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獨家：中國記者在美國被FBI逮捕案情背後更複雜

明鏡新聞網(www.mingjingnews.com)特約記者黃嚴獨家報道，上海文匯報駐聯合國首席記者唐宇華日前在美國被FBI逮捕，背後案情比公開的司法文件更複雜。知情人士認為，唐宇華在美國廣泛接触中國異議人士、安排知名人士到中國大陸免費旅行，其身份非常敏感，被有關當局關注應有數年之久。

知情人士對明鏡新聞網說，唐宇華曾以上海文匯報記者名義派駐尼泊爾，和流亡藏人很熟悉，可以説是中共官方最直接掌握流亡藏人社區情況的人之一。

唐宇華六七年前改派到紐約聯合國總部工作。和唐熟悉的人説，唐為人謙和、低調。期間一度回國數月之久，後來又重返紐約。對他的身份和作為，在唐案發前，網上即有傳聞。


美國賓州地方媒體的報導，Harrisburg地區聯邦大陪審團指控兩名中國公民與先前報住賓州Chambersburg、目前居於波蘭的一名男子，涉入10萬美元回扣的賄賂案。

收受回扣的男子為54歲的Wojciech Tomasz Malinowski，其他兩名被起訴者為59歲、報住紐約市的唐宇華（Tang YuHua）以及43歲的李建（Li Jian，音譯），三人被控二級郵件詐欺罪（mail fraud）、協助洲際旅行敲詐罪（interstate travel in aid of racketeering）、刑事共謀罪（criminal conspiracy）。


根據起訴書，Malinowski受雇於ASF-Keystone，其母公司為Amsted Rail，Malinowski已於公司服務超過15年，於該公司位在Camp Hill的辦公室工作，擔任國際活動經理，經常飛往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與李建和中鐵信息工程集團（Sinorail，簡稱中鐵信）有業務上的接觸。


李建服務於中鐵信，中鐵信為中國鐵道部信息技術中心投資成立的集團。大陪審團發現，李建涉嫌與唐宇華一同非法轉移將近10萬美元的款項，這筆錢為Amsted Rail給中鐵信的佣金。根據起訴書，錢先匯入唐宇華在紐約市的中國銀行帳戶，過去一年間，Malinowski與唐宇華在紐約市多次見面，並在李建的指示下，將裝有現金的信封交給Malinowski。

Amsted Rail的企業道德政策與行為準則明確禁止員工收受禮品、恩惠、酬金，或來自與公司有業務往來的個人或公司的招待。

李建於11月21日被逮捕，當時他正準備登上飛往底特律的班機，預計12月6日出庭。唐宇華11月21日在紐約市的家中遭逮捕，在出庭前都不得保釋。Malinowski居住於波蘭，據悉他將回美國出庭。

如果罪名成立，三人將面臨最高50年的徒刑以及最高100萬美元的罰金。

明鏡新聞網將繼續關注此案發展。

圖為唐宇華與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右)合影。

中国面临一系列严峻的内部挑战

《华盛顿邮报》核心提示：一位短暂访问中国的记者直观地看出：从污染到贫富差距，中国问题多多、前路坎坷。

原文：China Faces A Series Of Daunting Internal Challenges
作者：尤金・鲁滨逊（Eugene Robinson）
发表：2011年12月
作者是《华盛顿邮报》专栏作者，2009年普利策奖获得者

发自香港

中国必须找到两全的方法，在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不被呛死，我是说真的。

上周，我抵达北京的时候，天空中弥漫棕色的雾霭，这使得远处的地标只是隐约可见。当我一跨出这座巨大的国际机场时，我就闻到了一股烧煤的刺鼻味儿。第二天，我去了长城，中国最著名的文化遗产也笼罩在由于污染而产生的薄雾中。

在上海，情况也大同小异。整座城市似乎隐藏在昏暗的阴霾之中。摩天大厦常常突然出现，当你离得足够近的时候，一座大楼才会一下子出现在眼前。好象建筑师们故意在玩捉迷藏的游戏。

甚至在周日，我到香港的时候，天空也是灰多于蓝。我上一次到这里还是15年前，天空湛蓝清澈。当地人说，烟雾是从毗邻香港的南中国始终运转的工厂中飘来的――虽然比不上北京和上海的那种，但也足以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中国以空前的速度继续发展时，污染只是众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在中国的一个多星期不能让我成为专家。但是我已牢牢建立起这样的第一印象，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的威权式领导层必须将注意力和资源聚焦于国内。他们正在尝试要做的事不同寻常。

中 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但它有14亿人口，其中，约有5亿生活在赤贫之中。人均GDP仅为每年$4,300，而在美国，人均GDP是将 近$47,000。在光彩夺目的上海，历史悠久的外滩建筑中，明星厨师为身着古驰的尊贵客人们服务，我则穿过一条迷宫般的走廊，在那些狭小、破旧的房屋 中，甚至没有室内排水系统。

不让贫富之间的差距成为永久性的鸿沟，也成为社会动荡的源泉，这是中国面临的又一严峻挑战。政府已经提高了最低工资，并已经着手建立更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即使目前的经济增长可以持续，中国还需要几十年才能成为一个中产阶级国家。

据报道，富人感觉不安全。北京城流传着大款们把家人和钱都输送到国外的小道消息。以防万一吧。

中国也必须管理好从农村到城市源源不断的移民潮。根据2010年的人口统计，重庆市有近2900万人；上海是2300万，北京，2000万；成都 1400万；广州 1300万。这些人和不断扩张的住宅小区都需要住房、下水道、电线，以及安保服务。哦，还有工作。

腐败也是一大问题。上海的精英大学复旦的一名教授沈丁立说，中国人能理解官员们是贪婪的，但不能太过了。他说，一些政府和共产党的干部"已经处于不可理喻的贪婪的边缘"。

但是根据上海的一位在中国进行观点调查研究有近20年的Victor Yuan则说，政府的表现相当不错，他告诉我，最近一次的民调显示，65%的中国人认为政府对于人民的要求积极应对。

Yuan说，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依次是：通货膨胀、房价、医疗、教育和失业。调查表明贫富差距对于正努力奋斗的中产阶级比对于极端贫困的人群来说更为重要。不过你可能对他的说法有些半信半疑，虽然Yuan会做一些私人资助的调查，也他为政府做一些工作。

威权政府竟然也很重视民意调查，我发现这很酷。Yuan说当地政府用他的研究来评判各个机构的业绩，根据研究结果来判断哪些项目运行得不错，哪些官员值得提拔。

我曾与一些企业家、高管、甚至学者交谈，他们真心认为，虽然中国的体制不太民主，但的确产生了令人惊奇的效果。

我想最直接的测试就是看看中国将如何处理空气污染问题，这已经成为了日常生活中糟糕的现实。哪一门子的合法政府不能让公民拥有安全呼吸的权力呢？

小心空气。

風暴前夕——經濟衰弱的中國比起強盛的中國更危險

核心提示：長期看衰中國的章家敦認為，中國經濟已經到達了拐點，隨著經濟的走弱，政權的合法性流逝，中國可能在民族主義的旗幟下，轉向由好戰的軍職領導人主導的更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

原文：Op-Ed: Before the storm
作者：GORDON G. CHANG
發表：2011年12月3日
本文由"譯者"志願者翻譯並校對

【原文配圖】

經過35年不間歇的增長，中國的經濟已經到了拐點。九月也許就是波峰，從那以後，收縮的跡象已經毋庸置疑：汽車銷售量下跌、電力消耗下降、產業輸出銳減、樓市價格大跌，隨你說下去。十月時有大額的金錢轉出國外。情況出乎意料的急劇惡化。簡言之，中國的經濟的輪胎正在松脫。

大多數人至今還假設21世紀是屬於中國的世紀，因為它會成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預測中國會在短短5年之內會超越美國。

分析師在想到中國時都喜歡依據已知的信息來推測，然而過去幾個月從中國傳出令人不安的信號表明，我們最不應該做的就是直線預測。一方面，國家的經濟增長模式已經接近其有效性的極限。這意味著，在政治領導人從根本上調整經濟結構以前，經濟問題只會變得更糟。

但短期內經濟結構重組是不太可能發生的。共產黨快要進入十年一度的政權交接，過程需要幾年時間才能完成，意味著誰都沒有足夠的影響力對這個國家已經到頭的模式作出改變這種艱難的
這些經濟問題具有深遠的地緣政治後果，因為1989年天安門大屠殺後，黨的合法性主要就基於要持續地保持繁榮。自從那可怕的事件之後，政治體制便一直失效。

造成政權明顯侵蝕的原因很多，但有兩個特別重要。首先，在全國各地都明顯的有一種感覺：一黨制不再適合中國正在進步的社會。就如托克維爾時期的政治觀察家所說的那樣，現代化是獨裁者必然的和不可阻擋的敵人。

其次，共產黨由於其領導失敗，已經失去了支持。高級官員彼此勾結，好從各自的職位上獲得個人利益。因此，改革普遍失敗，而腐敗問題基本上已經沒有控制，成為公民之間一觸即發的問題。

因 為這麼多官員扒竊了這麼多錢，現在中國首都和全國各省都有強大的反對改變的力量。在這種情況下，公然受賄在中國內部已經產生了對政權耐久性的深重悲觀情 緒。就如多年來在全國各地的鎮壓所示，領導人主要是通過強制來維持權力。因此，隨著中國經濟搖搖欲墜，北京領導人開始明顯地擔心他們的合法性，也就毫不奇 怪了。

領導人知道，如果不能帶來繁榮，要保有權力，便必須把民族主義的旗幟舉得更高。現已退休的掌門人江澤民在1990年代末中國經濟走向衰退時開始醜化日本，這不能說是巧合。他的繼任者，現任領導人胡錦濤，現在正在做同樣的事情，不過這次做得更為激烈。

胡 錦濤顯然是嚇壞了。抗議―共產行話的說法是"群體性事件"―大幅增加，過去幾年的增幅尤其明顯，從2008年的大約127000增至2010年的多達28 萬。此外，這些事件變得更加猛烈，一些成為騷亂和暴動。這些天來，文職領導人都越來越依賴人民解放軍和半軍事的武警來維持秩序和保有權力。

由於文職的當領導人的權威受侵蝕，中國政權正在發生變化，軍方正在得勢―當今世上最危險的趨勢之一。像20世紀 30年代的日本軍國主義者一樣，中國的軍官都在思考什麼他們可以做什麼，而不是他們應該做什麼。他們傲慢、好戰、巴不得能有一戰。

而 他們現在正在執行自己的外交政策。在過去，北京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良性的。樂觀主義者說，中國實質上已放下了毛式的敵意，並正在尋求融入國際體系。然而在 2009年，該國的領導人採取了一個明顯的更加自信的姿態，帶頭破壞氣候談判、大力擴張在南中國海和東中國海的聲稱所有領土范圍，幾乎動不動就挑戰美國。

例如2009年3月，中國的軍艦和戰機在國際水域滋擾美國的船隻，甚至試圖從沒有武器的偵察艦偷取聲納陣列。那一嘗試其實構成了戰爭行為。

對 這種交戰基調的一般解釋是，中國領導人認為沒有其他國家可以阻止他們。現在中國的奇跡開始瓦解，國家領導人可能轉向國內以解決棘手的經濟問題，就如毛澤東 在1976年去世後那樣。然而當時共產黨採取那種合理的姿勢是因為那個強大的、老謀深算又務實的鄧小平在掌舵。可是今天，它只有一些弱勢的領導人。在他們 看來，向外動武是他們唯一可以採取的途徑。

由於它那不安全的威權制度，一個虛弱的中國和強大的中國一樣危險―甚至是更危險。國際社會必須關注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日報》章家敦

習近平：要有效“管控”中國與美國分歧

【明報專訊】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前日在北京會見美國前財長保爾森（Henry Paulson），表示中美關係的本質是「互利共贏」，並提出中美要有效「管控分歧」，與之前中方通常所稱的「妥善處理分歧」有所區別。有學者解釋，「管控」是指防止分歧進一步擴大，否則會損害到中美兩國的新型合作關係。

學者﹕分歧損新型合作
習近平說：「歷史證明，中美關係的本質是互利共贏，兩國共同利益和合作需求遠大於分歧」，中方願與美方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妥善處理敏感問題，有效管控分歧」，他呼籲美方盡早放寬對華高技術產品出口限制，抵制保護主義和把經貿問題政治化傾向。
清華大學中美研究中心主任孫哲對本報說，「管控分歧」的說法在學界由來已久，今年中美分歧逐漸擴大，「如果愈來愈不信任的話，一些善意的舉動也會產生負面效應」。他又指，「管控分歧」是達致下一步合作的前提，中美原想在今年創造「合作新亮點」，如在亞太地區創造中美日或中美韓「三國對話」模式，「但是都沒能做起來」。
此外，第12次中美國防部防務磋商昨日在北京舉行，解放軍副總參謀長馬曉天對美國副國防部長弗盧努瓦（Michele Flournoy）說，現時中美兩軍關係發展仍有諸多困難，其中美方對台售武、限制兩軍交流的相關法案和美艦機對華頻密迫近偵察是主要障礙，希望美方盡早採取措施排除障礙。

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右）前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來訪的美國前財長保爾森。（新華社）

中国不许美式学术自由走出大学课堂

核心提示：学术期刊被禁止寄送到校园之外，在中美合作办学的校园里不能邀请人权律师来演讲，即使在宿舍中要一起观看《天安门》也会被中止……因为”美国宪法没有跟着你来到这儿。“

原文：China Halts U.S. Academic Freedom at Classroom Door for Colleges
作者：《商业周刊》Oliver Staley and Daniel Golden

发表：2011年12月6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编辑配图】

11月29日（Bloomberg）在25年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和南京大学一直在中国合作办学，但它从未出版过一本学术期刊。当美国学生Brendon Stewart去年做此尝试的时候，他发现了个中缘由。

Stewart打算将中美师生最好的作品展现给广大读者时，他的期刊打破了霍普金斯—南京中心的”学术自由仅限于教室“这一规则。领导阻止了期刊在校园外发行，并劝说一名学生撤回一篇关于中国抗议运动的文章。大约75份已付诸印刷的期刊在Stewart寝室的盒子里整整呆了一年。

“你觉得你要去的地方是一个有学术自由的所在，但可能只是在理论上如此，而在现实中你并没有学术自由,” 27岁的Stewart说，他今年刚在霍普金斯—南京获得了国际关系专业的硕士学位，现在在北京的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工作。“这个地方由中国的领导管理，我认为美国一方没有太多力量进行讨价还价，来保护学生的利益。再怎么说，这所大学还是在中国的土地上。”

Stewart期刊被压制暴露了一些美国大学在中国对学术自由做出的妥协。尽管在霍普金斯－南京的校园里，教授和学生们公开地讨论诸如西藏独立运动或1989年天安门抗议等敏感话题，他们却不能在附近的社区里这么干。甚至校园保护也仅限于课堂讨论，而不包括美国校园里的典型活动，比如在学生休息室里放映纪录片。

扩张的代价

霍普金斯－南京中心是一个样本，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包括杜克大学和纽约大学，都在中国建立了立足点。迈阿密大学政治学教授和中国专家June Teufel Dreyer认为，在这些新来者在享受中国方面的数百万美元的津贴时，他们可能损害了有美国的高等教育特色的"知识的平等互换"。

“在美国大学想融入中国教育的热潮中，或许某种程度上它们放弃了独立性，以避免冒犯中国政府。” Dreyer说。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Ronald Daniels在电话访问中这么说：霍普金斯－南京中心已经实现了它的目的——成为一个能够让中美学生讨论关于两个社会争议面的“安全场所”。

“这就是我们希望能从我们所参与的每一个项目、每一个中心得到的吗？” Daniels问。“答案是否定的。我们希望讨论的范围能够延伸至中心之外。”

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给予学生和教员表达他们意见的权利——在校园内外，以言论，写作以及通过电子通讯的形式——无需担心处罚，” 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主席Cary Nelson在2010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对学术自由的限制是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尚未在中国办学的一个原因。哥伦比亚在北京有一个研究中心，斯坦福也计划明年在北京大学校园里面开一个。哥伦比亚大学校长Lee Bollinger说，这些中心可以为访问学者提供办公室、举办讲座和资金募集活动的中心，也很容易退出。

“我们必须维持我们的学术尊严，我们的学术独立。” Bollinger说，“有太多严厉控制的例子让你认为要有这两者，就会不可收拾。”

没有保证

斯坦福校长John Hennessy说斯坦福的中心没有对学术自由的保护，其他学校的认可也不能保证这种在美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权利。

Hennessy说：“甚至你在这个国家得到的那些被粉饰的自由，也并非我们所想象。”

至少有一打私立和公立的美国大学已经拥有或正在计划在中国设立分校。这是美国大学和中国逐渐增长且利润颇丰的合作的一部分。在2010－2011学年，大约有57000名中国本科生在美国大学里学习，大部分全部自费，这个数字是2005－06学年的六倍之多。一个中国政府的隶属机构已经投入了数百万美元，在75座美国校园里为传播中国语言和文化建立孔子学院。

中国政府鼓励中国和外国大学之间的合作。中国在寻找“更实质性的、有效的且长久的合作伙伴，”中国教育部官员刘燕生（音）在十月份的纽约演讲中如是说。

纽约大学来上海

纽约大学计划在2013年在上海开办一所文科大学，上海市政府会支付包括学费和慈善在内的经费，校长Jonh Sexton在一个采访中说。

学生和教员们在新校园里不应该指望他们能够批评政府的领导人或者政策而不承担后果，Sexton在他位于曼哈顿华盛顿广场的办公室里说。

“我能够分辨学术自由的权利和政治表达的权利，”他说，“这是两件不同的事。”

昆山市位于上海以西40英里，它正在筹建一所预算为2.60亿美元的新大学，由杜克大学和武汉大学联合管理。杜克包括计划及运营在内的开支份额预计将在6年内达到4300万美元。

杜克的管理层已经“和霍普金斯的人进行了不错的沟通”，并且能够接受将“校内讨论和一般的行为” 以类似的方式区分开来，校长Richard Brodhead说。

“我们知道中国并不遵守我们在美国习以为常的第一修正案的标准，”Brodhead在他北卡罗来纳达勒姆 的办公室里说。

上海文匯報記者美國遭捕，唐宇華身分敏感

圖為唐宇華與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右)合影。

賓州哈利斯堡地區聯邦檢方6日宣布偵破一起非法收取回扣案，涉案三人中包括兩名華人；據指出，其中一人是上海文匯報駐紐約記者唐宇華。

哈利斯堡地區聯邦陪審團已於上月底以二級郵件詐欺(mail fraud)、協助州際旅行敲詐(interstate travel in aid of racketeering)、刑事共謀(criminal conspiracy)罪名，將三人起訴。如被定罪，最高刑期將高達50年，且可併處100萬元罰款。

根據起訴書，涉嫌收受回扣的為目前居於波蘭的54歲男子馬林那斯基(Wojciech Tomasz Malinowski)，以及59歲、報住紐約市的唐宇華(Tang YuHua)以及43歲的李建(Li Jian，音譯)。李建於上月21日在賓州被捕，當時正準備搭機前往底特律，唐宇華也於同日在紐約市被捕。唐宇華及李建被指轉移將近10萬元的回扣。

據了解案情的人士指出，唐宇華身分敏感，美方在逮捕唐李兩人後，在第一時間經非正式管道知會中方在美相關人士；中方表示嚴重關切此事。本報至6日尚未接獲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對此案件的回應。

據香港明鏡網站報導，唐宇華為上海「文匯報」駐聯合國首席記者。

根據起訴書，馬林那斯基受雇於ASF-Keystone，其母公司為Amsted Rail，馬林那斯基在該公司服務超過15年，在該公司位於賓州Camp Hill的辦公室工作，擔任國際活動經理，經常飛往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與李建和中鐵信息工程集團(Sinorail，簡稱中鐵信)有業務上的接觸。

李建服務於中鐵信，中鐵信為中國鐵道部信息技術中心投資成立的集團。大陪審團發現，李建涉嫌與唐宇華一同非法轉移將近10萬元的款項，這筆錢為Amsted Rail付給中鐵信的佣金。

根據起訴書，錢先匯入唐宇華在紐約市的中國銀行帳戶，過去一年間，馬林那斯基與唐宇華在紐約市多次見面，並在李建的指示下，將裝有現金的信封交給馬林那斯基。

Amsted Rail的企業道德政策與行為準則明確禁止員工收受禮品、恩惠、酬金，或來自與公司有業務往來的個人或公司的招待。

李建於11月21日被逮捕，當時他正準備登上飛往底特律的班機。唐宇華11月21日在紐約市的家中遭逮捕。法官暫不准兩人保釋。馬林那斯基人在波蘭，據悉他將回美國出庭。

世界新聞網

哈金：《南京安魂曲》是最難寫的小說

明鏡記者柯宇倩／在今日美國文壇上佔有一席之地的哈金，當初決定以英語寫作時，曾經猶疑過，也曾經歷被多家出版社拒絕出版的一段日子。哈金在接受《明鏡》專訪時表示，用英語寫作是為了生存而下的抉擇，如今他已很難回到中文寫作。不斷嘗試新題材、新寫法的哈金，未來將把西方讀者的注意力從中國拉回美國，讓讀者更瞭解在美國土地上發生的華人移民故事。

哈金的第六部長篇小說《南京安魂曲》2011年10月在中國大陸和美國出版，繁體字版也在11月於台灣推出。1937年12月，蔣介石命令南京政府撤離到重慶，13日，日軍攻入南京城，開啟了屠殺中國戰俘、百姓的血腥歷史。當時堅持留守南京的西方人中，有一位名叫明妮‧魏特林（Minnie Vautrin）的美國傳教士，將金陵女子學院改建成國際安全區，收留了上萬名來不及逃難的中國百姓，金陵女子學院，正是《南京安魂曲》的主要場景。

哈金對《明鏡》說，其實自己在大陸的時候，雖然聽說過南京大屠殺，但具體的情況並不清楚，很多細節從來都是模模糊糊的，出國後，見到美國華人不斷在紀念這件事、悼念受害者，開始對南京大屠殺愈發關注。

《南京安魂曲》以魏特林女助手安玲的視角來描述這場災難，以及大屠殺後的心理壓力。小說中除了安玲外，重要人物都是真實存在，尤其是一些捨命拯救中國百姓的西方商人、教授、傳教士，情節也多來自於史實，加上沈重的歷史，令哈金在寫作過程中經常感到沮喪。哈金對《明鏡》表示，《南京安魂曲》應該是他所寫過的小說裡，最難寫的一部，最主要原因是許多人物都是真實存在過，他無法自己創造沒發生過的事，侷限性很大。

全文將刊於《明鏡》月刊。

哈金。

《南京安魂曲》簡體字版。

中共出手救馬英九？ 蔡英文宋楚瑜批 藍撇清

• 中國時報
• 【陳文信、管婺媛、鄭閔聲、楊毅、李明賢／綜合報導】

最新一期《壹週刊》報導，中共統戰部門高規格邀訪台灣各縣市旅北同鄉會總幹事登陸，盼搶救馬英九總統選情。對此，兩個在野黨總統候選人同聲質疑，蔡英文表示，希望中國能夠尊重台灣的民主和人民的選擇，不要出手干預台灣選舉，這也是一個文明國家最基本的行為準則。親民黨總統候選人宋楚瑜也強調，台灣的選舉應該由台灣人自己來做決定，不容許有其他外力介入。

　周刊報導，上海市台辦在十一月十七至廿一日期間，全額出資高規格招待台灣各縣市旅北同鄉會總幹事，一團共廿八人，由馬吳體育後援會榮譽副主席張朝國領軍，上海市委統戰部長楊曉渡還親自出馬，在虹橋迎賓館宴請全團，採國宴等級的接待方式。

　報導指出，楊曉渡在會中還表示，「馬先生個性雖是水清無魚，但大家要多多包涵、幫忙，發揮影響力！」

　報導也指稱，領軍的張朝國人雖在中國，但選舉語言說得極為露骨，當著楊曉渡的面，對旅北同鄉會幹部大聲疾呼，「這次選舉很危險，恐怕會輸，我們大家一定要團結，要努力，才不會輸！」

　對此，宋楚瑜昨天回嗆，台灣的選舉應該由台灣人自己來做決定，不容許有其他外力介入；他並痛批，馬執政將近四年，拿不出政績，施政不能讓人民不能滿意，卻要用其他方式來助選。

　民進黨團立委蔡煌瑯指出，周刊報導的是中國官方首度將黑手伸入到總統大選，這也是中共輔選馬英九的鐵證；以中國的資源優勢介入台灣大選，未來總統的當選人，恐將變成兒皇帝了，台灣不是也成了中國的附庸跟禁臠？

　民進黨立委高志鵬則說，中國這次救馬計畫縝密，邀請對象都是總幹事而非會長，因為總幹事精確掌握各會的票源、是操盤手。

　馬總部昨天則表示，馬營堅決反對大陸以政治力干預台灣選舉，也反對任何人試圖透過大陸來干預台灣選舉。

　馬吳總部發言人李佳霏表示，張朝國是馬吳競選總部體育後援會的榮譽副主席，對於張朝國參訪大陸，這屬於張朝國的個人私人行程，總部並無過問。

　對於《壹週刊》報導遭大陸「統戰」，張朝國昨也發出聲明，強調此次上海行純屬私人行程，無關選舉，壹週刊在他澄清後，仍然刊登不實報導，他對此表達遺憾，也保留法律追訴權。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蔡英文7日參加立委候選人李建昌造勢晚會，現場有小朋友送上自己彩繪的小豬送給小英，讓她十分開心。（陳卓邦攝）

　　溫馨相挺 　▲馬英九總統（右）7日出席老舊工業區更新計畫北區場成果發表會，現場表演的小朋友爭相與馬擁抱。（陳君瑋攝）

中央經濟會議延開 10年罕見 社科院料明年經濟增長8.9%

【明報專訊】中國社科院昨日發表藍皮書，預測明年內地經濟增幅為8.9%，通脹率降到4%左右，建議宏觀經濟政策應「以穩為主」，「保持中性」。而本報獲得的消息稱，因外圍經濟形勢複雜而延期舉行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於下周初召開，成為近10年來最遲召開的一次。

預計通脹降至約4%

中國社科院於昨日召開「2012年《經濟藍皮書》發布暨中國經濟形勢報告會 」，分析預測2012年中國經濟運行情況。社科院經濟學部主任陳佳貴表示，2012年宏觀調控政策在執行中應該以穩為主，既要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又要根據國內外經濟形勢的新變化，把握好時機，針對經濟運行中的問題，對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及時微調。預料明年經濟增速回落到8%至9%之間，預計將會達8.9%，而通脹會降到4%左右，宏觀經濟政策應該保持中性。他建議，國家應堅持擴大內需，千方百計要擴大出口，使經濟增速「在適度回落中逐步趨穩」。

往年在11月底至12月初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於下周初召開，是10年來最遲的一次。今次會議的延期是因外圍經濟形勢複雜，加上歐盟9日開峰會，內地11月份宏觀經濟數據將於9至11日陸續公布，消息稱，待中央政治局本周開會「定調」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會在下周初召開。

歐債危機未除 未敢定調

《濟南日報》和《21世紀經濟報道》報道，今年遲遲未「定調」是因為國內外經濟形勢複雜，世界經濟趨於低迷，歐債危機陰雲未散，中國外貿形勢嚴峻的同時，國內經濟增速放緩，並面對物價上漲的壓力。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改委等部委的官員自月初開始密密召集學者召開各種內部會議，中央政治局常委自9月始到各地進行密集調研，包括溫家寶去湖北、李克強到天津等，研判經濟形勢。

根據上月底在北京召開的「2012中國經濟形勢解析高層報告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雲春形容明年經濟局勢是「最糾結的一年」，在諸多不確定因素中，唯一能確定的就是未來幾年全球經濟會經歷一個長時間低迷，雖然經濟放緩符合宏調方向，但要防止經濟急速下滑。發改委人士則建議宏調要「有保有控」，減少固定資產投資，增加保障房、養老保險及對中小企的投入等。

俄羅斯駐華大使館博客風波

香港蘋果日報

俄羅斯駐華大使館本月在新浪網開博客，主頁致辭：「大家好！我是俄駐華使館，今天新開了一個微博啦，歡迎大家來關注。」此係好事，殊不知中國網民留言鋪天蓋地而來，「請把共產黨帶回去，把我們的領土還回來！」「還我山河！」「我不喜歡俄國，第一奪我國土，第二屠我同胞，第三禍害至今！」「我沒有一絲仇恨地說：就像你們是波蘭人心中永遠的痛一樣，你們從來就沒有給中國普羅大眾帶來過福音。你們就是一隻永遠覬覦着我們的嗜血的北極熊，在絕大多數中國人眼裏，你們是只會帶來壞運的盤旋在我們頭上的寒鴉。現代中國災難深重，你們是始作俑者。」「俄國和前蘇聯是對中國傷害最大的國家。」「你們當年十月革命一聲屁響，搞亂了中國，現在你們倒好，拍屁股不信了，中國人繼續遭罪！」……
不幾日，此類留言均遭狂刪，一說是俄使館工作人員刪的，一說新浪是大陸網站，中方網管刪的。我看後一說比較靠譜，俄方當然極為不爽，但派專人二十四小時刪帖也夠累的，好在有中方網管義工，正應驗中國駐俄大使之語：「現在是中俄關係最好的時期。」

然而看這些留言便知，老百姓不好騙，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灌輸如許年，卻打造出一把雙刃劍，即便留言者中不乏憤青，他們之愛國也並非官方所規範的那種愛法。更具時代性的是，網絡改變了新生代的思維與生態，這絕非一九九九年「砸館」那代人了。再說博客也不是個個都玩得起，《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開了個人微博，馬上就被網民唾沫淹沒，不得不灰溜溜關門大吉。專制忠犬司馬南連番被八十、九十後踢館，他堅稱反對者「不超過一百人」，「他們不代表中國青年的主流」。此公或許真的這樣認為，卻不曉得斗轉星移，中國的體制沒有變，中國人卻變了。

天朝之統治術不能長久地弱化民智，反會長久地欺騙一群忠順奴才。蓋天朝對網絡「堵」與「導」雙管齊下，堵字訣自有「金盾」「綠壩」，不必贅言；導字訣除了官方自己的「輿論導向」，馬前卒就是五毛黨。

撒豆成兵、紙人紙馬式的五毛大陣，越來越難騙人，只緣領受雞零狗碎的嗟來之食者，都屬低智一族，網上容易露餡。但與一般愚民順民的智力水準相近，所以被騙的反是官員或胡錫進、司馬南這樣的角色，總之欺人不成，自欺倒夠用。

香港區議會選舉之種票遊戲連同「蛇齋餅糉」，正是五毛黨之老譜翻新，只須看看他們主子的精熟玩法，就曉得是哪家的招數。曾蔭權「見怪不怪」，大概就是這個意思，經回歸多年的北風薰陶浸淫，他已領悟了黨文化之真諦。

孔捷生

何須大費周章協商台灣共識？

• 旺報
• 【李英明】

　12月3日的總統大選第一次辯論，收視率高達近七成，總統大選真的是台灣民主政治的重要實踐，在辯論中藍綠環繞著共識問題進行攻防。

　在辯論前一天，蔡英文突然召開記者會指稱，若她勝選將成立「兩岸對話工作小組」，通過跨黨派協商凝聚台灣共識，累積和大陸進行對話的基礎；而馬總統則在辯論中回應，將在勝選後會商台灣共識。

　讓九二共識合憲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台灣開始總統民選，迄今歷經兩次政黨輪替，民進黨並且執政了八年；這些都是在現有憲法框架下完成的，台灣民眾已經認同並且接受既有的憲法框架，重組國家權力結構，這是民眾的憲法共識，而這種共識也可認為是憲法國家主義的集體意識。

　我們的憲法框架是「一中兩區」，規定兩岸目前分治的現實。根據這個規定落實到具體的實踐層面，就是維持兩岸現狀的穩定，而不統、不獨、不武則是兩岸現狀和平穩定的保證，是符合既有憲法的框架和精神的。從相關民調顯示，民眾支持維持現狀的比率，幾乎都近半成或超過一半。這種民意現象基本上就是憲法國家主義集體意識在兩岸關係上的表現。

　兩岸之間目前存在「九二共識」，是以允許兩岸各表一中作為基礎。一中各表基本上符合憲法「一中兩區」的框架和精神，具有合憲性，且是兩岸共同維持和平穩定的基礎。因為「九二共識」銜接憲法國家主義集體意識，並且為兩岸互信奠定了政治基礎。憲法國家主義意識是台灣共識的核心內涵。九二共識在連結憲法國家主義集體意識的同時，也和台灣共識銜接在一起。

　蔡英文指稱我們必須先凝聚台灣意識，在選戰策略上，為的是對治九二共識的壓力。在其論述中，基本上是將台灣共識和九二共識視為二元對立的兩個範疇。但台灣共識和九二共識基本上是互為表裏，並且通過憲法國家主義相互連結在一起，不是二元對立的關係。

　王道與庶民意識

　如果選後朝野要會商台灣共識，主要的議題有二：其一、確立台灣共識的憲法愛國主義內涵；其二、通過這種以憲法主義為導向的台灣共識，連結九二共識，讓九二共識具有朝野共同認同的合憲性。若能如此，如果馬總統勝選則我們可以繼續在具合憲性的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和大陸一起推動兩岸關係；如果是蔡英文勝選，台灣也才具有 和大陸對話的可能性。

　在另一方面，總統大選的目的，不只在重組國家權力，還在於透過朝野文宣攻防和政策辯論過程，讓公民能以理性的思辨，在義與不義，公與不公，平等與不平等，個體利益和公眾福祉間找出一條出路。總統大選在實踐台灣民主政治的同時，也在彰顯社會正義和促進全民福祉。我們希望民眾能從這個視角來檢視總統大選過程中候選人的論述表現，文宣攻防和公開辯論。

　選出一個總統，就是為台灣樹立一個正義標線以及確立一個嘉惠民生的藍圖。追求社會正義的意識以及促進公眾福祉的意識，應該是包括台灣在內所有社會共識的內涵。台灣共識就是追求社會正義的王道意識以及追求惠民生的庶民意識。

　王道/庶民意識和憲法愛國主義意識，是台灣共識的縱軸和橫軸，並且形成了台灣民眾的共同心理座標。而支持兩岸維持現狀的民意現象，則是這種心理座標輻射的表現，並且可以具體的支撐九二共識，從而使九二共識具有正當合理性。

　所謂台灣共識是實踐出來的，而不是被拿來說說而已。循著憲法框架、社會正義標線和庶民主義，共識就在其中，何須再大費周章，去找或協商什麼台灣共識。

　（作者為中華科技大學副校長）

團派認同梁振英 江系扶穩唐英年

香港蘋果日報

港澳辦前主任廖暉退而不休，繼續在幕後操控下屆特首選舉，不少政界中人也不感意外，因為唐英年得到江系人馬支持，作為江系人馬的廖暉插手特首選舉，無非要扶穩唐英年可以順利「當選」下屆特首，令江系可以繼續對香港政策及事務維持影響力，延續他們的政治及經濟利益。

延續政治及商界利益

政圈一直盛傳唐英年得到江澤民、前國家副主席曾慶紅等江系「上海幫」人馬支持，而梁振英就頗得團派及一些較年輕官員認同。有政界人士指，江澤民未死、江系在中央仍有強大政治影響力，而廖暉雖然得到負責香港事務的國家副主席習近平信任，但早前唐英年在選情上陷於劣勢，廖暉作為江系人馬，自然要出手力撐唐英年，為他奔走造勢，保證唐英年可以「當選」，令江系可以保持對香港事務的影響力，「廖暉就係要利用佢喺港澳辦影響力，保證冇人可以翻盤，改變江澤民要唐英年做下屆特首嘅決定」。

另一名親北京政界人士則指，唐英年可以做下屆特首，除了涉及江系人馬、甚至「太子黨」的政治利益外，當中更存在千絲萬縷的經濟利益，全因江系一直與香港商界，特別是一眾超級富豪關係密切，要唐英年做特首，就是要保證香港不會出現大變，影響既得利益，「只要唐英年做到下屆特首，佢一定唔會改變對家班既得利益者態度，亦唔會影響班超級富豪嘅利益，呢個係對江系最有利」。

北京看台灣大選…穩中求進

• 中國時報
• 【陳毓鈞】

　面臨台灣大選，北京立場一向明確，支持反對台獨並接受九二共識的國民黨候選人。不過，今年比較特殊的是，堅持參選而承認九二共識並主張兩岸一中的宋楚瑜卻遭到大陸學界和媒體的廣泛責難，最嚴重的指控係「若宋參選而導致馬下台，宋將成民族罪人」。

　其實，北京內部對馬有意見並不在少數。例如馬上任後，不斷對媒體放話，說他有生之年見不到中國統一，又常講他任內絕不談判統一，也不敢公開表示他是中國人。最近，更將本是一件好事的和平協議，粗糙操弄得變成壞事，什麼公投、十項保證、未來四年沒機會洽簽和平協議等等，最後乾脆表示若連任「絕對不會」會見大陸領導人。這種言行讓主張兩岸應洽簽和平協議的胡錦濤真是情何以堪。還有為了表明他敢於對抗大陸，說他任內向美國買武器比李登輝和陳水扁任內加起來還多，一副吃定北京的模樣。

　面臨這些作為，北京都是隱忍不發，真是成了紙老虎？當然，處於台灣大選年，基於以往的經驗，北京不願掀波作浪，但更關鍵的是主客觀因素使然。主觀因素涉及史觀的解釋及論述。自中共建黨以來，國共鬥爭史觀就形成大陸國家史觀的主流，影響所及，國民黨政權就形成台灣的代表，即使經過政黨輪替，北京仍以國民黨為主要交手對象。特別是二○○五年國共和解，雙方提出結束敵對狀態，洽簽和平協議的共同願景之後，持續強化國共互動關係就成為北京執行兩岸關係的主軸。儘管對馬個人有不同看法，然而馬畢竟不是國民黨全體，故偏向支持國民黨是必然的。

　其次，所謂客觀條件主要是指經濟發展的考量。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台商對大陸的經濟成長貢獻良多，走到今天的地步，甚至對大陸的社會穩定亦有幫助。所以說，大陸對台灣讓利是正常的，因為這是一種互惠的關係。馬上任以來，不容否認，是兩岸經貿交流最密切穩定時期。目前，歐美日經濟狀況不是很好，大陸也面臨轉型的挑戰，尤其是涉及財富累積後的社會矛盾問題，如貪腐、貧富差距、環境生態、看病就學等問題，牽一髮動全身。所以，北京也不想改變穩定發展的兩岸關係，「穩中求進」最符和北京利益。

　還有，北京對民進黨的不信任也是北京挺馬的重要因素。北京高層從不諱言和民進黨打交道的八年是極不愉快的經驗。又從國家戰略目標來看，反對台獨是其核心利益，不會妥協。蔡英文任民進黨主席之後，對中華民國的說法雖趨於彈性，但要害是堅持「台灣已是主權獨立國家」這種從中國分裂出去的「法理台獨」主張，北京不可能吞下。所以，在國家民族利益以及現實條件的考量之下，與一個長期打交道而三年多來已經建立溝通交流管道的國民黨，要比一個充滿變數的民進黨，對北京的需求是有利的。

　最後，明年是中共領導換屆的一年，胡錦濤下習近平上，一切均力求「平穩過渡」，自然不希望台海生波。要知，北京對台灣選舉施加影響力就如同美國對涉及其利益的國家之作為一樣，台灣人民習慣就好，不必有過度情緒反應。（作者為北京大學台研院客座教授）

兩岸政策不能淪為選戰下位議題

• 中國時報
• 【王健壯】

　蔡英文果然厲害，選戰已經打到快要投票了，但兩岸政策至今仍未成為她的「軟肋」，馬英九也未能在這個議題上傷她分毫。

　兩岸政策在總統大選中應該是上位議題，○八年那場選戰中，馬英九與謝長廷就曾把兩岸共同市場當成最後決戰的議題；但在這次大選中，兩岸政策卻淪為下位議題，反而讓豪華農舍、三隻小豬、密會組頭以及柿子價格等變成上位議題。

　兩岸政策在上次總統選舉中之所以重要，理由很簡單：從李登輝的戒急用忍到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讓兩岸關係長期處於動盪不安狀態，不但造成兩岸的和戰疑慮，也影響到兩岸的外交競爭與經濟競合；但總統選舉卻可能是個歷史轉折點，關係到兩岸能否擺脫冷戰賽局而尋求和解的可能。

　與上次選舉相比，兩岸政策在這次選戰中的重要性之所以猶有過之，理由也很簡單：兩岸在過去三年多所簽署的十七項協議，在形式上與實質上都已改寫了兩岸歷史；但今年這場選舉卻可能是另一個歷史轉折點：兩岸關係是持續走和解之路，或是已走到了折返點，將重回冷戰路線？

　對台灣而言，持續和解當然比重回冷戰有利，也因此創造出今日和解局面的馬英九，應該在這次選舉中強攻兩岸政策才對，不但應細數過去幾年的和解之功，更該細部描繪未來的和解藍圖。但馬英九卻因冒然提出簽署和平協議的主張受挫，以至於在兩岸議題上變得瞻前顧後，既不敢進又不能退。

　相對於馬英九的瞻前顧後，蔡英文的兩岸政策至今仍是撲朔迷離，而且常常因為反對黨主席與總統候選人的身分差異，而有不同的政策表述。更不可思議的是，她雖然多次闡述她的兩岸政策，但每次說的都是虛無縹緲的空話，這些修辭美麗的空話，雖有口號化、文宣化與標題化的宣傳效果，但因缺乏政策內涵，祇是語言魔術而已；到目前為止，蔡英文唯一具體也唯一讓人有印象的兩岸政策，就是否定九二共識。

　對蔡英文來說，兩岸政策不但是敏感議題，也是兩難議題，如果她的論述滿足了中間選民，其結果卻可能得罪基本教義派，很難求得兩全，因此她至今祇能繞著兩岸政策的周邊性議題打轉，例如成立兩岸對話工作小組，但一旦有人問到兩岸政策的核心議題，她卻祇能以高來高去的修辭做防禦性的回應。

　民進黨政治人物的兩岸政策論述，其實一向是以負面表列居多，絕大多數人都是有意見沒主張，或者是有想法沒辦法，他們既拿不出具體的正面表列論述，也不敢碰觸具體的正面表列論述；蔡英文雖然被視為非典型政治人物，但在兩岸政策上卻仍然非常的民進黨。

　以台灣共識為例，她既以民主化過程定位台灣共識，可見在她的認知中，所謂台灣共識祇是尋求兩岸共識的一個過程，並非結果，但既非結果，又豈能以共識之名定位？她在首場總統選舉辯論前突然提出的兩岸對話工作小組，事實上就是為了進行她所謂民主化過程的任務性組織，由此亦可見，台灣共識應該祇是個動詞，並不能取代九二共識這個名詞。

　更值得注意的是，民進黨發言人陳其邁在闡釋兩岸對話小組時，講了這樣一段話：「民進黨將來處理兩岸互動的三步驟，分別是對話、共識與協商」，先多層次、多管道與大陸對話，與朝野對話，等到形成共識後，再與大陸展開協商。

　從陳其邁所謂的三步驟可以得到兩個結論：其一，蔡英文在選前的兩岸政策其實是保持空白，內容留待日後多邊對話後再定；其二，馬政府目前的兩岸關係早已進展到三步驟中的協商階段，如果蔡英文當選，卻將從第一階段的對話重新開始。

　但如果蔡英文確實有「兩岸互動三步驟」的構想，她就必須在投票前具體告訴選民，這是她除了否定九二共識外，唯一具體的政見，她必須向選民詳述，也必須接受馬英九的挑戰。總結一句話：兩岸政策如果不是這場選舉的上位議題，不能成為最後攻防的決戰議題，選民不得不問：這場選舉究竟在選什麼？

　（作者為中國時報前社長）

胡錦濤向習近平交軍權？

孫嘉業 胡錦濤將在明年的中共十八大上向習近平移交中共總書記大位，已基本定局，2013年第12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習近平接任國家主席也沒多大懸念。只有中央軍委主席一職，胡錦濤是效仿鄧小平、江澤民前例，繼續擔任一段時間，還是會在明後年一併交出，則眾說紛紜。

胡習頻同現身軍方活動

與胡錦濤接掌大位前3年已出任中央軍委副主席不同，習近平到明年10月，進入中央軍委才2年時間，因此，輿論多認為胡錦濤會留任軍委主席多兩年，到2014或2015年才向習移交軍權。不過，從習近平進入中央軍委一年來的情況看，不排除胡錦濤改變慣例，在十八大上同時向習近平移交中共總書記和中央軍委主席兩項職務。

從去年10月25日出席紀念抗美援朝60週年的活動開始，到昨日的海軍第11次黨代表大會，一年多來在所有軍方的重要活動場合，習近平和胡錦濤都如影隨形，兩人同時著軍裝現身的場合平均每月就有一次，而且一年來習近平頻繁接見外國到訪的國防軍事政要，大有胡錦濤帶習近平熟悉軍務、放手讓習介入國防事務的意味。

相比之下，江澤民時代，即使是胡錦濤進入中央軍委後，江胡共同出席軍方活動的次數也不多，兩人同著軍裝的場合，給人留下印下最深印象的還是2003年海軍316潛艇出事後的視察和追悼活動，那時胡錦濤已接掌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但在軍方活動中，還亦步亦趨地緊跟江澤民身後，給人突兀的感覺，也難免授人“鎗指揮黨”的口實。

黨政軍權一起交將創先河

依前例，胡錦濤遲兩年才交軍權並不為過；但中共標榜“黨指揮鎗”，軍委主席凌駕於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之上，始終有礙觀瞻。鄧小平對胡耀邦趙紫陽是只交政權不交軍權，江澤民對胡錦濤是先交政權後交軍權，若胡錦濤能黨政軍權一起交，也算開創交權新模式。（香港明報）

秦檜站起來 忠良跪下去

東方日報

秦檜是被中國歷史「蓋棺論定」的大漢奸，與同時代的抗金英雄岳飛形成鮮明對比，成為中華民族數百年的歷史情結。但沒有想到，為漢奸平反，替賣國賊樹碑立傳成為當下潮流，這似乎讓國人穿越時空，回到了南宋亂世。

南京江寧區月前為南宋奸臣秦檜開辦博物館，開館前，館裏特地請上海一位藝術家為秦檜夫妻塑像，一改過往的跪姿，竟讓這對漢奸夫妻「站了起來」。藝術家還為雕像起名《跪了四百九十二年，我們想站起來歇歇了》。毛澤東當年說，「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但他死後三十多年，漢奸賣國賊站起來了，而忠良百姓又跪了下去。

「人從宋後少名檜，我到墳前愧姓秦」，秦檜作為大奸臣的形象在神州大地深入人心，其夫妻跪式姿態，是正義彰顯的象徵。如今秦檜昂首挺胸站起來，這就意味着要將岳飛這樣的民族英雄踩下去。既然連秦檜博物館都可建，為甚麼不乾脆建一個「屠殺中國人民的英雄博物館」呢？

國之將亡 必有妖孽

跪了近五百年的秦檜，熬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終於有機會站起來出口惡氣：媽的，老子漢奸怎麼了？如今中國漢奸還少嗎？秦檜站了起來，千古罵名，一朝平反，這無異於嘲笑岳飛這個愛國憤青破壞民族團結的罪行。看來，面對當今亂世，秦檜還真有資格趾高氣昂地站起來。

放眼神州，黑龍江方正縣為侵華日軍開拓團樹碑立傳，美其名曰「促進中日友好」，而當年參加西沙海戰的戰鬥英雄卻晚景淒涼，淪落街頭打工維生；香港壹傳媒賣國求榮、反中亂港，卻備受呵護，中資機構提供貸款，刊登廣告，珠海出版社甚至為黎智英出書立傳，而保釣壯士卻在當局「防火防盜防保釣」的高壓下屢受打壓。

當日軍開拓團、黎智英這樣的貨色都有資格樹碑立傳，禮遇有加；當做漢奸已成為時尚，愛國有罪、賣國有獎成為時代的潮流，秦檜這個大奸臣怎麼可能一直跪下去？那些想在香港特首選舉中獲勝者，一定要與時俱進，順應當漢奸賣國賊的潮流，否則定然失敗。

想當年，秦檜正是得到大昏君趙構的庇護，才敢以莫須有罪名暗害岳飛，今天，秦檜在這個所謂的和諧盛世中站了起來，其背後的庇護者又是誰呢？國之將亡，必有妖孽。秦檜當年葬送了岳飛直搗黃龍的大好機會，當代的秦檜是否會葬送中華民族崛起的大好機遇？

日本狗急跳牆 中國遲來的硬外交

太陽報

中國決定推遲日本首相野田訪華，國家主席胡錦濤要求海軍加快轉型，深化軍事鬥爭準備。經歷多年的對日軟弱外交之後，中國終於硬了一把，但今時之硬是否為時已晚？

日本大地震之後，對中國採取咄咄逼人的進攻戰略。對於日本的狼子野心，本欄早已瞭如指掌，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日本大災之後，生存空間受到擠壓，以大和民族的個性，一定會向外轉嫁危機，侵略中國以拓展生存空間，中國應未雨綢繆，早做準備。

我本將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溝渠。說日本狗急跳牆，有人認為這是蠱惑人心，杞人憂天，但事實證明此言並非空穴來風，雖不能說是神機妙算，但判斷完全正確。

日本政府至今還沒有完全準確地向全世界公布核洩漏災情，但從一丁半點的報道看，這次核洩漏不僅沒有受控，反而不斷蔓延，輻射物質滲透到土壤、空氣、海水乃至農副產品和奶製品。日本政府甚至已做好從東京遷都的準備。

隨着核洩漏加劇，日本對中國的進攻戰略已是圖窮匕現，尤其是野田上任後更加快步伐，將日本精銳第七師團北兵南調，以中國為假想敵進行軍事演習，並且與菲律賓簽訂防務合作協議。另外，日本還積極插手湄公河事務，以及與南韓聯手對付中國漁民。日本在中國周邊大搞合縱之術，形成對華包圍圈。

一步落後 步步落後

野田告誡自衞隊「忘戰必危」，但是日本並不會傻到直接與中國開戰。日本目前的戰略是圍而不攻，等到中國爆發內政危機，再落井下石，四両撥千斤，以最小的代價獲得最大的收益。現在的中國，表面看是個龐然大物，但內臟功能紊亂，一旦染上重病，日本只要用手指輕輕一點，中國這個巨人就會應身倒地，淪為砧板上的魚肉。

如今日本已在外圍布局，萬事俱備，只待中國患病。也正因為如此，日本對中國的內政愈發「關心」，無論支持台獨，還是暗助達賴，或者為中國內地各種反政府勢力推波助瀾，日本都比過去更加投入、更加費心，只等時機成熟，便會斷然出手。

對於日本而言，中日對決的時間愈早愈好，一方面是因為核洩漏擴散日益加劇，日本生存空間日益擠迫，另一方面日本也擔心中國以時間換空間，不斷推出新式武器。更重要的是，眼下正是北京領導層世代交替的敏感時期，此時出手，措不及防。

對於日本的陰謀，本欄還是要苦口婆心，預警在先，遺憾的是，北京當局遲至今日才醒悟，聲稱海軍須「深化軍事鬥爭準備」，可謂見事遲慢三拍。一步落後，步步落後，中國若在對日問題上繼續犯政治幼稚病，中日甲午血戰的歷史恐怕又要重演。

中共统战官员传为马助选在台引起争议

林楠森

BBC中文网驻台湾特约记者

与上届势如破竹的声势相比，马英九连任之路显得困难。

台湾媒体报导上海市委统战部长杨晓度，公开为寻求连任的马英九助选，此一消息在台湾引起争议，马英九竞选总部对此表示，其坚决反对中国大陆以政治力干预台湾选举。

北京在公开立场上表示不介入台湾选举，虽其并不避讳以间接方式支持国民党，这次被台湾媒体报导支持马英九的方式，则显得更为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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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壹周刊》的报导说，马英九的后援会干部张朝国上个月率领了一个台湾各地的同乡会访问团到上海与苏州，他们接受了杨晓度在虹桥宾馆招待，杨晓度并要他们多帮忙马英九。

与上届势如破竹的声势相比，马英九连任之路显得困难。虽然他表示在民调上一直稳定领先，亲国民党媒体民调也呼应这样的说法，但据政大未来事件交易所预测其已较大幅度落后于蔡英文。

在上周的电视辩论后，未来事件交易所预测蔡英文得票率为50.1% ，马英九得票率则为42.6%。

两党反应

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召开记者会，表示担心中国以资源优势介入台湾大选，正式的帮助某候选人，若其当选后将成为中共在台湾的儿皇帝。民进党并呼吁马英九表态拒绝中国的介入。

马英九本人对此未作反应，但通过竞选总部表示，总部坚决反对中国大陆以政治力干预台湾的选举，反对任何人试图通过中国大陆来干预台湾的选举。

马英九竞选总部并说，张朝国是马吴竞选总部体育后援会的荣誉副主席，对于他个人私人行程，应由当事人自己对外说明。他在中国大陆的餐会，属私人行程总部并没有过问。

控告媒体

张朝国则说，他到上海是私人行程并非为马英九助选，他除了批评＜壹周刊＞外并说要＂保留法律追诉权＂。

《壹周刊》不久前因报导马英九同地下赌盘大亨多次会面，而遭到国民党控告，引述报导质疑马英九的民进党也遭到马英九本人控告。

国民党控告其报导称今年九月间马英九与这名人士会面不是事实，但马英九也因该报导而被动承认与该人士此前两度会面。

程維高回憶：中央解決河南省委班子內鬥

《明鏡月刊》鴻鳴／程維高說：“原來我認為河南民風不正，後來才認識到河南問題的實質，不是民風不正，而是黨風不正。”在河南，還始終存在兩種力量，在程維高看來，河南省委班子內部長期不團結，也就是這個原因

《程維高親述痛思錄》（明鏡出版社）

順乘李鵬的專列

1990年6月，河南的天氣已十分炎熱，河南省長程維高和省委書記侯宗賓一起，迎來了前來視察工作的國務院總理李鵬。剛剛經歷“六四”風暴“洗禮”的李鵬，這次到河南主要是視察黃河防汛，商定和批准治理黃河的小浪底工程，並附帶瞭解河南新鄉一名基層農科人員發明的根瘤固氮技術。李鵬這次視察河南，最讓程維高感到興奮的，是黃河小浪底工程的修建終於得到批准，在此之前，黃河災害始終是省長程維高的心頭大患，而小浪底工程的建設，勢必對治理黃河水患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就在李鵬結束視察即將返回北京時，中央突然來了一個通知，要侯宗賓和程維高一起到北京參加一個重要會議。就這樣，他們順乘李鵬的專列，一起到了北京。

以往，程維高這些地方大員來京參加中央召開的會議，多住在京西賓館，而這次他們一到北京，就隨李鵬一起住進了中南海。程維高心裡非常納悶，對這次進京的目的百思不得其解——說開會吧，又見不到與會人員，說不是開會吧，卻見到了遼寧、河北的一些領導同志。在招待所住下後，他什麼事情都做不下去，只想打聽到究竟要開什麼會，找他們來幹什麼，結果毫無收穫。那一晚，程維高躺在床上，輾轉反側，睡得很不安穩。

第二天，所有疑團都解開了——不是什麼會議，而是江澤民、李鵬、喬石、呂楓等中央、中組部的領導找遼寧、河北、河南三個省的書記、省長集體談話，宣佈這三個省的省長李長春、岳歧峰、程維高“轉圈交流”。

在這次談話中，中央領導講了很多關於“轉圈交流”的好處、重要性與必要性。由於事先沒有思想準備，程維高聽了這些講話，起初還真以為是為了推進幹部制度改革，屬於正常工作變動。但是，等談話結束，他回到鄭州以後，細細想起來，就越想越不是那麼回事了。

中央為什麼要交流李長春與岳歧峰，程維高不得而知，對於自己為什麼被交流，他覺得沒有理由。想來想去，最後，他有些明白了：真正的原因可能與他在河南這幾年的工作中，得罪了省委、省政府班子中的那兩個人以及一些“冀魯豫”老人有關。


河南的兩種力量

程維高是在1987年調到河南任省長的，之前他一直在江蘇工作，做了三年南京市委書記。在此之前，程維高從來沒有來過河南，對河南的人口、面積、省情等基本情況都不瞭解。被調到河南前，有人告訴他：河南這地方不能去啊，那裡太窮太亂。對於這些，程維高並不怕，只是擔心，他這樣一個一直在城市幹工作、根本不懂農村的幹部，到河南能不能幹得起來。

到了河南後，程維高才瞭解到，中央之所以把他調過來，是為了解決河南領導班子不團結的問題。當時，河南省的二把手與三把手長期爭論，鬧得不可開交，在省常委會上研究幹部問題時，由於有分歧，也總是爭論不休，讓省委書記楊析綜難以定奪。楊析綜人很好，但軟了一點，協調不好，拿他們也沒辦法，時間一長，省委的工作受到嚴重影響。

從管著600多萬人口的南京調到當時就有8000多萬人口的河南，程維高孤身一人，舉目無親。雖然，自中共建政以後，程維高長期搞經濟工作，特別是當過13年的工廠廠長、煤礦黨委書記，但畢竟搞的是工業經濟，對農業接觸很少。讓他到河南這樣一個經濟基礎相當薄弱、自然災害頻繁、歷史積弊甚深、虛報浮誇嚴重、以農業為主的大省工作，真不知如何入手。

程維高在南京工作時，管轄的五個縣也有農業，春季到來時，麥地必須要打溝排水，否則小麥就會澇死。而河南的情況恰恰相反，一望無垠的麥地不僅不存在打溝排水的問題，還要千方百計抗旱澆水。1988年春節一過，河南省委、省政府就召開抗旱動員會議，會後，程維高到農村檢查抗旱工作，走到田間地頭，只見男女老少上萬人都在肩挑人抬的給小麥澆水。下面的幹部做彙報時說，要想保證收成，還必須多打多少眼機井，程維高聽了，開始還不理解，後來才瞭解到，這裡的河流都是季節性河流，在乾旱時期根本沒有水，用機井取地下水，才是解決耕地水源的主要途徑。

面對新的挑戰，程維高深感肩上擔子沉重，但仍是充滿信心。程維高工作起來一貫投入、認真、努力。省委書記楊析綜多次在幹部大會上表示：“感謝黨中央給我們派來了一位好省長。”

為儘快熟悉農業與農村工作，程維高首先花了很多時間到農村進行調查研究，發現河南農民要想增加收入，一是要解決水的問題，要大抓水利，一方面要抓鄉鎮企業發展。程維高抓經濟工作的重點，也就進入了一個新的領域。

在程維高看來，河南由於歷史的原因，有一個特殊的政情與社情，就是說假多，造假多。早在“大躍進”時期，河南由於虛報產量，糧食都吃光了，餓死很多人。駐馬店地區一個縣因水庫開口又淹死很多人。國家撥了一筆專款用於救災，救災款沒有送到災民手裡，卻被地方黨委和政府用來蓋賓館、吃喝玩樂揮霍掉了。程維高到河南時，全國報刊雜誌揭露河南假酒、假煙、假藥、假肥料的報導也很多。

此外，河南另一個政情、社情是，歷次運動都特別左，在“整風反右”、“反右傾”、“四清”、“清理三種人”等運動中，都處理了一大批幹部，因此，幹部不敢講真話。程維高說：“原來我認為河南民風不正，後來才認識到河南問題的實質，不是民風不正，而是黨風不正。”

在河南，還始終存在兩種力量，一種是與“冀魯豫”關係密切的幹部，包括一些在北京工作的“冀魯豫”老人，他們在河南的幹部基礎很強。北京的、河南的“冀魯豫”力量集中在一起，千方百計想要控制河南，要讓他們的人在河南掌權。另一種是與“冀魯豫”沒有關係的、外來的幹部。這些幹部只要得罪了這“冀魯豫”一幫人，就會遭到排斥和打擊。在程維高看來，河南省委班子內部長期不團結，也就是這個原因。

程維高說：“由於班子不團結，從上到下，在用人上，就不怎麼講五湖四海、公道正派，結果嚴重影響了各級幹部幹事業的積極性，也帶壞了一批幹部。河南各項工作滯後、各種怪現象層出不窮，並不在群眾，根子在黨內。”（《明鏡月刊》第15期）

林彪說：組織問題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

《林彪日記》編著者李德、舒雲

《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今年9月13日，是震動中外的“九一三”事件40周年。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來，對事件的主角林彪和這個事件的爭論就沒有止息。
林 彪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極特殊的歷史人物。生前被尊為中國第二號神，死後卻被貶為中國第一號鬼，辭世40年，仍“謎”霧重重。本文作者20年餘年致力搜集林 彪史料，逐年逐月逐日，詳記林彪的一生，從他讀孔子開始，到考入黃埔軍校，身經百戰，最後成為十大元帥中最年輕的元帥，林彪的一生幾乎涵蓋了整個中國革命 的全過程。


1966年8月為貫徹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精神，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林彪在會上講話（續）

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我們的政權究竟是掌握在什麼人的手上？是掌握在擁護毛澤東思想的人手上，還是掌握在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人手上？這是一個嚴重問題，不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就經不起戰爭的考驗，經不起反革命顛覆的考驗。只有組織機構革命化了，我們的黨才能經受得住一切考驗。在幹部問題上，只搞思想革命化，不搞組織革命化不行。該升的升，該降的降，該留的留，特別是關鍵的崗位上，不能埋下顛覆的種子。不然，在組織上就要犯機會主義的錯誤。

組織問題是嚴重的政治問題之一，這個問題解決不好，一切方針就不能貫徹。毛主席常講出主意，用幹部。一個是辦什麼事，一個是什麼人去辦，這兩個缺一不可。“人存事興，人亡事廢”。用幹部就是組織問題，是最重要的問題，一定要用可靠的人，要用擁護毛澤東思想的人。現在人多得很，為什麼不用擁護毛澤東思想的人。擁護毛澤東思想的人很多，青年學生中就有很多擁護毛澤東思想的人。現在團中央的許多人，不如十七、八歲的青少年，為什麼不用青少年？當然，有些人也可照顧使用，但是他們不能成為工作中的骨幹。

政權問題是革命的根本問題，組織問題就是政權問題。

歷史唯物論的根本原理就是歷史是人創造的，人是最重要的物質，人是一切物質中發展起來的最高物質，人是能改造客觀世界的物質，是同大自然鬥爭的力量，也是進行階級鬥爭的力量。歷史是人創造的，沒有人就沒有歷史。歷史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歷史，而人，勞動人民，是社會生產力的第一要素。沒有人，沒有勞動人民，就談不上社會生產力和它的發展。所以，歷史就是勞動人民的歷史。

在階級社會裏，人是階級的人，愛什麼，恨什麼，都是有階級性的。所以我們要重視人的政治思想工作，不發揮人的積極性，是不能推動歷史的發展的。

修正主義國家不重視，也不可能重視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我們不能像他們那樣。我們要極度重視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主要是發動群眾的力量和智慧，解放生產力，依靠群眾去創造歷史。否則，單純軍事觀點，單純技術觀點，單純業務觀點，不發動群眾，只自己單幹，那就是少數人創造歷史，不是群眾創造歷史。把我們整個機構來個革命化，才能更好地發揮群眾力量，才能更好地動員群眾參加革命鬥爭，才能轟轟烈烈地，幹勁十足地做好各項工作。政權如果不掌握在革命分子手裏，就會蛻化變質。

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稱的，是不稱職的。我意料是要出錯誤的，但是要力求減少錯誤，依靠主席，依靠常委同志，全體同志，文化革命小組的同志，以主席為軸心，我們當磨盤，一切按主席指示辦事，不能有另外做法，不能有兩個方針，兩個司令部，不能以想當然代替主席的想法，不能唱對臺戲，要一元化，緊跟主席。主席處理問題，有全盤考慮，高瞻遠矚，還有他的想法，有很多想法我們是不瞭解的。我們對主席的指示要堅決執行，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我沒有別的本事，就是依靠主席的指示，我沒有別的本事，就是依靠群眾的智慧，就是依靠領袖和依靠群眾，要相信主席的天才，相信主席的英明，相信主席的智慧。一切請示主席，一切照主席指示辦事，大事不干擾，小事不麻煩。我們就是這樣去做，有時也免不了要犯錯誤，跟不上主席思想。怎麼辦？辦法是朝令夕改，不堅持錯誤，隨時修正錯誤。主席是世界的天才，我們同他比較差別很大，錯了趕快改。中央給我的工作，我自知水準、能力不夠，懇辭再三。但是，現在主席和中央既已決定了，我只好服從主席和黨的決定，試一試，努力做好。我還隨時準備交班給更合適的同志。

王利平：省委党校里的维稳课

　　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王利平，最近在党政干部培训班上讲了一堂大胆前卫的课：《维稳与维权的困境和出路》。他用幻灯，举了三个女人的例子：重庆身处孤岛与拆迁队作战的吴苹，上海手持燃烧瓶和政府拆迁队大战的潘蓉，成都用打火机点燃汽油自焚的唐福珍。“女人本身是弱者，但她们在捍卫私有财产权时，变成了最坚强的人。”王利平继续说，“我们终究是要走出维稳与维权的困境。”


　　通过党校的学习，应该“播种观念，转变官念”。

　　让他们在处理工作时有一个停顿，去思考一下“我到底在干什么”，这对执政党的各级干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良心，党校老师应当是执政党的良心。


　　维权才是维稳的新出路。你维好别人的权，别人自然也就稳了。


　　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王利平，最近在党政干部培训班上讲了一堂大胆前卫的课：《维稳与维权的困境和出路》。他用幻灯，举了三个女人的例子：重庆身处孤岛与拆迁队作战的吴苹，上海手持燃烧瓶和政府拆迁队大战的潘蓉，成都用打火机点燃汽油自焚的唐福珍。“女人本身是弱者，但她们在捍卫私有财产权时，变成了最坚强的人。”王利平继续说，“我们终究是要走出维稳与维权的困境。”


　　他的课引起了学员们的热烈争论。


　　当了13年党校教师，这不是王利平第一次特立独行，每次开课前，他都要先朗读一段个人声明：“本人恪守‘允许讲错话，决不讲假话’的授课原则，捍卫言论自由的权利，欢迎真诚的批评和交流，反对任何形式的‘扣帽子、打棍子’，相信中国的问题可以在宽容、理性的探讨中得以解决。”


　　这是一位怎样的党校老师？11月29日晚，在福州，王利平坦诚地接受南都记者专访，谈论了他眼中的维权与维稳，以及对现代党校的一些认识和思考。


　　矛盾大多集中在基层越基层的就越知道矛盾问题的凸显，一个是尖锐程度，一个是他们处理矛盾过程中的苦衷


　　姜英爽：做党校的老师，你长期面对一批批党政干部，有的长期在体制内浸淫，已经习惯以某种角度思考问题。我想问，他们身上的官气容易去掉吗？


　　王利平：你讲的是一个事实，他们长期在岗位上，长期服从党的安排，这也可以理解，他离开工作岗位到党校来学习，他们也会讲一些心里话。身上的官气，越基层的越容易去。


　　姜英爽：那官职相对比较高的呢……


　　王利平：这个因人而异，在我们省级党校里，处长占主体，科级干部也有，包括县里的一些局长、团委书记等，特别是县处级干部之中，还有实际工作岗位的一些同志，他们感触比较多，确实感觉工作难做。


　　姜英爽：就是说越来自于基层的干部感触就越多？


　　王利平：那当然，我们中国的矛盾，极大多数都集中在基层，越基层的就越知道矛盾问题的凸显，一个是尖锐程度，一个是他们处理矛盾过程中的苦衷。


　　姜英爽：他们会不会告诉你一些他们的困惑或者是矛盾的地方？


　　王利平：嗯，比如说在我们有时候开展的讨论课中，他们也确实讲得比较深刻，比较实在，就是讲真话。


　　姜英爽：你觉得是普遍的讲真话的多，还是一个人讲真话会带动一批其他的人？


　　王利平：党校内部的讨论，外界参与的很少，甚至是没有参加过。应该来讲，学员在教学过程中每个学期安排一两次讨论，老师根据讨论的题目分不同学科参与讨论，我的感觉来讲，是相当比重（百分之六七十以上）的学员还是说真话。


　　姜英爽：那你喜欢怎么样的干部？


　　王利平：我喜欢的干部一是要正视真问题，敢于说出真问题，而且用理性去思考这些真问题，权力的责任感要明显地体现出来。


　　例如说：你在基层工作，那很多人就觉得，我只要服从命令，按照常规的程序来运转就好了。很多人会把所有的结果，所有发生的问题都推给体制，实际上体制是每个人构成的，每一个人（应该）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我们也不是期望每个官员大张旗鼓去改革，在中国这个庞大的体制下这是不现实的。我只期望作为一个官员至少要知道，你还有良知，你还能够知道中国的问题所在，你在你的范围之内你能恪守底线，一步一步的点滴累积予以改变。


　　姜英爽：也就是说既要知道方向，还要面对现实。


　　王利平：对，作为一个官员你应该明白什么是潮流所在方向所在，如果这你都还不明白，那没有理想的权力，最终肯定会褪化。所以在党校那些能够说真问题，能面对困境，能思考问题的官员就是好官员，至少他能够思考问题，那些根本不思考问题不想问题的，想想多可怕。


　　想让官员更加理性认真思考一下公民权利问题，有助于社会矛盾的解决，不至于进入一个怪圈、困境


　　姜英爽：有些干部把党校学习当成一种上升的契机，你是如何看待党校对一个干部的培养？


　　王利平：我认为意义很重大。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党校，应该定义为党的高级学府，作为一个高级学府它非常注重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修养和执政能力，包括权力观的培养。通过党校的学习，应该“播种观念，转变官念”，执政党要从原来革命党的思维转成真正的执政党的思维，这就是政党转型，这样才能够推动整个国家的制度变化。党校的讲坛，面对的是手执权力的掌权者，他们手中的权力或大或小或多或少，党校老师能利用好这个平台，至少要从某种意义上对社会起到一个推动作用，因为中国的掌权者他们手中的权力还是能够影响很多事情。


　　姜英爽：这是你自己努力向你的学生们所灌输的……


　　王利平：对。（这是）我努力要在党校做的事。


　　姜英爽：你在党校13年了，你觉得你所面对的官员有什么变化？


　　王利平：现在官员越来越年轻，学历层次越来越高，这个是现代官员的特点。


　　姜英爽：那与此同时他们的思想呢？


　　王利平：同时带来的就是他们思想的开放。上世纪60年代以后出生的官员，官员的开放度、思想的活跃程度、对问题的认识程度，事实上跟原来比都有明显改善。比如，在党校课堂上有很显著的特点，学员会给老师打分的，我在党校总共开了六个专题，有《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公民权利的演进与展望》，《维稳与维权的困境与出路》这是我今年新增的专题，还有一个是《宪政视野下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变迁》，我们已经进入执政困境，我们该怎么样思考问题，还有《物权法与公民财产权保障》等。


　　姜英爽：我感觉你这几个课题，都是目前社会矛盾比较尖锐凸显的地方。


　　王利平：对，都是比较尖锐凸显的。我还有一个专题叫《和谐社会与法治建设》。


　　姜英爽：这几个课题决定了你的学生一定是感兴趣的。


　　王利平：事实上是基于我对问题的认识，对中国社会现状的认识，我感觉到这些问题必须给官员讲，也必须讲清楚。所以我在报专题中是有思考的。


　　姜英爽：你有做过调查研究吗？


　　王利平：我的调查研究有日常调研，还有就是基于对整个社会矛盾的分析判断，我感觉到官员对这些问题的正确认识和比较好的把握，有助于社会矛盾的解决，执政不至于进入一个怪圈、困境。比如改革开放30年来的公民权利崛起，事实上人家都讲经济奇迹，我跟官员讲，奇迹固然重要，是一种成绩的体现，但是你去考察世界各国，国家最终的崛起，持续的发展，是公民权利的崛起。


　　姜英爽：目前，考核一个官员的成绩还是以GDP和地方经济的发展来衡量的。


　　王利平：所以说在这种大家都热衷于GDP、热衷于这种政绩观的考核的状态之下，我就想让官员更加冷静、理性一些，认真思考一下公民权利问题，认真思考一下你在追求GDP的同时，社会矛盾丛生。但社会矛盾丛生的背后是什么？是很多公权力不受约束、对公民权利的侵犯，这样各种各样的矛盾，这种矛盾也让我们的执政进入困境。


　　姜英爽：你面对的这些受众，很多都是当时的执法者，或者政策的解读和执行者。


　　王利平：应该讲大多数都是执行者，省一级党校大多数都是执行这些政策的人，所以我觉得应该认真去思考。为什么呢？在党的一级学府里面，如果没有人去讲这些东西是不应该的。而且我们执政党不去考虑公民权利，那也是不应该的。其实我的所有专题合在一起，唯一的就是要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保障，这本身都是宪法性的义务，也是我们执政党的执政目标啊！对于我讲课中提到的吴萍等三位女性，体现她们面临强拆的各种不同的命运。


　　姜英爽：你还记得当时讲课的场面吗？那一批主要是什么干部？


　　王利平：基层干部，就是科一级的，当然也包括省一级的一些机关里的科级干部。他们对于目前维稳的困境有比较切身的体会，因为其实科级干部在基层实际上就是亲力亲为的办事者。


　　姜英爽：我们在采访里面遇到的求助最多的也是上访的，维稳确实是现在基层干部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你了解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王利平：我举个例子，前段时间一个镇长来找我聊天，说他们当地一批群众去北京上访，被接访的接回来了。回来之后没有立即回村里，十来个人到县里去每个人买了一桶油，提回村里去了。村里其他因为这个事情没有去上访的群众就觉得很奇怪，怎么都提着油回来了？他们说这个是政府发给我们的油，政府不仅没有……还给我们发油了，还给我们买了回来的车票。结果那些没去上访的一听，这么好？结果也去了……说实在的我们这种基层治理已经把大量的精力耗在这个上面去了。


　　要做执政党的良心作为执政党高等学府的老师，你面对各级官员，如果你都不讲真话，你能期望官员跟你讲真话吗？


　　姜英爽：他们经常向你说他们遇到的困境吗？


　　王利平：有，特别是基层干部。很多完全可以在基层解决的问题他们非要去上访。我用我自己的理解，包括我的观察、研究来说，现在制度化解决矛盾的渠道要么被堵塞，要么就被弃之不用，甚至部分公民不想用。为什么不想用？因为我们制度化解决问题的能力，确实有很大问题。


　　姜英爽：这也是执政的一个困局。


　　王利平：这个已经产生了比较严重的问题。作为执政党的高等学府不能再回避研究这些问题，不能再不去讲这些东西。


　　我有一个观点，如果说知识分子是民族的良心，党校老师应当是执政党的良心。作为执政党高等学府的老师，你面对各级官员，如果你不能起到良知的作用，想想看，你都不讲真话，你能期望官员跟你讲真话吗？


　　姜英爽：你这样的老师在党校是主流吗？


　　王利平：我真的不好说是不是主流。我只希望我的行动，我的课程，包括我的言论、话语，可以影响更多的人。


　　姜英爽：这么说当党校的老师还是很有意义的？


　　王利平：是，我以前在司法学校当老师，后来在党校当老师。我认为党校与高校的重大区别在哪里呢？它面对的是各级掌权者。


　　姜英爽：影响面更广。


　　王利平：当然。中国这个社会，权力在这个体制之下，还是能影响很多事和人的。而对于掌权者来说，他的这种认识以及底线的把守，事实上对于整个国家的治理来说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我们虽然是强调法治，但是你要知道，事实上都离不开具体的人。所以我们讲作为一个国家的官员，各级掌权者，他们内心底线的把守非常重要。


　　姜英爽：作为党校老师，利用这层关系为自己谋福利应该也是比较容易的吧？


　　王利平：你这个问题问得很有意思，可以这样讲，因为党校教师面对各级官员，你如果跟各级官员交朋友，不说谋私利吧，来获得自己发展的空间还是不难的，但是，你是用这个机会来为个人的发展做一些努力呢，还是利用与官员思想交流的机会去改变、促进官员心灵深处的东西？这就是（看）一个教师的价值追求。


　　姜英爽：你的答案肯定是后者，是吗？


　　王利平：那当然。所以我非常精心地准备我的每一堂课。


　　不要怕回避真问题我们不讲假话，但允许讲错话。党校这个课堂上应该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姜英爽：你认为做党校老师最关键的是什么？


　　王利平：我觉得在党校授课的老师，本身要对社会问题有自己的判断，同时要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学员听完之后才会有收获，你不能发牢骚，发泄不满，切忌切忌！


　　姜英爽：或者说只能点出问题的不是一个好老师？


　　王利平：不是一个好老师，甚至包括带着你发泄或者愤世嫉俗的情绪来上课也是不应该的。你要记住一点，你的对象是手握权力的人，你千万别在你的课堂中让他们感觉，你是在跟他们搞对立，好像这个社会的问题都是他们造成的。你要记住，在课堂上，你是在用心灵跟他们交流，你是要让他们内心有触动、震动和思考的可能性出现。党校的学员跟高校的学员不一样，高校学员是世界观、人生观还没完全定型的学生，党校的学员他世界观、人生观已经成熟了。


　　姜英爽：他们的改变更难是不是？


　　王利平：我觉得你都不要抱着改变他们的想法。你只要强调怎么样提高你的授课技巧，（让）他的内心真正产生一种微妙的感觉。


　　我的目的是让他们认真思考下这些问题，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执政党，应该朝着哪一个方向，哪一个潮流，哪一个目标去发展，这才是出路。而不是湮没在琐碎的、大量的繁杂的工作中找不到方向，让他们在处理工作时有一个停顿，去思考一下“我到底在干什么”，这对执政党的各级干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姜英爽：你在讲课前的那番“允许说错话，绝不说假话”的声明是什么意思？


　　王利平：我的意思就是说，第一，我是在理性地探讨和研究问题，我们不要怕回避真问题。我们不讲假话，但允许讲错话。每个人不是神，包括一个政党、组织及个人，都有说错话的时候，你不能用领导的发言稿去苛求一个教师的授课，保证不出错，这就不是思想自由的表现。


　　党校这个课堂上应该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要解放，实事求是地面对问题，这才是执政党有活力的表现。就是说，党校老师你敢这样子去面对问题，说明执政党就是有活力。


　　姜英爽：你当时发表那个声明时学生很意外吧？


　　王利平：其实，我在每个班第一次上课的时候，他们都觉得耳目为之一新，这个老师怎么这样子？


　　姜英爽：其实你并不是偏激和激进的人。


　　王利平：那不是。应该来讲我对我所从事的事业有激情，我曾经跟同事说，当好党校老师不容易啊，你既是导演，还是剧作家，还要是演员。一来你是导演，要精心地进行谋篇布局，要想办法从心灵上触动学员，要思考这些问题；二来剧本，你的选题内容，怎么样才有震撼力；第三个，还要懂得怎么好的讲出来，就是演员的角色。所以说要导演、剧作家和演员三者合一。


　　姜英爽：你认为党校的改革和建设，应该更多注重哪些方面，更多发挥它的作用？


　　王利平：那当然就是要为教师授课、教学、科研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让老师的思想更为解放，以现代公民的心态去做好一个党校教师，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落脚点。我们的课堂上其实最重要的是，观念的播种，观点的转变和革新。因为各级官员进入到体制中间去，又组成这个体制本身，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把他看成不是一个常人的状态，那是不行的，你要将心比心，用人的良知，去改变他的观念，去触动他的心灵，这些干部如果观念能够不断更新，这个变化就会慢慢显示出来，事实上这个社会进步也是慢慢来的。


　　维权才是维稳的新出路千万不要把维权的公民当刁民，甚至敌对、对立。你敌对化他，刁民化他，就是激化矛盾的表现


　　姜英爽：私下他们向你请教最多的是什么问题？


　　王利平：比如说基层的干部，我现在普遍感觉到他们在治理中间是处于困境，维稳与维权的困境特别突出。


　　姜英爽：这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


　　王利平：确实是他们比较关注的问题。你要讲这些干部有没有在思考？其实他们也在思考。


　　姜英爽：比如拆迁这些带来的？


　　王利平：当然包括拆迁，还有一些基层中间的一些矛盾，比如刚才举的那些例子。实际上他们本身也觉得这些是一个问题，但是他们很难感觉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姜英爽：那你给他们开的方子是什么？


　　王利平：在维稳与维权的困境里面，我给他们讲了几点，出路在哪里。我说出路之一，就是维权才是维稳的新出路。你维好别人的权，别人自然也就稳了，不然人家干什么要不断去上访？


　　你首先要把真正需要维权的人维好权，那为了上访而上访的就变成极少数了。这时候上访的问题用制度化渠道把权利给维护好了，大的环境其实就慢慢地会发生变化。


　　姜英爽：那基层的干部能做的要做的又有哪些呢？


　　王利平：我现在感觉就是无力感，他能做的就是要把稳定维好。他们也感觉到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事实上是什么问题呢？那我们就是要让基层的这些干部们有个理性的思考，我在《维稳与维权的困境》中也举了很多别的地方的例子，你千万别把那些维权的公民敌对，不能把他们喊成刁民。你敌对化他，刁民化他，就是激化矛盾的表现，你应该理解他。


　　姜英爽：你在讲课中也努力让他们意识到自己首先也是一个公民，这样才能当好一个父母官。


　　王利平：你讲得对，我就跟他们讲了，你要记住一点，你要理解好，你千万不要把维权的公民当刁民，甚至敌对、对立。你要让他们知道，一旦自己跟体制发生碰撞了，就会发现，也是个孤立、无助的弱者。


　　姜英爽：或者说这些官员比较少意识到这一点。


　　王利平：对，你要让他换位思考一下。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我是让他回到他是一个人的角度去考虑，而不是一个手握权力的官员去考虑。他想这事肯定不会落到我身上，我才不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认为这种人应该给他维下去。


　　姜英爽：从你了解到这些官员他们遇到的问题身上，你也发现实际上很多官员他们是比较难做到这一点的。


　　王利平：是这样的。


　　姜英爽：要扭转他们的观念是比较难的吧？


　　王利平：那当然。所以说我就要想办法怎么样更好地把那种观念扭过来。实际上就是让他们体会一下，如果他是维权者，他们的感受是什么。我就举了两个例子，比如湖北法官冯缤的例子。事实上我们也感到一种无力感，但是无力感并不代表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呢？我给自己定位在，我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把我自己的责任尽好。我不期望明天就能发生变化，我做一辈子，我只要在这个讲台上，不断地讲下去，总会有它好转的一天，这个我是坚信的。


　　怕的是不争论对于公民合理合法的权利，我们一定要维护好，而不是把他的合理诉求压下去


　　姜英爽：那天你的讲课甚至引起学生激烈的争吵和辩论？


　　王利平：对，我说，如果我们一些执政者掌权者还不能善待公民的维权，就会把公民逼上极致，就是你把制度化的通道堵掉了，你硬给他压下去的情况之下，他最后（只能）以身体维权。我就说作为执政党来说，对于公民合理合法的权利，我们一定要维护好，而不是把他的合理诉求压下去。

　　压下去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制度化的渠道走不通，那就走非制度化渠道，制度化渠道以外的情绪发泄。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就会出现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情形，就是破坏性的，不是良性运转的社会。结果那个公安局副局长说，不可能，这是媒体放大。


　　姜英爽：他认为没有这么可怕？


　　王利平：对，他认为没有严峻到这个程度。然后省委办公厅一个处长马上跳起来，如果要拆到你家里，看你怎么办，现在矛盾这么尖锐，你们麻痹大意。那一幕争吵，当时我在上课的时候，我一下就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


　　姜英爽：你看到这种反而觉得比较欣慰是吧？


　　王利平：非常欣慰。说明我们的干部在思考，被触动，才会争辩。不然的话，你想想看，如果讲什么大家都无所谓，你讲你的，我还是我的，那多可怕。


　　姜英爽：你怕的不是争论，反而是不争论是吧？


　　王利平：对，我怕的是不争论，怕的是没有一种正常的反应。但我不相信他们真的麻木了，其实更多的时候如果他们没有触动，我想可能是我的授课技巧有问题。我认为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老师。实际上我就是这样尽力去打动他们，这是第一重要和关键的。没有学员不爱听的课，只有老师讲不好的课。


　　要有试探底线的勇气党校讨论无禁区。越来越不敢去讲的情况是，你的尺度会越来越小


　　姜英爽：你害不害怕说错话？


　　王利平：所以我说不要害怕。第一基于你的前提和出发点。只要我的出发点真正是为了这个执政党好。第二你的心态是摆在什么位置上。如果你现在是功利的心态，把它当成跳板，我要去当官，那你就会很紧张，因为不能越雷池半步。我已经摆脱了这种困局，我想清楚自己想要的和追求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你问得非常好，这也是我时常在思考的问题。我时常在想，我在党校能够讲到什么尺度。我用一句话来讲，其实我们这些人都在做思想的冒险。这个冒险，需要你去冒，才知道它险不险。


　　姜英爽：或者说不去冒险的话，你怎么知道它的底线在哪里？


　　王利平：知道底线在哪里，第一你一定要有试探底线的勇气。如果你连试探的勇气都没有，不仅你的圈子会越来越小，还会自己把自己吓死，事实上这个问题我觉得很重要。比如我讲课的个人声明，讲了这么多年，学员们已习以为常。


　　姜英爽：这是你保护自己的一个方法吗？


　　王利平：我先给你讲清楚，我是讲真话，但我可能讲错话。讲错了话我们要理性宽容地探讨，你不要给我扣帽子，这个没必要，我先给你讲清楚，你要给我扣帽子我就不讲了。


　　姜英爽：就是丑话讲在前。


　　王利平：事实上在中国社会应该要学会智慧地生存。一要去探底线在哪里，然后要记住一句话，这句话是我想了很久讲出来的：言论的尺度的扩展，是靠自己的言论去赢得的。


　　你想想看，越来越不敢去讲的情况是，你的尺度会越来越小，而且你讲一句常识都会石破天惊，都会让人感到不可想象。因为大家都不讲常识了，把自己应该讲的话都退到了极致，才会出现讲常识都会石破天惊。所以说，言论尺度的突破，靠的是言论本身。你要敢讲啊，善于讲啊，用好言论的艺术，这很重要。所以要研究这些问题，在党校课堂上，我也在琢磨讲课的底线在哪？合适不合适？能不能这么讲？


　　我在党校课堂上还讲了，党校讨论问题无禁区，但宣传有纪律。我对学员说，你们进入到党校课堂，你们不是宣传对象，宣传是向党校之外的人，这个是有纪律的。在党校课堂里面，学员跟我实际上就是共同研究探讨问题，这个没有禁区，学员没有禁区，我也没有禁区，事实上应该是这样。


　　姜英爽：是不是在这方面你已经放下了，所以你就不会担心失去什么，或者说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王利平：对，我本身就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南都首席记者 姜英爽 实习生 李雯洁、方万

来源: 南方都市报深度周刊

碧琼子：说说文革那些荒唐的理论（上）

一位朋友早年毕业于湖南师大，文革中曾是当年著名的“高司武工队”的骨干成员，并曾因此入狱。出于对文革的深恶痛绝，我零零碎碎地在做一点文革民间反思和研究，便请他讲讲当年故事。他说到他们的组织当年在被中央宣判政治死刑后，曾一度准备退到湘潭的大山里去打游击。知道某某部队的正规军架起枪炮，要对他们进行武力围剿时，方才缴械。


我吃惊得睁大眼睛，“说：“既然中央已经把你们彻底否定了，为什么你们还要顽抗？”他长叹一声说：“唉，你不知道当时有一个‘两个司令部’的理论……”

处于常态社会的人们，对文革中人们的一些反常的疯狂举动，实在无法理解。都疯了么？一些本来坐在树阴下朗读外语，编织着天边的玫瑰色梦的文质彬彬的学生（例如高司武工队，其成员就基本是大学生），一些拿惯了钳子扳手锉刀的老实本分的工人，一时间却蜂拥着去抢夺军队的枪支弹药，去参加真枪实弹的武斗，浪掷自己的生命和鲜血……


但那些毕竟都发生了。留下重庆歌乐山的红卫兵墓园，留下数亿百万计的找不到归宿的冤魂。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当我们把事情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考察，就会发现，当年，孵化和鼓励当年那些疯狂行动的，有一整套坑人的邪恶的文革理论。


让我们撮其扼要略作列举和简析。

一、所谓“两个司令部”的理论：


意思是说，党内除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外，还另有一个与之对抗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切镇压群众的行为都是这个司令部所为，而毛泽东是坚决反对这个司令部的。此理论源出自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第一张大字报》：“……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在这段话里，毛泽东明确地指出，党内存在另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并且把前一段运动（“五十多天里”）中镇压群众的现象，巧妙地推到了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头上--事实上，这五十多天的运动，完全是按照历次运动的惯例展开的。在此前的1964-1965年开展的四清运动，早就是把矛头指向群众和广大基层干部，”镇压群众“，打击一大片。而这些做法，曾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肯定，被总结成”桃园经验“广泛推广--于是，这张大字报就成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党内走资派“的总动员令、基本理论和纲领。而应”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运而生的造反派，自然而然的以此为行动纲领，成为在以后的运动中指导自己行动的基本理论依据，并逐渐变成在运动中认识问题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

既然党内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而在运动中，各省市地方官员，各军区军分区基本都被红头文件批示”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那么他们也就理所当然的被看成是’资产阶级司令部”，至少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造反派，在运动前期中期，大都受到中央领导人以致红头文件的肯定，这些自以为拿到了令箭，对政治斗争一无所知，又对毛泽东崇拜有加的的家伙，渐次的就会陷入这样的思维窠臼：得势，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极大支持”；失势，受挫折，遭打击，以致被镇压时，就会认定“这是资产阶级司令部”之所为，“我们要用生命和鲜血保卫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这就是已经面临灭顶之灾的湖南“高司”，竟然打算退到湘潭的大山里去打游击的原因，这也是广西“422”面临全面围剿，仍浴血反抗，直到看见自己面对的是正规军，方才举出白旗，却已不被受降，还不知底里的原因，是南宁展览馆的那些冤魂，死到临头，还在墙上用鲜血涂下300多个“忠”字的原因--他们的胸中还揣着一腔正气呢！

是这一堪称万恶的理论，从思想上武装了造反派，利用了造反派，

把他们引向疯狂，又诱使他们自蹈死路。

党内有两个司令部吗？没有，至少是当时没有。就是刘少奇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对毛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趋之犹恐不及呢！“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是由他首先提出的，运动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收到毛高度肯定的四清工作经验的延续……不好听的说，假如文革中党内真的有个什么其他的司令部，出来牵制一下文革的疯狂行为，国家民族的损失也不至于那么大。

当然，在不同时期，针对许多问题，党内的不同看法肯定是有的。毛自己不是也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么”？


发扬党内民主，今天仍是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任务。发现一点不同意见的苗头，就欲置对方于死地，甚至蛊惑不明真相的群众，不惜搞乱整个国家，是什么行为？


二、“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则不能矫枉”


语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这是对过激行为乃至暴力的煽动。文革伊始，驯良的国民，虽然不少人曾经从书上看到过“戴高帽子”“游街”之类的事，但大多系隔着历史的远观，极少人看过实情，知道真相。一旦真有人抓了自己的老师，校长，父兄，同事……戴上高帽游街，大多是接受不了的（笔者首次看到母校的党委书记被游街，就不忍正视，难过的躲到路旁的小树林里）。但“这是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要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则不能矫枉’，群众的过激行为是必要的。”在这一理论的蛊惑引诱胁迫下，“内心的同情心被一点点挤掉，善良被一寸寸压缩，暴戾之气如野草般生长。


与此理论配套的是大批”中庸之道“，讥讽排斥”中间派“，”要革命的就跟我们走，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客观，理性，公正，平和的思考被打入灰色地带，常识成为保守的代称，”温良恭俭让“是资产阶级的别名……极端成为时尚，暴力赋予了美丽，人甚至会为自己理性温和的话语和行为感到羞愧，只能在盲目中随着狂热的浪潮狂奔，冲击会场，查封报纸，抄家抓人，游街示众，枪枪武斗……人被绑在了疯狂飞驰的巨轮上，停不下来。


三、“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这也是风靡一时的文革纲领性理论。源出自毛泽东的那条著名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此话不但高音喇叭日夜反复播放，而且被谱上曲子唱，编成舞蹈跳。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一定还记得当年一排排，一群群的红卫兵，在舞台上一边声嘶力竭的高喊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边叉着腰，把脚跺得舞台摇晃，尘土飞扬的情景。在这种语言暴力的强势灌输下，这条最高指示人尽皆知，耳熟能详。

任何一个概念，都应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任何一句口号，都应对时间，地点，背景，对象，等作出具体分析。究竟什么是革命？和平时期倡导的“革命”，要不要受法制的制约？但当时，是绝不允许对“最高指示”有丝毫的疑议的。稍有越轨，大牢伺候，甚至需要交出你的头颅。于是，这句口号煽动的就是一种盲目，一种狂热，他给了各种反常识，反常理，反常规，反常情的疯狂情绪暴虐行为以合理的理由。只要你自诩‘革命“，那么就”造反有理“，其行为无罪。

在严密的意识形态专制下，不容置喙的提出这么一个口号，它的指向是明确的，那就是需要一种摧枯拉朽的群众运动的狂飙，去席卷他的政治对手（哪怕是潜在的，假想的）。于是，暴民应运而生，许多瞻妄暴虐，甚至骇人听闻的罪行，堂而皇之的出现。一个极端的例子。1968年的武鸣县，几个看守被批斗教师的红卫兵，将一名教过他们的数学老师杀害并残忍的吃掉。1983年”处遗’(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他们被收审。

审查人员问：“这位数学老师教过你们吗？”

“教过。”

“他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地方？”

“没有。他对我们很好。”

“那你们为什么……？”

他们竟理直气壮的回答：“革命呀！”

“革命”竟成为吃人的理由！正如一位名人所说：“革命，革命，多少罪恶假你之名！”


四、“大乱才能大治”

全国大规模武斗开始后，毛泽东说：“乱一乱怕什么？大乱才能大治。”（林彪工作日记）


这直接给已经陷入疯狂的群众火上加油。当时群众已经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两派又都认为自己是忠于毛泽东的，这使他们对自己的疯狂行为充满虚妄的正义感。而权力这时又已经开始腐蚀部分群众组织的头头，那么既然“大乱才能大治‘，我正义在胸，真理在手，不闹个地覆天翻，怎能善罢甘休！


所谓‘大乱才能大治’，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长治久安的国家和社会形态形成的规律。

中国历代农民战争后，诚然是会建立一个新的朝代，但这个新朝，除了建朝伊始鉴于前朝覆灭的教训，会对百姓的统治稍有放松之外，从国家体制到统治阶级的管理措施，都多系前朝翻版。百年，几百年，甚至几十年后，他们又会重蹈前朝覆辙，被新一次农民起义推翻。历史，几乎是在同一个层面循环。新朝的建立，完全不是什么大治。

而在每一次农民战争之后，都会造成生产力的极大破坏，往往赤地千里，民生涂炭，百姓卖儿鬻女，甚至易子而食。如秦末农民战争后，汉代初期，天子出行，都已配不齐六匹同样颜色的马。（贾谊：《论积贮疏》）民生凋敝到了何种程度可以想见。

而世界上那些真正长治久安的国家，是那些国富民强，社会福利制度完善，人民幸福指数高的民主国家。他们的宪政民主由初建到成熟，经历的是一个让人民拥有权力，国家管理者和民间互动，不断改良的过程。例如，选举权由原来的有财产限制，到一人一票；用针对富人的高税收制度，抑制贫富悬殊；建立完善的福利制度，惠泽穷人，达到共同富裕的和谐境界。言论自由，思想多元，使社会弊病得到不断揭露而不断改革，走向完善。完全不是什么通过“大乱”的手段。


五、“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这是林彪的语录。原话是：“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这既是赤裸裸的思想专制，又是不容抗拒的行政命令。它直接剥夺了具有和动物有本质区别的有思维能力的每一个活人的思想权利。不容思考，不容置疑，不容分析，不容辨正。在没有思考，质疑，分析，辨证的情况下，在那个“史无前例”的时候，那些年轻的学生、工人和市民生活的时代，历史在头脑中一片虚无，过往的思想文化资源一律被指斥为“封资修”，没有接受过人类任何其他有益的思想传承，剩下的就只能是盲目，盲从，谵妄和疯狂。只能被裹挟着，往极端的路上狂奔，打了鸡血般的去做那些平时借个胆子给他也不敢做的事儿。

与此配套的，有另一条林彪语录：“在需要牺牲得时候，要敢于牺牲。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这是给需要为之送命的人准备的一支高浓度激素和鸡血。我想，当年那些武斗中赴死的红卫兵。工人，那些年轻的生命，血液沸腾，血管贲张，慨然饮弹的时候，头脑中出了那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天条之外，血管中也会沸腾着这一针激素和鸡血。

以上几条，仅是从利用和煽动造反派的角度所取。坑爹的文革理论还有不少。下篇再从其他角度列举之，简析之。

作者:碧琼子，来源: 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