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腐化，是当今社会的万恶之源，它带来了人为的祸患—— “血浆经济”泛滥! 20年来“血祸”带着艾滋病病毒，悄悄地降临到中原大地，夺去了鲜活的青壮年们的生命! 留下孤寡老人和未成年的孩子，无依无靠，哭天抢地，让人触目惊心。
1996
年4月7日，我在外医院会诊一例患肿瘤的女病人巴某，发现在她腹壁上生有“卡氏肉瘤”。调查疾病的原因，发现她是因手术输血而感染了艾滋病。她输的是医院
血库的血，而艾滋病病毒感染了血库。问题很严峻，感染者也绝非巴某一人，我出于医生的同情心，想找出污血的来源，却万万没有想到污血来源的背后黑暗的内
幕！
经
过3到4年的访问调查，我得知自80年代初，官商勾结在中原大地办起“血浆经济”，到90年代己造成千百万青壮年农民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和死于艾滋病的大悲
剧！当地政府官员哄骗农民卖血，抽血后除去血浆，把血球加入盐水再输回到卖血者的体内。在制作过程中，很多人的同型血放入同一个离心器内，摇动时混在一
起，造成艾滋病病毒的广泛传播。在一些地区，如上蔡、新蔡、拓城、尉氏等县，60%以上的青壮年农民参与卖血，其中，有60
%以上的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当我走进后杨村庄时，这一天之内，竟有六个村民正在下葬，都因卖血感染艾滋病而死。这个村有一半以上的人家在大门上贴着白
纸，表示近年家里有人过世。真的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惨案。
民众怨言载道，有县官却说：“这是怪病，不要往外说，影响咱们的地方声誉，你们不用怕，没关系，两年后这些人死完就没事啦！”真的吗? 请看以下报道：
1995
年王淑平医生收集各地409份血浆采品，用四家不同试剂做艾滋检测，结果HIV抗体“阳性”反映都在13%上下。这一数据说明血库存血受艾滋病毒污染严
重……同年底，王淑平带着十份血浆标本去北京拜见预防医学科学院院长曾毅……并获支持检测16份血浆标本。结果13份HIV抗体“阳性”，3份不确定。
王淑平说，河南估计有400
个血站，关掉了378个。全国血站可能有一万个，一个血站的献（卖）血人以一万人计，全国献（卖）血人数应达一亿人。保守估计减半来算，献（卖）血人就有
五千万，以10%的感染率算，透过血站感染艾滋病毒者即有五百万！此外，输血感染、血制品感染还无法预计。常用白蛋白的空军部队医院已有发现HIV感染
者，但没有人敢于公开报道……（见香港开放杂志2010元月号）。
1995年至2002年，武汉中南医院桂希恩教授深入河南省驻马店地区农村作过百例以上的病案调查，结果显示卖血人员艾滋病病毒的感染率在60%以上。
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我接触了很多的艾滋病病人，每当走进农户，经常见到的是60-80岁的老人和10岁左右的孙子和孙女(图1)，也会有躺在床上的重病人(图2)，老人生活无着，见人就哭(图3)，诉说子女被艾魔掠走了，长眠在荒野坟莹(图4)。
图1 高耀洁（右二）在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和两个艾滋孤儿（孔令飞7岁、孔令嘉5岁，
他们的父母因卖血感染艾滋病死去）和他们69岁的奶奶合影。
图2 2001年，高耀洁（左）探望河南省新蔡县闫洼村
因卖血感染艾滋病晚期的病人崔晓庆。
图3 一位年过八旬的孤寡老太，她的两个儿子、一个儿媳、一个孙女
都因卖血感染艾滋病而死，她见人就哭。
图4 艾滋病疫区田野间出现的新坟，数不胜数。
此
情此景，让目击者，始而惊、继而怒、怒而恨、恨而悲！艾滋病疫情如火如荼，迫使我自费印刷预防艾滋病知识的宣传材料和书籍，同时大力开展救助工作，把食
品、衣物(募捐来的)、对症治疗的药物等，多次送往艾滋村。给病人钱或通过邮局寄钱，少则100元，多则500元人民币。2001年春节，我给八个艾滋病
病人每人寄去100元，半个月后四张汇款单退回，上面写着收款人己死。同时我也尽心尽力地救助失去父母亲的艾滋孤儿，给他们缴学费，让他们复学，帮助无依
无靠的孤儿找人家领养。自始至终我从没有向政府或其他慈善单位要过钱，也没有接收过其他方面的捐款，一切开支均来自我个人的积蓄、工资、稿费、奖金等，先
后共花去一百多万元人民币。使人不解的是，每次送给病人或其家属衣物、食品、现金等等的时候，对方总是会说：“感谢党.感谢政府……”让人深感无奈!
2000年3月18日，我带三箱对症治疗的药物到艾滋村，很多病人排队看病领药，仅两个多小时药就发完了。其中有个叫程彦军的艾滋病病人说：“我病一年多了，发烧，腹泻每天十多次，没有钱买药治病”，他拿到我给他的药之后问我：“大夫，是不是毛主席叫你来的?”
我无法回答，他连问三遍，我只好说：“你快去吃药吧，多喝些开水” 。程走了，我却很伤心！
那
次在艾滋村我们拍了30多张照片，回到郑州的医院后，被医院的杨院长没收了。她说：“艾滋病属于机密，你们拍这么多照片，让记者看到还得了”，从此，为方
便我的工作，我买了照相机学照相，同时请来朋友教我学电脑。难道说医生救病人有罪吗？我要继续开展预防艾滋病和救助病人的工作。
政
府在艾滋病疫区极力掩盖真相，不让任何人揭发。官员们怕影响他们的政绩和官位，因而凡是进入艾滋村者，必加以阻挠，轻则赶走，重则拘留审查。中央电视台十
台记者武卿被诬陷为假记者，五花大绑并被关押了七个半小时。他们把志愿来救助病人者，说成是来捣乱的坏人，并且奖励那些报告陌生人来访的村民：抓住一个来
访的人，便奖给村民50元，特别是为了抓我，悬奖500元人民币。2003年4月13日，我和杜聪、高燕宁三人进入河南省拓城双庙村，刚进入艾滋病病人
家，就发现异常情况，不少人看来看去，低声耳语，我们快速离开，车子刚出村，驶入公路，30多名警察来抓我们，但未能得逞。
同时官员们也监控了我的电话、电脑、有人跟踪我的行动，在我住所的前后安装了四个监控摄像镜头，禁止我接见记者，还说我被“反华势力所利用”。那些摄影机镜头不会撒谎，这么多艾滋病受害者照片的实例，到底是哪个“反华势力”造成的恶果？
至今，16年过去了，保守估算，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与艾滋病病人死者的总人数，应在千万人之上。
2011年，“世界艾滋病日”中国官方显示：中国大陆艾滋病死亡人数，正在大幅度增加，己经成为传染病死亡的“第一凶手”，2011年死亡病例是2006年的十倍多，从2008年开始艾滋病死亡病例己连续居传染病榜首。
根据历史经验，我认为中国官方艾滋病日显示的数字，肯定不实，总是少报、虚报，隐瞒真实的艾滋病疫情。
2011
年11月30日《新民晚报》记者俞陶然报道， “隐艾”，“男同娶妻”
频致悲剧。有人明知自己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他隐瞒病史，把艾滋病病毒传染给他人的事件时有发生，上海杨绍刚律师建议：“针对这种情况，应设立故意伤害
罪……”他还说：“个人认为有必要恢复强制婚检”。
2011年1月11日，郭云凯先生来信说：河南省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收治艾滋病病人的病区用的是一层楼，去年增加为两层楼，马上要扩展为三层楼。
在全国各地收治艾滋病病人的医院，都反映艾滋病病人住医院病人数剧增，多是输血感染的艾滋病患者和通过母婴传染的几童。艾滋病的潜伏期一般为5-10年，90年代“血祸”的感染者，己到了发病期，在他们的潜伏期内不知又传染给多少人！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2012
年3月2日，北京关注艾滋病疫情的活动人士(他不敢露名，我了解他，此人不说假话)来信说：今天(3月2日)
河南输血感染艾滋病者，有百位病人，来到北京最高法院上访……河南省驻马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医务工作者尹小莉因职业暴露感染了艾滋病，单位不管，求救无
门，治疗无保证，己离婚，她第一次来北京反映冤情。
还有不少人反映，得到“四免一关怀”的艾滋病病人不到10% ，防艾经费层层贪污，河南省上蔡县党委杨书记，贪防艾经费半个亿，己成了远近闻名的“杨半亿”。
新蔡县东湖村村民拿着当年的献血证后悔不已，却欲哭无泪。
《
时代周报》（178期）记者 石玉 实习生 黄宾 发自郑州
集体上访
4月17日中午，42岁的杨芳（女）蹲坐在位于郑州市郑东新区的河南省政府南大门旁。她的身边，挤满了与她同样神情抑郁的人。他们或蹲坐或站立，大多衣着褴褛，旧式夹克布满油污，脚上的胶鞋沾满泥土。
这是一群沉默的人。有的目光虚弱，浸透着怨艾；有的眼神中布满阴霾，裹挟着愤懑。没有标语，也没有横幅。这也是一群特殊的人，他们绝大多数是河南省上世纪90年代采供血和输血导致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余的，是他们的家属。
在距郑州100-300公里外的家乡，邻居们甚至也不知道他们的真实病情；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一起站在这扇大门前。
杨芳和丈夫是信阳某县农民，1995
年曾在信阳血站有偿供血。2004年，河南省进行HIV全面普查时，两人均被检测出感染艾滋病毒。2011年10月，丈夫过世。杨芳租住在信阳市区，丈夫
去世后，她的身体每况愈下。她不识字，只能干体力活，而现在，她已经没有力气做事了。除每月70多元的低保，她没有任何收入来源，只能靠亲友的救助度日。
丈夫在时，在市区收破烂，她还能打下手帮帮忙，丈夫患病治疗期间，家里的钱用光了。这么些年下来，她欠下了四五万元的债务。
4月14日，她接到姊妹（同为病友）打来的电话，相约到郑州上访。杨芳是个老实人，主动给一位乡领导打电话，对方是她丈夫远亲，说明要去上访，对方犹豫了一下，回答：“去反映反映也行”。杨芳就找朋友借了路费，出发了。
与杨芳的平和语气不同，来自平顶山的46
岁的杨爱花异常愤怒。她不是感染者，但25岁的儿子却在90年代输血感染。“去年11月十几号，我去乡卫生院给儿子拿药，卫生院硬说没有，让停两天再
来。”杨爱花接连去了三趟，等了一周，卫生院才“从别的医院挪过来十几片抗病毒药片”。杨爱花儿子当时已经发病，今年过完春节，因肺结核在郑州市第六人民
医院住院。
4
月14日晚，杨芳跟病友搭上赴郑州的火车，15日到河南省民政厅时，已经有上百个病友聚集在一起。当天，省民政厅没有高层领导接待。16日，病友越聚越
多，当日下午，一位处长出来接待，基本上没谈什么话。晚上，300名左右的病友就在民政厅办公楼的接待室里，或坐或卧，捱了一夜。第二天，大家离开民政
厅，来到省政府门前。
“能来的人，还不是情况最差的人。有些人没钱，身体也不允许，躺在医院里等死，他们来不了。”驻马店一位感染者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 2012-04-26，《 时代周报》178期报道)
由此报道可以说明，大多数民众因“血祸”造成的灾难有增无减，艾滋孤儿也逐渐增多，令人无可奈何。
《中国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公开艾滋病病人的信息，否则面临处罚。这是出于保护艾滋病病人的隐私权、名誉权，但事实上这个艾滋病防治条例对社会上控制艾滋病起到很大的负面作用，会使更多人不知情地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政
府应当把艾滋病传播途径告知广大民众，一般接触是不会传播的，勿用恐慌！应该对艾滋病检测采用实名制立法，才能真正做到防治艾滋病的工作。不用实名制检
测，如果结果是“阳性”，无法通知当事人，更不能防治，艾滋病病毒终于会爆发的，同时又把艾滋病病毒继续传播给他人。“隐私”与“防艾”孰轻孰重，是个重
大问题。
隐
瞒艾滋病病史，结婚生子，把艾滋病病毒感染给妻子( 丈夫)
或子女，还有人隐瞒艾滋病病史与健康人发生性关系，或其他的密切接触，把艾滋病病毒感染给对方。如此下去，会大大增加艾滋病病毒的传播机率，后果不堪设
想。“岂不是养其一肢，而失去肩背的行为吗？” 这只能对掩盖艾滋病疫情的真相立了大功。
艾滋病是种传染病，又是不治之症。掩盖艾滋病疫情一时，但疾病是在发展的，绝不可能掩盖一世。用行政手段掩盖，只能危害更多人的生命，从事实上来看，时下病
人日以增多，病者多死者也多，艾滋孤儿更会日渐增多，艾滋病疫情能掩盖住吗?终究会暴发出来。艾滋孤儿的增多，是当今中年族群的社会问题，更是一种庞大的
经济负担。救助工作人人有责。
2012年2月10日稿，4月29日重修
附：高耀洁简介
生
于山东曹县，1954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医学院，河南中医学院退休教授，妇科肿瘤专家，曾任河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河南省文史研究馆研究员，九三学
社成员。艾滋病防治（简称“防艾”）工作者，被坊间誉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著有妇产科科普书籍12部，专著2部。1996年首次接触艾滋病病例，走
访了数百个艾滋病村，接触数千名艾滋病患者，调查中发现中国艾滋病主要来源是“血浆经济”。为揭露此弊端，身体力行，不遗余力，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
2002年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亚洲英雄”，被《商业周刊》评为“亚洲之星”。2003年荣获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拉蒙∙麦格赛赛奖”。2003年
被评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2004年荣获日本内腾国际育儿奖。2007年荣获美国《生命之音》颁发的年度“环球女性领袖”奖，同年4月国际天文学
会将38980号小行星永远命名为“高耀洁”。2009年8月因不堪河南地方当局迫害，被迫出走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