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促增长的举动带动全球股市上扬

美国之音中文網

中国央行这个周末有关下调银行准备金率的决定导致中国股市上扬。这个放松信贷以推动经济增长的举动也带动全球股市上涨。

*中国股市上涨*

中国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举动使得上证综合指数星期一一度上涨了1%，最后收在2363点，涨幅为0.3%。沪深300指数星期一也上涨了0.1%。

上个星期，有关北京会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猜测使得上证指数上扬0.2%。这是该指数连续第6个星期出现上涨，是自从2010年11月5号以来股市上涨持续最长的一段时间。上证综合指数在前两年总共下跌了33%之后在今年出现了7.5%的反弹。

中国人民银行2月18号宣布从2月24号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个决定是在中国试图控制通货膨胀而又不至于使经济增长受到影响的情况下做出的。

*日本和澳大利亚公司股票上扬*

此举推动了日本的工业和电子行业股票大幅上涨。日经指数上涨了1.1%。澳大利亚资源股也因为中国需求强劲的期待而出现上扬。必和必拓和力拓公司的股票分别上涨了2.3%和2.2%。澳大利亚股市上涨的幅度为1.4%。

*欧洲股市上涨*

欧洲股市也从中国的这个举动中获益。英国金融时报100和法国CAC40指数都上扬了0.8%，德国DAX指数上涨了1.4%。

美国星期一因为是总统日而休市。上星期五，在美国失业率下降以及希腊更接近于得到另一笔救助贷款的消息使得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到将近2008年以来的最高点。

*放松信贷促增长*

国 际宏观经济咨询机构凯投宏观的首席亚洲经济学家威廉姆斯在一份研究简报中表示，在中国面临全球性经济放缓的威胁以及国内房地产行业降温的时候，中国的中央 银行也许仍然对通货膨胀感到担忧，但是它最不希望看到的是在中国领导人进行权力交接的一年被指责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并导致增长放缓。

渣打银行预计央行今年至少会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香港汇丰银行则预计会至少下调两次。美国银行预测存款准备金率在今年年底前还会出现两次下调。

一 些分析师表示，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举动对于股市来说是“非常好的消息”，因为它表明政府正在鼓励银行向那些受到信贷紧缩损害的小公司提供贷款。此举也将是 流动性会得到改善的另一个证据。中国中央银行估计，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会增加14%，高于2011年13.6%的增幅。

彭博新闻援引法国兴业银行一位经济学家的话说，中国的决策者非常担心国内的经济增长会进一步放缓。

*中国经济放缓*

中国经济去年第四季度增长了8.9%，是2009年上半年以来最为缓慢的增速。预计今年的增长会继续下跌到8%。今年1月，由于春节节日支出，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处于三个月来的最高水平，进出口出现了两年来的首次下跌，而1月份发放的新贷款是5年来最低的。

*央行官员：稳健的货币政策*

人民银行行长助理金琦日前在北京表示，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仍很突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和物价上涨压力并存，因此货币政策的总体基调仍将保持稳健。

中国腐败足球官员的罪与罚

美国之音中文網

继足坛“四大黑哨”星期四被判刑后，包括中国足协前副主席杨一民和主管裁判工作的张建强在内的39名足坛人士，星期六也分别获刑。但是，在球迷们燃放鞭炮以示庆祝的时候，有专家和网民表示，此次对腐败足球官员的惩处过轻，不利于足坛反赌扫黑。

杨一民受贿125万元。 铁岭中级法院对他宣判如下：“被告人杨一民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0万元。”

张建强受贿273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没收财产25万元。他们两人均表示不会上诉。

*律师：受贿最高可判死刑*

杨一民的律师王树静在宣判后对新华社说，对杨的惩处并不严厉。 作为政府官员，受贿最高可判死刑。

《新京报》引述王树静的话说，“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比较公平的结果。”据《新京报》报道，张建强的律师金文权也认为，判刑12年比较合理。从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来看，应该算是比较轻判。

几名足球俱乐部的老总和工作人员也获刑，刑期为七、八年不等。他们的罪名包括受贿、行贿、非法拘禁、诈骗、开设赌场等。一些人由于所判刑期少于已被拘押的时间而被当庭释放。

*法律专家：判罚太轻*

对于如此判决，一些法律专家和球迷提出不同意见，认为对涉案人员的判罚太轻。法律专家郝劲松就持这种观点。

他说：“对整个这样团伙犯罪，法官的量刑都是极轻的。从中国的刑法来看，国家公职人员受贿，有一个条款叫10万元以上，数额巨大。数额巨大就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他对美国之音说，杨一民受贿125万之多，超过最低金额10倍多，在刑期上却仅比最低限度多了6个月。

一名腾讯网友评论说，这帮人渣，毁了中国足球，毁了多少代人的梦想，毁了多少年轻人的事业。杀了他们也不过份！判得太轻了，中国足球还不会有希望的。

郝劲松认为，赌球已经成了一个巨大网络，还有很多人没有挖出来。

他说：“我觉得这次让板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雷声大，雨点小。这样一个审判结果，可能会对未来中国的体育事业会造成一个很不良的、很不好的影响。”

杨一民的律师王树静说，杨一民所收钱款当中，有70万属于亲情往来，而非受贿。但一些人认为，这种说法并不成立。

*球迷：收钱办事　就是受贿*

腾讯成都市网友“冰释”说，如果还有良心，你自己挖个坑跳下去算了，还好意思辩解，说没贪那么多。

辽宁锦州球迷佟先生表示：“这就是一个变换说辞而已。这就是受贿。没说的，就是受贿。收人钱，帮人办事不就是受贿吗？”

*犯罪成本低　官员难抵诱惑*

法律专家郝劲松说，有的款项不是贪官主动索要的，而是行贿者送过去的，而中国对行贿者打击非常少。

郝劲松：“所以造成了行贿人的违法犯罪成本非常低。正因为有大量的行贿人存在，所以那些受贿者也就越来越多了，因为很难抵挡有人不停的给你送钱。”

此前，曾有“金哨子”之称的陆俊等“四大黑哨”被判刑。接下来，南勇等前足坛中高层官员也将出庭受审。

有前车之鉴，郝劲松估计，对南勇等人的判决也不会太重。

*制造腐败的体制才是罪魁祸首*

不过，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认为，法律的有效性在于它的严密性，而不在于它的严酷性。他说，关键是要揪出更多的害群之马。

胡星斗说：“腐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存在一个腐败的体制。有很多贪官以前都是好人。但是很多人都遵守潜规则，大家都贪或者大家都收取好处费，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的人会被动的陷进去。制造腐败的体制才是罪魁祸首。”

锦州的佟先生认为，应该一查到底，给涉案球队降级。这位自称逢赛必看的球迷说，如果不给球队和球员处罚的话，他们下次还会这么干。

名古屋市长否认大屠杀 南京官员圆滑转话题

自由亚洲电台

日本新闻网引述名古屋官员证实，在名古屋市长否认南京大屠杀时，南京常委没反驳，而是很圆滑地转移了话题。

日媒报道指出，名古屋市长办公室的榎本先生周一作为市长助手参加了河村市长与南京市代表团的会见。他说，会谈前后进行了20分钟，属于「表敬访问」，先是交换了一下名片，相互寒暄了一下。

然后河村市长就谈到了「南京大屠杀事件」问题，他说：「因为正常的战争行为造成如此的结果是很遗憾的事。但是，『南京事件』一说会不会不存在 啊？」河村市长还说，自己的父亲作为一名军人曾经在南京迎来了战争的结束。他说：「我父亲在南京呆了8年，如果真有『南京事件』这样的事情，南京人怎么会 这样对日本军队客气呢？我无法理解。」

作为南京市代表团团长的刘志伟书记听了河村市长的这一番发言后，尴尬地笑了笑，没有进行反驳和批判，而是很圆滑地说了以下的一段话：「南京人还是热爱和平的，我们需要学习历史，而不要延续仇恨。」

河村市长后来还补充了一句：「如果不搞清楚事件的真相，就像一个刺卡在那里一样，（两国关系）不会好。希望有机会在南京开一次讨论会来探讨此事（的真实性）。」

榎本还透露，会见结束后，双方互赠了礼品。对于媒体问「南京方面送了什么礼品」时，榎本宣称礼物「让市长自己拿走了，还来不及确认」。

由王立军私入美领馆后被北京羁押谈起

自由亚洲电台

一个掌管几千万人口城市公共安全的高官、一个以打黑著名的“英雄”王立军，居然要揭黑，这无疑是当今社会上最大的黑色笑话。更搞笑的是他竟然投诉无门，最后冒着叛国投敌的罪名和生命危险，进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庇护。

一石激起千层浪，于是出现了种种版本。我无意确定真相，因为在黑箱的中国，其最隐晦的权斗内幕是很难确知的。中共所谓的十次路线斗争的内幕至今依然是雾里看花，没有人敢说知道全部真相。

在我看来，这一事件的意义在于向世人表明了一个事实：

中 国有法律而无法治，任何人没有法律的保障，没有人身安全，包括中共当局的最高人物。中共高官们大权在握时，往往得意忘形、恣意妄为；一旦在权斗中失势或成 为替罪羊时，就成了其他得势者得意忘形、恣意妄为的牺牲品。曾叱咤风云的重庆打黑“英雄”文强，栽在王立军手上时曾对他预言：“你的下场也和我一样”，不 幸还不到两年就应验了。

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生死关头，想到了法律，但法律既不能保护他的尊严，也不能保护他的权利和生命。说起来那是 非常时期，然而今天也仍然如出一辙。王立军命令公检法联合、快速办案，创造了办案速度和数量的历史记录，以刑讯逼供制造了无数冤假错案，与文革相比恐怕有 过之而无不及，而王立军的命运会随时落在每一个权贵的头上。生活在这样的国家，谁能免于恐惧呢？难怪高官的子女纷纷移居海外，难怪富翁巨贾纷纷在国外留好 资金、身份等等的后路。

王立军与主子薄熙来反目为仇， 其中有十八大前夕权斗的隐情，这是不言而喻的。薄熙来折剑沉戈、唱红已经到了头，他是低调退场、还是绝地反攻？比如把唱红再伸延为唱延安时期的红，“举起 延安时期共产党的民主、进步的大旗, 把重庆建设成民主、进步的特区？”这很快就能看到。但无论如何变化，这一事件对当前僵硬的政治板面，对中国的改变有松动效果。

中国已经到 了非改变不可的时候了。中共智囊“皇甫平”认定，中国已经再一次到了紧急的时刻。能否继续改革关键不在脑袋，而在屁股。脑袋清明开明并不困难，难在屁股是 坐在利益集团那边、还是坐在人民这边；难在能否通过改革，毅然与不合理的利益格局切割，通过利益关系的重组，让利于民，提供社会公共品，放权于民，保障公 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其实简单说，就是能否实现宪政民主。再此紧急时刻，中共当局能够用脑袋决定屁股吗？无论中共能 否，改变都是不可避免的；区别在于中共主动地重生、还是被动地覆灭。

作者：傅申奇

爱尔兰副总理表示和习近平会谈没有提出人权个案

自由亚洲电台

爱尔兰副总理吉尔摩星期一表示，和中国副主席习近平的会谈，爱尔兰政府在贸易经济农业观光等多项议题外也包括人权议题，不过没有提出人权个案。

中国副主席习近平抵达爱尔兰访问之后，爱尔兰人权组织就不断呼吁爱尔兰当局必须针对中国恶劣和倒退的人权纪录，向习近平提出人权议题。

国 际特赦（大赦国际）组织爱尔兰分部就公开敦促爱尔兰政府，必须和访问爱尔兰的中国副主席习近平谈到中国恶劣的人权纪录和人权个案。此外爱尔兰反战运动 （IAWM）更是严厉指责抨击爱尔兰当局以“纵容”的款待欢迎中国副主席。爱尔兰反战运动在星期日发表的严厉谴责中，表示习近平代表一个反对几乎所有公民 基本人权的专制政权。而反战运动也提出1989年中国政府严厉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并且持续镇压对宗教的信仰和对公开支持人权的异议人士进行打压，包括著 名的艺术家艾未未。反战组织的发言人罗杰表示，在当前经济衰退的时刻，爱尔兰人民欢迎和大经济国家如中国发展贸易交往可以理解，但是不可以付出一切的代 价，他们认为，爱尔兰长期在世界支持基本人权的坚强传统是必须坚守的立场。

在中国副主席习近平访问爱尔兰接近尾声的时刻 ，爱尔兰副总理兼外长吉尔摩星期一上午在爱尔兰公共广播网“爱尔兰早安”时事节目中，公开表示在和中国副主席的会谈中，爱尔兰明确提出中国人权议题，吉尔 摩说在星期日晚的讨论中向中国提出人权议题， 希望中国发展自由权利，所有中国公民都能享有自由权利。吉尔摩表示，习近平认识到中国人权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没有任何国家的人权纪录是完美。吉尔摩在 “爱尔兰早安”节目表示，习近平同意，中国和爱尔兰将继续在人权议题上进行讨论。然而，在人权议题的讨论中，吉尔摩表示并没有提出人权个案。

而 在经济议题上，中国是否会在短期内注入更多资金在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的问题，吉尔摩表示，习近平并没有明确承诺，不过表示要继续支持欧盟、欧洲央行以及国际 货币基金，并且也表示欧洲金融稳定基金的重要。至于爱尔兰可能会在明年重回债券市场，中国是否有意购买爱尔兰债券的问题，吉尔摩在“爱尔兰早安”节目的回 答，是和习近平的会谈没有讨论到这个问题，不过重申中国对欧盟经济的支持以及爱尔兰是中国副主席习近平近期海外访问中，唯一造访的欧盟国家。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张安安发自英国伦敦的报道。

当局威胁秦永敏不许办网站 反腐网站负责人马维权被扣押

自由亚洲电台

武汉异见人士秦永敏被当局拘留十天，上星期六获释，家中电脑等上万元物品被没收。国保警告秦永敏不许他创办“和平转型谏言平台”网站，否则会被抓捕。此外，内蒙古反腐联盟网站负责人马维权被当地公安扣押十几天无音讯。

武汉异见人士秦永敏上星期三上午十点多被当地公安拉到派出所询问，之后拘留十天，直到上周六才被释放，但家里的两台电脑及录像机被没收。

秦永敏周一对本台提到被抓情形时表示：我在一家电脑城修电脑，出来的时候把我给堵住了，和他们一起去了派出所，民警王辉说我在海外发文章，接受记者采访，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82条，要对我进行处罚。随后，区国保的人来了，说的是另外一个事情，这也是他们真实的理由，说我在正月十四请了很多客人在餐馆里吃饭，去的人有泛蓝的两位朋友，独立中文笔会的朋友还有比较出名的访民，饭桌上那些话就成了他们非常惊恐的原因了，我们去的餐馆，我们在二楼，他们（警察）把三楼全部包了下来。他们也说，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跟几个人在一起说话我们都能一清二楚。

秦永敏前年刑满释放后，当地公安就向他提出九条规定，包括两人以上在一起吃饭要向他们通报，在得到批准以后才能进行，他们说秦永敏这次请人吃饭是在挑战他们的底线。

此外，国保还警告他说：还有更重要的一条，那就是我最近一段时间一直在筹办一个网站，准备在海外办一个“和平转型谏言平台”网站，他们说，这个东西是绝对不能办的，你上午办，我们下午就会把你抓去，而且要进行最严厉的处罚，不可能让你办成的。

公安十天前带走他后要走了他家的门钥匙说要进行检查，搬走了他最基本的工作设施，两台电脑和一部录像机，并且给了秦永敏一张收缴单，类似事件在四个月内已经发生两次，上一次是在去年的11月16号，也是两台电脑和一部手机被收缴。

而在武汉居住的维权人士石玉林因为前往探望秦永敏也被公安叫到派出所警告。

他周一对本台表示；他说我不能去看他，他说我以前也是经常去看他，再去的话会被骚扰不得安宁，被问了几个小时，然后写（笔录）调查的那个，写完就让我看了一下子，签个字，然后每张在上面按手印，我没有完全答应，我问他们依据哪条法律，他们也没讲，只说反正你不能去。

此外，内蒙古维权人士、反腐联盟网站版主马维权上周四准备乘车到北京处理帮助访民的“回家救助站”在北京被人破坏一事，刚到当地火车站即被公安阻止前往 ，回到家里更受到监控。到了本周一，他的家人跟民生观察负责人刘飞跃透露说，马维权上周五就被当地公安从家中带走，至今未归，家人多次跟公安联系询问马维权的情况，被告知他正在接受调查，但并没被拘留，并称马维权涉嫌在北京散发传单。

本台记者周一多次打电话给其家人，但都联系不到。

曾经与马维权的姐姐通过电话的武汉石玉林对本台表示：马维权的真实姓名叫马良富，60年生人，52岁，他姐姐说他可能是因为维权的事，说被他们带走十天都没有消息了，可能是警察不知道什么部门给带走了，他姐姐的方言很重，有时候我也听不大清楚，也不能确认。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的采访报道。

图片： 武汉异见人士秦永敏。 （博讯网/民主中国）

多伦多藏人团体将在藏历新年举行绝食抗议行动

自由亚洲电台

民主中国阵线加拿大分部声援多伦多地区的藏人在藏历新年举行绝食抗议行动，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向中共施压，立即停止在藏区的暴力镇压，以阻止不断有藏人以自焚抗议中共暴政的悲剧。

多伦多地区的藏人团体定于星期三（2012年2月22日），在多伦多市政府广场（Nathan Phillips Square）举行24小时的绝食行动及一个守夜祈祷会。这是藏人在藏历新年第一天举行全球抗议请愿活动的一部分，以声援在西藏境内用自焚来抗议中共镇压 的藏人。

加拿大西藏协会在发出的新闻稿中称：从去年3月至今，西藏已经有23位僧尼和普通藏人用自焚来表达他们的抗议，而从今年1月到 现在，就占到了其中的11位。在自焚的人中，至少有15位已经死亡，其他的人都下落不明。那些自焚的人要求的是西藏的自由和达赖喇嘛能够返回西藏。今年1 月，西藏爆发了一股新的大规模抗议活动，而中国军队却不分青红皂白地开枪镇压这些和平抗议者。至少有五位藏人被打死，更多的人在冲突中受伤。

民主中国阵线加拿大分部表示，声援藏人反抗中共暴政的示威请愿，部分成员将参与绝食行动。

民 阵加拿大理事李心佛是一位藏传佛教信徒，他对于不断有藏人自焚感到悲愤：“真是每天都关心藏区藏人自焚的事件。作为一个藏传佛教的信徒，看了以后真是触目 惊心、痛心疾首、心如刀绞，真的希望别再发生这样的事了。我希望起码新闻要透明，让境内境外都能够真正了解真相，看看这些藏人的诉求，不能够打压迫害。”

民 阵加拿大成员梁咏春表示，希望更多的汉人能够用心了解西藏问题的真相：“我作为一个汉人是比较遗憾的。不论中国政府还是普通老百姓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思 想，就是大国沙文主义，并没有以平等博爱的态度对待藏人，还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藏人。所以藏人的自焚，是对汉人一种发自内心的要求平等，要求人权 的呐喊。但是从中国政府对普通民众的宣传，很多人还是以一种看闹剧的心态来对待。我就希望中国民众用更加认真的态度来对待西藏问题，以及藏民在人权方面的 诉求，争取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藏族的民族自治，以及和汉族的和平共处。”

民阵加拿大主席逸君认为，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 法：“从中共接管西藏开始，他们就对西藏实行了错误的政策，不给西藏高度自治，这就是祸根。现在，我觉得中间道路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达赖喇嘛说的非常 清楚、非常诚恳、非常的情深谊长。无论从国际法、国际公理，还是国际舆论，还是从人权的角度，还是从民族自决的角度，这都是个合理的东西。中共政权不同意 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我觉得是完全讲不通的。”

逸君表示，中共封杀和歪曲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将会自食恶果：“中共政权封杀了达赖喇嘛 的中间道路，造成整个全国大众人民对中间道路的不理解。由于这种不理解，产生了汉藏的这种对立。这恰恰是达赖喇嘛不愿意看到的，这也恰恰是达赖喇嘛在这几 年间在进行汉藏对话中间，所要努力消除的这样的隔阂。”

民阵加拿大副主席弘毅表示，自焚事件凸显藏区的严峻局势：“首先藏人不断自焚是 一个令人沉痛的悲剧，真的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我们也可以从自焚事件中看出，中共在西藏的高压统治多么地残酷。藏人的权利又是被剥夺得多么的彻底。 他们根本无法通过正常的渠道来表达权利诉求，只能通过自焚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反抗中共的暴政。”

弘毅呼吁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国际社会，伸出 援手，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在西藏的镇压行动：“中国政府如果继续用暴力维稳的方式来压制藏人的反抗，剥夺藏人的自由与权利，只会让这样的悲剧不断的发生，也 会让西藏问题更加复杂，矛盾更加激化，问题更加难以解决。所以我们奉劝中国政府，停止对藏人的迫害，保证藏人的基本权利和信仰自由。同时我们也希望国际社 会关注西藏问题，通过外交途径表达对西藏问题的关切，迫使中共改变对西藏的正常，防止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

民阵加拿大同时呼吁，凡是理解、同情、支持西藏人民争取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支持西藏人民为保护其宗教信仰、语言文化，支持西藏人民呼唤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广大华人，都能够公开表达声援，以尽早结束在藏区的悲剧，并推动中国整体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西藏流亡政府国会议员，加拿大西藏文化中心主任诺布才仁也将参与绝食行动。

刚刚传出消息，2月19日，四川省阿坝地区又有一位18岁的年轻藏人自焚。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锡红从加拿大发来的报道。

中国增加美国影片配额 审查制度将主导成败？

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后，中国放宽进口美国影片限制，将提升片额70%，有民众认为此举意味着消极的电影市场开放，也有的认为将对中国国产电影产生冲击。

中国和美国就双方间电影进口问题上的摩擦达成协议，中国将在原来每年引进美国电影配额约20部的基础上增加14部以3D或IMAX为主的电影；美方票房分账从原来的13%升至25%；增加中国民营企业发布进口片的机会，打破过去国营公司独大的局面。

早在2009年WTO（世界贸易组织）便提出，中国政府对阅读出版物、家庭娱乐影音制品（DVD）、音乐制品（CD）和影院电影的进口限制违反了《中国加入WTO议定书》的相关规定。美国政府其后对WTO判决表示欢迎。

官 媒新华网星期日发表《美国大片进口配额增加意味着什么？》报道认为，引入竞争观众受益最大，报道引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的评论表示“中国电影 产业的整体规模仍然很小，处于缺少行业规范的无序竞争和“急功近利”阶段。引入新的竞争者将对挤出市场泡沫、加速行业整合起到积极作用。“

不少网民对新签署的措施表示赞同。有的说考验国产片的时候到了，也有网民表示，每次不用再纠结电影院里都是红色影片，开放的姿态也多了不少选择。

在 北京从事艺术电影制作的陈先生星期一向本台表示：选择倒是多了一些，但是对于那种普通的，不太自主去接受国外文化的人来说，他们的选择会多一些。对于以前 比较自主的去接触国外文化的人来说，影响不会特别大。这个对于美国的电影是比较有好处的，因为会增加票房收入，毕竟以前进口的电影不是很多。而且提高票房 分账这点很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对美国是比较有利的。

网民守望自由在新浪微博表示“目前状态下，国产片提高质量怎么跟得上进口大片的节奏，前景堪忧。国产片要想提高，要想有观众，只有放开某些不必要的审批管制，给电影充分的创作空间，才能让电影真正回归本来面目。”

不过也有网民认为，这是文化入侵，美国逐步侵蚀中国电影行业，影响其发展。

值得留意的是，中国官方近日对影视业进行了一次整顿，明确限制了境外电视剧不得在黄金时段播出，并且严格限制长度不得超过50集，而在去年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上却大力宣扬“文化强国理念。

此 次习近平访美后中国大幅放宽进口影片限制，香港时事评论员周滨向本台表示：这个与两国的利益相关，争取两国关系更好。好莱坞大片的引进也是表示出第一是中 国想要和美国搞好关系，第二也显示出中国想要融入国际社会。这是因为在十八大之前，他们想要国内外相对稳定的环境，对于交班和接班有利。另外中国现在也想 打出自己软实力的牌，就是文化既向外扩展，也把外国的文化多一些引进来。这也是他们今年的一个姿态。

中国电影在政治审查背景下近年出品了例如《建党伟业》《建国大业》等红色影片，而这些电影上映期间有关部门更是大开绿色通道推迟了同档期的国外影片，使观众无片可选，强行推高了票房。去年年底出品的《金陵十三钗》也激起了不少“极端爱国主义”人士对日本的再度仇恨。

中 国放宽美国电影配额后，网络争议不断。不少影迷和业内人士认为，政府不可能培养出好的艺术家，艺术之花也不可能在意识形态的严控下绽放。中国严苛的电影审 查制度不仅仅把《无间行者》,《蝙蝠侠前列传2》等所谓“对国家形象不利”的大片排除在国门之外，还将中国优秀电影彻底封杀，像张艺谋早期作品《活着》， 姜文导演的《鬼子来了》，娄烨导演的《颐和园》，田壮壮作品《蓝风筝》和陈凯歌的《霸王别姬》等。

有网民表示，接下来最需要放宽的是电影 审查尺度。新浪网友荆溪闲人在微博里说，什么时候能讲一下文革时候的故事，反映一下那个时期国人的人性，肯定会很精彩。星皓娱乐董事长王海峰发微博说，放 宽美国电影配额，其实没什么大不了，不必在意是否会冲击了国片市场。中国电影最大的问题在于审查制度，我们拥有优秀的电影工作者，无数的好题材。我们不让 拍的，反而在引进片上放松了，这等于把市场拱手相让，才是最大的伤害。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驻香港特约记者心语的采访报道。

图片： 2011年引起争议的影视作品。 （记者心语合成制作）

確保18大安全 北京動起來

《中央社》

北京市今年秋天將舉辦18大進行權力交替，當局為確保絕對安全，北京市日前召開全市維穩工作領導小組擴大會議，提出對維穩工作的更高要求，全力做好2012年首都維穩各項工作。

這個領導小組由中共北京市委副書記、市委政法委書記王安順擔任組長。擴大會議由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傅政華主持，北京市的公安、檢察、法院及駐京武警總隊的負責人都出席會議。

北京日報報導，王安順會中還要求建立各級領導幹部直接聯繫民眾的制度，推動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從源頭預防新生重大衝突，加強化解衝突能力等。

王安順提出，全國「兩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政治協商會議）3月將在北京召開，各級政府部門要將會議順利召開「做為18大（中國共產黨第18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之前的『重要預演』」。

大陸今年「兩會」─第11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5次會議、政治協商會議第11屆全國委員會第5次會議，將分別於3月5日、3日在北京召開。1010221

吴敬琏，无廉耻？吴敬琏，无廉耻？

冼岩

原来一直奇怪，像吴敬琏这样曾经大声疾呼反腐败、揭黑幕，貌似很有正义感的人，为什么会和一些证明确凿、臭名昭著的腐败分子混在一起，相聚甚欢？看了他的长期助手柳红写给他的一封信，才知道从人品而言，这个吴敬琏简直就可以称之为“无廉耻”；而他的所谓反腐揭黑，显然也是选择性的。

一年前致吴敬琏先生的信/柳红(转载)

    旧历年过了，进入新年，因吴晓波《吴敬琏传》而起的种种以及官司竟然拖了两年，这是始料不及的。在过去两年中，人们都认为官司和吴敬琏有关，又都投鼠忌器，且不少人对我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别提吴敬琏”。但是，事实上，吴敬琏始终很深地介入了这场官司。其中是非曲折，明眼人清楚。然而，官司进展却那么曲折。

   

     回看将近一年前我给吴敬琏先生的信，它大概记录了截止到庭审结束的情况。如果说，官司有三个阶段的话，到此为止，只是进行了两个阶段。变化发生在后面，直至一审判决。

    先将历史留存。之后的情况，待我写来。

   

    2011年3月柳红致吴敬琏的信

   

    吴老师，您好！

   

    从2010年5月至今，经过十个月的法律程序，我起诉吴晓波抄袭案进入等待判决阶段。想不到，吴晓波为您80岁生日赶制出版的《吴敬琏传》引发了这样的风波：先是我和吴晓波就书中内容进行批评与反批评；继而就抄袭行为提起诉讼、对簿公堂。虽然您没有公开表态，但是，您实际上参与了诉讼过程，我也感受了您对官司本身，及其对外界的影响。当我提笔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很清楚，这是到了面对您，面对我自己，和直面历史真实的时候了。

   

    一

   

    2010年2月8日，我在《经济观察报》发表《话语权背后的责任---兼谈吴晓波著<吴敬琏传>》一文后，您的几位学生在邮件里也提出了对吴晓波著《吴敬琏传》的批评，有针对史实的，有针对观点的，也有提及抄袭的。大家愿望善良，出发点积极，哪怕就在这个最小范围内讨论，最小程度地改错，最快地消除负面影响，这不但对吴晓波很有帮助，而且对您本人也是一件大好事。至为可惜，您没有意愿跟我们讨论有关这部书的问题。

   

    尽管如此，我心下还是寄望吴晓波著《吴敬琏传》的错处是出于仓促、疏忽，仅仅是作者吴晓波之失；还希望您认同我的意见，提醒或者批评吴晓波的不严谨。然而，一位同学给我发来您的表态。那是2010年2月20日《广州日报》刊登的对您采访：“在这之前，也有人给我写过传记，但时间比较久远了。这本传记，是我最近的一些思想的整理，这也是我想要做的。吴晓波为这本书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搜集了很多资料，从他设计的提问来看，吴晓波是经过仔细研究的”。这段话给了我双重心理冲击：一是，当我和您的一些学生批评吴晓波的《吴敬琏传》不严谨，是快餐式写作时，您却毫无保留地肯定他研究仔细；二是，您使用的称谓——“有人”。说实话，这个称呼让我觉得生疏、遥远、凉薄，因为您口中的“有人”不是别人，就是我，是曾经为您工作九年的研究助手。

   

    3月1日，吴晓波在《经济观察报》发表回应文章：《对于诚意的怀疑我必不能接受—答柳红对<吴敬琏传>的质疑》。其傲慢和自以为是的态度，是对所有研究者和写作者基本准则的挑战，他写道：“对我来说，用两到三个月时间写完《吴敬琏传》，不是什么有难度的问题。”“为什么不能只采访吴敬琏一个人？”我也注意到他文中这段：“在书稿完成后，我又与传主前后进行了三轮大幅度的修改，2009年平安夜的整个白天，我都是在传主北京的寓所里度过的，……2010年元旦的那几天，年近八十的吴老师也没有好好休息，都是在修改书稿”。吴晓波明确地将您和他的《吴敬琏传》捆在一起，这只是他虚张声势的语言绑架？我不确定，只知道吴晓波傲慢轻蔑的回应，是在您接受报纸采访称赞他做了很多准备、搜集很多资料和研究得“仔细”之后。

   

    随后，我发表《面对历史：只有诚实和谦卑----吴晓波著<吴敬琏传>的硬伤、软伤及其他》（《经济观察报》，2010年3月8日），并将文章群发给您和您的学生，希望大家批评指正。在收到的反馈中，一位同学说，才看了一章，就认为它是一本“快餐传记”。另一位说：“两本传记我对读过，很多错误我都没有发现，读了你的回应文章，我才注意到了。著作家需要对自己作品中涉及的人和事持负责的态度，吴书过于仓促随意。”出于对您的爱护和对历史的尊重，他还提了一个建议。然而，3月9日您给他回信，而且您也让我们大家看，其中您这样写道：“我并不认为你关于‘吴晓波的书在修订之前，不宜重印或进一步扩散。修订之后，需要找人专门审稿’的建议是可以接受的。” 您的理由和其后的遣词造句，让我们看到了您的某种情绪。此后您和吴晓波对传记风波都采取了沉默态度。

   

    然而，自从吴晓波写的传记一出来，书中的各种史实差错，就遭到一些熟知历史的人批评。一些经济学界前辈，从不同角度指出了不同问题。直到最近，还有人挑出一批常识性错误，例如称您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走资派”。只不过因为这些批评者或者没有话语权；或者认为此书这类常识性、基本性错误太多，而作者吴晓波又是这样一位商业作家，不愿与之计较，因而他们的批评并不为公众所知。

   

    接下来，有人被授意写了一篇摘清您和吴晓波关系的文章，原拟用《经济观察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这篇文章在最后时刻被报社否决，因为它并非该报立场。此事您知情。而后，我则被告知不会再刊登我的批评性文章了。这对您、吴晓波、我、传记的读者、这场讨论的关注者来说，都是一件憾事，因为关于如何尊重事实和尊重知识产权，进行开诚布公的平等讨论，对所有人都有裨益。

   

    二

   

    吴晓波的《吴敬琏传》（2010年版）与我的《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吴敬琏》（简称《吴敬琏评传》（2002年版）在内容表述和文献引用上大量雷同，在道德层面上，其抄袭行为显而易见；在法律层面呢？经过比对并向律师请教，初步认为吴晓波的抄袭行为构成侵权。于是，2010年3月初，我先通过律师发函，知会吴晓波，指出其抄袭，请他赔礼道歉。

   

    律师函发出后，吴晓波的律师（第一次聘用的律师）来北京与我的律师有一次会谈。他讲到这样几个意思：如果我起诉，就是为了炒作，等着我的官司还多着呢。不仅如此，官司会影响吴敬琏老师的名誉，吴老师会为吴晓波作证等等。殊不知，我没有直接起诉，而是以发律师函的形式，是给吴晓波的第一次机会。但是，他不仅不知错认错，反而用案外因素“要挟”。两个月后，2010年5月，在超过律师函约定一个月后，我方启动诉讼程序。

   

    当批评吴晓波《吴敬琏传》的文章在报纸发表后，就有过这样一种声音：“现在是‘凝聚改革力量’的时候”。言下之意，涉及您的批评就是削弱、反对甚至瓦解改革的力量。而律师函送达吴晓波之后，又有“警惕柳红背后的人”，“救国为重”种种说法。于是，简单问题被复杂化，法律问题被政治化，是非问题被模糊化。这些，让我联想到和您一起工作时所熟悉的您的某种特点：习惯“讲政治”，有时用“敌情观念”对待不同的声音。在吴晓波的《吴敬琏传》中，把学术观点、政策主张的不同，统统归为对立面的“论战”，甚至杜撰出引人联想的隐喻，比如在“间谍门”的注脚下，从“位于香港的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写到龚方雄，再扯出他的授业导师厉以宁，然后用《华夏时报》的一段报道，点出厉以宁和您观点根本不同。这么长的链条，不知是在说构陷您于“间谍门”事件的，是和厉以宁先生有关？抑或是隐喻其他？

   

    三

   

    我对吴晓波的诉讼涉及了“法理”和“情理”两个层面：

   

    第一，在“法理”层面的核心问题是何谓抄袭？2010年5月12日，吴晓波在他的博客上发表声明，写道：“柳红与我，面对的是同一个创作对象，势必有很多情节类似，吴老对她说过的话，对我又说了一遍，甚至说得更加详尽，如果因此而涉及‘剽窃’，我估计日后法院将门庭若市。”此言自欺欺人，混淆视听。这种说法错在哪里？著作权法究竟保护什么？还是引用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审判长芮松艳的表述最清楚：“传记本人（柳红注：指传主吴敬琏老师您）的证明在著作权法意义上只能证明一个事实，他跟不同的人都说过同样的事情，但是著作权法是不保护事实的，不保护这种思想的，保护的是一个表达，同样一件事情你写出来跟我写出来是不一样的，巧合的可能性很小，他证明的目的只是能够证明说这两个不同作者写的传记事实来源都来源于他，但是表达的来源是要来自各自的作者。 ”（2011年2月24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播出芮松艳审判长接受记者采访）

   

    第二，在“情理”层面的核心问题是关于您。吴晓波把您和《吴敬琏传》以及抄袭案精心捆绑在一起，先声夺人地打出“悲情牌”。他在5月12日的声明中说：“两个传记作者在媒体上公开开战，对一位受人尊重的80岁老人而言情何以堪？”。继而，5月14日《第一财经日报》发表钟励的文章，写到吴敬琏“如何作证，将是关键”。“如果这种情况出现，将是对吴敬琏这位80岁老人的一次考验。”“情何以堪”四字颇为煽情，给人这样的印象，我对《吴敬琏传》的批评以及法律维权，就会伤害您，就是不仁不义。事实上，是吴晓波为给您80岁生日献礼，先用二、三个月时间写出一本传记，歌功颂德，施行捧杀；继而，当我批评其快餐式写作，指出大量史实错误之后，他推卸责任，说您同他一起改了三遍；再而，我起诉他的抄袭行为，他把您推到前台，“逼”您为他背书和作证，这才真是“情何以堪”！

   

    四

   

    吴晓波不仅漠视批评，也采取了拖延官司的战术。对于法院原定2010年6月8日开庭，他提出管辖权异议，致使开庭拖延至半年后的12月3日第一次开庭，2011年2月22日第二次开庭。

   

    在等待开庭的日子里，人们议论纷纷,猜测您会不会为吴晓波作证。大部分人认定您不会。因为剽窃是“偷窃”，为剽窃者作证，如同和“小偷”站在一起。著作权法保护史实的表达，而不是史实本身。您对他说过或对我说过，无助于合理解释吴晓波作品与我表述的诸多相同之处。除非您能证明相隔8-10年，可以对同一事件用一模一样的语言讲述，而且，两个作者居然会将这些口述不加任何修饰地实录，结果完全雷同，这怎么可能？一是人的记忆达不到；二是我并非按口述实录所写。所以关于此案，我希望您至少保持表面的中立，然而，我又“错了”。在2010年12月3日的庭审中，被告出示了您的两份证言。

   

    第一份是您于2010年6月8日给吴晓波写的信，您写道：“晓波，§18和§21没有书面材料。柳书也是根据我的口述（出书前还经过改过，绝大部分都被她接受）。所以L女士的case能否成立，首要的问题是是否能证明他对有关段落具有知识产权。……有什么问题，请随时提出。”

    通过这封信，您传达了两个强烈的信息：其一，您在吴晓波成书半年之后，为他想方设法找写书材料，证明他有自己的来源；其二，您为他提供了一个诉讼思路：如果能证明被您修改的段落柳红不具有知识产权，这个案子即不复存在。于是，您跟我讲过，给我改过，我没有《吴敬琏评传》的著作权，这成了对方律师在12月3日法庭辩论中最荒唐的论点。如果这个论点成立，同理，吴晓波也没有著作权。两本传记的著作权将归您。这会出现一个有趣的逻辑和事实：您以第三人称，借他人之口，为自己歌功颂德、树碑立传。更进一步，在2月22日第二次开庭时，对方代理人的主要论点是：如果您改过，我就不具有相应部分的著作权。

   

    常识是：著作权是整体性的，不可分割的。我和吴晓波的书，并不因为您的参与、修改，而使其著作权被分割。否则，基本法理被动摇了，著作权的界定将是极端困难的。如果十个人改过一本书，十个人与作者分享著作权，势必秩序大乱。好比说您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一书，前后三个版本。每一次修订，都兴师动众。2003年版，很多学生承担了重新起草写作的任务，我也承担了好几章，虽然最后都经过您改，但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事先谁也没有约定，事后谁也没有向您讨要属于自己的“著作权”。如今，您却以因为参与过我10年前所撰写的《吴敬琏评传》，提出了著作权可以分割的思路，以求从根本上动摇和推翻吴晓波抄袭案的立案基础。

   

    第二份证言是您写于2010年11月28日的，距开庭5天。您在这份情况说明中，分别罗列出两部分内容：一是“下面的这些观点是我向吴晓波讲述过的”；二是“下面几个事实也是我对柳红和吴晓波分别讲述过的”。这个证言的要害是：您试图向法庭证明，您对我和吴晓波都讲过的事情，有的并不曾对我讲过，是我自己挖掘出来的。比如，和顾准看信阳火电站的事情。这样的证言有不真实的成分，它对我的打击，不是法律上的，而是心灵上的，最终彻底摧毁了我对您抱有的幻想。

   

    于是，侵权诉讼官司一方是我，另一方事实上变成吴晓波和您。虽然您不是名义上的被告，却因您主动和被动地介入，增加了整个诉讼的复杂程度。早在2010年5月诉讼初起时，第一财经日报就刊登了署名“钟励”的文章，一再强调： “双方都和吴敬琏有关系，双方写的也都是吴敬琏，吴敬琏本人将来是否上公堂，如何作证，将是关键。”这篇文章貌似中立，其意图非常明显，借律师之口，公开把您绑在吴晓波的战车上。在2010年12月3日和2011年2月22日的法庭审理中，对方确实始终拿您做挡箭牌，口口声声向吴敬琏核实过。法庭辩论围绕的就是您所提供的分割著作权的思路。

   

    毫无疑问，作为公民，作为传主，您有权利提供证言。但是，我想您知道，在法治社会中，任何公民，在提供证言的时候，都要实事求是，都应该明白天理和良心的存在。有些人因为是法盲，作了伪证，尚可理解。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有社会公信力的人作伪证是难以原谅的。

   

    五

   

    在过去一年里，因为您与吴晓波及其《吴敬琏传》的关系，加剧了我的内心纠结。一方面，与您共事多年，我看到了您的勤勉和眼界，以及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努力。我不会忘记作为您的研究助手所受的教益，包括两个家庭之间的扶持和关怀。2010年1月《经济观察报》为您80岁生日做的专版上，我受邀写了一篇文章，对您曾经在子尤病重时给予的帮助公开道谢。对于您，我有着长期积累的尊重之心。另一方面，我则非常清楚地知道，吴晓波对我的抄袭白纸黑字，这是侵权，是对我的损害。维护我的知识产权是原则问题。我既有调查揭示历史真相的冲动，也有诉讼到底的决心。

   

    由于这种内心纠结，即使吴晓波不断用您的名字作为武器，一再将我逼到狭路和墙角，我仍不愿直面您与吴晓波“同舟共济”的事实；我仍不愿触及甚至不愿正视您身上的污点——这是我在厘清历史事实和脉络时一再发现并且深感吃惊的；为顾忌和维护您的公众形象，使得我在对吴晓波的批评上，常常投鼠忌器，欲说还休。特别是在法庭长达两天的审理中，我尽可能避免提到您，尽可能切割您和抄袭案的联系。在一切公开场合，我也避免谈及您和本案的实际关系。然而，这些超负荷的心理压力，致使这一年来心路之崎岖艰辛，远远超过我所受到的直接、外在的伤害。庆幸的是，我最终还是从这种重压下走了出来，那是基于三个原因：

   

    第一，我对与您共事的历史问心无愧。从1998年至2007年，我以体制外的身份担任您的研究助手，它并非是一份为稻梁谋的工作，自以为是出于价值、理念认同，“为国家做点事”。我不计名利，尽心尽力，无私奉献。就连2007年的请辞，也是为您着想。奇怪的是，最近，一位经济学家朋友告诉我，他在一个聚会上，听到有人说我根本不曾是您的助手时，当场起而反驳。好在，这与某些死无对证的人和事不同，安排我做您研究助手的人如今正年富力强。

   

    2011年2月22日，法庭审理中间一度休庭，出现了这样一幕：原被告双方围在法官身边确认双方证据的真实性。我提交的是对几十位受访者的采访笔记本；对方提交的是从上海图书馆借出来的几十本书。当他们递上《吴敬琏自选集》时，我禁不住轻声说“这是我编的，后记里还写了我。”其余若干本也都是我一手帮助成书的，或参加编，或参加写，甚至复印前亲自去上海远东出版社，无休止改错，直盯到片子出来。虽然它们是您的著作，但是有我太多的心血。看着这些，想想眼前为捍卫自己的著作权而抗争，自然十分感慨和伤悲。

   

    第二，起诉吴晓波抄袭，既是为了我的尊严，我的权利，也是参与中国道德重建，保护知识产权，还为那些被吴晓波剽窃抄袭过的人讨个公道。事实上，人们在公开或私下、点名或不点名地对吴晓波的抄袭行为多有议论，也曾经有过要将吴晓波告上法庭的人。例如，最先注视民营企业的记者，出版了《失败研究》的方向明，去年10月在《三联生活周刊》600期特刊上就写道：“由于当时真实记录了一批民营企业失败的全过程，这些史料后来被人多次抄袭，甚至被某人合集而名噪一时，真是可笑至极。……当时不少人曾经鼓动我起诉抄袭者”。方向明所说的抄袭者，就是吴晓波，所谓合集正是吴晓波的成名作《大败局》。至于吴晓波的创作模式，更是遭人诟病。然而，这样一种行为竟造就出社会“成功人士”，“青年领袖”，这才是真正的悲哀。因此，从我个人遇到的侵权事件开始，做一个坐言起行的现代公民，十分必要。它可以小中见大，可以考验社会正义，考验法律，考验司法。

   

    第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吴晓波抄袭就是抄袭，您为他作证就是作证。一码归一码。虽然您为吴晓波作证一事，早在2010年12月3日的庭审现场直播已经传给了整个社会。但是，直到2011年2月24日第二次庭审结束后，面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一再就您的态度和证据提问，我才首次开口。我愿意为自已的所说所做负责。

   

    在过去一年，有的朋友出于善意，希望我不要挑战吴晓波，因为背后有您；有的朋友出于利益考虑，不便表态，采取回避态度；有的朋友出于与您的关系，劝我免战，甚至断绝友谊；有的朋友出于关心，提醒我吴晓波和您多么强大，担心我遭受明枪暗箭，输得很惨；有的地方囿于吴晓波的关系，拒绝我做《八0年代》新书活动；有人带话给支持我的朋友“别掺和这事”等等。恐惧和偏见到处都在。我被不理解，揣测、批评甚至攻击包围。这显然不是正常的社会现象。但是，所有这一切不仅不能动摇我的信念，相反，更唤发了我抗争到底的决心。

   

    六

   

    2010年，知识界爆出几桩轰动全国的抄袭造假案——中国终于到了揭露读书人圈子中各类丑恶的时候了。在这些大案中，惟独吴晓波抄袭案，没有在媒体上得到公众的充分关注和深入讨论。

   

    吴晓波案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涉及的是并不久远的历史；传主是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吴晓波是集写书、出版、媒体、商人，教书于一身的人。唐骏学历造假的暴露，就是由吴晓波策划出版的唐骏传记《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引发的。吴晓波现象，集中反映了中国这个特定时代的特定现象，其背后是急功近利，不讲诚信和挑战道德底线。

   

    我诉吴晓波案，本应得到媒体和知识界的普遍关注。然而，相当一些媒体，却基本处于失音状态。其间，还发生了有的媒体被打招呼；有的采访提前告之要避开抄袭案话题；有的网络视频访谈因涉及抄袭案而不让播出等等。而在私下里，媒体中很多人都表示对我的支持，真心希望我在官司中胜出。媒体这种蹊跷的沉默，折射出了吴晓波和您在媒体和经济学界的特殊影响力。而在2010年3月1日吴晓波回应我的文章中说得冠冕堂皇：“无论如何，我们绝对不能成为——哪怕是试图成为——钳制舆论自由的人。”事实证明，这不过是一个漂亮的说辞。

   

    毕竟今天的媒体和舆论发生了很大变化，我自已，和支持我的人可以通过博客和微博发出声音，形成持续的互动和影响。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人汇聚正义的声音，支持者多是年轻人、平凡人、被边缘化或者没有话语权的人、没有显赫地位但是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其中，那些1980年后出生的年轻人爱憎分明，憎厌吴晓波的行为，表达对我的支持，希望维权，打击抄袭，匡正社会风气。或许和庇护、姑息吴晓波的势力相比，他们的影响力还不够大。但是他们汇合在一起，就代表了这个社会有良知的人真正的声音。这个过程是激动人心的，我为和他们站在一起共同为维护知识产权和正义而战由衷地感到自豪。

   

    七

   

    今年2月22日庭审结束，我起诉吴晓波一案即进入判决阶段。在此前后，都有关于我与吴晓波是否可以达成调解的各类说法。我的立场和底线非常清楚，那就是吴晓波必须公开承认对我的抄袭和侵权。据说吴晓波除了不肯公开认错道歉，怕戴上“抄袭”这顶帽子，其他一切好说。为了寻求调解，照顾吴晓波的面子，律师做了很多努力，我方给了吴晓波一次又一次机会，包括避免用“抄袭”、“剽窃”字眼，用“侵权”和“过错”取而代之。这既是法律意义上对抄袭的认定，在公众面前又显得相对温和。然而，吴晓波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犯的错。不仅如此，他还在一步一步地往后退，从原先在一定范围内向我道歉，变成在一定范围内向我“表示感谢”。读书人如此寡廉鲜耻，创造社会道德坐标的一种超低刻度，实为少见。正如有识之士所言：这是一场人格之战。对于吴晓波在整个过程中闪烁其词、欲行又止、首鼠两端的行为，您是知道抑或不知？您是支持抑或劝诫？

   

    如果一审判决认定吴晓波抄袭，那是法理和正义的胜利。如果未能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会继续上诉。我有信心，也有勇气将这场诉讼进行到底。除了本来的目标和意义，现在，更要承负起各界相识、不相识的朋友同情和支持的期许及嘱托。其实，法院判决吴晓波抄袭和侵权成立与否，固然非常重要。但对于所有了解此案事实的人来讲，吴晓波的抄袭连小学生都知道。这正是：“国法纵未及，公论安所逃（明，于谦语）”。

   

    通过打这场官司，我学到了很多。这样做，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的一种实践。市场经济的基石是诚信。抄袭就是不诚不信的偷窃。在任何一个成熟的社会里，抄袭者都必须得到应得的惩戒。在中国，如果纵容抄袭，还谈什么市场经济？！您有“吴市场”的美誉，在吴晓波的笔下也是“吴法治”，如果它们仅仅流于空谈，用于沽名钓誉，那是何等的悲哀啊！

   

    八

   

    您大概还记得，您的传记，其实是从您70岁时我写的那本非出版物的《吴敬琏小传》开始；2002年版《吴敬琏评传》是在那个基础上展开和深化的。写完以后，我不满意，和出版社约定尽快修订。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被拖了下来。到了2005年、2006年，我做了一个修订版，除了内容的补充，还加了大量脚注。然而，就在只剩最后一章没有交给三联出版社时，我儿子尤病危。以后，我还是不满意，就搁置起来没有交付出版。

   

    细想，大概是2000年以后，特别是股市争论，基金黑幕事件后，您被树立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道德楷模。我也是参与树立您形象的一个。《吴敬琏评传》，第一次把您的生平写下来，使它成为一个可供传播的文本和故事。最近几年，虽然我对您的言行有一些看法，但是，并没有根本动摇您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即使我在辞去您的研究助手后，还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把我从各种正在承担的事情中“清退”，我也没有想到它可能的原因，没有改变对您的印象。例如去掉我在洪范法律经济研究所的注册发起人身份，我只是觉得有悖情理法，这不是主张宪政、民主的人和研究所吗？为此，我曾给您、江平、梁治平等人写了一信，表达我的意见。之后，您还专门约我到家里谈过一次，以后便不再提了。

   

    真正的思想转变发生在去年，2010年。总结下来，大概有三个原因，使我重新认识您：

   

    第一，吴晓波的“致敬之作”，也叫“应景之作”（吴晓波语）《吴敬琏传》。书中对于史实的改动和任意剪裁使我震惊。我不得不追问这是为什么？其实，在2009年《纽约时报》为您写传记文章，多次采访我时，我还在正面讲述您的努力和工作，并就对您的各种批评一一辨析和解释。

   

    第二，您在我和吴晓波官司中的立场和表现。虽然，我理解您不欲见到吴晓波所写的传记引来批评和诉讼。但是，当一本书出版了，它就是一个公共产品，您虽然置身事内，但尊重历史是学者良心，反对抄袭是做人底线。此时此刻，我仍旧难以理解，我和吴晓波同是您的传记作者，一位是您长期的研究助手，一位是因写传而走近您的商业作家，您到底出于什么样的考虑选择支持后者？

   

    第三，在做八十年代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与您有关，我应当知道、却不知道的历史。例如，有受访经济学家指出您在几次重大历史关头的表现，这些历史关头是：1956年“向科学进军”，1957年反右，1960年代批孙冶方，1987年胡/耀/邦下台，以及1989年春夏之交等等，以及您同社科院经济所同事，以及经济学界其他人的关系，比如老一代的林里夫，同代的董辅礽，下一代的一批人等等。2004年董辅礽老师患癌住在医院里。他对前来探望的人说及您到处说他打顾准，其实自己没有打。言及此，董老师眼含热泪。关于“打人”，您跟我们都讲过，不仅这事，还有其他。那时，我把类似的故事当作老一代人之间在严酷年代结下的个人恩怨，内心是没有太看重的。

   

    一年多前，当读到吴晓波在《吴敬琏传》的扉页上写：“这是一位从灵魂到外貌都干干净净的人”时，我确实很受刺激。人无完人，谁敢认为自己从灵魂到外貌都干干净净？！您所经历的狂暴年代和频繁的政治运动，我们这一辈和更年轻的人大部分没有经历过，我们从来都不敢自认灵魂到外貌都“干干净净”。其实，在您这代人中，特别是经济学界这代人中，您是最大的幸运者，成功者。想一想，经济所1956年那场青年团和党支部的争论，后来演变成一场政治斗争，打出一个“反党集团”来，其中有您的同龄人甚至您的同学，受到不公正的政治待遇和磨难。有的从此不能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过着悲惨的生活，一生无法摆脱那场历史噩梦。我最近得知您曾经的同事，后来贫病交加，只要在电视里看到您的形象，就得立刻关掉电视，痛苦得不能看。他们的人生、家庭、事业、生活境况与您有天壤之差。还有一些您的同代人，虽然在1980年代做了很多贡献，却早早过世，像孙尚清；2000年以后过世的就更多了，像董辅礽等。您在80岁寿辰所举办的排场铺张的纪念活动，没有第二人有幸被那样大操大办。在历史中行走，常常会想那些人生道路坎坷的人，那些在历史事件中被污辱与被损害的人，包括想到顾准、孙冶方。您称自己是顾准、孙冶方的学生，试想，他们的在天之灵，会如何看待这样的景况和这样的反差？

   

    在我从事80年代研究中，历史在我面前一点一点打开。我也看到了一个历史上真实的您，一个与我先前心目中的形象有重大反差的您。有些事件我以前完全不知道，有些头绪我以前略有所闻，出于对您的尊敬，我不愿延伸自己的好奇心。而今，我的内心充满了挣扎。因为历史中的您是真实的，现在媒体报刊上出现的您也是真实的。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极“左”思潮下，大家都跟着走，您不能幸免，连当时年纪小小的我辈也不能幸免。然而，同样走过1949年后的一个甲子，有人觉悟，有人忏悔，有人道歉，有人选择低调。为什么惟独您，在公众和媒体将您当作道德典范之时，在接受“知识分子良心”这一称号之时，甚至于坐上了经济学界“泰斗”宝座，走上“神坛”，您能够如此地受之无愧？吴晓波在《吴敬琏传》里，把您历史上所犯的极左过失，转而变成您的功德，拿来歌颂。您可怎么面对那些受凌辱与损害的灵魂？怎么面对那些逝去的前辈；那些早逝的同辈；以及那些在1980年代末之后被迫退出中国历史舞台，丧失话语权的青年一辈？

   

    吴老师，历史可以原谅1950年代您的所作所为；可以原谅您1960年代的所作所为，但是人们怎么也无法原谅您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十余年后，在年近60岁时的所作所为。为什么，一次又一次，每次都有您？

   

    十年前，我写《吴敬琏评传》，虽然没有过分溢美，但它是以仰视角度写的，它被广泛转载、引用、抄袭。我的这本书，或许曾助您走向神坛尽过微薄之力，而今它只是神坛角落行将熄灭的一盏摇曳青灯。如今，我常常遗憾曾经付出了那么长的生命帮助您工作，换来的是如此深刻和痛苦的反思，我不得不承认那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错误。那是令我如今感到汗颜的作品，是我不愿意提及的历史。所以，前不久，当有人提出再版《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学术评传》系列时，我拒绝了再版我的这一本。

   

    九

   

    现在，我还在继续研究1980年代的中国经济学界，有些历史在向前延伸。您是这个时代不可回避的历史人物。文章千古事，写历史要小心翼翼，力求客观公正。所以，我也想借此机会向您求教和求证几个问题：

   

    1， 在1956-1958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向科学进军”中，团支部和党支部争论之后，“狄（超白）、林（里夫）反党集团”牵扯了多少人，或者说使多少人受难？团支部中有几人？团员青年有谁？是谁向上级党委告的状？是谁联系的《中国青年》杂志？

   

    2， 您知道胡耀邦当年对经济所的争论是什么态度和立场吗？

   

    3， 狄超白和林里夫平反后，很多人向林里夫表示了道歉，您是否道过歉，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

   

    4， 林里夫家人写过一篇文章《也说林里夫与顾准》（羊城晚报2003年12月28日），认为您在林里夫与顾准的关系上说了假话，污蔑了林里夫（该文在报纸发表时，您的名字被删去）。对此，除了您已经说过的话和写过的文章外，您还有其他什么需要补充的？

   

    5， “文化大革命”中，经济所有一张大字报，内容是《孙冶方招降纳叛的罪行》，它是您写的吗？有一种说法是，这篇大字报的内容，导致孙冶方七年牢狱之灾，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吗？您怎么看？

   

    6， 您说，有人推测，号称“改革四君子”的翁永曦、王岐山、朱嘉明、黄江南等四人的文章是陈云通过姚依林授意他们写的，因为王岐山是姚依林的女婿。这是谁的推测？另外，关于“四君子”，您多有负面评价。您认为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7， 您说，八十年代体改所的人有很明显的权贵资本主义倾向。您开始引用“裙带资本主义”这个词是在1998年，后来用“权贵资本主义”取而代之。是您回溯1980年代，认为中国现在权贵资本主义的根源其实那时已经有了，其代表是在体改所里吗？请问这么说有什么根据？

    追究1950年代到1980年代这段历史，不是为了纠缠历史的是非，而是为了打开被遮蔽的部分，纠正被歪曲的部分，为那些付出生命和人生代价的受难者负责任。否则每一页历史卷宗中的“恶”，都会聚集成今天和明天的“大恶”。我愿意趁很多人还在世，抢救历史，多方核实，尽量避免对曾经受过损害的当事人造成第二次伤害。如果您能抽时间答复上述问题，我非常感谢。

   

    十

   

    最后，我想说写这封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您是长者，是蜚声中外的经济学家，我不过刚刚开始独立研究；您有丰富的人脉、资源和绵密的社会网络，我不过是“个体户”，没有任何体制内外的机构背景。但是，因为吴晓波的《吴敬琏传》引发的一些历史事实争论以及法律诉讼和您分不开，这就成了您和我都要面对的事情。这封信，既是对这段过程的一个小结，也算是一种“了结”吧！它是作为晚辈和学生交出的一份试卷，甚至是一份人生的试卷。

   

    这封信写给您，也写给我，写给历史，写给社会。很可能，我有冒犯之处，您不喜欢。但是，您是经过大风大浪的，还是希望您有所反馈，甚至批评和反驳。

   

   

    祝您身体健康！

   

   

    柳红

   

   

    2011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