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已習慣倚賴自己
中國在1999年提出推進西部大開發的策略，加上中央對直轄市的政策、城鄉綜合配套改革等政策，均讓重慶的基礎設施獲得飛快發展。黃華躍對《內幕》指出，過去10年，中央政府對區域經濟起到相當大的主導作用，例如重慶、天津的產業開發方向，雖然在政府主導下有進步之處，但也有比較僵化的部分。
至於深圳，黃華躍說，雖然起步之初施展拳腳的空間較大，但之後某些產業顯得跟不上整體經濟發展的速度，加上長江三角洲的開發比深圳要快、資金投入要多，中央政府給長江三角洲發揮的空間也很大，都導致深圳在產業架構的提升上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例如電子產業的發展。
黃華躍對《內幕》表示，雖然不像投入資金大、政治依賴性強的重慶，未來的發展方向較能看得出；深圳由於自主性和自發性較強，未來10年的發展方向較難預測，例如電子工業未來會如何，很大程度取決於中國以外的市場，但在可塑性較高、金融市場開發空間大的情況下，深圳有好幾條路可走，擺脫困境的彈性也較大。
“現在中國已經是一個各區域經濟發展自主性可以很強的國家；外面市場對中國產業的需求、中國本身經濟與各區域的經濟發展如何平衡，都需要很大的流動性和可塑性，深圳具有這樣的條件，比如東莞再發展下去，應該往廣州挪，還是往深圳挪？深圳有潛力將廣州一些比較好的產業拉過去；所以深圳模式的生命力會挺強的。”黃華躍說。
因此相較於重慶模式，黃華躍更欣賞深圳模式，他同時也贊同廣東的政治開明與各地之間的競爭。“廣東包容不同聲音，重慶聽不到這種多元聲音，它就是一個在西南獨大的城市。我喜歡見到一個空間裡有好幾個非常強的經濟模式互相競爭，但競爭外，或者出於政治壓力，或者出於經濟壓力，這些地區之間也有合作，比如深圳和香港之間、深圳與廣州之間，以及深圳與海外其他地區，都有這種張力。”
黃華躍對《內幕》指出，由於過去深圳在開發過程中，中央並不那麼支持，加上本地條件的限制，因此深圳經歷了好幾段艱苦時期，例如中央的政策從珠江三角洲偏向長江三角洲，而珠江三角洲又包含了香港、廣州，深圳該排在哪？“所以相對於重慶和天津，深圳企業家與當地企業養成一個倚賴自己的好習慣，使得深圳模式成為一種較靈活、較依賴外面的模式。”
根據2011年9月深圳獨立研究諮詢機構綜合開發研究院所發布第三期CDI中國金融中心指數報告，全國29座城市的金融中心指標：金融產業績效、金融機構實力、金融市場規模、金融生態環境等綜合競爭力排名中，第一至第10名分別為上海、北京、深圳、廣州、杭州、南京、天津、大連、成都、蘇州，其中成都從2010年第二期的第19位上升到第9位，為升幅最大的城市，位居西部之首。
黃華躍對《內幕》表示，此份報告顯示重慶的競爭力並不特別強，反而是成都的成績相當不錯，因此當指導性或政治意識太強的時候，對長遠的經濟發展不一定有太大的幫助。
中國在1999年提出推進西部大開發的策略，加上中央對直轄市的政策、城鄉綜合配套改革等政策，均讓重慶的基礎設施獲得飛快發展。（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