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新華網報道,在重任首相後,安倍晉三急欲訪美,卻遭遇奧巴馬「冷臉」,轉而南下出訪東南亞國家。有報道說,安倍將考慮就日本亞洲外交基本方針提出所謂的「安倍主義」,主張在包括東盟、印度及澳大利亞在內的亞太地區構築雙邊、多邊等多重關係,甚至還計劃致信北約聯手應對中國。
在中日關係嚴重困難之際,安倍欲提出「安倍主義」,葫蘆裡究竟賣的什麼藥?它真能給中日關係乃至亞太地區安全形勢帶來什麼影響?
日首相擬提「安倍主義」 闡述對亞洲外交方針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日本政府相關人士11日透露,首相安倍晉三開始考慮從16日起訪問東盟3國期間提出有關亞洲外交基本方針的「安倍主義」。內容將包括同在民主主義、市場經濟、法治等方面具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開展安全、經濟、能源政策等合作。
據分析,安倍希望借此構築對華包圍圈。安倍將訪問越南、泰國及印度尼西亞,此訪將是安倍第二次出任首相後的首次外訪。
安倍重提「包圍中國」夢想
據日本媒體2012年12月29日報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日前重提「包圍中國」戰略,表示日本政府只有加強與包括俄羅斯、越南等在內的中國周邊國家的關係、強化與美印澳的安保合作,中日關係才會修復。
安倍28日在首相官邸接受採訪時稱,日本有必要以日美同盟為軸心,強化與印度和澳大利亞等國在安全保障領域的合作。「在安全保障領域,發展日美印三國和日美澳三國的安保合作是十分重要的,有利於地區的安定。」
在安倍重提這一頗具挑釁性的「包圍」戰略前一天,日本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表示,安倍已決定提前修訂作為長期防衛政策基本方針的《防衛計劃大綱》,以強化自衛隊職能和威懾力量,配合美國去年出台的新國防戰略。日本媒體指出,修訂後的大綱可能將突出體現日本應對釣魚島問題和朝鮮導彈問題的對策和具體措施。
分析人士認為,安倍「包圍中國」的思維與他意圖修改和平憲法的右翼政治理念一脈相承。在當選首相前,安倍便聲稱徹底改變日本防衛政策,尋求修改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制定的和平憲法,使日本能夠行使集體自衛權。
======「安倍主義」 遠交近攻? ======安倍欲封死釣魚島後路
日本11日再次出動戰機,應對中國海監一架螺旋槳飛機。同一天,中國國防部證實了10日中國有兩架「殲-10」戰機飛向釣魚島附近,原因是中國正常巡邏的飛機遭日方近距離跟蹤。釣魚島上空的氣氛開始「令人窒息」。有俄羅斯媒體說,亞洲希望和平,但正在為戰爭作著準備。日本首相安倍晉三11日的強硬表達放大了這一預期。他說,在釣魚島問題上,「沒有任何交涉的餘地」。中國學者馮昭奎對《環球時報》說,這已成為日本右翼公認的「家規」。與此同時,安倍用「低姿態」和「價值觀」向與日本存在島嶼爭端的另一鄰國韓國示好。這被認為是安倍構建對華包圍圈的一環,更大的部分將試圖在其下周對東南亞3國的訪問中完成。英國《金融時報》評論稱,歷史恩怨、現實利益糾葛以及決策過程中的「亂碼」,令東北亞局勢從未如此駭人。中日媒體昨天和前天都大量報道兩國軍機在釣魚島空域對峙的新聞,認為兩國在逐漸接近「擦槍走火」的分析越來越多。
安倍叫囂釣魚島主權不容談判
【美聯社東京1月ll日電】安倍晉三週五重申對華鷹派立場,稱日本不會就有爭議的無人群島問題與北京談判。
安倍發表此番言論時,美高層官員正計劃於下周訪問日本與韓國,敦促兩國就另一起領土爭端修復關係。
美國東亞問題首席外交官岸爾特·坎貝爾週四表示,美國將敦促各方在東海島嶼海上爭議問題上"小心謹慎」。
安倍首訪定在東南亞 牽制中國意圖明顯
首次外訪便到東南亞並非出自安倍晉三本意。2012年12月26日上台後,安倍曾在第一時間將首次外訪目的地定為美國,並計劃參加1月21日舉行的奧巴馬總統連任儀式。然而,1月6日,美國回應稱,由於日程繁忙,「迎接日本首相來訪的準備時間不足」,安倍訪美計劃暫時被推遲至2月上旬。訪美不成,安倍這才突擊將外訪目的地改為東盟三國。
不過,日本首相上任伊始就到訪南亞、東南亞國家也早有先例。1957年,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就任日本首相之後,曾在訪美之前,先訪問印度、巴基斯坦、斯里蘭卡等國;訪美歸來後,他又連接訪問了當時的南越、柬埔寨、老撾、緬甸、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
此次安倍出訪前,日本副首相兼財政、金融擔當大臣麻生太郎已先於1月2日至5日訪問緬甸,外相岸田文雄也從9日至14日出訪菲律賓、新加坡、文萊和澳大利亞四國。安倍內閣推進的這一「弧線外交」行動頗有傚法當年岸信介之嫌。
有分析稱,安倍上台第一個月未將施政注意力鎖定國內的政治、經濟困局,而是大舉在亞洲推進「弧線外交」步伐,包圍中國意圖明顯,更有意利用其在亞洲的外交得分與美交易,進一步協同美國將戰略重心轉向亞洲的步調,對中國加以牽制。
安倍晉三16日首訪東南亞三國 強化對中國外交包圍
日外交佈局造勢緊鑼密鼓 安倍政權圍堵中國不遺餘力
======安倍外交四面出擊======日外交佈局造勢緊鑼密鼓 安倍政權圍堵中國不遺餘力
安倍晉三在正式就任日本首相後,其在外交佈局和造勢上可謂緊鑼密鼓。除先後同美、澳、英、俄、印尼、印度、越南等國領導人通話,派特使訪問韓國並指派外務次官訪美,安倍又安排日本副首相兼財務相麻生太郎訪問緬甸並宣佈減免緬甸巨額欠債。而8日,日本又宣佈,外相岸田文雄9日開始對菲律賓、新加坡、文萊及澳大利亞進行訪問。
與此同時,日防衛省8日還宣佈,將在今天下午,在東京的外務省舉行有關日本與蒙古防衛合作的外務、防衛部門工作級別磋商的首次會議。
日報:安倍擬定「聯美制華」外交大計
【日本《朝日新聞》12月30日文章】題:政策再轉換外交安保政策以美為主盯住中國
「有必要站在俯瞰全球的視角上進行戰略構想。」安倍晉三首相在26日就任後的首次記者會上如是說。28日,安倍先後與俄羅斯、越南、印尼、澳大利亞、印度和英國首腦進行了電話交談。從地理上看,這些國家似乎構成了一張對中國的包圍網。致力於軍擴和海洋活動的中國因尖閣諸島(即我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本網注)問題加深了與日本的對立。首相身邊人士明確表示,與六國首腦的電話會談意在「牽制中國」。
安倍在就任首相前後的歷次記者會上均強調,「日中關係是21世紀外交及安保上的最大課題」,「無論如何要重新構建日美同盟的信賴關係」。
安倍晉三稱將告知美方日本擬加速集體自衛權討論
安倍欲加強日韓關係抗衡中國
【日本《每日新聞》1月5日報道】4日,日本前財務大臣額賀福志郎作為安倍晉三首相特使訪韓,並和韓國候任總統樸槿惠會談。在會談中,雙方呼籲建立面向未來的日韓關係。然而,樸槿惠卻委婉地要求日方「直視」日韓的歷史問題。為應對中國,安倍首相試圖加強對韓關係,但從會談不難看出,由於歷史問題這一尖刺猶在,雙方能否構築面向未來的雙邊關係仍是未知數。
「希望兩國新政府在諸多領域建立和兩國國民信賴關係相配的雙邊關係。」日韓關係在李明博總統登上竹島(韓國稱獨島本報注)後遇冷,額賀在會談中向樸槿惠傳達了安倍首相改善日韓關係的強烈願望。
一名外務省官員坦言,「日本希望避免日中、日韓交惡而中韓友好的局面」。
為抗衡中國,安倍政府的戰略是改善日韓關係,並進一步鞏固日美關係,派遣特使是新年伊始受首相官邸主導的外交的第一步。
安倍將致信北約聯手應對中國
據《讀賣新聞》報道稱,日本執政黨自民黨眾議院外務委員長河井克行計劃15日至19日訪問英國、法國和比利時,屆時河井將會訪問北約總部所在地布魯塞爾,與北約秘書長拉斯姆森會談,並向其轉交安倍親筆信。
報道稱,在這封信中,安倍呼籲北約和日本聯手應對正逐步強化海洋影響力的中國。信中還說,中國頻繁在釣魚島周邊「侵入」日本「領海」和「領空」,「中國愈加積極地擴展海洋影響力,以及朝鮮的動向,導致東亞的安全形勢日益嚴峻。」
安倍在信中稱,日本希望為「維護」東亞安定和繁榮扮演積極角色,並在地區戰略環境變化等方面能與北約達成共識。
據日本NHK電視台報道,這封信稱,日本與北約是擁有共同價值觀的夥伴,希望與後者在安全保障方面強化合作。另有日本媒體稱,安倍再次執政後,將強化日美同盟作為外交、安保政策的核心,如今謀求與北約強化合作,牽制中國和朝鮮的意圖更明顯。
安倍批中國「不負責任」 稱日美韓聯手可強硬制華
======安倍做派前景如何======挑起對抗不得人心 日本錯估形勢小心「引火燒身」
可以看出,安倍為日本外交描繪了一幅相當「宏偉」的藍圖。可是,它究竟能實現幾分呢?
首先是日本極力拉攏的韓國和東南亞各國。韓國將中國作為最大的貿易夥伴和投資目的國,並希望中國幫助緩和朝鮮半島的局勢,根本不願把自己放到中國的對立面;同時,韓國與日本同樣有著島嶼爭議,並對日本歪曲歷史保持著高度的警惕。而東南亞諸國也大多在與中國的經濟往來中獲益頗豐,除了直接與中國有領土糾紛的越南、菲律賓等少數國家,沒有誰想要蹚中日爭端這攤渾水。所以,日本拉起的「隊伍」雖大,卻沒幾個是真願意出力的。
更重要的是,日本視為最大靠山的美國並不願被人當槍使。美國「亞太再平衡」是有多重目標的戰略,雖然包含制衡中國的意圖,但也是要搭乘亞太經濟繁榮的「快車」實現經濟復甦,而快速發展的中國正是其借力的重要對象。上海社會科學院亞太研究所副所長劉鳴表示,美國固然需要日本當馬前卒,服務於「再平衡」戰略,卻不希望日本「冒進」,導致擦槍走火。近期日本頻頻在釣魚島搞小動作,現在更是發出了「警告射擊」的叫囂。在這種情勢下,雙方擦槍走火的可能性越來越大,而一旦在釣魚島發生某種對抗,造成人員或是艦機的損失,雙方高漲的民意「烈火」將是災難性的。要知道,戰爭這個幽靈一旦出了匣子,要它回去可就不是那麼容易的了。
安倍外交初露失敗端倪
安倍晉三再次執政後,其內閣成員立即在中國周邊開展了一系列緊鑼密鼓的出訪外交。與此同時,安倍不僅重申在釣魚島問題上「沒有談判的餘地」,而且決定增加防衛費,在釣魚島海空與中國抗衡,並把野田內閣「購島」鬧劇引發的中國民眾遊行抗議和部分日企遭受的損失,歸咎於中方。這預示著安倍對華外交可能重蹈野田覆轍。發展下去,安倍所謂的「中日戰略互惠關係」會否演變為戰略對抗關係,值得關注。
安倍內閣最近一系列出訪估計很難達到預期目的。對韓國,安倍希望 「加強擁有自由與民主主義、基本人權、法治等相同價值觀的兩國間的關係。」然而,在歷史問題上安倍內閣與韓國很難有共同的價值觀。韓國慰安婦的人權問題才是日本應該考慮的。對東南亞,安倍表示「除了經濟之外,還將在能源、安全保障等方面加強合作。」然而,目前除了菲律賓外長實用主義地鼓動日本修改憲法,增強軍備,對抗中國以外,東盟絕大多數國家都不願在中日之間選邊站,更不用說在軍事方面同日本聯手對抗中國。
最近,安倍沒等與美國事先商妥就單方面宣佈將訪問美國。其目的之一就是讓奧巴馬親口宣佈釣魚島適用於《日美安保條約》,贊成修訂日美防衛合作指針,把美國當「外交牌」來打,結果反遭延期。這堪稱是安倍外交誤判形勢而失敗的又一前兆。最近,美國屢次表示希望中日雙方就釣魚島問題對話協商解決,冷靜處理,而安倍卻高調拒絕同中國談判。日本既要美國為其撐腰又要利用美國對中國搞冒險,這在美國看來是很難接受的。因為那將是美日同盟第一次被日本所主宰,甚至存在把美國拖入同中國發生戰爭的風險。日本或許還沒有意識到,安倍上台後推行「無限量化寬鬆」政策引起日元急劇大幅貶值以及在歷史問題的右傾化立場,都已經引起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各國的普遍憂慮。
日本不睦鄰 經濟難再生
日報認為美中警惕日本刻意貶值日元
======中日關係 何去何從======中國駐日大使就中日關係提出三點期待
中國駐日本大使程永華8日在日中經濟協會和日本國際貿易促進協會新年會上,就當前中日關係提出三點期待。
程永華說,2013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35周年,為此就中日關係發展提出三點期待:
第一,妥善解決當前問題。日本新內閣剛剛成立,對兩國關係既有機遇,也有挑戰。中方希望新內閣繼續奉行積極對華政策,面對現實,拿出智慧和勇氣,按照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有關精神,相向而行,通過對華磋商找到妥善解決釣魚島問題的辦法,推動兩國關係重新回到正常發展軌道。
第二,致力於中日合作共贏之道。當前,世界經濟仍然在動盪不安中摸索前行,2013年形勢如何發展存在很多不確定因素。中國正處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的關鍵階段,日本災後重建和經濟振興任務艱巨。「和則兩立,斗則俱損」。作為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經濟體,中日合作的深度和廣度在亞洲無可比擬,在世界範圍內也不多見。兩國走合作共贏之路,不但可以給兩國和兩國人民帶來巨大利益,也將促進本地區的穩定、發展和繁榮。中日雙方要繼續大力推進各領域合作,努力實現互利共贏。
第三,堅持友好交流。由日本政府「購島」引發的中日關係僵局,造成兩國各領域交流全面停擺和國民感情嚴重下滑。當前形勢下,中日關係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面對困難,中日雙方不應意志消沉。民間友好始終是中日關係的特殊優勢,兩國要繼續發揚傳統,發揮各自優勢,團結協作,大力推動民間友好與交流,不斷增進兩國國民的相互理解,改善國民感情,努力為兩國關係改善與發展創造良好的環境和條件。
安倍對華新戰略:先包圍後改善?
「通過價值觀外交,能修復日中關係嗎?」日本《讀賣新聞》11日這樣質問。該報稱,現在日本的外交環境已與2006年安倍上一任期提出「價值觀外交」時完全不同了。印尼《雅加達郵報》稱,對於東盟而言,安倍新政府無法帶來「顯著的希望」,尤其是在對外投資這一領域,中國一直都主動為東盟國家提供「經濟刺激」。韓聯社報道說,鑒於中日力量對比的此消彼長,韓國新總統很可能打破慣例,在出訪美國後,先訪問中國再訪問日本。法國電視五台稱,面對歷史問題和主權爭端,僅靠一些有限的友善姿態,日韓關係很難有根本性好轉。
「日中是一對不能離婚的夫婦,在這一段婚內爭吵後,他們不得不面對對方。」11日在接受法新社採訪時,日本早稻田大學國際政治學教授山本武彥仍表示「樂觀」。《讀賣新聞》援引日本內閣官房參與谷內正太郎的話表達擔憂說,「對於21世紀的日本外交來說,如何與中國相處是最大課題」,這對於安倍政權而言尤其困難,尤其沉重。
日媒稱「與中國做夥伴更重要」
日本媒體稱,安倍政權的以上外交佈局,旨在「推動與日本共享"民主制度"的國家開展價值觀外交,謀求對華外交的有利形勢」。
不過,安倍的這一「包圍施壓」戰略,也引發日本媒體的質疑。《每日新聞》8日發表社論,呼籲安倍在「編製」對華包圍圈時慎重行事,不要太露骨。
社論稱,與竭力推動價值觀外交相比,更為重要的是實現與中國的政府首腦、外長對話,「推動中國成為日本"有責任感"的戰略夥伴,共同參與維持地區秩序。」
社論還提醒安倍,必須處理好歷史問題。
「如果(體現日本政府歷史觀的)新安倍談話在內容上比村山談話要後退,那要強化與亞太國家的關係將適得其反。在歷史認識問題上,應多加注意,謹慎行事。」
香港 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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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13日星期日
說人話不易,做人事更難
《南周》風波越演越烈,「群體事件」居然鬧到媒體圈裏。中宣部力保「一坨X」庹部長,下令各家報紙必須轉載《環球時報》的評論〈南方周末「致讀者」實在令人深思〉,卻遭激烈反抗,蝴蝶效應逐級擴展,《新京報》員工集體拒登《環球時報》顛倒黑白的評論,劉雲山指示:必須登載!北京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到《新京報》坐鎮督陣,不轉載就封報封網。雙方僵持到凌晨,《新京報》社長當場提出辭職,接着他本人及報社同事的微博被封……現在網絡禁制中「新京報」成了比「南周」更敏感的字眼,這場野火蔓延之迅猛,幾近媒體起義!
姑且莫論事件的是非曲直,單論程序,代表黨意志的權力者實在太霸道,那份由黨官捉刀代筆的「被獻辭」,其間常識錯誤不忍卒讀。《南周》編輯部起來抗爭之後,廣東省宣傳部強迫《南周》交出微博賬號密碼,再發出所謂「致讀者」微博,將篡改新年獻詞的屎盆子栽給《南周》編輯部自己。這等無恥行徑,卒將媒體人逼上梁山。
目下黨內強硬派已將這場新年風暴定性為「意識形態的嚴峻鬥爭」,並指有「境外勢力」介入。只是新華社、《人民日報》、央視三大中央喉舌媒體暫未表態,顯然在等習核心發話。習、李當然不樂見本朝啟元從一場「鬥爭」開始,但再「柔性」處理,惟黨統制媒體與言論,這逆鱗誰也碰不得,故而劉雲山、庹震們終歸立於不敗之地。
在這個體制裏,去假話去黨話委實太難。習近平自己就做不到,他前不久在新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十八大精神研討班」講話,幾朝的壜壜罐罐不得不背上身,原話是「全黨同志必須堅持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毫不動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觀點,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必再錄了,這塊紅色裹腳布還將越來越長,假使習近平的「權為民所授」升級為某個理論,無論它怎麼命名,後輩都必須背熟,並不厭其煩地代代相傳。
從《南周》風波到習近平講話的造句,均可感知到同樣的話語危機,共產黨壟斷一切話語權,卻使自己深陷空洞、冗長、累贅、虛假和程式化的醬缸。就算《南周》原版新年獻辭比「一坨X」部長好,但在筆者讀來仍掙脫不了話語危機,此乃政治專制、文化專制使然,其間關於憲政、限權、公民、個人權利、個人價值等訴求,不得不以曲筆塞進宏大空泛的話語中去,就這樣還被「真理部」逐一剔除,使之離黨話更近化,離人話更遠。
專制在上,說人話不易,做人事更難。
孔捷生
香港 蘋果日報
姑且莫論事件的是非曲直,單論程序,代表黨意志的權力者實在太霸道,那份由黨官捉刀代筆的「被獻辭」,其間常識錯誤不忍卒讀。《南周》編輯部起來抗爭之後,廣東省宣傳部強迫《南周》交出微博賬號密碼,再發出所謂「致讀者」微博,將篡改新年獻詞的屎盆子栽給《南周》編輯部自己。這等無恥行徑,卒將媒體人逼上梁山。
目下黨內強硬派已將這場新年風暴定性為「意識形態的嚴峻鬥爭」,並指有「境外勢力」介入。只是新華社、《人民日報》、央視三大中央喉舌媒體暫未表態,顯然在等習核心發話。習、李當然不樂見本朝啟元從一場「鬥爭」開始,但再「柔性」處理,惟黨統制媒體與言論,這逆鱗誰也碰不得,故而劉雲山、庹震們終歸立於不敗之地。
在這個體制裏,去假話去黨話委實太難。習近平自己就做不到,他前不久在新中央委員、候補委員「十八大精神研討班」講話,幾朝的壜壜罐罐不得不背上身,原話是「全黨同志必須堅持以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毫不動搖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發展觀點,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必再錄了,這塊紅色裹腳布還將越來越長,假使習近平的「權為民所授」升級為某個理論,無論它怎麼命名,後輩都必須背熟,並不厭其煩地代代相傳。
從《南周》風波到習近平講話的造句,均可感知到同樣的話語危機,共產黨壟斷一切話語權,卻使自己深陷空洞、冗長、累贅、虛假和程式化的醬缸。就算《南周》原版新年獻辭比「一坨X」部長好,但在筆者讀來仍掙脫不了話語危機,此乃政治專制、文化專制使然,其間關於憲政、限權、公民、個人權利、個人價值等訴求,不得不以曲筆塞進宏大空泛的話語中去,就這樣還被「真理部」逐一剔除,使之離黨話更近化,離人話更遠。
專制在上,說人話不易,做人事更難。
孔捷生
香港 蘋果日報
民婦具名 揭女高官擁16房產
福建省福州市民陳秀萍最近在網路上實名舉報,福建省證券監督管理局副局長田荔琴與家人共擁有16處房地產,總值高達5000萬元人民幣(約2.3億元台幣),是不折不扣的「房嫂」。相關貼文被多家網站轉載,引發網友關注。
「公務員何來巨富」
新華網昨報導,陳秀萍在網路上貼文指出,田荔琴一家有房產、店面、車位等16處,其中,田荔琴本人名下有3處,與丈夫共有3處,丈夫名下3處,兒子名下7處,另有資產不詳。文中並詳細列出16處房地產的具體地址、門牌號、產權人。
陳說:「試問一個普通國家公務員家庭,何來如此巨額財產?」她表示,下一步將實名向紀律檢查部門提出書面檢舉。
田荔琴對此回應說,這些房地產自己都曾買過,但舊房換新房、小房換大房,目前登記在自己名下只有1處,其中3處則是親屬的房產。田並指控:「陳秀萍與我父母是鄰居,在牆上違章搭蓋,前兩天城管部門予以處理,陳秀萍當時就威脅我父母說:你女兒還想不想當官?」
「仇官仇富太嚴重」
田感嘆:「現在仇官仇富太嚴重了,不是所有官員都是壞人,不是所有買房的都貪污腐敗。舉報要有證據,將積極配合組織部門調查。」
福建證監局相關負責人表示,當局已掌握相關舉報資料,正進行調查。
台灣 蘋果日報
北京毒霧最高警報 口罩賣斷市
京城昨日已是連續第3日被「毒霧」盤踞,PM2.5(直徑不超過2.5微米的懸浮粒子)達到每立方米900多微克的高濃度,空氣十分污濁。北京市氣象台於昨日10時35分發布北京氣象史上首個「霾橙色預警」,是霧霾預警中最高一級。
地盤停施工 官車減三成
據北京市環保局消息,北京西南、東南地區已啟動極重污染日應急措施,所有地盤停止土方施工,冶金、建材、化工行業減少30%氣體排放,黨政機關和公共機構帶頭停駛30%公務用車,而各中小學都要安排學生在室內上體育課。北京環保監測中心預計,空氣嚴重污染狀最快要到周三才會好轉。
惡劣天氣引發空氣淨化用品供不應求:過濾性能較佳的「PM2.5口罩」銷量激增,部分藥店面臨斷貨。而購物網站數據顯示,形似防毒面具的「N95口罩」成交量已激增10倍。有醫生建議市民選擇專業口罩,在市面上購買口罩要謹慎。
香港 明報
地盤停施工 官車減三成
據北京市環保局消息,北京西南、東南地區已啟動極重污染日應急措施,所有地盤停止土方施工,冶金、建材、化工行業減少30%氣體排放,黨政機關和公共機構帶頭停駛30%公務用車,而各中小學都要安排學生在室內上體育課。北京環保監測中心預計,空氣嚴重污染狀最快要到周三才會好轉。
惡劣天氣引發空氣淨化用品供不應求:過濾性能較佳的「PM2.5口罩」銷量激增,部分藥店面臨斷貨。而購物網站數據顯示,形似防毒面具的「N95口罩」成交量已激增10倍。有醫生建議市民選擇專業口罩,在市面上購買口罩要謹慎。
香港 明報
京城淪為毒氣室 殘山剩水無淨土
天作孽猶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中國經過數十年掠奪性開發,只剩下一片殘山剩水,烏煙瘴氣。近日內地遭遇嚴重霧霾天氣襲擊,全國三十三個城市已連續兩星期錄得空氣重度污染,當中以首都北京的空氣「最毒」,細微懸浮粒子濃度竟錄得每立方米九百微克的駭人水平,呼吸空氣與吸毒無異。
大片陰霾毒霧籠罩下,京城人人自危,有錢的出境躲避,沒錢的搶購口罩救命,再現當年沙士的恐怖一幕,不少地方的口罩已賣斷市。有人苦中作樂,仿毛澤東《沁園春.雪》作詞一首:北京風光,千里朦朧,萬里塵飄。空氣如此糟糕,引無數美女戴口罩,惜一罩掩面,白化妝了。唯露雙眼,難判風騷。一代天嬌,央視褲衩,只見後座不見腰……與其說這是調侃,不如說是對暗無天日的控訴。
事實上,北京市氣象局昨日破天荒發出最高級別的霾橙色預警,呼籲民眾避免外出和消耗體力,還要求政府部門及央企帶頭減少三成公務車。然而,這一切無濟於事,在全國十大嚴重污染城市,超過一半位於北京周圍,中南海領導層終為其治國無能、治污無方得到報應,而全中國都為此付出慘重代價。
新鮮空氣 已成奢望
面對如此災難,北京當局歸咎於天氣惡劣,指冬天在水氣充足而缺少強冷空氣的情況下,容易出現霧霾。其實,霧霾本身沒有毒,有毒的是空氣中的污染物,而這些污染物來自何方,當局心知肚明,不外乎過度的煤炭發電、工業排污和汽車廢氣。單是北京,機動車數目已經突破五百萬輛,對環境的傷害,不言而喻。
可笑的是,當局過去視細微懸浮粒子濃度為「國家機密」,一直拒絕公布,美國駐京大使館兩年前開始自行監測並發放數據,結果幾乎每天都是空氣污染嚴重,引起民眾嘩然。不報不報終須報,礙於輿論壓力,當局不得不推出新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也揭開了所謂治理空氣污染「成績很大」的遮醜布。
在「經濟要上,環境要讓」的畸形發展觀念下,只要能搞活經濟,交出政績,官員自然會為排污企業開綠燈,百姓是生是死,根本不會考慮。更不堪的是,環保官員不是監督環境,造福人民,而是通過「環評」大發不義之財,「靠污染吃污染」已成環保部門的潛規則。連環保部門都帶頭破壞環保,中國污染日益嚴重,也就不足為奇。
一個國家是否富強,關鍵看國人生活質素,如果沒有健康,有錢無命享,金山銀山也沒有意義。如今,老百姓連基本生存權利都被剝削,吸一口新鮮空氣都成為奢望,「中國夢」根本是笑話。
太陽報
大片陰霾毒霧籠罩下,京城人人自危,有錢的出境躲避,沒錢的搶購口罩救命,再現當年沙士的恐怖一幕,不少地方的口罩已賣斷市。有人苦中作樂,仿毛澤東《沁園春.雪》作詞一首:北京風光,千里朦朧,萬里塵飄。空氣如此糟糕,引無數美女戴口罩,惜一罩掩面,白化妝了。唯露雙眼,難判風騷。一代天嬌,央視褲衩,只見後座不見腰……與其說這是調侃,不如說是對暗無天日的控訴。
事實上,北京市氣象局昨日破天荒發出最高級別的霾橙色預警,呼籲民眾避免外出和消耗體力,還要求政府部門及央企帶頭減少三成公務車。然而,這一切無濟於事,在全國十大嚴重污染城市,超過一半位於北京周圍,中南海領導層終為其治國無能、治污無方得到報應,而全中國都為此付出慘重代價。
新鮮空氣 已成奢望
面對如此災難,北京當局歸咎於天氣惡劣,指冬天在水氣充足而缺少強冷空氣的情況下,容易出現霧霾。其實,霧霾本身沒有毒,有毒的是空氣中的污染物,而這些污染物來自何方,當局心知肚明,不外乎過度的煤炭發電、工業排污和汽車廢氣。單是北京,機動車數目已經突破五百萬輛,對環境的傷害,不言而喻。
可笑的是,當局過去視細微懸浮粒子濃度為「國家機密」,一直拒絕公布,美國駐京大使館兩年前開始自行監測並發放數據,結果幾乎每天都是空氣污染嚴重,引起民眾嘩然。不報不報終須報,礙於輿論壓力,當局不得不推出新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也揭開了所謂治理空氣污染「成績很大」的遮醜布。
在「經濟要上,環境要讓」的畸形發展觀念下,只要能搞活經濟,交出政績,官員自然會為排污企業開綠燈,百姓是生是死,根本不會考慮。更不堪的是,環保官員不是監督環境,造福人民,而是通過「環評」大發不義之財,「靠污染吃污染」已成環保部門的潛規則。連環保部門都帶頭破壞環保,中國污染日益嚴重,也就不足為奇。
一個國家是否富強,關鍵看國人生活質素,如果沒有健康,有錢無命享,金山銀山也沒有意義。如今,老百姓連基本生存權利都被剝削,吸一口新鮮空氣都成為奢望,「中國夢」根本是笑話。
太陽報
高州模式已破產 三個代表也蒙污
看病難、看病貴是內地新三座大山之一,究其根源,在於政府將公共醫療產業化的錯誤導向下,公立醫院唯利是圖,白衣天使變成搶錢高手,向病人索紅包、向藥廠拿回扣已成潛規則。一度成為全國醫改榜樣的「高州模式」近日破產,證明天下烏鴉一般黑,天下醫院一般貪。
官方傳媒曾高調報道,廣東省高州市人民醫院通過醫療改革,不靠國家撥款創下「平價奇迹」,打破了內地公立醫院看病難、看病貴、以藥養醫、藥品採購回扣、手術紅包種種陋習,實現了消費者滿意、醫生受益、政府得益的「三贏」目標。高州醫院因此聲名鵲起,不僅獲得前省委書記汪洋高度讚揚,「高州模式」更成為全國醫療改革的榜樣。
可惜,在貪腐成風的特殊國情下,神州根本就沒有淨土。央視日前派記者到高州醫院臥底,揭發醫院採購拿高額回扣的重重黑幕,譬如人民幣兩元出廠價的藥,該院竟以十九元採購,院方和醫生從中收取巨額回佣。醫生月工資本來大約一萬元,通過賺取藥價回扣,月入高達五萬元,醫院的藥費因而狂漲,病人的負擔層層加碼。說穿了,所謂高州模式,根本就是搶錢模式,就是魚肉病人。
醫院刀俎 病人魚肉
醜聞曝光後,廣東省衞生廳派出督查組赴高州調查,並要求全省衞生部門加大打擊醫藥購銷不正之風和治理力度。當局亡羊補牢,看似雷厲風行,其實不過是走過場罷了,「高州模式」破產乃貪腐成風大環境使然,問題出在制度而非個人。據業內人士稱,高州市人民醫院當年改革關鍵是「去行政化」,透過公開招標杜絕醫藥回扣,以降低患者負擔,針對的正是公立醫院的種種流弊,但好景不長,前年起當地政府重新插手這家「模範醫院」運作,回歸行政化的「主流」,所謂「高州模式」已經開始變味,濫開藥品、回扣返利這些公立醫院流行病便大行其道。
行政化演變為貪腐化,不啻對醫改的一大諷刺。說到底,國家對公共醫療投入嚴重不足,公立醫院自負盈虧,為了創收,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藥品成本價與銷售價之間的巨大差額,自然是人人流口水的肥肉。內地一切向錢看,本應仁心仁術的醫院已浸泡在銅臭中,成為唯利是圖的企業,何足為奇。
最諷刺的是,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二○○○年在高州首度提出「三個代表」理論,高州因而成為新時代的中共「紅色聖地」。想不到十三年後,高州因為貪腐醜聞再次成為關注焦點,這不僅讓剛上調中央的前省委書記汪洋難堪,也讓退而不休的江澤民下不了台,歷史真會開玩笑。
東方日報
官方傳媒曾高調報道,廣東省高州市人民醫院通過醫療改革,不靠國家撥款創下「平價奇迹」,打破了內地公立醫院看病難、看病貴、以藥養醫、藥品採購回扣、手術紅包種種陋習,實現了消費者滿意、醫生受益、政府得益的「三贏」目標。高州醫院因此聲名鵲起,不僅獲得前省委書記汪洋高度讚揚,「高州模式」更成為全國醫療改革的榜樣。
可惜,在貪腐成風的特殊國情下,神州根本就沒有淨土。央視日前派記者到高州醫院臥底,揭發醫院採購拿高額回扣的重重黑幕,譬如人民幣兩元出廠價的藥,該院竟以十九元採購,院方和醫生從中收取巨額回佣。醫生月工資本來大約一萬元,通過賺取藥價回扣,月入高達五萬元,醫院的藥費因而狂漲,病人的負擔層層加碼。說穿了,所謂高州模式,根本就是搶錢模式,就是魚肉病人。
醫院刀俎 病人魚肉
醜聞曝光後,廣東省衞生廳派出督查組赴高州調查,並要求全省衞生部門加大打擊醫藥購銷不正之風和治理力度。當局亡羊補牢,看似雷厲風行,其實不過是走過場罷了,「高州模式」破產乃貪腐成風大環境使然,問題出在制度而非個人。據業內人士稱,高州市人民醫院當年改革關鍵是「去行政化」,透過公開招標杜絕醫藥回扣,以降低患者負擔,針對的正是公立醫院的種種流弊,但好景不長,前年起當地政府重新插手這家「模範醫院」運作,回歸行政化的「主流」,所謂「高州模式」已經開始變味,濫開藥品、回扣返利這些公立醫院流行病便大行其道。
行政化演變為貪腐化,不啻對醫改的一大諷刺。說到底,國家對公共醫療投入嚴重不足,公立醫院自負盈虧,為了創收,八仙過海各顯神通,藥品成本價與銷售價之間的巨大差額,自然是人人流口水的肥肉。內地一切向錢看,本應仁心仁術的醫院已浸泡在銅臭中,成為唯利是圖的企業,何足為奇。
最諷刺的是,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二○○○年在高州首度提出「三個代表」理論,高州因而成為新時代的中共「紅色聖地」。想不到十三年後,高州因為貪腐醜聞再次成為關注焦點,這不僅讓剛上調中央的前省委書記汪洋難堪,也讓退而不休的江澤民下不了台,歷史真會開玩笑。
東方日報
改革最有共識基礎的就是回到1980年代
中國勢必要一個“第二次改革” (13)
---朱嘉明先生訪談錄
陳宜中(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
十五、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
陳: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的關係,您怎麼看?
朱:我想糾正人們的一種看法:中國經濟改革大體是成功的,已經建立市場經濟、多元制度,實行對外開放;所以,中國的問題就是如何改變政治改革的滯後,如何加快政治改革的問題。我認為這是似是而非的想法。中國在“六四”之後,不僅政治改革停頓和倒退,強化了黨國體制,而且經濟改革也步入歧途,走上了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道路。中國如今的問題,豈止是經濟改革成功和政治改革滯後的矛盾,而是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雙雙背離1980年代初衷的問題。或者說,中國目前的經濟制度和政治體制大體是一致的,彼此相互配套、相互支持。要看到,沒有“六四”之後的政治體制,中國也不會如此之快地形成國家資本主義和權貴資本主義。
所以,中國的未來不是簡單的啟動政治改革,而是要改革整個政治和經濟制度。就經濟領域來說,勢必要“第二次改革”。
從回歸理性和回歸1980年代開始。
陳:如何實行第二次改革?
朱:從回歸理性和回歸1980年代開始!中國進入非理性狀態已經多年。2008年舉辦奧運會時,民族主義、愛國情緒達到了最高點,到處講“盛世”和“崛起”,還有“中國模式”。那一年又發生世界金融危機,中國更加自我感覺良好,甚至認為中國可以改造世界貨幣金融體系。
中國現在到了必須回歸理性的時候了。和2008年前後比較,越來越多的人們已經明白,所謂的“中國模式”是難以為繼的。支撐這種發展模式的社會成本、經濟成本過大,而這些成本所得到的收益,無論對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來說,都在趨於零甚至走向負數。所以,中國需要做新的歷史選擇,在不同政治勢力和思想派別間求同存異,選擇一個大家能夠接受的基本方向。在我看來,最有共識基礎的就是回到1980年代,重新整理胡耀邦趙紫陽的歷史遺產,把他們沒有完成的事情重新啟動。這是為了避免同歸於盡,避免大的社會動盪。
陳:回到1980年代的最大障礙之一是如何面對“六四”?
朱:那是當然的。八九民運的積極和正面的歷史意義,老百姓知道,精英知道,特別是當權者也知道。但當然,要解決或重新評價“六四”問題,自然會遇到太多既得利益者的抵抗。這相當於一次社會革命。但是,風險和收益成正比例。那些有機會重新評價“六四”的人,既冒著最大風險,也將獲得最大收益。
陳:張木生主張回到“新民主主義”,您怎麼看?
朱:張木生是老朋友,精通馬克思主義,熟悉中國農村。但是,我對於回到“新民主主義”不以為然。在當代中國,“新民主主義”是一個幾乎從來沒有存在過的概念,而絕不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歷史。七十年前,毛澤東主張“新民主主義”,帶有很大的宣傳、統戰目的。他內心是否真的相信有一種“新民主主義”,從來就是一個問題,現已無從考證。但是人們知道,劉少奇提出中國在1949年之後的中國進入了“新民主主義”時期,遭到毛澤東痛擊,因為毛澤東希望中國快速地向社會主義過渡。現在,在21世紀過去了十多年的中國講“新民主主義”,無異於“刻舟求劍”,沒有出路。
陳:中國真有可能再回到胡、趙時代嗎?今天的中國已不是1980年代的中國,而且,在二十多年來的國家資本主義發展之後,已形成了新的社會矛盾。回歸1980年代,如何有助於化解這些矛盾,並克服您所謂的“合法性危機”?
朱:就中國的現實來說,合法性的問題就是人民是否信任執政黨和執政集團的問題。簡單地說,共產黨的合法性危機就是民眾喪失對你的信任,執政集團喪失了信用。其實,合法性危機是共產黨執政後從來沒有解決的問題。毛澤東的文化革命,鄧小平的經濟改革,都是為了緩和合法性危機。
回到1980年代是非常有彈性的選擇。首先,與回到新民主主義不同,這不是回到一個主義。中國的歷史教訓很多,只要回到一個主義,就會強化意識型態的衝突。我所謂回到1980年代,更強調的是一種價值觀,而價值觀可以容納不同的主義。在1980年代,表面上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但是意識型態的作用弱化,普世價值的影響擴大。不然的話,就不能理解為什麼在1980年代有所謂的“反對自由化運動”。其次,回到1980年代,可能也意味著一個包容不同發展模式的共同體。
我認為,回到1980年代,基本可以避免中國的分裂。因為1980年代的道路是在承認中國已經歷過社會主義公有制和共產黨一黨執政的前提之下,通過改革建立新型的市場經濟、開放和民主的社會,實現分配大體公平的豐裕社會,給每一個人經濟和政治權利。1980年代的改革歷史證明,這條道路是為社會主流和多數人接受的,是可行的。
現在與1980年代相較的最大差別是:中國今天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和權貴資本主義的混合體,形成了以家族為單位的利益集團。中國內在的矛盾不再是單純的理念和主義之爭,而是利益之爭,甚至關係到身家性命了。我想,中國未來最重要的出路是在民眾的支持下,實現新的立憲,同時建立一個容納不同社會階層,甚至包括既得利益集團在內的對話和妥協的政治框架。(《中國密報》第4期)
趙紫陽:由黨領導最終過渡到議會民主制
吳偉
按照他自己的說法,趙紫陽的一生,曾經經歷了兩次「大徹大悟」。第一次,是他經過十年文革,對中共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理論進行反思之後,從忠實於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轉變為一個以人為本的民本主義為思想特徵的改革者;第二次,是他經過主持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設計和改革實踐,特別是經過1989年的那場巨變,使他從體制的改良派轉變為一個堅定的民主主義者。
趙紫陽從體制的改良派轉變為一個堅定的民主主義者。
在他的晚年,離開了政治權力核心之後,他對自己的一生,對他所為之奮鬥了幾乎一輩子的這個黨和這個制度進行了徹底的反思,對其作出了否定性的結論。他說:「1989年我下臺以後,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我對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有了一些新的認識。過去對西方發達國家所實行的議會民主制,認為不是人民當家作主。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國家所實行的代表大會制度,才能體現人民當家作主;這是比西方議會制更高級的、更能體現民主的形式。事實上不是這麼一回事。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所實行的民主制度,完全流於形式,不是人民當家作主,而是少數人、甚至是個人的統治。」「無產階級專政制度,在大多數國家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倒是西方的議會民主制顯示了它的生命力。看來這種制度是現在能夠找到的比較好的、能夠體現民主、符合現代要求而又比較成熟的制度。現在還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一個國家要實現現代化,要實現現代的市場經濟,現代文明,它就必須實行政治體制上的議會民主制。」
但是,趙紫陽並不認為中國可以一步就可以跨越到這種「先進的政治制度」,而要經過「一個較長的過渡時期」。他認為,「根據中國的情況,在過渡期,為了能過渡得好,至少是在一定時期,保持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改變共產黨的執政方式,仍然是一種正確的選擇。」「這種選擇的出發點,一是有利於國家和社會的穩定,為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創造一個好的環境;二是有利於隨著社會經濟文化條件的變化,順利地過渡到比較成熟的文明的民主政治體制。也就是說,第一不可倉促,冒然地全部搬過來;第二必須朝著這個目標前進,絕對不可以反其道而行之,防止任何不利於甚至阻礙向這個目標前進的倒行逆施。」
趙紫陽這種漸進式的改革方式,是他政治體制改革思想的一大特徵。這一點,在他當年主持改革研討時,態度就十分明確。研究當年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的七次會議記錄,特別是鮑彤領導的中央政改辦的討論記錄,可以看到,近年來我們在政治改革討論中經常提到的民主憲政、言論自由、公民權利、黨派政治等問題,在當時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研討過程中都討論到了。
中國越來越像令鄰居擔憂害怕的惡霸
明鏡新聞網編譯 蕭憲聰
如果有個曾經強盛的國家,不幸一度家道中落,虎落平陽被犬欺,那麼當她回復元氣,重新踏上世界舞台之後,會不會亟欲展露自信,證明自身再起?對中國而言,答案是肯定的。從鴉片戰爭開始,歷經100多年的疲軟與恥辱,21世紀,誠如領導人習近平宣稱,中國人將“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並非壞事一樁,然而,歷史再清楚不過告訴我們民族主義的優劣。政治分析家裴敏欣發現,依據中國這幾年來的外交手段,似乎與“和平崛起”漸行漸遠,越來越像個令鄰居擔憂害怕的惡霸。
強硬處理領土爭端激怒印日
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之一是,當你在挖一個洞,必須馬上停止挖掘,否則只會越陷越深。裴敏欣發表於在線雜誌《外交者》(The Diplomat)的文章指出,北京現在的表現正明顯違反此規則。2012年以來,中國於領土爭端上無不採強硬立場,舉例來說,外交部發行的新版護照上,其地圖繪製包含南海和中印邊境的爭議領土,彷彿官員相信,通過這類小手段,可加強本國主張,不過反應一如預期,越南與菲律賓大聲抗議,而新德里則在給中國公民的簽證上蓋上印度版地圖。
中國新版護照的地圖引發多國不滿。
就在外交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際,解放軍同樣蠢蠢欲動。解放軍海軍(PLAN)成功進行了第一次航母上艦載機的起飛和著陸,經由電視轉播,軍隊自信的樣貌表露無遺,這些消息也發送至周邊鄰國,導致不安情緒加溫。裴敏欣認為,中國針對領土糾紛採強硬態度,加上解放軍不斷增長的軍事能力,其他國家實在很難對此感到安心。
不過這都還不是最糟的,中國漸趨侵略性的行為,可能會為習李的新政府帶來昂貴代價。2012年12月日本大選前,中國海監飛機飛往釣魚島上空進行巡航一事,預期將大大幫助自民黨(LDP)。自民黨是日本顯著的右翼政黨,對中國向來反感,在北京和東京不斷互相激怒對方的情況下,裴敏欣提醒,日本選民恐怕只會更往右靠。而12月16日選舉結果出爐,自民黨獨得294席議員席次,重新贏回執政權,一般估計,新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將對中國施行更強硬的政策。
中國首應穩定與日本關係
這些舉動背後有什麼企圖尚不可知,但裴敏欣認為,有鑑於中國政策制定過程缺乏協調性和一致性,一個簡單的解釋是“左手不知道右手在做什麼”,這一直是其政治系統的弱點,但內部混亂不能作為外交失誤之藉口,對中國形象和國家利益造成的傷害真真切切,而且可能維持長久。
因此,扣除滿坑滿谷的社會問題,習近平為首的領導班底還得面對怎麼從外交深淵爬出來,而不是自掘墳墓。裴敏欣警告,一連串錯誤的外交政策,已使北京面臨“六四事件”以來最惡劣的區域情勢,與日本關係達到史上低點,與東協關係也在惡化中,而南海爭端和試圖分化東協的舉止,不只讓中國聲名狼藉,美國將設定更多的戰略競爭取代戰略合作。此外,過去20年南韓積極加強中韓關係,可是現在開始疏遠,只因中國無法遏制朝鮮的威嚇行為,飛彈試射便是一例。
裴敏欣認為這當中最迫切的是尋求中日關係穩定,儘管中國對釣魚島持續施壓(例如派遣航艦定期巡邏)的目的在於逼使日本坐上談判桌,但卻是充滿風險的想法,畢竟中國政府須採取額外的預防措施,防止區域衝突和對抗升級。以目前情況來看,北京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什麼都不做反而比較聰明,讓日本有時間和空間回應。值得注意的是,不只中國國內反日情緒高漲,日本精英族群也有嚴重的反中意識,假使中方想通過軍事施壓使日方讓步,是不切實際的。
自民黨勝利後,裴敏欣建議,中國當局應聰明地向日本新政府發出和解信號,儘管安倍晉三競選期間對中態度強硬,但應給予機會展現其彈性和務實性,中國先行表示誠意,甚至稍微妥協並不會有什麼傷害或損失,且假使日本拒絕這種友好姿態,習近平將有更充分理由來玩針鋒相對的遊戲。
鷹派安倍上台加添不安定因素
許多外媒紛紛以“鷹派”或“保守派”形容安倍。的確,安倍的鷹派色彩鮮明,主張修憲,賦予日本自衛隊更多參與國際維和行動的自由,他同是日本政壇強硬的右翼人士,多次否認日本戰爭罪行,使之成為爭議人物。《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提到,安倍曾批評民主黨(DPJ)對中軟弱,也多次參訪靖國神社。靖國神社是日本戰爭死難者──二戰士兵和被指控戰爭罪者的最後安息處,他並未表示未來擔任首相後是否會進行此行程,但假如他這麼做,無疑中日韓的矛盾將加深。
看似寧靜的靖國神社,實為中日韓帶來不平靜。
安倍普遍被視為強硬派,但《衛報》(The Guardian)指出,這位日本6年內的第七位首相,面對中國日益強大的軍事能力和積極的東海佈局,加上擁有核武器的朝鮮如同一顆不定時炸彈,為維護自國利益,他不得不硬起來。
2006年安倍就擔任過日相,但執政僅僅1年便狼狽下台,因此有些分析家認為,有過失敗的經驗,此次回鍋的安倍將對中國更溫和,畢竟再怎麼說,中國還是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就任第一次首相初期,他就試圖與北京重修舊好。“我懷疑安倍晉三的民族主義,他應是更加務實的人”,查塔姆大廈(Chatham House)的亞洲資深諮詢顧問約翰‧斯汪森‧懷特(John Swenson-Wright)告訴《衛報》:“如果想讓政治生涯延續,不再當個短命首相,安倍有務實的理由。”
另一方面,也有學者採反面看法,東京上智大學(Sophia University)政治學教授中野浩一(Koichi Nakano)預測,安倍將受到黨內強大壓力,迫使他維持鷹派立場。“競選過程中安倍曾清楚表示,他很後悔第一次首相期間對中國和緩”,中野接受《衛報》採訪時指出:“這是他最後一次(當首相)機會,會是個溫和派還是強硬派?我的答案是後者。”
“縱使自民黨中的右翼人士推舉他出來領導,我不認為安倍有能力管好他們。安倍之所以脫穎而出,因為他們知道他易於被操縱。”中野教授補充道。
安倍上台後東亞情勢並無轉向樂觀可能。他支持修改憲法,讓日本的軍事能力有更多揮灑空間,並有望扭轉野田政府放棄核能的態度。另外,由前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領導的極右翼政黨“日本維新會”在這次選舉中預計能贏得參議院40至61個席次,成為第二大黨,如果安倍政府真有意修憲,那他勢必得尋求與石原慎太郎合作,沒有意外將引起新一波中韓反彈。
中國對鄰國政策影響中美關係
努力穩定中日關係的同時,北京的第二項外交任務應是化解與東協於南海的緊張局勢。裴敏欣指出,關鍵有兩點:第一,中國領導高層必須瞭解,以歷史角度來聲稱具有南海主權只會讓自己站不住腳;第二,堅持雙邊談判,而非多邊談判,看起來太過自私自利,且利用柬埔寨來削弱東協團結以獲取有利地位,即使短期戰術成功,但長期來看終究是徒勞無功。
如果北京政府夠大膽,那一個政策急轉彎說不定能收到意外成效。裴敏欣說,中國可以改變態度,宣布願意進行多邊談判,並堅持依據現有國際法律處理爭端,不再提出歷史要求,政策的戲劇性變化不一定會產生完全不利的結果,因為通過國際法律檢視,菲律賓和越南對爭議領土的宣示也是極其脆弱的,中國立場轉移不見得對他們有利,且經過較長時間的談判,一方面化解緊張局勢,一方面修補中國惡劣的外交形象。
上述問題解決後,中國才有本錢面對最後,也是最複雜的一個外交難題:中美關係。中美從戰略合作走向戰略競爭的主因不難理解,就是互不信任。對美國而言,中國軍事現代化和政治制度缺乏透明度,都驅使著奧巴馬政府“重返亞洲”,進行勢力再平衡。裴敏欣認為,中美沒有短期的解決方案,且習近平很快就會發現,雙方改善關係的癥結不在中國對美政策,而是對鄰國政策。正是因為亞洲情勢緊張,美國才加以干涉並用有色眼鏡看待中國的一舉一動,如果中國崛起之餘,也能顧及他國感受,降低不安與擔憂,不只將獲取尊重,也有助於從外交深坑中爬出。
“敦親睦鄰”是人與人之間相處的道理,國家與國家間也說得通,中國雖自詡和平崛起,但過去3年以來,太多過份積極、過份擴張的行動已使她變成一個街頭惡霸,習近平應當理解,以民族主義支撐的外交政策只會讓自己走進死胡同。(《明鏡月刊》第36期)
面對利益集團,習李真敢下手改麽?
《明鏡月刊》特約記者 陳亦凡
面對利益集團,習李敢改麽?
改革的阻力主要來自於既得利益集團的羈絆,這已經成為一種朝野共識。
11月24日在深圳舉行的“第十屆中國改革論壇”上,發改委官員公開承認,在實踐中確實存在“不願改、不敢改、改不動”的問題。主要原因是,這些利益集團不僅是共產黨的核心擁護者,其代表人物更是中共高層的核心成員。而任何實質性改革,特別是政治改革,都必須改革共產黨本身,這些利益集團及其黨內代表人物,誰也不願意對自己動刀子,對自己進行傷筋動骨的改革。
八十年代的改革風雲人物黃江南和華生等在今年八、九月份舉辦的北京思想聚會中,揭示了這個“不願改、不敢改、改不動”的原因。他們說,如果我坐在這個位置上,我改不改?我能不能開刀?顯然,我開不了刀,我不能開刀,開刀的結果是革命,是導致革命,因為你一上來就先打倒了維繫和支持你的一大批人。他們的結論是,現在全面改革的時機還不成熟,只能以漸進的方式慢慢過渡,在過渡中尋找適當時機。
但是,胡溫十年政治改革蹉跎不前的主要原因就是,特殊利益集團以漸進改革為藉口,拒絕任何實質性改革。而要進行實質性改革,取決於許多條件。一方面,朝野必須達成共識,形成不能不改的強大壓力;另一方面,習李領導層必須具備克服利益集團阻力的改革實力和對共產黨進行改革的願望。
未普認為,有改革實力而沒有改革意願,習李就會成為再版鄧小平。有改革意願而沒有改革實力,他們的結局就有可能像胡耀邦和趙紫陽,而習近平決不想當胡耀邦或趙紫陽。
據傳,某國安官員對自由派人士說:“習近平不是你們想像的那種扛自由主義旗幟的人物,他絕對不會犯胡耀邦、趙紫陽那樣的錯誤。這不是我個人的觀點,是內部傳達的精神。”
無論如何,習李二人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了。章立凡先生有一句名言,“五年看改,十年看埋”。習李若不改,即使能挺過第一個五年,未必能挺過第二個五年。
習李新政能否有所作為,備受關注。
政改是無可回避的選擇
《炎黃春秋》雜誌編輯、揭露1960年代大飢荒真相一書《墓碑》的作者楊繼繩對美國之音說,習近平這一代領導人下過鄉,吃過苦,了解農村基層,也受過良好教育,比前一代領導人對民生,對外部世界有更多的瞭解。
與此同時,楊繼繩並不期待習李政權能夠在近期推動政治改革。他說,至少需要等待一年的磨合期過後,再看那時的社會形勢走向:“從政治報告看,對政治改革的期望不是很客觀,習近平的講話比較平實,但是對政治改革也沒有提。將來還看形勢,看中國各種社會情況的變化。”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授王東成表示,對習李新班子要“聽其言,觀其行”,看看他們是否真在兌現承諾,如他們所稱要將人民的利益置於最高地位。王東成補充說,他從不把期望寄託在某位領導人的開明之上,而是寄希望於中國近代以來一直到現在仍然沒有完成的民主啟蒙,改變民眾的思維方式。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是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改革開放政策的支持者。趙紫陽的秘書鮑彤對習李新班子寄予厚望。他希望新領導人順應民意,尊重民權,中國需要他們推動社會的進步,改革現有制度:“不改革現在的制度,中國的社會矛盾是不可能解決的。如此尖銳激烈又危險的社會矛盾擺在面前,是現實的。”
鮑彤說,有人批評十八大報告缺乏現實感和危機感,但他認為,十八大報告在歡慶十年輝煌成績之際談到危機和腐敗,談到亡黨亡國,鮑彤說,亡黨亡國的腐敗是現在的道路,現行的制度和現有的理論的產物,只有改變中共的道路、制度和理論才能不亡黨亡國,這是不能回避的選擇。
香港《蘋果日報》評論員李平指出,把中國政改期望寄託在習李身上,是一個無奈的選擇。李平說:“胡溫十年,道德崩潰、社會分化、軍隊震蕩,中國已坐在火山口上,維穩費超過軍費,仍然壓制不住街面上的硬對抗、網絡上的軟對抗。”
李平強調說,外界對朱鎔基有過期望,對胡錦濤、溫家寶也有過期望,是期望中國共產黨能夠主動改革,降低政治制度崩潰、社會秩序崩潰的代價。
長期從事中國問題研究的羅小朋撰文說,很多人寄希望於習近平帶領中國走出困局,也是因為他們別無選擇。習近平作為高幹子弟,在文革中有過屈辱和受苦的經歷,但習近平與其它高幹子弟不一樣,因為他有一位“正直和不作惡”的父親習仲勛,正是由於習仲勛的正直,他的失勢從毛澤東時代一直延續到鄧小平時代,而習近平本人“雖然不是那種特別能幹的人,卻可能是一個有所不為的正派人”。因此羅小朋出於“最大的善意和最客觀的理性”,對習近平仍“抱有一絲希望”。
期望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對習李政權推動政改幾乎不抱任何希望的有中國問題專家、明鏡集團總編輯何頻。他對美國之音闡述其原因時說,時至今日,鄧小平30多年前建立的政治官僚體制不但沒有絲毫進步,反而因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便於中共以腐敗的方式,運用其經濟能量,使其體制內的進步力量越來越弱,而不是越來越強。
何頻指出,為了維護既得利益,過去幾年來中共以維穩名義,建立起一個警察王國,以異常強硬的手法打壓任何批評、挑戰和不同的聲音,中國異見人士、維權人士的活動空間日益狹小。
另外,中國缺乏八十年代的一批像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一樣,在中國體制內的有理想、有追求、有全國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中國知識分子自由民主的理想之翼已被折斷。
何頻還強調指出,中共幾十年來培養了成千上萬從村縣到省部級的狡猾官員,他們貪污腐化,盤根錯節,如果中南海制定的政策不符合其利益,他們就會陽奉陰違、靈活地、不落痕跡地讓中南海政策消失於無形,讓習李政策出不了中南海。
何頻認為,習李新班子對中國所處的局勢有著清醒掌握,能夠看到中國政府和老百姓之間的緊張和敵意是中共建政60多年來前所未有的。他們也能看到,中國經濟的增長帶來國際影響力,但與此同時,中國的崛起因為其制度原因在國際間遭遇普遍的不信任和警覺。
那麽,習李政權是否有足夠的政治魄力、有強烈的歷史責任感,有擔當地進行能夠解決中國種種現實問題的憲政改革,向自己開刀,割自己的肉呢?這是包括何頻在內很多觀察人士所懷疑的。
何頻說:“中國的社會變革不是玩花腔就能吸引人的。你表示一下親民,表示一下受人歡迎的個人作風,這個並不難,難的是你真正要改變、調整你的利益,你的家族利益和團隊利益,調整你的黨的利益。”
中共召開十八大前,許多中國異議人士被喝茶、被旅遊、被軟禁;包括中國著名歷史學家章立凡的微博賬戶被關閉,包括鮑彤在內的知名人士被告知不得接受媒體采訪。十八大期間為維穩采取的種種保安措施更是成為另類亮點:超市菜刀下架,公共汽車車窗被封死,乘坐出租車需要先填寫表格,北京公園裡的遊人禁止劃船,而這些顯然不是一個執政為民的政黨應有的做法。中國政治評論人士溫克堅說,這些做法都是中共60多年來最熟悉的革命黨式的暴力管控。
溫克堅撰文說,政治想象不能替代政治現實。他說,習李體制繼承的是一個泥腿巨人,面對衰敗的意識形態,腐敗的官場文化和臃腫的官僚機器,他們首要關注的是他們的政治生存能力,而不是對體制的革新,胡溫十年的悖論同樣可能在他們身上重演。溫克堅預測,中共體制將在持續僵化中衰敗,民間的各種政改幻覺將很快破滅。
香港蘋果日報的李平說,對習李新政難有厚望,又不能不有所期望,起點是中國有一個較為開明、廉潔的政治。明鏡集團總編輯何頻也表示,如果中國人民不寄予習近平希望,你又能找誰來寄予希望呢?而這就是中國的悲哀。(《明鏡月刊》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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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利益集團,習李敢改麽?
改革的阻力主要來自於既得利益集團的羈絆,這已經成為一種朝野共識。
11月24日在深圳舉行的“第十屆中國改革論壇”上,發改委官員公開承認,在實踐中確實存在“不願改、不敢改、改不動”的問題。主要原因是,這些利益集團不僅是共產黨的核心擁護者,其代表人物更是中共高層的核心成員。而任何實質性改革,特別是政治改革,都必須改革共產黨本身,這些利益集團及其黨內代表人物,誰也不願意對自己動刀子,對自己進行傷筋動骨的改革。
八十年代的改革風雲人物黃江南和華生等在今年八、九月份舉辦的北京思想聚會中,揭示了這個“不願改、不敢改、改不動”的原因。他們說,如果我坐在這個位置上,我改不改?我能不能開刀?顯然,我開不了刀,我不能開刀,開刀的結果是革命,是導致革命,因為你一上來就先打倒了維繫和支持你的一大批人。他們的結論是,現在全面改革的時機還不成熟,只能以漸進的方式慢慢過渡,在過渡中尋找適當時機。
但是,胡溫十年政治改革蹉跎不前的主要原因就是,特殊利益集團以漸進改革為藉口,拒絕任何實質性改革。而要進行實質性改革,取決於許多條件。一方面,朝野必須達成共識,形成不能不改的強大壓力;另一方面,習李領導層必須具備克服利益集團阻力的改革實力和對共產黨進行改革的願望。
未普認為,有改革實力而沒有改革意願,習李就會成為再版鄧小平。有改革意願而沒有改革實力,他們的結局就有可能像胡耀邦和趙紫陽,而習近平決不想當胡耀邦或趙紫陽。
據傳,某國安官員對自由派人士說:“習近平不是你們想像的那種扛自由主義旗幟的人物,他絕對不會犯胡耀邦、趙紫陽那樣的錯誤。這不是我個人的觀點,是內部傳達的精神。”
無論如何,習李二人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了。章立凡先生有一句名言,“五年看改,十年看埋”。習李若不改,即使能挺過第一個五年,未必能挺過第二個五年。
習李新政能否有所作為,備受關注。
政改是無可回避的選擇
《炎黃春秋》雜誌編輯、揭露1960年代大飢荒真相一書《墓碑》的作者楊繼繩對美國之音說,習近平這一代領導人下過鄉,吃過苦,了解農村基層,也受過良好教育,比前一代領導人對民生,對外部世界有更多的瞭解。
與此同時,楊繼繩並不期待習李政權能夠在近期推動政治改革。他說,至少需要等待一年的磨合期過後,再看那時的社會形勢走向:“從政治報告看,對政治改革的期望不是很客觀,習近平的講話比較平實,但是對政治改革也沒有提。將來還看形勢,看中國各種社會情況的變化。”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教授王東成表示,對習李新班子要“聽其言,觀其行”,看看他們是否真在兌現承諾,如他們所稱要將人民的利益置於最高地位。王東成補充說,他從不把期望寄託在某位領導人的開明之上,而是寄希望於中國近代以來一直到現在仍然沒有完成的民主啟蒙,改變民眾的思維方式。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是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改革開放政策的支持者。趙紫陽的秘書鮑彤對習李新班子寄予厚望。他希望新領導人順應民意,尊重民權,中國需要他們推動社會的進步,改革現有制度:“不改革現在的制度,中國的社會矛盾是不可能解決的。如此尖銳激烈又危險的社會矛盾擺在面前,是現實的。”
鮑彤說,有人批評十八大報告缺乏現實感和危機感,但他認為,十八大報告在歡慶十年輝煌成績之際談到危機和腐敗,談到亡黨亡國,鮑彤說,亡黨亡國的腐敗是現在的道路,現行的制度和現有的理論的產物,只有改變中共的道路、制度和理論才能不亡黨亡國,這是不能回避的選擇。
香港《蘋果日報》評論員李平指出,把中國政改期望寄託在習李身上,是一個無奈的選擇。李平說:“胡溫十年,道德崩潰、社會分化、軍隊震蕩,中國已坐在火山口上,維穩費超過軍費,仍然壓制不住街面上的硬對抗、網絡上的軟對抗。”
李平強調說,外界對朱鎔基有過期望,對胡錦濤、溫家寶也有過期望,是期望中國共產黨能夠主動改革,降低政治制度崩潰、社會秩序崩潰的代價。
長期從事中國問題研究的羅小朋撰文說,很多人寄希望於習近平帶領中國走出困局,也是因為他們別無選擇。習近平作為高幹子弟,在文革中有過屈辱和受苦的經歷,但習近平與其它高幹子弟不一樣,因為他有一位“正直和不作惡”的父親習仲勛,正是由於習仲勛的正直,他的失勢從毛澤東時代一直延續到鄧小平時代,而習近平本人“雖然不是那種特別能幹的人,卻可能是一個有所不為的正派人”。因此羅小朋出於“最大的善意和最客觀的理性”,對習近平仍“抱有一絲希望”。
期望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對習李政權推動政改幾乎不抱任何希望的有中國問題專家、明鏡集團總編輯何頻。他對美國之音闡述其原因時說,時至今日,鄧小平30多年前建立的政治官僚體制不但沒有絲毫進步,反而因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便於中共以腐敗的方式,運用其經濟能量,使其體制內的進步力量越來越弱,而不是越來越強。
何頻指出,為了維護既得利益,過去幾年來中共以維穩名義,建立起一個警察王國,以異常強硬的手法打壓任何批評、挑戰和不同的聲音,中國異見人士、維權人士的活動空間日益狹小。
另外,中國缺乏八十年代的一批像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一樣,在中國體制內的有理想、有追求、有全國影響力的知識分子,中國知識分子自由民主的理想之翼已被折斷。
何頻還強調指出,中共幾十年來培養了成千上萬從村縣到省部級的狡猾官員,他們貪污腐化,盤根錯節,如果中南海制定的政策不符合其利益,他們就會陽奉陰違、靈活地、不落痕跡地讓中南海政策消失於無形,讓習李政策出不了中南海。
何頻認為,習李新班子對中國所處的局勢有著清醒掌握,能夠看到中國政府和老百姓之間的緊張和敵意是中共建政60多年來前所未有的。他們也能看到,中國經濟的增長帶來國際影響力,但與此同時,中國的崛起因為其制度原因在國際間遭遇普遍的不信任和警覺。
那麽,習李政權是否有足夠的政治魄力、有強烈的歷史責任感,有擔當地進行能夠解決中國種種現實問題的憲政改革,向自己開刀,割自己的肉呢?這是包括何頻在內很多觀察人士所懷疑的。
何頻說:“中國的社會變革不是玩花腔就能吸引人的。你表示一下親民,表示一下受人歡迎的個人作風,這個並不難,難的是你真正要改變、調整你的利益,你的家族利益和團隊利益,調整你的黨的利益。”
中共召開十八大前,許多中國異議人士被喝茶、被旅遊、被軟禁;包括中國著名歷史學家章立凡的微博賬戶被關閉,包括鮑彤在內的知名人士被告知不得接受媒體采訪。十八大期間為維穩采取的種種保安措施更是成為另類亮點:超市菜刀下架,公共汽車車窗被封死,乘坐出租車需要先填寫表格,北京公園裡的遊人禁止劃船,而這些顯然不是一個執政為民的政黨應有的做法。中國政治評論人士溫克堅說,這些做法都是中共60多年來最熟悉的革命黨式的暴力管控。
溫克堅撰文說,政治想象不能替代政治現實。他說,習李體制繼承的是一個泥腿巨人,面對衰敗的意識形態,腐敗的官場文化和臃腫的官僚機器,他們首要關注的是他們的政治生存能力,而不是對體制的革新,胡溫十年的悖論同樣可能在他們身上重演。溫克堅預測,中共體制將在持續僵化中衰敗,民間的各種政改幻覺將很快破滅。
香港蘋果日報的李平說,對習李新政難有厚望,又不能不有所期望,起點是中國有一個較為開明、廉潔的政治。明鏡集團總編輯何頻也表示,如果中國人民不寄予習近平希望,你又能找誰來寄予希望呢?而這就是中國的悲哀。(《明鏡月刊》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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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我是極高之人,又是極卑之人
極卑與極高的詭變——毛澤東早期言行透視(1)
《新史記》康正果我是極高之人,又是極卑之人。
——毛澤東
一
此 話是毛澤東讀泡爾生《倫理學原理》一書時隨意寫在書頁上的批語,這位揚言要“糞土當年萬戶侯”的書生,當時正在長沙的一所師範學校讀書。他從小對自己便有 很高的期許,只可惜讓父親耽誤到十七歲始獲准入讀新式學堂,老大年紀,才從高小讀起,基礎差和起點低自然就成了他與同級學生間的差距,以致他一直都鼓不起 在各門功課上全面求發展的動力。後來到長沙求學,他幾進幾出,猴子掰玉米棒一般換了好多所學校,最後才落腳到省立第一師範。(注1) 在整個的求學期間,志大心高與能力不足的矛盾常令他在學業上感到不滿和煩擾。由此看來,毛澤東發出“極高之人”與“極卑之人”並存他一身的感慨,大概就是 指這種彆扭的狀況。
但就整段的批語來看,這句寫在段末的話主要還是由上承的那一連串排句延續下來的推論,從中可看出 毛澤東自打早年起就明顯流露的粗陋哲學思維和簡單武斷的論辯方式。泡爾生原文講的是有關基督教“永生”的信仰,他說這一抽象觀念遠超乎塵世的感官時間,但 為求得普通人易於理解,只好用現實生活中的具體物象加以類比和描繪。他説來說去,所要闡述的只是一個用感性形象體現抽象概念的簡單道理。毛澤東當初披覽該 書,常好抓見縫插針之機,趁勢作借題發揮之論。讀到此處,他顯然又有了觸類旁通的感悟,於是便信口開河,寫下了一段連珠炮批語:
【余曰:觀念即實在,有限即無限,時間感官者即超時間感官者,形式即實質,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現在即過去及未來,過去及未來即現在,小即大,陽即陰,上即下,穢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質言之,萬即一,變即不變。】
最後更追加說:
【我是極高之人,又是極卑之人。(注2)】
毛澤東寫在課本《倫理學原理》(泡爾生著)上的批註。
這 種即興隨意的發揮所導致的誤讀、偏解和歪論顯而易見,實在不值得費口舌一駁。但其中所顯露的一個傾向則需在此點明:那就是毛澤東立論發言,自始即勇於亂噴 混淆是非的大話,尤善於把他一己的偏執絮叨到誇誇其談的地步。倘若按這一毛式的“對立面等同論”任意推衍下去,只要他認爲價值序列上的“高”必須拉低,而 “低”應予捧高,他就會作出“高即低,低即高”的判斷。真所謂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毛此後終其一生推行的“不斷革命”事業,所搞的就是這一類顛倒名相的把 戲。
大詩人杜甫,“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詩人詠物,不只在模擬形似上顯示功力,狀物的同時更力求體物寫志,即 在所詠之物的特性中顯現詩人自己的品格。就傳統的詩品來看,不同的物各有其不同的格致韻味,詠物者自身的品位和品味通常多會與他所詠的物發生對應的關聯。 這就是說,你是什麽人,便會詠什麽物;你有什麽樣的心性,就會欣賞什麽樣的物性。與杜甫的“開口詠鳳凰”形成對比,毛澤東開口詠嘆的竟是哇哇亂叫,歷代詠 物詩常比之為“鼓吹”的青蛙。(注3)在古典詩詞譜系中,像青蛙這類吹鼓手形象的東西,其格致韻味明顯屬於下品。儘管如此,就連詠嘆此不登大雅之堂的客觀 對應物,毛澤東也沒能拿出“詞必己出”的東西,他的做法是順手牽羊,從他熟讀的末流詩作中攪拌出一首“謄文公”作品。按照上述“我即宇宙”的邏輯,我們不 難想象,毛在詩詞創作上從起步就有視“他人之作即吾人之作”的毛病。我因此對他早年那首“詠蛙詩”的文本流通史心生好奇,便試著上“百度”網搜索了一下。 結果發現,早就有不少論者指出,該詩是毛澤東從前人名下挪用過來,據爲己有的應景之作:
【獨坐池塘如虎踞,綠楊樹下養精神。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
關 於這首《詠蛙》詩,現可從網上搜索出三個不同的原作版本,(注4) 三首詩大同小異,均為遊戲筆墨的玩意,應屬明清俗文學文本中流傳已久的逗趣老套。熟悉舊小説和筆記雜談的讀者肯定都知道,為附庸風雅,增添諧趣,此類散文 敍事常會穿插些打油詩調劑閲讀的口味。毛澤東從小即耽讀此類書籍,從中記誦的打油詩當會不少,可以明顯地看出,毛在抄來的原作上僅置換了五個字,便完成其 “奪胎換骨”的轉化。先入爲主的熏染中,那種放誕粗豪的詩風潛移默化,對他的詩詞根柢自然產生了可想而知的影響。
通 觀毛這首詠蛙之作,那青蛙的口氣儘管很自大,卻不免顯出裝腔作勢的模樣。你看它盤踞的那池塘,蔭庇的那柳樹,論地盤也不過比待在“井底”高出一層,實際上 並沒有跳出該青蛙那不知天高地厚的業障。不管它多麽精神抖擻地“虎踞”在那裏,充其量擺了個怒蛙的架勢,一股孩子氣的蠻橫而已。中國人教育子弟,向來講究 低調和謙遜,不管在家中還是在學校,父母或老師都不會容許孩子有高傲自大的表現。毛就讀東山小學時吼出的這首言志詩明顯背離了傳統詩教含蓄和溫厚的原則, 暴露出某些反社會草莽人士剛愎自用的抒情取向。只要對比一下黃巢“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宋江“他時若遂淩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洪秀全 “天下太平真日出,哪般爝火敢爭光”諸人狂妄的詩句,即可探測出毛澤東在人格特質和情意結構上與前現代造反型邊緣文人的譜系淵源。(注5)“詩者,志之所 之也。”這種唯我獨尊的聲音既能發而為詩,就會進而表現於日常的言行。據毛澤東的同學蕭瑜(子升)回憶,毛就讀東山小學期間,便多次與同學和校方發生過乖 劣的衝突。有一次毛與一王姓學生就《三國演義》的歷史真實性問題展開爭論,王不同意毛把演義當作史實理解的説法,並對毛的強詞奪理反唇相譏,毛竟然拿起椅 子向王抛去,並對另一個支持王的學生說出威脅的狠話。(注6)細讀蕭瑜這段文字,其細節描寫似乎添了些戲劇化的筆墨,但不管怎麽說,一個17歲的高小生那 種不許他人“作聲”的氣勢已嶄露出他後來在黨内把持話語霸權的猙獰頭角了。(《新史記》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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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12日《明镜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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