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與王希哲（8）
《新史記》王希哲
4月5日，東山寺貝通津團省委會議大廳坐滿了各色青年。他們的服飾雖仍以正統藍色為優勢，但得風氣之先者，已有了新潮的髮型和鮮艷的色彩，引人注目。
一位女大學生率先發言。她懺悔了“四人幫”統治時代，八億中國人民都失去了自己的腦袋的悲哀。她很動感情地朗誦了一首詩，那大意也是說要尋回自己獨立思考的腦袋。另有大學生表示附和。
一位長髮光亮的新潮青年袁小濤站了起來，他挖苦“剛才那位女士”（這在那時還是譏諷的稱謂）至今還沒有找到自己的腦袋。他認為信奉馬克思主義就是沒有腦袋的表現。
他崇奉達爾文主義。他斷言馬克思主義從來不敢批判社會達爾文主義。
那位女青年被激惱了，咕嚕了幾句，又無力反駁。
我站起來說了幾句。我自然站在維護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我告訴袁小濤，社會達爾文主義並不是一種科學的主義。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對它有詳盡的批評。說馬克思主義從未批判過社會達爾文主義，是不對的。
珠影滿清海也作了發言，要求繼續平反冤假錯案，落實政策。他原是珠影東方紅的。被開除後，一直在外流浪。
李正天呼地站了起來，兩眼園睜，直視前方作戰鬥狀，大聲叫道：
“不管你們是怎麼認為的，反正我是擁護共產黨的領導的，我是相信，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喉嚨擠了幾下，似乎還想說，但又無話可說，又呼地坐下。
全場莫名其妙，為之愕然。
我勃然大怒，拍案而起 ---“這傢伙，再也不能給他留面子了！”我心裏罵道。
“李
正天，你不要嚇唬老百姓！我問你，剛才在場所有人的發言，有誰說過要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沒有，是不是？既然沒有，你的這些話是說給誰聽的？是說給
官方聽的！你打擊別人來向官方討好！不錯，你可以有自己的觀點。但你既然主張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你就要講講道理：為什麼別的主義都不行，只有社會主
義才能救中國。你一點道理都不講，嚇唬人家一句就拉倒，這算什麼？這不是‘宣集文’（四人幫時期官方寫作組的筆名）的作風嗎？我們昨天反對‘宣集文’，怎
麼你今天又把‘宣集文’的作風學來了呢？”
李正天臉漲得發紫，一聲不吭。
我緩和下來，轉而發言：“我不認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我認為只有中共七大主張的新民主主義，才是適合我國目前生產力狀況的經濟和政治制度的形式。所謂‘救中國’這個概念本身就是不科學的。它是主觀的範疇，不是政治經濟學的範疇。……”
這次討論會後，“李一哲”的分裂和對立，便公開於世了。
李正天遭到我這次抨擊之後，一年時間，沒有敢公開為官方指責民主運動。但是，1980年1月，鄧小平主張取消四大，官方為收羅吹捧者又對李正天有了需要。這時，以北京為首的全國各地民主運動在官方的高壓下，仍頑強地抵抗著，生存著，堅守著越來越小的陣地。可歌可泣。
“李一哲”部分女成員合影。
我
不同意以在憲法中刪去不科學的“四大”的規定為名取締大字報。我認為，鄧小平的主張，其性質，就像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所說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結
盟取得政權後第一個信條，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裝。大字報，就是人民手中的唯一武器。那時，鄧小平在台上發難，僕從和嘍羅們就在下面鼓噪，大字報似乎成了萬惡
之源。他們把文化大革命的一切動亂、災難、冤案通通算在了大字報的頭上。這真是可笑。大字報真有這樣的神通麼？比如說，聶元梓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若不是中共的電台廣播，報紙登載，它可能產生那麼巨大的衝擊作用麼？既然如此，那未取締大字報之外，為什麼不取締電台、報紙？“文革”中哪一個官員是大字
報打倒的？哪一個冤案是大字報定下的？說穿了，起作用的，造成災難的，歸根結底是中共的那套專制的統治機器。那未，為什麼鄧小平不主張把這套機器取締？
（他也說過一下要改革，這是他進步的一面）。
官方是怎樣與李正天達成交易的，我不清楚，但事實是，他跟得很快。就在鄧小平講話不久，李正天便在團省委機關刊物《廣東青年》1980年第三期上發表文章《論大字報》，背叛《民主與法制》的立場，對大字報這個人民手中唯一可以使用的武器，進行了顛倒黑白的污衊。
在這篇文章裏，他認定大字報對資產階級有利，對無政府主義有利，破壞安定團結；據他說，這種“不受制約”，“不受審查”（！“李一哲”大字報若是先受審查，能貼得出來嗎？）的言論自由常搞得人“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總之，應該取消。
但李正天知道我的立場。他心中有所忌畏，不敢冒王希哲的鋒芒。因此，這篇文章他只好偷偷摸摸地，非常委屈地用了筆名“罡夫”來發表。沒有讓我和陳一陽知道。我得知了這篇東西，拿去問陳一陽。陳一陽也很意外。說：“怎麼小李會寫這樣的東西！”
由於我已公開陳述了對於取締大字報的立場，而李正天又並沒有以真名發表他的《論大字報》，我便也裝聾作啞，沒有對他進行抨擊。
但是我錯了。
官方顯然對李正天躲躲閃閃，不敢公開亮相贊成鄧小平取締大字報的表現不甚滿意。於是他又奉命在6月4日的香港《大公報》上以真名李正天發表了一篇攻擊《中報》的文章，叫《廣州四四座談會真相》。
這篇東西徹底把我瞞住了，又徹底把香港人民、海外輿論都騙住了，騙得好慘！
我是在事情發生後的15年後的今天，為了寫這篇自傳收集材料，才在當年的第六期《人民之路》上，看到李正天的這篇東西的。這篇東西，他顯然估計能夠避開我的視野，於是，對大字報更進行了肆無忌憚的，喪失理性的攻擊。他說：
“我在會上說過，‘四大是不民主的象徵。民主要靠法制來保障，不能靠四大來保障。從反右以來的歷史經驗表明：四大作為一種輿論形式，對邪惡勢力有利。’”
我
要請教李先生，究竟“宣集文”是邪惡勢力還是“李一哲”是邪惡勢力？我來問你：如果中國人民已真正享有了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有幾人還願意上街
貼大字報？當官方拒絕給人民這些自由的時候，你不是去捍衛人民的自衛權利，卻幫著官方去收繳人民手中唯一的最簡陋最原始的武器大字報？你的良心何在？
是的，你沒有在“李一哲”大字報上留下一個字，你可以把“李一哲”說的話忘個一乾二淨，但你畢竟頂著而且十分願意頂著“李一哲”的光環，因為它能賣你的字畫，能讓人慕名請你去辦教席，那未，就請你堅持一下“李一哲”的立場吧，就請你溫習一下“李一哲”當年說的話吧：
“魯
迅自然是不怕殺頭的一個。但是魯迅尚且可以到日本朋友那裏去發表文章，今天‘五不怕’的人們又能到哪裏去發表他們的文章呢？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幽靈，時
常在他們的身邊徘徊。他們不止一次地想到要恢復革命大字報的權威”。“革命死了（大字報運動被鎮壓了），革命萬歲！”
李
正天鬼話連篇。鬼還不僅在他忘情地污衊大字報，而且鬼還在於他居然把他的這番話說成是他在廣州四四討論會上的發言——“我在會上說過。”他什麼時候在討論
會上說過這麼些話？沒有。那次會我在場。我作了反對取締大字報的發言。他不敢與我交鋒，他沒有這個膽量。他若作了這樣的發言，絕對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我狂風
暴雨般的致命打擊。但這一切都沒有發生過。
我找到李正天問他：“小李，你1980年反對大字報的意見除了以‘罡夫’的名義發表過一篇東西外，我記得沒有在什麼討論會再說過吧？因為你要是說了這些意見，以我的性格，我不可能不與你發生過衝突。”
他答：“是的，我沒有在別的會上說過。要說了，肯定是會和你發生衝突的。”
陳一陽也證實，他沒有在“四四討論會”上說過反對大字報的話。
這就表明，李正天1980年6月4日《大公報》上的“座談會真相”文章，完全是一場裝腔作勢的大欺騙。
“真相”的真相大概是這樣的：
1980
年4月4日，團省委召集部分青年討論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精神。我對劉少奇問題和大字報問題都發表了自己的意見。我大意說：大字報曾經支持鄧小平，挽救了鄧
小平。鄧小平自己也曾高興地讚揚過大字報。現在一翻臉就要取締大字報，可是又不制定出版法，這就等於取締了人民的言論、出版自由，我是決不贊成的。《人民
之路》編輯何求對討論會發了報道。
《中報》也許是根據這一報道發了一個通訊。這個通訊，主要是報道了我的發言。不
久，團省委又把幾名青年活躍分子召去，實際是開何求的批鬥會。詢問、指責他為什麼要發這樣的報道，追問他是怎樣發出的。宣傳幹部李彤氣勢洶洶地問：“你是
什麼記者？你算什麼記者？你有記者證嗎？”他把自己的記者證拿出來朝桌上一摔。
我與何求關係原並不十分美好。但見這
幫人欺人太甚，按捺不住開口駁道：“你又算什麼記者？你的這個記者證又有什麼了不起？你們無非是吃官方的飯說官方的話。你們有什麼權利批鬥何求？不錯，
《人民之路》沒有得到政府承認。但這恰恰說明，政府沒有給人民出版自由，恰恰說明，民刊有責任迫使政府兌現人民的出版自由。”
賴際煌、李彤等都不再作聲了。“批鬥會”不了了之。
於是，便出現了香港《大公報》6月4日由李正天說明“真相”的撒謊文章。（《新史記》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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