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員工10萬電郵紀錄揭黑幕 Google避稅數以億鎊計

英國首相卡梅倫

Google英國業務深陷避稅醜聞，一名前銷售部主管向稅務部門提交逾10萬份在Google工作期間的電郵紀錄，踢爆Google在國會作不實證供誤導公眾，力證該公司大批廣告業務實際在英國洽商，但正式交易時則轉移到愛爾蘭落實交易避稅，估計過去10年少交稅款數以億鎊計。今天（周一）首相卡梅倫將（David Cameron）與Google執行主席施密特（Eric Schmidt）會面，勢有一輪交鋒。

最新數據顯示，Google英國業務的營業額高達30億鎊（353億港元），但應繳稅項僅730萬鎊（8,597萬港元），主要原因是公司以交易不在英國完成為由避稅。下議院公共帳目委員會（PAC）早前傳召Google北歐業務副主席布里蒂（Matt Brittin）作證，他初時強調英國廣告銷售部員工與英國公司的洽商，「不涉價格談判」，甚至「（英國）無人負責推銷」，到上周再改口稱，英國員工不得執行和完成銷售合同。

英戶口賬目轉至愛爾蘭

曾在Google英國銷售部門當主管的瓊斯（Barney Jones）眼見布里蒂撒謊，決定挺身而出將手上逾10萬份電郵檔案交予稅務海關總署（HMRC）調查，又向《星期日泰晤士報》披露有關合約文件，揭示英國銷售部門員工實際會與英國客戶洽商和簽約。例如一份2004年與滙豐簽署的4萬鎊（47萬港元）合約，就由英國總部寄出；另一份合約上款附近列出倫敦總部地址。

瓊斯透露，在2005年9月至2006年3月間，公司要求他將英國戶口賬目轉至愛爾蘭都柏林總部，令技術上，所有交易和合同在都柏林完成。

由於愛爾蘭企業稅率僅12.5%，遠低於英國的23%，收入更可經荷蘭等空殼公司轉移到避稅天堂百慕達群島，避過巨額稅款。Google年報顯示，在2006年至2011年間，英國業務收入達180億鎊（2,119億港元），但期內的應繳稅項僅1,000萬鎊（1.18億港元）。

「真正受害是英納稅人」

瓊斯說，看不過眼Google以肩負社會責任自居，又說座右銘是「不作惡」（Don't be evil），避稅違背對公眾的承諾。他炮轟Google營商手法不道德，遺憾自己曾是一分子，又替英國納稅人不值：「真正的受害者是被Google欺騙的一般英國納稅人，他們沒法子聘請會計師，喬裝在愛爾蘭、百慕達或英屬維爾京群島賺錢。」

除了Google，多間科技公司包括蘋果、亞馬遜等避稅醜聞相繼曝光，卡梅倫矢言會堵塞避稅漏洞，他今天將在首相府與施密特會面，預計會談及有關問題，輿論亦向卡梅倫施壓，要求他將施密特踢出高層商業顧問小組。

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

Google避稅招數

1）Google倫敦銷售團隊游說機構在Google落廣告

2）在倫敦洽商交易協議和詳情

3）交易收入會轉賬到愛爾蘭分公司，當地稅率僅12.5%，遠低於英國的23%

4）由於Google部份技術在百慕達等避稅天堂註冊，愛爾蘭分公司入賬後，大部份收入經荷蘭等地空殼公司，再轉到這些國家避稅

香港   蘋果日報

台菲漁船糾紛 台灣未必是贏家！

南方朔

在國際或國內行為上，有時候難免要做出報復、懲罰和施壓。但在做這種動作時，手段和目的必須能相配，如果手段太大太強，它或者會後患無窮，或者就自取其辱。

在此可以舉俄國的車臣戰爭為例。俄國在葉利欽時代，治理無能，他的民意支持度掉到只剩8%，國會揚言要用叛國誤國罪辦他。葉利欽為了逃避責任，遂緊急辭去總統，任命普京為代理總統，普京為了迅速鞏固他的權力，遂以當時發生了多起車臣人所犯的炸彈案，即發動了車臣戰爭，他的鐵腕政策，使他的聲望立刻竄起。但後來人們發現，所謂的車臣炸彈案真假難分，甚至有些可能是KGB人員所製造的，要用懲罰車臣來壯大普京的聲勢。當車臣戰爭發生後，美國為了介入這場戰爭，還把車臣叛軍領袖請去白宮作客，給了車臣軍援。俄國懲罰車臣，由於手段太大太強，已使得車臣人對俄國恨之入骨，使得車臣人對俄國的恐怖攻擊大增；至於美國的利用車臣人，也使得車臣人開始痛恨美國，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就是一對車臣兄弟所為。

車臣問題的教訓是，普京企圖藉覑懲罰來建立自己的聲望，由於他的手段失當，已使得車臣人對俄國的仇恨擴大，後患無窮。而對美國而言，它為了聲援車臣戰爭時車臣這一邊，但美國只是在利用車臣人而已，它為德不卒，使得車臣人產生過高的期望，當車臣人發現美國其實只是在利用車臣人，於是車臣人遂將恨俄的情緒轉為恨美。

我在此舉車臣為例，是要說明這次台菲的漁業糾紛，台灣的馬英九由於多年來護漁不力，這次終於發生了台灣漁船「廣大興28號」遭到菲律賓漁政公務船騷擾、開槍掃射，船員洪石成死亡案。這起慘案在家屬揭露細節後，台灣民情大憤。人民一方面痛恨菲律賓漁政公務船的野蠻，另方面也痛恨台灣政府海巡單位護漁救援的無能，如果洪石成受傷後，海巡單位能夠立即派出救援直升機搶救，則洪石成或許可以不死，縱或死亡，政府亦可因為有搶救而可以免責。但當家屬求救時，台灣的海巡單位卻在那裏擺官僚，要逐級上報，拖到人死為止，也正因此，此案遂被人民罵翻。

除了人民對政府的無能、反應遲鈍大罵外，這起案子發生後，台灣的外交，國防及總統府也拖了3天，總統府才作出反應，由於民情已經激憤無比，所以台灣一作出反應，為了向人民交代，其反應也高調無比；除了反應高調外，台灣軍方也揚言軍事護漁，並大張旗鼓的7艦齊發。坦白說這是手段與目的嚴重不對等的行為，等同到了菲律賓的家門口去耀武揚威，除了軍事上的聯合軍演、大陣仗的海空聯合軍演外，台灣還高調的組成「廣大興28號案聯合調查小組」，於5月16日前往馬尼拉調查。

動作太大太多 有理恐變無理

台灣對廣大興案，先緩後急，先軟後硬，這當然和馬英九要藉覑強硬的動作來挽救他「軟趴趴」的既有形象有關。不過，他的這些強硬動作卻的確出了後遺症，台灣到菲律賓家門口去海空聯合軍演，這種大動作顯然已和廣大興案本身不能相配，廣大興案當然嚴重，但畢竟只有1人死亡，犯得覑動員海空軍聯合軍演嗎？馬英九搞出這種大動作，當然可以讓人民宣泄怒氣，把對馬的不滿轉移到對菲律賓身上，但這一轉移，卻也煽起了台灣醜化仇化菲律賓的情緒。最近這一周，台灣媒體極力醜化菲律賓，傳出多起威脅菲勞之事。除此之外，台灣耀武揚威的大軍演，由於違背了國際處理糾紛的慣例，台灣軍演時美國觀察島號觀測艦曾尾隨監控。由此似可看出美國對台灣的軍事大動作顯然不放心，這也是台灣本來還高調的表示要準備實彈射擊再一次軍演、現在已絕口不再提的原因，顯然美國或別的國家已把不贊成台灣如此大動作的意見傳達到了台灣。

整個廣大興案，由於菲律賓自覺理虧，人們倒可注意到，菲律賓在處理上反而比台灣更有節奏。菲律賓從頭到尾，就不把此案升級到官方層次，它原本有總統記者會、外交部長記者會，但這些記者會最後都取消；當台灣大動作派出調查團到菲律賓要聯合調查，但台灣的調查人員到了菲律賓後卻受到冷處理，菲國認為這已侵害到主權，台灣調查團只得鎩羽而歸。菲律賓已開始自行調查，大致上以「非蓄意」殺人為方向，菲律賓總統府發言人陳顯達則在「台灣霸凌菲律賓」上做文章，要台灣善待菲勞。台灣一連串的大動作，反而給了別人「台灣氣勢凌人」的印象。這起案件現在已進入國際宣傳戰的層次，台灣由於軍演制裁等大動作太多，這場宣傳戰，台灣未必會是贏家。此案一開始時，台灣原可有許多方式妥善處理，但馬政府為了轉移焦點，故意要把事情鬧大，大動作也太多，有理反而可能變成無理；菲律賓總統府發言人也表示馬英九民調太低，是此案鬧大的原因。馬英九的民調太低，已更加喧騰國際社會。

懲罰性的國際行為，要講究手段的得宜，這次台菲衝突，台灣的馬政府已到了到別人家門口耀武揚威的程度，其他手段也有霸凌菲律賓之嫌。當有理變成好像沒理，這個責任該怪誰？

南方朔

《亞洲週刊》主筆

香港   明報

有錢無恥出洋相 禮義之邦已蕩然

台灣作家柏楊在《醜陋的中國人》一書中寫過一件「趣事」：兩個中國人在美國街邊說話，美國人以為他們快要打架，急得報警。警察來了，問二人幹甚麼，他們說：「我們正在耳語。」把中國人高聲喧嘩的醜態活現紙上。事實上，隨着愈多國人富起來，走出國門，出洋相的事情亦愈來愈多，弄得中國人成為野蠻人、不文明的代名詞，連副總理汪洋也看不過眼，開口訓示一番。

今年十一內地將實施《旅遊法》，汪洋日前在有關會議上，批評部分中國遊客的質素和修養不高，有損國人形象。他列舉了包括「公共場合大聲喧嘩、旅遊景區亂刻字、過馬路時闖紅燈、隨地吐痰」等行為，呼籲國人到國外旅遊時注意公眾言談舉止，做一名中華文明的傳播者和中國形象的展示者。

當局專門立法規管旅客行為，已令人嘖嘖稱奇，而勞駕堂堂副總理為國人的不文明旅遊行為操心，更反映旅遊部門失職。以香港為例，旅遊團出門前，導遊都會舉行茶會，講解目的地風俗民情，宗教禁忌，團友打了「預防計」，多少有「防疫」作用。然而在內地，旅遊部門與其他衙門一樣，除了收費賺錢耍官威，啥事都不幹，甚麼教育都沒有，於是遊客走到哪裏，就將惡習帶到哪裏。領導人與其規勸遊客文明，不如先肅正官風，讓旅遊部門負起責任。

道德宣傳 花樣百出

事實上，雖然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去年中國遊客境外消費高達一千零二十億美元，取代德國和美國成為世界第一旅遊大國，但有錢周遊列國的不是普通老百姓，而是先富起來的一群人，尤其是貪官污吏。備受詬病的「三公消費」之一，就是公費旅遊。這些人在內地享慣特權，到了外國照辦煮碗，聲大夾惡，以為有錢就是大爺，結果洋相百出，把中國「禮義之邦」的形象徹底破壞。

金錢可以買到名牌，但買不到尊重，君不見，有景點洗手間用簡體字標示「如廁後請沖廁」、「請不要站在路中央」；有航班用普通話廣播，要求乘客不要帶走耳機和餐具。這類針對中國遊客的「歧視」措施愈來愈多，可謂咎由自取。更有甚者，中國人炫富擺闊，隨時惹來小偷光顧甚至殺身之禍，最近俄羅斯破獲劫殺三名中國女遊客案，兇徒目的就是劫財。

為挽回中國文明之邦的形象，當局用心良苦，苦口婆心，怕只怕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近年來，甚麼學雷鋒，甚麼五講四美、八榮八恥，甚麼立法規範，道德宣傳不斷，花樣層出不窮，事實卻是中國人愈來愈醜陋。在這個道德崩潰、一味向錢看的年代，當官的帶頭無恥，老百姓又豈能有公德心呢？

太陽報

癡肥中共八千萬 瘦身容易除貪難

號稱擁有八千萬黨員的中共，是當今世界無可爭議的巨無霸政治組織，但黨員人數多，不代表戰鬥力強，更不代表政權固若金湯，恰恰相反，組織愈龐大，政權愈脆弱。中共第五代接手的正是一個民怨沸騰的爛攤子，如何讓黨組織科學「瘦身」，加強純潔性與凝聚力，已成最大的挑戰。

多名黨建專家近日撰文，力指中共罹患「組織肥胖症」，提出建立「退黨機制」，將不合格的黨員清除出黨，讓改邪歸正的退黨黨員有機會重新加入。還有人建議將黨員分榮譽、預備、正式黨員三類型管理，讓黨員人數減少至五千萬左右。

最令人關注的是，論者還不約而同都提到，蘇共在擁有二十四萬黨員時奪取政權，擁有幾百萬黨員時打敗希特拉，卻在擁有一千九百萬黨員時失去政權，中共要避免重演前蘇聯在黨組織最龐大時失去政權的悲劇。引蘇共悲劇為戒，其實反映了中共第五代的憂患意識，習近平剛上台便要求黨內高層思考「蘇聯為甚麼會解體？蘇共為甚麼會垮台」的問題。

季孫之憂 蕭牆之內

人若肥胖，身體機能會出現各種問題，政治組織亦不例外，中共本已龐大，黨員人數仍以每年新增兩百萬的速度上升，架構臃腫，不只「癡肥」，更是病入膏肓的徵兆。試問當下的共產黨員，誰不是為一己私欲加入這個所謂的「無產階級先鋒隊」？誰不是靠投機鑽營、徇私舞弊上位？誰還記得「為共產主義奮鬥終身」的入黨誓言？無怪乎網民調侃：如果把科級官員排起隊來用機槍掃射，肯定有冤枉的，但如果隔一個斃一個，肯定有漏網的。

「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古今中外，真正威脅執政者地位的不是甚麼「境外勢力」，也不是普通百姓，而是內部無處不在的腐敗。中共對此並非不了解，但始終束手無策，從鄧小平當年直言中共最大的危險來自於內部，尤其是高層；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主持中紀委的陳雲指，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有關黨的生死存亡；再到九十年代的中紀委書記喬石曾警告，不解決好黨風問題，有亡黨亡國的危險，但貪腐問題猶如癌細胞不斷擴散。新一屆中共中央紀委書記王岐山日前重申習近平的不反腐將「亡國亡黨」論，承認中共面臨的挑戰「最根本的還是來自黨內，不正之風和腐敗就是來自黨內的挑戰之一」。

瘦身容易除貪難，官場腐敗源於制度缺失，權力不受制約。如果不能真正做到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就算黨員人數減少三千萬，剩下的五千萬只會貪得更肆無忌憚，中共遲早重蹈蘇共的覆轍。

東方日報

溫戴家族暴富可能涉證券市場犯罪

平安股票是政治獻金？

   平安股票成為“政治獻金”的新鮮說法，來自法國國際廣播電台的報導。在《平安保險巨額股份轉售峰迴路轉暗藏政治博弈》的這篇報導當中，平安上市前的兩筆股權稀釋，都被認為具有政治獻金的性質。

   首筆股權稀釋指的是在2002年，國企招商局把所持17.09%（3.75億股）的平安股份轉讓給了寶華投資、源信行投資和上海銀峰投資。這三家公司背後的控制人是鄭建源。《紐約時報》的《一筆隱藏在香港的平安股權》說，鄭裕彤與溫家寶家族的關係十分密切。作為鄭裕彤代理人的鄭建源，掌控的投資工具與溫家寶的家人之間形成了多種商業合作關係，還曾為總理之子溫雲松的兩家創業公司提供資金。

   第二筆是指2002年12月，國企中遠集團將手中持有的11.1%（2.44億股）平安股份出讓給了三家公司：廣州市恆德貿易、中投創業投資和天津泰鴻，分別持股4.54%、3.02%和3.63%（其中，天津泰鴻的持股份額數，還包含從大連遠洋運輸公司手上購入221萬股）。根據《紐約時報》的報導，天津泰鴻是溫家寶家族的投資平台，法廣的報導指出，雖然天津泰鴻的當家段紅偉一致否認，但卻拿不出更好的解釋。為何如此巧合，是溫家寶家族的證件被泰鴻借用，而恰恰是在平安遇到危機、可能被分拆的時候，泰鴻獲得了入股的機會。而同時與溫家寶在中央金融工作委員會的戴相龍家族，也獲得了中遠的低價股票。

   溫戴家族暴富可能涉證券市場犯罪

   從上面綜述的溫家寶家族與戴相龍家族的驚人暴富模式來看，其中很可能涉及中國法律規定的內幕交易、洩露內幕信息刑事犯罪。溫家寶、戴相龍、溫家寶家族成員、戴相龍家族成員以及中國平安保險的董事長馬明哲都有可能是證券犯罪嫌疑人。

溫戴家族的驚人暴富，可能涉內幕交易、洩露內幕信息刑事犯罪。

     中國《證券法》禁止證券交易內幕信息的知情人和非法獲取內幕信息的人，利用內幕信息從事證券交易活動。中國刑法打擊內幕交易、洩露內幕信息刑事犯罪，比較諷刺的是，如果通過google搜索“內幕交易法律”就會發現，檢索頁面首頁上的《禁止內幕交易的相關法律法規目錄和條款》，居然是中國平安保險編輯的，而中國平安保險的董事長馬明哲可能在溫戴家族暴富事件當中也涉嫌內幕交易、洩露內幕信息刑事犯罪。

   在溫家寶和戴相龍家族買賣平安股票的交易過程中，溫家寶與戴相龍是標準法律意義上的“證券、期貨交易內幕信息的知情人員”（即《證券法》第74條規定的“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工作人員以及由於法定職責對證券的發行、交易進行管理的其他人員”）；平安公司負責對溫家寶和戴相龍進行公關的馬明哲，也是法律意義上的“證券、期貨交易內幕信息的知情人員”（即《證券法》第74條規定的“發行人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東及其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及其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發行人控股的公司及其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由於所任公司職務可以獲取公司有關內幕信息的人員”）。

彭麗媛：為人不知的家事

　《外參》特約記者   羅安

　　中國歌唱家彭麗媛，隨著她丈夫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從3月22日起訪問了俄羅斯和非洲三國，成為受到國際關注的新聞人物。

　　這是習近平成為國家主席後首次出國訪問，彭麗媛是代表團正式成員。同樣是演員、毛澤東的妻子江青沒有過這樣的機會。彭麗媛得並利用這個機會展示了其“第一夫人”外交能力。

　　彭麗媛這次到俄羅斯、坦桑尼亞、南非、剛果布，參加各種儀式和項目，中國媒體不乏讚美之聲，不少媒體提到了彭麗媛如何從山東鄆城一個普通學生成長為中國著名歌手、成為國家主席夫人，對其穿著打扮評頭論足。

鄆城縣城主要廣場唐塔廣場的一角，有鳳凰形狀的街燈，當地人指街燈是近年才出現，又指鳳凰暗喻國母。

　　李肇星不敢走彭麗媛的關係

　　其實，據彭麗媛目前就職的解放軍藝術學院教員私下表示，彭麗媛為人謙和，和同事來往時沒有架子。雖然在十八大前一度十分謹慎，避免在校內公開場合露面。十八大後，恢復平日的有說有笑，後來還出席在北京的世界防艾滋病日的活動。她的同事表示，彭麗媛做事比較有分寸，不會參與不屬於她工作範圍中的事情。

　　在總政文工團時，彭麗媛和幾名歌唱演員關係比較好，其中有郁鈞劍、閻維文等。閻維文舉行個人演唱會時，彭麗媛是藝術總監。在團裡，在習近平被定為“王儲”後，大家都會盡量迴避提及彭麗媛和習近平的關係，不去給彭麗媛找麻煩。

　　最明顯的就是，閻維文和李肇星是親家。而當初，閻維文的女兒閻晶晶和李肇星的兒子李禾禾的相識還是彭麗媛起的作用，當然，這還要和閻維文如何與李肇星認識說起。彭麗媛為好友閻維文的新歌尋找填詞人，剛好，彭麗媛與李肇星比較熟悉，一次偶爾就向對方透露了這事。李肇星非常喜歡閻維文演唱的歌曲，隨即一口答應下來，為《青春中國》填詞。閻維文與李肇星因此成為朋友，一有時間兩家就會在一起聚會。有一年，李肇星的兒子李禾禾與閻維文的女兒閻晶晶都回家探親，知情人透露“兩家大人在彭麗媛隨意的一句玩笑下，安排他們見面。或許因為都有出國經歷和共同語言，初次見面，兩人就成了無話不談的朋友，隨著發展，感情也逐漸升溫。”在胡錦濤厭煩李肇星、決定要免掉其外長職務時，李肇星也不敢通過彭麗媛走習近平的關係，因為大家明白，彭麗媛是不會過問朝中大事的。

　　彭麗媛為戒嚴部隊演唱

　　但是，海外媒體發出不同聲音。美聯社3月27日從北京發出報導題目是：中國第一夫人為（1989年）戒嚴部隊獻唱。報導登出了1989年解放軍畫報一幅照片：彭麗媛穿著軍裝在天安門唱歌。照片說明是：青年歌唱家彭麗媛在天安門廣場為戒嚴部隊演唱。照片是新浪博客作者WXSUN用手機翻拍後放在其微博上的，但後來很快被刪除。

　　彭麗媛出生於1962年，1980年，18歲參軍到濟南軍區前衛歌舞團，4年後被總政歌舞團“挖走”。1985年，她到中央音樂學院讀書，1987年同當時擔任廈門副市長的習近平結婚。1989年，她在中央音樂學院讀研，從她到天安門廣場為戒嚴部隊演唱所穿服裝來看，當時，她應是軍隊編制，帶職上學。她從音樂學院畢業後，回到總政歌舞團，2012年5月，彭麗媛成為解放軍藝術學院院長，享受少將級別的待遇。

彭麗媛當年為戒嚴部隊唱歌。

　　美聯社說，彭麗媛在廣場上身穿軍裝，紮著馬尾，給頭戴鋼盔，全副武裝的軍人演唱的形象，和她這次穿戴時尚隨同習近平在俄羅斯、非洲展示出來的“風采”截然不同。

　　彭麗媛隨同習近平訪問期間，香港《大公報》說，彭麗媛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搶了丈夫的“風頭”，成為輿論關注焦點。上海音樂學院副教授田藝苗對《紐約時報》說：“因為其演員背景和形象，我認為，她肯定會為丈夫加分。”

　　美聯社說，彭麗媛從軍幾十年來，唱了不少軍旅歌曲，光是這點，就和美國第一夫人蜜雪兒和法國前第一夫人卡拉•薩科齊，還有其他國家的第一夫人們，截然不同。報導說，2007年，彭麗媛曾參加演出，穿著藏族服裝，載歌載舞，唱著“洗衣歌”其中有歌詞唱道：是誰幫咱們得解放，是咱親人解放軍。”報導說，這段視頻受到藏人維權組織的強烈抨擊。

　　《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3月27日發表評論，題目是：彭麗媛推開中國人時尚自信的大門。文章說：“第一夫人彭麗媛對中國服裝業產生了驚人的拉動力，近日中國股市上服裝板塊大漲，中國服裝的國內輿論和文化環境也在‘瞬間’發生變化。這一切組成了相當強烈的信號。”

　　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3月28日從北京報導說，最近國際上的一些民意調查表明，人們通常把中國看成是頗具威脅性的潛在敵人，而不是朋友。不過，彭麗媛倒是改善中國形象的頗為有力的武器，比航空母艦強多了。

　　小時唱歌好學習差

　　彭麗媛很小就表現出唱歌天賦，有一副好嗓子。（彭麗媛妹妹彭麗娟、弟弟彭蕾嗓子也不錯），但是，她卻不是三好學生，在其他方面並不突出。彭麗媛的童年在家鄉菏澤市鄆城縣度過，據她憶述，她從小就愛唱歌，而且，聲線基礎特別好，“3歲就能唱大段歌曲，5歲就能登台演唱大段的《山東梆子》，我是我們家鄉特別有名的小演員”。

　　旅美作家高伐林最近發表文章說，彭麗媛當年在鄆城老家上學，“沉默寡言，內向孤僻”。而且“她的學習成績也一塌糊塗，數理化等成績在全班吊尾。‘唯一拔尖的就是音樂課’ ”。

　　美聯社的報導援引HKFighter微博說，中共六四屠殺後，彭麗媛去唱歌慰問戒嚴部隊，《開放》雜誌曾發表過這張照片。中共建黨82周年，彭麗媛為向黨獻禮片《江山》唱的主題曲唱道：打江山，坐江山，唱出了中共元老的心聲。

　　彭麗媛歌頌的 “江山”或許和她的家庭在文革期間倒楣有重大關係。

　　彭麗媛在一個“困難”家庭長大。中國媒體有很詳細的報導，說她當年天賦很高，天資聰穎，藝術成長道路如何艱難。中國媒體說，她是1985年加入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央音樂學院讀書），但很少媒體談到其青少年時代的其他情況。中共主政後，從1954年起，在全國中小學評選三好學生，其標準是學習好，工作好，身體好。只有三好學生才能當班幹部，才能加入少先隊和共青團。但很少有媒體談到彭麗媛這些方面的情況。

　　彭麗媛小時沉默寡言，內向孤僻，很大原因就是家庭“成份高”。彭麗媛父親在縣文化館工作，母親是縣劇團演員。她出生的1962年，正是中國“困難時期”，剛走出大饑荒陰影，而鄆城又是山東窮地方。旅美作家高伐林說，彭麗媛的母親是地主女兒。她外婆經常被當成地主婆挨鬥，日子難熬，就隨女兒到鄆城來住。彭麗媛繈褓時饑餓哭喊，常啃吃外婆的“乾癟乳頭”，“天長日久，姥姥那乾癟的乳頭硬是被小麗媛咂出了清水。”

　　文革期間，彭麗媛的外婆被貧下中農揪出來掃大街，彭麗媛的父親被打成反黨分子，開除中共黨籍，淪為“黑五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和右派分子），關進牛棚，強迫勞動，打掃廁所。彭麗媛的母親當時29歲，也被趕下舞台。

　　彭麗媛。

　　都有黑色的童年

　　在媒體披露了彭麗媛的外祖父是地主的情況之後，不少人都說，要是在中共毛澤東時代，恐怕不會批准習近平和彭麗媛的婚姻，因為當時習近平已經是廈門市副市長。不過，話還得說過來，那時的彭麗媛早就是中共黨員，是解放軍總政治部文工團的知名演員，在全國的知名度遠勝過習近平。

　　彭麗媛認識習近平是在1986年底，1987年9月1日結婚，這個期間，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正經歷胡耀邦蒙難而憤然不平的時期，彭麗媛想必知道習家在這件大事上的立場。

　　其實，因為出身問題而有黑色童年的不只是彭麗媛，習近平儘管出生在北京，父親也一度極為顯赫，曾經是協助周恩來最力的國務院副總理。但是，1962年——正是彭麗媛出生的那一年就被毛澤東貶職，後來一直被送到陝西。而在北京的習近平一家也從天上掉到地下，深知世態炎涼。特別是在文化革命開始後，十幾歲的習近平也有著和彭麗媛一樣被人歧視的經歷。據一名和習家認識的人士回憶：

　　“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時候，近平老哥剛13歲，只因為說了幾句反對文化大革命的話，就被打成了現行反革命分子。被列為敵我矛盾，在中央黨校的院子裡關押了起來。中央黨校召開批判六個‘走資派’的大會，最後一個人就是近平老哥，前五個是大人，第一個是楊獻珍，六個人戴著鐵制的高帽子，帽子重，壓的受不了，近平老哥只好用兩隻手托著。他媽媽齊心就坐在台下，台上喊打倒習近平時，媽媽齊心被迫也要舉手喊口號打倒她兒子。批鬥完了，近在咫尺，母子也不能相見。一次意外的相見，則成為母親齊心一生的痛！一天夜裡下大雨，趁看守不注意，近平老哥跳窗戶跑回家，媽媽嚇壞了，問他怎麼回來了？‘媽媽，我餓。’近平哆哆嗦嗦地說。想讓媽媽給弄點吃的，然後，進房間換衣服。近平老哥萬萬沒有想到，媽媽不但沒有給他做飯吃，反而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冒著大雨向領導報告去了。近平老哥知道不是媽媽心狠，而是被迫無奈。如果不去報告，就是包庇現行反革命，媽媽也會被抓走，那樣，遠平和安安怎麼辦？他倆還是小孩子啊！饑腸轆轆的近平老哥，永遠堅強不屈的近平老哥當著姊姊安安和弟弟遠平的面絕望地哭了，又絕望地跑進了雨夜。最後，頤和園一個看工地的老頭兒收留了他，讓近平老哥在一張連椅上熬過了一夜，第二天，就被抓進‘少管所’勞動改造。北京市許多城建基礎設施，比如西城區的地下排汙管道的修建，近平老哥都流下過辛勞的汗水，和傷心的淚水，因為，他幹活的時候，上面有警察拿著棒子！”

　　也許都有過對過去生活的不平記憶，彭麗媛很快就接納了這個有過婚史、比自己大9歲的男人。26年前，誰會知道這個出名不久的25歲歌唱演員會成為第一夫人？

　　對家鄉建設“貢獻不大”

　　彭麗媛成名後多次向社會捐款。2008年，四川汶川發生大地震，彭麗媛捐款20萬元人民幣。2010年，青海玉樹地震，她也捐款5萬。當時有不少人捐款一分錢。高伐林說，1995年，她母校鄆城一中校慶，她到場祝賀，捐獻一架鋼琴，後來，又捐款10萬。

　　但是，據香港《明報》報導，該報記者近日在彭麗媛的家鄉山東鄆城縣採訪，當地人說，鄆城面貌並未因出了“第一夫人”有太大變化。

　　甚至有人批評彭麗媛對家鄉建設“貢獻不大”。彭麗媛不少親戚也與她失去聯絡，其患病三舅年過七旬，仍每天開電動三輪車載客，自力更生。 

　　現在縣城的主要廣場唐塔廣場的一側，有一排不太起眼的鳳凰街燈，當地人告訴記者，這些街燈是幾年前才裝上去的，據說鳳凰燈有“國母”的意思。由於毛澤東最後一任夫人江青是山東諸城人，有當地人戲言，湖南出國家領袖(毛澤東、劉少奇、胡耀邦等)，山東則盛產國母。

　　山東是全國GDP排名第三的經濟大省，但鄆城處在省內較為落後的西南角，靠近與河南交界處。縣城仍保留中國小縣城的各種粗糙：除了玻璃瓶、紡紗之外，產業不多；車輛不多卻互相搶道，交通擁擠，道路坑窪；記者在一間掛牌三星的賓館留宿，午夜12時後已無熱水供應。

　　彭麗媛和習近平。

　　有人直言，彭麗媛為鄆城作的貢獻不多，希望她看看“家鄉有多窮”。彭麗媛成名後，在縣城的母校鄆城一中捐款蓋了一棟4層的教學樓，又在2000年為農村老家黃堆集鄉彭莊村唯一的小學出資，為漏水的教學樓作了修葺，現在小學已經改名為“麗媛小學”。鄉親們說，當年彭麗媛捐贈了13萬元人民幣，官方報導指，這是她十幾年的積蓄。此外，多數鄆城人對彭的印象，都是“很少回來”。

　　彭麗媛自稱是非常傳統的中國女性，從小就受孔孟之道的薰染。“我對家庭是非常看重的”，但她與父母、兄弟姊妹、丈夫與孩子以外的親戚似乎不多接觸。彭的三舅李新才聲稱，有20多年沒見過她。

　　

   現在“各過各的日子”

 

    李新才75歲，雖有頸椎疼痛和高血壓等疾病，仍要每天駕電動三輪車拉客，每天收入十餘元。家裡擺設也相當簡陋，牆壁灰水剝落，已信教十餘年的李表示，對這樣的生活並不感到辛苦，“自力更生是最好的”。被問及是否希望得到彭麗媛的幫助時，他表示，自己為人耿直，不願意給彭說好話。他還叮囑：“不要只看報紙是怎麼說的，要看實際情。”他的女兒說，從電視上看到彭麗媛，仍感覺很親，但表姊妹20多年沒有聯繫，確實有些遺憾。

　　據香港《明報》記者報導，彭麗媛有一弟一妹，其弟于1980年代初中越邊境戰爭時曾入伍上前線，現在據說在外地經商。在鄆城，很多以前與彭麗媛關係密切的人，對彭的往事都諱莫如深，這個城市關於彭麗媛的一點一滴，也逐漸被隱藏。而彭麗媛父親曾是縣文化館館長，他的舊同事、彭家的老鄰居魏中平，已經八旬有餘。幾年前，他曾接受官方傳媒採訪，指彭麗媛一家文革時曾有挨整的經歷。記者當天在縣城多方打聽找到他時，正在麻雀桌上忙得不可開交的魏老表示，所有採訪都要透過宣傳部正式申請。

明鏡獨家：習近平將建國安委

   新出版的《明鏡月刊》獨家披露：一個新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正在醞釀之中，它是習近平想在今年年底試圖推出的政改核心內容之一:把原來的江澤民想組建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進行進一步的擴大，把公安、武警、司法、國家安全部、解放軍總參二部三部、總政的聯絡部、外交部、外宣辦等部門，全部揉並在一起，成立一個大的國家安全委員會。

　　　早在十多年前，“江澤民下台前曾計劃成立一個類似於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機構，甚至規模要超過美國，權力更大，江的目的就是延續自己的權力，組建一個與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並列的系統。這樣一來，這個新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權力實在太大了，它把包括中央部委、軍隊、外交和國安系統等都合併在一起，由於動作太大，再加上江澤民下台，這個國家安全委員會也就不了了之。”了解內情的北京政治觀察家介紹說。

　　  江澤民1997年訪問美國時就已經見識了美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United States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簡寫NSC）。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是美國總統幕僚機構之一，1947年7月成立，直屬美國總統領導，也直接對美國總統負責。其主要職責是：統一有關美國國家內政、軍事和外交政策，向總統提出建議。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由總統任委員會主席，其正式成員有副總統、國務卿、國防部長；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任軍事顧問；國家情報總監和中央情報局局長任情報顧問；定期參與成員有白宮幕僚長、國家安全顧問等；還有追加參與成員，如財政部長、司法部長、國土安全部部長、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局長等。

　　　當時，江澤民很欣賞美國的這個機構，在眼看要退位交權之際，更希望“照著葫蘆畫瓢”，在中國創立一個類似的正式機構，作為自己在交出中共總書記之後，除了中央軍委之外的又一個控馭權力的渠道。 

　　　

       由於江澤民想組建中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目的太“明顯”了，遭到當時中共高層的一致反對，遭遇阻力後才退而求其次，成立了中央國家安全領導小組，與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合署辦公——還是“兩塊牌子，一套機構”。 　

　　北京政治觀察家對《明鏡月刊》強調說：“雖然組建國家安全委員會沒有成功，後來還是搞成了中共中央國家安全領導小組，這樣就跟中共中央外事辦公室一樣，兩塊牌子，一套人馬，與以前不同的是，加上了軍方和對外宣傳系統，但基本上沒有什麽大的作為。”

　　　“現在輪到習近平掌權了，當初老江沒建成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現在小習要接著建了，而且這個新機構的規模肯定要比老江的大，”北京政情分析人士調侃說，“可以說，習近平等來了組建中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最好時機。”

        　“但這次正在醞釀之中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就是在中央國家安全小組基礎上的一個擴大，就是把對外的國家安全和對內的國家安全結合在一起。”北京高層消息來源對《明鏡月刊》進一步解釋道，“也就是說，把原來的江澤民想組建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進行進一步的擴大，把公安、武警、司法、國家安全部、解放軍總參二部三部、總政的聯絡部、外交部、外宣辦等部門，全部揉並在一起，成立一個大的國家安全委員會。”

　　　醞釀之中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無論是規模還是地位，都會遠遠超過現有的中央國家安全領導小組。“黨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全國政協，然後就是國家安全委員會，其後是法院和檢察院。”北京消息人士強調說。

　　　據高層消息來源透露，正在醞釀和籌備之中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由習近平親自主導，中央政治局委員、政法委書記孟建柱負責籌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寧和新任中央政法委員會秘書長、國務院副秘書長汪永清參與筹备。

　　　早在中共十八大召開前，明鏡十八大報導與分析小組便預測，孟建柱將接替周永康出任中央政法委書記，政法委將“降格”。2012年11月19日新華社公布孟建柱兼任中央政法委書記的消息，一如明鏡早前的預料，只是政治局委員的孟建柱出任政法委書記，是十年來首次由非政治局常委出任，意味政法委已被“降格”。

　　　政法委書記過往並非由政治局常委出任，自胡錦濤2002年執政起，讓政法委書記羅幹入常後繼續兼任，周永康其後在2007年成為政治局常委後，沿襲此制，兼任政法委書記，領導公安、檢察和司法系統。

　　　海外輿論評論指出，政法委書記回復以前的地位，即由政治局委員出任，是中共嘗試“制度化”的例子，但不會影響打壓反政府勢力的力度，因為暴力維穩是中共高層的共識。不過，中國學者則對有關轉變偏向樂觀，認為政法委書記向常委負責，有利官方平衡公檢法在政策上過於傾斜公安和檢察機關的情況。維權律師浦志強預期，政法委書記降格後，政法委的地位亦將會下降，作用變得較為薄弱。

　　　在明鏡出版社出版的《習近平團隊》一書中，孟建柱在習團隊“八大金剛”中名列第二位，僅排在習近平的“大內總管”粟戰書之後。該書作者相江宇指出：十八大前，孟建柱的資歷和經驗，使其成為接替中央政法委書記主要候選人，因為無論是當時還是現在，中共最需要的就是穩定政局，那麽熟悉政法委工作的他必然是首選。十八大後，面對越來越高的政法改革呼聲，以及權力相對減小的職位，作風低調的孟建柱能有所作為麽？

　　　在談到政法委降格時，相江宇還強調指出，中央政法委書記不入政治局常委，意味著新任政法委書記孟建柱會由習近平直接領導。

　　　果不其然，正是這位歸習近平直接領導的新任政法委書記、備受重用的孟建柱，如今正肩負重任，主導籌建國家安全委員會。

　　　“這將是一個大的國家機構框架的一次改變。”北京政治觀察家對《明鏡月刊》指出，“這與原來的中央政法委完全不同，這個機構的成立可能也意味著中共政法委將會取消，因為飽遭病詬的政法委相當於是個非法機構，它把法院、檢察院和公安部放在一個機構，還有什麽法治可言？這樣一來，醞釀之中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就不會包括法院、檢察院，而新設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則屬於副國家級部門，與法院和檢察院平級。”

李克強亟欲與溫家寶劃清界線

《明鏡月刊》編譯  蕭憲聰

   自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外國分析人士不斷預測中共會滅亡，在他們眼中，一個依靠中央帶領、不容許私營企業的計劃經濟，幾乎不可能無限期存活於充滿活力的中國社會，因此就算1989年國家來到革命邊緣，一系列共產黨垮台的骨牌效應似乎即將推翻中共，但事實證明，他們具有足夠韌性承受這一切，隨著經濟飆升威權主義得以苟延殘喘，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也很難在中國上演，畢竟政府已建立一套無孔不入的維穩措施。

    一條橡皮筋縱有再大韌性，但持續拉扯下不但會彈性疲乏，而且還有斷裂的可能。《經濟學人》說，這些“拉扯”最明顯的具體表現便是層出不窮的群體事件。貪婪的地方官員廉價收購土地引起農民大大反感，年輕的農民工比起上一代更雄心勃勃、更不溫順，城市裡中產階級正迅速增長，三個族群成為組織抗議活動的主力，而且根據歷史，他們很可能是壓倒威權主義的最後一根稻草，台灣與韓國提供了最鮮明的例子。

    當中以中產階級的聲音最強烈、情緒最憤怒。貧富不均與機會不均導致階層流動如一灘死水，他們也受夠了不安全的食品、骯髒空氣和在河裡奇幻漂流的死豬，微博上便有人挖苦道：“一群豬在會場鼓掌，另一群有良心的豬跳黃浦江自殺了。” 還有人大力反諷“水龍頭打開就有排骨湯喝”這件事。

   問題不能再延宕

    期待中國改變不是憑空而來，《經濟學人》認為原因有二：其一，互聯網與智能手機之發達使信息傳遞無遠弗屆，當局越來越難欲蓋彌彰，亦無法無動於衷；其二，中國領導人已體悟到問題不能再延宕，開始認真看待政治改革，例如2013年的全國人大不再有奢華宴會和炫富現象，大部制改革同樣展示政府推行精簡之舉，習近平談到改革時就曾說：“要敢啃硬骨頭，要勇於突破利益固化藩籬。”

    然而如此的新政策並不意味改變一黨專政的現狀，正如全國人大發言人傅瑩所說：“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不能一說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就是要照搬別人的模式，否則中國就沒有進行政治體制改革，這樣的說法不公平也不準確。”《經濟學人》指出，傅瑩想表達的即是強化黨的統治，與習近平欲鞏固共產黨正統性的南巡私下講話不謀而合。

    近來在中國知識界蔚為時尚的舉動，是閱讀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於1856年所著的《舊制度與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他們得到的結論是革命的產生並非源自統治者抵抗改變，而是他們試圖改革，結果卻超出期望變得難以控制。如果托克維爾所言不假，習近平正處在極為嚴峻的兩難境地：為了生存，黨不得不改革，但改革這件事本身就是最大的危險，或許哪一天他將找到根本性的解決方案來推動政治變革，屆時我們希望不會再看到隨波逐流的死豬。

   李克強亟欲與溫家寶劃清界線

    習近平以外另一個值得關注的領導人便是李克強，在就任總理之後的第一場見面會他提到：“改革貴在行動，喊破嗓子不如甩開膀子。” 如此精妙言語讓《經濟學人》認為，李克強亟欲與溫家寶劃清界線。

    共產黨內部的批評者並不避諱的將溫家寶在位的十年稱作“失落十年”，很大程度是因為他一直以來呼籲大膽改革，包含政治改革，但實際行動付之闕如，任期結束之前甚至爆發27億美元家產的醜聞，證明他無法抑制妻子和家屬通過網絡關係攫取驚人財富，也符合西諺揭示，事情總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Easier said than done）。

    繼承溫家寶位置的李克強，恐怕很難感受到“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的福蔭，猖獗的腐敗、環境汙染、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城市居民與農民工間的不平等、過於仰賴出口與投資的增長模式以及大量信貸流向國有企業等皆是棘手難題，更重要的是李克強身處利益集團盤根錯節的政治系統，將使他難以妥善處理這些問題。儘管冠以總理頭銜，政治局常委會裡排名第二，但李克強仍得服從黨內一貫的集體領導，意即任何政策變化必定會面對既得利益者的反對，例如地方領導、國有銀行與政商關係良好的家族等。《經濟學人》指出，李不像溫家寶畫大餅，展現出較為務實保守的態度。他也承認：“改革進入了深水區，也可以說是攻堅期……現在觸動利益往往比觸及靈魂還難。但是，再深的水我們也得淌，因為別無選擇。”

   等待李總理何時“甩開膀子”

   全中國人，甚至全世界都在等著李總理何時“甩開膀子”。

    出生於安徽省，李克強僅僅是地方幹部之子，在文革時期成為“下鄉知青”，後來在學風相對開放的北京大學攻讀法學碩士和經濟學博士，一路走來通過在共青團工作逐步累積政治資本，如同胡錦濤當過共青團第一書記。如此看來，李不是來自富裕家庭、沒有雄厚的太子黨背景，妻子也只是一個受人尊敬的學者而不從事商業投資，這些反而讓他有不重蹈溫家寶覆轍的優勢。根據新華社的報導，李克強曾說：“為政清廉應該先從自己做起，己正，才能正人，這是古訓，也是真理。” 而且“既然擔任了公職，為公眾服務，就要斷掉發財的念想……接受全社會、接受媒體的監督。”

    但是李克強就像所有的黨員一樣，謹慎、努力加上忠誠使他得以受拔擢，而非以大膽舉措聞名。1998年擔任河南省長期間，該省爆發嚴重的艾滋疫情，數十萬人受到感染，縱使危機之大，但李克強卻選擇與虎謀皮試圖掩蓋，是其政治生涯的一大汙點。主政河南後期，或許基於補償心態，李克強呼籲政府撥更多經費照顧艾滋病患和教育孤兒。

    過去五年位居副總理用以見習總理的李克強，幫助推動讓數億農村居民受益的醫療保險，然而《經濟學人》表示，最大膽的改革仍舊是紙上談兵。2012年由中國智庫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共同完成的報告《中國2030》（China 2030），敦促數項結構性變化，涵蓋國有企業及戶口制度改革，目前尚不清楚來到權力頂點的李總理會如何達成這些目標，全中國人、甚至全世界都在等著他何時“甩開膀子”。

   學法不等於擁護法治

    除此之外中國網民也在猜測，新領導班底中有不少人具備法學背景，是否象徵中國有機會邁入完善的法治社會。記者雷切爾?盧（Rachel Lu）於博客“茶葉之國”（Tea Leaf Nation）寫道，習近平於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思想政治教育專業在職研究生班獲法學博士學位，李克強是北京大學法學碩士，加上李源潮曾在中央黨校研究生部學習社會主義，從而取得法學博士，無不讓中共第五代領導顯得格外新鮮。

    法學背景的領導人在美國並不罕見，但中國沒有如此傳統，新浪微博用戶@老大哥在看著我們說：“49-76獨夫治國，78-89強人治國，90-12官僚治國，真心希望13開始是律師治國的開端。”

    雖然部分人士抱持著很高的期望，認為中國即將迎來法治的黃金時代，但也有人沒那麼樂觀。他們警告:知名獨裁者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和菲德爾?卡斯特羅（Fidel Castro）都擁有法律學位，不可以偏概全，誠如用戶@ Joey_Gillatt說：“如果學法律的人會更重視法律，那照道理講希特勒要支持藝術，毛澤東支持教育，在東正教中學讀書的斯大林支持蓋大教堂。”

    雷切爾·盧引用于建嵘教授的說法指出，在中國很多情況乃是名不符實。習近平和李源潮表面上身為法學博士，但他們並沒有學習法律本身，而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等意識形態，更不用說沒有領導人曾從事法律工作。因此重點在於，引述@眾裡尋他千百度2000所言：“是不是懂法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套完善的制度，使不懂法的人也能依法行使自己的職責。我們不要老依賴某一個人，應該想的是推進制度建設，否則中國永遠是人治國家。”（《明鏡月刊》3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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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大案要案，多與軍隊有關

《新史記》何蜀

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說了不少騙人的假話，但他有一句話是實話，即他說軍隊在“文化大革命”中“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因爲他最清楚，是他把軍隊 拖進了“文革”渾水，從他爲炮製《江青同志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讓江青“請尊神”開始，就已經一步步把軍隊綁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戰車上。同 時，在他爲“文化大革命”炮製的那個“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中，也通過他親筆加寫的“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等文字，把軍隊明確列爲了“文 革”鬥爭鋒芒所指向的重點之一。

大案要案多與軍隊有關

大凡親歷過“文化大革 命”的人，都會對軍隊與“文革”的關係、軍隊在“文革”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無論是“革命對象”還是“革命動力”）留下深刻的印象。從最早的羅瑞卿案開 始，“文革”中的許多大案要案，如此後的賀龍案，“二月逆流”案，武漢“七二〇”案，“王、關、戚”（主要罪名是“揪軍內一小撮”）案、“楊、余、傅” 案……直到最後引發“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的狀告遲群、謝靜宜（主持北京大學工作的兩位軍代表）案，無不與軍隊直接或間接有關。

“文 革”中不同階段的轉折，也多與軍隊有關：如中央軍委、總政1966年10月5日《關於軍隊院校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直接啓動了“史無前 例”的大規模平反運動，從而得以把經過“反右派”運動之後心有餘悸的廣大民衆真正蠱惑、發動起來，投入批判“資産階級反動路綫”的全民造反狂潮；1967 年2、3月間各地打擊造反派、幾乎讓“文革”刹車的“鎮反”運動，主要依據的“尚方寶劍”是毛澤東批准的中央軍委“八條命令”；而隨後否定“鎮反”、批判 “資本主義反革命復辟逆流”的新一輪造反狂潮，則又依據了毛澤東批准的中央軍委“十條命令”；劃時代的1971年“九一三”事件引爆的全民思想大地震，不 言而喻跟軍隊直接相關；至於結束“文革”的“粉碎‘四人幫’”，則更是在軍隊的全力參與下才順利完成的了。


丁凱文《解放軍與文化大革命》（明鏡出版社）


全國成軍營，軍隊是核心

在 “文革”中，軍隊的影響滲入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人人必讀的《毛主席語錄》是由軍隊推出後向全社會普及的；學毛著運動和召開學習毛著的“積代會”、 “講用會”，是從軍隊開始形成風氣蔓延到各行各業的；“清理階級隊伍”中全國效法的樣板，是毛澤東樹立的8341部隊炮製的“六廠二校經驗”；當時最時髦 的服飾是軍裝，最走紅的職業是軍人，最高貴最保險的出身是“革命軍人”……從中、小學校到機關幹部的“五七幹校”，全都按軍隊編制編爲班、排、連……全國 儼然成了一個大軍營。

從另一角度看，“文化大革命”既然被稱爲“無産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那麽，這場名爲“大革 命”實爲大動亂的政治運動的一個主要特點，就是始終是在“無産階級專政下”進行的，也就是說，即使在各級黨政機關癱瘓、群衆組織派別林立並展開“全面內 戰”的時期，“文革”依然是在“無産階級專政下”進行的。這個“無産階級專政下”如何得到體現和保證？除了毛澤東等極少幾個寡頭的所謂“無産階級司令部” 牢牢掌控著整個局勢及直接控制北京和上海兩個特大城市外，在全國各地就是由“無産階級專政的支柱”——軍隊掌控局面。從1967年1月毛澤東號召造反派向 “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奪權，各級黨政機關全面癱瘓，特別是過去作爲中國共産黨的代表或化身出現的各級黨委完全停止工作開始，毛澤東即下令軍隊“支 左”，於是，各地軍隊（有的是大軍區，有的是省軍區，有的是軍分區或地方武裝部）的黨委實際上就已經取代了原地方黨委的領導職能，成爲中國共産黨在各地區 的“領導核心”。

《毛主席語錄》的第一頁第一條第一句就說“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産黨”，在“文革”大動亂中，這個“領導核心”一刻也沒有改變，只是具體的代表形式不同而已。

除 去北京、上海兩個特殊地區外，各地在1967年“一月革命”中發生的奪權，都得到（或部分得到）當地駐軍的支持或參與（只是有的得到了中央承認，有的沒有 得到中央承認，有的在沒有得到中央承認後軍隊又撤銷了對奪權的支持；而各地對原“專政機關”即公、檢、法的奪權，則基本上都是通過軍管來完成的）；各地在 奪權前後爆發的群衆組織大分裂，也與當地駐軍黨委對待群衆組織的不同態度密不可分（特別是被視爲保守派的群衆組織，只要得不到當地軍隊的支持，就會在造反 派的打擊下迅速瓦解，而得到軍隊支持的則會屹立不倒、越戰越强）；從1967年2月下旬開始進行的“鎮反”，各地都是在駐軍黨委主持下進行的（因此後來這 些軍區或武裝部都不得不向群衆作出公開檢查）；批判“二月逆流”、否定“鎮反”以後各地兩派群衆組織的大規模武鬥，也都是在當地駐軍親一派疏一派、支一派 壓一派的局面下發生並且逐步升級的；兩派群衆組織的停火、交槍、大聯合談判，都是由軍隊領導人主持進行的，各種促進大聯合、籌備三結合的學習班，都是由軍 隊領導人主持舉辦的；各地先後建立的“新生紅色政權”革命委員會，都是以軍隊領導人爲首（或爲實際上的核心）的；革命委員會建立後的“清隊”、“一打三 反”、“清查五一六”等一系列整人運動，都是在軍隊領導人主持下開展的……

一直到林彪事件之後，1972至1973年間，各地駐軍領導人才陸續退出地方黨政領導核心（有的直到1973年底或更晚的時候才退出），各地新建的黨委這時才陸續由地方幹部接任了此前一直由軍隊領導人擔任的主要領導職務。（《新史記》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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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岛勋突访平壤冲击美日韩三方互信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的高级幕僚、日本内阁官房参与（顾问）饭岛勋（Isao Iijima）现已结束其从5月14日周二开始对平壤为期五天的访问，于周六途径北京返回东京。由于日本政府在饭岛勋本次出访前，事先没有与美国和韩国打招呼，是朝鲜官方在饭岛勋秘密入境后，对外公开了日本高官突然出现在平壤顺安机场的画面，华盛顿和首尔才如梦方醒，这也再次向世人揭示当前东亚局势的诡秘。

来自平壤的画面可以看出，饭岛勋本人面对媒体，也对朝鲜官方在他抵达后，就马上对外公开其秘密到访的做法感到诧异。尽管，日本媒体现在异口同声地说，做为日本首相安倍内阁危机管理特别担当顾问的饭岛勋突然出现在没有邦交关系的朝鲜首都平壤，是为了解决上一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日本公民遭朝鲜绑架问题。但日本现政府在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略微出现缓和之际，试图派遣最高层幕僚秘密访问平壤的做法，已使美日韩三方之间原本就因二战历史问题而存在裂痕的同盟关系进一步松动。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泰永(CHO Tai-Young)5月16日就在例行记者会上对饭岛勋突访朝鲜一事表达了不满。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说，这对国际社会本应通过紧密合作共同应对朝鲜的策略没有帮助。赵泰永还透露，韩国事先不知道日本官方派遣饭岛勋出访朝鲜，东京是在5月15日才透过外交渠道就此作出说明。有报道称，东京现已对没能及时向首尔作相关说明表示遗憾。
在东京，日本媒体周六在报道饭岛勋结束对平壤访问，回国消息时说，饭岛勋现已就其访问朝鲜的经过，在日本首都的一家饭店，向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Yoshihide Suga）做了汇报。据介绍，饭岛勋抵达平壤顺安机场时，朝鲜派出外务省亚洲局负责日本事务的副局长金哲浩(KIM Chol-ho)到机场欢迎。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饭岛勋于15日周三和朝鲜负责外交的最高干部、劳动党书记兼国际部长金永日(KIM Yong-Il)举行了会谈。在此之后，饭岛勋于16日周四与朝鲜第二号人物、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KIM Yong-Nam)在平壤的万寿台议事堂举行了会谈。
18号周六下午，饭岛勋向菅义伟报告说，他已对朝鲜做出说明，两国间悬而未决的案子应该尽速解决。有关日本公民遭朝鲜绑架的问题，东京要求平壤即刻让遭绑架者回国、查明真相并引渡绑架者。另外，日本也要求朝鲜履行双方先前所达成的「平壤宣言」，内容包括核武问题的解决。日本媒体还报道说，周六下午正在外地视察的首相安倍晋三对媒体表示，官房长官菅义伟会向他报告有关饭岛勋朝鲜之行的经过，必要时，他也会直接与饭岛勋会面。安倍誓言，一定要在他的任内，解决日本人遭绑架问题。
美国的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戴维斯（Glyn Davies）18日周六在日本成田机场，就日本内阁官房参事饭岛勋秘访朝鲜被平壤率先披露一事表示，朝鲜做法的目的在于离间参加六方会谈的其它各国。戴维斯声称，已经通过与日本政府高官等的会谈，确认日美将保持团结。

RFI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问印度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周日开始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这是李克强任内的首次外访活动。除印度之外，此次外访行程中还包括巴基斯坦、瑞士和德国三个国家。中国官方表示，李克强选择印度作为外访首站显示出北京方面对于改善同新德里之间关系的重视。印度方面曾于今年4月指责中国军队进入两国实际边界印度一侧10公里处。中国外交部回应称，中国军队“在中方一侧进行正常巡逻，没有越过实控线一步”。海外藏人组织准备在新德里举行示威活动抗议李克强的到访，但遭到印度警方的阻止。

DW

大阪市長橋下徹：慰安婦非性奴隸

日本維新會共同黨首、大阪市市長橋下徹進一步評論二戰慰安婦問題稱，把慰安婦描繪成性奴隸是「不對的」。

橋下徹星期天（5月19日）出席朝日電視台訪談節目時稱，世界各國軍隊在二戰期間都曾「以同樣方式利用女性」，因此不應單純批評日本。

橋下徹此前提出「慰安婦必要論」引起中國與韓國的強烈反彈，美國也對此提出譴責。

橋下徹稱對華盛頓提出批評感到「榮幸」，並指責媒體對其言論斷章取義。

「影響國際評價」

橋下徹在朝日電視台的節目中說：「（慰安婦）一直被描述為舉國施以暴行、脅迫、綁架等手段，強行使反感的女性成為『性奴』。這種說法是不對的。」

他在發言中認同日本對慰安婦問題「負有責任」，但稱「是不是性奴，將影響在國際社會上的評價」。

他說：「世界各國的軍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都以同樣方式利用了女性。僅批評日本是不公平的。」

橋下徹還提到駐沖繩美軍此前在當地干犯多起性罪行，並稱：「美國現在閉口不提越南戰爭期間利用當地女性的過往。」

據日本媒體報道，兩名韓國倖存慰安婦抵達了日本，並將於星期五（25日）與橋下會面。她們質問橋下「憑什麼說（慰安婦問題）沒有證據」。

此前，橋下徹發表「慰安婦必要論」後，韓國外交部發言人趙泰永批評說，這是對女性尊嚴的褻瀆，是有悖常理、歪曲歷史的言論。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說：「強徵『慰安婦』是日本軍國主義在二戰期間犯下的嚴重罪行，也是事關當事受害者個人尊嚴的重大人權問題。日本有關政治人物發表公然挑戰人類良知和歷史正義的言論，我們對此表示震驚和強烈憤慨。」

BBC

大連漁船遭北韓扣押勒索

大連一艘編號「遼普漁25222」的漁船5日遭北韓巡邏艇扣押，要求在今天中午12時前支付贖款人民幣60萬元（約新台幣280萬元），才釋放漁船及16名船員。

大陸南方都市報深度新聞部今天中午透過官方微博「南都深度」發布這個訊息。截至發稿，包括大陸外交部及公安部都未針對上述報導有正式說明。

報導引述同時出海作業的「遼普漁25221」號船船長姚國峰的話，「遼普漁25222」是6日凌晨於海上休息漂流時失聯，目擊者稱遭北韓巡邏艇押走，船上共有16人。

船東于學君證實，接到來自北韓的衛星電話勒索，要求他付款才放船放人，從120萬元最後討價還價到60萬元，需於今天中午12時前付款給一家位於丹東的公司。報導並未說明于學君是否支付贖款。

報導說，于學君6日向遼寧海警總隊一支隊報警外，也向大連灣邊防派出所報案，10日還聯繫中國外交部，並傳真相關情況給大陸駐北韓大使館，最後一次和大使館聯繫是13日，對方告知「正在處理此事」。

于學君擔憂，船上物資有限，如果再加上船員情緒不好，「出點事，我擔得起嗎？」

報導引述公安知情人士稱，大陸漁船遭北韓扣船勒索時有所聞，最近更加頻繁。

有網友指出，大陸中央電視台等媒體近來聚焦台灣漁民被菲律賓槍殺事件，而大陸漁船與漁民遭北韓扣押勒贖，事發近半個月，大陸船東卻求助無門，要懷抱中國夢的民眾談什麼幸福？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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