权者通过意识形态公开表达出来的东西。在毛泽东那个年代，这两者大体上是统一的、一致的。在本文语境内，这尤其指毛对执政党蜕变问题的担忧和据此推出的一整套意识形态战略。不管毛本人的认知和其意识形态表述在今天看来多么荒唐乃至不值一驳，我们却不能否认毛当年曾十分真诚、且充满自信地坚持他的主张。毛的认知和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表述是一致的。这是毛时代的一个特点。邓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打了些折扣。在对执政党、现存制度的评价和未来发展等方面，邓内心所想的和他公开表达出来的东西之间很可能已经有了某种不一致，而官方意识形态所传达的不过是邓公开讲出的那些观点，却有意无意地隐瞒了另外一些更深层的东西。为什么要隐瞒？缺乏自信。邓虽然可能仍旧是一个忠诚的（对共产主义仍然抱有信仰的）共产党人，但他的作为共产党人的自信已经远逊于毛。这是毛的文革留给邓的遗产。到了中共“第三代”领班人江泽民那里，情况就更糟糕了。“江时代”既没有了中国共产党人曾经拥有的真诚，也没有了这个党和它的领导人曾经拥有的自信。江泽民当政后的中共意识形态具有了十足的虚伪性乃至自欺性，它已经不再是当权者真实的认知表达。

　　当然，这种情况的造成，不是江泽民本人的错。
　　江是在89年天安门事件的危急关头被扶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这把交椅的，用江自己的话说，“我们是受命于危难之际”。46 问题在于，在六四事件的解释上，邓本人已经开始胡说八道。他的那套“大气候”、“小气候”的说法 47，已经给江定了调，江必须顺着这个调往下说，别无选择。在1989年底的一次内部讲话中，江一方面援引邓小平“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的意见，认为要采取“一系列重要措施来加强党的建设”，同时强调“要对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就是认识到“从总体上看”中国共产党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党”。在这个前提下，江指出“当然，我们也要充分看到，由于一段时间来放松以至忽视党的建设，特别是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和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活动，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充分认识党面临的严峻形势和担负的历史重任，充分认识国际敌对势力加紧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对我们党的严重危险”，全党一起努力把党建设好，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中国能够经受住任何考验，立于不败之地”。48

　　这些表述是江的内心世界的真实表达么？我以为不是。这些本质上极其陈旧的意识形态货色仍然是浮在台面上的东西，是刻意要通过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嘴传达给党员和公众听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江的上述“指示”不必太认真。试想，难道江泽民真的不知道“祸起萧墙之内”的道理，真的不了解恰恰是这个制度造成了1989年如此难堪的局面？江何等聪明之人，早年在上海交大接受过完整的现代教育，曾在美国前总统尼克松面前夸耀自己能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并确曾凭借这一招震住了要求民主、但由于党化教育的缘故无缘接触林肯演说的新一代上海交大的学生。假如江没有被择定继承执政党的大统，假如江的人生追求更多勇敢和真诚的成分，他本来可能像他的校友钟沛璋等先生那样成为中共历史上“两头真”式的人物。很可惜，江没能成为这样的人物。一个平庸而听话的地方官僚突然成为党的总书记，又是在如此特殊的背景下，上面还有一个（或者说一群）太上皇“垂帘听政”，江又怎么可能把内心的惶惑、惊恐乃至无所依托和盘托出？如果说江的上述讲话中还多少有些真实的成分，那就是江所表达的实际上是保守的中共当权者的一种六四焦虑症，是在执政党合法性遇到空前挑战情况下统治者的某种“自卫”反应。这不是江个人的反应，而是这个已经千疮百孔的党机器的反应。

　　当然，不真实并不意味着不重要。从官方公开表述出来的意识形态角度看，重要的是这里发生了有关执政党命题的再度转换：明明是大大小小当权者贪腐导致的社会危机引发了学生、市民的和平抗议，在新任总书记的解释中却变成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和国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活动”引发的结果。这样，执政党自身蜕变问题就变成了内外“敌对势力”的威胁问题，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体制性危机则再次被有意识地隐瞒，乃至遮蔽。

　　江甚至用这套意识形态来重新诠释改革，这就是所谓“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在199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江发表主旨讲话，称“要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开放，同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的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开放’的根本界限”。49 此类意思邓小平原来也不是没讲过，但江这里强调的重点显然有了不同。为了讨好当时得势的党内守旧派，江还讲了一些“左”的出圈的话，比如，对某些民营企业主的违法行为，江就曾提出要“把他们搞得倾家荡产”。50 1990～91两年，是中国政治最黑暗的两年，是改革派知识分子倍感压抑的两年，也是上上下下的“左王”们弹冠相庆的两年，江事实上成了“左王”们的代言人。然而，江毕竟在政治上不够老道，他居然没有意识到把“两种改革观”的对立说过了头可能惹起邓大人的老大不快。六四开枪已经使邓的一世英名毁掉大半，邓不可能允许人们质疑乃至否定硕果仅存的经济改革。果然，1992年初，邓借南巡之机冒险一搏，发出“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的威胁。51 江不得不把自己重新龟缩在邓的羽翼下，按照邓的意愿一方面重谈“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另一方面又必须说这些都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52

　　现在我们重点关注一下江有关执政党反贪腐问题的言论。在这个问题上江公开发表的意见均没有超出邓已经划定的框框。比如，1993年8月21日江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专门谈“加强反腐败斗争，推进党风廉政建设”问题。江上来先罗列了《邓选》中关于反腐败的几乎全部“重要指示”，然后指出“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它的主要表现是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权钱交易、挥霍人民财富、腐化堕落等。这种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所以“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同任何腐败现象根本不兼容的”。53

　　这当然是典型的党八股：先抽象地、且“高屋建瓴”地确定党的“政治正确”、“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容怀疑，甚至把“新中国”建国初年共产党曾一举扫荡黄、赌、毒的历史拿来作为左证（但从来不作具体的历史语境方面的分析），然后再来讨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某些阴暗面――这些“阴暗面”与“光明面”相比，永远是次要的，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而且它们的属性“本质上”只能是“剥削阶级”的产物。

　　江在讲话中分析了“我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存在腐败现象”的“种种复杂的原因”，包括“我国是一个封建社会历史很长的国家，封建主义和其它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将长期存在，总要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实行对外开放，借鉴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现代文明成果，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也会趁机钻进来”；“我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经历一个艰难的新旧体制转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制度和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工作中存在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也会给腐败现象滋生以可乘之机”；“我们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抓得不紧，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在一部分党员、干部中滋长，也是腐败现象得以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等等。54 什么都谈到了，就是不能涉及一党制这个制度本身，分析这个制度对腐败的产生究竟要负什么责任。为什么不能从这个角度谈？江自己也很清楚，并不自觉地把它道了出来，那就是我们“要警惕和防止敌对势力利用这个问题来诋毁党和社会主义”！55

　　90年代中期江提出要“讲政治”，上述逻辑得到更加赤裸裸地表露。在1995年9月的一次内部讲话中，江一方面罕见地重提毛关于“糖衣炮弹”问题的告诫，另一方面大讲现代化建设“必须有政治保证”，且“这一点对高级干部尤其重要”。“西方敌对势力要西化、分化我们，要把他们那套‘民主’、‘自由’强加给我们，李登辉要搞‘台独’，我们不讲政治行吗？”56 当然，越是讲这套“政治”，真正的政治改革就越无从谈起，江就越要乞灵于共产党传统的反贪术。江喜欢引经据典，动辄讲共产党人要有“浩然之气”，强调要对党员和干部进行“气节”教育。这是邓的“理想”教育的更具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表达。江谆谆告诫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问题”，境界要高一些，心胸要开阔一些，要学会“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在各方面以身作则，树立好的榜样。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禁止别人做的，自己坚决不做。有些事情群众能做，我们领导干部不能做。比如，夜总会、高级舞厅等高消费娱乐场所，我看我们领导干部还是不要去，要有这个自觉性”。57

　　江总书记可谓苦口婆心，语重心长。在那样一个被限定的历史场景中，江也似乎别无选择。然而，我们还是要再一次询问：党的官员们真的会拿总书记的告诫当回事么？中国1990年代以来历史演变的真实逻辑又是什么？
　　
　　众所周知，六四开枪后，中国公众中本来已经激发出来的政治热情迅速归于死灭，社会变成了一潭死水。心灰意冷的知识分子、窥测风向的党的官员、无所适从的底层民众，似乎都从最高当权者编织的六四谎言中读出这样一个“道理”：不讲良心的时代到来了。这个社会不再需要良知，它只要求人们苟活。既然如此，还是“莫谈国事”，自己想办法“度荒”（对于那些底层百姓而言）或者“闷声发大财”（有点门路的人多作此想）吧！邓小平1992年南巡给市场经济“正名”，等于吹响了向金钱社会进军的号角。人们开始疯狂地、不择手段地敛财、赚钱。所谓“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这就是弥漫于整个90年代的社会氛围、心理氛围。人们不再顾及赚钱的来路是否正当，也不再理会日益衰微、甚至逆转的社会道德评价。中国人良知与良心的“决堤”，可谓一溃千里，不可收拾。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发生了“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那就是中国权贵势力的急剧膨胀，迅速发展为铺天盖地的恶网。而这，成了江泽民当政13年最大的“政绩”。


　　江泽民当政13年最大的“政绩”：中国权贵势力的急剧膨胀。
　　
　　权贵利益的基本逻辑是借助权力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但比较80年代和90年代，这种逻辑的展开方式似乎多有不同。80年代，中国的权贵势力还处在形成期，尽管发展势头凶猛，但毕竟不敢太过张扬，主要是在转型过程出现的制度缝隙间寻找生长点。90年代就大不相同了。权贵势力堂而皇之地走向前台，成为党政权力机关、大型国有企业、大型文化事业单位的主角。借助体制力量，权贵势力成功地垄断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疯狂地攫取公共利益以谋私，以至于达到无耻和肆无忌惮的程度。

　　我们先来检视一下官僚权贵集团。这个执掌着各级公共权力的群体本来就是卑劣人性恶性发作的重灾区。更重要也更要命的是：六四后在维持政权“稳定”和官僚权贵利益疯长间产生了一种独特的耦合机制。对执政党来说，六四已经使传统意识形态声名狼藉，维持政权合法性的唯一途径只剩下了经济绩效。这就是说，必须保证经济不间断地“增长”和“发展”，这是党重新赢得民心的先决条件。而“增长”又要靠各级政府的有效推动，于是GDP成了考核各级政府“政绩”最关键、最过硬的指标。然而，贪得无厌的官僚权势集团迅速把GDP的故事变了味儿。一方面，他们的确是在不择手段、甚至不惜代价地完成、或者超额完成GDP“指标”，把“蛋糕”做大，以为自身升迁之本；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手段，明里暗里把做大的“蛋糕”尽量给自己多切一份，以享“增长”之益。于是，GDP提高与官僚集团的利益最大化互为条件，又互为因果。这是威权时代中国官场最隐秘也最肮脏的政治经济学。倒霉的当然是普通老百姓，他们彻头彻尾成了威权时代新的两极分化的牺牲品。――这里所谓“两极分化”，并非是经典的市场力量所致，而更多是独特的中国权贵势力所为。GDP在中国引发的病灶也不是增长观是否“片面”的问题（西方确曾面临过这样的问题），而是这种增长在中国制度语境内势必带来的中国“特色”。

　　再来看90年代后迅速崛起的中国产业权贵集团。江总书记号召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改革道路”，这条路简单地说就是“抓大放小”，即一方面要“集中力量抓好一批大型企业”，另一方面要“加快国有中小型企业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 ，对一般国有小型企业则要“进一步放开放活，有的可以实行兼并、联合或租赁，有的可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58 “放小”一面我们不再讨论，有无数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些小型公共资产是如何通过兼并、联合、租赁或出售变成了“红色权贵”（此类企业的原领导们）的私人或准私人财产。重点看“抓大”。人们可以理解执政者强调大型国有企业重要性的背后的考虑：它不但是“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需要（这只是意识形态上的理由），更是国家安全（实为当政者安全）的需要（这才是实打实的东西）。正是由于这种需要，大型企业必须是“国有垄断”型的企业，而根据党和政府的人事管理制度，这些大企业的党政干部又通通由有关机构“任命”上岗（有的经过形式上的“选举”）。剩下的事情就不用细说了：有机会获此“肥缺”的，当然是“党”信得过的人。于是大批“太子党”或“准太子党”先后进入这个领域。他们工作业绩平平，不必经历企业人通常都会经历的风险，但收入却直线上升，乃至可以和民营企业的大老板或外资企业的高级经理人相攀比。这还只是讲公开的收入，至于“灰色收入”部分，本文不再讨论，读者可以从迅速增加的中国人在国外的巨额存款中、从挥金如土的中国公子哥和太太小姐们在境外置办的豪宅中、从不断传出的各种精妙的“洗钱”故事中自己去寻求答案。总之，这是一个新的利益群体和权势集团，是寄生在传统体制之内、又有幸在保险港湾里沐浴“开放”之春风的颇为自得的一群。由于这个群体的存在以及它和权力体制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所谓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在不少场合成为笑谈。

　　至于文化权贵集团，更是一个说来令人扼腕又令人慨叹的现象。中国知识分子曾经以独立自傲。80年代是一个文化领域狂飙突进的年代，但那时的知识分子却十分清贫，以至六四游行队伍中有人喊出“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的口号。时过境迁，到了90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的收入状况已经大有改善。这本来是好事。但当金钱成为收买灵魂的手段时，事情再次变了味儿。越来越多的“教授”、“学者”、“艺术家”、“大腕儿”甘于作权力的奴仆，围绕“主旋律”言之、颂之、舞之、蹈之。特别可恶的是大学和科研院所中一批拿着国家的课题费、尽享体制内各种好处却不为这个民族贡献任何有意义的思想成品的学术权贵，他们寄生在这个体制内，培植自己的势力，为虎作伥，排斥异己，抛大义而图小利，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个集团的兴起与得势，乃是中国文化界堕落的明显标志。

　　上述三个权贵集团的分别坐大以及它们之间不期然地、却又是必然地拱手结盟，是90年代后期乃至进入新世纪中国社会的一个罪恶的走向。权贵势力为非作歹不完全是个人质量问题，而是制度演变的结果。是制度有这种需要，也是制度提供了权贵利益的最有力的保护伞。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江总书记不去深思制度之过，居然只是要求他的干部们不要去逛夜总会、歌舞厅，岂不显得过于苍白，又过于幼稚？
　　
　　那么，在江当政的这段时期，是否有改变历史的机会呢？还是有的。

　　邓1997年去世，一代强人统领中国政治的局面就此结束。江如果真是一个有魄力、有远见的政治家，正可以从此大展宏图，书写中国宪政转型之最新最美的图画。但后来的演变最终证明，江实在不过是一个庸人和历史过客而已。江把自己定位于邓小平“政治交代”执行人的角色，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虽然“事非经过不知难”，59 江可谓在这个岗位上“尽职尽责”，但江缺乏转型期一个政治家应有的气魄和大度，更缺乏在洞悉传统体制根本弊害的基础上做一番变革的勇气。2000年12月，江在一次内部讲话中曾涉及“长期执政”给共产党带来的影响，承认在长期执政的情况下“党内一些干部容易产生所谓‘既得利益’的思想倾向”，但他不是从根本制度上寻找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出路，而是老调重弹，把它归结为所谓共产党人的“权力观”和“利益观”问题，强调要“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似乎据此就可以建构“拒腐防变”的思想长城。60 江对“权力观”的解释自然是言不由衷的，只要这位总书记没有突破中共传统政治概念的框框，他就只能讲这些空洞的套话。江虽然也强调要加大治理力度，“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通过体制创新逐步铲除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和条件”，61 但不从根本上改变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制度，所谓“体制创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岂不是一句空话！

　　江和中央决策层的其它大佬不是没有意识到执政党上上下下贪腐的严重程度，比如，江本人就曾严令军队、武警、公安、国家安全和纪检等部门禁止参与走私活动，认为“这样的大问题再不抓紧解决好，后果不堪设想”。62 但江没有勇气正视问题产生的真正原因，更没有勇气和魄力通过根本的制度变革去解决问题。创造历史的机会与江擦肩而过。这是江的不幸，更是中华民族的不幸。
　　
　　总之，江当政13年，“第三代”领导的虚伪和自欺已经暴露无余，中共意识形态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彻底面具化。

　　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逻辑，它的特点向来是一切以维护执政党的形象为转移。在江时期，这个特点得到了格外的凸显，那就是，越出现问题，意识形态越要自圆其说，它和党专制体制内权贵利益发展的真实逻辑就越形成错位和反差；反过来，这种反差越大，又迫使意识形态寻找新的自圆其说的方式和表达，结果进一步加大了已有的错位和反差。

　　一方面是意识形态的自欺和虚伪化，另一方面是权贵逻辑的充分展开和彻底现实化，
这种颇具中国“特色”的“两张皮”现象，使官方意识形态声名狼藉，名誉扫地。
　　
　　在结束本节之前，有必要对“第三代”领导最杰出的“贡献”――“三个代表”之“重要思想”――再作一点分析。

　　关于“三个代表”酝酿和提出的背景，江泽民自己有一个清楚的交代。2000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党建工作座谈会上，江坦言：“去年‘法轮功’问题暴露出来后，引起了我的深思，提出了‘法轮功’的兴起和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危机’问题。最近，具有80多年历史的国民党在台湾地区的选举中下台，又进一步引起了我的思考。”63 就江而言，这是难得的坦率，等于承认了是危机――法轮功现象昭示的执政党“信任危机”和台湾国民党下台昭示的执政党“政权危机”――促使中共最高当权者继六四之后不得不再次对自身状况进行深入的反思。然而，这个“反思”的结果又是什么呢？还是如何保住老祖宗留下的“江山”，而不是如何促进中华民族走进现代文明！“三个代表”就是在这样一个认知和利益的双重驱动下提出来的。理论上，“三个代表”以“两个先锋队”论（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完成了中共从“阶级党”向“全民党”的过渡。这当然是出于党继续维持统治的需要。中国毕竟已经迈入21世纪，执政党自己也已经公开承认“人权”之类国际通行的价值准则（虽然解释上还有些羞羞答答的保留）。在这样一个变化了的情况下，党不能像过去宣称的那样仅仅是“阶级”的代表，而必须是“全民”的代表。党的意识形态必须服从这种需要，必须为此作出新的论证。实践上，“三个代表”有利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解除“新社会阶层”进入党组织的传统认知障碍和意识形态障碍，这在操作层面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毛派人士对江泽民允许“资本家”入党义愤填膺，认为是破了祖宗规矩，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殊不知江总书记对此另有考虑：“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全国私营企业已达176万户，从业人员2000多万。无论是从经济实力来看，还是从人数来看，分量都不轻。如果我们不正视这个现实，不争取这支社会力量，甚至有意无意地把他们推到对立面上去，那在政治上对党是很不利的。”64 ――这显然已经不只是意识形态的“变脸”游戏，而是包含了非常现实的政治利害计算。关键是不能把“新社会阶层”推到对立面上去这个断语。共产党要战胜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挑战，要避免台湾国民党一朝倾覆的命运，就必须争取群众，稳住自己的阵脚，扩大自己的队伍，建立新的“统一战线”。承认民营企业家很多也是“劳动者”并允许他们入党，既让他们分享体制内的好处，又便于对之操控，使其不致分化为新的反体制力量。――谁能说，这不是一番从统治者立场出发的、苦心孤诣的运思与筹谋呢？
　　
　　“三个代表”在意识形态上是虚伪的，因为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一个党能既“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又“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且“总是”代表着它们。65 中国没有过，世界其它地方也不会有。提出这样的命题本身，就说明命题提出者满脑子都是专制主义的浆糊。但“三个代表”在政治功能上又是真实的。当政者希望借此挽回意识形态衰败的颓势，也重塑共产党的执政形象，重整党的执政队伍和执政基础。然而，由于所有这些努力均是“换汤不换药”，既不敢揭破脓疮，又不敢触及根本，所以它不可能解决执政党面临的紧迫问题，也不可能制止这个党的衰变趋势。
　　2002年中共十六大召开，江泽民光荣卸任，安全“着陆”。这个难题留给了他的继任者。那么，江的继任者能够有所作为么？

　　注释：

46 见江泽民“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三讲’情况的讲话”，《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页521。
47 1989年6月9日（六四屠城后的第五天），邓在接见北京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发表讲话，称“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页302。
48 江泽民“为把党建设成更加坚强的工人阶级先锋队而斗争”，《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页87～89。
49 江泽民“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使命”，《江泽民文选》第一卷，页163。
50 参见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香港EPC出版社2004年版，页490。
51 见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页371。
52 见江泽民1992年10月在中共十四大上所作的报告“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江泽民文选》第一卷，页210以下。
53 江泽民“加强反腐败斗争，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江泽民文选》第一卷，页322～323。
54 同上，页324。
55 同上，页319。
56 江泽民“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江泽民文选》第一卷，页458。
57 同上，页456。
58 江泽民“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改革道路”，《江泽民文选》第一卷，页447。
59 这个说法见江泽民“通报中央政治局常委‘三讲’情况的讲话”，《江泽民文选》第二卷，页521。
60 见江泽民“推动整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江泽民文选》第三卷，页178～184。
61 同上，页189。
62 江泽民“坚决打击走私犯罪活动”，《江泽民文选》第二卷，页167。
63 江泽民“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江泽民文选》第三卷，页14。
64 江泽民“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江泽民文选》第三卷，页341。
65 关于“总是”的说法，见江泽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做到‘三个代表’”一文，《江泽民文选》第三卷，页2。

　　（本文作于2008年5月～8月，首刊于《观察》网站）
　　

吳官正告別政壇前甩出“超級炸彈”

《調查》徐長發 方延鴻




2007年夏末，在中共十七大籌備進入“收官”的關鍵時期，蓄勢升遷的中國財政部長金人慶，瞬間中箭落馬，命運突然180度逆轉。原來是即將在十七大上退出政壇的中紀委書記吳官正連下狠手，使中紀委在人事定奪上扮演了比中組部更為關鍵的角色，大破胡溫的既定布局。

就在幾個月前，胡溫宏觀調控的得力執行者金人慶，在中共十七大人事安排中很受重視，名列新一屆政治局委員候選名單，角逐國務院副總理。

然而到了8月底，金人慶突然“辭職”，被安排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財政部長之職由國家稅務總局局長謝旭人接任。據消息人士透露，金人慶落馬，胡溫不得已“揮泪斬馬謖”，所謂“另行安排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云云，是對外用了個好聽的說法而已。

金人慶生於1944年7月，江蘇蘇州人。1972年3月加入中共，畢業於中央財政金融學院財政系，大學學歷，高級經濟師。

金人慶1991年擔任財政部副部長、黨組成員，後升為黨組副書記。1995年3月，他擔任國務院副秘書長、機關黨組副書記。江澤民整垮陳希同之後，胡錦濤主導北京班子調整，急需幹部，金人慶被選中，調到北京擔任市委常委、副市長，是徹查陳希同及其黨羽的得力幹將。1997年12月當選為北京市委副書記。1998年1月再次當選為北京市副市長。1998年，朱鎔基組閣，將已是中央候補委員的他調上來任國家稅務總局局長。2002年，他當選為中共中央委員，次年溫家寶組閣，他任財政部長。

中國的財神爺突然被貶，京城傳言滿天飛，還有人說金是為國債投資失利負責，有人說他5月底加股票交易印花稅得罪太多人……但據北京消息人士透露，在十七大開幕前夕財長陣前換將的緣由，匪夷所思：是與山東省委前副書記、青島市委前書記杜世成、中石化前董事長陳同海“共享”情婦，東窗事發。

李薇是名副其實的高官“公共情人”：她是已經被判處死緩的前雲南省長李嘉廷的情婦之一；據其交代，她的情人中，副省、副部級以上高官就有11人；與之扯上瓜葛的，還有時任中共政治局委員俞正聲、王樂泉、前外交部長李肇星、前國安部長許永躍、北京市原副市長劉志華、最高法院原副院長黃松有、國家開發銀行原副行長王益、公安部原部長助理鄭少東等。

當時有人調查，其背景更深不可測：設計這麼一個“超級美人計”，將金人慶、陳同海、杜世成等一眾高官都收伏的，竟是北京一名地產商。有人說，這是北京的“院外美人遊說集團”中一角，這是不無道理的。美國國會山庄有十分活躍的院外遊說集團，李薇的情人以山東要人居多，但是其中有若干高官，已經和即將上調北京，這位女子和她身後的人物，對中國政治、經濟究竟可能施加多大的影響，實在難以估量。

更讓人吃驚的是，2011年2月14日，中國官方設在香港的中國通訊社發出“內地高官‘公共情婦’李薇近期獲釋”的電訊稱：

【有內地高官“公共情婦”之稱的李薇已於近期獲釋。內地《財經》報道稱李薇未經刑事審判重獲自由，在2010年歲末留下一個模糊而神秘的背影。這位屬兔的奇女子，已迎來自己的第四個本命年。】

而且李薇的“多數資產仍然得以保全”：據中國官方媒體的報導，她的損失似乎只是“將所持首創石油投資有限公司的20％股權轉讓給首創集團”而已，而調查顯示，她在北京、青島、深圳、香港及海外成立了近20家公司，涉足煙草、地產、廣告、石油、證券等多個行業，關聯資產近百億元。損失的雖然也不是個小數，但對她的總資産並未傷筋動骨；而她的海外資產，更是毫髮未傷。

一名女人牽出多名部級高官，這就難怪令胡錦濤震怒，核實後當即下令金人慶“自動請辭”，接受調查。

在十七大臨近舉行前突然揭出政壇連環醜聞，是吳官正的臨別贈禮。評論家指出：

吳官正和中紀委這一舉措，成為金人慶等因“公共情人”倒台的重要背景。不過，這一行動的震動，不可能不遠遠超出某一個或幾個官員的倒台。實際上，這是在中共高層十七大藍圖即將“定盤”的重要關頭，來了個“大翻盤”，引起十七大人事布局的多米諾骨牌連鎖效應。那些所謂有“污點瑕疵”的高官，一時人人自危，恐怕此時此刻都在心驚肉跳地嚴厲追問自己的情婦：你究竟還和我的多少同僚、上司和下級上過床？

提倡“人走茶涼”

退休後，吳官正出版了《漢水橫沖》和《正道直行》；人民出版社2010年春天又出版了他的《民貴泰山——山東改革發展穩定的實踐與思考》，選編他任山東省委書記期間的部分講話、談話、文章、書信和批示，主要是從決策者角度講要求、講怎麼幹，針對性、實踐性強，該書與《漢水橫沖》、《正道直行》一同構成了吳官正的“三部曲”。

書名《民貴泰山》，據稱兼取孟子名言“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和泰山“五嶽獨尊”之意，即人民利益重於泰山，貴於泰山。泰山在山東，此書名又點出了地域。

中國各媒體都摘選了此書中的一些警句，主要是從民本、官風著眼，例如：

“我到省內各地市縣工作，萬萬不要用警車領路，路上也不要特意安排幹警值勤。”“參加公務活動和外出調查研究，要輕車簡從，食宿同省裡其他領導同志一樣，不能有任何特殊，絕不能沿途布哨站崗。”“如有人要我題詞，請代我婉言謝絕。”“報刊雜誌要嚴格控制登我的工作照片，特別不要登在封面上。必要的報道，也要儘量壓縮篇幅。”“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忘記了窮人同樣意味著背叛。”“老百姓到信訪局反映問題，是對我們的信任。如果群眾有事都不找我們，那問題就嚴重了。”
 

吳官正著《民貴泰山》

吳官正的很多話讓人會心一笑，例如他說：“要夾著尾巴做人。我們就像猴子，都有一條尾巴。平時蹲在地上的時候，尾巴不容易被看到、抓到，爬到樹上，尾巴就露出來了。所以，要夾起尾巴做人。……‘政聲人去後’，現在人家說你好，不算好，將來人家說你正確，那才算正確。歷史不是寫出來的，是幹出來的，老百姓心裡有杆秤，這才是衡量正確與否的標準。”

他關於“人走茶涼”的觀點，讓許多媒體用作標題：“還是人走茶涼好。有的人希望家裡總是門庭若市，這是不可能的。人走茶非涼不可，不然就會變餿。你在一個地方當什麼書記，當什麼長，人家來請示工作，求你辦事，你走了，這些情況就不存在了，還會門庭若市嗎？”（《調查》特刊第四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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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魯曉夫的民主化改革得罪了整個蘇共黨務系統

《新史記》蘆笛



1962 年，赫魯曉夫把省級以下的黨委一分為二，分為“工業黨委”與“農業黨委”。這兩個黨委平級，互不隸屬，原省委進入中央委員會的名額，則在兩個新省委之間均 分。這個改革也很有創意，它使得黨組織從控制一切的萬能權力機構變為一種單純的經濟組織，使得黨組織的權力收縮到了經濟領域內，其實是對社會的一種鬆綁。 而且，西方學者認為，因為互不隸屬，兩個黨委之間出現競爭，可以逐漸發展為兩黨制。

不幸的是，斯大林早把一個鮮活的 社會改造成了一部僵死的機器，人民全都被改造為毫無主動精神，必須時時刻刻為上司鞭策驅趕的會說話的工具。黨組織只分為工農兩大類，必然出現兩黨都無法覆 蓋的大量領域，例如文學藝術就根本不隸屬於任何一個黨。這本來是對人民的一種解放，然而被炮製成木乃伊的百姓需要有人管，鬆綁之後反而會六神無主，惶惶不 安。當時的一個政治笑話是：兩個集體農莊莊員打架，告到農業黨委去，黨委書記問：他怎麼打你了？挨打者答：他用榔頭打了我。書記答曰：那我管不著，你找工 業黨委去。如果他用鐮刀砍你，那才在我的管理範圍。這個笑話非常準確地說出了改革失敗的原因：打亂了一個僵死機器的指令系統，造出了許多兩個黨委權力無法 覆蓋的空白領域，又沒有法治去管理這些領域，因而使得毫無自治能力的人民不知所措，造成了管理上的巨大混亂。

這兩大 改革使得赫魯曉夫自絕於黨和政府系統的官僚們，動搖了他的統治基礎。政府系統就不必說了，中央各部大批高官丟掉職位，離開生活條件優越的莫斯科，被下放到 地方去，當然要對赫氏懷恨在心。地方黨委一分為二，造出了無窮的扯皮機會與指揮上的混亂，也使得黨官們對赫魯曉夫深為不滿。

最致命的改革還是赫氏的“民主化”嘗試。他規定從地方到中央，各級黨組織定期召開黨代會，改選三分之一的黨委成員。這一改革打破了黨官們的鐵飯碗，使得赫氏結怨於全黨。黨務系統本來是赫魯曉夫的權力基礎，然而他卻通過這些改革，使得自己原來的支持者變成了仇敵。

赫 氏最大膽的嘗試，還是想把最高蘇維埃這個橡皮圖章改造為英國式議會。在他執政末期，他要米高揚去擔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對米高揚說：“爲什麽資產階級比我們 聰明？他們用議會製造出一種人民參與統治的印象。當然，這不過是個虛構，但人民覺得自己能影響甚至能決定國務，感覺就很好。爲什麽我們的議會只不過是黨中 央和政府的橡皮圖章？部長們看不起議會，但在英國，他們得對議會負責，回答議會的質詢，等等。爲什麽我們不能讓最高蘇維埃要求政府報告工作，還能提案改變 政府的決定？”米高揚對此也很熱心，可惜此後赫魯曉夫就下台了，這計劃也就胎死腹中。

另一個開明的新舉措是司法制度 的改革。赫魯曉夫廢除了斯大林設立的特殊法庭，規定未經地方黨委批准，政治案件不得再在法庭上審理。在他執政期間，蘇聯再沒有審判過較大的政治案件。赫氏 司法改革的主旨，是只懲罰異議人士，不再胡亂迫害虐殺全民。即使是懲罰異議人士，他也改用了相對人道的手段，亦即用行政懲罰（諸如撤職，降職，開除公職、 學籍、黨籍等）取代斯大林的肉體消滅與勞改營。這一改革被今日中共襲用。

赫魯曉夫還試圖進行有限度的“公開化”改 革。在粉碎“反黨集團”之前，他便開放了克里姆林宮，讓遊客參觀。此後，他邀請基層官員參加中央委員會會議，甚至可在會上發言。他還開創了公開發表中央委 員會會議記錄的做法，想讓那個黑社會黨的運作變得透明起來。雖然這未能堅持下去，但它還是在幾十年後啟迪了戈爾巴喬夫。



赫魯曉夫改革中有很多人道主義的因素。


赫氏文化政策搖擺不定

赫魯曉夫最人道的改革，還是廢除蘇式戶口制度。斯大林復活了沙皇的內部護照制度，還將它改造得更反動與更野蠻，公開實行職業歧視與地域歧視——城市居民可以 領到身分證，因而能享受城市的糧食定量供應、各種生活便利以及極有限的遷徙自由，農民則無權領到身分證，乃是基本生活需求毫無保障、沒有遷徙自由與擇業自 由的下等人。赫魯曉夫廢除了這一野蠻做法，給農民發放身分證，使得他們有了進入城市的可能。

赫魯曉夫的經濟改革主要 是在農業進行的。斯大林使得蘇聯農業嚴重殘廢，醫治這一殘廢便成了繼任者們最大的任務。不幸的是，赫魯曉夫沒有鄧小平的見識，未能看到集體化是萬惡之源， 不將這病灶徹底割除，則蘇聯永遠無法免於匱乏，因此只是採取了零碎的修補措施，也就是中共在解散公社前搞過的那一套，諸如降低國家農業稅，減少公糧定額， 提高餘量售價，以此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並鼓勵農民種自留地。

另一改革措施則是廢除拖拉機站制度。此乃斯大林發明 的又一條對農民敲骨吸髓的妙計：在農村各地建立國營拖拉機站，迫使集體農莊以高價去請拖拉機站的工人們來為自己耕地或收穫。工人們是領取固定工資的國家雇 員，為農業服務所得悉數交給國家，於是這便成了國家敲詐農產品的又一渠道。赫魯曉夫解散了拖拉機站，把拖拉機、聯合收割機等設備賣給附近的集體農莊，從而 終止了國家對農民的變相敲詐。

這設想本來是好的，可惜因考慮不周而出了毛病：拖拉機站技工們是國營企業工人，屬於享 有各種福利的一等公民，而集體農莊是集體所有制，與國家福利無緣。於是拖拉機站的技工們便紛紛離職逃往城市，造成了技術工人的短缺。另一方面，集體農莊沒 有足夠財力買下所有的必需設備尤其是大型的聯合收割機、加油站、車庫等等。因此這改革反倒導致集體農莊既缺乏技術人員，又買不起必需的農業機械，嚴重影響 了農業生產。

開墾“處女地”（荒地）則是赫魯曉夫想出來的提高農業產量的又一措施。他從俄羅斯與烏克蘭等地動員了 30多萬人，送往哈薩克斯坦等地區大量墾荒，在三年內開墾出3600萬公頃土地，國家為此提供了十萬台拖拉機。這政策一開頭倒取得了巨大成功，蘇聯獲得了 從未有過的大豐收，致使赫魯曉夫以為蘇聯就此解決了糧食問題，雄心勃勃地提出蘇聯要在60年代初在糧食和肉食品生產上趕上美國。可惜好景不長，新墾地的土 壤肥力很快就耗竭了，而蘇聯的化肥工業又極度落後。失去肥力的土壤很快就風沙化，造成了生態災難。更糟糕的是，赫魯曉夫在訪美期間，為美國的玉米作物吸 引，下令全國大種玉米，而新墾地根本不適合玉米生長，國家又無錢提供足夠的化肥與殺蟲劑，因此導致嚴重減產。

總的來 說，赫魯曉夫的農業改革基本上失敗了。最關鍵的失誤是，他沒有看到集體化是使農業致殘的病根，因此未能像鄧小平那樣對症下藥。相反，他深信所謂社會主義制 度的優越性，因此非但不解散集體農莊，反而想把它做大做強。他把若干集體農莊合併在一起，讓農民們住在類似城市的生活區，享受“樓上樓下，電燈電話”，指 望以此使得自留地逐漸消失，而自養牲畜逐漸變為集體或國家共有，集體農莊逐漸轉變為國營農場，從而實現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轉變，農業向工業的轉變， 鄉村向“農業城”的轉變，最終消除工農差別與城鄉差別，實現共產主義。

如此倒行逆施，當然只會失敗。1963年，蘇 聯遇到嚴重旱災，農業嚴重減產，面臨著饑荒。赫魯曉夫不得不動用了國家全部外匯與部分黃金儲備，向美國和澳大利亞進口了兩千萬噸穀物。然而即使是在這點上，他也表現了與斯大林和毛澤東的重大區別——沒有爲了保全黨國面子而蓄意大量餓死本國人民。（《新史記》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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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和维权律师滕彪短暂被警方传讯后已经获释

胡佳 (资料照片)

东方

中国人权活动人士说，中国维权律师滕彪和维权人士胡佳星期四晚间在深圳被警方带走盘问后，目前已经获释。

7月25日是胡佳40岁生日。滕彪律师和胡佳的朋友星期四在一家餐馆举行晚宴，为胡佳庆祝生日。但是维权网说，当天晚上，胡佳以及和胡佳一起庆生的滕彪的手机，都无法接通，后来传出消息说他们都被当地警方带走。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当局不仅大肆抓捕异见人士和维权人士，对人权律师、异见人士的监控、软禁、传唤更加有恃无恐。

滕彪是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曾为陈光诚案、胡佳案和孙志刚案等提供法律援助。胡佳是北京一位长期关注艾滋病和人权问题的活动人士，曾获欧洲议会颁发的“萨哈罗夫言论自由奖”。

美国之音中文网

看中国的人口红利拐点或于2015年提前到来

作者 阿曼亭

中国人口红利的拐点，预计会提前在2015年到来，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7月15日在武汉一次演讲会上透露的预测结果。中国在2000年进行第五次人口普查时预测，中国人口红利将在2030年消失。而根据中国政府的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培林的透露，中国的人口红利拐点或于2015年提前到来。

一直以来，人口红利被认为是造就中国增长奇迹的重要源泉。

人口红利是指在所有人口中，15岁至64岁之间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老龄人口比重低，从而出现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现象。

在中国，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人口结构是个标准的金字塔形。随后20年，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到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人口结构已变成陀螺形。人口学上把这段时期称作“人口红利期”，这时期整个社会负担较轻，劳动力人口在增加，有充裕的劳动力供给，可以快速生产、降低成本，产品有竞争力，发展也就快。

中国的人口红利期的到来，和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不无关系。独生子女政策带来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一个国家人口生育率的迅速下降在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少儿抚养比例迅速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就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于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

现在中国人口红利的快速消失也和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不无关系。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带来中国人口结构的快速变化，就像李培林分析的那样，到2030年中国的人口结构会呈倒金字塔形。就是说，老年人口剧增，幼龄人口大幅减少。李培林表示：人口红利消失的速度越来越快。将以2015年为拐点，出现劳动力短缺、被抚养人口剧增两大变化。他指出，随着这一转折点的到来，会发生两个大的变化：劳动力短缺和老年抚养比快速上升。中国招工难、养老难等问题将更加凸现。李培林认为，当前出现的招工难不是短期性、季节性的，它可能是长期性的先兆。也就是说，“廉价用工”的时代即将退出中国的历史舞台，人口红利逐步衰竭将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

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是和中国三十多年来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密切相联的。从人口红利的角度，也再次显示了独生子女政策正在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

今年年初时，一些澳大利亚学者发表在著名《科学》杂志上的一篇研究，也显示，独生子女政策正在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

根据澳大利亚学者的这一研究，中国的独生子女们不太富有经济主动性，他们与出生于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之前的一代相比，中国的独生子女“互信程度较低、不太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情绪上更悲观、更倾向于规避风险、更喜欢稳定的工作”

研究发现，与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之前的人相比，出生在独生子女政策之后的独生子女们，他们对他人的信任感明显不足，他们悲观消极，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不知所措。

研究还显示，独生子女政策对中国社会具有重大影响，中国的独生子女们更多的缺乏冒险精神，它使中国的劳动市场缺乏冒险精神，同时导致企业家数量的下滑，因为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或者是创业精神都紧密相连。在孩童时代受到过分保护的中国独生子女们因而将难以创建让未来的中国繁荣昌盛的企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中国海警船首次驶入钓鱼岛海域

中国海监船与日本安保船舶 2012年9月

作者 法广

日本媒体报道说，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26日发现，当天上午9点半至40分前后，4艘中国海警船驶入了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周边的日本领海。这是中国海警船首次驶入钓鱼岛海域。日本方面指出，这是中国公务船本月18日以来再度驶入日本领海，是自去年9月日本政府将钓鱼岛国有化以来的第53次。

据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总部称，4艘中国海警船分别为“海警2101”、“海警2166”、“海警2350”和“海警2506”。日本海保巡逻船要求中国海警船驶离日本领海，中国“海警2350”通过无线电用日文和中文回答称，钓鱼岛自古以来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另外，日本防卫省25日公布消息称，中国海军的5艘舰艇当天穿过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海域。这5艘舰艇本月还穿过对马海峡和宗谷海峡，这是中国舰艇首次绕日本列岛航行一周。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李源潮向金正恩轉達習近平口信

率團參加韓戰終戰60週年紀念活動的中國國家副主席李源潮與朝鮮國防委員會第一委員長金正恩會晤，並轉達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給金正恩的口信。

朝中社與新華社報道，金正恩星期四（7月25日）晚上在平壤百花園迎賓館會見了李源潮一行。

雙方報道並未說明習近平口信的內容，不過朝中社稱李源潮轉達了習近平的「親切問候和口信」，而新華社則說李源潮重申了北京在朝鮮核問題上的立場。

這是習近平和金正恩分別掌權和朝鮮今年2月進行第三次核試驗以來，中朝兩國的最高層會晤。

朝中社說，金正恩與李源潮一行「就加強和發展朝中兩國關係、保障東北亞和世界和平與安全等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了意見」，「會見始終在友好、親切和藹的氣氛中進行」。

新華社則引述李源潮說，「作為朝鮮半島近鄰，中方堅持實現半島無核化，堅持維護半島和平穩定，堅持通過對話協商解決有關問題」，中方願意推動重啟朝核問題六方會談。

終戰紀念

雙方官媒在報道李源潮與金正恩這次會面時均強調了中朝的「傳統友誼」。

新華社引述李源潮說：「今天，我們紀念朝鮮戰爭停戰60週年，是為了深切緬懷為保家衛國英勇犧牲的中朝兩國優秀兒女。回顧歷史，我們深感今天的和平來之不易，應當倍加珍惜。」

朝中社引述金正恩說：「朝鮮軍隊和人民永遠不會忘記中國黨、政府和人民在戰爭時期對朝鮮人民的國際主義無私援助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勇士赴朝參戰立下的功勛。世代進一步鞏固和發展朝中傳統友誼是朝鮮黨和人民的堅定意志。」

韓戰期間，中國大批「志願軍」曾赴朝鮮半島支援平壤軍隊。據中國軍事博物館公布的統計數字，共有超過18萬志願軍在朝鮮戰爭中喪生。

已故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曾形容中朝關係乃「唇齒相依」，但朝鮮的核試驗使給中朝關係構成了明顯挑戰。

中國在朝鮮進行第三次核試驗後不但首次主動配合聯合國安理會制裁朝鮮，多家中國銀行更在5月份停止了與朝鮮銀行的業務往來。

不過法新社分析說，儘管北京對平壤日趨失望，維持地區穩定仍是北京的首要目標。中國將設法避免朝鮮政權突然垮台，導致朝鮮半島在與美國結盟的韓國主導下復歸統一。

（撰稿／責編：葉靖斯）

BBC中文網

安倍參院大勝衝擊中日關係

自民黨擊潰民主黨：安倍晉三笑顏逐開

毛峰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率領自民黨贏得參議院大選，可能加速推動建軍、修改憲法，衝擊中日關係。令人意外的是，堅持「去核電」與反修憲的日本共產黨亦新增五個議席，贏得歷屆參院選舉中最多的八個席次。

日本政治權力版圖再度刷新，兩大政黨體制土崩瓦解，執政自民黨再度一黨獨大，強硬保守色彩的日本回來了，安倍回來了。

在七月二十一日舉行的日本參議院大選中，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率領自民黨再次擊潰民主黨，成為參議院第一大黨，也徹底改變了參議院朝小野大的「扭曲國會」的政治亂局，奠定了安倍政權長期執政的堅實基礎。在重塑強大日本的政治旗號下，安倍長期政權是否會加速推動建軍強國和修改憲法的政治目標？強勢安倍政權在對華關係上是否會更加強硬？這成為了全球關切的最新焦點。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終於露出了七年來少有的微笑，給一個個當選的新議員貼上紅花，他終於為七年前參院選舉敗北雪恥。在此次選戰中，安倍晉三掛帥的執政自民黨以壓倒性優勢力克民主黨獲得大勝，一舉收復了絕大多數全國選區中的失地，共贏得了四十七個選區和十八個比例代表共六十五個議席，較改選前激增三十一席，加上聯合執政的公明黨所獲的十一席以及非改選的兩黨原有議席，自公聯盟以超過穩定半數以上的一百三十五個席次，再度成為參議院的第一大政治勢力，也標誌著日本過去六年接連調換七位首相的政治亂局劃上了休止符。

民主黨則繼續「兵敗如山倒」，在改選四十五席中僅獲得了十七席。民主黨在改選只有一人當選的選區中全軍覆沒，兩人以上改選的選舉區中也僅獲得十個議席。面對如此慘敗局面，民主黨黨首海江田萬里在記者會上承認，「民主黨確實尚未獲得國民的諒解」。

此次參議院改選戰，自民黨實際上處於沒有有力競爭對手的極佳狀況。民主黨的四分五裂失去了挑戰力，原本作為政治第三極被看好的日本維新會，因黨首橋下徹不負責任的否認從軍慰安婦發言，以及公開勸告駐日美軍要善用沖繩風俗服務而信譽大跌，此次維新會在東京都小選區中沒有收獲到一個席次，在其根據地的大阪選區四個席次中最後僅保住一席。從民主黨內分裂出走的政壇強人小澤一郎掛帥的生活之黨推薦的候選人則全軍覆沒。出人意外的是，堅持「去核電」與反對修憲的共產黨在此次選戰中卻新增了五個議席，贏得了歷屆參院選舉中最多的八個席次，顯示共產黨的政治訴求在民間層面獲得了一定的反響與支持。

山本太郎「無核」勝出

此外，率領日本民衆展開「不要核電要未來」運動的年輕演員山本太郎，也以無所屬政黨候選人激戰東京選區並獲勝，成為此次參議院大選中的一個亮點。被稱為反核電勇士的日本演員山本太郎此次以無黨派獨立候選人身份投入競選最為激烈的東京都選區，並成功當選。曾在日本影視劇演出《大逃殺》、《偵探學園》、《賭博默示錄》等片的山本太郎，在東日本大地震後積極參加反核電運動，最後被經紀公司開除，演員生涯跌至低點，他自曝因此事和將結婚女友分手。山本太郎通過網絡助選和青年志願者隊伍，擴大吸收無黨派中間選民支持，也因為反核電而成為民間草根走進國會的政治家。

民主黨開除兩前首相

選後的七月二十四日，民主黨開除黨內兩名前首相：菅直人、鳩山由紀夫。菅直人是因為在參院改選中沒有遵從民主黨決定，反而支持「無黨派人士」參選；而鳩山由紀夫則是因為在釣島議題上公開發表親中言論。鳩山其實已在五月自動離黨，但是民主黨追加處分，開除他。

衆多選民向亞洲週刊記者表示並非自民黨最好，只是希望有一個穩定執政和改善日本經濟的大黨來執政。

自民黨能獲得壓倒性大勝，另一個主要原因是安倍再任首相後推出的「安倍經濟學」，客觀上起到刺激經濟、鼓舞人心效果。

安倍經濟學的「三枝箭」水分不少，但大膽的財金政策，至少在推動日本股市大幅上揚、促進日圓貶值等短期經濟改善方面具有一定效果，令日本民衆對安倍政權產生期待。安倍在參院選舉獲勝後首次記者會上表示，實現長期安定的政權，必須得到國民的支持。今後將致力落實經濟增長戰略，切實回應民衆的期待，並於今秋決定是否按計劃於明年四月實施消費稅增稅。

日本經濟恢復面臨著經濟產業結構調整與財政重建等重大考驗。在少子化、老年化和產業空洞化的困難中，擴大就業與僱傭、解決社會保障問題、提升日本競爭力等，都將成為安倍政權所要面對的一道道難題，這絕非安倍短期刺激經濟的「三枝箭」所能解決的。此外，在政治層面上還有修憲問題。作為安倍終極政治理想和長期執政的自民黨與安倍政權，今後推動修改憲法也是必然的。安定的參衆議院多數議席也為安倍修憲創造了條件。由於日本修憲的「門檻」很高，需要參衆議院三分之二以上議員通過，自民黨雖然獲得了參議院半數席位，即使加上對修憲持積極態度的日本維新會與衆人之黨，也未能達到可以修憲的三分之二議席。但如果加上公明黨也支持修憲的話，則有可能使自民黨修憲的限制獲得突破。因此一直對修改憲法第九條和行使集體自衛權持謹慎態度的公明黨的取向，頗為關鍵。

去年日本政府將尖閣諸島（中國稱釣魚島）國有化後，中日在領土主權上出現日益緊張對抗局面，中日關係因此陷入建交以來最困難時期。安倍新政權誕生後，繼續堅持釣島問題上的強硬立場，中國也不示弱，中方海監船加強對釣島海域巡航力度，多次進入釣島領海宣示主權。對此，執政自民黨在參院選舉政綱中表示不會向中方妥協。七月十七日，安倍以拉票為名來沖繩，並親自往日本負責釣魚島海上保安的沖繩石垣島海上保安部，登上巡邏船石垣號，視察海上保安廳在釣島的巡邏狀況，並稱：「尖閣不存在領土問題，我們一步也不會退讓。」當天下午，安倍前往航空自衛隊宮古島基地，視察負責東海警戒的航空自衛隊。輿論認為，安倍去距離釣魚島僅一百六十公里的石垣島，是展現日本強化島嶼防衛的決心。

自民黨參院大勝穩固了安倍長期執政基礎，同時日本保守鷹派政治家紛紛當選，無疑給中日關係破局轉圜帶來新挑戰。安倍在獲勝後的記者會上表示：「這次勝利，是日本國民對於我們改革路線的支持，是半年來積極推進經濟發展、重建外交與安保體制的肯定。作為安倍內閣，只能沿著這一條路繼續走下去。」

安倍期待中日首腦對話

談到中日關係，安倍表示，兩國對話十分重要，無論是外相對話，還是首腦對話，都期望舉行，「對話大門始終是敞開的」。北京消息顯示，中方認為日本如果不放棄「釣島不存在爭議的立場」，中方也不會後退一步。至七月二十三日記者發稿時止，中國三艘海監船編隊已持續一週在釣島海域巡航，顯示中日雙方的硬碰硬並沒有減弱，是否會由此升高緊張態勢，引人關注。

亞洲週刊

安倍：確保亞太安全 不用威嚇

（中央社記者呂欣憓新加坡26日專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今天訪問新加坡，他表示，加強和東南亞的關係，不只促進經濟，也要確保亞太地區由法律治理，而非威嚇。

安倍晉三在參議院勝選後首度出訪，25到27日訪問馬來西亞、新加坡和菲律賓。安倍今天早上和新加坡總統陳慶炎和總理李顯龍會面，並和李顯龍共同舉行記者會。

李顯龍表示，兩人在會中討論到經濟如「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在區域情勢方面，兩人討論了海洋領土重疊的問題；對於朝鮮半島的情勢，新加坡希望大家依照國際法和平處理，且不要因為政治情勢影響其他方面的合作關係。

安倍強調，和東協（ASEAN）的關係，與日本振興經濟政策相關，日本經濟復甦又對整個區域很重要，他和李顯龍討論了「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跟RCEP，李顯龍也對安倍提出的經濟特區政策很有興趣。

日本記者詢問安倍，在參議院勝選後出訪選擇東南亞的意義？而面對中國大陸崛起，日本想和東南亞國家建什麼樣的關係？

安倍表示，他加強和東南亞關係，藉此促進日本經濟復甦，且今年是日本和東協建立交流關係40週年，除了促進經濟關係，他也要確保亞太地區是由法律治理，而不是威嚇和高壓，亞太必須保持自由和開放。

李顯龍表示，安倍在參議院勝選後到訪東南亞，具有重要的意義，日本和新加坡不只互相合作，也促進與第三國的關係，例如日本和新加坡針對湄公河區域發展成立工作坊，雙方也和印度有合作關係。102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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