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5日星期一

本年度"诺贝尔替代奖"授予中国太阳能之王


太阳能之王

12月5日,斯德哥尔摩议会大厅将举行2011年"诺贝尔替代奖"的颁奖仪式。中国"太阳能之王"黄鸣是四位获奖人之一。这项不设任何奖金的奖项用于表彰这位企业家在环境方面作出的贡献。


德州出了一个太阳能之王

在国外,没有一个人对位于山东省东部,拥有500万人口的德州市有多少了解。然而,那里却是中国"大阳能之王"黄鸣的大本营。他创办的太阳能企业就坐落在德州。这位53岁的前石油工程师被看作是中国绿色未来的先锋。15年来,黄鸣企业生产的太阳能热水器用对环境有益的供水方式为数百万家庭提供了热水。黄鸣说道:

"我们生产的这种热水器已经节省了两三千万吨煤了。可以说,对气候保护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种太阳能热水器在技术上极为简单。太阳能被房顶上的双层玻璃管吸收,然后便可将水箱中的水加热。

90年代,黄鸣曾读过一本有关太阳能技术的书。然后便动手制作了他的第一台热水器,并把它送给了一个亲戚。令人吃惊的是这次制作获得了成功,因为其他人也想要一台他做的热水器。黄鸣的小工厂在短短几年内发展成拥有9000名员工、具有世界领先地位的太阳能企业。

黄鸣说,在环境保护方面人们不要总是等着政府做些什么,而应自己身体力行,投入环保。他说:

"可再生能源替代普通能源的唯一出路是商业化模式,而且是世界范围内的商业化。这一领域的每家企业都必须学会如何在市场中生存。"

"为了子孙的蓝天白云"

中国仍有70%的能源来自煤炭,约1亿家庭的屋顶上安装了太阳能热水器。但是黄鸣想要做到的更多,他要促使中国人转变观念。他使德州的政府领导相信了,郊区那些冒着浓烟的工厂今后更多可转向可持续性发展。黄鸣公司的总部安装了面积巨大的半月形太阳能集热板。另外,为了节电,公司多层建筑物的电梯是每两层一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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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1亿家庭安装了太阳能设备

黄鸣说:"早在15年前我们就有了'为了子孙的蓝天白云'这样的口号。为了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利用太阳能,推广绿色的生活方式。这曾是我的梦想和愿望,直到今天这也仍是我的梦想和使命。"

太阳能热水器让黄鸣致富,也让这位企业家致力于在政治上的发展:作为人大代表,黄鸣对中国"可再生能源法"的颁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梦想有朝一日,拥有500万人口的德州不仅能成为全球最大的太阳能中心,也能成为中国其它城市在太阳能领域的典范。

"诺贝尔替代奖"对黄鸣来说是巨大的荣誉。同时,也是对他今后能更多致力于绿色未来和环境保护的一种激励。

作者:ard 编译:严严

责编:乐然

德国之声

家庭教会是党的眼中钉


中国的精神真空让许多人接受宗教信仰,基督教因此迅速发展。但家庭教会成为当局的眼中钉,北京的守望教会迄今已经公开抗争8个月,这使得北京陷入耗时耗力且进退两难的处境


基督教迅速发展,家庭教会顽强抗争

《德国金融时报》(12月2日)引述一位20岁的郭姓北京基督徒的话说:“我觉得有宗教信仰挺好,很多人没有人生方向、善恶不分。”

该报写道,“像郭那样想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宗教在中国从一开始就是少数人的事。可是自从中国的政治制度悄悄告别社会主义以来,很多人苦于精神真空。人们通过亚洲的宗教如道教和佛教,也通过基督信仰与这种空虚感做斗争。当毛泽东1949年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中国只有100万基督徒,如今估计有1亿人。”

报道说,"政府控制的"三自爱国教会的天主教堂不承认教皇,"梵蒂冈和中国共产党彼此过于相似,除了它们相互无法忍受之外。双方都有极大的独裁要求。三自爱国教会的牧师在国家神学院不仅学神学,也学马克思主义。主教由党来任命。

"忠于教皇的地下天主教也有主教,可是他们总是不断被迫害和绑架。这个仍然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对宗教极不信任,毛泽东将其称之为'鸦片',想把它剪草除根。直到今天,党员还得宣誓只信仰共产主义。有宗教信仰的人原则上根本就不许入党。……

“相反,谁要在中国成为基督徒,就是做了一个终生决定,而且不像在西方那样轻易退出。”小型家庭教会是党的“眼中钉”,大约2000万基督徒属于政府接受的 “三自教会”,更多的基督徒在私人住处或餐馆非法聚会,这些家庭教会的活动就像其数字一样让人不着边际,仅仅在北京就超过3000家。“

法轮功之后的抗争

报道以守望教会为例介绍说,从4月份起,守望教会的基督徒每星期都去中关村广场试图参加户外敬拜,以争取政府承认。

"守望教会有活力,规模大,大约1000人,是北京最大的家庭教会,许多追随者属于教育精英,经济条件优越,海外关系多。他们在网上公布讲道稿,有自己的图书馆和礼拜天学校,只是当局不许他们有固定聚会地址。有意出租场地者因政府施加压力而退缩,即使教会花了290万欧元买下一幢楼,却拿不到钥匙,指示来自上头。"

报道指出,"守望教会不提政治要求,但是如此毫不畏惧地表现自己,就足以构成对政府的挑衅。这种公开的较量除了1999年的法轮功之外,还不曾有过第二家。法轮功受到官方残忍地镇压和禁止。

“为了赢得与守望教会的斗争,政府在毫无意义的耗时耗力,派警察到中关村广场,整个周末监视大约500个信徒的住房,三班轮流,昼夜不停,共有4500人。他们逮捕、关押人,从不超过两天。一位姓从的基督徒说,‘安全人员只是要阻止我们星期日去广场,他们不想有第二个法轮功。’……

“他还说,‘8个月后安全当局对这种费力的博弈也倦了,他们是在寻找保住面子的办法。’守望宣布,圣诞节前,基督徒将再次去广场,他们从未得以在那里敬拜。这位基督徒因为守望丢了工作,可是他充满胜利信心,他说:‘我们现在已经赢了。’”

编译:林泉

责编:乐然

以上内容摘译自其它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中国房价入拐点?百城房价平均跌幅0.3%


出于对欧元崩溃引发金融海啸及全球经济危机的担忧,中国更加迫切希望抑制过高的房价,但这一步骤不能过快过猛。


由于最近中国经济增长势头放缓,北京政府开始松动旨在平抑通胀的信贷政策,但中国领导人同时强调,不会放松对于房地产业的调控措施。经济学家谢国忠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北京政府已经下决心不允许房地产泡沫出现。

中国副总理李克强上个月在视察河北时表示,包括限购令以及提高首付比例等调控措施"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处于关键时期",并强调明年将继续遏制房价过快上涨。

房产成交萎靡以及上海等主要城市的房价下跌让很多中国人产生这样的疑虑:房产市场调控还会持续多久?中国的房产冰期所造成的影响远远超出那些人口密集城市的范围。伴随着对于建筑业及其相关产业的日益依赖,房地产市场降温已经使中国对于国内外产品和原材料的需求受挫,甚至打击了中国投资者购买海外房产的兴趣。

尽管如此,专家们并不认为中国房产市场会出现能够引发全球危机的崩盘局面:大部分中国家庭所承受的贷款压力比较适中,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经济状况改善,人们对于更好更大的住宅需求也将支撑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平抑房价背后的政治考量

除了全球危机的因素之外,中共领导层打击房产泡沫就其本身而言是一场处心积虑的政治赌博,其原因在于中共始终以提高民众生活水平作为其执政合法性的依据。

那些将毕生积蓄都用来购房的中国业主们曾经认为通过房价高企而获得的资产增值是高枕无忧的,但最近他们突然发现,许多房地产开发商开始降价促销新楼,造成已经购房的人资产缩水。

前不久在高位买房的业主们怒不可遏,在最近发生的一起事件中,一些业主在开发商办公室内一通乱砸,以发泄内心的不满。这些购买了期房的人们认为自己受骗上当,而开发商则表示是迫于市场状况而作出降价的无奈之举。

一名李姓软件开发员对美联社表示,他在去年8月动用了自己和父母的储蓄才买了一套房,明年才能入住,而现在开发商却开始八折促销,"这很不公平...为什么偏偏是我们这些确实需要住房的人要受损失?"他已经加入了抗议活动,希望维护自己的权益。

而那些需要买房但至今尚未出手的人现在则加入了观望的队伍,期待着房价进一步下跌。

虽经调控 房价跌幅依然有限

中国房产市场似乎正进入拐点,至少在一些大城市是如此。中国相关部门数据显示,11月份,十个最大城市的新房价格依然保持下跌,其中上海房价相比前一个月下跌0.5%。但总体而言,房价下降幅度依然不大,全国100个大城市的平均房价跌幅仅为0.3%,每平方米下跌8.832元。而在十大都市中,房价平均跌幅为0.4%,每平方米下跌15.663元。

中共喉舌《人民日报》最近发表评论文章称,调控措施只是挤出了房产泡沫中的一些空气,目前房产市场进入寒冬,在一些大城市中可能出现20%甚至50%的跌幅。

投资银行巴克莱资本(Barclays Captial)最近发表研究报告称,在中国政府放松调控措施,市场恢复稳定之前,中国房价可能会下跌30%。

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刚刚启动了住宅市场商品化进程,国有企业和政府机构开始允许雇员购买此前分配的住房,并提供补贴。

在商品房政策的推动之下,超过三分之二的中国城市家庭拥有自己的住宅,许多人还购买了更多住房作为投资,期待房价上涨能够带来比银行利息高得多的回报。

然而,房地产市场一片火热的同时,许多年轻人的收入虽然也在提高,但依然无法跟上房价上涨的飞快脚步,从而被排除在了房产市场之外。

不过,如果房价下跌太快太猛则会激怒很多已经拥有房产的人,并且打击大笔投资于房地产业的商业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

市场萎靡 开发商"断臂求生"

一名业内人士透露,目前已经有一些地产开发商由于资金压力过大而不得不放弃此前中标的地块,在一些案例中,他们将地块转卖给实力更强的地产公司以"断臂求生"。

商品房市场萎靡不振所带来的需求缺口中的一部分被中国政府推动的经济适用房所填补。而大部分开发商此前一直将重点放在高档公寓和别墅项目上,以求相对更高的回报。

瑞银集团经济师安德森(Jonathan Anderson)表示,如果中国政府真的有意放松房产调控,也会按照此前调整经济政策时一贯做法,采取逐步低调的方式。

尽管中国房产市场历史很短,但却已经经历了几次大起大落,最近一次是在2008年,中国政府为刺激经济而抛出四万亿元人民币,引发了最大规模的建筑业市场井喷。

来源:美联社 编译:石涛

责编:洪沙

德国之声

任志强:又一次中国式大跃进




国历史上的大跃进曾经以几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将失败的耻辱保留在四十岁以上人们的记忆之中。而如今保障性住房的大规模建设又进入了大跃进的时代,再一次重复着中国计划经济完全不顾及经济发展条件、不顾生产能力和不讲科学道理的错误
十二五规划提出新建保障性住房3600万套,其中今年1000万套,目标宏伟且力度强大、分级分层下达指标。不但严格督查并且约谈和问责,用地方官员的乌纱帽做赌注,强迫签定责任合同,大有不跃进也逼着你跃进的气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但要完成这些任务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土地;二是资金;三是生产能力。

首先,土地是政府垄断的资源、是政府的强项,想多就能多、想少就能少,对外是严控18亿亩红线,但对内则以民生为由可任意所为。但不管怎样,保证土地供给成了第一道瓶颈,因为无限的增加几乎是不可能的。

假如决策者们认为可以挤掉商品房住宅的生产能力,让开发商承担更多的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任务,那么政策的预期目标是挤掉市场中的哪部分呢?

限 购让更多的开发商转入了非住宅开发,政府还要用这些土地去换取柴米油盐,那么这部分是挤不掉的。为了保证商品房住宅的供给量,以平衡商品房住宅价格的调控 目标,这部分土地还要供给以换取保障房的建设资金,因此这部分住房也要建设,否则就会出现价格的反弹。那么可增加的土地从哪里来?难道仅凭一纸命令与合同 就能从天上掉下来吗?

目前,各地的供地计划中都大量增加了零和游戏,即总量不变但保障性住房的比重加大,这样就必然挤压商品房的用地,那又如何保障商品房的供给和降低商品房房价呢?

另 外,说增加土地的供给容易,做到就难了,商品房的供地可用价高者得的方式拍卖,由此可以在征用时给以较为合理的补偿、较为合理的市场投入,再用土地出让的 高价来盈利或弥补支出。但保障性住房的土地却无法用拍卖或价高者得的方式收回投入的成本,于是就压低征地补偿的标准、降低开发的投入、减少财政的支出,于 是征地就难了、拆迁中的矛盾就增加了、土地开发的能力就减弱了、土地提供的能力就捉襟见肘了。土地的实际供给并非一帆风顺,如果都用商品房用地去充抵就会 在经济上造成巨大损失,没有哪个地方政府愿意或者愿意也没有能力去干,于是,至今土地的大跃进供给尚未实现目标。

其 次,资金从哪里来。住房建设部只计算了1000万套保障房的建安成本(即房屋建筑成本和房屋设施设备安装成本)约1.3万亿元,每套房平均13万元,按平 均 75平方米计算,每平方米1733元。1.3万亿元中,约8000亿元由社会筹集,即用卖房的方式收回投资,如经济适用房、两限房和棚户区改造的置换等; 约5000亿元要地方政府支出,如廉租房、公租房和棚户区中的困难户,其中中央财政补贴1043亿元,地方需要支付4000亿元。而当土地无法用市场的方 式获取高价时,这4000亿元要从地方政府的牙缝中挤出来就十分困难了。

此 外,地方政府的实际支出并非只有建安成本,还有土地的开发成本、征地拆迁的成本、市政交通配套的成本以及教育医疗配套的成本等等,至少还要包括园林绿化和 能源供给的成本。细算个账,大约还需要翻一倍的支出。保障房土地可以不算钱,但政府的土地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要花钱征用的,钱成了一个重要的限制性条 件。

如果是渐进的方式每年从土地、公积金增值或财政支出中提供一部分转移支付建设保障房并不会给地方政府造成巨大的压力,但如果用大跃进的方式在一两年内突击花钱,那就等于是竭泽而渔了。今年过去了,明年还过不过日子了?过了明年,难道后年要饿着肚子干活?

最后,要增加1000万套的保障房,有没有这个生产能力?大跃进时没有高炉炼钢,于是就各村各户自造小高炉;没有铁矿石,于是就砸了各家各户吃饭的铁锅。在无能力时强迫提高生产能力的结果就是钢没炼出来反而连吃饭的锅都没有了。

中国有多少住房建设能力呢?有多少塔吊、多少工人、多少建筑材料、多少生产能力呢?似乎没人去考虑,政府总认为只要中央要求就一定能完成,就一定能生产出来这些房子。但决心再大也要量力而行,否则还有什么科学而言。

让我们看看自1998年以来号称是房地产市场“大干快上”的十多年中我们的生产能力吧。




可 以看出,在完全市场化的方式下,新增住宅竣工面积每年仅仅以几千万平方米的速度在增长,最多的一年(2004年)新增住宅竣工面积还不到1亿平方米。其 中,2010年商品房住宅竣工面积仅为6.12亿平方米,非商品房住宅竣工仅为2.22亿平方米,全国住宅竣工总面积仅为8.34亿平方米。

如 果今年新建1000万套保障性住房,按平均每套75平方米的面积计算,则约为7.5亿平方米的竣工建筑总量,几乎在2010年的基础上增加90%,这不是 大跃进的生产方式吗?即使扣除原非商品房住宅的竣工量也要增加约65%。这里还同时要保证道路交通、市政基础设施、教育与商业配套的生产能力。这还是“科 学发展观”吗?

再 看看列表中,2009年的房地产开发在施工面积为32亿平方米,而竣工总量仅为当年在施工面积的22.7%。2010年新开工量迅速增加,当年在施工面积 突破了40亿平方米,但竣工量仅占18.7%。如此计算下去,今年的竣工总量如果要达到至少13-14亿平方米,那么今年的在施工总量又应该是多少呢?

2009年全部住宅竣工量约为700万套,2010年约为710万套,而今年在商品住宅量不减时新增保障房1000万套,我无论如何都算不出来有这样的生产能力,大约只有大跃进时的亩产万斤粮的胆量才能想得出来这样的神话,而今天却是在用各种政策手段推动这种神话的实现。

假 如中国人真的创造出这种神话,那么会给中国经济与中国的未来带来什么样的灾难?这大约也是有史可鉴且教训深刻的。我不认为发现这样的问题还能坐山观虎斗, 更不希望再重新体验一次大跃进失败的恶果。我宁愿让这个为了民生而有无限光彩的保障房计划慢下来,也实在不愿意让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大跃进拖垮了中国的经 济。

请有关决策部门再科学地算算中国的生产能力吧,仅有地有钱未必能完成这样一个大跃进式的目标,该到了悬崖勒马的时候了。

作者任志强是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原载: 华尔街日报

华尔街日报:中国有计划经济,美国也应该有



去年,英特尔(Intel)创始人、董事长格鲁夫(Andy Grove)曾在《商业周刊》(Businessweek)上挑衅地写道:我们的基本经济信条,是在观察一个确凿公理的基础上形成信念然后升华而来的,即自由市场是所有经济制度中最好的,越自由越好。我们这一代人曾目睹自由市场原则对计划经济取得决定性胜利。所以我们坚持这种信条,而且对一些不断出现的新证据视而不见。这些证据表明,自由市场虽然战胜了计划经济,让它本身还存在改进的余地。

过去的这几周已经证明了格鲁夫的观点。在这期间,我们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对美国未来的影响,都走到了美国政治的最前方。我们反应迟钝的参议院在为超级委员会的失败做准备的同时,还跨过正常情况下不可逾越的政治鸿沟,通过了有关中国操纵汇率的法案。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前州长罗姆尼(Mitt Romney)和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都表达了他们的观点,既有警告中国必须结束不公平的歧视(克林顿),也有抱怨美国被人玩得团团转(罗姆尼),还有说中国不应继续玩弄国际体系(奥巴马)。

这期间,我正在参加一场由中美交流基金会(China-United States Exchange Foundation)和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组织的与中国政府现任和卸任高官进行的美中对话活动。在我看来,与解读中国十二五规划逐渐浮现的轮廓相比,美国批评者的合唱所导致的紧张关系没有多大意义。十二五规划的目标包括:年均经济增长率7%;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6,400亿美元;建设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清洁能源汽车、生物科技、高端制造;环境保护。与此同时,还要促进社会公平和农村发展。

一些美国人正在从中汲取经验。上个月《中国日报》(China Daily)发表的一篇文章援引亚洲协会(Asia Society)美中关系中心(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的话说,我想我们已经认识到,规划能力正是美国所缺少的。文章还提到,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恩格尔(Robert Engle)曾说,在中国为下一代制定五年规划的时候,美国人却只在规划下一次选举。

格鲁夫、乔布斯(Steve Jobs)和盖茨(Bill Gates)的技术奇迹已经让世界变成了平的。这迫使所有机构都直面世界历史上很明显的第三次经济革命。农业革命是一场持续了大约3,000年的转型,工业革命持续了300年,这次以技术带动的全球化革命将只持续30年左右的时间。没有哪一代人曾经在一生中目睹如此重大的变化。

当前有关中国汇率、贸易失衡、美国债务、中国大肆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讨论都证明,全球化革命加上邓小平以政府为主导、以增长为导向的改革,已经造就了地球上的第二大经济体。它已经走上一个清晰的轨道,并将在2025年之前让美国失去世界经济领头羊地位。

诚如格鲁夫如此有先见之明地在2010年7月1日期《商业周刊》上发表的文章所言,中国、新加坡、德国、巴西和印度的经济表现已经证明,就业创造规划必须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在设定主次、为实现这一目标安排必要组织力量的过程中,政府必须发挥战略性作用。

偏向保守主义、奉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股东至上的模式在20世纪取得了极大成功。而到了21世纪,这一模式却逐渐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在每一个国家都需要成为“经济运动队”的年代里,美国队的成绩惨不忍睹:10年间失业高企;30年间中位数工资停滞不前;贸易逆差;中产阶级萎缩;只有最顶层的那1%的人的财富大量增加。

这应该触动领导人进行反思,而不是在经验上已经失败的自由市场极端主义上增加赌注。尽管痛苦且羞耻,美国还是需要像昔日占据霸主地位的企业和运动队在形势逆转时所做的那样,研究竞争对手取得成功的原因。

在我们争执不休的时候,中国队却继续前进。我们驻中国的代表目睹了中国重庆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重庆是中国西部一座人口3,200万的城市,市委书记是有雄心、受欢迎的共产党领导人薄熙来。地平线上一排排的启重机,每天建成建筑面积达150万平方英尺的房屋。人家还告诉我们的代表,其中包括每年70万套保障性住房。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可以夸耀说,已在西部建起一个经济区,用于云计算、汽车和航天器材生产,实现每年经济增长12.5%,税收年增49%,工资年增10%以上。

我们当中热爱祖国的人相信,美国要维持世界头号经济引擎地位,所需要的资产样样不缺。但这些人忧心的是我们没有一个规划,有的只是对政府的妖魔化,对自由市场的膜拜,而当前恰好又是一个要求反思这两种信条的历史时刻。

美国需要推出一个增长与创新规划,政府要精简,成为私人部门的合作伙伴。经济革命需要制度发生变革,可能还要创造历史,因为如果固守现状的话, 这些制度本身就会很快变成历史。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度引发了这场全球革命,也希望引领这场革命,它需要有一个有前瞻性的、长远的经济规划。

改革的紧迫性一说即明。正如格鲁夫所指出的那样,如果我们想保持经济领头羊的地位,我们就要自主寻求改变,不然就会继续被改变。

作者是服务业雇员国际联合工会(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会长,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里士满中心(Richman Center)高级研究员。

作者:华尔街日报 Andy Stern,原载: 华尔街日报



哈文:春晚取消民歌联唱,四小时没一个广告


哈文以2012年龙年央视春晚总导演身份接受了媒体记者的专访,表示取消了"民歌大联唱",四个小时的直播没有一个广告。


哈文(资料图)
哈文(资料图)
西安晚报12月5日报道 2012年龙年央视春晚自8月建组开始筹备以来,总导演哈文一直率领团队埋首创作。但是龙年春晚剧组建立让媒体记者“嗅”到了一丝非同以往的新意与魅力。哈文以总导演身份接受了媒体记者的专访,这大概也是春晚30年来首次在创作期间,总导演向观众以语言的方式呈现她的创作思维与方向。
问:明年是龙年春晚,请问主题是什么?
答:每年都有主题,龙年主题是我们在开座谈会后得到的。对于中国人来说,每个人过年时的情感诉求是什么?我想其实特别简单。因此我们龙年的主题定得特别接地气就是“回家,过大年”。
问:今年央视小品大赛出现了不少新人,会不会有好苗子上春晚?
答:这个比赛的确有好苗子,我们在接触之中。但现在一切都没有确定。
问:春晚最受大家诟病的“民歌大联唱”今年还会有吗?
答: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这个真没有!
问:那么港台演员占去多少比例?
答:目前我们还在抓的过程中,港台演员还没有定。
问:龙年魔术方面有什么计划,刘谦说他已经收到了邀请。
答:不仅是刘谦,很多国内的优秀魔术师都在报送作品到春晚剧组来。对我们来说,谁上谁不上,节目好是唯一的标准。

问:龙年会比较关注草根吗?
答:草根的节目肯定有,但是我们的要求是,草根不能代表低水平。我们有个与春晚直接挂钩的节目叫《我要上春晚》,它会直接向我们输送节目。
问:龙年春晚的广告据说有了很大的变化?
答:对!这个消息早些时间在央视明年的广告招商会上已经说了。龙年春晚4个小时的直播过程中,没有一个广告,所有的软硬广告都没有,包括零点报时广告。

巴基斯坦女演员裸照上印度杂志封面惹争议


印度杂志《FHM》12月刊封面
印度杂志《FHM》12月刊封面

国际在线专稿:据美联社12月4日报道,巴基斯坦一名女演员的裸照日前成为印度一家杂志的封面,此举在巴基斯坦国内引发轩然大波。许多民族主义者和伊斯兰教徒举行集会,称她此举侮辱了伊斯兰教和巴基斯坦国家荣誉。
这名女演员名叫维娜·马里科(Veena Malik),她的裸体照片日 前出现在印度杂志《FHM》12月刊封面上,其手臂上还刻了巴基斯坦的情报机关名称“ISI”字样。随后该裸照便出现在Facebook等社交网站。马里 科遭到巴基斯坦国内的激烈抵制。据悉,印度与巴基斯坦已经爆发过三场战争,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ISI)被谴责是对印度发动恐怖袭击的幕后黑手。
巴基斯坦保守派神职人员阿卜杜勒·卡维(Abdul Qawi)称,马里科最新举动是对所有穆斯林的羞辱。白沙瓦市(Peshawar)一店主祖拜尔·可汗(Zubair Khan)认为,这张照片给了印度另一次侮辱巴基斯坦人的机会。

马里科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FHM》杂志公布这张裸体照片违反了她与该杂志签订的协议,她正考虑对其采取法律行动。马里科承认曾为该 杂志拍大胆照片,但绝不是裸照。她说,杂志编辑承诺照片的大部分都会被三军情报局的字母字样覆盖住。马里科说,拍摄这张照片的本意是为了取笑印度人害怕巴 基斯坦间谍。因为无论印度发生了什么,他们总是认为是三军情报局在背后支持。
《FHM》杂志编辑卡比尔·夏尔马(Kabeer Sharma)说,马里科完全同意拍摄裸照。他说:“我们有所有的记录,马里科认为三军情报局的主意令人激动。”还有许多人质疑这张裸照的真实性。他们认 为这可能是印度人通过制造假裸照以试图诽谤巴基斯坦人。当然,也有可能是马里科以这种方式为自己做宣传。

面部识别技术或将终结匿名时代


核心提示:面部识别就像是科幻电影《少数派报告》中的人脸追踪定位,在茫茫人海中把某个人给找出来。面部探测只能感知这是一张脸却不知是哪个人,而面部识别能辨认出这张脸是哪个人。

面部识别技术或将终结匿名时代


面部识别就像是科幻电影《少数派报告》中的人脸追踪定位,在茫茫人海中把某个人给找出来。面部探测只能感知这是一张脸却不知是哪个人,而面部识别能辨认出这张脸是哪个人。
面部识别是个性化服务市场和智能手机行业即将面临的大事。对那些要看人下菜提供服务的公司而言无疑是大好消息,但对更看重隐私的人来说却未必是。从根本上讲,这项技术的普及可被看成是一种民主化的监视,或许预示着匿名时代的终结。
面部识别渐行渐近
SceneTap是最近新出的一种用于智能手机的面部探测程序,可以侦察酒吧里的情况,但它并不是要找出某个特定的主顾,而是通过面部分析来识别顾客的平均年龄、男女比例等信息,为那些喜欢逛夜店的人推荐合适的酒吧。目前芝加哥已有50多家酒吧参与其中。
同 类性质的商业应用还有曼哈顿浸入实验室(Immersive Labs)公司为数字广告牌开发出来的软件,能测出过路行人的年龄范围、性别和关注程度,并按照消费者的群体特征来播放广告。也就是说,这套系统的智能程 度达到了能测出走过广告牌的是位男士,向他推销吉列剃须刀而不是女性用品。该软件于11月在洛杉矶、旧金山和纽约推出。
而跟社交网站脸谱(Facebook)今年推出的照片标 记建议工具一比,以上技术立即相形见绌。当人们上传一张照片到网站上,标记建议会通过面部识别,在照片上找出该用户的朋友,并自动提示出他们的姓名。当然 这也是一种简洁的方法,为用户免去了繁重的人工劳动,不必反复地把同一个朋友的名字输入到相册中。“目前有数百万人用这一工具添加了上亿条标记。”脸谱发 言人西蒙·埃克斯登说。
其他已知的程序还有被谷歌收购的照片编辑软件Picasa以及face.com的第三方应用软件PhotoTagger等,功能都类似。
商机与风险并存
面部识别技术有着巨大的商机,与此同时,对人们独特的面部特征进行检测、分析并存储相关资料,不可避免地也会导致严重的隐私风险。由于该技术应用扩展迅速,欧美国家已开始制定一些相关的管理规定。
卡 内基·梅隆大学正在对此进行研究,他们征集一些志愿拍照用于研究的学生,用现有的面部识别软件,比较这些匿名学生的照片和他们公开在脸谱上的图片,结果能 识别出1/3;再结合其他公共信息能得到更多信息,甚至能推测出一些学生的社会安全号码。“未来想要匿名行事已不可能,即使我们在一个全是陌生人的公共场 合。”领导该研究的卡内基·梅隆大学信息技术副教授阿历山德罗·埃奎斯蒂说,如果他们能如此轻易地“推知个人敏感信息”,那么有一天市场商家会用更加侵入 式的技术,随机地识别出大街上的某个人和他们的信用分数。而信贷机构可以通过信用分数预测借款人未来偿付借款的表现,从房屋贷款到信用卡申请,甚至求职。
目 前的面部探测广告牌能识别出一位青年男子,并向他推销Axe除臭剂。开发该软件的曼哈顿浸入实验室公司保证说,这套系统不会储存过往行人的图像或数据,也 不会分析他们的感情。但注重隐私的人担心会有更严重的情况,谁能保证下一代广告牌不能分析人们的皮肤质量,然后向他们推销粉刺霜,或探测人们情绪不良而向 他们播放抗抑郁药广告呢?
“你可能会感觉这很酷,也可能认为这让人感觉恐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消费者保护局隐私与身份保护分部副主管曼妮莎·米若说,但不管消费者怎么想,他们应该有权选择是否要遵从这种市场实践。联邦贸易委员会正计划12月召开一次关于面部识别的专题讨论会。
让用户有更多选择权
有 选择权可能会满足更多人的需求。比如在脸谱上,让不喜欢照片标记建议程序的人能选择关闭姓名提示系统,不向那些上传了照片的朋友显示他们的名字。如果用户 选择了关闭,脸谱就会删除他们的面部对比数据。用户应该能预先选择同意或拒绝在朋友的照片中显示他们的姓名。在美国,虽然有关信贷和录像出租这样的特殊行 业有《联邦数据保护法》约束,却并没有通用的法律要求所有公司在存储私人数据之前都必须得到明确许可。
在德国和欧洲,隐私管理要求私人公司在存储个人信息之前,必须得到他们的明确许可,仅仅是能选择打开或关闭还远远不够。德国汉堡数据保护局委员约翰尼·卡斯珀说,许多用户并不知道脸谱的标记建议和存储个人的生物计量数据有关,并且能在今后的照片中再次辨认出他们。
去 年夏天,卡斯珀要求脸谱给德国现有的用户删除他们生物计量数据的权利,并让新用户一开始就有权利拒绝服务商把他们的生物计量数据收集起来。长期以来,这种 公共面部识别工具一直忽视了人们保持匿名的权利。卡斯珀说:“这里有许多风险,人们应该有权选择是否要接受这些风险。”(来源:中国科技网)

包诸左:欲开道德之花,须新体制之壤

现在很多人特别喜欢谈道德,我不是特别喜欢;针对个体行为谈道德犹可,我尤其不喜欢针对集体行为谈道德。

胡适说:“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

中央文明办表示,我们的主流道德风貌是良好的。可是就在中央文明办发表回应道德滑坡现象那番谈话的前几天,九月二十三日夜间,遥远的甘肃省平凉市文明办一位曹姓副主任在家中遇害身亡,身中50余刀,据查系其情妇赵某所为。这位在文明办供职的曹副主任,没hold住,一不小心,和情妇一起,滑坡了。如此看来,那位甘肃省平凉市文明办的曹姓副主任,是非主流无疑。可是中央文明办发言人却举了一个很劣质的例子,他说用经济发展可以证明我们的道德没滑坡。这个逻辑很显然是没有任何说服力的。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事实能够证明经济发展和道德有任何关系,反而在农村等经济落后的地方会发现“民风淳朴”。虽然有句话叫做“温饱而后知礼”,但是切记还有另外一句话叫做“温饱思淫欲”。事实上只要在温饱线上,根本不是经济发达地方道德水平更高,而是制度发达的地方道德水平更高,同样没有制度的情况下,经济越落后的地方道德水平反而越高。因为经济发展的同时,若制度发展跟不上,必然出现道德崩塌现象。现实恰恰证明,没有良好的体制制度,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就越野蛮,越有钱的人就越霸道,因为钱壮怂人胆,有钱人自认为有钱什么事都可以摆平。所以李承鹏说“中国民德没滑坡,中国官德在滑坡”是很正确的,因为当官的有钱有权,而且没有收到相应的监督约束,所以,他们的道德滑坡是正常的,不滑坡才是不正常的。

所以,道德的问题其实不是道德的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

搀扶跌倒老人反被诬陷,很多人从道德、人性、心理各方面分析,这都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哪有这么多学问,一切无非经济问题。若全民医疗,被撞住院不用担心药费问题;若全民住房,不用担心子女工作、房子、生活问题;若全民养老,无须顾及落下病根给子女生活带来巨大压力——请问,哪还有这么多“无赖”老人呢?所以,很多人焦虑国人道德沦丧世风日下,其实大可不必。道德如花木,体制如土壤。若病在花木,修剪、施药、清洗即可。若病在土壤,你在花木再怎么下功夫也是徒劳,只有将土壤施肥、浇水、翻新才有用。现在很多人不问责体制土壤反推罪个人道德,可乎?不可。我相信道德需要的只是良好的体制土壤,只要体制得到改良,花木葱茏,指日可待。

说真的,即使有染色馒头,即使有瘦肉精,即使有地沟油,即使有药家鑫,即使医生缝了肛门,即使城管殴打小贩,即使教授玩弄女学生,即使搀扶路边跌倒的老人也会被赖,但无论发生多少的恶人恶事,我从未对人性绝望。让我绝望的,是体制。体制是恶之源,体制是罪之本,体制是祸之根。换句话说,不是人的道德沦丧,而是体制的道德沦丧。不是个人无德,而是体制无德。在这种体制下,道德教育是没有用的。譬如,课本告诉我们拦路抢劫有罪,但是请问,天价过路费跟抢劫有什么区别?课本告诉我们要诚实守信,但是请问,曝光天价茅台的中石化员工如何成了内鬼?课本告诉我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请问,为何贪官贪污几亿判个几年而取款机错误出钱拿走几万的许霆竟然被判无期?课本还告诉我们……总之,和身边的完全两样。就拿中石化的内鬼来说吧,好不容易有一个道德不沦丧的人,怎么在这个道德很沦丧的体制下,怎么变得跟做贼一样?这是因为,你在捍卫自己的道德水平的同时,侵犯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此人之肉彼人之毒,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一些人早已把这个体制变成了要求你必须做恶人的体制。


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同时潜伏者恶念和善念,人们离不开信仰,就是需要用信仰来不断镇压心中的恶念,鼓励心中的善念。在一个没有信仰,道德沦丧,金钱至上,利益第一的社会里,人们心中的善念永远得不到鼓励,恶念却不断被拔高。于是,这个社会的人都疯狂了。卫生部的干预指南没有用的,搀扶不搀扶跌倒老人,背后还是利益的纠结;利益的纠结背后,还是体制的不平等和缺位。

欲开道德之花,须新体制之壤。


作者:包诸左,网易博客

鄢烈山:谁的良心大坏,什么底线失守



常听朋友抱怨现在人心太坏,动辄被“忽悠”;官家也在批评群众“冷漠”,又在许诺建设“诚信”体系;一些学者在说道德溃败、底线失守。对于这些说法,我表示理解和同情,却不能完全赞同。

人们的抱怨、愤慨,都有亲身经验和无穷尽的新闻事实做依据,但是,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人们的权利意识觉醒了,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期望值提高了,认定了我们应该享有、可以拥有更好的生活质量,应该更公正更安全更幸福。

不要说对外开放,我们知道了境外人们的活法,就是教科书、文件许诺和央视描绘给我们的生活也不是“这个样子”呀:当年共产党号召闹革命时说,工农“从前是牛马,如今要做人”;1949年建政时,自豪地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如今,天天在讲“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然而,现实反差咋就这么大呢? 于是……

其实,我不认为人们的良心都变坏了。用平常心看,人的良心(人性)从来无所谓好坏,有兽性有神性,总体上讲是,从“异于禽兽者几稀”(主流价值是信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到“二战”后以加速度在向更具神性的“人道主义”进步。

“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一代不如一代”都是陈辞滥调。希腊神话与传说说远古才是“黄金时代”,孔夫子向往尧舜禹汤,民国初年盛产“九斤老太”。后人盛称的“文景之治”,在当时的贾谊看来,是应该“痛哭”、“流涕”、“长叹息”的。读点正史、野史和小说家言,便知中国从来就没有社会正义和普遍和谐。对当下不满,很好:有公民意识、忧患意识,用鲁迅的话说,“不满是向上的车轮”,所以要改革,要有紧迫感,要有时间表,不能燕巢于幕、鱼游于釜,混一天算一天。

有人总在说改革开放前三十年有多么好,我呸!我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除非你说饿死人好,说把人往死里整好,说不认父子、夫妇、兄弟关系“大义灭亲”就是好、就是好,说大地震发生了就是不该让外界知道、就是该自力救灾拒绝外援,那我就服了你!持平而论,毛时代有毛时代的问题,这个时代有这个时代的问题。“无法无天”与“权大于法”一脉相承,而在命令经济与准市场经济的大不同社会背景下产生的问题当然不一样。

你说,吃什么都不放心,说医生把活婴当死婴扔厕所,说老师强奸小学女生……这都是事实。这当然都可恶,但恕我直言,掺毒作假是中国人的老本事,不过科技进步现在有更多化学手段了,不信你读读道教劝善的《太上感应篇》;后两个案例,相信从来也不少典型,只是当时没有发达的媒体,张志新那样被公然糟践的事例也不可能让你知晓。

官员里有良心没坏的,比如为民工讨公道的“御史在途”;普通人里也有良心大坏的,比如那些帮老板制售地沟油的打工仔(被收买的工价也太贱了吧!),比如那些政府和房产商雇用的“强拆”打手。当然不同阶层的好坏有个比例问题,但我相信官民的本性是差不多的。

别拿小悦悦之死说事了。那同时,广东有牛作涛跳水救人牺牲;邓飞发起的“免费午餐”助学活动,不到半年就筹集善款近2000万元;更不要说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的国人踊跃捐赠了。这些都表明,虽然某些社会机制有问题,只要没有后顾之忧,大多数国人不仅不冷漠,而且还很有同情心。

我还要进一步说,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的道德伦理底线,在不少重要的方面是大大地提高了,开始与普世价值接轨了。一个经典的例子是,有人在广州海珠桥搞 “跳桥秀”求媒体关注讨公道,严重影响公共交通,一老伯爬上去把他推下来,这个自以为见义勇为的转业老兵,当场被围观的群众掷鞋,官方也不支持他这样“维 护公共秩序”。这种对个人权利、对生命的尊重高于所谓公共利益的思维,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还有记者孙春龙发起的“老兵回家”、远征军“遗骨回家”,也得 到了民间与官方的支持,这在视“一将功成万骨枯”为理所当然的中国,是前无古人的道德标高!

说“底线失守”,中国人有什么“底线”?所谓“底线”,古代大概就是儒家讲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基督教、佛教讲的“不撒谎、不偷盗、不奸淫”等戒律。 说得好听,做的又是一回事。武则天佞佛却为掌权杀亲生儿子;“十字军”当年东征是为了“圣战”,还是为了抢劫?曾国藩激励将士的,不就是破城之后可以“大 索三日”吗?在前现代,在非民主时代,强者从来不知“伊于胡底”。

当今世界的“底线”,应当是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及后来通过的一系列有关人权的国际法吧?可是,《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三条(一)载明 的“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在中国不是至今公然不被遵守吗?搞歧视和排斥“农民”的野蛮的户籍制度已有50多年,仍然不得废除,遑论其他 “底线”?

人大通过的国内法,是中国大陆的“底线”吧?法律既应该是社会治理的底线,也是个人道德的底线,是用国家强制力保证执行的社会规范。然而,然而,请听这个 段子,看是不是造谣污蔑:“中国法治现状:1)三个基本法:领导的看法、领导的想法、领导的说法。2)三个诉讼原则:大案讲政治、中案讲影响、小案讲人 情。3)三个效力原则:法律服从红头文件,红头文件服从内部规定,内部规定服从领导决定。4)法治基本状况:严格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执法。”报纸公开的 宣传是“三个至上”,“法律至上”殿后!

有两点是不容讳言的现实,一是“权力高度集中”,比1980年邓小平指出时更集中于各地各部门各单位的一把手;二是权大于法,因此群众不信法院不起诉而百折不挠地越级上访找高层批示,或者各出奇招在网上曝光吸引眼球。

权力高度集中,官权嚣张,必然带来官德堕落。不能不承认,买官卖官之严重超过历朝历代,因为从前没有那么多官位可卖,县级政权也就那么几个职位,还是朝廷 命官;除了盐铁专卖更没有几个国企的官位可卖。什么A局长党委会上拳打坚持进人程序的B副局长,C副局长当街踹伤出言不逊的D科长,E副局长为争医院的停 车位而殴打妇女,这些官员跟“烂仔”有什么区别?不仅有领导写通奸日记、与女下属“微博开房”,还有在办公楼强奸女下属的,这些官员不是土匪和人渣吗?至 于贪污受贿上亿元早已不是惊天大案……要说良心大大的坏,这些官员是首选。

公权力失控、官德败坏的大背景是“文革”结束以后,不搞误国整人的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了,废止了“大字报”等“四大”手段,这当然正确;但相应的法律 和制度建设,比如民主选举(官权民授)、民主监督(包括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等,却没有建立起来,或者流于纸上宣传。因此,公权力被严重滥用,权力寻租日 益蔓延和猖獗,而官德堕落,上行下效必然导致所谓社会溃败,道德失序。

改变这种状况难吗?我看不难,对症下药的良方是现成的。我对中国人的德性并不悲观,我对中国的进步持有坚定的信心。善哉善哉!

作者:鄢烈山,网易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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