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鳳凰衛視記者胡一虎昨提問中國新任總理李克強的用詞,遭網友批評「噁心得要死」。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上任後首次中外記者會,香港鳳凰衛視記者胡一虎獲得港澳媒體唯一的提問機會。想不到胡一虎沒問港人關心的特首、立法會議員普選問題,反而要李談從政生涯「個人的情懷」。胡在台灣出生,曾在華視擔任主播,此次提問被網友批「噁心得要死」。胡昨手機關機,鳳凰衛視昨晚發聲明,表示胡提問用詞是出自自然感受,鳳凰認為胡做了記者該做的事。
胡一虎1991年進入華視,10年後轉戰香港鳳凰衛視,曾於2002年專訪過時任河南省省長的李克強。胡昨提問前先說:「剛我注意到一個細節,您在回答所有媒體同業問題時,您的雙手打手勢超過了30幾次。這一幕讓我印象深刻,想起了11年前,當時採訪時任河南省長的您展現出的自信和睿智。」
香港鳳凰衛視記者胡一虎昨提問中國新任總理李克強的用詞,遭網友批評「噁心得要死」。中新社
與李克強攀老鄉
胡問李未來對香港有何新措施,接著卻說:「我也是安徽省籍的人,但我出生在台灣、工作在香港、在過去10多年來一直穿梭在兩岸三地的華文媒體人。我身旁的人萬分渴望對您本人有進一步了解,能不能藉這個機會,談談您從政生涯一路走來,從最基層到最高層您個人的情懷。」中國官媒中新社以「香港記者和李克強攀老鄉」描述胡一虎。
李克強開玩笑回答:「剛才記者先生提醒我,手勢多了,引起人們的注意力,就會不太注意聽我回答問題的內容了。」胡聽到李的回應後,整個人笑得眼睛瞇成一條線。
吳小莉也曾惹議
胡的提問令全場譁然,台下一陣騷動。現場採訪的香港記者表示:「如此肉麻問題,沒有人問得出,胡一虎憑什麼代表香港記者?」
網友紛紛留言痛批:「你是唯一一個在記者會上公然拍馬屁的記者,《人民日報》都不這樣幹耶!你是行業的恥辱」、「雞皮疙瘩掉一地,豐富的表情,煽情的語調,媚上的內容,胡一虎,你真噁心」、「胡的問題翻成英文就是:Can I kiss your ass?(我可以拍你的馬屁嗎?)」
還有網友批:「真想罵這個有嘴沒腦的傻子,跑重慶跑傻了?」、「確定胡一虎是鳳凰台而不是中央台的?是不是我打開的方式不對啊?」
這並非鳳凰衛視記者第一次引發爭議。1998年3月,剛出任總理的朱鎔基舉行第一次記者會,他對主持人說:「你們照顧一下鳳凰電視台的吳小莉小姐好不好?我非常喜歡看她的廣播。」吳的發言讓人傻眼:「我必須這樣說,您也是我的偶像……想請您談談您在進行改革過程中的心路歷程。」吳和胡一虎同樣出生台灣,曾在華視工作。
胡一虎小檔案
◆年齡:45歲 1967/8/19生
◆出生:台灣高雄
◆祖籍:安徽省桐城市
◆家庭:已婚,育有一女
◆學歷: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系
◆經歷:
《華視新聞雜誌》主持人
鳳凰衛視《縱橫中國》主持人
資料來源:鳳凰衛視官網、百度百科
台灣 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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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3月17日星期日
「習李」不換腦「佔領中環」不回頭
也許是因為「佔領中環」行動討論的鬧哄哄及有越來越多不同階層市民表明加入,很多建制派政團及政治人物近期都愛呼籲大家冷靜處理政改問題。昨天,行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先生同樣提出類似的意見。他認為普選重要但爭議很大,所以各方面應該冷靜謹慎處理,爭取最大公約數謀求最大共識。
林先生大概是好意的勸告,也不想香港社會進一步對立及撕裂。問題是當前的政改困局不在於市民不冷靜,不在於市民言行過激;而在於北京及建制派政團不斷為真普選製造障礙,不斷想改變承諾及遊戲規則。當市民看到對話、溝通只是白費氣力,當市民看到北京想方設法違背她自己在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作出的承諾時,市民自然要抗爭到底。
不管從任何尺度、角度來衡量,香港市民在政改問題上都顯得溫和、冷靜,從沒有任何過激過火的舉動。八十年代中後期中、英兩個主權國政府暗中聯手卡壓直選進程,堅拒立法局在八八年開始引入普選,甚至弄一個「掛羊頭賣狗肉」的民意滙集處來操弄竄改民意,以不成理由的理由否定八八直選。市民對此雖然不滿,卻也沒有採取任何激烈的抗爭行動。
港督彭定康九十年代中推動的政改把新功能組別改頭換臉,令它們成為變相普選議席,從而大大增加立法局的普選成份,減少既得利益及工商界的影響力。只是北京不理會港人的民主訴求,堅決拒絕接受較開放及有代表性的議會,情願推倒政制直通車及成立臨時立法會,令香港民主發展大幅倒退。面對這樣橫蠻無理的政權,市民依然是據理力爭,沒有採取任何過激或暴力的抗爭。
○三年超過五十萬人上街爭取雙普選,讓香港市民的民主呼聲不但響徹港島大街小巷,更響遍全球。可是,北京依然冥頑不靈,堅持急凍政制發展,不惜以人大釋法的方式扼殺○七○八雙普選,把市民推向絕望的邊緣。好不容易北京終於同意啟動政改,承諾二○一七年實行特首普選,二○二○年落實立法會全面普選,讓社會有確切的時間表可以作預備,讓市民可以就如何達致雙普選作仔細、認真的討論。誰知就在落實特首普選的關鍵時刻,北京方面忽然有人拋出「預選機制」,讓小圈子選舉可以借屍還魂,令市民失卻真正的選擇權,令普選失去意義。像這種形同背棄承諾及欺騙的手法,怎能不令市民怒火中燒,怎能不令整個政改討論變得火花四濺,沸沸揚揚呢?
要避免政改討論變成兩陣對決,要避免市民被迫採取更激烈的抗爭行動,要防止社會進一步撕裂,關鍵不在於呼籲市民冷靜,關鍵在於北京及建制派人士不再搞小動作或花招,不再就雙普選設置新障礙,老老實實的按《基本法》及國際社會公認準則跟市民商議四年後特首普選的具體安排,包括寬鬆、公平、公開的提名機制,包括可以讓民意得到充份表達的選舉過程,包括讓所有獲得一定市民支持的政治人物有機會參選等。也只有這樣的討論才有意義,才能讓民主政制向前邁進,才能避免不同政見人士各走極端。
假如新上場的中國第五代領導層不了解這樣的形勢,不明白市民對落實普選的強大要求,想繼續以花招或拖字訣推搪的話,他們及他們的同路人將要面對一波一波像「佔領中環」般的大型群眾運動,將要面對的是各種各樣的不合作抗爭運動。
盧峯
香港 蘋果日報
林先生大概是好意的勸告,也不想香港社會進一步對立及撕裂。問題是當前的政改困局不在於市民不冷靜,不在於市民言行過激;而在於北京及建制派政團不斷為真普選製造障礙,不斷想改變承諾及遊戲規則。當市民看到對話、溝通只是白費氣力,當市民看到北京想方設法違背她自己在中英聯合聲明及《基本法》作出的承諾時,市民自然要抗爭到底。
不管從任何尺度、角度來衡量,香港市民在政改問題上都顯得溫和、冷靜,從沒有任何過激過火的舉動。八十年代中後期中、英兩個主權國政府暗中聯手卡壓直選進程,堅拒立法局在八八年開始引入普選,甚至弄一個「掛羊頭賣狗肉」的民意滙集處來操弄竄改民意,以不成理由的理由否定八八直選。市民對此雖然不滿,卻也沒有採取任何激烈的抗爭行動。
港督彭定康九十年代中推動的政改把新功能組別改頭換臉,令它們成為變相普選議席,從而大大增加立法局的普選成份,減少既得利益及工商界的影響力。只是北京不理會港人的民主訴求,堅決拒絕接受較開放及有代表性的議會,情願推倒政制直通車及成立臨時立法會,令香港民主發展大幅倒退。面對這樣橫蠻無理的政權,市民依然是據理力爭,沒有採取任何過激或暴力的抗爭。
○三年超過五十萬人上街爭取雙普選,讓香港市民的民主呼聲不但響徹港島大街小巷,更響遍全球。可是,北京依然冥頑不靈,堅持急凍政制發展,不惜以人大釋法的方式扼殺○七○八雙普選,把市民推向絕望的邊緣。好不容易北京終於同意啟動政改,承諾二○一七年實行特首普選,二○二○年落實立法會全面普選,讓社會有確切的時間表可以作預備,讓市民可以就如何達致雙普選作仔細、認真的討論。誰知就在落實特首普選的關鍵時刻,北京方面忽然有人拋出「預選機制」,讓小圈子選舉可以借屍還魂,令市民失卻真正的選擇權,令普選失去意義。像這種形同背棄承諾及欺騙的手法,怎能不令市民怒火中燒,怎能不令整個政改討論變得火花四濺,沸沸揚揚呢?
要避免政改討論變成兩陣對決,要避免市民被迫採取更激烈的抗爭行動,要防止社會進一步撕裂,關鍵不在於呼籲市民冷靜,關鍵在於北京及建制派人士不再搞小動作或花招,不再就雙普選設置新障礙,老老實實的按《基本法》及國際社會公認準則跟市民商議四年後特首普選的具體安排,包括寬鬆、公平、公開的提名機制,包括可以讓民意得到充份表達的選舉過程,包括讓所有獲得一定市民支持的政治人物有機會參選等。也只有這樣的討論才有意義,才能讓民主政制向前邁進,才能避免不同政見人士各走極端。
假如新上場的中國第五代領導層不了解這樣的形勢,不明白市民對落實普選的強大要求,想繼續以花招或拖字訣推搪的話,他們及他們的同路人將要面對一波一波像「佔領中環」般的大型群眾運動,將要面對的是各種各樣的不合作抗爭運動。
盧峯
香港 蘋果日報
林泉忠:繞不過去的台灣「名分」問題
近期兩岸之間在外交或國際場合上發生了3件事,突顯了兩岸關係近5年來的「和平發展」道路已走到了瓶頸的地段,也勢必使兩岸擧動歷史性政治對話的時間表繼續押後。
日前日本舉行紀念「三一一」地震海嘯兩周年紀念活動,中國大陸代表缺席,理由是日方將台灣代表和外交使團及國際機構人員安排在一起,「違反中日聯合聲明的有關原則和精神以及日方在台灣問題上所作承諾」。日方則對中方的缺席表示「十分遺憾」,並表示日方沒有改變對台政策。
兩年前「三一一」大地震發生後,台灣方面在災難發生後的前6個月內向日本提供了高達180億日圓的捐助,比包括大陸在內的其他127個國家、地區及國際組織在兩年內合共提供的175億日圓援助還要多。日方是根據國內輿論與台灣方面的期待而作出這次安排的。
此外,日前棒球經典賽在東京舉行,許多台灣球迷前往日本為中華隊加油,在觀泷席上一度出現青天白日旗的旗海,也引發大陸方面的不滿。
儘管台灣社會在政治傾向上有藍綠之分,但是在提高國際能見度方面卻具高度共識,也是兩岸關係走向「和平發展」以來台灣對大陸最為不滿的部分。正因如此,連最受大陸信賴的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在最近訪問北京、與習近平等會晤時,也提出大陸應積極回應台灣社會對拓展「國際空間」的期望。
馬英九日前出面解釋不與大陸聯手保釣的3個理由,所涉及的核心問題也是台灣的名分與外交權的問題。
隨覑經貿關係與人員往來方面雙向交流的正常化,輿論多認為「下階段的兩岸政治對話無可避免」,然而何時擧動卻是遙遙無期,主要卡在如何定位台灣及對「中華民國」的認知上。兩岸之間的距離,也折射在以上3件事上。
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學者
香港 明報
日前日本舉行紀念「三一一」地震海嘯兩周年紀念活動,中國大陸代表缺席,理由是日方將台灣代表和外交使團及國際機構人員安排在一起,「違反中日聯合聲明的有關原則和精神以及日方在台灣問題上所作承諾」。日方則對中方的缺席表示「十分遺憾」,並表示日方沒有改變對台政策。
兩年前「三一一」大地震發生後,台灣方面在災難發生後的前6個月內向日本提供了高達180億日圓的捐助,比包括大陸在內的其他127個國家、地區及國際組織在兩年內合共提供的175億日圓援助還要多。日方是根據國內輿論與台灣方面的期待而作出這次安排的。
此外,日前棒球經典賽在東京舉行,許多台灣球迷前往日本為中華隊加油,在觀泷席上一度出現青天白日旗的旗海,也引發大陸方面的不滿。
儘管台灣社會在政治傾向上有藍綠之分,但是在提高國際能見度方面卻具高度共識,也是兩岸關係走向「和平發展」以來台灣對大陸最為不滿的部分。正因如此,連最受大陸信賴的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在最近訪問北京、與習近平等會晤時,也提出大陸應積極回應台灣社會對拓展「國際空間」的期望。
馬英九日前出面解釋不與大陸聯手保釣的3個理由,所涉及的核心問題也是台灣的名分與外交權的問題。
隨覑經貿關係與人員往來方面雙向交流的正常化,輿論多認為「下階段的兩岸政治對話無可避免」,然而何時擧動卻是遙遙無期,主要卡在如何定位台灣及對「中華民國」的認知上。兩岸之間的距離,也折射在以上3件事上。
作者是台灣中央研究院學者
香港 明報
神州豈有淨土 百姓無處可逃
華北地區毒霧繚繞,至今絲毫不見緩解迹象,引起新一輪「逃亡潮」。有條件的遠走他國避難,而中產人士則選擇南下置業,廣東珠海因空氣質量近年稍有改善,成為華北民眾南遷首選。在中共第五代正式走馬上任、大談「中國夢」之際,老百姓紛紛用腳投票,實在是莫大的諷刺。
剛剛結束的北京兩會,空氣污染是最熱門的話題,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連拋兩顆炸彈,指「霧霾比沙士更可怕」,「四十歲以上廣東人的肺是黑的」,引來強烈反響。的確,沙士雖然來勢洶洶,但來得快也去得疾,而霧霾天氣卻非短期內可以治理,最樂觀的估計也需要十年時間。人生有幾個十年呢?不願等死的老百姓,惟有來一招孔雀東南飛,珠海空氣質量級別為「優」的天數多年都在二百天以上,遠勝其他城市,難怪受到北京、武漢以至長三角移民的青睞。
問題是,污染無疆界,北方毒霧封鎖,南方也不是天堂。有珠海土生土長的網民一語中的,指珠海工業密集,污染嚴重,有廣東四大污染企業之稱的益力味精廠,恰好位於珠海斗門,每晚都釋出難聞毒氣。同區另一家化肥廠,則長期排出黑色惡臭污水。而粵港飲用水主要來源的東江水,其「配水庫」深圳水庫已淪為臭水收集站,流入水庫的河涌遍布垃圾,隨處可見糞便、死老鼠、用過的避孕套。西江水更加恐怖,由於採礦企業非正常操作,水質早被重金屬污染,西江上游發現金屬鎘超標三倍,引發大量魚類死亡,嚴重威脅居民健康。
新鮮空氣 已成夢想
在「經濟要上,環境要讓」的畸形發展觀念下,神州大地早就全方位受污染,山河破碎,空氣有毒,水有毒,土壤有毒,樣樣都有毒。曾有調查報告指出,九成地下水遭受不同程度污染,而在一百一十八個監測城市之中,基本清潔的城市地下水僅得百分之三。原國家環保總局與國土資源部曾高調進行全國土壤污染調查,事隔七年依然被列為不能說的「國家機密」,土壤污染之恐怖已到了不能見光的地步。
面對如此嚴峻的環境問題,高官們不是想辦法解決,而是諸多開脫,甚至大言不慚「老百姓不能總想着呼吸新鮮空氣卻不付出代價」等謬論。最近上海黃浦江漂浮大量病死豬,受到千夫所指,死豬來源地的浙江當局竟輕鬆地說成是正常現象,可見官老爺根本就沒有將環境污染、居民健康放在心上。
有人說,中國式經濟增長是「帶毒」的經濟增長,一點也不誇張。可悲的是,貪官污吏貪夠吃夠,還可捲款外逃,到西方國家呼吸新鮮空氣,無錢無權的老百姓除了等死,已是別無選擇。
太陽報
剛剛結束的北京兩會,空氣污染是最熱門的話題,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連拋兩顆炸彈,指「霧霾比沙士更可怕」,「四十歲以上廣東人的肺是黑的」,引來強烈反響。的確,沙士雖然來勢洶洶,但來得快也去得疾,而霧霾天氣卻非短期內可以治理,最樂觀的估計也需要十年時間。人生有幾個十年呢?不願等死的老百姓,惟有來一招孔雀東南飛,珠海空氣質量級別為「優」的天數多年都在二百天以上,遠勝其他城市,難怪受到北京、武漢以至長三角移民的青睞。
問題是,污染無疆界,北方毒霧封鎖,南方也不是天堂。有珠海土生土長的網民一語中的,指珠海工業密集,污染嚴重,有廣東四大污染企業之稱的益力味精廠,恰好位於珠海斗門,每晚都釋出難聞毒氣。同區另一家化肥廠,則長期排出黑色惡臭污水。而粵港飲用水主要來源的東江水,其「配水庫」深圳水庫已淪為臭水收集站,流入水庫的河涌遍布垃圾,隨處可見糞便、死老鼠、用過的避孕套。西江水更加恐怖,由於採礦企業非正常操作,水質早被重金屬污染,西江上游發現金屬鎘超標三倍,引發大量魚類死亡,嚴重威脅居民健康。
新鮮空氣 已成夢想
在「經濟要上,環境要讓」的畸形發展觀念下,神州大地早就全方位受污染,山河破碎,空氣有毒,水有毒,土壤有毒,樣樣都有毒。曾有調查報告指出,九成地下水遭受不同程度污染,而在一百一十八個監測城市之中,基本清潔的城市地下水僅得百分之三。原國家環保總局與國土資源部曾高調進行全國土壤污染調查,事隔七年依然被列為不能說的「國家機密」,土壤污染之恐怖已到了不能見光的地步。
面對如此嚴峻的環境問題,高官們不是想辦法解決,而是諸多開脫,甚至大言不慚「老百姓不能總想着呼吸新鮮空氣卻不付出代價」等謬論。最近上海黃浦江漂浮大量病死豬,受到千夫所指,死豬來源地的浙江當局竟輕鬆地說成是正常現象,可見官老爺根本就沒有將環境污染、居民健康放在心上。
有人說,中國式經濟增長是「帶毒」的經濟增長,一點也不誇張。可悲的是,貪官污吏貪夠吃夠,還可捲款外逃,到西方國家呼吸新鮮空氣,無錢無權的老百姓除了等死,已是別無選擇。
太陽報
習李首騷中國夢 聽其言而觀其行
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昨日落下帷幕,中國政府完成權力交接,中共第五代的「習李體制」正式取代中共第四代的「胡溫體制」。在就職演說中,新班子都不乏豪言壯語,並重申「中國夢」,但說得動聽,不代表言出必行,對於新班子有何作為,各界只能聽其言而觀其行。
胡溫政府在一片批評聲中黯然落幕,新班子上台,在施政與改革方面能否帶領中國走出一片新天地,成為海內外關注的焦點。新當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演講中詮釋他的「中國夢」,要求各級官員「傾聽人民呼聲、回應人民期待,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在學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上持續取得新進展」,「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新科總理李克強則在北京兩會壓軸大戲的總理記者會中侃侃而談,從機構改革、經濟發展、民生保障、社會公正、法制建設到反腐倡廉一一論及,留下不少「金句」,如談到遏制「三公」消費,壓縮政府開支時約法三章,「要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政府就要過緊日子」,並透露「行大道、民為本、利天下」的為官心得,讓人耳目一新。
虎頭蛇尾 好景不長
誠如李克強自己所說「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中國夢的亮點不在執政者將之描繪得有多美好、多有吸引力,而在於何時能真正實現,讓全體人民分享到經濟繁榮、國力強盛帶來的紅利。
對於中國夢,國人並不陌生。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共領導層五年一換屆、十年一換代,每逢換屆與換代,必有「新政」出現。從「江朱新政」到「胡溫新政」,開始時無不轟轟烈烈,激動人心,而當新政觸及到官僚權貴的既得利益,改革往往就會變味走調,淪為華而不實的政治騷,最終不了了之。中國夢變成白日夢,百姓的憧憬一次次破滅,希望變為失望,甚至是絕望。
當年胡溫上位,拋出「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的所謂新三民主義。十年過去了,不但政治改革毫無寸進,上學難、看病難、買房難的新「三座大山」更是愈加沉重。更不堪的是,官場歪風愈演愈烈,反腐愈反愈腐、維穩愈維愈不穩,當下中國的貪腐已經超過歷朝歷代,官民關係之惡劣前所未見,社會矛盾之尖銳史無前例,民怨猶如火山一觸即發。
說一千句漂亮話,不如幹一件實事。當官的從上到下都是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誠信蕩然無存,新一屆政府能否走出虎頭蛇尾的困局,只能拭目以待。
東方日報
胡溫政府在一片批評聲中黯然落幕,新班子上台,在施政與改革方面能否帶領中國走出一片新天地,成為海內外關注的焦點。新當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演講中詮釋他的「中國夢」,要求各級官員「傾聽人民呼聲、回應人民期待,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權利」,「在學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上持續取得新進展」,「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新科總理李克強則在北京兩會壓軸大戲的總理記者會中侃侃而談,從機構改革、經濟發展、民生保障、社會公正、法制建設到反腐倡廉一一論及,留下不少「金句」,如談到遏制「三公」消費,壓縮政府開支時約法三章,「要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政府就要過緊日子」,並透露「行大道、民為本、利天下」的為官心得,讓人耳目一新。
虎頭蛇尾 好景不長
誠如李克強自己所說「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中國夢的亮點不在執政者將之描繪得有多美好、多有吸引力,而在於何時能真正實現,讓全體人民分享到經濟繁榮、國力強盛帶來的紅利。
對於中國夢,國人並不陌生。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共領導層五年一換屆、十年一換代,每逢換屆與換代,必有「新政」出現。從「江朱新政」到「胡溫新政」,開始時無不轟轟烈烈,激動人心,而當新政觸及到官僚權貴的既得利益,改革往往就會變味走調,淪為華而不實的政治騷,最終不了了之。中國夢變成白日夢,百姓的憧憬一次次破滅,希望變為失望,甚至是絕望。
當年胡溫上位,拋出「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的所謂新三民主義。十年過去了,不但政治改革毫無寸進,上學難、看病難、買房難的新「三座大山」更是愈加沉重。更不堪的是,官場歪風愈演愈烈,反腐愈反愈腐、維穩愈維愈不穩,當下中國的貪腐已經超過歷朝歷代,官民關係之惡劣前所未見,社會矛盾之尖銳史無前例,民怨猶如火山一觸即發。
說一千句漂亮話,不如幹一件實事。當官的從上到下都是台上一套台下一套,誠信蕩然無存,新一屆政府能否走出虎頭蛇尾的困局,只能拭目以待。
東方日報
主席台觀察﹕徐才厚屢缺席令傳言盛行
【明報專訊】昨日的閉幕大會,新舊領導人最後一次同時亮相,剛卸任的領導人胡錦濤、溫家寶、吳邦國、賈慶林齊齊出席,還有政協前副主席王剛、人大前副委員長王兆國,但是,軍委前副主席徐才厚和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都缺席,引起外界猜測。
徐才厚
主席台的一邊坐著現任兩名軍委副主席范長龍和許其亮,但是在另一端只有軍委前副主席郭伯雄,前國防部長梁光烈亦在主席台上,卻未見徐才厚。早前曾傳出徐才厚牽涉解放軍原後勤部副部長谷俊山腐敗案而受到調查的消息,有指他「不便出席」兩會而「被請假」,但消息未能證實。昨天他再度缺席,令傳言再被提起。
此外,連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前香港特首董建華亦沒有出席,何厚鏵等其他全國政協副主席則悉數到齊,截至昨晚,仍沒有董建華缺席原因的消息。而現任特首梁振英、澳門特首崔世安則在主席台較後兩排就座,全程表情嚴肅。
昨日在表決一系列決議的間隙,習近平側過身,與胡錦濤交談甚久,引來2樓的攝影記者快門聲「嚓嚓嚓嚓」響個不停。無官一身輕的溫家寶,見自己最後一份政府工作報告以較高票獲得通過時,也微笑鼓掌。散場時,胡錦濤再次與習近平四手相握,講完「最後的囑託」後,不少坐在主席台上的代表也上前來與他們握手。握過一輪後,走在習近平背後幾步之遙的溫家寶加快上前,拍一拍習近平的手臂,習轉過身來與溫家寶握手,兩人交談數句,習近平雙眼望著溫家寶,一邊微微點頭,似在認真聽他的話,說完後,溫家寶就快步離去,此時賈慶林、吳邦國也上來與習近平握手,似是祝賀他順利接班。
知“溫”罪“溫”,其惟中國人
《外參》編譯 文道喻
孔子編寫完《春秋》後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意思是說,關於這本書,後人肯定褒貶不一、毀譽參半,但只要自己認為是對的、是有價值的,不論別人如何評說,都應堅定做下去,因此,“知我罪我,其惟春秋”,成為一句用以自我評鑑的用語。兩千多年後,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閉幕後的記者招待會上,溫家寶對記者說,他為國家服務整整45年,投注全部熱情、心血和精力,勇於面對人民、面對歷史,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如今這位最親民、同時也可能是最引發正反討論的總理溫爺爺將卸下職位,外國媒體如何“知他”、如何“罪他”呢?
在流亡作家余杰眼中,溫家寶是一位影帝。
以“政治改革者”以及“人民總理”自居
《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認為,過去十年,溫家寶一直是個有爭議的人物,贏得國內同等程度的讚揚與批評。同情者和崇拜者會說,溫是貨真價實的改革者,時常將人民放在心中;反對者質疑其誠意,畢竟他經常辜負改革承諾,無法滿足公眾期望。十年前當溫接任總理之際,中國經濟才剛起飛,溫被普遍視為一個謹慎又熟練的技術專家,對政治風向極其敏感,懂得快速轉換立場,並取得共產黨內不同派系的信任。
兩個五年任期後,71歲的溫家寶來到下台時刻,身為國家領導人,他的坦率和直言不諱,令人印象深刻,特別是呼籲政治改革方面。但姑且不論真心與否,這也讓他成為孤獨的鬥士,誠如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中國研究項目主任劉康告訴《南華早報》,溫家寶長久以來努力鞏固的政治遺產就是讓自己以“政治改革者”以及“人民總理”自居。
最近幾年溫家寶呼籲政治改革的一系列講話大多來自海外,如此情況讓他看起來更像一位異議人士或人權活動家,而不是信奉共產主義的官僚。2011年在英國演講時,曾指出“在人類歷史上,在反對封建專制鬥爭中形成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權等觀念,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只是不同社會、不同國家,實現的途徑和形式有所不同”,又於2007年以個人名義發表《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任務和我國對外政策的幾個問題》,提到“科學、民主、法制、自由、人權,並非資本主義所獨有,而是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
曾幾何時,民主、法治及自由等詞彙,也成了朗朗上口的政治短語,但批評者抨擊,最近兩年溫家寶處心積慮培養公眾形象,打造改革者角色,藉此平衡共產黨領導過於保守的天性。
支持溫家寶的人則認為,溫真實代表共產黨內的反對聲音,因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甚至常委,早就為了該不該政改、該怎麼政改吵得不可開交。有趣的是,溫家寶的言論與黨內和社會中要求改革的聲音相呼應,當前許多基層官員、學者和政府智庫也紛紛加入行列,形成一股浪潮。
最近兩年溫家寶處心積慮培養公眾形象。
期望越高,失望越大
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教授張鳴向《南華早報》表示,溫家寶選擇到海外提出大膽訴求,加上這些言詞有時也面臨審查命運,在在說明溫本人與其他高級領導人格格不入。舉例來說,國家主席胡錦濤曾清楚指示“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強烈排除西式民主,且再三暗示結束一黨專政的徹底改革不可能實現。
“在位長達十年,可是,交出的成績單並不好看,說他不稱職或只會給予虛偽承諾也許不為過,” 諾丁漢大學教授曾銳生(Steve Tsang)告訴《南華早報》:“當他甫就任時,很多分析家包括我在內,都以為他有能力、有意願致力於政治變革。”只可惜期望越高,失望越大。
如果要以溫家寶一己之力對抗緊抓權力不放的共產黨恐怕有些力不從心,但針對政治爭議性較低的經濟領域來看,其評價同是好壞各半。過去十年,中國經濟增長率維持在顯著高峰,是很多國家達不到,甚至望塵莫及的境界,這便是最值得說嘴之處。2002年,中國只是全世界第六大經濟體,現在排名第二,隨時準備超越美國,維持經濟引擎持續運轉遂成為接班的李克強的首要任務。
於此同時,中國還是世界上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達3.3兆美元,世界第一出口國,汽車生產與消費首屈一指,最長的高速鐵路系統也在中國,這些無疑都是溫總理主政下的成果,令數億人擺脫貧窮苦難,生活水平提高,人均收入從800美元增長至5000美元,2010年,中國更進一步取代美國晉身全球經濟增長的最大貢獻者。
然而,2003年掌權後,溫家寶曾許諾要解決經濟結構中的不合理、減少收入差距與緩和環境破壞,十年之後,我們卻只看見嚴重汙染、日益惡化的經濟體系及不斷擴大的貧富差距,換句話說,溫家寶不僅未能兌現政治支票,互聯網上還有人斷言,胡溫十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腐敗、汙染及收入不均“最嚴重時刻”。
溫家寶也沒有繼續前任總理朱鎔基的改革勢頭,這些事項包含減少官僚的經濟影響力、打破國有企業在諸多高利潤行業的壟斷現象與市場自由化等。曾銳生表示,事實上,溫沒有什麼好留芳千古的,“經濟看似強勁,但仍然存在一籮筐亟待解決的問題。”他說:“經過十年,經濟再平衡的任務,只有變得更嚴峻、更艱難,這是溫總理主要遺產之一。”
醜聞令英名毀於一旦
另一方面,房地產過熱同是中國經濟的一大病灶,由商人和地方官員共同炒作下使城市地區的房屋價格飆升,國務院可說在這波抑制中完全失敗,以北京和上海為例,房產幾乎漲了十倍之多。接受《南華早報》採訪時,香港中原地產的程雲(Cheng Yun,音譯)說,關於遏抑樓價,溫家寶只會講講場面話。的確,即使不斷發表政改和經改相關講話,實際變革卻付之闕如,且溫似乎更愛好於建立良好形象,對大多數中國人而言,想到溫家寶,便能把他跟慈祥的爺爺聯想在一塊,與弱勢群體站在同一陣線上。
溫對政治風向極其敏感,懂得快速轉換立場。
一旦國內發生大災難,溫家寶往往是第一時間趕赴現場的最高官員,不吝於以眼淚表達同情,如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後,溫家寶前往災區,安慰各地受害者,期間手臂還曾受輕傷。此外根據《南華早報》,溫家寶十年內只有到過香港一次,但意義非凡,那時是2003年香港SARS疫情最嚴重之際,溫來到位於九龍觀塘區牛頭角的淘大花園,此一私人住宅項目共有321宗SARS個案,連出租車司機都不願意在這邊接送乘客,溫家寶卻無所畏懼,帶給當地居民很大安慰和信心,也可以說為他的親民形象起了有效開頭,而且,每一年新春,溫習慣訪問遙遠落後的地區來傳遞愛心、雪中送炭。
一個人無論做了多少善事,一件醜聞爆發便可能使一世英名毀於一旦。出自《紐約時報》的溫家財富調查正是壓倒溫總理的最後一根稻草,再者,也有不少人認為,其豐沛感情都是演出來的。流亡作家余杰著有《中國影帝溫家寶》一書,對溫的改革傾向不以為然,指稱他有資格贏得一座政治上的奧斯卡獎。
胡溫十年是“輝煌十年”還是“失落十年”,一時或許難以斷定,但胡溫退場仍讓不少人鬆一口氣,曾銳生說:“接替胡錦濤出任國家主席的習近平在公眾前比胡更自在、更輕鬆,意味著胡溫模式不會在習李身上重演,因此,李克強不太可能以李伯伯的形象取代溫爺爺。”
“溫爺爺”之所以深植人心,很大部分歸功於官方媒體,當中國人打開電視,很容易就能看見溫家寶出現在平民家庭裡,與貧困的煤礦工人同吃盒飯,或溫柔地安慰災民,2013年全國人大是他最後的表現舞台,許多媒體均對這份總數達28頁的工作報告深感興趣,最引人注目的,如《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指出,即是2013年經濟增長率7.5%。
7.5%增長率實屬罕見
工作報告的內容主要以經濟面為主,過去五年,溫家寶認為國務院完成八大重點:一、有效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促進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二、加快經濟結構調整,提高經濟發展的品質和效益;三、毫不放鬆地抓好“三農”工作,鞏圄和加強農業基礎地位;四、堅持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增強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支撐能力;五、堅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六、深化重要領域政革,增強經濟社會發展的內在活力;七、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全面提升開放型經濟水準;八、切實加強政府自身建設,進一步深化行政體制政革。
對於未來,他也向政府提出建議,幾個重要方向有:一、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二、強化農業農村發展基礎,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三、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全面提高人民物質文化生活水準;四、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深入推進改革開放。
雖說7.5%這個數字令很多已開發國家垂涎三尺,但在中國實屬罕見。2012年,中國官方同樣用7.5%當作標竿,最後以7.8%成功達陣,但這是13年來最低結果,而以往增長率通常能大幅超越官方預測,如此現象,在出口萎縮與歐債危機雙重夾擊下亦不復見。
因此,不免讓人開始擔憂中國經濟發展是否已陷入著名的“中等收入陷阱”,對此,溫家寶坦承,政府必須非常努力才能達成目標。《金融時報》也指出,假使2013年經濟增長率不偏不倚正是7.5%,將是自1990年以來最糟表現,但後續問題不再與溫家寶有關,畢竟3月17日全國人大落幕後,他就會像其他退休的共產黨領導人一樣,在公眾面前消失並保持神祕,一切考驗著新總理李克強的政治智慧與改革勇氣。
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裡,溫家寶看起來情緒激動,他向與會的人大代表鞠了三次躬,然後轉身向主席台上的同事們鞠了一次躬。“他會永遠以一個悲劇性人物的方式被記得,盡己所能保護政治改革和自由化種子,至少在言辭層面” 香港大學政治專家林和立(Willy Lam)對《金融時報》說:“但人們也會記得,他沒有權力在這些方面做很多實際的事,甚至稱不上誠實官員,未能阻止妻子、孩子和親信利用其政治網絡攫取龐大資產。”
《金融時報》認為,評斷溫家寶的政治遺產並非易事,原因在於他是否相信真正民主、是否相信以激進改革結束中共一黨專政,每個人各說各話,恐怕唯有本人才知曉正確答案。國內不乏溫的支持者,聲稱其內心仍懷抱著民主自由之夢,舉例來說,他曾就敘利亞問題回答道:“民主趨勢不可阻擋”,2008年於世界經濟論壇接受訪問時也深信“中國在經濟改革的同時亦需要政治改革,因為我們的發展需要全面的發展,改革亦需要全方位的改革。”
中國軍費逐年提高用以幫助解放軍現代化。
大聲發出的民主呼籲毫無份量
不過,批評者對溫的鄙視程度不亞於對任何惡名昭彰的共產黨員,最大攻擊是“口惠而實不至”,親民形象欲蓋彌彰,用來掩飾夫人和孩子聚斂巨額財富的事實,如此想法得到《紐約時報》進一步證實,《總理家人隱秘的財富》一文詳細記載溫家人的持股情況,暗示總理親屬利用近水樓台的優勢大舉積累金錢,令溫家寶晚節不保,此前就有不少人對溫改革不力大感不滿。“不管政治或經濟改革,溫(身為總理)的成就微乎其微,大聲發出的民主呼籲毫無份量,”中國知名專欄作者莫之許說。
根據《金融時報》觀察,溫家寶最後一份《政府工作報告》不再有以往的大膽訴求,只提及“堅持依法治國,充分尊重憲法和法律的權威”,似乎隱晦地暗示目前中國並沒有做到這一點。
所以,批評者不免調侃,工作報告是“溫影帝”最後一次成功演出,其他持中立態度的人則認為,歷史會對溫家寶作出更為正面的評判。“我覺得他真心想推行政治改革,然而,體制內反對力量太大,使他無法克服,”北京大學法學教授,同是司法改革倡導者賀衛方告訴《金融時報》:“就算只有嘴巴上說說,仍然非常重要。”
繼2012年11月後,全球媒體再一次地又將焦點放在北京,兩會之召開無疑是年度盛事,即將離任的總理溫家寶發表生涯第十次,也是最後一次施政報告,英國媒體《獨立報》(The Independent)指出,這是至關重要的“驚鴻一瞥”,未來中國政策制定的優先順序涵蓋解決經濟不平等、打擊腐敗、處理汙染以及提高國防預算,稍嫌遺憾的是,政治改革沒有在其中。
經濟增長率7.5%的設想,可以視為符合新政府務實腳步,從2001年到2010年,國家每年增長率不低於9%,7.5這個數字顯得相對保守,但中國已開始嘗到經濟放緩的苦果,轉型勢在必行。同時溫家寶也特別強調降低能源消耗及軍費開支於2013年提升至7400億人民幣,意味著中國將陸續開發新型戰鬥機、艦艇和導彈並研究隱形技術等。
儘管軍事開支只佔國內生產總值(GDP)1.3%左右,與去年持平,甚至只有美國六分之一,但中國的鄰國明顯不感自在,尤其在東海與南海爭端日益惡化的情況下。《獨立報》提到,共產黨堅持解放軍的現代化計劃不會對區域穩定造成威脅,日本外交大臣岸田文雄卻說,該國將“持續關注中國的國防政策與軍事實力”,內閣官房長官良英信佳則表示,人們希望中國能增加國防和軍事透明度,包含軍費用途。這是中國連續三年提高軍事開支。(《外參》第35期)
首先要清算鄧小平的“不爭論”
北京80位意見領袖議政改共識(11)
《內幕》特約記者文仁整理
“不爭論”摧殘了幾代孩子的語言能力
先問一個問題,今天的題目是改革共識,共識是否要遵循鄧小平的“不爭論”?
(吳思:沒考慮這個問題。)
我是語言大學的老師,我關心的是語言能力特別是語言能力的發展,“不爭論”,給社會造成的(問題)和兩極分化有關,和腐敗有關,和《憲法》第35條被踐踏有關,和憲法沒有尊嚴有關,這方面,大家是專家,不是我能談的話題。我是搞語言的,“不爭論”這個東西對兩、三代人的語言能力發展造成非常大的摧殘。在現代社會來講,我們這個國家不是一個資源大國,按人均算是更是一般國家。我們國家未來發展靠什麼?靠人力資源。而今天的人力資源不是肌肉,而是大腦、智力。
我是北師大心理系78級的學生,專門研究智力。最核心的智力是語言能力。但現在,我們的孩子從哪兒學習語言能力?那些不能再爛的語言課?中華五千年的歷史,我們孩子的學習榜樣卻是趙本山、周立波。我欣賞趙本山、周立波,但這不是中國五千年文明漢人的語言。我們的資源在哪兒?靠舌頭,不是靠拳頭,說服人家,買我們的技術、產品、服務,跟我們交朋友,帶我們,靠的是舌頭,而不是靠拳頭,更不是靠肌肉。但幾代孩子已經在“不爭論”的環境中語言能力發展已經受到摧殘。
我非常贊成何方老師說要清算,我覺得首先要清算“不爭論”,它固然帶來了兩極分化,固然帶來了憲法沒有尊嚴,固然帶來了貪污腐敗,但比這影響更深遠的是,摧殘了幾代兒童和青年人的語言能力發展,甚至影響深到基因層面,對中華文化的基因是破壞性的,必須要破壞這些東西。現在說要走正路,不走邪路、老路,那什麼是正路,大家有共識嗎?我想,在張木生的眼裡,是抱著炸彈繼續走,等死,不能找死。某些正路是不是這樣?到底什麼是正路?這需要我們爭論,只有在爭論中,相對來講,找到比較好的正路,才可能在什麼是正路上取得更好的一些共識。
所以,借這個機會,對十八大新的領導人提一個希望,我本人是老知青,這次十八大主要領導人很多都有知青經歷,從老知青角度來看,我對他們的感情是親近、親切的,對他們確實抱有很大希望:如果五年之內把網上的封鎖拆掉,讓我們的青年人和香港、澳門的青年人一樣玩Facebook或者瀏覽Youtube,使大陸青年享受台灣、澳門和香港青年那樣共享網絡資源的話,作為老知青,為你們喝彩、為你們敬禮、為你們歡呼;但如果給十年時間還拆不掉網上的柏林牆,我要罵你是大笨蛋,說給老知青丟臉,當年插隊的勞動白幹了,在牛燈下的書白讀了。這些話,恰恰是十年前我想跟胡溫說的話,五年拆掉為你們歡呼,十年拆不掉就是大笨蛋。我對胡溫非常失望。
溫總理鞠躬離去了,對他的疑問留下來
《調查》雜誌社特約記者 馬良
《紐約時報》的長篇報導繼續寫道:
唯一的兒子
今年早些時候的一個晚上,總理的獨子溫雲松坐在一個名為“秀”的雪茄吧裏,這是一間位於北京柏悅酒店的頂級酒吧。在場的兩位客人透露,他當時正喝著雞尾酒,身邊圍繞著北京的新貴們。這些人提著名牌包,身著昂貴的西裝。
在中國,人們普遍認為高層領導人的下一代構成了一個特殊的階層,人稱“太子黨”。這些人往往持有“常春藤(Ivy League)盟校”的文憑,享受貴賓待遇,甚至能在熱門股票發行時以優惠價格獲得股票。
在市場准入受到政府嚴格控制的中國,人們都認為太子黨好辦事。而近幾年,還沒有幾個太子黨像年屆不惑的溫雲松這樣有魄力。他的英文名是溫斯頓(Winston)。
經過調查溫雲松的各種投資,並採訪了與他相識多年的人士,《紐約時報》發現他涉足的交易領域極其廣泛,獲利甚豐,這即使是在太子黨同輩中,他也是出類拔萃的。
諸如中國移動這樣的國有大機構都和他合作成立了新公司。在近些年,溫雲松還和好萊塢製片商就融資活動展開洽談。
苦惱於中國尚無精英級別的寄宿學校,溫雲松最近聘僱了康涅狄格州的喬特羅斯瑪麗中學(Choate)和霍奇科斯學校(Hotchkiss)的校長來負責成立一所位於京郊、投資1.5億美元的私立學校,這所學校目前正在建設中。
另外,根據公司記錄及熟悉其家庭投資情況的人士的陳述,溫雲松與其妻還擁有珠寶公司、網絡公司和動畫公司的股份,他們甚至通過非直接的方式,擁有政府鼎力支援的線上支付企業聯動優勢科技有限公司(Union Mobile Pay)的股份。一直以來,他們住在位於北京市中心的總理官邸內。
一位與溫雲松經常見面的風險投資家說:“他不會對用自己的影響來辦事感到不好意思。”
溫雲松拒絕接受採訪,但他的妻子楊小萌在一次電話採訪中表示,針對自己丈夫的商業活動的批評並不公平。
“所有關於他的報導都是錯誤的,” 楊小萌表示,“他真的已經不怎麼做生意了。”
溫雲松畢業於北京的精英學校,並在北京理工大學取得工科學位。他後來出國,在加拿大溫莎大學(University of Windsor)取得了材料科學的碩士學位,並在美國伊利諾州埃文斯頓的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凱洛格商學院(Kellogg School of Business)取得了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熟悉溫雲松生意的人透露,他2000年回國後,在5年時間裏和別人一起成功打造了3家科技公司。隨後他將其中兩家公司出售給了香港的企業家,其中包括亞洲首富李嘉誠的家族。
經查閱香港與北京的公司注冊資訊發現,溫雲松在2000年成立了他的第一家公司優創科技(Unihub Global),提供互聯網資料服務,啟動資金為500萬美元。資金來源為一些關係密切的親戚與他母親以前在政府和鑽石行業的同事,以及香港第二富有家族的家長鄭裕彤(Cheng Yu-Tung)身邊的一個人。這家公司的最早客戶是一些國有證券公司和平安保險,總理的親屬持有大量平安保險股份。
2005年,他進行了更大膽的嘗試,開始進軍私募股權行業,和一群西北大學的中國同學成立了新天域資本公司。公司很快從各方投資者募集了1億美元的資金。投資人中有日本軟銀集團(Softbank)旗下的思佰益控股(SBI Holdings)和新加坡政府的投資基金淡馬錫(Temasek)。
在溫雲松的領導下,新天域迅速竄升為私人股本行業的佼佼者,公司在生物科技、太陽能、風能和建築設備製造領域投資。據思佰益控股,迄今為止,該公司已經向投資者返還了4.3億美元,相當於逾4倍的獲利。
香港行業出版物《亞洲私募股權評論》(Asia Private Equity Review)的主編凱薩琳·吳(Kathleen Ng)說:“他們的第一個基金就一炮打響,這使得他們可以募得更多資金。”
目前,新天域管理著逾25億美元的資金。
然而,溫雲松的一些交易卻給總理帶來了一些不必要的關注。
2010年,就在一家名為四環醫藥的企業公開發行股票僅兩個月前,新天域收購了該公司9%的股權。香港證交所做出裁定,這筆後期投資違反了相關規定,並強迫新天域退回股權。即便這樣,該公司還是在這筆交易中獲利4650萬美元。
不久以後,新天域宣佈,溫雲松已經不再負責公司的日常運作。他轉而加入了國有的中國衛星通信集團公司。這家公司和中國的空間項目有聯繫,目前,他已經成為了該公司的董事長。
富豪們
在上世紀90年代末期,段偉紅通過自己的泰鴻地產公司,在總理的家鄉天津管理著一幢辦公樓與幾處房產。她當時還不到30歲,擁有南京理工大學的學位。
在2002年,段偉紅與溫家寶的幾位親戚展開了商業合作,將自己的房地產公司轉換成為同名的投資公司。這家公司最終使段偉紅變得非常富有。
現年43歲的段偉紅與總理的關係尚不明朗。在數次採訪中,她先是表示,自己並不認識溫家任何人,但隨後又承認自己是總理夫人張蓓莉的朋友。與其他幾位中國企業家一樣,在和這些親屬以及他們的關係網中的朋友與同事展開合作後,她的財富規模急速上升。然而她表示,自己和這些人在平安保險股權上的關係只存在於紙面上,並沒有真正的金錢往來。
段偉紅與另外幾個商人一直以來都在幫助溫家寶家族,他們的作用至關重要,在關鍵時刻啟動大型項目,以幫助溫家寶家族成員設立投資平台,並從中獲利。這些生意夥伴包括6位來自中國各地的億萬富豪。
成立於天津的泰鴻獲得了驚人的回報。從公司披露資訊與段偉紅的研究生論文顯示,2002年,在平安保險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之前,泰鴻以6500萬美元購得了平安3%的股份。5年後,這些股票的市值為37億美元。
隨後,通過自己在香港的一家公司,段偉紅和兩家國有企業成立了一個合資公司,並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附近購得了一大塊土地。如今,在這片土地上,坐落著一個不斷壯大的貨運物流中心。去年,泰鴻將這一項目中該公司擁有的53%股權出售給了一家新加坡企業,售價為近4億美元。
《紐約時報》通過查閱公司披露材料發現,這筆交易,連同她對豪華酒店、北京的別墅開發專案,以及在香港上市的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資,對段偉紅的財富積累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北京金隅是中國最大建築材料企業之一。
通過查閱報表還發現,在過去10年中,泰鴻有著30多位個人股東,其中很多人要麼是溫家寶的親屬,要麼是張蓓莉的前同事。
其他與總理的親屬合作過的富商拒絕就本報導置評。段偉紅強烈否認自己與總理或其親屬存在任何金錢往來,並表示,將平安股票放在他人名下,只為避免媒體關注。“投資平安的錢全是我自己的。”曾經是平安監事會成員的段偉紅表示,“我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
與溫家寶的親屬進行合作的另一位富商是掌握著香港集團企業新世界發展公司的鄭裕彤(Cheng Yutung)。《福布斯》(Forbes)資料顯示,他的身價為150億美元,是亞洲最大的富豪之一。
在20世紀90年代,新世界正在中國內地為一家專門經營高檔珠寶的姊妹公司尋找落腳點。1998年,這家名為周大福(Chow Tai Fook)的連鎖珠寶零售企業在中國內地開設了第一家門店。
相關記錄與對當事人的採訪顯示,鄭裕彤的手下向背後有溫家寶的親屬支援的鑽石企業進行了投資。還與這些企業一起,共同投資了一系列企業實體,其中包括生命人壽 (Sino-Life)、國民信託(National Trust)和平安保險。企業披露的報表顯示,鄭裕彤作出的這些投資現在至少價值50億美元,連鎖珠寶企業周大福也得到了蓬勃發展。今天,該公司42億美元的年收入中,60%來自中國市場。
本報未能聯繫到87歲的鄭裕彤,新世界發展公司也沒有回覆打過去的電話。(《調查》特刊第二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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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的長篇報導繼續寫道:
唯一的兒子
今年早些時候的一個晚上,總理的獨子溫雲松坐在一個名為“秀”的雪茄吧裏,這是一間位於北京柏悅酒店的頂級酒吧。在場的兩位客人透露,他當時正喝著雞尾酒,身邊圍繞著北京的新貴們。這些人提著名牌包,身著昂貴的西裝。
在中國,人們普遍認為高層領導人的下一代構成了一個特殊的階層,人稱“太子黨”。這些人往往持有“常春藤(Ivy League)盟校”的文憑,享受貴賓待遇,甚至能在熱門股票發行時以優惠價格獲得股票。
在市場准入受到政府嚴格控制的中國,人們都認為太子黨好辦事。而近幾年,還沒有幾個太子黨像年屆不惑的溫雲松這樣有魄力。他的英文名是溫斯頓(Winston)。
經過調查溫雲松的各種投資,並採訪了與他相識多年的人士,《紐約時報》發現他涉足的交易領域極其廣泛,獲利甚豐,這即使是在太子黨同輩中,他也是出類拔萃的。
諸如中國移動這樣的國有大機構都和他合作成立了新公司。在近些年,溫雲松還和好萊塢製片商就融資活動展開洽談。
苦惱於中國尚無精英級別的寄宿學校,溫雲松最近聘僱了康涅狄格州的喬特羅斯瑪麗中學(Choate)和霍奇科斯學校(Hotchkiss)的校長來負責成立一所位於京郊、投資1.5億美元的私立學校,這所學校目前正在建設中。
另外,根據公司記錄及熟悉其家庭投資情況的人士的陳述,溫雲松與其妻還擁有珠寶公司、網絡公司和動畫公司的股份,他們甚至通過非直接的方式,擁有政府鼎力支援的線上支付企業聯動優勢科技有限公司(Union Mobile Pay)的股份。一直以來,他們住在位於北京市中心的總理官邸內。
一位與溫雲松經常見面的風險投資家說:“他不會對用自己的影響來辦事感到不好意思。”
溫雲松拒絕接受採訪,但他的妻子楊小萌在一次電話採訪中表示,針對自己丈夫的商業活動的批評並不公平。
“所有關於他的報導都是錯誤的,” 楊小萌表示,“他真的已經不怎麼做生意了。”
溫雲松畢業於北京的精英學校,並在北京理工大學取得工科學位。他後來出國,在加拿大溫莎大學(University of Windsor)取得了材料科學的碩士學位,並在美國伊利諾州埃文斯頓的西北大學(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凱洛格商學院(Kellogg School of Business)取得了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熟悉溫雲松生意的人透露,他2000年回國後,在5年時間裏和別人一起成功打造了3家科技公司。隨後他將其中兩家公司出售給了香港的企業家,其中包括亞洲首富李嘉誠的家族。
經查閱香港與北京的公司注冊資訊發現,溫雲松在2000年成立了他的第一家公司優創科技(Unihub Global),提供互聯網資料服務,啟動資金為500萬美元。資金來源為一些關係密切的親戚與他母親以前在政府和鑽石行業的同事,以及香港第二富有家族的家長鄭裕彤(Cheng Yu-Tung)身邊的一個人。這家公司的最早客戶是一些國有證券公司和平安保險,總理的親屬持有大量平安保險股份。
2005年,他進行了更大膽的嘗試,開始進軍私募股權行業,和一群西北大學的中國同學成立了新天域資本公司。公司很快從各方投資者募集了1億美元的資金。投資人中有日本軟銀集團(Softbank)旗下的思佰益控股(SBI Holdings)和新加坡政府的投資基金淡馬錫(Temasek)。
在溫雲松的領導下,新天域迅速竄升為私人股本行業的佼佼者,公司在生物科技、太陽能、風能和建築設備製造領域投資。據思佰益控股,迄今為止,該公司已經向投資者返還了4.3億美元,相當於逾4倍的獲利。
香港行業出版物《亞洲私募股權評論》(Asia Private Equity Review)的主編凱薩琳·吳(Kathleen Ng)說:“他們的第一個基金就一炮打響,這使得他們可以募得更多資金。”
目前,新天域管理著逾25億美元的資金。
然而,溫雲松的一些交易卻給總理帶來了一些不必要的關注。
2010年,就在一家名為四環醫藥的企業公開發行股票僅兩個月前,新天域收購了該公司9%的股權。香港證交所做出裁定,這筆後期投資違反了相關規定,並強迫新天域退回股權。即便這樣,該公司還是在這筆交易中獲利4650萬美元。
不久以後,新天域宣佈,溫雲松已經不再負責公司的日常運作。他轉而加入了國有的中國衛星通信集團公司。這家公司和中國的空間項目有聯繫,目前,他已經成為了該公司的董事長。
富豪們
在上世紀90年代末期,段偉紅通過自己的泰鴻地產公司,在總理的家鄉天津管理著一幢辦公樓與幾處房產。她當時還不到30歲,擁有南京理工大學的學位。
在2002年,段偉紅與溫家寶的幾位親戚展開了商業合作,將自己的房地產公司轉換成為同名的投資公司。這家公司最終使段偉紅變得非常富有。
現年43歲的段偉紅與總理的關係尚不明朗。在數次採訪中,她先是表示,自己並不認識溫家任何人,但隨後又承認自己是總理夫人張蓓莉的朋友。與其他幾位中國企業家一樣,在和這些親屬以及他們的關係網中的朋友與同事展開合作後,她的財富規模急速上升。然而她表示,自己和這些人在平安保險股權上的關係只存在於紙面上,並沒有真正的金錢往來。
段偉紅與另外幾個商人一直以來都在幫助溫家寶家族,他們的作用至關重要,在關鍵時刻啟動大型項目,以幫助溫家寶家族成員設立投資平台,並從中獲利。這些生意夥伴包括6位來自中國各地的億萬富豪。
成立於天津的泰鴻獲得了驚人的回報。從公司披露資訊與段偉紅的研究生論文顯示,2002年,在平安保險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之前,泰鴻以6500萬美元購得了平安3%的股份。5年後,這些股票的市值為37億美元。
隨後,通過自己在香港的一家公司,段偉紅和兩家國有企業成立了一個合資公司,並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附近購得了一大塊土地。如今,在這片土地上,坐落著一個不斷壯大的貨運物流中心。去年,泰鴻將這一項目中該公司擁有的53%股權出售給了一家新加坡企業,售價為近4億美元。
《紐約時報》通過查閱公司披露材料發現,這筆交易,連同她對豪華酒店、北京的別墅開發專案,以及在香港上市的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的投資,對段偉紅的財富積累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北京金隅是中國最大建築材料企業之一。
通過查閱報表還發現,在過去10年中,泰鴻有著30多位個人股東,其中很多人要麼是溫家寶的親屬,要麼是張蓓莉的前同事。
其他與總理的親屬合作過的富商拒絕就本報導置評。段偉紅強烈否認自己與總理或其親屬存在任何金錢往來,並表示,將平安股票放在他人名下,只為避免媒體關注。“投資平安的錢全是我自己的。”曾經是平安監事會成員的段偉紅表示,“我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
與溫家寶的親屬進行合作的另一位富商是掌握著香港集團企業新世界發展公司的鄭裕彤(Cheng Yutung)。《福布斯》(Forbes)資料顯示,他的身價為150億美元,是亞洲最大的富豪之一。
在20世紀90年代,新世界正在中國內地為一家專門經營高檔珠寶的姊妹公司尋找落腳點。1998年,這家名為周大福(Chow Tai Fook)的連鎖珠寶零售企業在中國內地開設了第一家門店。
相關記錄與對當事人的採訪顯示,鄭裕彤的手下向背後有溫家寶的親屬支援的鑽石企業進行了投資。還與這些企業一起,共同投資了一系列企業實體,其中包括生命人壽 (Sino-Life)、國民信託(National Trust)和平安保險。企業披露的報表顯示,鄭裕彤作出的這些投資現在至少價值50億美元,連鎖珠寶企業周大福也得到了蓬勃發展。今天,該公司42億美元的年收入中,60%來自中國市場。
本報未能聯繫到87歲的鄭裕彤,新世界發展公司也沒有回覆打過去的電話。(《調查》特刊第二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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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萬全上將爲何功虧一簣只當上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劉越聲
明鏡十八大報導與分析小組早在2012年10月初就預報:現任中央軍委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委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總裝備部部長常萬全,將在十八大後接替梁光烈,擔任國防部長。
北京政治觀察人士分析說,常萬全沒能在十八大晉昇政治局委員,沒有什麽政治原因,只是十八大前軍中出現了一匹黑馬——范長龍。
1949年出生的常萬全,被稱為軍中一顆耀眼的將星。1968年3月,常萬全告別河南老家參軍入伍,成為一名蘭州軍區的陸軍戰士。八個月後,也就是同年11月,因各方面表現都非常突出,常萬全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入伍不到一年,常萬全就當上了班長。1969年下半年,常萬全又被提昇為排長,成為解放軍低層軍官。
常萬全
1970年7月,常萬全被調入140師司令部作訓科擔任參謀,這是他成為軍事指揮幹部的開始。1978年2月,調入蘭州軍區司令部,在辦公室秘書科工作,成為軍區司令、開國上將韓先楚的秘書。
到了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常萬全的軍旅生涯又得到另一位貴人相助,他就是現任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1990年6月郭伯雄昇任第47集團軍軍長三個月後,常萬全調任蘭州軍區司令部作戰部部長。一年半後的1992年2月,常萬全晉昇為陸軍61師師長,這是常萬全第一次擔任作戰部隊的主官職。61師被中共中央軍委確定為全軍首批應急機動作戰部隊,張海陽為該師政委。時任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曾親自至該師視察,可見對該師的重視。
據知情人士透露,雖然郭伯雄只在蘭州軍區的第47集團軍當了三年軍長,但對曾擔任過軍區司令部作戰部長的常萬全多有提攜,在郭調任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後,便通過蘭州軍區的老關系,於1994年11月把常萬全調到第47集團軍擔任參謀長。
1997年,常萬全被授予少將軍銜。2000年昇任陸軍47集團軍軍長,成為正軍級軍官。而此時的前47集團軍軍長郭伯雄,已當上中國人民解放軍常務副總參謀長。
2003年常萬全晉昇中將時,很多人就預料,作為軍中不可多得的將才,常的上將之軍銜指日可待。果不其然,2007年常萬全晉昇上將,並擔任中央軍委委員、總裝備部部長。
十七大有評論稱,在未來軍事系統的昇遷上,常萬全大有可為。他的資歷完整,歷任師長、軍長、北京軍區參謀長、瀋陽軍區司令員等重要指揮職務,也擔任過國防大學戰役教研室主任等科研教育職務,是一名文武兼備的將領。這些優勢,都使得他有繼續晉昇的可能。
更重要的是,擔任總裝備部長的常萬全成功完成“神七”的發射。這項太空計劃對於中共來說,不但是科技的展現,其發射成敗更關乎民族榮譽,因此成功發射的負責人都會再晉昇更高職務。
不過,十八大前軍中突然出現一匹黑馬范長龍,讓常萬全昇任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希望落空,更讓他晉昇政治局委員的夢想破滅。好在常萬全已成下屆國防部長第一人選,仍在中央軍委中擁有自己的席位,而且還躋身李克強內閣,成為負責國家軍委日常工作、作戰與指揮、戰備訓練的國務委員。(《明鏡月刊》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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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仲勛的陽光終於照進了我的牢房
習仲勛與王希哲(2)
《新史記》王希哲
小百科:“李一哲”事件
“李一哲”案是“文革”中轟動一時的事件。中國官方記載:1974年11月10日,李正天、陳一陽、王希 哲、郭鴻志等人以“李一哲”為筆名,在廣州鬧市區張貼了題為《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的長篇大字報。隨即流傳到中國各地和港 澳、台灣。12月初,中共廣東省委認定此為“反動大字報”,1977年12月,“李一哲”更被宣佈為“反革命集團”,上述四人被判刑,許多人受到隔離審 查。1978年年底,習仲勛、楊尚昆等省委領導給予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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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前,明鏡集團何頻先生就請希哲對習仲勛當年與“李一哲”的交往作一個回顧,既有史料價值也有現實意義。希哲考慮良久,因習近平新任總書記的緣故,今天要寫點什麼回顧習仲勛,無論落筆濃淡輕重,總不免跋前疐後之難的。不若歷史文字素裝示人,由人評去。——作者注
最後,郭鴻志附了幾首詩,最好的是一首古體:
民主法制似幽靈,
飛出嶺南迴蕩行。
萬象紛紛歸辯證,
眼前風景當年夢。
勢不兩立廣州幫,
橫拼一煲烹五羊,
瓦碎卻飄貝葉香。
但是,當我正在大聲諷誦“民主法制似幽靈,飛出嶺南迴蕩行”的時候,一個簡直難以置信的消息被中央廣播電台廣播並登載在各大報上了。這就是7月13日的特約評論員文章《民主和法制》。
這篇文章批評了文革中法律虛無主義的錯誤,抨擊了四人幫把專政指向人民的罪行。
這些年來,“民主法制”已經成了“李一哲”的識別符號,成了“反動”、“反革命”的同義語。但一夜之間,它成了正面的、革命的口號,成了中國人民理應爭取之的理想!
陰霾很快會被掃除了,正義很快會被伸張了。我想。
“李一哲”自左至右:李正天、郭鴻志、王希哲、陳一陽。
李正天按捺不住,宣佈絕食,要求立即釋放。四天後,他才在郭鴻志的勸說下復食。
陳一陽則莫名其妙地瘋狂起來,每天在倉內大喊大叫,胡言亂語。不久,被送去了槎頭犯人醫院治療。
興奮的消息繼續傳來。中山紀念堂召開因反“四人幫”入獄工人莊辛辛平反大會。李堅真接見了他,並正如我們所估計的,李堅真透露說,莊的平反遇到了極大阻力,直到“省委主要負責人親自過問”,才得到了解決。
果然是習仲勛!
大局已定,我反而感到太緊迫了。因為我要求自己務必在出獄前,讀完四卷《資本論》。
我全身心地埋下頭去讀這部書。
偉 大的馬克思。這部書對我的影響是“劃時代”的,它是我從“光明”走向“黑暗”的分水嶺。如果說過去我還是被共產黨驅迫著走的話,那末在此之後,我則是自覺 地向“黑暗”走去了。1979年至1981年,我在“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中所寫的那些文章:《民主的方向》、《無產階級專政是人道的專政》、《毛澤東與文 化大革命》等,實際上,不過是我這段時間讀《資本論》的筆記罷了。
決定我思想變化的主要幾點是:
一,“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的歷史過程”(馬克思)。它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這個自然的過程。因此,無論是蘇聯的社會主義抑或中國的社會主義,無論建立它的動機多麼崇高,試驗多麼偉大,在自然的經濟運動規律面前,它們都是要最終失敗的。
二, “一國社會主義”或“數國社會主義”能不能取得成功,根本不是所謂國際資本的鎖鏈能不能在其薄弱環節被打破的問題,而是一個國際市場問題,一個決定於現代 國際化大生產的世界貿易網的問題。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生產(除非它堅持小生產)不可能脫離世界市場。斯大林設想的二個平行的不同經濟體系的世界市場在價值規 律的作用下是根本不能長期存在的。強大的自然的高效率的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最終要把行政強制的“社會主義市場”吸引過去,淹沒過去,迫使它按自己的面貌來組 織生產和交換(即所謂“改革開放”),並進而使它不得不按自己的面貌來改造它國內的經濟和政治的關係。這樣,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社會主義國家的“復 辟”,就是命中注定的了!
三,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能的,專政職能的基礎是經濟管理的職能。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這個 職能由組織生產的資產階級來執行。共產黨國家的社會主義,實質上是一種官僚壟斷的國家資本主義。共產黨官僚是這個國家生產的計劃者和組織者,它就當然掌握 了專政的職能。這個專政之所以不可能是民主的,只能是專制的,秘密在於它必須強制地去組織生產和分配。而它之所以必須強制地去組織生產和分配,就在於它一 開始就是用強制才建立了這個違背自然規律的經濟制度。如果不改變這個制度,哪怕一個真心希望民主的“開明的”共產黨領袖,也是無能為力的。而正因為他越開 明,他的結局也就越悲慘!
監獄外面,冰川已開始消解,春潮已日漸澎湃。“李一哲”捕後,被官方認作“李一哲分子”的 成百上千的人士受到了牽連。他們或“辦班交待”,或隔離審查,或拘押逮捕。習仲勛主粵後,特別是莊辛辛平反後,“李一哲”骨幹分子們又開始在蓮花井聚合起 來,他們上書習仲勛嗚冤,甚至再次把大字報貼上街頭。
但這已經只是浪花了。真正的春潮發生在北京,發生在離中南海不遠的一個叫“西單牆”的地方。
西 單民主牆運動是四五天安門民主運動的延續和發展,它的骨幹大多經受了1976年白色恐怖的考驗,成熟而堅強。現在,為打倒“凡是派”和爭取“天安門事件” 的平反,他們又站立了起來,以一個完全獨立的人民民主運動的姿態,不屈不撓地站在了中國共產黨政府的面前,從此,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把她消滅了。
啊,我當時要是跟他們在一起多麼好啊!
這一年的最後一天,12月31日,我終於走出了監獄。
習仲勛的陽光
還是那麼巧。12月30日中午,我午寐不成,信手翻開唐詩便讀: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迴環誦讀,興猶未盡。所長開門來了,要我收拾行李準備走。
“走?出監了麼?”我不意外。
好,走吧,也該走了!
我和李正天一車,送到了東湖公園的省委招待所。一會,郭鴻志、陳一陽也到了。
省委安排工作人員王大力住進招待所,負責我們的生活和聯絡。新華社記者雷力行也住進來負責進行追蹤採訪。
王寧到了。他不是召我們立即開會,而是坐在一邊閑聊;美院院長胡一川、我廠政辦潘主任、廣播事業局局長李超、省委宣傳部原宣集文負責人林江等,也都來了。
終於,省委書記吳南生走了進來,他矮矮的個子,布鞋,一身十分樸素的舊中山裝,態度和氣,說話帶著顯然的潮汕味。他滿臉帶笑地與我們握了手,問了姓名,便帶我們進入了一間小會議室。服務員送上茶和香煙。
吳南生先看看我們,說了點笑話:“我是在河南的時候,看到“李一哲”大字報的,那時想,不知寫這些東西的又是何方神聖。想不到,現在親自來處理這件事。”
他宣佈,省委研究決定,為“李一哲”和“李一哲”大字報平反。
吳南生一條條地列舉了“李一哲”大字報中批判林彪、“四人幫”的議論。
他還特別地提到了宣集文指責“李一哲”“為海瑞(彭德懷)落實政策”的要求。
他說:“現在我們不是為海瑞落實政策了嗎?……你們宣集文打不過“李一哲”。”
他對林江說。
我 忍不住插話說:“南生書記,我們感謝省委為我們平反。但我們從來不認為我們的大字報是沒有缺點錯誤的。我們反對‘四人幫’,但也不可避免也會受到‘四人 幫’的影響。我們從大字報的一開始就宣佈我們願意聽取任何人對我們的批評甚至批判。我們反對的,僅僅是用行政強制的力量,不讓人說話,把人打成反革命,甚 至把人抓起來。現在我們平反了,但我認為宣集文仍可以堅持他們的觀點,我們可以繼續平等地辯論。”
吳南生點頭讚許。他說:“對,共產黨的耳朵應該聽到不同的聲音。可怕的不是群眾有不同意見,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我那時還不知道這原來是鄧小平的名言)。“
吳南生繼續說下去。
他解釋了當初省委對“李一哲”性質作出錯誤判斷的若干原因。我不滿意的是聽他說,批判“李一哲”是為了穩住廣東。這顯然是焦林義一幫的託詞,先姑妄聽之。
他特別提到國民黨方面曾企圖介入“李一哲”問題,曾派人來廣州聯絡陳一陽相機策反,逃亡香港,轉送台灣。
我聞之大駭(那時,這是殺頭之罪),驚異地望著吳南生和王寧,說:“有這樣的事,我怎麼不知道?”
王寧不動聲色。吳南生說:“你是不知道,所以說你們的情況不同。如果你們是知道的,我們今天也就不可能坐在這裏了!”
陳一陽默然不語。
這事,十幾年後我才從葉振光那裏知道真相:(《新史記》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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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記》王希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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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哲”案是“文革”中轟動一時的事件。中國官方記載:1974年11月10日,李正天、陳一陽、王希 哲、郭鴻志等人以“李一哲”為筆名,在廣州鬧市區張貼了題為《關於社會主義的民主與法制——獻給毛主席和四屆人大》的長篇大字報。隨即流傳到中國各地和港 澳、台灣。12月初,中共廣東省委認定此為“反動大字報”,1977年12月,“李一哲”更被宣佈為“反革命集團”,上述四人被判刑,許多人受到隔離審 查。1978年年底,習仲勛、楊尚昆等省委領導給予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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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郭鴻志附了幾首詩,最好的是一首古體:
民主法制似幽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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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象紛紛歸辯證,
眼前風景當年夢。
勢不兩立廣州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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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當我正在大聲諷誦“民主法制似幽靈,飛出嶺南迴蕩行”的時候,一個簡直難以置信的消息被中央廣播電台廣播並登載在各大報上了。這就是7月13日的特約評論員文章《民主和法制》。
這篇文章批評了文革中法律虛無主義的錯誤,抨擊了四人幫把專政指向人民的罪行。
這些年來,“民主法制”已經成了“李一哲”的識別符號,成了“反動”、“反革命”的同義語。但一夜之間,它成了正面的、革命的口號,成了中國人民理應爭取之的理想!
陰霾很快會被掃除了,正義很快會被伸張了。我想。
“李一哲”自左至右:李正天、郭鴻志、王希哲、陳一陽。
李正天按捺不住,宣佈絕食,要求立即釋放。四天後,他才在郭鴻志的勸說下復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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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是習仲勛!
大局已定,我反而感到太緊迫了。因為我要求自己務必在出獄前,讀完四卷《資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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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 大的馬克思。這部書對我的影響是“劃時代”的,它是我從“光明”走向“黑暗”的分水嶺。如果說過去我還是被共產黨驅迫著走的話,那末在此之後,我則是自覺 地向“黑暗”走去了。1979年至1981年,我在“中國之春”民主運動中所寫的那些文章:《民主的方向》、《無產階級專政是人道的專政》、《毛澤東與文 化大革命》等,實際上,不過是我這段時間讀《資本論》的筆記罷了。
決定我思想變化的主要幾點是:
一,“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是一種自然的歷史過程”(馬克思)。它不能跳過,也不能用法令取消這個自然的過程。因此,無論是蘇聯的社會主義抑或中國的社會主義,無論建立它的動機多麼崇高,試驗多麼偉大,在自然的經濟運動規律面前,它們都是要最終失敗的。
二, “一國社會主義”或“數國社會主義”能不能取得成功,根本不是所謂國際資本的鎖鏈能不能在其薄弱環節被打破的問題,而是一個國際市場問題,一個決定於現代 國際化大生產的世界貿易網的問題。一個國家的現代化生產(除非它堅持小生產)不可能脫離世界市場。斯大林設想的二個平行的不同經濟體系的世界市場在價值規 律的作用下是根本不能長期存在的。強大的自然的高效率的資本主義世界市場最終要把行政強制的“社會主義市場”吸引過去,淹沒過去,迫使它按自己的面貌來組 織生產和交換(即所謂“改革開放”),並進而使它不得不按自己的面貌來改造它國內的經濟和政治的關係。這樣,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社會主義國家的“復 辟”,就是命中注定的了!
三,無產階級專政是不可能的,專政職能的基礎是經濟管理的職能。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這個 職能由組織生產的資產階級來執行。共產黨國家的社會主義,實質上是一種官僚壟斷的國家資本主義。共產黨官僚是這個國家生產的計劃者和組織者,它就當然掌握 了專政的職能。這個專政之所以不可能是民主的,只能是專制的,秘密在於它必須強制地去組織生產和分配。而它之所以必須強制地去組織生產和分配,就在於它一 開始就是用強制才建立了這個違背自然規律的經濟制度。如果不改變這個制度,哪怕一個真心希望民主的“開明的”共產黨領袖,也是無能為力的。而正因為他越開 明,他的結局也就越悲慘!
監獄外面,冰川已開始消解,春潮已日漸澎湃。“李一哲”捕後,被官方認作“李一哲分子”的 成百上千的人士受到了牽連。他們或“辦班交待”,或隔離審查,或拘押逮捕。習仲勛主粵後,特別是莊辛辛平反後,“李一哲”骨幹分子們又開始在蓮花井聚合起 來,他們上書習仲勛嗚冤,甚至再次把大字報貼上街頭。
但這已經只是浪花了。真正的春潮發生在北京,發生在離中南海不遠的一個叫“西單牆”的地方。
西 單民主牆運動是四五天安門民主運動的延續和發展,它的骨幹大多經受了1976年白色恐怖的考驗,成熟而堅強。現在,為打倒“凡是派”和爭取“天安門事件” 的平反,他們又站立了起來,以一個完全獨立的人民民主運動的姿態,不屈不撓地站在了中國共產黨政府的面前,從此,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把她消滅了。
啊,我當時要是跟他們在一起多麼好啊!
這一年的最後一天,12月31日,我終於走出了監獄。
習仲勛的陽光
還是那麼巧。12月30日中午,我午寐不成,信手翻開唐詩便讀: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
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
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迴環誦讀,興猶未盡。所長開門來了,要我收拾行李準備走。
“走?出監了麼?”我不意外。
好,走吧,也該走了!
我和李正天一車,送到了東湖公園的省委招待所。一會,郭鴻志、陳一陽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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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寧到了。他不是召我們立即開會,而是坐在一邊閑聊;美院院長胡一川、我廠政辦潘主任、廣播事業局局長李超、省委宣傳部原宣集文負責人林江等,也都來了。
終於,省委書記吳南生走了進來,他矮矮的個子,布鞋,一身十分樸素的舊中山裝,態度和氣,說話帶著顯然的潮汕味。他滿臉帶笑地與我們握了手,問了姓名,便帶我們進入了一間小會議室。服務員送上茶和香煙。
吳南生先看看我們,說了點笑話:“我是在河南的時候,看到“李一哲”大字報的,那時想,不知寫這些東西的又是何方神聖。想不到,現在親自來處理這件事。”
他宣佈,省委研究決定,為“李一哲”和“李一哲”大字報平反。
吳南生一條條地列舉了“李一哲”大字報中批判林彪、“四人幫”的議論。
他還特別地提到了宣集文指責“李一哲”“為海瑞(彭德懷)落實政策”的要求。
他說:“現在我們不是為海瑞落實政策了嗎?……你們宣集文打不過“李一哲”。”
他對林江說。
我 忍不住插話說:“南生書記,我們感謝省委為我們平反。但我們從來不認為我們的大字報是沒有缺點錯誤的。我們反對‘四人幫’,但也不可避免也會受到‘四人 幫’的影響。我們從大字報的一開始就宣佈我們願意聽取任何人對我們的批評甚至批判。我們反對的,僅僅是用行政強制的力量,不讓人說話,把人打成反革命,甚 至把人抓起來。現在我們平反了,但我認為宣集文仍可以堅持他們的觀點,我們可以繼續平等地辯論。”
吳南生點頭讚許。他說:“對,共產黨的耳朵應該聽到不同的聲音。可怕的不是群眾有不同意見,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我那時還不知道這原來是鄧小平的名言)。“
吳南生繼續說下去。
他解釋了當初省委對“李一哲”性質作出錯誤判斷的若干原因。我不滿意的是聽他說,批判“李一哲”是為了穩住廣東。這顯然是焦林義一幫的託詞,先姑妄聽之。
他特別提到國民黨方面曾企圖介入“李一哲”問題,曾派人來廣州聯絡陳一陽相機策反,逃亡香港,轉送台灣。
我聞之大駭(那時,這是殺頭之罪),驚異地望著吳南生和王寧,說:“有這樣的事,我怎麼不知道?”
王寧不動聲色。吳南生說:“你是不知道,所以說你們的情況不同。如果你們是知道的,我們今天也就不可能坐在這裏了!”
陳一陽默然不語。
這事,十幾年後我才從葉振光那裏知道真相:(《新史記》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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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前驻华参赞:习近平以斯大林主义应对公民挑战
在北京召开两会期间,习近平不久前的两次内部讲话被曝光,一是谈及前苏联解体的教训,是“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 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二是谈坚持马列毛邓江胡的思想,认为共产党人应有共产主义理想。两度出任加拿大驻中国大使馆参赞的加拿大布鲁克大学(Brock University)政治学副教授查尔斯-伯顿(Charles Burton)在该国《环球邮报》上撰文《中国共产党回到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西方看来很过时的对斯大林主义的召唤,表明了在面对底层公民依靠社交媒体争取民主的挑战时,中国新领导人“严阵以待”的战略。
伯顿设想如果新一代中国领导人与国内及国际现实更加合拍,中西方的关系就可能因双方巨大的共同利益出现新的趋向。对加拿大来说,中国走向宪政,具有稳定的民主政体,政策的开放及透明都将减缓加拿大人对来自中国投资的担忧,增强加拿大对中国市场投资的信心,以及改善中国在国际上糟糕的人权形象。
顺应国内及国际趋势,就意味着习近平会响应温家宝在去年三月人大会议闭幕时对政改的呼吁,启动政改进程。但如果中国真的实行宪政,提高透明度,那么官员无处不在的腐败将会被曝光,很多人会被绳之以法。伯顿指很不幸的是,这正是共产党本身的问题所在,他的设想不会成为现实。
共产党不想让其党文化中的贪污贿赂谋财害命之类的事情过多曝光,也不想让人们聚焦于对生意场上独立竞争者的任意逮捕及人权活动人士的被失踪与迫害,更不想有人提及它对西藏和新疆的暴力镇压,尽管这种残酷镇压几乎引起了国际法庭的介入。
习近平把共产党的蜕化腐败归咎于“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要求各级官员回归马列主义价值观,以免步共产党垮台的前苏联的后尘。在中国新领导人决定严阵以待对付底层公民的挑战后,中国政府像魔法师的跟班一样在微博上左右开弓删除敏感词,网络警察一个个地严加看管服务器,极力阻止人们自由地访问网站。
伯顿认为习近平和新领导层正试图以加强网络控制、钳制自由表达、压制异议人士和增加国家对经济社会一切领域的控制来强化共产党的列宁化趋向,但他们无法控制不断增长的反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公民数量,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看清了中国的政治现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拥有自己的社会价值取向。
伯顿指中国共产党近乎绝望地拉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关系,北京给《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及发展项目》投入了十亿元人民币,生产出了“三个自信”,也就是“全党必须保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这高成本产出的可怜、脆弱的成果当然不会给任何人带来自信,但这已是党豢养的当今知识分子竭尽所能的最好结果,这对于共产党未来的十年来说并不是好兆头。
伯顿认为习近平和前苏联的勃烈日涅夫一样,是末世共产体制的领导者,列宁主义不仅缺乏新意,还令人窒息,他们在世界上已经被抛弃了20多年。加拿大对习近平的这一走向无能为力,只希望中国不要深陷政治及经济危机。伯顿遗憾地发现,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领导人新不如旧,甚至可以说,习近平是一位脆弱无能的领导者,他领导着一个日渐没落的制度,这个制度没有未来。
潘卫 RFI
顺应国内及国际趋势,就意味着习近平会响应温家宝在去年三月人大会议闭幕时对政改的呼吁,启动政改进程。但如果中国真的实行宪政,提高透明度,那么官员无处不在的腐败将会被曝光,很多人会被绳之以法。伯顿指很不幸的是,这正是共产党本身的问题所在,他的设想不会成为现实。
共产党不想让其党文化中的贪污贿赂谋财害命之类的事情过多曝光,也不想让人们聚焦于对生意场上独立竞争者的任意逮捕及人权活动人士的被失踪与迫害,更不想有人提及它对西藏和新疆的暴力镇压,尽管这种残酷镇压几乎引起了国际法庭的介入。
习近平把共产党的蜕化腐败归咎于“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要求各级官员回归马列主义价值观,以免步共产党垮台的前苏联的后尘。在中国新领导人决定严阵以待对付底层公民的挑战后,中国政府像魔法师的跟班一样在微博上左右开弓删除敏感词,网络警察一个个地严加看管服务器,极力阻止人们自由地访问网站。
伯顿认为习近平和新领导层正试图以加强网络控制、钳制自由表达、压制异议人士和增加国家对经济社会一切领域的控制来强化共产党的列宁化趋向,但他们无法控制不断增长的反对官方意识形态的公民数量,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看清了中国的政治现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拥有自己的社会价值取向。
伯顿指中国共产党近乎绝望地拉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关系,北京给《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及发展项目》投入了十亿元人民币,生产出了“三个自信”,也就是“全党必须保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这高成本产出的可怜、脆弱的成果当然不会给任何人带来自信,但这已是党豢养的当今知识分子竭尽所能的最好结果,这对于共产党未来的十年来说并不是好兆头。
伯顿认为习近平和前苏联的勃烈日涅夫一样,是末世共产体制的领导者,列宁主义不仅缺乏新意,还令人窒息,他们在世界上已经被抛弃了20多年。加拿大对习近平的这一走向无能为力,只希望中国不要深陷政治及经济危机。伯顿遗憾地发现,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领导人新不如旧,甚至可以说,习近平是一位脆弱无能的领导者,他领导着一个日渐没落的制度,这个制度没有未来。
潘卫 RFI
中国完成了十年一次的权力交接
中国第12届全国人大周六通过近36件人事任命,其中包括获当局倚赖的政坛人物、经验丰富的官员与外交官。这些任命案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完成了“十年一次的权力交接”,从而进入新的政治周期。此外,报道指出,中国全国人大通过国务院新人事案,经大部制改革后的25个部委中,“50后”占了百分之80%,其中9个部委换将。
美联社报导,中国目前正逢艰难的转型时期。曾带来数十年高增长的经济模式,已难以為继。当局希望能透过内需和科技业,取代劳力密集的出口和投资,踏上自主成长之途。
而中国较为强势的外交政策、网路攻击和多年来在各地寻找资源,已触动邻近国家和美国的紧张神经。这也引发拉丁美洲和非洲对中国在当地投资的反弹。这种不满情绪规模虽小,但很可能造成威胁。
经过数十年的孤立后,中国正重新返回全球贸易和政治舞台。刚刚获任命的这批官员国际化程度超过他们的前任。
获任命担任商务部部长的高虎城握有巴黎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曾在欧洲与非洲工作;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为中国国有主权财富基金的董事长,同时也是国际金融圈的重要人士。这两人的任命代表国家财政政策的延续,可让中国的贸易伙伴国家与金融市场放心。
要改革,人民币先生周小川留任。曾当选全球最佳央行行长、被称为“人民币先生”的周小川,打破惯例,续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彰显中国金改、人民币国际化等货币改革的重要性。
法新社的消息特别关注曾任中国驻日本大使的王毅出任外交部部长。中央社分析,王毅任外长是出于他熟悉对日外交的考量。
分析认为,对他而言,这是高层对他在国台办任内表现的肯定,以及借重他对日本事务的熟悉,处理对日关系。
中国近两任外交部长李肇星、杨洁篪,都曾担任驻美国大使,两人因此被外界归为中国外交系统的“知美派”;而李肇星前任的唐家璇,则有驻日本大使的经历。如今,外交部长一职由拥有驻日大使经历的王毅担任,重回“知日派”手中,颇令外界注意。
国防部部长常万全出身贫苦家庭,曾为中国载人航太工程总指挥。
而温系人马马凯出任副总理的任命,也颇引人关注。马凯曾是前任总理温家宝内阁的财经官员,出任副总理可能有助推动经济转型。2003年3月,中国10届全国人大1次会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马凯为首任主任。
中国媒体曾将马凯与当时的财政部长金人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及已故商务部长吕福源并列为温家宝内阁的四大财经官员。此外,由于父亲为八路军高干,马凯也因此被归为中共政坛的“太子党”。
中国9部委换将 八成为50后
中国全国人大通过国务院新人事案,经大部制改革后的25个部委中,“50后”占了百分之80%,其中9个部委换将。
据《文汇报》报导,中国新的国务院部委首长,大多年富力强,“50后”成中间力量,占所有部委首长的八成,最年轻的是王正伟,出生于1957年。
报导说,本届国务院内阁首长中,社会科学人文专业背景的人士增加,且拥有大学和以上学历的超过9成,其中包括王毅等共有10名部委首长拥有博士学历。而且,这些新的部委首长,许多人都曾在不同领域的职位上历练过。
此外,国务院这波内阁首长,仅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和李斌是女性。
RFI
而中国较为强势的外交政策、网路攻击和多年来在各地寻找资源,已触动邻近国家和美国的紧张神经。这也引发拉丁美洲和非洲对中国在当地投资的反弹。这种不满情绪规模虽小,但很可能造成威胁。
经过数十年的孤立后,中国正重新返回全球贸易和政治舞台。刚刚获任命的这批官员国际化程度超过他们的前任。
获任命担任商务部部长的高虎城握有巴黎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曾在欧洲与非洲工作;财政部部长楼继伟为中国国有主权财富基金的董事长,同时也是国际金融圈的重要人士。这两人的任命代表国家财政政策的延续,可让中国的贸易伙伴国家与金融市场放心。
要改革,人民币先生周小川留任。曾当选全球最佳央行行长、被称为“人民币先生”的周小川,打破惯例,续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彰显中国金改、人民币国际化等货币改革的重要性。
法新社的消息特别关注曾任中国驻日本大使的王毅出任外交部部长。中央社分析,王毅任外长是出于他熟悉对日外交的考量。
分析认为,对他而言,这是高层对他在国台办任内表现的肯定,以及借重他对日本事务的熟悉,处理对日关系。
中国近两任外交部长李肇星、杨洁篪,都曾担任驻美国大使,两人因此被外界归为中国外交系统的“知美派”;而李肇星前任的唐家璇,则有驻日本大使的经历。如今,外交部长一职由拥有驻日大使经历的王毅担任,重回“知日派”手中,颇令外界注意。
国防部部长常万全出身贫苦家庭,曾为中国载人航太工程总指挥。
而温系人马马凯出任副总理的任命,也颇引人关注。马凯曾是前任总理温家宝内阁的财经官员,出任副总理可能有助推动经济转型。2003年3月,中国10届全国人大1次会议通过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马凯为首任主任。
中国媒体曾将马凯与当时的财政部长金人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及已故商务部长吕福源并列为温家宝内阁的四大财经官员。此外,由于父亲为八路军高干,马凯也因此被归为中共政坛的“太子党”。
中国9部委换将 八成为50后
中国全国人大通过国务院新人事案,经大部制改革后的25个部委中,“50后”占了百分之80%,其中9个部委换将。
据《文汇报》报导,中国新的国务院部委首长,大多年富力强,“50后”成中间力量,占所有部委首长的八成,最年轻的是王正伟,出生于1957年。
报导说,本届国务院内阁首长中,社会科学人文专业背景的人士增加,且拥有大学和以上学历的超过9成,其中包括王毅等共有10名部委首长拥有博士学历。而且,这些新的部委首长,许多人都曾在不同领域的职位上历练过。
此外,国务院这波内阁首长,仅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和李斌是女性。
RFI
習近平表達對國策自信強調中共歷史傳承
在本次人大中被推選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大會閉幕時講話中表現出對中國發展方向的自信,說中國曆經幾代領導人摸索出的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性歷經考驗。
習近平強調說,中國特色的道路經過改革開放30年實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60年的探索,以及近現代170年的歷程總結出來的。
所謂170年的歷史符合中共經典的歷史觀,即以1840年鴉片戰爭算起,開始了中共所謂的「舊民主主義革命」。五四運動後中共開始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才最終走向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
習近平在講話中再次強調民族和國家復興的「中國夢」,說要依靠人民力量來實現中國夢,為人民造福。他還提及要建立服務性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潔政府,調動人民的積極性。
習近平講話中多次提到「人民」的稱呼,有網友在新浪視頻後評論說習近平是「人民的大救星」。
與10年前胡錦濤任期開始的講話有所不同的是,習近平作為新任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強調了黨領導軍隊,要軍隊以能打勝仗為目標,捍衛國家主權安全。
在中國在南海和東海同鄰國的主權爭端不斷升溫之際,習近平強調黨領導軍隊以及打勝仗的目標似乎對國內公眾和國際有關方面都具有特別意義。
BBC中文網
BBC中文網
2013年3月16日《明镜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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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3月15日《歷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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