纷吵了几个月之久的香港特首选举终于在3月25日落下帷幕。57岁的梁振英以689票当选香港第四届特首，同台竞争的主要对手唐英年则以285票落败，
而另一位竞选者，来自泛民的何俊仁则获取76票。同为英叔，一个意气奋发开始展望未来，另一个则强忍悲痛，挺起腰骨告慰支持者“可以难过，不要悲伤”。
这是香港自回归以后第二次有竞争的特首选举，第二次有电视直播候选人公开辩论的特首选举，并且如果真如民众所期望的那样，也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固守小圈子游戏的特首选举。
过
去，民主派对小圈子选举一直抱着杯葛的态度，没有积极参与选举委员会的选举，以致2005年董落曾上的时候，100张提名票也拿不到，连进场陪跑的资格也
没有，其结果就是直接成全了曾荫权，毋须任何考验，只凭借强励政治的口号和改善管治的几点建议，便轻轻松松登上特首宝座。2007年的第三届特首选举，出
自泛民的梁家杰抛出“支持有竞争选举”这一口号，从而开启了香港首次有竞争性特首选举的历史。2007年的两场电视直播辩论，两位候选人分别阐述本方政纲
和对香港未来建设的规划，共同为香港市民奉献了一次精彩的政治辩论选战。梁家杰在做最后一次总结陈述时动了感情，“我今次参选，我见到香港人求变的心，我
见到香港人不计成败的勇气，敢于挑战不公义的制度。我见到香港人的一种承担，令到我好感动。香港其实已经赢了。”
2007年的特首选举，虽然依旧是在小圈子选举团中做道场，但毕竟让我们看到了香港政治发展中一些新鲜的因素；一场有竞争的选举，也对香港最终实行民主普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梁家杰说“香港赢了”，这样的总结是十分中肯的。
然而这一届的特首角力，一位英叔赢了，香港却输了，甚至有民众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直指，“今日是回归以来最黑暗的一日”。
在
竞选的整个过程中，两位英叔轮流被媒体揭爆丑闻：一位陷入住宅违建、婚外情、私生子风波中，无奈之下只好弃车保帅，把妻子推到前台承担所有的罪责；另一位
则卷入西九漏报的黑金政治诚信危机中，刚刚以一系列“我忘记了，没印象，我大部分都不记得了”否认指责，又被专程从加拿大飞抵香港的梁慕娴推断为“中共地
下党员，以及行为实质地下党员”，引起全港哗然。而在电视直播辩论中，两位英叔更是不断互揭对方的黑材料，而撇去理应为重点的政纲理念和政治抱负的比拼。
而
更可怕的是，这些所谓的丑闻和黑材料，并不仅仅只是简单的新闻捏造和政治攻忤，很多都得到了证实，或虽难以被证实但在蛛丝马迹间已引起民众的猜疑乃至恐
慌。其结果，就是两英相搏，一英惨胜，得票率和民望均达至香港特首选举历史上的最低点（1996年，董建华竞选得票率为80%，市民支持度
46.7%；2007年，曾荫权竞选，得票率81.1%，市民支持度80.9%；2012年，梁振英竞选，得票率60.9%，市民支持度35%）。另一方
面，在港大民意研究计划主持下的“3‧23民间全民投票选特首”中，有超过22万普通市民自发排队参与投票，其中梁振英的得票率只有区区17.8%，而支
持流选的比率却高达54.6%。这样的结果，诚如信报社评所言，“纵然梁振英仍是三位候选人之中获支持度最高的一个，但也只有三十多个百分点，他的当选，
也绝非民意使然，而是其背后势力千方百计、不惜诱迫并出尽九牛二虎之力推他上位的结果。这样的特首，根本谈不上市民认受性。”
代
表精英阶层和公务员阶层的选委会支持度低，代表市民的民调又下滑严重，这意味着管治基础薄弱，政府缺乏足够的认受性。获得中央力挺，只可以解决一时的上位
问题。政府需要获得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外力（无论是政治还是资本）的推动兴许可以保证一段时期内的安定祥和，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弥
补社会的撕裂。民众并不是那些以商业利益为第一考量，看到股价跳水就及时转向的商界人士。地产大佬可以在投票结束后忽然失忆说“不记得投给谁了”，也可以
在选举结束后第一时间为反方站台，从而保证家族所持股份增值。但普罗市民不会，他们会千里迢迢跨区参加一场虚拟的投票，在短短一天之内就聚集起极大的动员
力量和热情。民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评判标准，政治上，是香港核心价值是否可以得到坚守，香港的言论自由、民主法治是否会得到践行；经济上，则是贫富差距、医
疗福利（包括双非问题）、中产置业等关切民生的问题是否可以通过有效的行政措施得以解决。
经
济上，梁振英面临着一个如何平衡商界与普通民众利益矛盾的两难问题。这里，明报的社评十分中肯：“大财团与梁振英的矛盾较大，而且危机较多。梁振英上台后
如果要尽快建立威信，就要制约大财团的利益，打破它们的高度垄断，解决贫富悬殊的问题，才能赢得民意。但如果他真的这样做，就会跟大财团的既得利益碰撞。
如果他像曾荫权一样，跟大财团妥协，那么肯定民意就会继续下滑。”而另一方面，近些时间激化的中港两地矛盾、双非生子，以及连带的医疗服务两极化趋势，如
若处置不当，不仅会伤及社会底层，也极易演化成掀起另一场街头抗争的政治炸弹，产生极为负面的政治效果。
政
治上，梁振英已经被质疑曾提出缩短商台牌照时间，试图用行政手段扼杀言论自由。一些评论更是在他指出“23条立法是《基本法》对特区的要求，是特区责任”
后，担心他会在任内以强硬手段推23条立法。至于“党人治港”的民众恐慌，更是成为掣肘下一届政府高认受性的主要危机。
事
实上，香港民众最为担心的，就是当年《中英联合声明》中所承诺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成为一纸空谈。中联办对香港事务的干预、小圈子选举所造成的不良后
果，在今次特首选举中展露的最为透彻，也激起了最大的不满。普选是香港人的梦想，也是香港人争取民主的目标。香港人因追求民主而爆发的能量，在董建华治下
已有充分展现。香港的政制发展到今天，已经确定了清晰的普选时间表，社会分歧逐步收窄，追求全面更高度的民主已经成为社会共识。梁振英的本届任期到
2017年，正好是《基本法》所规定的特首普选年。在这一关键的历史时刻，任何政治上对中央政府的过分依傍，或者是不成熟的政府改革，都会被解读为破坏社
会共识、迫使民主倒退。
当
前，梁振英和他下届政府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今年7月1日就职当日可能面临的大规模民众游行和示威抗议。2003年七一的五十万人大游行，直接导致了董建
华脚痛辞职。这之后每年的七一游行，口号和性质逐渐转向更加关注经济福祉的民生议题。但是今年的七一，因为是次特首选举所暴露出的种种政治弊端，因此极有
可能重新回归政治议题和诉求，参与游行的人数，甚至不排除创出新高。
（注：作者严飞，为牛津大学博士候选人，著有《门槛上的香港》、《我要的香港》等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