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仕途走向, 美中专家把脉

美國之音中文網

在中国政坛引起强烈震荡的重庆副市长王立军进入美国领馆事件到底如何发展，将对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仕途有何影响，美中观察人士发表了看法。

*戈茨：中共高层因王立军事件而分歧加重*

密切观察这一事件的美国《华盛顿时报》资深记者比尔.戈茨认为，王立军这一出政治大戏中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表明中共政治局里薄熙来等反美的民族主义和军方人士同胡锦涛等倾向经济改革一派之间的较量和分歧日益严重。

戈茨星期五在《华盛顿自由灯塔》网上发表文章说，有美国官员(U.S. officials)认为，薄熙来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型反美民族主义的突出代表。他们认为，中国8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和基础。薄熙来三年来领导重庆政府发起了“唱红歌、读经典、讲故事、传箴言 ”运动。

《华盛顿自由灯塔》的文章说，王立军事件引起了美国情报界的一场辩论，中心是：中共高层的分化和派别。

*中共高层有无分裂？*

有分析人士认为，新毛派和民族主义派有可能掌权，届时中国政府会更加反美。也有分析人士说，中国高层有分裂的这种观点不对，认为中国高层有分裂的想法是危险的。

戈茨的报道说，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被多方认为是中共高层最有权势的反美高官。在王立军进入领馆时，周永康当时也在重庆视察。更早些时候，周永康高度赞扬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运动。

《重庆日报》8日说，政治局主管政法的周永康到重庆参加当地司法会议，赞扬了薄熙来，并没有提到王立军。

美国官员估计，薄熙来主导的这场唱红打黑运动，由于大批公众的参加，可能耗资两千多亿人民币。

*陈子明：处理薄熙来，要看习近平*

在北京，学者陈子明对美国之音说，薄熙来问题如何处理，主动权在习近平手里；其他人即便能处理，也要看一看习近平怎么处理。

习近平刚刚结束对美国、爱尔兰和土耳其三国的访问回到中国。

陈子明对美国之音说：“因为这样，这件事属于较难处理的，又跟习的这批人比较相关的，因为也是太子党出身嘛。因此我想，最高层他就是能处理也不会处理。它就是把难题留给你解决，看你怎么解决，它再决定如何。所以说这也是一种比较高明的政治手腕。”

他说，前一段时间薄熙来的情况之所以显得比较暧昧，就是因为习近平人在美国，听不到他的意见。

因为89年天安门事件而坐牢多年的陈子明说，习近平回来以后，就可以着手处理这件事；而现在出现的这些结果，都跟他回来是有关系的。

*政治局开会，薄熙来亮相*

在华盛顿，密切关注王立军事件的华盛顿时报资深编辑戈茨也注意到了薄熙来前几天在 CCTV露面。央视的新闻联播报道，薄熙来参加了政治局的学习会议。

薄熙来近期频频在媒体上亮相，包括在重庆接待前任澳门特首何厚铧。有分析认为他看上去是躲过一劫。但陈子明说：“从现在的情况来说呢，你如果说(薄熙来)度过一劫呢，我觉得言之过早。但是说，现在情况缓和了。从他的情况来说，是缓和了。但是是不是过了一关呢？我觉得还不能这么说。”

陈子明说，王立军的情况都还有待于调查，这个事的发酵时间还会比较长。

他说，中央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眼下怎么办呀？他认为，上层的意见是，眼下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吧。

陈子明认为，上层还是不想把这件事弄得太大，不希望它成为一个对体制形成致命性伤害的话题，因此官方的语言还是会保持连续性，在最后处理过公布的话题上，会跟过去官方说的关于他的消息保持一致。

陈子明认为，这件事肯定会影响到薄熙来等一些人的升迁。

*报人杜导正：政府不应遮掩，要对人民有所交待*

史刊《炎黄春秋》的创办人、社长杜导正是资深共产党高级干部。他认为，王立军的事情相当的复杂，是“很复杂的政治大背景之下的一个事件。”他说，这么一个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的事件，中共党中央和政府应该对人民有一个正式的交待，因为越这么遮遮掩掩地，就越被动。

杜导正说：“看看中央它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吧。反正我认为这个事情很大、很大。因为他(王立军)是个高层的官员，又牵扯到薄熙来。他是个政治局委员、省委(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又牵扯到十八大。反正很复杂，各种各样的谣传也很多。官方光这么简单的十几个字这个不行。”

杜导正说，官方就此事调查和调整需要时间，但是不能就简单地说王立军精神上不太正常，这个不行，骗小孩子倒是可以。

*《明报》：薄熙来、何厚铧“一厚一薄”*

香港媒体对薄熙来在“请辞”传言后又高调出席公开活动相当关注。《明报》25日载文说，薄在“请辞”后，于前日(23日)接见全国政协副主席、原澳门行政长官何厚铧率领的港澳代表团；薄熙来表现得相当开心，还与何厚铧开玩笑称二人“一厚一薄”，宾主当晚还一同登台合唱“歌唱祖国”。

《明报》文章未作分析，但提及全国政协会议发言人赵启正24日上午与传媒茶叙时，被问到薄熙来会否赴京出席两会，赵回答到：“我觉得他会出席的，为什么不出席？”文章说，赵启正又指网上对王立军、薄熙来事件的报道是“拼图”，“拼出来各式各样都有，是失真的。”

*《南华早报》：薄熙来或已安度风暴*

香港英文大报《南华早报》25日的报道则以“薄熙来或已安度风暴”为题，称薄熙来高调公开会见澳门代表团显示十八大前他不大可能落马。

文章援引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郑宇硕的分析说，薄熙来本周在中央电视台有关政治局会议的报道中露面，意在缓解与他相关的疑虑。

郑宇硕认为薄熙来打算渐退，那样可以不太轰动，有助于他避免围绕着他的过多有关其政治前途的猜测。

两岸谍战数十载，空谷幽魂逾三千

美國之音中文網

海外媒体报道，近几十年来，台湾派出上万特工，到大陆搜集情报。前后共有一万多人被捕，三千多人“殉职”。而1979年中国大陆同美国建交后，大陆抓捕并处死台湾间谍的情况仍屡有发生。

北美最大的华文报纸《世界日报》星期四报道，台湾情报机构估计，近年来“大陆情报人员假借各种交流、参访、观光名义不断进入台湾，但在台湾，由于没人愿意冒险，派往大陆的间谍已经后继乏人。”

报道援引日本《每日新闻》的报道说，“1979年美国和中国大陆建交之前，台湾每年都向大陆派遣百名甚至数千名间谍，前后有一万多人被捕，包括被处决的在内，共有三千多人殉职。”

日本《每日新闻》的报道被中国大陆发行量最大、世界发行量第五(310万)的报纸、新华社旗下的《参考消息》日报所转载。百度百科介绍，“《参考消息》是与《环球时报》(《人民日报》旗下)同为中国大陆唯有的两家能够合法直接刊载外电的报纸。”

这一报道并没有说明“殉职”的三千多特工是在哪个时间段被大陆处死的。《环球时报》8年前(2004年)曾报道，“台湾情报局对大陆情报战惨败 50年死3000人”，消息来源是台湾情报局“前官员”。

该官员两年前(2002)透露，台湾半个世纪对大陆的情报战，已有三千多特务殉职。《环球时报》的报道说，例如，1958年12月7日，广东高院判处5名台湾特务死刑，立即执行。

*中国媒体：两岸谍战最危险、活跃*

报道说，“50年死3千人，数字上颇为惊人。”但如果大陆涉案人员和被捕判刑台谍计算在内，人数可能超过一倍”，“两岸之间是世界上最活跃、最危险的情报战场之一”。

*台湾枪毙“匪谍”吴石案*

台 湾方面，在国民党政府1949年退到台湾之后的年代，“防匪防谍”意识非常高，特别是上世纪50和60年代，台湾经常听到抓捕处死大陆“匪谍”的消息。美 国之音记者2000年后到台湾澎湖，看到岛上还有“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的标语。台湾防谍最知名的例子就是中将吴石案。

吴石当时是中华民国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1950年初，台湾当局发现他为大陆服务、秘密输送情报，遂将其逮捕，并在当年6月10日处死。一同处死的还有同吴石联系的大陆“匪谍”朱谌之(朱枫)、吴石副官聂羲、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

从台湾在80年代中期废除勘乱条款、放开党禁报禁之后，对抓到的大陆间谍一般很少处以极刑。

*大陆最知名台谍案---刘连昆、刘广智案*

在大陆被处死的台湾间谍最有名的是解放军少将刘连昆、大校邵正宗。他两人于1999年8月15日被处决。后来有报道说，二人是被注射毒针处死的。刘连昆是解放军总后装备部部长、邵正宗是总后军械局长。大陆在1999年非常低调地处理了这个案件。

*李登辉泄露空心导弹要了刘连昆的命*

2000年2月19日，《华盛顿邮报》详细报道说，台湾方面承认，由于台湾领导的失误，导致中国反间谍机构，查获刘连昆和邵正宗。“并在1999年台湾的李登辉总统提出两国论之后不久，将二人处死。”

据报道，刘连昆、邵正宗案一共牵连24人。刘邵二人是台湾在大陆策反最成功、地位最高、最敏感和情报最准确的官员。

台湾方面开始不承认刘连昆为其服务，但后来在路透社和香港多家媒体报道后证实，刘邵二人的确为其服务。1996年台湾大选，大陆在海峡发射导弹，引起台湾人心浮动。

刘 连昆的情报透露，大陆发射的导弹不带弹头，同时还提供了解放军部署，兵力和战斗力方面情报给台湾。李登辉发出安民告示，告诉百姓导弹不带弹头，因此不要惊 慌。据报道，大陆军方只有10个左右高级将领参加了这次会议，情报部门马上调查，很快将刘连昆和邵正宗拿下并在半年内处以极刑。

*台湾特工张志鹏：情报生涯一场梦*

一年后，曾参与策反刘邵二人的台湾谍报人员张志鹏在台湾举行记者会，诉说情报人员的艰辛，为死去的同志感到悲痛。他说：“情报生涯本来就是一场大梦。”

据报道，台湾方面也委任刘连昆为国军少将，因此，他是第一位同时有大陆和台湾少将军衔而被处决的军人。

刘 连昆是级别最高的被策反解放军官这一纪录，5年后被另外一位解放军将军所打破。2004年3月，解放军空军学院院长、少将刘广智因台谍罪被捕，他是正军级 军官，而且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刘连昆是副军级，不是人大代表。所以，中国互动百科把两案并在一起，称二刘台谍案是中国建政以来军队内最严重的间谍案。

中国《警务中国网》(2011年1月2日)报道，专家认为，刘广智案的破坏力比刘连昆案还大。他涉嫌“将绝密的解放军对台作战计划以及空军主力战机苏27、苏30的部署和训练详情交给台湾。”

*刘连昆、邵正宗、刘广智被毒针处死*

有报道说，刘广智很快就和刘连昆一样被判处死刑。维基和百度百科都说，他2004年被捕后，被解放军军事法院以叛国罪判处死刑，“注射药物处决”。刘广智一案也牵连了二十多人。

*科学家沃维汉、郭万钧被处死*

北京以“资敌罪”处死了刘连昆和刘广智这两位解放军高级将领4年后，又高调处死身份为科学家的台湾间谍沃维汉。

2008年12月，沃维汉在中国被处死，罪名是给台湾当间谍。《环球时报》曾详细报道，1948 年出生的沃维汉80年代到德国留学，被台湾间谍机构策反。沃维汉和刘连昆一样，都是东北黑龙江齐齐哈尔人。

《环球时报》说，沃维汉认识了大陆导弹技术专家郭万钧，把郭给他的口头“科普”资料详细作了笔记，提供给台湾军情局。台湾军情局一个副局长对沃维汉说，美国非常重视他的情报。

报道说，沃维汉曾向郭万钧转交台湾谍报机构提供给数万美元和一块手表。中国媒体报道，沃和郭是远房亲戚，郭1942年出生，南开大学毕业，后来从事导弹研制工作。90年代初，郭向沃提供了“大量有关战略导弹的情报”。

2008年11月28日，沃维汉、郭万钧被执行死刑。

*陈锡藩：两岸无消除敌对关系*

针对沃维汉一案，台湾国民党智囊机构国家政策基金会国家安全组召集人陈锡藩(2008年12月3日)对美国之音说，两岸关系虽然缓和，但“不等于已经消除了敌对关系。”

陈 锡藩说：“两岸现在的确关系和缓。但是，就中共来讲，现在敌对状态并没有结束。是中华民国这边，是李登辉先生，他已经终止了敌对状态。但中共那边，一直没 有，现在就他们而言，检察机关、法院，甚至政府部门，还认为现在还处于敌对状态。什么时候解除敌对状态？大概要等到和平协议签订之后了。”

*陆以正：胡锦涛处理沃案安抚强硬派*

曾 经担任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顾问的资深外交官说，两岸关系特殊：“两岸，不是两个国家，但也不是一个国家。大家都在那里搞情报，这也是难以避免的事 情。”曾经担任中华民国驻南非大使陆以正认为，胡锦涛处理沃维汉案件，也是想安抚强硬派，“要摆平各方的关系，搞平衡非常不容易。”

*大陆猛捕台湾“间谍”*

2001年，北京中级法院对三起台湾间谍案作出一审判决，杨铭中还有两名女士姚嘉珍、张玮分别被判处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十五年。
同时，北京高调逮捕了大陆留美博士、香港城市大学教授李少民，并以为台湾从事间谍罪将其驱逐出境。

大陆媒体报道，1997年，西安破获朱晶民台湾间谍案；南京破获王冠都间谍案；1999年，武汉破获岳青间谍案。

2004 年，千龙网报道，海南破获宋孝濂台湾间谍案；安徽安庆破获了台谍李庆生、张新民案；南京破获李运溥、高国宁和吴哲明案(和刘广智案同案)；广州抓捕了台湾 居民童太平，指控他为台湾情报部门服务；福建逮捕了台湾居民张旭闽和余诗屏(女)，使台湾在福建的“情报部门瘫痪”。

*陈水扁说出大陆导弹部署，导致24名台谍落网？*

大 陆媒体报道，1996年是李登辉说出了大陆导弹是空包弹，导致刘连昆被捕。而在2003年，陈水扁(总统)在高雄县“扁友会”成立大会上宣称，大陆在沿海 600公里范围内共部署了476枚导弹，其中在江西乐平、江西赣县和广东梅州各部署96枚、福建永安144枚、福建仙游64枚。《环球时报》说：“这是陈 水扁第一次‘精确’说出大陆导弹部署位置和具体数量。”

报道说，陈水扁这番话一出，“立即引起了大陆安全部门的高度警惕。”短短两个星期，大陆当局在广东、福建、安徽、浙江、江苏、上海和山东八个地方抓获24名“台谍”，包括傅宏章、宋孝濂、张豫人、王长勇、童太平、林介山、张耿桓、李享隆。

图片来源: 环球网截屏

大陆媒体报道台湾间谍案

17名上海访民在北京被扣押

自由亚洲电台

17名上海访民星期六到北京草场地艺术园游览时被北京警察扣押，警察抓捕访民时没有任何法律手续。据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报道，这17名访民被关在北京南 皋警局2个半小时后，被北京警方转交给上海驻京办。上海驻京办要求把访民关到北京南站救济站，访民不愿被关到南站救济站，和上海驻京办人员发生冲突。北京 警察和上海驻京办联手强行把17名访民押上车，关到北京南站救济站。

中国资本账户开放要提速

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称, 中国加快资本帐户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未来5到10年或依次审慎开放不动产、股票及债券交易。

中国央行这份名为《我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条件基本成熟》的报告指出, 中国当前正处于资本账户开放的战略机遇期，开放的风险基本可控，不能过分强调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或者人民币国际化条件完全成熟后再进行资本账户的开 放。对此,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徐滇庆教授表示,目前加快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有两方面的优势,没有危险, 但考虑到美国将来是否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和欧洲债务危机以及欧元风险两大因素,未来三五年的情况现在很难说:

“第一，有3万多亿的外汇储备。你想从外部来攻击中国的金融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第二，就算换了人民币，逃到外面去，请问哪个货币现在状况比较好呢？但是一定要注意在国际金融市场风云变幻的情况之下，提出口号往这个方向走。这是对的。但是3年以后的事情3年以后再说吧。”

中 国央行的这份加快资本账户开放的报告是首次以官方报告的形式，这是央行首次以官方报告的形式，描绘出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清晰路径图和具体的时间表。 负责研究报告的央行调统司司长盛松成强调, 中国未来五到十5年依次审慎开放不动产、股票及债券交易，是先开放流入后开放流出, 强的短期外债项目可以长期不开放。英国中国经济问题专家无克钢博士表示, 加快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全球化进程。

“现在中国的经济基本上都跟全球其他市场已经是完全连在一起。现在中国也认识到了把自己的货币跟美金连起来，前面这几十年中国实际上损失很多。现在中国已走资本帐户开放跟人民币的可兑换，这是必经之路。”

中国央行的研究报告将中国资本账户开放步骤分为一到三年的短期、三到五年的中期和五到十年的长期三个阶段, 每个阶段都有目标。例如, 短期内将放松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直接投资管制.不过, 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教授杨帆博士认为,考虑到金融投机,人民币可兑换不能完全放开:

“控制投机资本的自由进出是非常必要的。不能够让他们自由进入，不能够没有限制，这样很容易发生金融危机。”

杨 教授以上所说的 “金融危机"是指中国国内的金融危机. 其实, 中国就资本项目开放的各种举措，如加强跨境证券投资和人民币结算的直接投资已经于2011年陆续开展或开始启动.吴克钢博士表示,资本项目开放是把双刃 剑,中国要做的是如何控制和管理由此产生风险,平衡利益与风险,不是投鼠忌器.

深圳职业经理人赵伟博士表示, 现在可谓是中国开放资本项目千载难逢的时机:

“现在国内我身边的富豪基本上90%几都已经移民国外了，而且现在人民币也蛮值钱的。在国外的时机、投资、全球化这些那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中 国1996年开始实现了经常账户完全可兑换，但在通往资本账户放开的道路上进展缓慢慢。原因之一就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亚洲相关国家由于资本账户开 放而遭遇灾难性金融风险, 损失惨重.十几年过去了,今非昔比, 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超过三万亿美元,全球遥遥领先. 作为全球最大出口国和全球经济增速最高的国家. 英国 <金融时报>星期五报道说,中国提速资本账户开放的步伐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

希臘財困契機台購德國潛艦

《亞洲週刊》

潛艦的採購最近在台灣從蟄伏已久的政治海底上浮到䒷面。重燃台灣潛艦採購希望的事件，最主要還是拜歐洲經濟危機之賜。

希臘向德國採購二一四型潛艦後，因國內的國債風暴無力支付德國款項，使已經建造完成及還在生產線上的潛艦停擺。希臘抽腿造成德國船廠面臨倒閉風暴，因而找上急需潛艦的台灣。

希臘方面是想透過已經建造完成交貨的潛艦賣給台灣變現，加上希臘在購買潛艦時也有簽訂技術轉移的合約，因此希臘方面曾派員到德國造船廠學習造艦技術。希方也成立生產線引進德國技術，希臘除了要把已造的艦透過德國賣台之外，也有意將造船設備及技術一併售台。

台灣國防部方面已經透過台船派技術人員到希臘與德國接洽，但所有的售艦最後都必須透過美國的安排及許可。目前台灣傾向於以國艦自製的方式，從希方及德方作技術轉移，由台船與中科院出面承造潛艦船殼。

至於柴油引擎及電戰武器系統則分別由德美提供，也就是說未來台灣的潛艦將會是以德國設計圖為主軸，台德美三國混血。這樣的採購主要還是著眼於未來維修後勤系統的建立，不會因為單純向希臘的採購而陷於斷炊的窘境。而台灣也冀望於建立起造艦能力之後，可以逐步增加造艦數量，以符合台灣的國防需要而不致於全部受制於國際的風向。

國防部已將潛艦國造的構想向總統馬英九報告，馬也傾向於贊同國防部的想法，並指示軍方要把相關的經費作進一步的限縮，以免造成預算排擠，預計在今年將可以把潛艦規劃經費排上國防預算內。

至於美方的態度，對於台灣以化整為零的方式採購潛艦，遠比過去整艘採購的難度低很多，美方樂見台灣新的採購方案。因此美國也全力協助台灣在潛艦國造方面的技術和外交支援，未來的武器和電戰系統也將全力參與設計，以提供台灣新潛艦的需求。

歐債風暴意外讓台灣潛艦採購復活。對台灣而言，反潛能力是國防上最弱的一環，反潛戰力的提升最直接的武器就是先進潛艦的購置。

以台灣國防需求而言，八艘潛艦是最基本的設置。潛艦國造若能順利進行，對台灣建立的反潛武力而言，將會是一大突破。

而這項軍事採購的戰略意義將遠大於去年F-11A/B戰機性能提升案，不但帶給台灣在防禦能力上的突破，同時也是本質上的提升。

薄熙來陷政爭 恐難更上層樓

《聯合報》

近日，一齣詭譎的宮廷鬥爭戲在現實中的大陸政壇上演。有望成為政治局常委的中共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因親信王立軍遭調查事件，陡然掉入政治深水區，也為18大投下震撼彈。

重慶副市長王立軍2月6日獨自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停留超過24小時，「自行離開」之後被帶到北京；重慶官方事後聲稱他正在「休假式療養」，自此所有消息封閉，薄熙來仍一如往常參加各項公開活動。

但各種傳言也開始繪聲繪影，有人說王立軍手握薄熙來的貪污事證，揚言與薄熙來魚死網破；甚至有人說薄熙來密謀與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拉下儲君習近平不成，而招致被整肅的命運。

陷入政治風暴的薄熙來，不禁讓人聯想起過去「北京王」陳希同與「上海王」陳良宇。

陳希同是前中共北京市委書記，1990年代初被視為「北京幫」代表人物，據傳他自恃黨內資歷高於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因此多次公然對抗中央政策。

陳希同1995年因北京副市長王寶森自殺事件落馬，1998年7月底因貪汙受賄及怠忽職守等罪被判入獄16年。不少評論家認為，此事可能是江澤民暗中主導，之後江澤民為首的「上海幫」勢力愈來愈大。

直至胡錦濤接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時，「上海幫」勢力仍如日中天，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因而對當時大陸政府推動的宏觀經濟政策不太買帳，據聞也曾在會議上公開以言語頂撞總理溫家寶。

2006年7月中共中央開始調查「上海社保案」（上海市部分官員挪用社會保障基金為私用案件），進而牽連出陳良宇，2008年4月，陳良宇被法院以受賄罪、濫用職權罪判處有期徒刑18年。

當時不少學者分析指出，胡錦濤接班後地位不穩，「政令不出中南海」，在拔除陳良宇這個不聽指揮的地方諸侯後，方成功立威，站穩執政腳步。

陳希同在16大前落馬、陳良宇在17大前被撤職，現今距離中共召開第18次全國代表大會只有幾個月，歷史似乎正在重演。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9位委員當中，有7人將在18大召開時卸任，原本各方預期63歲的薄熙來將升任政治局常委。

香港媒體日前報導，中共已將王立軍事件定調為「極為嚴重的政治問題」，和王立軍成敗互倚的薄熙來，眼看很難從這波政治漩渦中全身而退。

薄熙來和「雙陳」同樣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同樣建立出自己獨特的省市模式與個人威望、行事與施政也多次與大陸中央政府基調相左。

薄熙來甫到重慶，推行「唱紅打黑」，與中共中央試圖形塑的改革開放形象不符；胡錦濤自2008年後，多次赴廣東調研，卻從未去過重慶，就被部分學者視為對中央政策路線做出表態。

此外，薄熙來在重慶高調「打黑」，稱將剿滅重慶「猖獗的黑社會」，等於打了曾在重慶擔任市委書記的廣東省委書記汪洋與賀國強臉面；在肅清「黑社會」的過程中，自然也拔了不少汪、賀人馬，多增嫌隙。

王立軍事件中，不少傳言皆指薄熙來被握有貪污腐敗事證，而值得觀察的是，賀國強目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管的正是官員涉貪腐敗這一塊。

身為中共中央領導人之一，「政治問題」總是大於「經濟問題」，薄熙來這次捲入政治權力鬥爭，卻與「雙陳」的情形不同。

學者分析認為，薄熙來雖藉著重慶模式大鳴大放，但勢力及野心都還不足影響中央接班，這次針對薄熙來的鬥爭不會嚴重到有如「雙陳」案的整肅、判刑入獄。

王立軍事件後，薄熙來未來有四種可能，第一，依舊晉升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實力不受影響；第二，續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但擔任較不具實權的職務，如人大副委員長；第三，不再續任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任期屆滿退休；第四，被以貪腐等罪整肅判刑，褫奪公權。

據分析，中共中央既然讓王立軍事件外洩，薄熙來要全身而退已不可能，但在接班前夕大力整肅薄熙來實無必要，薄熙來在王立軍事件後，以第二及第三種情況最為可能。

薄熙來的未來仍不能確定，但確定的是，無論薄熙來的事件如何處理，王立軍一旦落馬，「唱紅打黑」路線可能已被中共中央否定，重慶模式極可能成為絕響。

王立軍錄音 美國領館已交出

新加坡「聯合早報」25日引述北京消息人士透露，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的問題很可能會定性為「間歇性精神病發作」。事件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影響，預計也將止於使他晉身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機會大降。但薄熙來治理重慶的經驗，則將繼續受到肯定。

報導並指出，王立軍進入美國駐成都總領館後作出的訴求，並非尋求政治庇護，而是希望安全地離開重慶。他想在美國總領館暫避，等待北京中央政府人員把他接管。

報導引述消息人士說，思想縝密的王立軍還做了私人準備，將他在美國領館的所有言論都自行存證。

報導說，美國方面對中國政府提出的要求十分配合，已將王立軍的談話錄音交給中國政府。但尚無可信消息表明，王立軍究竟對美國領館人員說了什麼，不過據分析，如果他所求的是自保而非叛逃，估計不會作出涉及中國國家機密的越軌談話。　　

報導說，王立軍為人身安全感到焦慮，堅信薄熙來等對他不利，留在重慶可能遭遇不測，在美國總領館的歇斯底里表現，顯露出精神病症狀。

消息人士表示，王立軍今年初也出現過幻想症症狀，不過當局並未對外公布，只是在2月初調整了王立軍的職務，讓他從分管公安政法，改為負責科教文體。

報導說，作為最高領袖接班人的習近平，近幾年來已在處理中共的組織與人事工作。因此不論是王立軍事件或薄熙來的前途，習近平參與決策都不可或缺。他已於23日結束為期九天的三國行，回到北京，預計將立即處理這一亟待解決的棘手問題。

報導指出，按照「精神病發」的定性，王立軍面對的處分與薄熙來的受創程度，也許不會像事情最初爆發時外界想像的那樣嚴重，有可能從「輕」發落。跡象顯示，「王立軍風波」的最初震撼已告一段落，至少在近期內重慶「唱紅」將繼續。然而就王立軍事件，若「精神病發說」能成立，那過去幾年的「打黑」就可能面臨要求檢討的聲浪。

Read more: 世界新聞網

美中增進互信有利全球經濟

《聯合報》

中共國家副主席習近平順利完成美國行，並在華府受到高規格的接待。這次在特殊背景下展開的行程沒有出現令人意外的驚嘆號，也沒有留下新的問號，就像一行行的直述句，簡單但透顯著平實，這是當前動盪的全球經濟所最需要的。

表面上，習近平美國行是在落實中美兩國副元首互訪，回應去年8月美國副總統拜登北京行的例行安排；但因習近平是內定的中國大陸接班人，身分特殊，出訪時機又是在中美兩國為西藏人權、敘利亞事件等問題產生齟齬，以及雙邊貿易摩擦升高、貿易失衡加劇的背景下（去年中國大陸對美貿易順差達到創紀錄的2,950億美元），使雙方會面別具意義。

近年來，中美經貿摩擦有增無減，歐巴馬上任後，美國對中國大陸提出的貿易救濟案，相當於上屆政府的兩倍，對於中國大陸人為操縱人民幣匯率的指控也從未間斷。歐巴馬曾明言將加強制裁不公平貿易，並將成立新部門監督不公平的貿易活動，都是針對中國大陸而來。

拉到相對抽象的層次，習近平此行也被視為亮相之旅，讓美國認識中共的新領導人，進而為未來十年的中美關係尋找新的定位。依中共政治體制運作，如無特殊狀況，習近平將領導中國大陸至2023年，他很可能經歷中國大陸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的歷史時刻，美國的高規格接待無疑是預先投資於一段未來最重要但未知如何發展的雙邊關係；對北京而言，習近平留給美國的第一印象，也有機會向美國展示中國大陸新的形象及新的思維。基本上，習的美國行具有讓中美關係從舊關係過渡到新關係的意涵，因而也被形容為「重建關係之旅」。

從行前被高度期待到行程平靜畫下句點，習近平的表現中規中矩，由於他尚未掌權，這並不意外；此外，中美今年都將面臨政治換屆，在穩定重於一切下，雙邊關係也不可能因此出現劇烈變化；特別的是，中美雙邊都克制使用激烈的言詞，美方沒有下馬威，中方也保持風度，顯現對歐巴馬與習近平首次會晤的珍惜；在「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no news is good news）」中，中美這次互動更顯現不少正向訊息，值得細細品味。

一如事前美國白宮所述，歐習會聚焦在雙邊關係、區域發展與全球議題上，經貿議題更是這次會談的重點，雙方亦於會後發布了「關於加強中美經濟關係的聯合情況說明」，重點描述了兩國對雙邊經貿關係和協調經濟政策的共識。相較於以往空泛的綱領式宣言，這項「說明」出現了務實性舉措。例如對外資保險公司開放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強制保險，這雖是一小步，但宣示了中國大陸對外開放金融市場的可能性；至於美方，則提供中資銀行在美開展業務時與他國銀行同等的監理待遇。此外，這項說明除宣示既有的經濟合作、共同因應歐債危機及推進匯率制度改革，還承諾推動經濟模式的轉變，而這正是促使中美經濟關係良性循環發展的關鍵基礎。

因此，儘管習近平的美國行沒有在重大議題上取得突破性結論，但在推動雙方建立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上得到了進展。其中，習近平本人受到美方給予的禮遇，展現個人處理中美關係重大議題的能力，對其內部領導地位亦有加分作用；對美國而言，則增加了對習個人風格的瞭解，並進一步掌握中方對雙邊、多邊相關議題的立場和政策態度。

整體而言，中美高層對話，對減少相互猜疑、避免誤判、增加互信、舒緩雙方緊張關係，乃至於穩定地區安全局勢等都將有助益，未來中美關係可望在既競爭又合作的架構下發展。

浅析官员廉洁指数排位与政府反腐败系统结构

　　“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即“国际透明组织”，简称“TI”，是一个非政府、非盈利、国际性的民间组织。“透明国际”于1993年由德国人彼得·艾根创办，总部设在德国柏林，以推动全球反腐败运动为己任，今天已成为对腐败问题研究最权威、最全面和最准确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目前已在90多个国家成立了分会。它的研究结果经常被其他权威国际机构反复引用。廉洁指数对178个国家和地区的贪污情况进行排名，积分从0到10，得分越低贪污越严重，10分则表示非常廉洁，以此类推。他们的调查以全世界各国最易发生腐败的十多个行业为标准调查对象。


　　一、2008～2011年我国及相关国家廉洁指数排位情况

　　笔者关注与此，曾获得“透明国际”通过调查于2008年公布的世界180个国家“廉洁度”排位获知：丹麦、瑞典、新西兰并列第1，新加坡第2、香港第12、德国第14位……美国日本并列第18……法国第23……以色列、台湾、南韩、澳门分别为第33、39、40、43……中国（大陆）第72位……当然，还有泰国、印度、越南、俄罗斯、老挝等都排在中国之后。2009、2010年变化不大。

　　最近，据【财新网（记者 李永春）】2011年12月1日报道：“透明国际”发布了“2011年贪腐印象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报告，在全球182个国家和地区中，按廉洁指数新西兰获得9.5分排名榜首，中国香港排名第12位，美国以7.1分排名第24位，中国（大陆）以3.6分排名第75位，名次较2010年提升了3位，但得分从2007年至今徘徊在3.5～3.6之间。

　　具体说来，排名前10位的分别是：新西兰、丹麦、芬兰、瑞典、新加坡、挪威、荷兰、澳大利亚、瑞士和加拿大。其中，新西兰连续6年排名第一，丹麦和芬兰以9.4分并列第二。香港以8.4分，排名第12位；日本以8.0分排名第14位，美国以7.1分排名第24位，台湾以6.1分排名第32位；韩国以5.4分排名第43位；中国以3.6分排名第75位。俄罗斯、印度排名在中国之后，排名靠后的国家还有：利比亚、伊拉克、阿富汗、缅甸、朝鲜、索马里——颇为吊诡的是，似乎很正宗的“社会主义”朝鲜竟然与盛产海盗的索马里并列以1.0分垫世界之底。

　　以上信息来源于“透明中国”网站。该网站成立于2008年11月，是目前中国唯一专门探讨政府信息公开问题的学术性、非政府、非盈利网站。这些NGO组织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二、从政府反腐败系统的结构与运行规则看反腐效果

　　首先，我们承认，大国吏治与小国吏治，其难度是不可等同的；但同时我们又应当看到，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对于反腐败系统的架构设计是否科学合理，也是至关重要的。否则我们就无从解释同在朝鲜半岛上的韩国与北朝鲜，为何前者廉洁指数排名居中上（43位），而朝鲜却与索马里垫底（182个国家和地区之末）。

　　同为亚洲国家、地区，为何新加坡、香港、日本、台湾、澳门官员链接指数都大大超过中国大陆地区？

　　有人以此数据说明民主不是万能的，理由是俄罗斯、印度都是民主国家，但官员腐败情况照样超过中国大陆。但笔者认为，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的核心价值，肯定不是万能的，在民主政治核心价值指导下建立的民主国家，还有一个民主制度的设计、运行问题。或者制度设计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或者在一些领域民主价值观没有获得充分体现——这二者中任何一个因素的或缺都不能保证反腐败的有效实现。正如当我们不能严格依法办案而搞出冤假错案甚至冤杀无辜时，我们并不能说法律是毫无价值的一样。

　　我们以我国香港特区为例来论证这一观点。从本文末所附视频我们可以看到，上世纪70年代，香港政府部门也是贪污问题严重，警队情况犹为严重，其腐败横行的成都绝不亚于当今中国大陆，这越来越为香港市民所难以容忍。于是，1974年2月香港成立了“廉政公署”（回归前称“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这是一个专门打击贪污腐败的独立执法机构，制定了与之相应的法规条例《廉政公署条例》以及与之配套的《防止贿赂条例》、《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等。

　　但订立制度并不难，成立专门组织也不难。中国大陆也有反贪局、检察院、中共还有纪检委，条例也是很多的，惩治力度不可谓不大，为何反腐败效果徘徊不前？笔者认为，政府反腐败系统组织架构的设计和运行是否科学、是否合理，亦即是否符合客观规律，这是至关重要的。资料表明，香港早在1948年便仿效英国颁布了《防止贪污条例》，加重了对贪污腐败的处罚，但香港的贪污现象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变本加厉。这就说明，光靠制度是不行的，制度如何通过一套系统去科学运行才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商业发达到称为“购物天堂”的七百多万人口的大都市，为何能做到廉洁指数排名保持在世界第十二、三位的前列？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廉政公署”其系统组织架构的设计和运行特点。

　　第一、反贪腐系统组织架构完全独立，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

　　香港廉政公署是一个真正独立的执法机构，实现了“独立于政府之外，切断行政掣肘”的地位。廉政公署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香港回归前直接向港督负责），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后，廉政专员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主要官员之一，需要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提名，报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任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57条写明：廉政公署独立运作，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廉政专员亦定期向行政会议汇报工作。

　　廉署的独立具体表现在“机构独立、人事独立、财政独立、办案独立”。这四个独立性，使廉署从体制及运行上切断了与可能形成掣肘的各部门的联系，从而使反贪肃贪“一竿子到上”，对下则“一查到底”成为可能。

　　有人说中国大陆的反贪局也就类似于香港的廉政公署。其实稍微想想，此话差矣，这二者差别太大了。笔者以为，大陆的反贪局能否做到这样的“独立”，这大概不需要细述了，稍微熟悉大陆公检法机构工作情况的人都知道。而问题就出在这里。就拿香港本身来说，其实香港早在1948年便仿效英国颁布了《防止贪污条例》，加重了对贪污腐败的处罚，但香港的贪污现象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变本加厉——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来在廉署成立之前，负责香港反贪的机构为“反贪污室”，它隶属于香港警队。而香港警队在当时可算是贪腐情况最严重的部门之一，由它的下属机构负责反贪，其成效可想而知。

　　因此，一个政府反贪腐系统组织架构和运行能做到真正独立于政府行政系统以外，始终保持中立性、客观性，是有效实施反贪腐执法的关键。

　　第二、香港终极反腐的逻辑结构

　　有人也许要问，那如果廉政专员乃至香港特首也腐败了怎么办呢？谁来查处他呢？

　　笔者从实践中看到，这就要依靠民主政治了。因为香港特首在中央政府批准前是需要经过香港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提出候选人再经差额投票选举产生的，更不用说廉政专员。他们要受到选民的诸多监督和制约。

　　稍举两例。最近香港特首曾荫权被曝藏千瓶名酒，香港特首办出面否认称已捐出；又据人民网报道，香港特首曾荫权将于今年7月卸任，日前他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透露，自己为避嫌，近些年没在香港购置物业。卸任后，他选择暂时在深圳租房居住。记者23日来到其租住的福田区东海花园君豪阁了解到，君豪阁主力户型为300平方米左右的三房两厅，月租要3万元人民币左右，这里的住户大多是公司老板。因此遭到港民和港媒质疑钱从何来。现在此事还在胶着状态中，结果尚未可预料。此其一。

　　另据港媒报道：第四届香港行政长官参选人唐英年的居所被发现有“违建”，那是一个集影院、品酒室及浴池于一身，面积达2400平方英尺的“地下行宫”，这在香港社会引起震撼，纷纷要求唐英年公开解释。据香港电台报道，16日晚，唐英年在竞选办公室承认地库是违建，承诺将及时拆除，并就此事向全港市民道歉。——这就是民主监督的力量。而香港《基本法》规定：“行政長官就任時應向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申報財產，記錄在案。”这些都可以保障特首的任何违法所得或来路不明的财产将无处遁形。想贪腐就别去当官。此其二。

　　于是，香港形成了这样肃贪反腐的逻辑格局：香港廉署直接向廉政专员负责——廉政专员直接向特首负责——特首、廉政专员等任何官员直接接受民众、媒体的监督。


　　三、结 语

　　我们从对世界各国官员廉洁指数排位与政府反腐败系统结构的分析便可大体看到，任何国家、地区，其政府如果真正想在反贪腐上有所作为，使政府及其官员相对廉洁并越来越提高廉洁度，那就必须落实民主、法制、科学的组织运行架构、政府及其官员信息公开透明，从而以制度使其主动接受监督。这四点缺一不可。

　　以上述逻辑思维推理，我们便可想到，号称民主的俄罗斯、印度等国家，其腐败横行胜于中国大陆，只要仔细考察，那里一定是在上述某些方面出现了问题。

　　能否承认民主的核心价值，能否不断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是考验一个政府是否真正为人民服务的试金石。因为不能主动向全体公民公开信息，就不是主动接受人民监督，不能让反腐败执法机构真正实现如上述香港廉署那样的“独立”，就不是真心反腐败——靠属于自己领导的反腐败系统去反自身的腐败，逻辑上就通不过，香港曾经反腐败失败的教训已经够我们借鉴的了。所以，有两类国家必然会成为最腐败的国家：一是过于专权、专制，比如朝鲜；一是国家混乱，秩序失范，比如索马里、阿富汗、伊拉克。其核心问题却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失去了有效的制约和监督。

　　民主的核心价值是不错的，但根据民主价值产生的具体政策、策略、运行的组织架构系统的科学合理程度，将决定最终效果。从这层意义上说，从俄罗斯、印度的反腐败效果之差来说，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价值核心，在实践层面的确不是万能的；但如果连民主核心价值都不认同，那么这就是万万不能的，因为那将更产生不了任何有效的反贪腐制度和运行制度的系统架构。反腐败就成为一句空话。

　　当我们稍稍仔细研究一下香港的《基本法》、《廉政公署条例》以及与之配套的《防止贿赂条例》、《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等，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制度和运行的组织结构是如何相互“咬合”紧密而让贪腐很难钻到空子的。没有这样的“咬合”，像曾荫权打算卸任后到深圳租房或什么窖装酒，像下一届特首竞选人唐英年的“违规装修”，这简直就不算什么问题，更不会被港民和媒体穷追猛打而几乎吓出一身汗来连忙道歉。

　　本文只是浅析，具体研究起来，这一个大的课题。笔者以为专家、学者等一定更有心得。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反腐败是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大事。所以笔者不揣浅陋地“浅析”了一下。算是抛砖引玉。□

　　2012.2.25.

　　【参考文献索引】

　　1、2011全球清廉指数公布 中国排名75位（引自透明中国）

　　2、《香港基本法》

　　3、《廉政公署条例》《防止贿赂条例》《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

　　4、曾荫权夫妇深圳租房曝光 300平复式单位月租6万

　　5、唐英年承认大宅内违规兴建地下室 向港人道歉

　　6、静默的革命：香港廉政公署35周年纪念（视频）

作者:应学俊，来源: 共识网 | 来源日期：2012-02-25

重庆“打黑”的目的是二次自肥？

      读了童之伟教授的《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也产生了与XUPING君同样的疑问。拜读了XUPING《掠夺》，自然也认同XUPING的结论。

　　童教授在报告中强调指出：

　　在推进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的过程中，重庆高层给全社会留下了制定和推行一项剑指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家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强烈印象。
　　……
　　重庆第一大的私营企业家、“身家数十亿的地产富豪”彭治民“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寻衅滋事罪、滥伐林木罪、高利转贷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重庆身家第二大的私营企业家、“净资产40亿元人民币”的俊峰集团总裁李俊被通缉逃亡海外，亲属多人被抓或被通缉逃亡，相关企业被国家机关或国有企业接管。

　　重庆江州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明亮，据报资产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应该可以算重庆身家排第三的私营企业家，已被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
　　陈明亮被执行死刑后，其妻左保书告诉记者说，“从查封到拍卖，我们的财产是怎么处置的，没有任何人来告诉我们”。有关调查结果显示，原来私营企业家被通缉、被捕或被判刑后，其所属企业的资产均由重庆市相关政府部门或指定的国有企业托管、接管，其中哪些部分是黑，哪些部分是白，已成糊涂账;据《财经》杂志记者报道，这些私营企业财产的查封、扣押和执行，都是公安部门代替法院主导的。地方公权力部门、国有企业借打黑巧取豪夺和直接强占私营企业财产的情形骇人听闻。

　　XUPING君认为：

　　很显然，权力的这些“打黑”、“打击集资诈骗”等行动的性质，就是两个字：掠夺。

　　中共执政之初，在允许私营经济存活了没有多少时间之后，就通过三反、公私合营等手段，将它们掠夺干净。随后，又时而允许“三自一包”、时而“割资本主义尾巴”……总之：当经济上遇到了麻烦时就放松;而一旦经济难关过了，就又在政治上大打出手了。所以，在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初期“鼓励个体经营”的政策刚实施时，不少人的最大反应是“心有余悸”。他们担心：哪一天政策又变了，不但他们的经营成果要打水飘了，更难以预料到还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呢。

　　我还有三点不成熟的思考，希望得到XUPING君或其他网友的指教：

　　一、像重庆的首富、二富、三富这样身家过亿的富翁，在我国现行体制下，能够做到包括其第一桶金在内的全部资金都是干净的、合法的吗?其管理机构及其旗下的全部子公司、分店的各级雇员都是按照市场规则、法律秩序管理、经营、操作的吗?其融资、物流、审批、通关、营销的全部规程和实际操作过程，总之，他们的全部商业行为，都是诚信、健康、良性即符合公平正义、职业操守和商业道德的吗?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做到完完全全没有官商勾结的任何龌龊勾当，没有丝毫潜规则的斑斑劣迹，没有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的卑劣违法、欺诈行为吗?

　　我们要问，如果他们从第一桶金起，真地能够在一切方面一切过程乃至一切细节中做到这一切，他们能够在短短的几年十几年里发家致富到身家过亿吗?反之，如果只要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就可以把他们定性为黑社会组织吗?那么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不是黑社会组织的商业机构和社团吗?如果不然，我们打黑的时候凭什么只打这一家，不打那一家?只打这一层，不打那一层?还是所有发家致富的通通都要打?都要像20年前某人宣称的那样把他们整得“倾家荡产”，就像改革开放前割资本主义尾巴一样，让所有人一夜之间又回到文革和文革前的普遍贫穷、普遍匮乏?还是有多少这样的龌龊勾当和斑斑劣迹的纪录，才能够定性为黑社会?那么这个量化标准又应该由谁、根据什么来确定?

　　二、这究竟是他们的问题，还是制度的问题?是商家的问题，还是官家的问题?国际社会为什么不肯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地位?这不是不打自招吗?——这些问题不是证明了我们现行的经济体制并非真正的健康的市场体制，而是畸形的病态的市场体制或者干脆叫做官家垄断体制?证明了我们的跛脚的改革已经使中国市场经济走上了特权垄断的权贵资本主义的邪路?

　　如果这些商家就是应该打击的，那么首先应该打击的不就是保护他们、纵容他们、滋生他们、陷他们于不义的那些官家，和这个体制?凭什么只打这些商家，而不打他们背后的官家?也许，打黑主持者的真实用意并不在此，而是要待其上位以后才能够图穷匕见?莫非，重庆打黑的真正目标，就是我们的现行体制和推行这个体制的官家，也就是主持者的上级、前任和执行上级和前任的路线和政策的所有官家(文强只是他们一个中层的代表)?如果真如此，大戏还在后面?大幕还没有揭开?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这样的问题是应该通过黑打打黑，即XUPING君一针见血指出的用“掠夺”的方式来解决，还是应该通过经济体制转型改革和政治体制转型改革来解决?我以为，这种“掠夺”的方式，其实就是对改革开放的全面否定，就是回到文革和文革前，就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并且是比暴力土改和专政式对私改造的掠夺更加粗暴更加野蛮的暴行!因为那种掠夺多少还有一点“杀(劫)富济贫”的诚意，是对历史上帝制特权王朝留下的遗产的剥夺，而目前这种掠夺，就只能是借“杀富济贫”以自肥了，而且是在自己的王朝自己导演的一场出尔反尔的骗局和丑剧——一方面官家首先以官商勾结、权钱结合的龌龊勾当和潜规则“逼良为娼”或“诱良为娼”，以便共同进行最野蛮的原始积累和圈钱圈地，另一方面官家随后又借打富“娼”——剥夺早期与之互相勾结沆瀣一气的商家来自肥致富!

　　三、官家如此左一下、右一下，一会儿逼良为娼，一会儿打娼自肥，在我们普通公民看起来似乎是官家通吃，左右都是官家有理、官家盈利，如果说官商勾结是第一次自肥，那么黑打打黑就是第二次自肥，总之官家是“墨索里尼，总是有理”，因而绝无不安全之虞。但是仔细想来其实也并非如此。一来官家也是由一茬接一茬的不同成员组成，且此一时彼一时也，他们的利害立场情感见解也并非完全一致。而在没有民主法制的约束和保障的情况下，他们的利益都必须通过激烈的勾心斗角来博取，所以归根结底他们也未必安全，更谈不上永远安全。最近的事变居然比人们的预期更快地证明：黑打打黑式的野蛮掠夺，并没有真正的赢家。重庆部分普通公民得到的暂时利益是绝对没有保障的，因为“杀富济贫”不过是打黑自肥者掩人耳目的幌子。接踵而来的将是什么，谁也说不清。现在，连在打黑中屡立战功的功臣也不安全，不论他是畏罪潜逃，还是挟“料”自重，总之他也要逃离体制去借用外力——“敌对势力”了。(此计不成，他就只能步了文强的后尘。他的结局现在还很难预料。)而他的逃离又必然加速打黑主持者的危机的到来。所有这些，本来都是官家自身的逻辑形成的，可以说，他们只是自导自演、自作自受、玩火自焚、自食其果罢了，与我们普通公民几乎无关;这里面，既没有我们的过错，也没有我们的功劳。受益受害，我们都是完全被动的，毫无发言权的。打黑维稳，难免伤及无辜，却又绝对达不到长治久安的目的;而且恰恰相反，是加速了他们自己的内讧和内乱。

　　当体制本身的合法性也开始受到最善良的人们的质疑时，这就与我们息息相关了。人们要问，现在这个体制还会安全吗?也许这正是体制根本变革前夜的征兆?从某种角度来说，重庆打黑又一次为我们创造了我们所需要的良好契机?

　　其实契机一再闪亮，并且一直存在，关键还是我们上上下下是否抓得住!

　　作者：缪一轮，原载: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