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

2012年2月24日星期五

史哲：纪念“南方讲话”，告别“克里斯玛”

　　2012年2月的这个星期中，有两个日子让人想起已故的中国伟人邓小平：19日，是他逝世15周年的忌日；21日，则是他后来被称为“南巡”截止日二十周年的日子。

　　如今，“南巡”已经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写入当代史。邓小平那次途经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巡视，以及他在巡视期间发表的诸多讲话，被视为对走到十字路口而变得有点犹豫的中国改革进程的一记棒喝。

　　感谢邓小平，感谢“南巡”。从此以后，中国改革的方向变得清晰，步子变得坚实，中国开始了举世瞩目的黄金增长二十年。他的那些经典话语——“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大胆地闯”，“谁反对改革开放，就让他们睡觉去好了”，“把尾巴夹得紧紧地，要沉着、沉住气，要藏拙”……成为有志于推动中国进步者的勇气与动力之源，直到今天。

　　在中国官方的语汇中，邓小平被誉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其实，那些在历史上颇具意义的改革举措，在今天已经被人们习以为常的模式创新，很少是由他亲自设计的；但毛泽东逝世后中国的思想解放、制度变革、经济奇迹，确实莫不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他，没有他的南巡讲话，中国会有今天，会有他逝世后的包括入世、包括出台物权法……

　　借用现代政治学的一个语汇，称邓小平为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克里斯玛”（charisma），或许更为确切。邓小平这个名字已经成为那个时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一个符号。在那个一切变革都可能要冒“掉脑袋”风险，每一步都需要摸、需要试、都意味着打破常规的时代，他的笑容、话语和精神，足以给改革者以信心，去冲撞一切旧体制的束缚，突破僵化，革故鼎新。他的指示成为众多变革的合法性来源，“邓小平”三字就代表了改革力量的总后台和精神支柱。

　　但任何“克里斯玛”都是有时效的，它所能赋予社会进步的合法性也同样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递减。1980年代，鲜有人会质疑改革的正当性，因为改革开放带来的好，或曰“利益”，绝大多数人都看得见、摸得着。有切身经验为证，邓要求敢于试、大胆闯的改革呐喊，极易取得朝野共识。然而，在当下，伴随着改革不彻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的累积和释放，存在着一股不容小觑的对改革的“反动”。

　　这些“反动”力量中，既有利益重新调整分配过程的失意者，他们迫切希望打破现状，甚至不拒绝回到貌似一切安稳的计划时代；也有钻各种制度漏洞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既渴望洗刷“不当得利”的原罪，又希望固化现有利益分配模式，继续获利；甚至包括曾经拥护改革，却又担心“改错了”而宁愿暂时不改的人。

　　柳传志和联想集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他自称是一个“真正的老百姓”。他一向支持改革，认为“不能不动”，但即使像他这样的人，前不久在美国纵论一人一票“会一下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时，也表明了对进一步可能的改革的担心。理解柳传志的想法不难，概括来说就是先法治后民主，国家必须先做到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才能考虑实现真正的一人一票。

　　正当取得的私产自然要保护，但柳传志对保护私产的强调，在中国那些痛恨权贵者那里，难免会招致强大的反对。他们可能直接把这个问题变成：那些靠贪污腐败、钻法律空子、制度漏洞、徇私舞弊……得来的私产，凭什么该得到保护？更何况，没有民主的逐步推进，没有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在法治传统缺乏的中国，又何来对私权的充分尊重呢？

　　这便是转型中国的复杂之处。改革开放三十年，蛋糕空前地大了，但质疑或阻力也正在重重叠加。如何摆脱当前迷局，描绘出河对岸清晰的风景，赋予改革以某种确定性？事实上，邓小平南巡讲话中那句“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就已经部分做出了回答。这句话，和许多政治学者为传统国家转型到现代国家之名的路径不谋而合，那就是从“克里斯玛”顺利进化到法理型权威。说白了：中国改革与社会进步，必须且只能依靠法律与制度的改善，必须依靠每个公民的努力推动，而非某个领导人的睿智。

作者:史哲，来源: 南方周末

中国海军太平洋训练被指为摸清攻台路线

核心提示：2月23日，国防部回答记者“海军入太平洋为摸清攻台路线”问题时称，海军舰艇赴西太平洋海域进行训练，是计划内安排，不针对任何特定目标。

针对台媒报道“解放军舰艇频繁进入太平洋是为熟悉台湾东部环境”，国防部发言人耿雁生表示，海军赴西太平洋海域训练，不针对任何特定目标。昨日，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耿雁生就中国国防预算、国际护航合作、联合国维和行动等问题答记者问。

【训练军费】

驳“中国国防军费翻番论”

问：台湾媒体最近称，解放军舰艇频繁进入太平洋就是为了熟悉台湾东部的环境，为摸清进攻台湾的路线作准备。请问对此作何评论？

耿雁生：我们多次重申，解放军海军舰艇赴西太平洋海域进行训练，是计划内的正常安排，不针对任何特定目标。

问：有研究机构发布报告称，中国国防预算到2015年将翻一番，超过亚太其他国家军费的总和。作何评论？

耿雁生：媒体关注较多的是简氏防务周刊关于中国军费的报道，我不知道报告中的一些数字是怎么得来的。中国始终坚持国防建设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方针，根据国家安全需要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合理地确定国防预算规模。我们不会超出国家安全的需要和经济承受能力来发展军力，也不会与任何国家搞军备竞赛。

【护航动态】

中印日将开展护航合作

问：中国海军2月23日和24日在南京举行国际护航会议，请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什么？取得哪些进展？

耿雁生：经与各方协商，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于2月23日至24日在南京举行国际护航研讨会，目的是通过与有关国家分享护航先进经验和有益做法。

经协商一致，从2012年1月起，中国、印度、日本等独立护航国家加强了行动协调，以季度为周期整合各自护航班期，中国作为首轮参照国已经提供了第一季度的中国海军护航编队的护航班期。有关独立护航国家之间加强协调合作，可以促进各国护航资源的统筹协调，进一步提高国际护航的效率，使各国商船的航行安全得到更好保障。

【维和行动】

回应“首次向海外派遣步兵”

问：据报道，中国日前向南苏丹派遣维和人员，这是中国第一次向海外派遣步兵、武装人员及装甲运输车等，请问这是否是中国海外维和的新做法？这支分队是否将执行作战任务？

耿雁生：中国维和部队一贯重视在维和行动中的自我警戒和安全防卫。2007年，中国派驻达尔富尔地区的维和部队就已经编有警卫分队。根据联合国的要求，中国前不久派驻南苏丹的维和部队工兵分队也编有警卫分队，其主要任务是承担自身的警戒和安全防卫。

近期，中国驻苏丹和南苏丹的维和部队举行了防卫演练，提高了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今后是否派遣作战部队参加联合国维和，届时将根据各方面情况决定。

来源: 新京报

中国国务院：放开中小城市户籍限制

核心提示：2月23日，国务院发布通知要求对于户口迁移政策实行分类，在县级市有合法职业和住所，即可落户；在设区的市有合法职业满三年可落户。继续控制直辖市、副省级和其他大城市人口规模。今后出台有关就业、义务教育、技能培训等政策措施，不与户口性质挂钩。

国务院办公厅昨日发布《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通知要求，今后出台有关就业、义务教育、技能培训等政策措施，不要与户口性质挂钩。继续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逐步实行暂住人口居住证制度。对造成暂住人口学习、工作、生活不便的有关政策措施要进行一次集中清理，该修改的认真修改，该废止的坚决废止。

“近年来，随着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各地出现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有的地方不顾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片面追求城镇规模城镇化速度；有的地方不分城市类别不顾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一味放宽落户城市的条件；有的地方擅自突破国家政策，损害群众切身利益。”通知这样归纳了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现状，并对一些政策进行了明确规定。

对于户口迁移政策，通知进行了分类规定。在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和其他建制镇有合法稳定职业并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的人员，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在设区的市（不含直辖市、副省级市和其他大城市）有合法稳定职业满三年并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同时按照国家规定参加社会保险达到一定年限的人员，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继续合理控制直辖市、副省级市和其他大城市人口规模，进一步完善并落实好现行城市落户政策。

对农村人口已落户城镇的，要保证其享有与当地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对暂不具备落户条件的农民工，要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制度，下大力气解决他们当前在劳动报酬、子女上学、技能培训、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社会保障、职业安全卫生等方面的突出问题。

专家建议

“三年期限可以推广到大城市”

对于分类明确户口迁移政策，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陶然认为，这个政策比以前确实是一个进步。比如在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和其他建制镇，只要有稳定职业和稳定住房，就可以申请本地户口，而不像很多发达地区城市搞积分制，或者需要交纳一定时期的社会保障等等，这样就把很多自我雇佣的人口排除在外。但是该项政策又规定了例外，“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压力大的地方”可以提出一定限制，这点有待商榷，应防止一些地区借此限制落户。

此外，对设区市明确提出“合法稳定职业满三年”的期限，“我认为这个政策完全可以涵盖推广到副省级市和其他大城市，限制发展大城市的政策本身值得商榷，这里是就业和经济发展的机会所在。”

分类户口迁移政策

1 县级市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其他建制镇

有职业住所可落户

有合法稳定职业并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的人员，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备注：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压力大的地方，可以对合法稳定职业的范围、年限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的范围、条件等作出具体规定，同时应当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长期在当地务工、经商人员的城镇落户问题。）

2 设区的市

工作满三年可落户

有合法稳定职业满三年并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同时按照国家规定参加社会保险达到一定年限的人员，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婚子女、父母，可以在当地申请登记常住户口。

（备注：中西部地区根据当地实际，可以适当放宽职业年限的要求；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压力大的地方，可以对合法稳定职业的范围、年限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的范围、条件等作出更严格的规定，同时应当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长期在当地务工、经商人员的城市落户问题。参加社会保险的具体年限由当地人民政府制定，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

3 直辖市、副省级市和其他大城市

完善落实现行政策

继续合理控制人口规模，进一步完善并落实好现行城市落户政策。

资料链接

落户北京若干途径

1，人才引进；

2，在纳税等方面满足要求的来京投资办私营企业人员；

3，离休、退休人员夫妻投靠进京；

4，子女随父入户；

5，离休、退休人员投靠子女进京等。

户籍改革大事记

1954年

中国颁布实施第一部宪法，其中规定公民有“迁徙和居住的自由”。

195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户籍管理制度确立。

1963年

依据是否拥有计划供应商品粮，划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

1975年

宪法正式取消了有关迁徙自由的规定。

1985年

居民身份证制度宣布实施。北京颁发《关于暂住人口户口管理的规定》。

2001年

国务院批准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在全国全面推开。

2006年

《关于实施北京市工作居住证制度的若干意见》实施，发放北京“绿卡”。

来源：新京报

日本人用在日本活動的革命黨來要挾袁世凱

張華騰

作者為安陽師範大學教授，本文係張華騰在項城袁氏家族聯誼會於安陽師範大學舉行的學術研討會上發言，《新史記》徴得同意予以連載，略有删節。

袁世凱還將日本的要求通報給各省督軍，讓各省造輿論，把國內輿論作為一個談判砝碼——我們人民都反對，我們能答應嗎？實際上也是借人民的力量來做談判的一個籌碼。

在整個“21條”談判的過程中，以袁世凱為首的中國政府為了減少中華民族的損失，可以說絞盡腦汁，動用了多種手段——有正常的手段，有不正常的手段。但日本沒耐性了，逼袁世凱答應他們的條件。首先，利用在日本的革命黨為條件來威脅袁世凱政府：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與我們日本人有密切聯繫，你袁世凱不接受條件，我們日本政府不能阻擋他們去擾亂中國；另外，你和歐美好，我們日本人都反對你，袁總統如接受這種條件，日本人將感覺友好，改變對你的看法，日本政府從此對袁總統也能相助。

中日談判從2月初談到5月初，共進行了3個月，25次，在談判的過程中，中國政府提出了兩次修正案，也迫使日本政府兩次提出修正案。由此可見，談判是激烈的、艱難的，中國政府及其代表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談到5月7號，日本再也按捺不住了，向中國政府提出最後通牒，限48個小時接受日本的條件——逼中國政府接受的是4月26日提出的修正案，已經不是原來提出的“21條”了。

這時，日本在海陸方面做好了戰爭的準備，包括在東北的軍隊，青島的軍隊，頻繁調動，也就是說：不答應，就是戰爭。西方列強雖然對中國表示同情，但是這個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在打，他們顧不上中國，反而勸說中國接受日本的要求。

在日本外交、武力的逼迫之下，袁世凱被迫答應了日本提出的修正案。當然，在確定答應日本要求的時候，袁世凱召集了最高層國務會議，發表了重要講話，把談判情況給大家進行了一些交代：

此次日人乘歐戰方殷，欺我國積弱之時，提出苛刻條款。經外部與日使交涉，歷時三月有餘，會議至二十餘次，始終委曲求全，冀達和平解決之目的。但日本不諒，強詞奪理，終以最後通牒，迫我承認。我國雖弱，苟侵及我主權，束縛我內政，如第五號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今日本最後通牒將第五號撤回不議；凡侵及主權及自居優越地位各條，亦經力爭修改，並正式聲明將來膠州灣交還中國；其在南滿內地雖有居住權，但須服從我警察法令及課稅，與中國一律。

面對新的局面，日本要最後通牒怎麼辦？“以上各節，比初案挽回已多，於我之主權、內政及列國成約雖尚能保全，然旅大、南滿、安奉之展期，南滿方面之利權損失已巨。我國國力未充，目前尚難以兵戎相見。……為權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諜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恥辱！”（《新史記》第4期）

袁伟时：辛亥革命的巨变与启示

辛亥革命百年之际，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辛亥革命究竟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它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回望和梳理当时的历史细节，也许能更清楚地看到历史的必然性。

还原历史的本真，让历史的挫折转化为历史智慧，成了史家义不容辞的任务。这就是今天还要耗费气力洗刷油彩、剥落脂粉，直书成败得失的意义所在。

从剪辫子这件事说起

辫子是大清帝国臣民的标志。难看，不方便，不卫生。人们很容易以为辛亥革命后剪辫子才合法。错了！浙江宁波出生的龚祥瑞教授的自传《盲人奥里翁》中记载： “辛亥革命那一年，在我出生的那一天（旧历六月初八），父亲头上留了四十多年的辫子竟被守城门的乡勇给剪去了”。六月初八即新历7月3日，武昌起义前三个多月，一个普通城市居民的辫子被强迫剪掉。这是不是宁波乡勇自作主张胡作非为呢？不是，这是朝廷允许、大臣带头推广的。

1911 年1月3日香港《华字日报》登载多条来自北京的电讯：1月1日的北京电：“资政院奏请剪发。奉旨刻下仍遵前旨。”也就是说，不准剪发。可是，同一天的电讯又说：“陆军部决于明年正朔（正月初一，即1911年1月30日），各员皆剪发穿军服进署。”呵呵，练兵，打仗，拖条辫子多不方便！进入20世纪以后，新军和军官学堂学生剪辫子已慢慢成风。到了辛亥年，连陆军领导机关的军官们也不愿再忍耐，要自行其是，把辫子废掉了。

出乎意料，第二天情况大变。

1月2日的北京专电说：“庆王（首席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奏请降旨严禁剪发。摄政王谓各界风气所趋，任人自由。”同日上海电：“上海慎食卫生会组织华服剪发会会长伍廷芳及会员一百五十人定十五日在张园剪发。”

这些电讯说明，即使小小的改革统治阶层内部亦有分歧。归根到底，改革成败取决于内容是否合理，大众是否认同，两者缺一不可。两个条件齐备，即使遭掌权者粗暴镇压，终有一天会实现。

带头剪发的伍廷芳（1842-1922）是晚清官居二品的大员，1910年初，驻美公使任满回国后寓居上海。这一年9月，他上书清廷指出：“内地居民，除官绅外，凡学生、士子、工、贾、商、农，其因求起居利便而剪去长发，所在皆有”，要求顺应民情，任官民剪去辫子。[1]中国外交官、留学生拖条辫子，早就成为各国人民耻笑的对象，没有几个人愿意留着这个奇特的标记。伍廷芳更带头搞行为艺术，决定1911年1月15日在上海张园开剪辫子大会，有报道说，实际剪辫子的人数远远不止150人！没有民众认同，伍廷芳不敢鲁莽行事。

半年后，此风吹到宁波，龚祥瑞父亲的辫子就保不住了。

一叶知秋。这就是大清帝国改革的缩影。形势比人强！有些改革，在民众压力下，尽管领导层不那么情愿，也只好“风气所趋，任人自由。” 这一点是观察晚晴情势的重要视角。

爆发革命的历史必然

辛亥革命发生有其历史必然性，它是在清帝国新政改革高潮中爆发的，如果从清王朝的角度来讲，至少五个因素汇合，促成了这一历史事件。

其一．满族是少数民族，清王朝没有及时彻底解决民族不平等带来的矛盾。但这不是主要原因。满族入关后迅速儒化，赢得多数汉族知识阶层认同；直至大清帝国覆没，许多汉族士绅仍摆脱不了忠君思想的束缚。

其二，最主要的原因是政治制度改革当断不断。从1906年宣示预备立宪开始，走文明国家共同的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之路，已是无可抗拒的趋势。1910年1月至1911年初，各省咨议局联合会连同各省商会、教育会及其他绅民代表一连四次发动速开国会的请愿运动。1910年9、10月间，各省督抚纷纷电请先设内阁以立主脑，开国会以定人心；各地学生接连罢课；资政院也通过决议上奏，请速开国会。这些情况表明，经过近十年改革实践，民众、士绅和各级官吏的认识渐趋一致，政治制度改革迈大步的时机已经到了。可是，清政府虽然把原定九年的预备立宪年限缩短为五年，仍然扭捏作态，不肯在1911年年立即召开国会，坚持拖到1913年。1911年5月说是组织责任内阁，却弄出一个不伦不类的皇族内阁。改革时机，稍纵即逝。当断不断，并且一再激怒各种社会力量，通过体制内改革整合社会的机会白白流失了。

其三，无力制止贪污。清帝国同中国历代王朝一样，也有纠举和监督官吏乃至最高统治者的机构；历代皇帝都说要反贪污，但成效不彰。原因是：有些行贿受贿活动已成为官场习惯，人人如此，法理和是非界限已经模糊。担负反贪重任的监察系统同样没有逃脱腐化的命运。没有独立的司法和监察系统，它们都不过是行政系统的附属物。最后的裁决权掌握在专制政权的最高统治层特别是皇帝、皇太后或其他专制者手中，当他们本身不干净时，要真正反贪无异缘木求鱼。社会生活没有民主化，民众维护自己权益的现代公民意识没有形成，也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独立的新闻舆论监督。

其四，重蹈国有经济的死胡同。清帝国覆没的直接导火线是1911年5月九日开始强制推行铁路干线国有政策。这一措施犯了双重错误：

一是直接侵犯广大民众的权益，触发众怒。收回铁路利权，不是一般商业行为，而是经济利益和捍卫主权的政治行为相结合的群众运动。有的路权（如川汉、粤汉）是历尽艰辛，才从外国人手中争回来的。1903年12月清政府颁布《铁路简明章程》，改变铁路只准官办或外国人办的状况。“在1903-1907年的5年间，全国有15个省份先后创设了18个铁路公司。”其中13个商办，4个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坚持官办的只有1个。有的股金是按亩收取的，群众性很强。公司和筑路权都曾依法办理有关手续。清政府收归国有，既违法，又与民众对立。加上政府手中没钱，打算借外债来办，更引发强烈的民族情绪。火山因此喷发。

二是重蹈洋务运动覆辙。将筑路权收归国有的唯一藉口是这些公司管理混乱，筑路进展缓慢，成效很差。这符合事实。它体现了中国企业家成长缓慢，法治不健全的现实。政府要有所作为，只能从加强法治入手，引导股东们通过法定程序，自行整顿，推动企业家更快成长，走向健康发展之路。市场，也只有市场，才能教会人们怎样经营自己的企业。越俎代庖已属违法；收归国有，忘记洋务运动在官办经济的死胡同中打转，碰得头破血流的教训，完全是往后倒退的行为。

其五，没有妥善对待民众的请愿，错误地出动武力镇压。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以开会为名诱骗保路同志会和四川谘议局的领导人到总督府，立即“手缚绳，刃指胸” 把他们一一逮捕。成都市民闻讯后，“各街民众来乞释者，由午而暮、而午夜，虽枪毙三十二人，不稍退却。”（督院内死二十六人，各街死六人）[2]

这些市民是头顶光绪皇帝的牌位，手无寸铁，向四川总督赵尔丰请求释放代表的。这样的和平请愿竟不能见容于凶残成性的赵尔丰，居然下令开枪，让鲜血染红了督署和成都街头。

当天，赵尔丰致电内阁，竟然把事情说成是匪徒数千放火和进攻督署，他“饬令兵队开枪抵拒，伤毙前锋十数人”。清政府于第二天回电：

“如得有狂悖不法确据，实系形同叛逆，无论是否职官，即将首要大犯，即行正法，并妥速解散胁从，毋任蔓延为患。”[3]

7000万四川人忍无可忍，拿起刀枪反抗了；以会党——袍哥为骨干组成“同志军”，到处摆开战场。一个月后，武昌起义；大清帝国坍塌了。

清末有过十多次武装起义，大都是少数人的军事冒险或投机行为。最后一次是武昌起义，由于上述五大错误，清政府自己把自己打倒了。

经济上的变与不变

辛亥革命爆发对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影响不大，甲午战争后，市场经济制度正在生长。袁世请出张謇、周学熙等内行主管经济。为鼓励制造业和加工业各民营公司，由政府出资建立保息制度。投资第一年开始，即可获得四至六厘股息。第六年起才按保息金的二十四分之一，分年摊还。开办厂矿的手续简化；采矿税从原来25％降至10-15‰，从而促进了矿山开采。到处设卡，征收厘金是晚清留下的弊政，袁世凯政府没有彻底废除，但对颇为大宗的土布免征厘金，亦不失为做了一件好事。

此外，依靠各地商会，充分听取工商业家意见，制定了有关经济法令八十多件，完善了市场机制，推进了清末新政的未竟事业。例如，纠正清政府混淆垄断与专利的错误，取消创办企业动辄给予专营权若干年的规定，专利只给予真正的发明创新，从而促进了自由竞争。

不过，这些都是局部性的改善，即使没有革命，清政府也是可以做到的；当时经济持续发展的局面不会改变。

当时剧变的是财政接近崩溃；主要原因是军费大增。原有军费没有减少，而各地大量涌现“革命军”，其中除少量新军外，大都是帮会武装和绿林好汉组成的“民军”。这类武装，仅广东一省就有14万。原有军队没有减少，“民军”的维持和遣散都需要大笔资金。

当时“南北两方军饷每月七百万两”，而库存不足九万！“存亡呼吸，间不容发。”1912年全国有军队109万人，月饷达694万两，这年96万陆军仅军饷一项开支达11275万余元。”1913年军费为17270余万元，1914年才下降为14240万元。如此严重的财政危机，经过周学熙、张謇等人两年努力，借外债、内债，整理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整顿金融秩序，收回各地乱发的纸币（如广东），统一铸造银币（袁大头），至民国三四年间（1914、1915）才实现了财政收支平衡，“约计每年可余二千万”。

制度巨变的得与失

辛亥革命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政治体制一举实现了共和制。没有辛亥革命，有可能实现这个政治制度的飞跃吗？通常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有的人甚至认为，清末新政的政治体系改革——预备立宪本来就是假的。

政治措施，主要看实际效果，不必过分注意动机。为追求私利而造福社会的历史事件比比皆是。以清末的预备立宪来说，清廷当然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江山，但客观上却做了几件影响历史的大事。

1905年废除科举，让中国青少年的知识结构大飞跃，新学堂，新教材，西方现代知识因此大量引进，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结构。

以夷变夏，废除酷刑，引进大陆法系，取代传统的中华法系，并迈开了行政权、司法权分立和司法独立的第一步。

在政治制度建设上，也有一些的实绩。

其一，由官方出面，推行宪政教育，是近代中国空前的重要举措。

其二，正在稳步推行三权分立的地方自治政制。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发布“上谕”，决定1916年实行宪政，立即开始筹备，并列举每一年要完成的工作和负责办理的机关。这个计划从1908年开始，用九年完成政治体制的大变革，进度不慢，而且一些主要项目也兑现了。例如，1909年各省选出省议会的预备机构——谘议局，1910年成立国会预备机构——资政院，都如期开会了。这些中国开天辟地以来首次出现的民选议会性质的机构，一上场就声势不凡，监督施政，提出建议，领导请开国会运动，震动神州。

其三，三权分立的地方自治制度也在稳步推进。在官方默许或提倡、批准下，以东三省保卫公所（1904）、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1905年）、天津自治局（1906年）为代表，前所未有的地方自治制度正在中国大地上生长。它们 “以保卫地方人民生命财产及扩充本地方一切利益为宗旨”，管理一般的民事特别是经济纠纷，地方治安，消防，电灯，自来水，道路交通及其他市政设施……即包括除刑事案件和某些税收以外的地方政府的全部职能。它的内部结构则议事会和董事会（执行机构）分开，甚至按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置。

其他地方也纷纷仿效。例如，1908年2月10日，两江总督端方上奏：“自列强均势，凡政治学家之言，皆曰非立宪无以自存，非地方自治无以植立宪之根本…… 城乡互异，仍应仿照天津办法，于省会设局，以官力提倡，先谨预备之方，徐为实施之地。”推广袁世凯在天津的办法，先城市，后乡村，逐步推广。1909年1 月18日清政府发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把地方自治事宜归纳为8项，权力有所收缩，没有承认地方自治就是当地政权。但是，规定“因本地方习惯，向归绅董办理，素无弊端之各事”亦属自治范围。而实际生活中，好些地方，原有的自治职能没有被剥夺。如果继续下去，全国各地的现代政治制度必然会改正初生期的种种不足，逐步生长和成熟。

角力的焦点在全国性的政治体制。当时，顶层的政治制度设计已经有了。简单地说：皇族要求的有两点：一是皇族和皇帝的百世尊荣。二是皇帝保有最后决定权。在这个前提下，他们愿意实行三权分立的制度。另一分歧是应在1911年还是1913年实行宪政。朝野改革派和保守派在博弈。

1911年5月8日，组织皇族内阁的谕旨下达，意味着在关键时刻，皇族不愿释放权力。而不顾浩大的四次请开国会运动，不能当机立断在1911年开国会，更是政治迟钝，终于触发了辛亥革命，断送了自家性命。

加速了思想观念的变革

反思辛亥革命成败应该把它放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全局下，弄清它给此后的中国增添了什么。最为重点要的一点就是加速了思想观念的变革。

帝制不存，三纲焉附？三纲是中国中世纪意识形态的核心；尽管要彻底摧毁它，非常艰巨，但辛亥革命后它的合法性成了问题。这是新文化运动能够一呼百应的重要原因，可以说，辛亥革命是新文化运动的真正起点，是中国文化从中世纪的宗法专制意识形态向现代文化转型的新阶段；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先驱持续努力，清末最后十年的新政中，尽管仍有不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保障包括隐私权在内的个人自由已经写入法典。辛亥革命爆发推动这个变革直指过去无法触及的君臣关系；不管是真情还是假意，“军人不得干政”、“法治”、“公理”等新名词，被文武官员背得滚瓜烂熟；如此等等都体现着思想观念在变迁。可惜，这些变革很不彻底，没有在制度层面巩固下来。

中国传统文化所说的纪纲，包含法制和伦常两个方面。袁世凯认为民国建立后，问题出在下民不懂纪纲。这表明在政治层面，他向往的仍然是传统的统治关系；根本不懂现代国家必须实行法治，其要义首先在限制政府权力，使之依法运作，保障公民的权利（自由）不受侵犯。而在道德层面，政府不应也无权干预。

专制与法治是势不两立的，而没有法治现代市场经济不可能长期、健康发展。自由、民主的现代社会制度能否建立，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民间社会比较发达，并有比较强大的大众传媒，能监督和牵制政府，使政府官员不敢为所欲为。二是通过各种途径"开官智"，让他们的认识达到必要的高度。先看看官员的状况。清末民初那些身居高位号称开明的官员，大都没有受过系统的现代教育，是通过挫败，逐步积累经验而提高的。这类人的特点是对现代社会的认识很不全面，其知识基础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而官智未开，摆脱不了传统文化的羁绊，是袁世凯之流专制统治、做皇帝的思想基础。更深一层看，无非是整个社会的文化更新滞后，现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其运行机制的常识，仍是部分精英的认识；从而政客们以民族性对抗现代性的说教，还能获得不少人认同。

辛亥革命留给后人最重要的历史教训有很多，其中最不应忘记的是两条:第一条是不要对开明专制抱不切实际的幻想。辛亥革命后，海内外不少人把维护中国统一和稳定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梁启超也处心积虑想把袁世凯往开明专制的路上引。从制度层面界定，民主与专制无法混同；开明专制的实质是专制。不能以有没有会议制度作为是否开明的标志。其实，任何强者都有弱点，独断独行，没有制度约束,特别是失去反对力量的监督和制约，任何个人或团体总有一天要出错；这就是开明专制的危险所在。辛亥革命的失败恰恰是传统包袱太重，而健全的文化更新体制尚未建立。

2011年9月9日星期五定稿

[1] 《伍廷芳集》第360页，中华书局1993年北京版。

[2] 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四册第335-336页。

[3] 《宣统政纪》卷之五十九，文海影印本第1048页。

作者：袁伟时，来源：腾讯博客

乔丹体育涉侵权面临数千万元索赔

核心提示：迈克尔·乔丹已向中国一家法院提起诉讼，指控乔丹体育未经许可使用其姓名，并且误导中国消费者。迈克尔·乔丹的代理方称，诉讼估计在一周后立案，将索赔数千万元人民币。有媒体报道称，乔丹体育在上海证交所上市的计划或因这场诉讼而有所变化。

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乔丹体育”)招股说明书中的一些片段就像是一只看得见未来的水晶球。

被称为史上最伟大篮球运动员的美国巨星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已向中国一家法院提起诉讼，指控乔丹体育未经许可“蓄意且毫无顾忌”使用其姓名，并且误导中国消费者。

2011年11月获得通过的乔丹体育计划在上海证交所上市，如今因为这场官司平添变数。

迈克尔·乔丹的代理方君合律师事务所合作人康乂告诉记者，按照民诉法规定，诉讼估计将在一周后立案，“我们提出了一个合理的赔偿，大概在几千万元人民币。”

根据乔丹体育的招股书，截止到2010年末，公司营业收入超过29亿元。

在乔丹体育的招股书中，“商标及商号风险”列为“风险因素提示”中的第一项。

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界定，“擅自使用他人的企业名称或者姓名，引人误认为是他人的商品”属于采用不正当手段从事市场交易，损害竞争对手的范畴。

捍卫“DNA”

“对每个人来说，自己的名字就像是身上的DNA。”迈克尔·乔丹昨天通过一段视频表示，“一个中国体育公司在没有我的授权情况下，用我的中文名在中国开展生意。看到有人这样侵犯我的形象权利，我感到很难过，我没有别的选择，唯有告上公堂。”

乔丹体育昨天在其网站上发布公开声明，强调中文“乔丹”是该公司依照中国法律申请注册并享有专用权的注册商标，对注册商标的合法使用行为受我国法律保护。

乔丹体育公关部一名人士表示，目前并未收到任何来自官方的法律文件。

就此案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该人士表示目前暂无影响，仍在关注之中。

乔丹体育1984年创立，和诸多晋江系运动品牌出身一样也出身于鞋都晋江。

2002年公司年产值仅1.2亿元，到2010年公司销售收入跃至29.3亿元。

迈克尔·乔丹方面表示，已针对此案提供了相关六项请求，最主要一项乔丹体育未经乔丹本人同意使用其名称，要停止这种侵权，同时对中国消费者做出澄清，其与迈克尔·乔丹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关联。

乔丹体育提供的信息显示，该公司主要使用的“乔丹”商标是在2003年前后注册完成，为何时至今日迈克尔·乔丹才开始起诉乔丹体育？而且又时值对方上市前夕的敏感时期。

康乂称，去年年底，迈克尔·乔丹找到他们律师事务所处理此案，“我们在美国和他本人开会时，他表示是近期才了解到，同时了解到对方甚至把自己的两个孩子的名字也注册成商标。”

“这跟其上市与否并没有直接关系。”康乂告诉本报记者。

一名知情人士称，君合律所之所以能作为乔丹的代理人，关键还在于其在美国分所的业务拓展，乔丹是由该分所顾问引荐而来。

法理分析

乔丹体育招股书中称，“Jordan”作为普通外国人姓氏，不具有特定性，与“迈克尔·乔丹”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

招股书还披露，和迈克尔·乔丹不存在任何商业合作关系，也未曾利用其形象进行企业、产品宣传。

康乂则称，乔丹和Jordan已经在中国观众心中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我们也有其他各种证据证明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

本报记者了解到，乔丹体育并非第一次因“乔丹”品牌引来风波，乔丹个人起诉之前，拥有“Air　Jordan”高端子品牌的耐克公司曾控告乔丹体育商标侵权，但并未成功。

乔丹体育早已做好“战略储备”。

其招股书披露，该公司“乔丹”主要使用的图形商标已于2005年被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认定为“驰名商标”；“乔丹”中文文字商标于2009年被认定为“驰名商标”。

本报记者在工商总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查询发现，目前耐克国际有限公司包括多个JORDAN字样在内的商标均处于“驳回复审”的商标流程。

目前耐克公司只有文字商标“MICHAEL JORDAN”和两个图形商标在中国获得注册。

值得关注的是，乔丹体育还拥有在中国境内注册的127项注册商标，包括含有“小乔丹”、“桥丹”、“杰弗里乔丹”、“马库斯乔丹”字样的商标。

杰弗里乔丹、马库斯乔丹正是迈克尔·乔丹两个儿子Jeffrey Jordan和Marcus Jordan通常对应的中文译名。

一名资深法律界人士告诉本报记者，从法律上来说，中国并没有美国那种公众人物权利这一类知识产权。在中国的法律语境下，比较合适的是姓名权，由于乔丹的中文译音本身并不是特指迈克尔·乔丹，因此，需要结合具体情况来分析。

但他结合《反不正当竞争法》分析，虽然迈克尔·乔丹不能垄断乔丹的中文音译，如果让普通消费者认为有人使用了迈克尔·乔丹的名字，这也算侵权。

“这也提醒公司在进行商标策略时要慎重，打擦边球傍名人或许可以得到快速的传播效果，但投入资金做得越大，风险也就越大。”吴鹏彬如是说。

康乂表示，姚明状告“姚明一代”的胜诉表明中国法律十分重视保护运动员的姓名权。

潜在影响

2010年，匹克、安踏、李宁和乔丹在中国市场的营业额分别达到38.49亿元、73.26亿元、86.15亿元和29.12亿元。

独立评论员马岗则认为，像乔丹体育这样盘踞在三四线市场的品牌受到来自耐克、阿迪、李宁等一二线品牌的冲击越来越大，急需现金投入进行渠道扩张，而一旦上市进程受阻，原计划中营销投入、渠道拓展费用、产品开发费用等都可能出现问题。

多名投行人士向本报记者指出，陷入重大诉讼的乔丹体育上市之路存在变数，未来根据诉讼的发展，不排除暂缓发行的可能性，也有可能面临“二次上会”。

《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管理办法》对发行人上市的一个要求是，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不存在影响持续经营的担保、诉讼以及仲裁等重大或有事项。

该办法同时要求，发行申请核准后、股票发行结束前，发行人发生重大事项的，应当暂缓或者暂停发行，并及时报告证监会，同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影响发行条件的，应当重新履行核准程序。

现行的发行审核流程环环相扣，从上报材料到最后发行上市每个环节都有可能被亮红牌。

分析人士指出，乔丹体育这类企业直接面对的是证监会发行部的发行一处和发行二处，这两个部门分别负责法律和财务审核。

不过，该人士称，在预审阶段，证监会发行部不会对发行人能否上市作出实质性的判断，其工作核心是要求发行人如实披露一切有可能对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和资产完整性造成影响的任何因素，包括可能因商标权产生的诉讼。

即便是拿到了批文，也有企业在最后阶段可能因为突发事件而被否掉的先例，比如胜景山河。

上述人士指出，监管层可以做到的是让公司如实披露，最后交由投资者判断。因此，即使最终乔丹体育能拿到发行批文，在发行阶段能否获得投资者认同，也是个未知数。

“(品牌侵权)这个问题，包括对未来定价，以及后续经营来说，始终是一个很大的负面因素，就看公司怎么处理，以及最终的判决结果。”东方证券纺织服装行业首席分析师施红梅指出，无论从消费潮流的变化导致的需求下降，还是外部竞争对手的冲击来看，国内运动服装行业在现阶段本身就较为困难，其估值在所有服装的子行业中应该是排在最末位的。

新闻回顾：迈克尔·乔丹起诉中国乔丹体育公司侵权

迈克尔-乔丹(Michael Jordan)将起诉中国乔丹体育有限公司。乔丹在声明中表示，这家公司在没有得到允许的前提下，利用他的中国名字来做生意，同时还用了23这个号码。乔丹说，这个名字对他来说意味着一切。这个诉讼不关乎金钱，关于原则问题，也为了保护自己的名字。

来源: 人民网

东莞38岁亿万富豪家中意外坠亡

核心提示：2月22日晚，东莞塘厦一集团公司董事长杨某某从自家小区七楼坠亡。据知情者透露，当晚杨某酒后回家，与朋友聊天，后走到阳台抽烟，试图坐到栏杆上，不慎用力过猛翻出了栏杆。警方从监控录像认定杨某为意外死亡。据悉，杨某某1974年出生，保守估计身家过亿。

2月22日晚10时许，一男子从东莞樟木头一小区七楼坠楼身亡。据知情人士透露，该男子杨某某1974年出生，为塘厦一集团公司董事长，保守估计其身家过亿，产业涉及贸易投资、文化娱乐、酒店餐饮、电子科技、房地产等多个领域。

旗下拥有多家子公司

记者从目击者口中获悉，大约22日晚上10时许，在樟木头一小区突然传出一声巨响，一男子从楼上坠楼，现场还有一名年轻女子看似男子的家属。据知情者透露，死者为东莞塘厦盛×集团公司董事长杨某，该集团成立于2006年，旗下拥有多家业绩卓越的子公司，该集团经营范围广泛，产业涉及贸易投资、文化娱乐、酒店餐饮、电子科技、房地产等多个领域。死者生前在塘厦可谓是赫赫有名的风云人物，据一名对杨某某熟悉的企业老板称，保守估计杨某某的身家资产过亿。

据知情者称，2月22日晚10时许，杨某当晚和朋友喝了一些酒后，便回到东莞樟木头镇一高档小区的家中，当时，杨某的一位得力女手下也在屋内正和他聊天。就在两人交谈时，杨某突然走到房屋的阳台处，双手撑在阳台的栏杆上，试图坐到阳台栏杆上，谁知杨某用力过猛，结果整个人失去平衡一头从七楼的阳台上坠下，当场死亡。

欲坐到阳台栏杆上抽烟却坠下

案发后，杨某的女手下立即向警方报了警。知情人士透露，该女子自称当天晚上杨某喝酒后，两人因为一些琐事发生了小口角，当晚10时许，两人回到杨先生的住处时，又在客厅里聊了一会。平时杨某就有坐到阳台栏杆上抽烟的习惯，过去她曾为此多次劝说，也许是当晚因为一些事不开心，杨某又像往常一样走到阳台上，两手撑到栏杆上欲坐上去抽烟，谁知这次竟然用力过猛，整个人都翻出栏杆坠下楼。

记者昨日从樟木头警方获悉，警方接到报案后，根据现场调查，并及时调取了小区的监控录相，经过初步调查认定杨某某为意外坠楼身亡，排除他杀可能。

警方证实，从监控录相拍摄的情况来看，基本与杨某某的女手下陈述的事实一致，当晚杨某某的确有喝酒，至于是否醉酒则未能证实。

平时杨某就有坐到阳台栏杆上抽烟的习惯，也许是当晚因为一些事不开心，杨某又像往常一样走到阳台上，两手撑到栏杆上欲坐上去抽烟，谁知这次竟然用力过猛，整个人都翻出栏杆坠下楼。

来源: 中国经济网

蔡子强：颜色与政治

　　前段时间，我到台湾观看“总统选举”。据说有香港旅行社大张旗鼓，办了一个“台湾选举嘉年华考察团”。临行前，该旅行社的董事长在接受杂志访问时，还兴致勃勃、绘声绘色地说，他会提醒团友带齐蓝、绿两色衣服，蓝营胜出穿蓝衫，绿营胜出就换绿衫。选举结果一出，便立即安排团友换衫“变身”，赶赴获胜方的庆祝活动，零距离感受其兴奋之情。他还煞有介事地警告，切忌穿错颜色入错场，被人误当“砸场子”。

　　我想，这位董事长可能贵人事忙，不知道台湾政情的最新变化。如果他和他的团友，真的穿了绿衫到绿营去参加造势活动，可能会有点失望，甚至被人视为落伍、过气，因为这次蔡英文换了选举颜色，绿色不再是其参选的颜色了。

　　为了走出深绿，吸纳中间选民，小英这次的选举策略，不仅告别了民进党以往的悲情、暴烈，变得温和、理性，她还索性放弃了绿色，把选举颜色改为黄色和粉红色，形象上变得更温柔和女性化。所以大家倘若这次到过台湾，便会看到：小英的选举标志，是一个写着“下一站公平正义”的黄色箭头；而她的竞选网站，基本色调也是黄色；在造势活动和晚会上，挥动的那条写着“现在决定未来”的领巾等，也都是黄色；至于候选人和助选团穿的外套，则是粉红色或紫红色；他们和支持者所挥动的旗海，亦是粉红色。至于绿色，却极少见到。

　　当然，在一些偏远的乡郊，是否会多一些死忠绿衫拥趸，我不敢担保，但最低限度，在大城市尤其是台北，便是上述情况。而我相信，董事长带团去的，应该是台北吧。

　　其实，所谓蓝营穿蓝衫，绿营穿绿衫，慢慢已经成为一种过气的说法，近年来，随着台湾社会的政治激情冷却、退烧，根本没那么多人在乎了。年轻人乃至政党的志愿工作者，只在乎穿得好不好看、是不是潮流时尚。

　　说到颜色与政治，我们可以多谈几句有关颜色政治学的话题。

　　以颜色作为政治符号，由来已久。

　　早在19世纪，蓝色就成为保守政党的代表颜色，这起源于英国。在很长时间内，当地公职人员视蓝色为忠诚、恒心的代表。而当英格兰的新教教会与苏格兰的长老教会发生严重宗教分歧时，后者便穿着象征诚实的蓝袍，自称为“蓝色派”(BlueMan)。之后，蓝色逐渐成为最受欧洲保守政党、政团青睐的颜色。

　　而同一时期，人们也以红色代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为红色象征火焰、热血和革命等，因此，一些政权被称为“红色政权”，军队则被称为“红军”，在冷战方兴未艾时，地图上社会主义国家往往被标示为红色。

　　而在冷战中与之对立的西方民主国家，为了区分，便选择了象征冷静、理性、开放、多元的蓝色作为标示。

　　有趣的是，在政治光谱中处于极左、极右两端的无政府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则对黑色情有所钟。

　　而绿色，近年来成了环保运动的代表颜色，当然大家都知道，这是因为绿色象征大自然和植物。环保运动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西欧出现了对工业文明破坏环境的反思。德国的绿党就是其中的标志性政党。

　　那么粉红色呢？其实，粉红色往往被视为代表同性恋的颜色，这里有一段历史典故。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当希特勒横扫欧洲时，这个代表父权和阳刚政治的大独裁者，曾勒令所有同性恋者必须绣上粉红色的三角形标志，作为一种羞辱。慢慢地，这个标志被沿用为同性恋者自我肯定和争取权益的记号。

　　随着时代变化，各地政党、政团纷纷想弄出一点新意，在新人士、新作风、新气象的情况下，纷纷弃旧迎新，在颜色政治光谱上，更加趋于多元化，mix and match，各自精采。

作者:蔡子强，来源: 南方人物周刊

敘利亞變局與中俄的變數

敘利亞的戰略地位敏感，政治上又與俄羅斯和伊朗結盟，要想顛覆阿薩德政權並不容易。不過，支持敘利亞的俄羅斯目前已有兩個方案，以確保即便阿薩德下台，也要保證敘利亞親俄派掌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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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之春現在已滿週年，但動盪依舊。在暴力動亂依然泛濫的此刻，最新的焦點是敘利亞。二月四日，聯合國安理會原擬通過譴責案，但因中俄兩國的否決而未獲通過。但同性質而不具約束力的譴責案卻在二月十六日的聯合國大會獲得通過，該譴責案要求敘利亞總統巴沙爾?阿薩德停止繼續血腥鎮壓，並交出政權下台，由他指定一名副手，籌建過渡性的聯合團結政府，為將來的選舉預作準備。

但敘利亞情勢是否真能向該譴責案所期望的目標發展，目前仍言之尚早，因為敘利亞問題的複雜度超過了埃及、也門、利比亞等國。原因是﹕

（一）敘利亞的地理及戰略位置敏感，緊鄰土耳其、約旦、伊拉克、以色列和黎巴嫩，它在政治上又和俄羅斯與伊朗結盟，敘利亞的塔圖斯港又有俄國海軍基地，是俄國唯一的境外基地，今年一月俄國才和敘利亞簽訂了五億五千萬美元的戰鬥機軍售合約。由此已可看出，敘利亞情勢的發展可能牽涉到俄國和伊朗勢力的變化。敘利亞的情勢有美俄在中東爭霸的意含，俄國當然不容利亞落入美國勢力範圍。

（二）敘利亞為伊斯蘭遜尼派國家，而阿薩德則屬於較小眾的亞拉威教派。這種教派特性使得什葉派的伊朗極力拉攏敘利亞；而在和敘利亞對立的黎巴嫩，最大的反對派真主黨也和敘利亞接近；至於敘利亞的基督徒和庫特族，他們也都托庇於亞拉威教派，甚至於還謠傳伊拉克總理馬立基也不斷援助敘利亞當做槓桿。由敘利亞這種特性，可見要顛覆敘利亞並不那麼容易，顛覆敘利亞後的連帶效應將極為複雜。

（三）敘利亞內部雖然叛亂四起，但人們已知這種叛亂行為有許多是西方國家煽動所致。敘利亞的兩大組織「敘利亞國家委員會」及「全國協調組織體」各分派系，最大的反抗組織「自由利亞軍」中同樣四分五裂，由於叛亂組織力量不集中，敘利亞的動盪反而是外部效應大於內部效應。敘利亞內有俄國等支持，政府軍仍極完整，而叛軍四分五裂，實力難以茁壯，這乃是阿薩德繼續強硬的原因。美國等國家希望能在敘利亞西北部形成保護走廊，像伊拉克及利比亞一樣，能讓叛軍受到保護而實力擴大，但中俄不可能支持此事，這也意謂著要叛軍逼使阿薩德下台，其實並不容易。

因此，敘利亞的情勢會如何演變，目前仍言之尚早。敘利亞動盪之初，俄國曾派遣它唯一的航空母艦戰鬥群至敘利亞的塔圖斯港，其力挺之意甚明。二月七日，俄國外長拉夫羅夫及海外情報總管弗拉德科夫訪問敘利亞，與阿薩德詳談，結論是挺阿薩德的態度不變，但阿薩德同意指派副總統沙雷為代表，與叛亂團體對話，並相互討論修憲及將來選舉之事。觀乎俄國的態度變化，國際上已在傳言，俄國對敘利亞情勢已有兩點腹案﹕

（一）原則上將力挺阿薩德，制止西方策動叛軍推翻敘利亞，在此過程中由副總統扮白臉與叛軍協商修憲及選舉之事，將來動盪平伏，阿薩德可指名副總統沙雷參選，那麼政權即可順利過渡到沙雷手上，阿薩德光榮下台。由於敘利亞還是親俄的沙雷當權，俄國的政治利益亦不致受損。

（二）如果敘利亞的動盪穩不住，阿薩德自己下台，指派副總統善後及安排選舉，務必使副總統沙雷當選，以持續俄國的戰略利益。這種解決動盪的模式與也門模式完全相同，也門乃是阿拉伯之春被搞垮的國家之一，總統薩利赫於去年十一月下台，將權力移交給副總統哈迪。但也門是拉登故鄉，「基地」組織（蓋達）勢力極大，因此美國絕不容許也門落入拉登黨羽手中，薩利赫下台後所有安排都是美國操盤，目的就是要讓親美的副總統哈迪順利當選。俄國在安排敘利亞情勢時，其道理亦然。

在談過敘利亞情勢及俄國角色後，我們可以再來看中國的態度。中國在敘利亞並無明顯利益，但中俄為主要戰略夥伴，而且中國一向反對內政的干涉，因此在大原則上，中國當然會站在俄國這邊，所以中國在二月四日聯合國安理會上對譴責敘利亞案投下否決票。本於同樣立場，二月十六日聯合國大會討論沒有約束力的譴責案時，中國也投下反對票。

但前面已提到俄國對敘利亞情勢的發展都已有了兩個腹案，中國當然也必須有兩個腹案。中國在投下反對譴責案的同時，副外長翟雋即於十七日前往敘利亞會見阿薩德，並主張各方都應停止暴力，他「勸和促談」之意甚明。這也吻合中國的一貫態度，各國自己的問題必須當事各方自行協商解決，國際干涉是沒有用的。翟雋訪問敘利亞的目的和二月七日俄國外長拉夫羅夫訪問敘利亞相同，都希望「勸和促談」，解決這場動盪。對於各國的動盪，大國干涉是沒有用的，只有「勸和促談」才是唯一有效的方法。

—— 原载: 亞洲周刊

2012年2月23日《明鏡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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