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幕記者柯宇倩/中央支持下的重慶模式,集中了政府各部門的資金,目標將重慶打造成中國西部的經濟重鎮,但美國著名智庫密爾肯經濟研究院(Milken Institute)資深經濟學家黃華躍在接受《內幕》專訪時提醒,重慶模式的政治依賴性亦強,如何持續下去是個問題,這得看重慶未來的發展是否依靠本身根植西南部的經濟關係。
黃華躍為國民城市銀行(City National Bank)資深VP暨資深經濟學家、密爾肯經濟研究院前地區經濟主任、環球透視(Global Insight)前資深經濟學家暨地區預測主任。黃華躍專業領域為美國、中國、台灣等地的地區經濟、發展與經濟預測等議題,著有《美國的工作:經濟成長與競爭的投資和政策》等多部專書。
中央主導重慶模式方向
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海嘯令中國政府做出內需導向的經濟策略,重慶就這樣成了中央大力支持的地區。黃華躍對《內幕》表示,不同於自主性強的廣東模式,重慶模式是中央政府已經掌握了經濟發展和開發方向,認為重慶能成為經濟重鎮、把中國西部的經濟撐起來,因此集中了政府各部門的資金和配合,爭取將外國投資引進重慶。
相對來說,黃華躍指出,廣東在過去的政治背景下,由於當時的政府“不知道該指導些什麼”,因此開了一塊地,邊走邊看,邊看邊改,等於實現了鄧小平的“摸著石頭過河”,因此廣東的自主性較高。
廣東模式裡,有認為應以廣州模式為代表,但黃華躍認為深圳模式更具代表性。黃華躍對《內幕》分析,廣州是一個什麼都有的地方,不像深圳、上海、溫州有自己的品牌,因此似乎缺少自己的模式;當深圳開始開發時,廣州還遠遠落在後頭。
1979年,在鄧小平的設想下,深圳特區成立,並在短短20多年裡便獲得耀眼的成績。注重開放、效率的深圳模式,帶動了溫州模式、浦東模式的出現,汪洋主政廣東後浮現的廣東模式,也可說是深圳模式的推廣衍伸。
重慶模式和廣東模式,是兩個不同政策環境下的產物。黃華躍對《內幕》表示,深圳是中國的第一塊試驗田,深圳剛開發的時候,計畫性相當低,中央放手讓深圳市政府自己摸索,先將香港、台灣的資金引進,做小規模的成衣、鞋子、家俬產業,再接著引進科技產業;重慶則是中央政府已經決定好的立體性建設,後者的基礎設施、金融體制、外國公司的投資,都是全套引入。
密爾肯經濟研究院(Milken Institute)資深經濟學家黃華躍。(密爾肯經濟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