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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1日星期六
王岐山談反腐 籲紀檢以身作則
▲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中)在北京主持座談會,聽取專家學者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的意見。(新華社)
記者李鋅銅/綜合報導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11月30日和8位專家學者談「反腐」後指出,「信任不能代替監督」,要求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負起重責大任,「轉變作風要從自身做起,從點滴做起。」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當場建議,建立領導幹部財產申報制度,也是反腐可行的途徑。
王岐山11月30日在北京主持座談會,聽取來自研究機構和高校的馬懷德、任建明、何增科、辛鳴、周淑真、姜明安、黃葦町、程文浩等8位專家學者,對反腐的發言和意見。
把人民利益放第一位
王岐山在聽完意見後表示,黨的十八大報告和習近平總書記近期一系列重要講話,深刻闡述了加強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的極端重要性和緊迫性,對於抓好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工作也提出要求,各級紀檢監察機關要認真學習,堅決貫徹落實。
王岐山說,要認識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的長期性、複雜性、艱鉅性,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並舉、注重預防,堅決查處違紀違法案件。他說,黨的作風關乎人心向背,關乎黨的生死存亡。要引導和督促廣大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牢記黨的理想、信念和宗旨,時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轉變作風要從自身做起,從點滴做起。」王岐山強調,各級黨的組織、廣大黨員幹部,尤其是領導幹部,更要嚴格遵守黨章和黨內法規,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
「信任不能代替監督」是王岐山講話中的重點。他要求各級紀檢監察機關須加強自身建設,剛正不阿、秉公執紀,才不辜負黨和人民的重託。
座談會中,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建議,「反腐敗要靠法治,關鍵是要制定三部法律」,分別是「重大決策程序條例」、「政務公開法」和「行政組織法」,為推動反腐工作做準備,並全面落實。馬懷德還建議,應盡快建立領導幹部財產申報制度,因為公開才能達到財產申報的效果和目的,「政務公開法」也可解決領導幹部財產收入申報的公開問題。
腐敗是一種慢性病
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認為,腐敗是一種「慢性病」,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若無全方位改革,腐敗病根難以消除。他認為,要推進全方位改革,不可能打速決戰,只能打持久戰。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廉政與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任建明以香港為例說,廉政公署設立前有警察系統的反腐敗機構,但長時間「越反越腐」,直到成立高度獨立、充分授權的廉政公署,有一套嚴密的內部控制和外部監督機制,才能有效反腐。
台灣 中國時報
書刊神隱前領導人 到底怕什麼
胡勇
最近,《黨史博覽》刊登了《劉華清與西沙設防、南沙奪礁》一文,回顧了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司令員、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劉華清上將為維護中國在南海的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所做的貢獻。文章發表後,引起不小回響。
拐彎抹角 用心良苦
我在讀到「1988年2月12日晚,中央軍委一位主要負責人找到劉華清(時任中央軍委副祕書長)談話,就南海問題想聽聽劉華清的意見」時,不禁生出一絲疑惑: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不就是軍委主席鄧小平嗎?為什麼要刻意迴避呢?但接下來作者又兩次提及鄧小平,尤其是劉華清與「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談話後,這位負責人當即指示劉華清寫一份報告給他,最終這份以總參謀長名義呈送的報告得到了鄧小平的批示。顯然,這位所謂的「主要負責人」並非鄧小平,而是兩位軍委副主席之一。我懂了。
我研讀了目前高校常用的幾本教科書,對於這位在上世紀80年代歷任中國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在當代中國外交中不能不提的重要領導人,多數教材刻意做了「技術處理」。比如,張歷歷在《當代中國外交簡史》中通篇迴避了這位領導人的姓名。謝益顯主編的《中國當代外交史:1949-2009》也採取了同樣方式。總而言之,想方設法遮掩與淡化,就是不告訴你他姓甚名誰。
有人可能會說:教材使用面廣,影響也大,所以審查相對嚴格,學術專著應該會寬鬆一些。此說有一定道理,比如同樣是張歷歷的作品,其專著《新中國和日本關係史:1949-2010》就提到了上述「中國總理」的姓名。但現實並不盡然。比如,倪世雄的回憶錄《一個中國學者眼中的中美建交30年》在記敘1984年「中國總理」訪美時引用了《人民日報》當年的報導,但還是對這位總理做了技術處理。
毋庸諱言,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對這位因犯有「嚴重錯誤」而被撤銷職務的前領導人確有淡化處理甚至刻意抹煞的趨勢。比如中國外交部網站上掛的「新中國外交圖片冊」在記錄1984年美國總統雷根訪華時,寧願選取雷根與時任中國副總理李鵬會見的照片,也不願意放上中美首腦會談的圖片。如此用心良苦,已經到了可笑的地步。
還沒脫敏 刻意迴避
然而,事實終究是事實,不可能永遠迴避,更無法徹底抹煞。雖然這位領導人的大名在國內尚未完全「脫敏」(所以我也不告訴你),但官方並不是沒有實事求是的態度。比如,用百度搜索這位領導人的姓名,儘管「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部分搜索結果未予顯示」,但還是能夠找到約109萬個相關結果。其中一條位居前列的消息就是,1987年11月2日新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的他會見採訪中共十三大的中外記者,並回答了記者的提問。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網站上至今仍有這篇「實名制」的《答中外記者問》,這位領導人當年的意氣風發和機智幽默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再回到開頭關於劉華清的那篇文章。無獨有偶,《黨史縱橫》最近也刊發了類似主題的《劉華清情牽南中國海》,其中也講到1988年2月時任中央軍委副秘書長的劉華清向當時的中央軍委副主席彙報了南沙的鬥爭問題和現狀。與《黨史博覽》文章中「中央軍委一位主要負責人」的描述不同,後者不僅交代了他的職務,也原原本本地告訴了讀者他的姓名。中國國防部網站全文轉載《劉華清情牽南中國海》。
有些國內書刊對這位領導人採取嚴格的「遮罩」措施不一定是「有關部門」授意,有可能是出版單位甚至編著者習慣性的「自我審查」,或者自認為與有關部門「心照不宣」。然而,他們到底怕什麼呢?
(作者為自由投稿人、大學教師)
台灣 中國時報
最近,《黨史博覽》刊登了《劉華清與西沙設防、南沙奪礁》一文,回顧了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司令員、中央軍委副主席的劉華清上將為維護中國在南海的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所做的貢獻。文章發表後,引起不小回響。
拐彎抹角 用心良苦
我在讀到「1988年2月12日晚,中央軍委一位主要負責人找到劉華清(時任中央軍委副祕書長)談話,就南海問題想聽聽劉華清的意見」時,不禁生出一絲疑惑: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不就是軍委主席鄧小平嗎?為什麼要刻意迴避呢?但接下來作者又兩次提及鄧小平,尤其是劉華清與「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談話後,這位負責人當即指示劉華清寫一份報告給他,最終這份以總參謀長名義呈送的報告得到了鄧小平的批示。顯然,這位所謂的「主要負責人」並非鄧小平,而是兩位軍委副主席之一。我懂了。
我研讀了目前高校常用的幾本教科書,對於這位在上世紀80年代歷任中國國務院總理、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在當代中國外交中不能不提的重要領導人,多數教材刻意做了「技術處理」。比如,張歷歷在《當代中國外交簡史》中通篇迴避了這位領導人的姓名。謝益顯主編的《中國當代外交史:1949-2009》也採取了同樣方式。總而言之,想方設法遮掩與淡化,就是不告訴你他姓甚名誰。
有人可能會說:教材使用面廣,影響也大,所以審查相對嚴格,學術專著應該會寬鬆一些。此說有一定道理,比如同樣是張歷歷的作品,其專著《新中國和日本關係史:1949-2010》就提到了上述「中國總理」的姓名。但現實並不盡然。比如,倪世雄的回憶錄《一個中國學者眼中的中美建交30年》在記敘1984年「中國總理」訪美時引用了《人民日報》當年的報導,但還是對這位總理做了技術處理。
毋庸諱言,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國內對這位因犯有「嚴重錯誤」而被撤銷職務的前領導人確有淡化處理甚至刻意抹煞的趨勢。比如中國外交部網站上掛的「新中國外交圖片冊」在記錄1984年美國總統雷根訪華時,寧願選取雷根與時任中國副總理李鵬會見的照片,也不願意放上中美首腦會談的圖片。如此用心良苦,已經到了可笑的地步。
還沒脫敏 刻意迴避
然而,事實終究是事實,不可能永遠迴避,更無法徹底抹煞。雖然這位領導人的大名在國內尚未完全「脫敏」(所以我也不告訴你),但官方並不是沒有實事求是的態度。比如,用百度搜索這位領導人的姓名,儘管「根據相關法律法規和政策,部分搜索結果未予顯示」,但還是能夠找到約109萬個相關結果。其中一條位居前列的消息就是,1987年11月2日新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的他會見採訪中共十三大的中外記者,並回答了記者的提問。中國中央人民政府的網站上至今仍有這篇「實名制」的《答中外記者問》,這位領導人當年的意氣風發和機智幽默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再回到開頭關於劉華清的那篇文章。無獨有偶,《黨史縱橫》最近也刊發了類似主題的《劉華清情牽南中國海》,其中也講到1988年2月時任中央軍委副秘書長的劉華清向當時的中央軍委副主席彙報了南沙的鬥爭問題和現狀。與《黨史博覽》文章中「中央軍委一位主要負責人」的描述不同,後者不僅交代了他的職務,也原原本本地告訴了讀者他的姓名。中國國防部網站全文轉載《劉華清情牽南中國海》。
有些國內書刊對這位領導人採取嚴格的「遮罩」措施不一定是「有關部門」授意,有可能是出版單位甚至編著者習慣性的「自我審查」,或者自認為與有關部門「心照不宣」。然而,他們到底怕什麼呢?
(作者為自由投稿人、大學教師)
台灣 中國時報
石原称日中关系恶化与己无关 责任在中国
石原慎太郎(资料图)
本报东京12月1日电(记者刘军国)日本民主党、自民党等11个政党党首11月30日下午在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辩论会,如何处理钓鱼岛问题等对华政策成为辩论的主要议题之一。
日本首相、民主党代表野田佳彦重申了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一贯方针,称“将继续以坚决的姿态应对”。对于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提出的派公务员常驻钓鱼岛的方案,野田表示应考虑此事将对日中关系造成的影响,应避免对中国进行不必要的刺激。
安倍一方面对于野田政府将钓鱼岛非法“国有化”一事表示全面支持,一方面又批评民主党的对华政策,称其一直顾虑中国导致外交上的失败,表示有意加强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
日本维新会代表石原慎太郎在回答是否感受到自己在钓鱼岛问题上的所作所为对日中关系恶化负有责任的提问时称,责任在于自民党,自民党与外务省当时与中国就钓鱼岛的主权问题达成的搁置争议的共识是错误的,自己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日中关系恶化的责任在中国,并主张在钓鱼岛上建设灯塔和船只避难所。
与此同时,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长志位和夫表示,钓鱼岛问题应冷静地通过外交谈判加以解决。
大公報
陳光誠姪遭判刑 美方譴責 「成代罪羔羊」 陳轟習近平沒誠信
中國維權律師陳光誠逃離當局軟禁事件遭「秋後算帳」!因被當局暴力搜索而揮刀自保砍傷人的陳光誠姪兒陳克貴,前天被判刑3年3個月。美國國務院隨即譴責此為中國司法「嚴重缺失」,陳光誠亦直指陳克貴的受刑乃為自己受罪,痛批中國當局此舉無異「自毀諾言」,說明共黨總書記習近平代表的新一代領導毫無誠信可言。
司法「嚴重缺失」
英國廣播公司報導,山東省沂南縣法院前天下午將陳克貴依故意傷害罪判3年3個月,引發各界嘩然。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努蘭隨後表示對相關判決感到不安。他說,在陳克貴的審訊與判決中,不但缺乏基本正當程序的保障,被告沒機會為自己辯護,陳克貴雙親多次提出探視也遭拒,說明此案的司法程序有嚴重缺失,「美方對中國未能遵守(人權等)國際承諾感到遺憾,美方要求中方重新檢視案件」,敦促中方別再對陳家報復。
突開庭家屬質疑
而人在紐約的陳光誠也在第一時間對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表示,姪子陳克貴就是自己以往在中國面臨情況的翻版,稱姪子成自己的「代罪羔羊」。他透露以往當局多次試圖激怒他,逼他出手好「找事」,但自己未曾上鉤。
陳光誠痛批中國曾承諾會調查地方官員對陳家的迫害,但此判決說明「新一代領導無法讓民眾對其抱有任何信心」。陳克貴的父親陳光福也透露,當局選擇陳家集體掃墓當天開庭,開庭前15分鐘才發庭訊通知,使家人無法參與。庭審後又宣稱陳克貴放棄上訴,陳光福稱:「這後面肯定有戲(有問題)」。
陳克貴判刑事件簿
◎04/22:盲人維權律師陳光誠在多方協助下,從遭軟禁的山東東師古村居處逃離
◎04/26:陳光誠輾轉進入美國駐北京大使館,錄製影片向當局喊話,出逃情事曝光
◎04/27:山東當局為追查陳光誠,深夜派人闖入其姪陳克貴家中搜索,陳克貴揮刀自保之際砍傷鎮長張健等3人後逃離現場
◎04/30:陳克貴遭山東公安以涉嫌「故意殺人罪」逮捕
◎05/19:陳光誠搭機前往紐約,呼籲各界關注其姪陳克貴的司法權益
◎11/30:中國當局閃電審理陳克貴案,以「故意傷害」罪名判處3年3個月刑期。美國等多方怒控中方司法不公
◎12/01:陳光誠接受美國媒體專訪,直言陳克貴為自己出逃事件的「代罪羔羊」
資料來源:《蘋果》資料室、綜合外電
台灣 蘋果日報
公安助紂為虐 兵匪原是一家
當今神州警匪一家,哪裏有黑勢力為非作歹,哪裏就有黑員警保駕護航,「保護傘」不僅成了公安與黑道勾結的代名詞,更是公安助紂為虐的寫照。近日,廣東便爆出原英德市副市長兼公安局長鄭北泉充當毒犯團夥保護傘的驚天醜聞,這把保護傘不僅魔力無邊,而且「傘外有傘」。
該案發生於今年三月,涉嫌一百七十五名毒犯,繳獲K粉、冰毒等近兩公斤,是該市近年涉及人數最多、繳獲毒品數量最大的吸販毒案。
如此大案,按理司法機關應「從重、從快、從嚴」處置,惟因案中要犯與鄭北泉有親友關係,偵案一波三折,甚至幾乎擱淺。鄭北泉手握一方生殺大權,沒有秉公執法,為民除害,反而一手遮天,包庇罪嫌。在偵辦過程中,鄭不斷從中作梗,以權抗法,不僅多次下令「直接放人」,還多次放出狠話威脅辦案幹警,致令該案處處受制,至今仍有數十名犯罪嫌疑人逍遙法外。
近年內地毒品氾濫成災,青少年癮君子更成倍增加,嚴重危害年輕人的身心健康和社會穩定。公安機關作為打擊毒品犯罪的中堅,竟出現如此喪盡天良的人渣局長縱容包庇,荼毒百姓,令人心寒。
官官相護 傘外有傘
更離譜的是,就在鄭北泉極力為毒犯「拔刀相助」,亟欲拔除所有辦案「眼中釘」的同時,背後很可能還有一隻更大的黑手在為鄭撐腰。
八月初,該市負責偵辦毒案的原公安局副局長謝龍生和原政委朱應忠,突然被市委常委會限令三天內調離公安局。此一詭秘的調虎離山令,不僅有悖人事調動原則,更打亂了偵案部署,明顯有「以黑遮黑」之嫌。
試想,若非官官相護,有更大的保護傘暗中助力,單憑鄭北泉個人的能量,豈能緊急調離謝、朱兩人?鄭又豈能在事件鬧大之後,還獲上調到清遠市公安局,並繼續分管英德公安事務?一宗本可順藤摸瓜、水落石出的吸販毒案,竟然「傘外有傘」,黑幕重重,簡直匪夷所思!
公安機關與黑道沆瀣一氣,淪為「黃賭毒」和黑惡勢力的保護傘,絕不鮮見。如顯赫一時的「打黑英雄」、原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彭長健、原廣州市公安局副局長何靖等,都因與黑道為伍身敗名裂。近日,廣東惠州龍門、韶關武江、中山小欖等地公安機關的領導,又因與黑道有染紛紛受審;光是上半年,廣東全省被查出充當保護傘的大小官員就逾千人。南粵黑道橫行,根本原因就在於有黑官黑警氾濫,罔顧法紀。
保護傘就是一把權力之傘,既可遮風擋雨,也可抵擋烈日,它原應為老百姓提供庇蔭,可惜的是,在物欲橫流、道德淪喪的官場腐敗風氣下,其保護對象已經不再是百姓,而是黑道。
徇私枉法 欺壓百姓
當下神州有權則靈,不論官職大小,只要手中握有實權,便能濫權違法、借權生財,保護傘已成為錢權交易、徇私枉法、欺壓百姓的罪惡之傘。像剛剛受審的中山市小欖鎮原公安分局局長林金滿,光是收取娛樂場所保護費就達百萬元。保護傘的效用如此誘惑,怎不令一個個貪官為之瘋狂!
內地官場權力不受制約,保護傘愈張愈大,已遍及公檢法、工商稅務、邊檢海關。這種現象一日不除,黑惡勢力便一日難絕,所謂公平正義、和諧社會,只會是一紙空言。
王奇
東方日報
該案發生於今年三月,涉嫌一百七十五名毒犯,繳獲K粉、冰毒等近兩公斤,是該市近年涉及人數最多、繳獲毒品數量最大的吸販毒案。
如此大案,按理司法機關應「從重、從快、從嚴」處置,惟因案中要犯與鄭北泉有親友關係,偵案一波三折,甚至幾乎擱淺。鄭北泉手握一方生殺大權,沒有秉公執法,為民除害,反而一手遮天,包庇罪嫌。在偵辦過程中,鄭不斷從中作梗,以權抗法,不僅多次下令「直接放人」,還多次放出狠話威脅辦案幹警,致令該案處處受制,至今仍有數十名犯罪嫌疑人逍遙法外。
近年內地毒品氾濫成災,青少年癮君子更成倍增加,嚴重危害年輕人的身心健康和社會穩定。公安機關作為打擊毒品犯罪的中堅,竟出現如此喪盡天良的人渣局長縱容包庇,荼毒百姓,令人心寒。
官官相護 傘外有傘
更離譜的是,就在鄭北泉極力為毒犯「拔刀相助」,亟欲拔除所有辦案「眼中釘」的同時,背後很可能還有一隻更大的黑手在為鄭撐腰。
八月初,該市負責偵辦毒案的原公安局副局長謝龍生和原政委朱應忠,突然被市委常委會限令三天內調離公安局。此一詭秘的調虎離山令,不僅有悖人事調動原則,更打亂了偵案部署,明顯有「以黑遮黑」之嫌。
試想,若非官官相護,有更大的保護傘暗中助力,單憑鄭北泉個人的能量,豈能緊急調離謝、朱兩人?鄭又豈能在事件鬧大之後,還獲上調到清遠市公安局,並繼續分管英德公安事務?一宗本可順藤摸瓜、水落石出的吸販毒案,竟然「傘外有傘」,黑幕重重,簡直匪夷所思!
公安機關與黑道沆瀣一氣,淪為「黃賭毒」和黑惡勢力的保護傘,絕不鮮見。如顯赫一時的「打黑英雄」、原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彭長健、原廣州市公安局副局長何靖等,都因與黑道為伍身敗名裂。近日,廣東惠州龍門、韶關武江、中山小欖等地公安機關的領導,又因與黑道有染紛紛受審;光是上半年,廣東全省被查出充當保護傘的大小官員就逾千人。南粵黑道橫行,根本原因就在於有黑官黑警氾濫,罔顧法紀。
保護傘就是一把權力之傘,既可遮風擋雨,也可抵擋烈日,它原應為老百姓提供庇蔭,可惜的是,在物欲橫流、道德淪喪的官場腐敗風氣下,其保護對象已經不再是百姓,而是黑道。
徇私枉法 欺壓百姓
當下神州有權則靈,不論官職大小,只要手中握有實權,便能濫權違法、借權生財,保護傘已成為錢權交易、徇私枉法、欺壓百姓的罪惡之傘。像剛剛受審的中山市小欖鎮原公安分局局長林金滿,光是收取娛樂場所保護費就達百萬元。保護傘的效用如此誘惑,怎不令一個個貪官為之瘋狂!
內地官場權力不受制約,保護傘愈張愈大,已遍及公檢法、工商稅務、邊檢海關。這種現象一日不除,黑惡勢力便一日難絕,所謂公平正義、和諧社會,只會是一紙空言。
王奇
東方日報
高級警察和房地產富商一起為共產黨倒台乾杯
明鏡新聞網編譯巫古森
貪腐曾經在中國是個敏感、無法碰觸的話題,但現今中國官媒已可以在社論中正義凜然地對濫用職權和不當得利等行為大力撻伐。胡錦濤在十八大開幕演說中也表達對貪腐問題的重視,甚至公開警告共產黨代表們,假使貪腐問題無法解決,會有亡黨亡國的下場。
共產黨的“阿喀琉斯之踵”
不管是中國國內或是國外皆不應該對胡錦濤的警告感到意外,美國智庫外交關係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表示。貪腐問題現在已經是中國共產黨的“阿喀琉斯之踵”,也就是致命的弱點。但這個問題並不是最近才開始;自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年建國以來,黨的領導人希望根除貪腐的努力不曾少過。
早在1951年,毛澤東的“三反”與“五反”運動即是標榜打擊貪腐。但毛澤東利用這些運動鞏固自己的權力,顯示這些運動本身也是腐敗的。自那時起,中國內部反貪腐運動和對官員和商人的控訴就不斷被懷疑是某些官員企圖消滅他們的政敵的煙幕。
除了薄熙來醜聞,政治局常委們也被揭露在石油、電子通信、煙草和公共設施有自身利益。2010年維基解密披露,有中國內部消息來源告訴北京的美國大使館說:“中國的最高領導層已經瓜分了經濟的大餅,創造了一個已經僵硬石化的體制;在其中既得利益者影響政策決定和阻礙改革的同時,領導人們也在確保自己的利益不受威脅。”
更多的報導是官員們如何將不當獲利匯至國外或是在中國國內有許多豪宅。還有許許多多慢慢蠶蝕共產黨合法性的一般權力濫用,像是地方官員非法奪取土地、學校老師收取家長的紅包以讓小孩可以在寒冷的教室內更接近暖器、或是醫生收取過高的藥費以補貼自己微薄的收入等。
中國共產黨的貪腐誇張程度連從其中得利的內部人也感到憎厭。《金融時報》北京辦事處主任吉密歐(Jamil Anderlini)報導他在北京的夜店遇到一位已退休的資深中國警察和一位富有的房地產商,兩人在乾杯時表示要為共產黨的倒台乾杯。
兩位在現行體制得利的人與吉密歐談話時咒罵貪婪的政府官員。房地產商還表示他為了要應付這些貪婪的官員,他甚至發明了一種特別的方式將賄賂外包。他設計了一些私人的紙牌遊戲讓官員來玩,然後請了一些專業的玩家代表他本人。他讓這些官員以賒帳的方式玩牌,自己則是出現喝幾杯酒玩幾局、委託專業玩家輸大筆的錢給某些官員,然後回家保護自己的肝以及神智。
《華盛頓郵報》認為這則故事最詭異的地方在於這位房地產商將賄賂外包甚至不是為了躲避警察,而是他認為自己親自賄賂太花時間、喝酒太多也對身體有害。
《華盛頓郵報》並接著指出房地產對中國經濟是出名地重要,其對中國的經濟成長有莫大貢獻。但房地產業的腐敗程度同時也是惡名昭彰。房地產商賺取大量的金錢,共產黨官員則是他們財富的守門人:他們控制許可證、批准或拒絕建設計劃、甚至可以幫忙“移置”住在充滿商機的土地上的家庭。
建立陽光法案
現在共產黨面對許多壓力,他們也許必須採取美國式的“陽光法案”,要求公開官員的收入和資產。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在十八大期間的會議中表示他支持公開資產。俞說:“只有建立完備又便於群眾監督的制度,才是管好身邊人的有效途徑。”
前一陣子遭《紐時》爆料家族擁有隱密財產的總理溫家寶在許多人眼中是個親民的改革派。他的支持者相信雖然他即將於明年3月退休,他會推行更進一步的資產公開計劃。《博訊》編輯韋石(本名孟維參)則表示,“他想要將他自己從醜聞中拯救出來,作法就是揭發其實有更多人比他更有錢。”
《基督科學箴言報》表示,在現行的中國司法體系下,新官員本應向紀檢機關提交詳列他們額外收入和資產的報告。他們也必須報告他們是否有家族成員擁有外國護照或是移局國外,因為這是一個將不法所得移出中國的手法。
但是中央黨校政法部人權研究室教授、著名反腐專家林哲說,向紀檢機關提交收入報告的官員比例很小,而這些報告也鮮少被仔細看過。林表示“公眾應該知道國家主席賺多少錢,還有政治局委員和他們的家族以及小孩的收入情況。這些報告提交出去了,但是卻被放在保險箱裡、沒有人去檢查。”
人民對貪腐的容忍度漸低
當中國在邁向現代化的同時,人民對貪腐的容忍度也漸漸降低。外交關係委員會的亞洲研究分會主任、高級研究員易明(Elizabeth C. Economy)指出,原因在於中國政府的貪腐對中國社會的各方各面都造成了負面影響,其影響的後果在政治和社會上都很明顯。許多中國人開始上街抗議,在2010年有18萬件的抗議事件,這也是有社會動亂紀錄以來最高的一年。不論人們是抗議工廠汙染、非法土地侵占、社會福利不足或其他社會問題,貪腐和法治的缺乏都是社會動亂的根源。
貪腐同時也傷害了中國對外的聲譽。知識產權侵犯的盛行、在國外證交所上市的中國企業的假報告、以及向希望簽約和交易的外國人索取賄賂和好處;這些皆使得原本另人讚嘆的中國經濟成長蒙上了陰影。
當反腐專家林哲於1990年代開始探討貪腐時,她幾乎無法在中國出版她的著作。但是她現下是中央黨校中著作最常被引用的教授之一。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 今年的一項調查顯示,貪腐是中國人民愈顯憂慮的問題。人們從前會對貪腐問題翻白眼或是取笑,認為貪腐官員是官場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現在中國民眾現在開始對這些事情表達關心,反貪腐的網民會在網路上找尋官員照片並揭發他們的不義之財。
楊達才是陝西省安監局長,他在今年被號稱“花總”的一位網民發現他在不同場合戴不同的名錶,有11隻錶總價值超過10萬美金。廣州市番禺區城管局政委蔡斌被戲稱為“房叔”,因為他被揭露他和他家族成員名下擁有21處房產,而他在對政府提交的報告中只寫了2處。
北京歷史學者章立凡說,“這是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下很常見的問題。即使是一個村長也可以成為有錢人;你在這個體制裡層級愈高,可以賺的錢也就愈多。”
托克維爾《舊制度與大革命》的警示
共產黨領導者已開始意識到人民漸漸沒有耐心、要求也更多,但同時他們也發覺他們底下的官員已經漸漸不受控制。胡錦濤在十八大的演說中表示在他任內十年社會問題有顯著的增加。他也表示“﹝貪腐﹞問題解決不好,就會對黨造成致命傷害,甚至亡黨亡國。”
根據《金融時報》,北京一些與政界關係密切的人們之間流傳,即將接任國務院總理一職的李克強建議他的同僚們閱讀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也許人們會希望從這建議中嗅出什麼,中國的學界人士則表示這是一個警告:托克維爾認為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的導火線是中產階級讓平民們感到忌妒、貴族更是為他們所厭惡。
一般對大革命的理解是它的起因為大量貧民對生活條件的不滿以及貴族精英“讓他們吃蛋糕”(編按:法國版的“何不食肉糜”)的傲慢以及與現實脫離。但是現在更廣泛接受的理論是法國大革命爆發的根本原因是政府無法達到民眾愈來愈高的期待。
面對民眾愈來愈多的不滿和要求以及法國大革命的警示,習近平與其他高層領導人或許應該開始著手進行更大膽的改革計劃。
外交關係委員會的易明認為如果習近平要推動改革,他只需要看中國的報紙就可得到靈感。十八大開幕前,官報《環球時報》的民調顯示貪腐是社會穩定的最大威脅。因此民眾表示他們支持政治改革,也就是由媒體和人民一起監督政府。在中國極受歡迎的《財新》雜誌發表了18項改革建議給十八大,包括司法獨立、地方官員限權以及掃除住房市場的貪腐。
習近平還沒有提出政治改革的願景,但是易明認為根據習過去的發言和行動,即使有政治改革也會是非常有限的。改革或許會包括黨內民主,即讓更多候選人參與選舉,但候選人只會涵括對黨表達忠貞的人。改革還可能包括審議民主,即發展一種讓輿論得以進入政治程序的機制,但政策決定還是必須掌握在黨的手裡。
習近平申請入黨申請了很多次才成功,易明表示也許現在希望他限制黨的權力是有點難為他。但是很難想像有限的改革有能力改變這個以金錢換取權力、權力換取金錢的政治體系、或是重塑共產黨的合法性。習近平或許沒辦法第一次就做好改革,不過沒關係,已漸漸感到不耐煩的中國人民或許會以行動表示讓他下一次能作更成功的改革。
編譯參考新聞:
1. http://www.cfr.org/china/next-chapter-chinas-rise-reforming-corrupt-system/p29469
2. http://www.csmonitor.com/World/Asia-Pacific/2012/1113/From-taboo-to-hot-topic-China-leadership-talks-about-corruption
3. http://www.ft.com/cms/s/2/1fb9441a-2998-11e2-a5ca-00144feabdc0.html#axzz2C9ouDwfW
4.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worldviews/wp/2012/11/12/one-of-chinas-most-ingenious-bribery-schemes-the-professional-poker-loser/
軍人不會再聽從黨的命令
馮勝平
馮勝平 專稿
黨國衰亡
黨國是意識形態的產物,它隨意識形態的消亡而消亡。當革命史觀盛行,共產主義信仰在人民心中站統治地位的時候,它是最適當的統治方式,擁有不可質疑的權威。但是,隨著信仰的崩潰,黨國的合法性受到空前的挑戰。原因很簡單:人們不願服從一個他們已不再相信的權威。1987年,筆者曾對中國信仰崩潰的前景做過如下的描述:“文革的結束似乎預示著中國一個歷史時期的結束。文革不僅摧毀了孔教---中國的過去,更使人們喪失了對共產主義---中國的所謂未來---的 信念。過去被摧毀,未來又丟失,今天的中國正處於地獄的邊緣:它既不屬於孔夫子,也不再信奉馬克思。在文革動亂年月之後,玩世不恭和逃避現實之風流行全 國,那些對過去發生的一切既不忘記也不寬恕的文革倖存者已把中國從一個世界上最理想主義的國家變成了一個最現實主義的國家。什麼都不相信,今天的中國人什 麼都敢做。作為極端的唯物主義者,我們不怕天譴,也不擔心靈魂下地獄。” 25年後重讀這段話,似乎它更適應今天的中國。
中共的當務之急是收拾人心,重建政權的合法性。王希哲先生說,中共的合法性來自於“打江山,坐江山”的傳統觀念。這不正確。因為它無法解釋歷代王朝末期的造 反起義。文革結束後,中共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在它的經濟成就上。但考慮到隨之而來的分配不公和官場腐敗,很難確定經濟成功到底是加強還是削弱了這一合法性。 可以說,中共正面臨建政以來的最大的執政危機。左派領袖張木生指責政府“抱著定時炸彈擊鼓傳花;” 自由派作家沙葉新聲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溫家寶多次呼籲政改;官方人民日報也表示:“寧要不完美改革,不要不改革危機。” 所有這些呼籲,標誌著朝野各派在改革的迫切性問題上已經達成了共識。
軍國崛起
軍 國是黨國意識形態崩潰的產物。它是一個靠力量而不是信仰維持的政權。在中國,當人民相信政府的時候,統治是一件相對容易的事;它不需要軍隊,也不依賴法律 和宗教。一旦信念崩潰,暴力就成為解決問題的唯一手段。以實力為後盾的軍國雖不民主,但它能提供秩序。這是中國最稀缺的產品。“共產黨壞透了,但還看不到 比它更好的。為中國老百姓計,還是共產黨多存在一些時候好。” 二十年前餘英時先生曾這樣告訴筆者。他的擔憂是有道理的。就算共產黨是個大土匪,十惡不赦,它至少還有管理千百萬小土匪的功能。“在我之後,洪水滔天。” 路易十五說這話時,似乎已經看到了路易十六的斷頭台。今天的中國是一個沒有信仰,沒有宗教,沒有法律,也沒有靈魂的國家。這個國家一旦解體,後果不堪設 想。
黨國之後,必然興起的是軍國。它的初級形式是警察國家,最後階段則可能是軍人獨裁。近年來中國的維穩經費以幾何級數增長,體現了中國社會從黨國到軍國的演變。必須承認,毛澤東時代政府對人民的控制是成功的。被奴役而深感幸福,靠的是思想和信仰的力量。群眾專政廉價高效,既讓奴隸享受主子的感覺,又能控制社會的每一個神經細胞。在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老大哥不僅無處不在,而且無人不是,其功能遠比今天遍佈全國的攝像頭有效。黨國絕不會允許花費兩億人民幣看管一個瞎子卻讓他跑掉的笑話發生。即使要鎮壓,它也不會忘記收取子彈費。時光倒流40年,受地方政府迫害的盲人陳光成不會逃進外國使館;他會到北京去找毛主席告狀。
與黨國不同,軍國以金錢和暴力控制社會。如果說凡是能用人民幣解決的矛盾都是人民內部矛盾,那麼,不能用人民幣解決的矛盾---如六四、西藏和08憲章---則是敵我矛盾,必須訴諸於坦克和監獄。在政治上,黨國和軍國有截然不同的風格:黨國熱衷於開會,軍國忙於出警;黨國提倡運動,軍國反對摺騰;黨國喜歡政治委員,軍國依賴國保大隊。
軍隊是中國社會最有組織的力量,注定了要成為黨國遺產的繼承人。軍人掌權不符合西方民主國家的歷史經驗,也不同於東歐—蘇聯解體的先驗模式。但它是中國從黨國走向民國的必經階段。中共經濟上太強大了,很難想像它會像蘇聯-東 歐那樣由於經濟壓力崩潰。另一方面,它在法統上和道統上又太虛弱了,一次失控的民變就可能使局面變得不可收拾。倘若類似天安門事件的動亂再次發生,需要軍 隊開槍鎮壓,我相信軍人不會再聽從黨的命令,除非下令者是他們信服的軍事強人。從去年的埃及事件中中國軍人已經看到,他們的命運並非注定要做劊子手或替罪 羊。憑藉一紙“絕不向人民開槍”的聲明,他們就可以坐收魚利,接管政權。這種既得民意,又得實權的好事,中國軍人沒有理由拒絕。結論是:在一個沒有信仰的時代,黨絕對指揮不動槍;一旦突然事件發生,只能是槍指揮黨。(《內幕》第11期)
美国高级官员会见自焚藏人家属
据法新社报道,三名最近自焚藏人的家属本周和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进行了会晤,后者表示华盛顿方面正严重关切中国政府的镇压行动。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 (Victoria Nuland)本周五(11月30日)指出,一个月内已经有超过20人自焚。
美国国务院主管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波斯纳(Michael Posner)已经于本周四会见了部分死者家属,但纽兰没有透露会面的具体地点。
她表示,波斯纳对西藏地区的残酷镇压表示严重关切,同时对自焚事件感到悲痛。
据美国媒体报道,上周日和本周一最新发生的一系列自焚事件又导致4人丧生。
2009年以来,已经有85名藏人自焚。
德国之声
實現正義是現代文明國家的第一要務
《明鏡月刊》記者 高伐林整理
10月上旬在紐約舉辦的“胡趙精神與中國憲政轉型國際研討會”,60餘位來自中國、美國、歐洲的學者出席研討會,美、英、法多家媒體與會採訪,30多位學者在會上發了言。現根據錄音,整理摘錄部分學者的發言內容。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
為什麼要進一步改革?因為權貴經濟已經山窮水盡。中國模式,概括地說,就是權貴經濟——我把它叫作權力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混合經濟。權貴經濟的表現是特權者壟斷國企,壟斷金融,壟斷土地。這麼一種經濟已經山窮水盡,政府投資已經無以為繼。拉動經濟,不外乎兩個法寶:擴大消費,擴大出口,但眼下消費遇到阻礙,出口環境又進一步惡化。權貴經濟造成中國40%的產能過剩,浪費大量資源,還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而且也導致嚴重的尋租、腐敗,貧富分化,社會矛盾激化,維穩成本巨高。
權貴經濟的危害,必然使得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人均收入達到八千到一萬美元以後再也不可能提高,使得我們的經濟結構無法提升,發展方式無法改變,特權腐敗與兩極分化使得中國不可能成長為發達國家。
這是兩難的問題:改革是找死,不改革等死。
到底應該怎麼辦?中國經濟問題的症結在政治。改變權貴經濟必須建立現代政治制度。科學發展的前提是法治、民主發展。
中國改革,必須以“實現正義,保持穩定,循序漸進,先易後難,先法治後民主,兼顧理想與現實、目標與手段”為原則,遵循一定的順序,走向憲政社會主義。
實現正義是現代文明國家的第一要務,如羅爾斯所說正義是國家的首要價值。只有實現了社會正義,才能實現社會穩定。雖然保持社會穩定對於中國這樣的巨型國家也十分重要,中國不能亂,亂則意味著四分五裂,必須保持必要的憲法約束之下的政府權威。沒有一定的政府權威,中國什麼事情也幹不了。只是穩定不能壓倒一切,尤其不能壓倒正義和真理,應該把正義作為國家的第一要務。
中國改革必須兼顧理想與現實,兼顧普世價值與中國價值、世界潮流與中國國情、人類文明與中國道路、最終目標與路徑依賴,甚至要兼顧民間立場與官方願望,這樣才能走出一條可行的道路。
胡星斗
具體地說,我主張推動兩個轉型:
一個是經濟轉型,這個是做得到的:從權貴經濟轉向自由經濟,转向民主经济,民主自由是經濟公平的保證。
沒有民主的市場經濟必然是邪惡的市場經濟。所以要改革政府權力過多介入的中國模式,同時促進壟斷企業改革、金融改革、財政改革、土地改革、戶籍改革,尤其應是將財政公開、財政預算改革作為經濟改革突破口。
一個是治理轉型。要在中國從政府管控走向公民治理,建立公民參與、平等對話、協商談判、多方共贏的機製,形成尊重憲法、恪守規則、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的氛圍,促進法治憲政和公民社會的健康發展。我們可以做的是促進言論自由,學術自由,新聞自由,官方也是比較容易做到的,不一定是馬上民主選舉。
過去我們談改革,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行為,現在我所說的治理轉型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動的改革與自下而上的公民社會的力量的結合,是政府與民間的合作與共贏。
通過目前的薄王事件,深刻地反思反右、文革這些運動,來促進法治,做到治理轉型。做到公民治理,公共治理。從上到下的改革不一定是靠得住的,要推動自下而上的、公民參與、協商對話的治理轉型。我很長時間以來通過參與案件,來推動公民社會的建立。很多案件,例如海南農墾集團那種惡劣的狀況,被人稱作“膠(橡膠)奴”;黑龍江農場職工被人稱作“農奴”,浙江寧波,還有河北孫大午非法集資案,湖南、湖北企業家遭到迫害的問題,等等。自下而上和自下而上相結合。
我們的目標是憲政,要通過憲政社會主義這條道路走向目標。(《明鏡月刊》34期)
《明鏡月刊》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66?apKey=fedd22f528
10月上旬在紐約舉辦的“胡趙精神與中國憲政轉型國際研討會”,60餘位來自中國、美國、歐洲的學者出席研討會,美、英、法多家媒體與會採訪,30多位學者在會上發了言。現根據錄音,整理摘錄部分學者的發言內容。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
為什麼要進一步改革?因為權貴經濟已經山窮水盡。中國模式,概括地說,就是權貴經濟——我把它叫作權力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混合經濟。權貴經濟的表現是特權者壟斷國企,壟斷金融,壟斷土地。這麼一種經濟已經山窮水盡,政府投資已經無以為繼。拉動經濟,不外乎兩個法寶:擴大消費,擴大出口,但眼下消費遇到阻礙,出口環境又進一步惡化。權貴經濟造成中國40%的產能過剩,浪費大量資源,還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而且也導致嚴重的尋租、腐敗,貧富分化,社會矛盾激化,維穩成本巨高。
權貴經濟的危害,必然使得中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人均收入達到八千到一萬美元以後再也不可能提高,使得我們的經濟結構無法提升,發展方式無法改變,特權腐敗與兩極分化使得中國不可能成長為發達國家。
這是兩難的問題:改革是找死,不改革等死。
到底應該怎麼辦?中國經濟問題的症結在政治。改變權貴經濟必須建立現代政治制度。科學發展的前提是法治、民主發展。
中國改革,必須以“實現正義,保持穩定,循序漸進,先易後難,先法治後民主,兼顧理想與現實、目標與手段”為原則,遵循一定的順序,走向憲政社會主義。
實現正義是現代文明國家的第一要務,如羅爾斯所說正義是國家的首要價值。只有實現了社會正義,才能實現社會穩定。雖然保持社會穩定對於中國這樣的巨型國家也十分重要,中國不能亂,亂則意味著四分五裂,必須保持必要的憲法約束之下的政府權威。沒有一定的政府權威,中國什麼事情也幹不了。只是穩定不能壓倒一切,尤其不能壓倒正義和真理,應該把正義作為國家的第一要務。
中國改革必須兼顧理想與現實,兼顧普世價值與中國價值、世界潮流與中國國情、人類文明與中國道路、最終目標與路徑依賴,甚至要兼顧民間立場與官方願望,這樣才能走出一條可行的道路。
胡星斗
具體地說,我主張推動兩個轉型:
一個是經濟轉型,這個是做得到的:從權貴經濟轉向自由經濟,转向民主经济,民主自由是經濟公平的保證。
沒有民主的市場經濟必然是邪惡的市場經濟。所以要改革政府權力過多介入的中國模式,同時促進壟斷企業改革、金融改革、財政改革、土地改革、戶籍改革,尤其應是將財政公開、財政預算改革作為經濟改革突破口。
一個是治理轉型。要在中國從政府管控走向公民治理,建立公民參與、平等對話、協商談判、多方共贏的機製,形成尊重憲法、恪守規則、言論自由、學術自由的氛圍,促進法治憲政和公民社會的健康發展。我們可以做的是促進言論自由,學術自由,新聞自由,官方也是比較容易做到的,不一定是馬上民主選舉。
過去我們談改革,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行為,現在我所說的治理轉型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動的改革與自下而上的公民社會的力量的結合,是政府與民間的合作與共贏。
通過目前的薄王事件,深刻地反思反右、文革這些運動,來促進法治,做到治理轉型。做到公民治理,公共治理。從上到下的改革不一定是靠得住的,要推動自下而上的、公民參與、協商對話的治理轉型。我很長時間以來通過參與案件,來推動公民社會的建立。很多案件,例如海南農墾集團那種惡劣的狀況,被人稱作“膠(橡膠)奴”;黑龍江農場職工被人稱作“農奴”,浙江寧波,還有河北孫大午非法集資案,湖南、湖北企業家遭到迫害的問題,等等。自下而上和自下而上相結合。
我們的目標是憲政,要通過憲政社會主義這條道路走向目標。(《明鏡月刊》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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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戰松江三日,我軍五位將星壯烈殞落
《新史記》王東平
11 月7日,天亮前,金師長向吳報告首戰告捷。敵已被迫退卻,但前進困難,且多白刃戰。並繳上日軍符號400餘枚,識者謂係近衛兵團——按:此為谷壽夫師團的 先頭部隊,第6師團為日軍勁旅,谷壽夫即後來首先攻進南京城主導南京大屠殺的魔頭。金師長曾向王公璵專員抱怨:“松江這鬼地方,港汊河溝”,一直在北方平 原作戰者,到此間拖泥帶水,殊不習慣。郭軍長不常開口,這時也對王公璵談:“若非金師長奮戰,松江城現今已陷敵手!”
張文清師,向西佈防直至石湖蕩一帶,令劉啟文322旅扼守30號橋;108師向東佈防至得勝港一帶。11月7日,日第10軍團司令松井石根要求“消滅上海附近敵人”,嚴令進攻。
下 午敵援軍大量開到,炮火更猛,令金師損失慘重,乃全退守黃浦江北岸,張師的劉啟文旅對30號橋仍然堅守,團長王熙瑞陣亡,日軍多路進攻,曾逼近松江西門, 夏樹勛(注48)324旅與之鏖戰火車站,在城西南郊,爭奪激烈,敵我陣地,犬牙交錯,隨時變化。吳軍長曾親自出城督戰,直至半夜敵人停止進攻。
敵機之轟炸,下午更形頻繁,至夜不停,因居民已逃光,尚無大損失,指揮部也曾因附近落彈而動搖。防空力量,全靠警隊原置的四挺高射機槍,當日竟擊落敵機三架!
7日,友軍62師、79師的連隊曾向金山、亭林反攻,但力量弱,即被日軍擊退。
11月8日,在轟炸與炮擊下,整天激戰。
拂曉時,敵數千人強渡黃浦,攻擊107師,在得勝港,白鶴港一帶激戰,我軍傷亡慘重,師參謀長鄧玉琢(注49)、321旅長朱之榮(注50)陣亡,乃向松江城方向西撤。
守30號橋的322旅的兩個團都死傷慘重,旅長劉啟文陣亡。張文清師長率師直屬隊督陣,結果被圍,張師長幸能突圍。敵軍另部迂回,逼近西關大橋,夏樹勛旅與之激戰,並在西大街進行巷戰混戰,逐屋爭奪。夏旅長陣亡,直至晚9時戰事稍歇。
淞滬抗戰紀念鐘。
在激戰時,兩位軍長和王專員都曾親赴前線,吳軍長竟持短槍帶頭衝鋒,退敵百餘公尺。
傍晚,敵軍逼近小南門(距指揮所不到一里路)在指揮所都能聽到衝殺吶喊聲,吳軍長乃出動軍預備隊319旅,吳騫旅長(注51)在2小時內率部退敵200餘米,但吳旅長腹部中彈重傷。吳軍長再度親自臨陣,將戰況穩定下來。
天 已黑,敵沈靜。已完成守城三日任務,就通知各部人馬準備後撤,這時我守城部隊已幾乎拼光,且日軍已將松江城三面包圍,僅北門可以通行。部分隊伍散在城外, 吳軍長堅持到午夜12時全撤城內守軍。先讓43軍由北門後撤。吳、王三天來結成生死友誼,而且天黑時途中又多彈坑,最後他們挽臂同行,相互攙扶。
要補充說明的是,11月8日,統帥部發現淞滬戰場上的大軍已有被包圍的危險,下令從上海地區撤退,要求45旅和107、108師應向嘉善附近前進,不得巳時到昆山待命,但命令到達第8集團軍已是11月9日,107與108師的退路卻與不得已的情況相合,沒有違令。
在城外作戰的部隊,由於短兵相接,陣地交錯,撤退令未能傳到每一個人,有的在11月9日還在抵抗。以後自行尋路歸隊,或在當地抗日游擊(注52)。
撤 退行動可能出乎敵人所料,開始行程沿公路北上,雖在暗中摸索,當稱平靜。約3小時後到了佘山,突遇日軍伏擊,應是金山登陸之敵已有一部繞行佔據佘山上的教 堂。吳、王被驚馬衝散,吳指揮還擊,消滅日軍;王自摸黑北進。9日黎明,王進入青浦縣境,集合保安隊殘部百來人,在敵機轟炸下,在蘇州河南岸西行。蘇州河 北岸已悉入敵手,南岸也散有敵蹤。隨時可能遭遇犧牲。下午抵達青浦與昆山交界之白鶴港,白鶴港在青浦西北,為去昆山必經之路,河寬近200米,但橋已被日 機炸毀。這正是67軍三日前來時所經之路。當時傳說青浦已經不守,估計軍部應已撤離,卻不知軍部在一日前經過這裏。以前踏過的木橋已被炸毀,橋邊擠著多路 人馬十分混亂。敵機仍在橋頭盤旋,時而轟炸並掃射南岸各路撤退的待渡者。
為免殺傷,大家只有伏於地面,直至傍晚敵機 離開。王專員的副官已在空襲時為他找到門板過渡,剛離岸回頭,忽見吳軍長站在橋頭,揮臂講話似在指揮渡河,軍長將官服裝,在暮色中仍易於辯識。忽有便衣隊 突襲,將待渡官兵打散,只見吳軍長應聲倒下。王到北岸後,等到一個泅渡過來的青年說,他過佘山後一直追隨吳軍長,但頭一陣槍聲吳已中彈倒下,參謀長也同時 殉難。
為了“松江三日”,計有吳、吳、鄧、劉、夏等將星殞落,團以下的人數就難以計算了!
11月9日夜,谷牧因疲極坐睡而掉隊,曾泅水避敵,直到12月才在江西信陽找到金師長,交給師之關防等證件。此時才知在白鶴港時金師長是由幾個士兵扶著泅渡逃生的。
注釋:
48 夏樹勛(?-1937),原為于學忠部,西安事變時為623團團長,原駐界首,1937年編為108師324旅旅長,在松江西關大橋附近殉職。
49 鄧玉琢(1903-1937),吉林安東縣人。曾在東北講武堂,北軍陸大深造,留校當教官,1935年被獲頒青天白日勛章。36年為抗日聯軍西北委員會參 謀處長(即東北軍參謀處長)。西安事變時,籌備對付中央軍的方案,並到雁門關佈防。參與暗殺王以哲的密會(據應德田的“2·2事件紀實”)。1937年為 107師少將參謀長,在松江陣亡。或謂在白鶴港與吳軍長同時殉難,係誤傳。
50 朱之榮,遼寧人。“9·18”時為620團中校團長,1937年為321旅少將旅長,守松江時在城郊陣亡。另有朱芝榮,河北東光人,皖南事變時為52師副師長,有些記載將二人事跡混淆。
51 吳騫,東北雙城人,吳克仁之族叔。曾在東北講武堂4期學習。
52《閔行圖書製作中心》,“無名烈士墓碑”。1937年11月11日夜間108師等殘部與敵相遇,混戰中傷亡500人,勝利後立“無名英雄之墓”石碑。(《新史記》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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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7日,天亮前,金師長向吳報告首戰告捷。敵已被迫退卻,但前進困難,且多白刃戰。並繳上日軍符號400餘枚,識者謂係近衛兵團——按:此為谷壽夫師團的 先頭部隊,第6師團為日軍勁旅,谷壽夫即後來首先攻進南京城主導南京大屠殺的魔頭。金師長曾向王公璵專員抱怨:“松江這鬼地方,港汊河溝”,一直在北方平 原作戰者,到此間拖泥帶水,殊不習慣。郭軍長不常開口,這時也對王公璵談:“若非金師長奮戰,松江城現今已陷敵手!”
張文清師,向西佈防直至石湖蕩一帶,令劉啟文322旅扼守30號橋;108師向東佈防至得勝港一帶。11月7日,日第10軍團司令松井石根要求“消滅上海附近敵人”,嚴令進攻。
下 午敵援軍大量開到,炮火更猛,令金師損失慘重,乃全退守黃浦江北岸,張師的劉啟文旅對30號橋仍然堅守,團長王熙瑞陣亡,日軍多路進攻,曾逼近松江西門, 夏樹勛(注48)324旅與之鏖戰火車站,在城西南郊,爭奪激烈,敵我陣地,犬牙交錯,隨時變化。吳軍長曾親自出城督戰,直至半夜敵人停止進攻。
敵機之轟炸,下午更形頻繁,至夜不停,因居民已逃光,尚無大損失,指揮部也曾因附近落彈而動搖。防空力量,全靠警隊原置的四挺高射機槍,當日竟擊落敵機三架!
7日,友軍62師、79師的連隊曾向金山、亭林反攻,但力量弱,即被日軍擊退。
11月8日,在轟炸與炮擊下,整天激戰。
拂曉時,敵數千人強渡黃浦,攻擊107師,在得勝港,白鶴港一帶激戰,我軍傷亡慘重,師參謀長鄧玉琢(注49)、321旅長朱之榮(注50)陣亡,乃向松江城方向西撤。
守30號橋的322旅的兩個團都死傷慘重,旅長劉啟文陣亡。張文清師長率師直屬隊督陣,結果被圍,張師長幸能突圍。敵軍另部迂回,逼近西關大橋,夏樹勛旅與之激戰,並在西大街進行巷戰混戰,逐屋爭奪。夏旅長陣亡,直至晚9時戰事稍歇。
淞滬抗戰紀念鐘。
在激戰時,兩位軍長和王專員都曾親赴前線,吳軍長竟持短槍帶頭衝鋒,退敵百餘公尺。
傍晚,敵軍逼近小南門(距指揮所不到一里路)在指揮所都能聽到衝殺吶喊聲,吳軍長乃出動軍預備隊319旅,吳騫旅長(注51)在2小時內率部退敵200餘米,但吳旅長腹部中彈重傷。吳軍長再度親自臨陣,將戰況穩定下來。
天 已黑,敵沈靜。已完成守城三日任務,就通知各部人馬準備後撤,這時我守城部隊已幾乎拼光,且日軍已將松江城三面包圍,僅北門可以通行。部分隊伍散在城外, 吳軍長堅持到午夜12時全撤城內守軍。先讓43軍由北門後撤。吳、王三天來結成生死友誼,而且天黑時途中又多彈坑,最後他們挽臂同行,相互攙扶。
要補充說明的是,11月8日,統帥部發現淞滬戰場上的大軍已有被包圍的危險,下令從上海地區撤退,要求45旅和107、108師應向嘉善附近前進,不得巳時到昆山待命,但命令到達第8集團軍已是11月9日,107與108師的退路卻與不得已的情況相合,沒有違令。
在城外作戰的部隊,由於短兵相接,陣地交錯,撤退令未能傳到每一個人,有的在11月9日還在抵抗。以後自行尋路歸隊,或在當地抗日游擊(注52)。
撤 退行動可能出乎敵人所料,開始行程沿公路北上,雖在暗中摸索,當稱平靜。約3小時後到了佘山,突遇日軍伏擊,應是金山登陸之敵已有一部繞行佔據佘山上的教 堂。吳、王被驚馬衝散,吳指揮還擊,消滅日軍;王自摸黑北進。9日黎明,王進入青浦縣境,集合保安隊殘部百來人,在敵機轟炸下,在蘇州河南岸西行。蘇州河 北岸已悉入敵手,南岸也散有敵蹤。隨時可能遭遇犧牲。下午抵達青浦與昆山交界之白鶴港,白鶴港在青浦西北,為去昆山必經之路,河寬近200米,但橋已被日 機炸毀。這正是67軍三日前來時所經之路。當時傳說青浦已經不守,估計軍部應已撤離,卻不知軍部在一日前經過這裏。以前踏過的木橋已被炸毀,橋邊擠著多路 人馬十分混亂。敵機仍在橋頭盤旋,時而轟炸並掃射南岸各路撤退的待渡者。
為免殺傷,大家只有伏於地面,直至傍晚敵機 離開。王專員的副官已在空襲時為他找到門板過渡,剛離岸回頭,忽見吳軍長站在橋頭,揮臂講話似在指揮渡河,軍長將官服裝,在暮色中仍易於辯識。忽有便衣隊 突襲,將待渡官兵打散,只見吳軍長應聲倒下。王到北岸後,等到一個泅渡過來的青年說,他過佘山後一直追隨吳軍長,但頭一陣槍聲吳已中彈倒下,參謀長也同時 殉難。
為了“松江三日”,計有吳、吳、鄧、劉、夏等將星殞落,團以下的人數就難以計算了!
11月9日夜,谷牧因疲極坐睡而掉隊,曾泅水避敵,直到12月才在江西信陽找到金師長,交給師之關防等證件。此時才知在白鶴港時金師長是由幾個士兵扶著泅渡逃生的。
注釋:
48 夏樹勛(?-1937),原為于學忠部,西安事變時為623團團長,原駐界首,1937年編為108師324旅旅長,在松江西關大橋附近殉職。
49 鄧玉琢(1903-1937),吉林安東縣人。曾在東北講武堂,北軍陸大深造,留校當教官,1935年被獲頒青天白日勛章。36年為抗日聯軍西北委員會參 謀處長(即東北軍參謀處長)。西安事變時,籌備對付中央軍的方案,並到雁門關佈防。參與暗殺王以哲的密會(據應德田的“2·2事件紀實”)。1937年為 107師少將參謀長,在松江陣亡。或謂在白鶴港與吳軍長同時殉難,係誤傳。
50 朱之榮,遼寧人。“9·18”時為620團中校團長,1937年為321旅少將旅長,守松江時在城郊陣亡。另有朱芝榮,河北東光人,皖南事變時為52師副師長,有些記載將二人事跡混淆。
51 吳騫,東北雙城人,吳克仁之族叔。曾在東北講武堂4期學習。
52《閔行圖書製作中心》,“無名烈士墓碑”。1937年11月11日夜間108師等殘部與敵相遇,混戰中傷亡500人,勝利後立“無名英雄之墓”石碑。(《新史記》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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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志永:执政者主动推动制度转型代价最小
中共18大闭幕之际,维权律师、公盟创建人许志永于11月15日在博客上发表"致习近平先生的公开信-一个公民对国家命运的思考",呼吁推动制度转型,建立一个民主、法制、公平正义的宪政国家。
维权律师、法学博士许志永
(德国之声中文网)"我只是在表达我良好的愿望,并不代表我有什么希望。"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许志永这样说道。发表在其个人博客上的这封公开信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但它能否对中国新的领导人有所触动,抑或习近平能否读到这封信,许志永并不感到乐观。就在上周末,许志永才被国保拘禁了30多小时。北京的维权律师丁家喜和上海的李化平也几乎同时被限制自由。许志永事后向记者表示,国保这样做可能是想阻止他参加北京的同城网友聚会,一个网友组织的相互认识、交流的公民圈活动。
维稳体制无法支撑
十八大结束了,但对维权人士的打压依旧,对公民的限制依旧。而这样的维稳手段,正是许志永的公开信中矛头所指。许志永说:
"目前的体制权力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自下而上来自民选的,所以会带来很多社会不公,社会不公就会带来不稳定。为了维护稳定,他们就要不停地花钱,用人力来维稳。这个体制这样下去是完全无法支撑的。"
在公开信中,许志永写道:"过去十年,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8倍,而维稳费用增长4倍多,从2002年的1348亿元增长到2012年将超过7000亿元。"他还推算说,按照这样的增长速度,到2049年,中国的维稳经费将高达74.6万亿元,甚至333.5万亿元。许志永因此试问到:"这样的国家还会存在吗?"
中国的未来应是民主宪政国家
许志永信中还谈到了自己对中国未来的设想。他对德国之声表示:"我是在表达我内心的真实想法,我相信这样一个体制是没有前途的,我相信中国的未来应该是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而我们自己,就我本人来说,我信仰自由、公义、爱,并且愿意为之不断付出努力,直到它变为现实。而且我对中国的未来还是乐观的。"
许志永在公开信中详细阐释了他对民主的理解,指出"各级政府和议员定期、直接、自由、公正的投票选举是民主(人民授权)之必要过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例外", "政府首脑和议会直接选举、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行政中立、新闻自由、多党竞争、地方自治是现代民主的必有原则"。公开信还呼吁公民讨论中国未来需要什么样的宪政制度。
许志永对自己这封公开信所阐述的观点总结说:
"一是目前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已经到了尽头。第二点就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力体制是没有前途的。第三点我想表达的是,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一个现代文明国家一定是一个民主、法制、公平正义的宪政国家。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今后是什么样子的?我希望有很多公民能尽快达成共识。第四点谈到我们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公民应该怎么做,应该为这个国家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要付出自己的努力,温和理性建设性地推动民主和法制。"
改良主义者
许志永在信中表示,他曾经是一个"改良主义者",现在仍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他向习近平呼吁道,"执政者主动推动制度转型,将会是代价最小的一种,蒋经国先生在台湾有过成功的先例。如果您想利用共产党现有的组织体系和人才资源完成中国民主转型,那就在政党竞争和新闻自由的环境下打造一个全新的政党......"
十年前,许志永曾和俞江、滕彪就收容遣送制度提出违宪审查的公民建议,两个月后中国国务院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但十年后的今天,许志永感叹"改革越来越艰难了。"对于这封公开信将产生何种影响,许志永并不乐观,但他认为,为了追求一个自由幸福的中国,他愿意去承受,去付出代价。
作者:乐然
责编:叶宣
中共新领导的“第一次”
海涛
胡锦涛和习近平当上总书记后,第一次在人大会堂外的“集体亮相”是什么场合?他们又说了些什么?10年前,胡锦涛要求大家坚持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10年后,习近平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18大本月中旬闭幕,习近平率6名常委同记者见面,这是新常委首次亮相。时隔半个月,习近平和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这些常委们,到国家博物馆观看了《复兴之路》展览,再度“集体亮相”。习近平发表了“即席”演讲。他的语速同温家宝总理相差不多。习近平说,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好。他还说,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去奋斗的历史任务光荣而艰巨,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懈地努力。他还说,“空谈误国,实干兴邦。”
习近平在第一次集体亮相时因为比原定时间推迟了一个小时而对在场记者说“大家久等了。”。这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上任后首次在公开场合用这种语气说话。央视评论说,“习近平的这番讲话可是一个特别好的广播稿的典范,因为口语化。”
中共16大推出胡锦涛为总书记。16大闭幕后,2002年12月15日,刚当上总书记20天的胡锦涛带着书记处的书记们,到了河北西柏坡,那里曾是中共执政前的中央所在地。毛泽东在那里“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毛泽东还在那里告诫即将进北京执政的全党官员,特别是高级干部, “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并提出了后来广为流传的“糖衣炮弹论。”
中共16届书记处书记有:曾庆红、刘云山、周永康、贺国强、王刚、徐才厚、何勇。这些人18大后多已退居二线,只有刘云山继续“前进”,成为政治局常委。
胡锦涛在西柏坡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现在,“目标已经确定,蓝图已经绘就。要实现宏伟目标,把蓝图变成美好现实,需要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艰苦奋斗。”
CCTV播报这一“新闻”时回忆了一个“细节”。“那个时候特别强调,必须要谨慎、谦虚、同时要强调艰苦奋斗,吃饭的时候都是普通的粥,包括红薯。当时当地上了一个炸河虾,胡锦涛总书记说,拿下去,我们不吃这些山珍海味,结果人家工作人员解释,这是门口前面水库里头自己养的,然后总书记才接受。”
V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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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1月30日《明镜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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