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钢铁业10月份净利润环比降83％创历史新低

在钢价下挫、矿价坚挺的背景下，我国钢铁行业盈利水平跌至历史最低水平。中钢协最新统计数据显示，10月份77家大中型钢企中有25家出现亏损，行业销售利润率仅为0.47％，利润仅13.75亿元，环比下降82.6％。

在12月3日召开的“2011中国钢铁产业链战略发展与投资峰会”上，中钢协党委副书记罗冰生透露了上述数据，此外，10月份25家大中型钢企亏损总额21.25亿元，亏损面占到32.5％。对于钢铁行业的惨淡现状，罗冰生分析称：原因之一是钢铁市场供过于求的态势不断积累，原因之二是钢价下滑而成本大涨。

此次峰会上，进口铁矿石照例又成为钢铁行业声讨的对象。数据显示，1-10月份我国进口矿平均到岸价同比增长166.66美元/吨，同比增长34.33％；进口量55793.44万吨，同比增长10.86％。“这导致我们多付汇237.62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544.53亿（按汇率6.5计），相当于1-10月份钢铁行业实现利润841.67亿元的1.84倍。”罗冰生说。

来源: 新京报

俄罗斯总统签署法案禁止警察加入政党

核心提示：近日，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签署一项法案，禁止警察加入、组建或资助政党。“警察只能服从法律”。按照俄罗斯内务部官员的说法，警察应该服务于全社会利益，不受政治因素、宗教因素、公民以及警察本人的社会信念左右。

据新华社电 俄罗斯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签署一项法案，禁止警察加入、组建或资助政党。

俄罗斯内务部3日发布这一消息。内务部副部长新闻秘书谢尔盖·布拉温说，根据这一法律，“警察不得成为政党成员，不得资助政党或听从政党指挥。警察只能服从法律。”另外，这项法律规定，警察有义务公开自己及家庭成员的收入。

按照布拉温的说法，这项法律旨在排除政党偏好因素，平等保护公民权利。按照俄罗斯内务部官员的说法，警察应该服务于全社会利益，不受政治因素、宗教因素、公民以及警察本人的社会信念左右。

来源: 郑州日报

警方称曹操墓打假人闫沛东实为网上逃犯

核心提示：12月4日，河北邢台公安局桥东分局称，自称拥有曹操墓造假十多项铁证而引起热议的“闫沛东”，真名为胡泽军，2005年因冒充记者骗人钱财而被警方列为网上逃犯，目前仍在对其进行追捕。2010年，闫沛东声称拥有曹操墓造假的证据，但其真实身份和言论随后屡遭质疑。

警方提供的网上逃犯胡泽军照片

12月4日下午，邢台市公安局桥东分局的微博上爆出一条惊人消息：自称拥有曹操墓造假的十多项铁证而一夜之间蹿红网络的“闫沛东”，真实姓名为胡泽军，其实是一名网上逃犯。2005年，他因冒充记者骗人钱财而被邢台警方列为网上逃犯，目前仍在对其进行追捕，并悬赏500元征集破案线索。

警方爆料

“闫沛东”真名胡泽军
是一名网上逃犯

4日下午4时许，署名为“邢台桥东公安网络发言人”的微博，发出一条微博：“近期，桥东刑警在追踪网上逃犯胡泽军时，通过掌握线索，经过走访多名关系人，发现‘闫沛东’就是正在追捕的网上逃犯胡泽军。”

随后，在很短的时间内，该博客连续发出多条相关微博，“2006年2月10日公安机关接到报案后开展调查。2月21日正式立案，2月23日将其列为网上逃犯进行追捕。在调查过程中，警方发现其还涉嫌多起诈骗案件。”

记者注意到，该微博经过认证为“河北省邢台市公安局桥东公安分局官方微博”。随后，记者与桥东公安分局有关负责人取得联系，核实微博内容的真伪。该负责人表示，该微博确为警方所开设，发布内容属实，意在通过网络搜集更多有效线索，尽早抓获这名在逃人员，“望广大网友积极提供骗子‘闫沛东’(真实身份为逃犯胡泽军)的相关情况和线索。本单位24小时值班电话0319-3098041。对提供有利于破案线索的个人，提供500元奖励。”

调查过程

冒充记者骗钱，6年前被警方网上追逃

邢台桥东警方提供的资料显示：胡泽军，男，1969年7月3日出生，户籍所在地：河北省邢台市任县天口乡于盟庄村225号。

据警方调查，2005年前后，胡泽军冒充某媒体记者，在各种场合对外宣称，能提供法律咨询，代办冤案、错案。他甚至找来多份该媒体的报纸，在上面注明自己的联系电话，到处散发。2005年5月，胡泽军以能帮桥东区晋祠道村村民王某打赢在村里的一桩土地纠纷案为名，先后诈骗受害人王某人民币56000余元。2006年2月10日，桥东公安分局接到报案后开展调查，2月21日正式立案，2月23日将胡泽军列为网上逃犯进行追捕。在这起诈骗案中，警方发现胡泽军使用的是“任俭安”的假名。在随后的调查过程中，警方发现胡泽军还冒用多个姓名，涉嫌多起诈骗案件。

炫耀“闫沛东”暴露身份,警方赶到前再次逃脱

那么，警方掌握了什么证据，可以认定胡泽军就是互联网上声称掌握曹操墓“造假”铁证的“闫沛东”呢？

今年公安机关展开清网行动后，邢台桥东警方加大了促使胡泽军投案的工作力度，多次通过其亲人、村干部劝其自首。与此同时，警方也加大了对该案的侦破力度。

11月10日，桥东分局民警走访胡泽军的一个朋友时了解到，今年春夏期间，胡泽军与这位朋友交往较多。胡泽军在与其闲谈时，曾多次不无得意地声称，自己就是媒体上热炒的“闫沛东”。此外，他还曾以“闫沛东”的名义，被作为特邀嘉宾，参加过西部山区的某个活动。

其后，警方将胡泽军的照片与媒体上出现的“闫沛东”照片比对，确定“体貌特征相符”。随后，警方找到了胡泽军在任县县城南街的租住房屋，“就是20平米左右的两间平房，月租才100元”。房东称，“2011年3月至10月，他一家曾在这里租住”，但是他当时给房东登记的名字是胡军。据胡泽军的房东向警方反映，“胡军”并不经常回租住地，偶尔能见到他回家，“戴着一副眼镜，经常穿着一件风衣，看上去挺斯文、文绉绉的，显得挺有派头。”

在警方出示照片请房东辨认时，房东一眼认出，警方追逃的胡泽军就是租住其房屋的“胡军”。但这时，胡泽军已经在一个月前搬走了。

与此同时，警方还注意到，网上“闫沛东”的博客自此之后再无更新内容，博客上公布的电话号码也停止了使用。警方认定，办案人员10月份走访胡泽军的亲戚时，“应该惊动了他”。综合各方要素，最终警方认定，在曹操墓纷争中大出风头的“闫沛东”就是胡泽军。

胡泽军冒用多个姓名，手机号码也经常更换

“在侦办胡泽军案的过程中，感觉他行踪不定，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一名办案警官介绍说。经过警方侦查发现，在逃期间，胡泽军曾使用过任俭安、汪晓明、刘旭波、刘长利、闫沛东等多个别名实施诈骗。此外，胡泽军使用的手机号码更换频率远远超过普通百姓，且其办理手机号码的地址涉及山东、河南、北京及河北的邯郸、衡水、邢台等多个省市。

据办案人员介绍，胡泽军在任县天口乡于盟庄村的老宅已经破败不堪，“房屋应该多年没人居住，院内已是杂草丛生”。根据其街坊邻居回忆，胡泽军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除去农忙时节，很少回家。胡泽军的妻子是平乡人，在2006年前后的几年间，夫妻两人曾在平乡居住。

新闻背景

“闫沛东”声称曹操墓造假
网友揭露其身份、学历造假

2010年，随着曹操高陵考古工作的展开，“闫沛东”在互联网上注册开通微博，声称自己有曹操墓造假的十多项“铁证”后，迅速蹿红于网络。

闫沛东于2010年6月15日通过北京一家报纸爆料，河南考古队队长潘伟斌参与造假，并将假文物埋进墓内再挖出来冒充，一时之间舆论哗然。

2010年8月25日以后，闫沛东在接受各媒体记者采访时，宣称“曹操墓”最重要的证据“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石牌系伪造。经过多方调查取证，他确认假石牌出自河南南阳。

2010年8月27日晚上，闫沛东首次公开露面，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声称自己拥有“曹操墓”造假的一系列证据，并且已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链。但是，当本报记者要求他出示“铁证”时，闫沛东却言辞躲闪，声称还有一个重要物证(产自河南南阳的假石牌)尚未购得。

2010年9月10日前后，就在众人盼望闫沛东尽快公布“曹操墓”造假证据时，他却开始有意躲避记者的采访，手中的“铁证”也开始变得飘忽不定。

经过相关媒体以及网友的调查核实，“闫沛东”公开的四个身份没有一个是真的，他的邢台师专学历被否认，博客头像曾用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刘庆柱的照片。

从此之后，“闫沛东”在网络上失去了踪影，他的真实身份，一时间成了难以破解的谜团。

来源: 中国江苏网

统一俄罗斯党赢得杜马选举但得票未过半

核心提示：俄联邦中选委秘书尼古拉·孔金12月5日表示，根据俄联邦中选委统计国家杜马选举95％选票的计票结果，统一俄罗斯党在这次选举中领先，得票率为49.67％，尚未过半。但仍赢得国家杜马选举。


中新网12月5日电 据俄罗斯新闻网报道，俄联邦中选委秘书尼古拉·孔金5日表示，根据俄联邦中选委统计国家杜马选举95％选票的计票结果，统一俄罗斯党在这次选举中领先，得票率为49.67％。 另据消息，对该次杜马选举展开的民调耗资100万美元。

据报道，除统俄党以第一的位置领先外，在这次国家杜马选举中，俄联邦共产党得票率为19.13％，公正俄罗斯党为13.18％，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为11.66％。

另外，其余三个党派没能进入议会。亚博卢党得票率3.25％，俄罗斯爱国者党0.96％，正义事业党的票率略微高于0.5％。

据孔金表示，剩余5％的选票仍在统计。

孔金称，“95％是相当大的数量。中选委还未结束对莫斯科及圣彼得堡选票计票统计”。

另据报道，俄罗斯民意调查负责机构——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负责人5日透露，出口民调显示，此次国家杜马选举的出口民调耗资100万美元执行。

该负责人对记者说：“大约100万美元，这很贵”。他还表示暂时不清楚直到最后一刻之前，民调能否覆盖俄罗斯全国的范围，但最终证明民调是成功的。

相关新闻：俄选举委员会宣布统俄党赢得国家杜马选举

12月5日，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宣布，对95．71％的选票进行计票后，由俄总统梅德韦杰夫领衔竞选名单的统一俄罗斯党得票率为49．54％，将在下届国家杜马中维持第一大党地位。

彭真秘书细讲毛泽东与彭真关系（下）

（续前）问：“文革”前夕，批“三家村”时您在哪里？

答：1966年春天，我在通县农村正搞“四清”，突然接市委组织部电话，让我回来，说组织部佘涤清部长找我谈话。我赶回来，佘部长说彭真发话了，分配你的工作，要你去《北京日报》。我心里老大不愿意去报社，我跟老佘说，我能不能找范瑾谈谈，他说可以。范对我说：“现在要批判三家村，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市委考虑要找一个熟悉市委情况的人，在《北京日报》内部成立大批判组，市委决定让你负责这一工作。”范瑾转述万里的话说：“现在三个秀才（指邓拓、吴晗、廖沫沙）都掉下去了，我们这些人在旁边看着干着急，没办法！”确实，姚文元的文章出来后形势已经十分紧张了，要赶快筹备大批判。但我在乡下四清，对形势的紧张并无感觉，我还是不愿意去，就又找了刘仁。刘仁正养病，他说他不清楚这件事，就立刻用电话把佘涤清找来，打听出是市委常委讨论定的，刘仁说：“常委讨论了，你就去。”我只好去了。出刘仁的办公室后，碰见刘仁的秘书张天泰，我说要调我去报社，我不愿去，他说：上海市委已组织了理论队伍，北京市委也要组织，你就去吧！我得先回通县村里交代工作。范瑾打电话催我，我没有立马回来。这是3月底4月初的事，这一下就错过了《北京日报》“4?16编者按”这件事。我当时不愿去，倒并不是我已经嗅出了点什么，想故意推脱，只是不喜欢去《北京日报》，拖延其事，碰巧就错过了北京市委被迫仓促应战的这些准备。“文革”中我才了解到：在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康生传达了毛主席对彭真的批评，说“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彭真在4月10日至15日，连续召开市委常委会议研究如何对“三家村”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争取主动。于是，4月16日，在《北京日报》上以3个版的篇幅发表了对“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材料，并加了《前线》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语。按语是由范瑾等起草，经彭真亲自审改定稿的。这后来被江青、康生斥为“假批判，真包庇”。配合着编者按，还发了《“燕山夜话”究竟宣扬了什么？》一文。以上这几批材料，都没有应和毛主席的批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我到《北京日报》后立即就着手组稿了。与此同时，李琪同志在市委也组织了一个大批判组，拼凑批判内容。我当时感觉到，市委领导内心有矛盾，真是很苦的。毛主席既然已讲话，只好按指示办，但是心里并不相信邓拓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彭真当时已被逼得步步后退，但是，彭真从来也没有想过要“丢车保帅”。我后来琢磨，他当时也还没有感悟到：毛主席为什么要批“三家村”。

过不几天，范瑾找我，说“康老”（康生）已组织了一批人在搞材料，“我们慢慢发”。5月8日，《光明日报》登了何明、高炬的文章，那是江青、关锋的化名。这两篇文章登了后，《北京日报》第二天就开了我的斗争会，说我是彭真派来的什么什么，会上有些人喊：“张道一滚出去！” 我说我还不愿来呢，和有关人士打了个招呼，拿上我的水杯就离开了《北京日报》。

问：庐山会议时，毛泽东曾委托总理和彭真主事？

答：庐山会议彭真是后去的。本来彭真是在北京留守，主持书记处工作的，彭德怀写信之后，毛主席让打电话把彭真紧急召上山。中央委托总理和他管这件事。他走前还不知道是什么事，就只带着张彭一个秘书匆匆去了，到那里才知出了大事。因为要看大量的材料，又要找许多人谈话等，他才又急忙叫张彭给我打电话，叫我连夜去南苑机场，坐军用小飞机于清晨赶去庐山。

彭真和总理在庐山会议主事期间，有一件事值得谈谈。当时同情彭德怀的人中有四个秀才，即胡乔木、田家英、李锐、吴冷西。本来也要批判他们，最后是总理、彭真为他们讲了一些好话，说他们是属于思想问题、观点问题，才算没有多计较，没有批判，没有划什么分子，保下来了。

在庐山会议上，批彭德怀没有一个人敢不积极。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没有形成一个民主风气。特别是当毛主席的威信越来越高，最后变成了神时，他讲什么别人都不反对，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认识到他在长征中正确，发展到认为他一贯正确，到不敢怀疑他有什么不正确，这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1934年所以有长征，是反“围剿”的大失败，实际是逃跑了，在苏区呆不住了。在长征途中，大家体会到毛主席是正确的，是他挽救中国革命于危难之中，因而在遵义会议上确认了他的领导。大家从实践中真正体会到毛主席是正确的，全党一致信服他，以致后来形成毛主席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彭真敢于在某些场合讲点不同意见，实在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彭真在庐山会议上的态度，虽是紧跟毛主席，但我的感觉并不特“左”。据我的体会，彭真同志对干部是很爱护的，完全不是随便整人的那种坏领导。延安整风时期搞极左、搞抢救干部，康生要负主要责任。但是，因为高级干部都集中在中央党校学习，彭真又是中央党校副校长，因此，有他一定的责任。“七大”时选他的票不是很多，但还是被选为政治局委员，他说就是因为延安整风时，他得罪了一些人。他闲时和我们聊天中多次提到他在延安整风中的错误，“延安整风嘛！我得罪了一些人，后来我与他们见面就道歉。不只道歉一次，是反复道歉！”

话说到这里，我还要插一段文艺整风的事。1964年毛主席对文艺问题的第二次批示下来后，文化部和各文艺协会都展开了整风。文化部党组整风中，齐燕铭（党组书记、主管戏曲改革工作）几次检讨过不了关，他很紧张，竟在会上痛哭流涕，说自己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真有点惶惶不可终日。文化部的整风简报上反映了这个情况，我看到后，把简报送给了彭真。彭真很重视，接着就通知文化部党组几个成员夏衍、齐燕铭、徐平羽、徐光宵等到他家里来。我招呼他们都坐下后，在一边作记录。彭真对他们说：现在是搞社会主义革命，对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大家都缺乏思想准备，身子进了社会主义，头脑没有进来。这不要紧，这就要加强学习。这就好比，我们都是要去天安门，有的人走得快点，有的人走得慢点，但大目标是一致的。文艺整风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不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大家有了错误，好好检查就是，没有什么紧张的。这一番话，显然使文化部的人感到温暖。与江青、康生之流非得要揪出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坏人”而后快的态度成了鲜明对比。可见，彭真是反对在意识形态斗争中动不动就乱上纲乱打棍子的。也许，这也是他从延安整风中吸取的教训。彭真一向提倡实事求是。大跃进中间，大家头脑都很热，什么一亩地打1万斤稻子等等。邓拓调来北京后办了一个理论刊物《前线》，《前线》发刊词是彭真写的，其中有很精辟的话：“更不要像风筝、氢气球，随风飘荡，即跟着空气办事。”这就是针对大跃进讲的，提倡的是实事求是。不仅彭真是这样，包括刘仁。刘仁从来不讲虚的话，所以彭真很信任刘仁。这两位市里主要领导的作风都不是那种浮夸的、哗众取宠的，吹牛拍马的、阿谀奉承的。所以，在整个市委干部中，风气较正。我们叫彭真都是称彭真同志，没有叫彭市长、彭书记的。

问：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他回了趟山西，主要是去做什么？

答：是看他母亲去了，但主要目的是沿路考察农村的情况。我们从北京出发，走保定、石家庄，先后找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开会，谈农村经济形势。当时彭真想的是怎样尽快恢复农村经济。他的具体想法是，从分配政策上着手，要让农民有余粮，他在探索从政策上规定“三包”：包工、包产、包公粮，征购定死，三年不变。如果征购后还有余粮，余粮怎么办？除完成征购数外，还可卖余粮。怎么卖？他提出1：3：3的比例，就是国家拿一成，公社拿三成，农民留三成，或采取其他比例，可以商量。他这次出去是按毛主席在中央全会上讲的，要恢复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精神。后来去了太原、曲沃、侯马，他想听听老家的人讲真话。他回了趟村里，住仍是住在火车上。他把老妈接到火车上，吃吃饭。他也去土窑洞看了看，看了他二弟、四弟；又叫安排和村干部、村民见面，他被安排在一个大房子里和约200个村民见了面。彭真讲话说，几十年没回来了，回来看看大家，又讲了经济形势、政策等。在讲话中他说：这些年大家受苦了，因为我们犯了错误。他接着说：没有不犯错误的人，马克思犯过错，毛主席犯过错。他说：“谁不犯错误？毛主席自己讲，我的错误一火车也拉不完。我彭真犯过的错误就更多了。”他在多种场合这样说过。他说，这几年搞的不好，大家吃了苦，我们有责任，党中央有责任。以后会好起来的。这一次，他又讲了他正在考虑中的征购政策。在他讲对错误他也应负责时，态度是真诚的。他四弟在村里表现不好，欺负人，他当面批评了他弟弟，找到县委书记，要求他们严格管他弟弟，不让他胡闹。他家里人真是一点也没沾他的光。他母亲小脚，快80岁了。窑洞还是原来的，旧的。彭真从老家出来后又去了运城、曲沃，除了和地、县干部座谈外，还抽空去看了大槐树、苏三监狱。最终从太原回来，直接回北京，沿途了解了不少民情。从火车上看到人拉犁。

问：在中苏两党论战中，彭真和赫鲁晓夫面对面地争论过吗？

答：是的，他作为中共中央派出的代表（有时是副团长）去了苏联几次，参加中苏两党会谈，我没有随同去，但他回国后往往会和我们聊起在苏联吵架的事。他说：有一次和赫秃子面对面地站着，赫用一个手指指着彭真的肚子问：“彭真同志，你这肚子里装了多少东西啊？”显得很佩服彭真的样子。赫吹苏联有多少多少坦克，彭对应说：“赫鲁晓夫，我告诉你，共产党员从来就不会被坦克压垮的！”令人感到一副大义懔然的气势。有几次他也聊起1945年在东北的情况。苏军要我军撤出沈阳，当时他面对的是苏方远东方面军司令马林诺夫斯基，马林诺夫斯基也曾用坦克吓唬人，说如果不撤，苏军有多少多少坦克，彭真也是这样顶对方的。

问：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看，一个是苏区党，一个是白区党。而在“文革”中，各省的地下党都挨了整。对这一现象，您有什么解释吗？

答：党的“七大”时，刘少奇是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白区组织代表团参加“七大”，彭真是白区代表团的主席。从历史渊源讲，彭真和刘少奇的关系深：刘少奇是北方局书记，彭真是北方局的组织部长。这是30年代中期的情况。北方白区党的基本骨干有一批是“129”运动时的一批学生干部，再有是薄一波、刘澜涛等61个中央批准办了手续出狱的那批干部。这些是白区党的基本骨干。“129”运动的那批人中，有姚依林、黄华、蒋南翔、李昌、黄敬、陆平、郑天翔、荣高棠等。我寻思，毛主席对刘少奇产生看法以后就累及了整个的白区地下党。他可能怀疑白区工作这批干部都是刘少奇这个“司令部”的。他从赫鲁晓夫反斯大林可能就多了个心眼。

毛主席讲过这样的意思，担心死后让人鞭尸。1958年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讲到要反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在“八大”的党章里又删掉了党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这些都容易引起他的疑心。提议从党章中删掉毛泽东思想的是彭德怀，赞成删掉的是刘少奇、邓小平，这是个了不起的大事啊。因此毛主席有理由担心将来是否有人会像赫鲁晓夫反斯大林那样反他。庐山会议上他表现出来了：他担心彭德怀要反他。彭真和军队一些干部的关系可能也是毛主席曾经注意到的问题。彭真和罗瑞卿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罗瑞卿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部长和总参谋长期间，和彭真都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不止如此，每年国庆节，在28、29日晚，几个特种游行队伍举行预演排练，彭真亲临审查时，罗瑞卿几乎每次都去陪同（杨成武也陪过）。在十大元帅中，彭真和贺龙的来往较多。他和贺老总是在延安时结下的友谊，都住北京后又互相看望。贺老总喜欢钓鱼，钓到了有时送来给彭真。彭真有空闲也喜欢去贺家串门。薛明（贺的夫人）工作安排到市委宣传部，是得到了彭真的关照的。这种关系，可能也都犯忌。还记得“文革”中康生追查“二月兵变”的事吗？在十大元帅中贺老总在“文革”中的遭遇是最惨的。当然贺老总和林彪的关系很不好也是个重要因素，但他和彭真的关系恐怕也是祸根之一。

表面上看，是看不出毛泽东要搞彭真的。“文革”前他似乎很信任彭真。比如，1961年各国共产党布加勒斯特会议，中共派代表团出席，任命彭真为团长；60年代中期，有个时候要批判朱德有野心，毛主席是让彭真去和朱德谈话的。又比如，直至1966年3月，周总理出国访问期间，中央就把周总理的一些工作交给了彭真代管。

问：毛主席曾说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答：毛主席说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很可能主要是听了江青的小报告，另外就是北京市委扣发了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并追查文章的背景。周总理就说他并没有感觉到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从总体上来说，北京市委积极地、坚定地贯彻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而且在开展某些运动，如实行某些新政策上往往是先走一步，或者当作全国试点的。至于一些中央机构在和北京市打交道时，可能采取比较客气的态度，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彭真毕竟是以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兼任北京市委书记和市长。如果说，当年北京市委是很有权威的，倒是可以那么说。举个例说，50年代北京市搞卫生运动，一些街道工作的小脚老太太去检查卫生，一些中央机关大院不让进门，彭真听后很生气，马上召集各中央单位（包括军队各大总部）的负责人来市委，要求大家支持卫生工作，所以那时北京市的卫生搞得很好的，一时有“无蝇城”的美誉。北京市委在有些事情上是和中央有的同志在认识上、做法上有着分歧，也可以说对有些事情“顶”了。举些例子来说：城市开展“四清”运动时，北京有几个点是由中央机关派人来搞的。像北京大学、朝阳医院、北师大等等，都是中央机关部级干部率领的工作组。这些工作组搞出许多“问题”，北京市不同意，看法上有分歧。这也是他们后来说北京市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原因之一。

北大搞“四清”（社教运动）时，中宣部一位副部长是“四清”工作队队长，他拿陆平开刀，说陆平是坏人，说北大已经烂掉了，等等。彭真知道后，把我找去，派我去北大了解情况。他对我说：“你到北大去看看怎么回事！说陆平是坏人，别人我不了解，陆平我还不了解？”工作队说，北大被一些坏人钻入党内篡夺了领导权，根据是许多中层干部、总支干部出身都不好，是“阶级异己分子”，彭真问我：“你什么出身？”我回答我家庭出身还不坏，是自由职业。他说：我党的高级干部中有不少人家庭是地主、资产阶级。我们是“有成份论”，不“唯成分论”。家庭出身不能自己选择，但道路是可以自己选择的，有许多人是背叛了自己的家庭而参加了革命的。北大技术物理系当时有一个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控诉总支书记让她搞实验，是用射线杀伤她，是“阶级报复”。我听后向彭真汇报，说这个问题难说，这可能是由于对使用放射性元素没经验造成的，是否是故意的需要有关部门鉴定一下，彭真表示同意，要我找科学院等有关部门研究一下。彭真向小平汇报了北大“四清”的问题，后来在国际饭店召开了会议，邓小平讲了话，拍了板，说应给那些搞错的同志平反，北大社教搞极左，搞过了。以上，是属于“老虎屁股摸不得”的独立王国？还是属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当然，北京市也不是样样事情都顶得对，也有属于北京市做的不对的时候。如开放自由市场，陈云打过几次电话，让北京开放自由市场，北京就是不开。彭真不同意，认为这样做会助长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助长单干。刘仁专去看过三河县的自由市场，回来后持否定态度。

问：听说彭真同志曾和您们秘书谈到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关系，提倡“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阐发他“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有过这事吗？

答：对！彭真确实不只一次引用过“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这句话。这是古代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到他和他的老师柏拉图的关系时讲的。彭真说：共产党人尤爱真理。他在大小会上都说过毛主席也会犯错误。他说，谁不犯错误呢？他主张：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在“七千人大会”时，他就是本着这个精神发的言；批《海瑞罢官》时就更是。他对毛主席一方面是非常尊崇的，同时又是清醒的，不是盲从的。毛主席说，要害是罢官，就是要扯到为彭德怀翻案的问题上。而彭真坚持认为吴晗与我党关系一直很好，是爱国知识分子；应当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分开。彭真主张在意识形态领域处理问题，要分清是和非的界限、对与错的界限、罪与非罪的界限；一定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定要把学术问题、艺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这是他一贯的思想，也是“二月提纲”的中心思想。就我个人和他接触所见，彭真有几个观点比较突出：一个是讲法制，要依法治国，而不是讲人治。他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期间，对中国的法制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和法学家张友渔等人的关系也密切。另一个是主张“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他认为这是党内民主的体现。再一个是他非常重视用辩证唯物论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解决问题，提倡一切从实际出发，求“真”务“实”，也就是实事求是的作风。

他这位首长，在向干部作报告中，常会讲点哲学理论。他教育北京市干部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他自己很注意理论学习。彭真有时让我帮他查阅理论方面的书。除了在和苏修论战期间他有时要我帮他查书外，记得60年代初期，他曾让我帮他查阅马克思有没有关于个人迷信的说法。我从马恩文选中找出《论权威》这篇文章给他，还在文中划出一些重点。这本书肯定还存在彭真同志办公室，可以找得到。他是个有创见有新思想的人，他写东西也很严谨。拉拉杂杂谈了这许多了，最后我还要强调一点：我认为“文革”中说彭真反党反毛主席纯粹是诬蔑。彭真并不反毛主席，有力的证明就是：1989年，彭真在受尽了“文革”的诸种折磨之后复出， 参加中央委员会，他在会上的发言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不能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功绩是不能否定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国人民的精神支柱是不容否定的（大意如此）。这种话出自他这样受了莫大打击的人之口，是特别使人感动的。这说明，他处理问题、思考问题一向不从个人恩怨出发。我们常常习惯以不赞成党的领导人的某个观点就认为是反党，这是党内缺乏民主传统的一大弊病。我以为，彭真那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彭真秘书细讲毛泽东与彭真关系（上）

张道一，云南人，1926年出生。1948年，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研究生，北平地下党学委干事，1949年2月，北平一解放即调到北平市委宣传部工作，历任干事、组长、办公室副主任、处长、北京《支部生活》第一任总编辑。“文革”后，历任北京语言学院党委副书记、常务副院长，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院长等职。

1959年至1966年，张道一担任彭真同志秘书，前后长达7年。跟随彭真同志亲身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

本文系对张道一的访谈实录。

毛主席讲过这样的意思，担心死后让人鞭尸。1958年党的“八大”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讲到要反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在“八大”的党章里又删掉了党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这些都容易引起他的疑心。提议从党章中删掉毛泽东思想的是彭德怀，赞成删掉的是刘少奇、邓小平，这是个了不起的大事啊。因此毛主席有理由担心将来是否有人会像赫鲁晓夫反斯大林那样反他。庐山会议上他表现出来了：他担心彭德怀要反他。彭真和军队一些干部的关系可能也是毛主席曾经注意到的问题。彭真和罗瑞卿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罗瑞卿在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部长和总参谋长期间，和彭真都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不止如此，每年国庆节，在28、29日晚，几个特种游行队伍举行预演排练，彭真亲临审查时，罗瑞卿几乎每次都去陪同（杨成武也陪过）。在十大元帅中，彭真和贺龙的来往较多。他和贺老总是在延安时结下的友谊，都住北京后又互相看望。贺老总喜欢钓鱼，钓到了有时送来给彭真。彭真有空闲也喜欢去贺家串门。薛明（贺的夫人）工作安排到市委宣传部，是得到了彭真的关照的。这种关系，可能也都犯忌。还记得“文革”中康生追查“二月兵变”的事吗？在十大元帅中贺老总在“文革”中的遭遇是最惨的。当然贺老总和林彪的关系很不好也是个重要因素，但他和彭真的关系恐怕也是祸根之一。

问：您从1959年到1966年在彭真身边工作，前后共7年多，这是很关键的一段时间，经历了许多事情，您能先谈谈“七千人大会”的情况吗？

答：“七千人大会”是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北京召开的，有中央、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省、地、县主要负责干部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因为有七千人之多，通称为“七千人大会”。这么多的人云集北京开会属历史罕见。1962年是什么情况呢？1962年是我们经历了“大跃进”的挫折失败后，经过调整，经济开始恢复，但是，还有很多问题，开会是想总结经验。本来中央没有想开这么长的时间，因为与会人员特别是县级干部，对“大跃进”以来发生的困难局面，提出了各种各相关专题的意见、批评或者疑惑。这样才决定延长会期，让大家讲话、提意见、修改报告。毛主席当时有四句话：“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七千人大会”我作为彭真身边的工作人员也参加了。

大会上，刘少奇讲，这几年，我们遭受挫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祸就是中央政策出了错误。彭真在一次会议上讲：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毛主席的威望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重。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好像一检讨就会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各有各的错。书记处最大的错误是没有调查研究。彭真说，谁都有犯错误的可能，毛主席也可能犯错误。陈伯达当时就反驳了彭真，也有好心人事后劝彭真：你不要那么讲。彭真回答，实事求是嘛！错误是谁的就是谁的！彭真性格耿直，坦率真诚。

刘少奇和彭真是那样讲的，林彪却在大会报告中说：这几年所以犯错误是恰恰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照毛主席的指示做。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事业就取得成功；党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么个历史。不听毛主席的话就失败。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失败所造成的困难故意轻描淡写，说这几年虽然我们付出了些学费，但代价是“很少很少”的。林彪阿谀逢迎的这番话，明显地是另一种调子，但毛主席爱听，果然受到了称赞。“七千人大会”后，林彪的位置直线上升，这应该是一个因素，毛主席大概因此认为林彪是对他最忠诚的。

问：“七千人大会”对以后的历史发展有什么影响？

答：“七千人大会”后党中央继续进行的调整收到了很好的成效。1962年夏，在北戴河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也就是北戴河会议，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要抓阶级斗争。大跃进以来，在经济上打了一个败仗，他不甘心。就我的理解，他认为刘少奇、彭真等在“七千人大会”上以及以后对经济工作提了一些意见是冲着他来的。这是不是就埋下了祸根，是值得史家探究事。

实际上，这些人所以提意见是对党负责，对国家负责，而不是反他，但他心里好像是有点不平衡。江青在“文革”中透露：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憋了一口气”。他在北戴河开始反击，提出：经济建设没搞好，是因为没有抓阶级斗争。“七千人大会”的因，引出了“北戴河会议”的果，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毛泽东认为一些人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是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从“北戴河会议”开始了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在政治思想领域大发展的时期。

北戴河会议上一提出抓阶级斗争，江青就嗅出了此中的味道。她马上抓出《李慧娘》这台戏来做靶子。她和康生一起说《李慧娘》这个鬼戏就是要反党的。于是到上海找人写文章批这个戏，批这个戏附带就批了北京市委的廖沫沙。写戏人孟超和廖沫沙关系很好，廖应邀写了一篇文章，叫《有鬼无害论》，江青和康生就把这《有鬼无害论》抓住做靶子批。实际上，康生是最喜欢鬼戏的，记得几年前他在紫光阁一次会议上有一个讲话，他说：“鬼戏也可以演嘛，将来你们如果不演鬼戏，我就不看。”他忘了他曾支持演鬼戏，而且孟超写这个戏也曾受到康生的称赞和鼓励。当毛主席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抓阶级斗争之后，康生就180度大转弯，翻脸不认人，批孟超，附带批廖沫沙。一批廖沫沙，北京市委就紧张了。彭真、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宣传部长李琪等人都认为廖沫沙是好人，不是反党的。因此，有一些批判文章北京市委就压下来了，不予刊登，不组织批判。 北京市委要廖沫沙写了一个应付性的检讨。实际上，从这时起，思想意识形态上的一场严重的斗争就展开了。江青和康生这是第一次点北京的名。发展到后来就是批《海瑞罢官》了。本来，海瑞是毛主席在一次中央全会上讲话中提到的，提倡海瑞精神。彭真是紧跟毛主席的，在中央全会后马上就叫我找吴晗借明史书看。吴晗送来明史，经我手转给了彭真，他还真翻看了，可见毛主席讲的这些话彭真是很重视的。《海瑞罢官》的戏，胡乔木也很重视，是他听毛主席讲后找吴晗谈，建议他写的。谁料后来竟造成了一大历史冤案！

问：这一时期，毛主席对文艺有过两次批示。第一次是1963年12月，第二次是1964年的夏天，1963年12月的批示是直接批给彭真、刘仁的，是介绍柯庆施在上海开展文艺工作的一个简报。您怎样看这个问题？

答：毛主席1963年12月的批示是冲着北京市委来的。表扬上海，批评北京。毛主席批示，一向不直接批给刘仁，这次特别批给彭真、刘仁，是批评北京跟不上。第二个批示就更厉害了，矛头指向整个思想文化界。江青在那一时期借口病后调理身体，听了北戴河会议的风，就调了许多电影片看，从中找阶级斗争动向，就找出了现在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舞台的问题。毛主席的第二个批示说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而上海是受到表扬的，他们提出要大演大写解放后的13年。

问：北京对毛主席的批示有什么反应？

答：北京接到这个批示确实感到了压力，市委常委赶快开会讨论怎么办。从那时起，彭真、邓拓、李琪等就大抓演现代戏的问题，北京就此产生了一批现代戏。像《箭杆河边》等戏都是1963年1964年抓出来的。1964年8月9日，周总理、董必武、罗瑞卿等都去看了《箭杆河边》，给予鼓励。彭真曾亲自要我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赵起扬（党委书记）请到家来，表示希望人艺创作表现北京的现代戏。刘仁随着就安排赵起扬等去京西矿区体验生活。这以后，他们赶写出剧本《矿山兄弟》。此剧彩排时我去看过，回来后向彭真汇报说此剧不错，彭真很高兴。这说明当时北京市委是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的。彭真同志还提出了口号，叫“写北京，演北京”。这个口号，李琪曾在大会小会上广为宣传。北京市在那个时期创作和演出了《向阳商店》、《背篓商店》等一批反映现代生活的剧目。所以说，北京一直在积极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当时北京还专门召开了一次文艺工作会议，我参加了。会后，李琪要我参与起草市委向中央的报告。报告中讲：北京市是努力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批示的，多年来北京市是贯彻执行了中央关于文艺工作的方针路线的，总之，不承认北京是一条黑线，而认为北京市是一条红线。江青和康生看了这样的评价，当然会极不满意的，毛主席也不会满意的。

问：听说，因为沪剧《芦荡火种》，彭真和江青曾发生冲突，您当时在场吗？

答：这得从头说起。1963年，北京市委为了贯彻毛主席的批示，要北京京剧团也试演现代京剧。北京京剧团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地下联络员》投入排练。即将正式上演前夕，江青来看了彩排，回去后打电话给彭真，对京剧团排成的戏横加挑剔，不许上演。当时，预售票已经售出三场。李琪把这个情况向彭真反映后，彭真把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几个人找到家里来开会。我回忆，这一次彭真是采取了忍让的态度，说服李琪、赵鼎新给买了票的观众退票道歉。可是，江青并不以此为满足，她看到这个戏底子不错，她要插手了。她提出要到北京蹲点，把北京京剧团作为她搞京剧改革的“试验田”，随着又把上海沪剧团调到北京来给北京作观摩演出，并要北京市文化局给安排。北京市文化局给安排了两场，她认为少了，不给她面子。为这个她到处吵，和李琪吵，和赵鼎新吵，最后直接找到彭真家里吵。第一次来是为安排剧场的事，那次我正好在场，看到江青很横的样子，激言厉色、嗓门很大地嚷：“彭真，我告诉你！你北京市不给我安排，我让剧团到中南海去演，我请毛主席来看！”彭真很不高兴，说：“我让他们研究一下。”江青说：“就你们北京难办事！”江青走时彭真没送，对我说：“道一同志，你帮我送送。”

我出门送她上车，她头也不回，看也不看我一眼。我当时觉得：江青真是盛气凌人，蛮不讲理，形同泼妇，还直呼人的名字“彭真”。

后来江青又进一步提出，要把工人俱乐部作为她专用的剧场，禁止一切别的演出；为了把她的试验田搞好，她竟指名把北京几个京剧团的尖子演员都调到她的试验田。而有些尖子演员是别的戏的主角，抽出后其他戏就没法演了。因此，北京市文化局局长赵鼎新有意见，李琪有意见，协调来协调去，不那么痛快地调给她。李琪向彭真反映后，彭真也有看法。江青为此又第二次直接找到彭真家里来吵。这次彭真不让步了，她又气呼呼地走了。她走后，彭真对我说：“我不管她什么人！我要到中央去告！”

我虽然是个小干部，但当时对江青的这种作为也是愤愤不平的，因此我曾在市委宣传部文艺处骂过：江青“她算老几？”这曾成为“文革”中我的一条罪状。

江青在提出把北京京剧团作为她搞京剧改革的试验田后，就直接插手《芦荡火种》的改编。在《芦荡火种》改编成《沙家浜》的过程中，江青管的特琐碎，细到演员衣服上打几个补钉打在什么地方都要管，唱词也是反反复复地改。改得太多，赵燕侠唱半截就记不准是旧稿是新稿了，颇有怨言。那时因为彭真特别交代我注意一下文艺方面的事，我就常去看彩排。江青在剧场休息时和剧团的人谈话就在剧场的小客厅，我自然要去了解，去听谈的什么，好回去向彭真汇报。江青在“文革”中说她在进行革命现代京剧改革时市委派特务跟踪她，“盯梢”，指的就是这个事。我把赵燕侠等的反映向彭真同志汇报了。彭表态说：“我们作为领导，管的是政治方向，是方针，至于艺术上的事，细节上应让艺术家自己去处理，不应干涉过多。”彭真的这些话我曾向市委宣传部传达过，李琪同志等也同意这一方针。这些后来都成为我们反江青的罪状。

赵燕侠对江青所作所为无法不流露出不满，使江青十分生气。江青觉得赵燕侠所以这样，是因为“背后有人支持”，就不再用她了。赵燕侠本人为此在“文革”中也吃了许多苦头。后来在京戏改革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戏搞得不伦不类，把京剧的传统唱腔改得面目全非，像“话剧加唱”。我反映后，彭真明确指出说：“京戏姓京，不要改得四不像。”这和江青主张破传统程式，大破大改的干法是不一样的。彭真对江青主张将传统戏一律作为封建糟粕打倒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的方针更是明确地不赞成的。他认为：主要应提倡反映现实，但是历史戏，好的也可以演一些。用新的观点编写的优秀的历史戏，对人民也有很好的教育作用、娱乐作用。他的这一观点，也反映在他为1964年京剧现代戏汇演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报告前他口授，由我记录整理了个提纲；报告后，又根据大会的记录稿予以整理，由彭真亲自修改审定，在《红旗》上发表。 他还说过：像马连良这些人也要给条路走嘛，也得给碗饭吃嘛！北京市委当时那样对待江青，我觉得是因为他们认为应当按原则办事，不能因为你是主席夫人我就要对你如何如何。当时彭真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而江青连个中央委员都不是，只是早年曾经在中宣部文艺处挂了个副处长的名。她到北京来，刚来时市委还是比较重视的，派市委书记邓拓陪她看戏。只是因为她随意指指点点，随便议论人、随便批评人，才引起大家不满。邓拓至终只陪了她两场，就是因为看不惯她的作风，借口有偏头痛就不陪了。江青因此更觉得受冷落了，因为她去上海是柯庆施场场陪她，而在北京，不仅彭真不陪，刘仁不陪，连邓拓也不陪，她便觉得太降格了，心里老大不高兴。彭真和北京市委在处理和江青的关系上坚持原则，不愿苟同，不愿屈从，使江青大为光火。这也许就是造成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种“枕头状”的一个因素。京剧汇演大会时，《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了一个通栏大标题，说顾问康生、江青到会上作了重要指示。我看到后在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发议论：江青又不是中央领导，怎么能在《人民日报》用头版头条通栏发她的消息？这是违反常规。“文革”中这也被揭发，成为罪行。

我在当时曾把我在京剧改革中的所见所闻毫无保留地向彭真同志讲了。彭真同志有一个特点，就是他能听各种不同意见，所以我在他面前无所顾忌。

问：关于彭真同志能听各种不同意见，和他接触较多的同志似乎都有这个印象，您能再具体说说吗？

答：我讲几个小故事：三年困难时期，他派我随副市长赵鹏飞去怀柔一渡河农村蹲点，研究农村的体制和分配关系怎么个搞法。我们俩人回来就向他汇报吃食堂不行，那时吃食堂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标志”啊！取消食堂就是反社会主义。但我们仍然和他说，办食堂把树砍光了当柴烧，没有柴时，就拆房子，把檩条拿来烧，农民吃饭又吃不饱。后来我随他去山西，他让我出去转转，看看自由市场，我回来和他说，在自由市场上能买到鸡，买到猪肉，当然价钱贵一点，但是能买得着。这是在反对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背景下向他反映的情况。他是愿意听真话的。

大跃进时期，东北大协作区计委下边有个处长叫李仲云，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这是在庐山会议之前），他的基本看法是：这几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我看了这个材料后专门挑出来给彭真念了，可以明显地感到我是同意李仲云的意见的，当时彭没有说什么。庐山会议之后兴起了反右倾运动，李仲云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并没有一句批评我的话。所以我有什么话都可以和他讲，他是能听得进真话的人。

1960年有一次，他问我：你拿过碉堡没有？我说，我没当过兵怎么会拿碉堡？他说，这次我让你去“拿碉堡”，改造“三类队”。我给你请个老师——赵鹏飞，我让他带着你去。赵带我去了通县牛堡屯东永和屯大队。赵把我介绍给公社的几个头头，请他们介绍了情况，对我说，过几天再来看我，他把我在大队安排好以后走了。后来又来过几次，帮我分析情况。我在东永和屯吃食堂，交粮票，吃豆腐渣子、酱渣子掺和着做的窝窝头，每天给我一个大窝窝头，里边就是麸子、米糠等这些东西。农民还吃不到那么多。我为了让他知道农村的贫困状况，特地拿了一个我们在大队食堂吃的窝窝头回来给他看，说这就是老百姓每天领到的“三两八钱一”的粮。彭真看了后直摇头。这时老百姓的生活已贫困到了极点，北京地区有许多村也出现了浮肿，饿死人的现象时有发生。我在村里住了些日子也浮肿了，腿上一按一个坑。彭真见我回来了，让我和他一起吃了顿饭。当时他有特供，当然，肉已大大减少了。我心里很热乎，知道他关心我，也愿意了解下面的疾苦。（未完待续）

现今中国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数逾800万

根据官方数据统计，中国每年800多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80%应该属于责任事故。

1．每年因自杀死亡者高达28.7万 （来源：上海心理谘询网——中国首家自杀预防机构负责人悬梁自尽；光明网—中国每年有28.7万人死于自杀）。

2．中国每年约有20万人死于药物不良反应 （来源：中国新闻网——每年20万人死于合格药品 人大代表呼吁救济赔偿）。

3．每年医疗事故死亡20万人（保守估算，实际可能远高于此）。

4．中国每年死于尘肺病约5.000人（估算。来源：宁波市海曙区妇女联合会）。

5．中国每年有25万人死于结核病（来源：中国健康世界网——中国每年有二十五万人死于结核病）。

6．2008年全国共报告甲、乙类传染病发病354万余例，死亡1.2万余人。（来源：新华网——2008年全国法定传染病报告死亡率较上年下降）。

7．中国每年道路交通事故死亡约10万（来源：海口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我国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超10万人居世界第一）。

8．中国目前每年工伤事故死亡约13万多人，现在还远高于这个数字（来源：摘自倍可亲网讯—中央党校研究室周天勇博士：中国经济的危机）。

9．每年触电死亡约3,000人（来源：飞华健康网——家用怎么用更安全）。

10．我国火灾年平均损失近200亿元，并有2300多民众伤亡。

11．全国每年1.6万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来源：钦州教育信息网——全国每年1.6万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 8成可避免）；3,000大学生非正常死亡（圣彼得堡华人协会——每年3千大学生非正常死亡）。

12．中国每年死刑执行近万宗（来源：被删除，按1万人计算）。

13．各类刑事案件死亡年均近7万人。

14．广州每年产生约1,200具无主尸体。

15．中国每年因使用不当导致农药中毒的死亡人数达上万人（也按1万计算）。

16．每年食物中毒死亡数万（按1万计算）。

17．1986年因酒精中毒死亡9,830人 。

18．我国每年过劳死人数达60万（飞华健康网——《韩国经济》：中国过劳死一年60万）。

19．经由不安全注射传播的肝炎和爱滋病，已导致39万中国人提早死亡，并造成六百八十九万寿命年的损失（来源：人民网，卫生部：不安全注射导致39万中国人提前死亡）。

20．中国每年癌症新发病例为220万人，因癌症死亡人数为160万人。（来源：公众健康—中国肺癌死亡率居癌症之首 癌症发病率上升）。

21．中国因食品污染导致5岁以下的儿童死亡应在200万以上（估算。全世界因食物污染导致5岁以下儿童死亡达300万，安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可怕的死亡定律——中国人各种非正常死亡均占世界的70%以上》计算，中国每年有210万5岁以下的儿童因食物污染导致死亡。依据：医学教育网——我国食 品安全与食线性疾病控制对策）。

22．我国每年由室内污染引起的死亡人数高达11.1万人（来源：新浪网—我国每年由室内污染引起的死亡人数高达11.1万）。

23．全国每年因装修污染引发呼吸道感染而死亡的儿童高达210万；其中100多万5岁以下儿童的死因与室内空气污染有关。（来源：光明网——每年杀死210万儿童！凶手何以逍遥）。

24．每年因空气污染死亡65万人！（来源：江苏都市网——中国每年因空气污染致死人数达世界第一65万）。

——合计：877万以上，扣除可能存在重复部分，同时考虑统计不全部分，每年非正常死亡远超800万！其中80％应该属于责任事故。

中國的銀行：正在腐爛的核心

核心提示：中國在上星期三因為對經濟放緩的憂慮，不得不把所有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下調50個基點，開始放寬銀根。可是評級機構惠譽國際認為這樣細微的下調幅度對信貸擴張幫助不大。中國銀行業未來將面臨現金頭寸壓力。

原文：China's banks: a rotting core
作者：《金融時報》David Keohane

日期：2011/12/02
由譯者志願者翻譯並校對



中國在上星期三因為對經濟放緩的憂慮，不得不把所有銀行的存款準備金率下調50個基點，開始放寬銀根。可是評級機構惠譽國際認為這樣細微的下調幅度對信貸擴張幫助不大。

更令人擔心的是，惠譽國際質疑中國銀行業流動資產的水平，又說中國的銀行度過即將來臨的資產惡化的風暴的能力真的不如人們預期的那樣，因為評級修訂是有可能的。

在 2008-2009年的危機以前，每一年進入中國金融系統的新存款規模之大，而流出的資金卻是那樣微不足道，以至於債務有否收回對銀行贖回债券的能力通常沒有多大影響。惠譽在星期五發表的報告說，在當時，無論不良貸款的比率是1%還是20%，存款和其他資金流入要涵蓋所有負債，通常都足夠有餘。

現在不是這樣了。根據惠譽的報告：

從2009年起，整體營運現金狀況因為融資額和流動資金收緊而減小，以前穩定不動的存款現在流動性增強，融資需求居高不下，大量的信貸被逼不作記賬。到2011年底，預計中國二線銀行將發布大約1.6萬億人民幣的聯合營運現金赤字，而這些銀行在2009年的盈餘為4250億人民幣。國有銀行則預 料將繼續錄得最終經營現金盈餘，儘管比2009年下降了超過一半。

惠譽說中國的金融界面臨足以削弱經濟增長和金融穩定的挑戰越來越多。該評級機構追溯問題的根源，指中國2009年的刺激方案

對正規和非正規銀行的槓桿作用推波助瀾，導致房地產和基建設施的大量過剩，侵蝕金融業界的流動資金，推高了通脹。

雖然惠譽不相信中國金融體系內部的壓力—對地產商，中小企業和地方政府的非正式貸款—還沒達到系統性的水平，但該評級機構

認為這些並不是壓力的個別案例，而是信貸過度熾熱，以及政策取向過於則重信貸控制和固定低利率、優先考慮國營機構而不是私人公司和存 戶、主張忍耐和支援而不是重組的表徵。這樣看來，近來的問題可能只是個開始。

惠譽預測短期內借貸者會得到政府更多的支援，包括貸款延期、重組、以及發行債券。報告指出，假如這樣的話，也許可以在短期內掩蓋資產質素轉壞的問題，但隨著不良貸款的償還慢得若斷若續，最終違約率將通過流動資金壓力表現出來。

那麼就會使得中國的銀行的現金頭寸真正的受壓，新貸款受到制肘，中國的經濟增長因而受限。然而，惠譽認為目前商業銀行21萬億的信貸能力再加上16萬億的存款準備金，是足以防止任何重大的短期混亂的：

但要是目前的侵蝕速度繼續下去的話，可以想像，2012年的現金限制會具有更大制約力。一些小銀行拓展新信貸的能力減弱，可能 需要大幅度減免準備金的要求。

存款準備金率的減免必須大於剛剛實行的50基點減幅。惠譽的報告說：

中國人民銀行近期削減50基點的存款準備金要求，對舒緩流動資金緊絀儘管有幫助，但是規模太小，對信貸擴張能力沒有任何意義。在 2011年因為融資額和流動資金緊絀、以及銀行面臨的財富管理產品賠付要求壓力增大，信貸能力大幅收窄。

但是，許多分析師視這一削減為寬鬆週期的開端，削減空間還多的是。因為自2009年起，存款準備金率的要求由15.5%上升600基點，從借貸市場抽走了四萬四千億人民幣。

報告指出，由2010年年中開始，由市場驅動的利率和許多其他指標已預示著銀行業界的融資額和流動資金穩步收緊。

中國的存款按絕對值計算正在縮小，其基礎數字正在起變化。報告說，兩個重大轉變來自影子銀行體系那與日俱增的高回報誘惑，引走了資金；而本地銀行推出越來越多的財富管理產品。這些目前佔總存款額10%的財富管理產品的問題在於它們增加了存款的流動性。

根據報告：

在過去，一個中國的存戶不論在哪一家銀行存錢，所得的利息都是一樣的。今天，哪一家銀行的財富管理產品的回報最高，他就可以把存款轉到那裡。因 此，中國原先粘著不動的存款現在的附著力減低了。現在，中國的銀行第一次需要競相推出高額存款紅利，不然財富管理產品的投資者便會撤出資金，轉到其他地方 投資。在2011年發行的財富管理產品當中，有四分之一只有不到一個月的有效期，意味著財富管理產品的投資者會不斷重新評估前景，繼而決定未來把錢存到何處。這一事實加劇了競爭。

而 當流動資金收緊，銀行便越來越依賴同業借款來還款給產品投資者。由於月底到期的財富管理產品的份額如此之大 - 從而使得資金能夠注入到需要填滿的資產負債表當中-- 為了償付財富管理產品的利息，劇化了月底時的現金爭奪。從2011年8月至10月，7天銀行同業拆息（SHIBOR）在月份的中、下旬差距為170基點。

當然，如果客戶到別處尋求更高的回報的話，中國那些全線提供低收益儲蓄賬戶的銀行，真的只能責怪自己了。也許流動資金外流可能推動這些銀行體系的利率走高。

惠譽認為，推動人民幣加快國際化和開放資本帳戶，造成了對融資額和流動資金的侵蝕：

離岸人民幣發行債券市場的建立、以人民幣計價的貿易結算的開展、香港銀行向中國企業和銀行信貸的積極擴張、以及內地居民的消費和境外投資的 強勁增長等，都導致越來越多融資和結算在中國國內銀行系統以外的地方進行。

而因為對資本流入的限制，中國企業在境外所得的金錢很大一部分沒有帶回國內。可是，有時债券的償付資金是來自本土資源的。這樣，企業存款最終從大陸的銀行系統向境外債權人流失，也許這就是最近從中國外流的資本增加的一個因素。

即使是中國的大型國有銀行也感到壓力。根據惠譽的說法，這些國有銀行的最終經營現金頭寸由2009年的52950億元人民幣下降至2011年（估計到今年年底）的23860億元。這一現金流量墊的急劇減少，意味著中國銀行贖回债券的能力越來越取決於收回某些部分的現有貸款。

在一個預期未來幾個月資產狀況惡化的環境中，這是個壞消息。

王岐山談話 視為中國明年經濟政策風向球

【聯合報╱記者陳思豪／綜合報導】 2011.12.05 03:31 am

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將於本周舉行，為明年財經政策定調。大陸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近日在遼寧等地考察時強調，要穩定出口，擴大進口，加快外貿產業升級。他說，進出口對宏觀經濟、就業和社會穩定都至關重要。正值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前夕，王岐山關於穩定出口的談話，可視為大陸明年經濟政策的風向球。 從目前的情勢來看，中國大陸明年出口景氣將會非常不樂觀，出口增速很可能會從過去的兩位數降成個位數，同時進口還會增加，預計可能會出現全年度貿易逆差的情形。情況嚴重的話，明年進出口貿易對ＧＤＰ的貢獻率，還可能降到負成長。 面對歐美債務危機、世界經濟復甦乏力等情勢，中共當局可能採取繼續致力於貿易平衡因應。 此前，大陸商務部長陳德銘曾指出，會堅持擴大內需戰略，未來五年，進出口基本上要保持平衡。 據新華社報導，王岐山近日出席在遼寧瀋陽舉行的六省市進出口形勢座談會時，除談及穩定出口等政策方針，還強調，「面對不利的外部環境，關鍵要把自己的事情辦好。」 王岐山指出，做好進出口工作，必須按照「十二五」規畫的要求，達到「穩增長、調結構、促平衡」。他說，「加快轉變外貿發展方式，全面提高國際競爭力，是克服當前困難的根本出路。」 面對歐債危機的衝擊影響，大陸要繼續保持外貿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減輕進出口企業稅費負擔，加大對有訂單、有效益出口企業的金融支持，特別要解決中小出口企業的困難。 王岐山表示，透過積極擴大進口，清理進口環節的不合理限制，提高進口便利化水準。 「二十一世紀經濟報導」也指出，「穩增長」可能定調為大陸明年經濟政策，包括貿易平衡等。 至於外界所關心的貨幣政策走向，大陸國家發改委副秘書長李朴民表示，明年的經濟政策會以穩定為主，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都會繼續下去。 另據美聯社報導，分管政法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日前對中共省級幹部表示，政府須拿出較好的辦法來因應經濟的「負面效應」。周永康這番談話顯示，中共高層官員已對當前經濟成長趨緩感到不安，擔心可能引發社會的動盪與混亂。 根據中共公布的數據顯示，製造業呈大幅萎縮，很多工廠被迫裁員或關閉，最後演變的結果，可能是工人走上街頭抗議。王岐山和周永康兩人的談話，透露出中共高層對經濟成長萎縮可能影響社會穩定，感到憂心忡忡。

周永康要求各级政府应对社会动荡

中国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近日要求各级政府在经济发展放缓的形势下更好地应对社会动荡。

周永康要求基层官员加强社会管理，包括加强网络控制及建立更好的失业保险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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