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2月28日星期二

中国:外界不应把解决危机方案强加给叙利亚

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中国昨天(27日)针对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的批评作出回应,声称希拉里指责北京阻挡叙利亚人民愿望的说法是“不能接受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日前在叙利亚问题上再次批评中俄两国,并呼吁北京和莫斯科不要阻挡叙利亚人民要求民主与自由的愿望。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我们不能接受这种说法。外界不应该把自己解决危机的方案强加给叙利亚人民。”洪磊重申,北京的立场是呼吁叙利亚政府和有关各方立即无条件地全面停止暴力行为,展开对话程序。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是上周五在突尼斯召开的叙利亚问题国际会议上批评中俄两国的。她呼吁国际社会敦促中俄两国“改变立场”,不要阻挡叙利亚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愿望。

希拉里指出,中俄两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看到叙利亚许多民众遭到屠杀,非但不支持谴责阿萨德政权的决议案,反而行使否决权。

希拉里表示,北京和莫斯科应该明白,他们不能阻挡叙利亚人民的愿望,更不能阻挡阿拉伯之春的历史大势。希拉里还说:“我们必须迫使中俄两国政府改变立场。”

中国报摘:温家宝谈军队建设

BBC中文網

星期二(2月28日)的中国报章报道说,中国总理温家宝要求在军事与经济发展之间做出协调。

按键 《人民日报》等刊发的新华社报道说,温家宝呼吁加大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力度,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推进军地在经济、科技、教育、人才等领域深度融合。

他还提到了要做好退役军人安置工作,包括报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优惠政策和职业技能培训等。

温家宝是在出席“双拥模范城”表彰大会上发表这番讲话。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出席了大会。

在“拥政爱民,拥军优属”的“双拥”政策下,中国强调军民合作,同时促进提升社会生产力与部队战斗力。

按键 英文《中国日报》在头版报道了副总理李克强与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见面的消息。

佐利克在北京主持发布了按键 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当中呼吁中国从根本上进行自由市场改革,以维持经济增长步伐。

但按键 《环球时报》的双语社评说:“这个报告把‘高收入社会’这个概念突然推到中国公众面前,显得很突兀。”

社评提到中国一直提倡的“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并说:“中国切不可接过“高收入社会”这个概念,用它代替中国以往对自己目标的描述。”

而在佐利克行将卸任之际,按键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批评美国与欧洲发达国家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脑人选上实行“世袭制”。

这篇评论说:“要发达国家让渡部分权力,需要发达国家正视世界经济变化的现实,更需要发展中国家形成共识、合力推动。 ”

按键 上海《新闻晨报》等多份报章报道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启动“学雷锋”活动的消息。按键 《人民日报》同日刊发专门署名评论,呼吁民众把“雷锋精神”作为“公民精神”学习。

其他消息方面,按键 广州《南方都市报》与英文《上海日报》等报道了河北一名男子因散播某军医院爆发萨斯(SARS)疫情而被判处两年劳动教养的消息。

劳教是由警方管理,无需经过法庭审判的行政处罚手段。按键 《京华时报》的评论质疑对这位河北男子的判罚是否过重。

同日出现在按键 《新闻晨报》与《上海日报》的还有上海市政府宣布从4月1日起调高最低工资13%的决定。

报道说,上海的最低工资将增加至每月1450元人民币,仍属中国全国最高水平。

世银行长佐利克:中国国企应当还富于民

BBC中文網

世界银行新闻发布会周二(2月28日)在北京召开,世银行长佐利克谈及中国经济改革问题。

佐利克在会上介绍了世银刚发布的 题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研究报告。

佐利克说,过去30年,中国经济取得高速增长,中国国有企业在很多方面获益,包括廉价资金和利润留存等,但却无需上缴红利。

佐利克说,中国国企的发展并没有使普通民众获益,国企应当返还其经营红利,作为中国民众养老金的一个来源。
改革重点

佐利克赞扬中国领导人在取得经济成功后仍然愿意进行结构改革的想法。他说,这令人印象深刻。

他建议说,虽然面临困难和阻碍,但改革重点应当是削减国企数量与破除垄断。

佐利克指出,既得利益者一定会阻碍变革,这在美国和日本都曾经发生。但中国领导人关注的不是某一利益群体,而是全体中国人民。

在新闻发布会开始时,一位自称“独立学者”的抗议者冲入会场并高喊:银行不能私有化,国企不能私有化,世银的报告是对中国经济的毒药。

佐利克说,任何报告都会引来争议,有问题应当坐下来讨论。他还说,中国经济正面临重要的转折点,改革决策权掌握在中国政府手中。




世银行长佐利克(資料照片)

廖亦武《我的敌人,我的老师》获奖

德國之聲

中国作家廖亦武作品《我的敌人,我的老师》获得2011年度德国广播剧大奖。颁奖仪式于2月25日在法兰克福举行。

由中国作家廖亦武在他获得第五届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奖时发表的答谢辞为基础而改编的德语广播剧《我的敌人,我的老师》(德语Vier Lehrmeister)周六在法兰克福荣获得德国2011年度广播剧奖。

在这部广播剧中,廖亦武通过讲述自己经历大饥荒,文革,六四运动以及最后身陷囹圄的故事勾画了一幅中国社会底层的黑暗画卷。在痛定思痛之后,他选择了以苦难为师,以文字为武器抒发对现实的不满与愤懑。广播剧的每一部分,先以廖亦武的中文独白和歌唱为开场,然后在德语部分由社会底层角色如给尸体化妆入殓的殡葬师或者妓女讲述他们的故事。

颁奖仪式于周六晚间(2月25日)在法兰克福文学之家(Literaturhaus Frankfurt)举行。颁奖大厅内座无虚席,《我的敌人,我的老师》的德文译者之一郝慕天(Martine Hasse)首先向前来观礼的来宾介绍了该作品的创作过程。廖亦武的这部作品把四个极具代表性的故事和自己的人生经历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这所谓的四个老师分别是:饥饿、"黑人黑户"、居无定所和监狱。该广播剧由安德里亚·盖托(Andrea Getto)执导,并于2011年8月在北德意志广播电台首播。评委会称赞廖亦武是中国"边缘生活和艰难生存抗争的记录者"。

评委会在颁奖典礼上如此评价该作品:"廖亦武先生在他的首部被译为德语的文学作品《中国底层访谈录》中就成功的塑造了一个中国底层社会的缩影,在他的访谈中他把视角聚焦在中国社会的边缘人物、社会弃儿和不受主流社会欢迎的人身上,从而开辟了一个观察中国,这个现代化和工业化发展速度同政治民主、社会正义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的全新的,细致入微的角度。在广播剧《我的敌人,我的老师》中廖亦武先生更上一层楼,他没有选择前书中的任何章节,而是将极具典型意义的故事同作者本身的人生经历结合起来,因为作者本身也属于不受欢迎的那类人。他讲诉故事的口吻虽然仿佛波澜不惊,但是却能让听众心潮起伏,通过四个不同的故事,他介绍了他人生中的四个'老师':饥饿、"黑人黑户"、居无定所和监狱。正是通过观察这些事实上位于中国现代社会中心的不为人知的阴暗角落,因此廖亦武的访谈录中当事人的讲述既是高度个性化的,又是高度概括性的。廖亦武的讲述没有怒火中烧,也没有哗众取宠。恰恰是这种波澜不惊的编剧手法展现了中国社会异化的深渊。"

随后听众欣赏了全剧,廖亦武的声音把他们带到了遥远的中国,平静的声音和残酷的现实让在场的听众无不为之动容。一位听众在听完全剧后对记者说:"它的内容以及简洁的制作风格深深的打动了我,这些是我们无法从西方作品对中国的描述中可以得到的。结合作者本身的人生经历使得这个观察中国的角度尤其震撼,作者的原声也让这个广播剧更加特别,中文特有的韵味和节奏感得以体现,这和我们在电视和广播中听到的配音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这样的组合非常棒。"

廖亦武在颁奖典礼后向记者透露,在他的下一本新书离他将讲述他如何离开中国的经历。有望在明年和读者见面。

记者:见山

责编:洪沙

中国人大代表财富远超美国议员?

美國之音中文網

美国著名财经媒体报道说,中国最富有的70名人大代表2011年新增资产超过美国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个部门660名高官净资产的总和。此间分析认为,中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腐败以及农民土地被侵占等社会问题,将对新一代领导人构成巨大的挑战。

*70人大代表新增财富超过660名美国三权高官*

在中国将于3月5日在北京召开每年一度的人大政协两会前夕,“彭博新闻社”星期一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人大代表亿万富翁使国会山的同行看上去像贫民”的文章。报道说,中国人大最富有的70名代表去年新增财富,超过美国全部535名参众两院议员、总统和内阁部长,以及9名大法官财富的总和。

根据中国“胡润百富”的资料,2011年中国人大最富有的70名代表净资产总和达到人民币5658亿元,相当于898亿美元,比2010年增加115亿美元。报道说,相比之下,美国立法、司法和行政三个部门的660名高官的净资产总额仅为75亿美元。

榜上有名的人大代表包括中国财富排行第二、拥有人民币680亿元资产的杭州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以及身价420亿元人民币的中国女首富、北京龙湖集团董事长吴亚军。

*中国人均GDP仅为美国的十五分之一*

彭博新闻社说,中国人大代表收入的增加,反映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平衡。中国2010年人均GDP仅为2425美元,与美国的GDP人均37,527美元相差15倍。报道认为,这一差距是新一代中国领导人要应对因非法侵占农民土地以及腐败引发的社会动荡加剧的挑战。

*李侃如:财富和政治联姻如此程度*

报道引述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中国中心主任李侃如的话说,看到这种程度的财富和政治联姻,令人惊奇。这生动地显示了中国人民对于极度财富不均的普遍怨愤。

美国伊利诺伊州的西北大学教授史宗瀚对彭博新闻社说,由于中国法治和财产权的相对薄弱,中国富人有非常强烈的动机要成为体制内的人,因为作为人大代表,他的商业和政治对手不能轻易地将他投入监狱或没收他的财产。

李侃如说,中国人大并不是什么权力中心,但作为人大代表,肯定能让你深入地接触政治体制。

*胡润:中国隐形亿万富翁更多*

“胡润百富”创始人、总裁胡润估计,胡润百富排行榜每发现一名中国亿万富翁,就遗漏了另外一名亿万富翁,显示中国人大代表和美国国会议员之间的差距可能会更大。

*戴晴:权力资本结合致富 以百姓环境资源为代价*

中国政治和社会观察家戴晴女士说,中国体制内的亿万富翁绝不止胡润百富名列的数字,这让中国的老百姓感到不平和愤怒。

她说:“中国的制度就是权力和资本的结合,以及如何影响市场,怎么把所有能够得到的利润,都赚到这些权贵资本的人的手里。”

戴晴指出,中国权力和资本的结合,是以牺牲普通老百姓利益为代价的,以资源浪费、环境和河流污染为代价的。

彭博新闻社说,很多最富有的中国人大代表是房地产行业的大亨,包括吴亚军,这个行业引发了很多不同程度的抗议示威,致使城市居民和农村人口的财富差距扩大。

*人大代表亿万富翁 财富和共产党关系水乳交融*

报道引述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教授家博的话说,中国人大代表中有这么多亿万富翁表明财富和共产党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他说,在中国体制的各个层面似乎都有地方官员和企业家同流合污,中饱私囊,从而引发了许多抗议示威事件。

中国将在今年进行最高领导人权力过渡,新领导人将如何应对贫富差距拉大、不平等、腐败泛滥,以及此起彼伏的抗议事件,是他们必须要面对的最大挑战。

政治观察人士戴晴说,中国的变革不要寄希望于新领导人的更迭,10年前胡温上台时,人民就曾对他们寄予很高的期望。但10年过去了,中国的状况变得越来越糟糕。她说,现在唯一能寄托的希望,就是整个中国民众的觉醒,以及整个政治体制一点点向好的方向发生改变。

中国全国人大会议现场(资料照片)
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张楠
中国全国人大会议现场(资料照片)



大公司和人权组织在美国最高法院对垒

美國之音中文網

美国最高法院将就一项含糊不清的美国法律是否可以用来约束跨国公司侵犯人权的行为作出裁决。

大法官们星期二将听取石油巨头荷兰皇家壳牌公司以及一些尼日利亚人权活动人士的辩词。这些活动人士称,壳牌公司与政府同谋镇压他们,导致至少九人死亡。

最高法院要审议的是200多年前通过的一项法律,这个法律被称为《外国人侵权法》,直到最近几乎从未被使用过。这个法律旨在允许法庭受理外国人侵犯国际法和美国条约的案件。

但分析人士丹尼尔·格菲对美国之音说,这项法律对其制约范围模糊不清。他说,对于国际法能否适用于公司企业仍有异议。

他说,此案受到人权受害者和活动人士以及学术界和企业界的密切关注,因为它将确立一个重要的先例。

壳牌公司的律师之前曾说,在这种案例中不应追究公司的法律责任,因为如果允许追究公司的法律责任的话,公司可能会更不愿意在经常发生侵犯人权行为的国家开展业务。

俄乌破密谋大选后刺杀普京案

自由亚洲电台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二月二十七日证实,俄罗斯和乌克兰安全部门成功破获了一起原计划在俄总统大选后暗杀普京的案件。

在距离俄罗斯举行总统大选的3月4日还有一个星期的时候,俄罗斯安全部门在27日透过俄罗斯塔斯社、俄国际文传电讯社、俄国营电视台一频道等媒体对外宣布说,一起车臣武装分子暗杀普京的密谋被制止,两名涉案嫌犯已被拘捕。

据报道,该案件发生在乌克兰的敖德萨。嫌犯是因为偶然的机会被警方发现和拘捕的。

1月4日,乌克兰敖德萨一个普通居民楼内发生一起爆炸和火灾,但当消防人员将火灾扑灭之后,发现引起爆炸的原因是一死一伤的两名车臣人在制作炸弹的过程中操作不慎,导致炸弹爆炸,该团伙第三名成员因当时未在爆炸现场逃过警方追捕。

起先,乌克兰媒体报道说,这是一个黑帮试图用炸弹暗杀当地一名生意人的案件,但乌克兰安全部门对此进行了否认。1月6日,乌克兰邀请俄罗斯安全部门联合侦破此案,因为在炸弹制作现场发现了一个笔记本电脑,其中有详细的普京在莫斯科的行程及车队保安情报的照片录像资料。

在一段俄罗斯安全部门于2月27日对外公布的审讯录像中,被捕嫌犯伊利亚•翩金供认称:“敖德萨只是他们的培训基地,他们是在该地接受恐怖爆炸培训,以便最终前往莫斯科,在俄总统大选后暗杀现任总理普京。”

2月4日,俄乌安全部门将在逃的第三名嫌犯,也是恐怖爆炸作业的教官,车臣人奥斯马耶夫 拘捕。

在俄安全部门提供的一段录像中,他供认说,他们是接受车臣武装团伙首领乌马罗夫的领导。

他说:“我们的目标是前往莫斯科暗杀普京, 主要手段是在普京车队通过地点使用反坦克地雷,这样甚至都不用执行很难靠近的自杀式袭击。”不过,他交代说,在练习制作炸弹培训中意外被炸死的该团伙第一名成员已经做好了执行自杀袭击的准备。

普京的发言人佩斯科夫已在星期一对外证实了密谋暗杀普京计划被破获的消息,但拒绝就具体细节进行讨论,仅表示安全部门正在继续审理该案。

有乌克兰媒体报道说,从2000年默默无闻的普京走上政治舞台之后,仅被媒体报道的针对普京的暗杀事件就已经达到13起。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周人俄罗斯报道。

自焚藏人被污名化

自由亚洲电台

作者:唯色

回溯境内藏人的自焚,2009年2月27日在四川省阿坝县发生第一起,2011年3月16日在四川省阿坝县发生第二起这之后。人数与日递增,多达二十多位;地点涉及多处,包括安多和康,以致我不敢在文章中写下明确的自焚人数,因为又有可能发生。


对于境内藏人的自焚,中国政府尴尬至极,因为一直以来,它总是宣称它“解放”了西藏的“翻身农奴”,让藏族人民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可是这么多境内藏人自焚,从17岁到41岁,有男僧有女尼也有仁波切,有农民有牧人也有孩子的父亲,难道不都是被伟大的共产党“解放”了的“翻身农奴”的后代吗?那么,他们怎会不顾一切地自焚呢?

为了抹黑藏人的自焚是对殖民暴政的反抗,为了掩盖境内藏地遭到空前高压的事实,中国政府及其喉舌新华社采取污名化的手段,对自焚藏人进行道德上的毁损,企图使他们的形象沾上污点。比如,指自焚藏人或患有“癫痫病”、“精神方面有问题”,或是小偷,或“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或夫妻之间有矛盾,等等。甚至很恶毒地诽谤藏人自焚是“达赖集团给钱买尸”。新华社还煞有介事地声称自焚藏人已“被治安民警及时施救”、“伤势稳定”,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一个被他们“施救”的自焚者生还。

有网友反问:共产党说自焚的人,1、是受邪教摆布了,我只想问所有党员一句话,假设共产党拥有无限的魅力而其本身非邪教,你愿意为它自焚吗?2、是受金钱刺激了,我只想问所有党员一句话,假设共产党用金钱鼓动你,你愿意为它自焚吗?

我们已经习惯了中共喉舌的无耻行径,他们对自焚藏人不遗余力地污名化,只是为了继续欺骗自己国家的人民,继续欺骗全世界。这倒也有效果,如中国个别维权人士就参与其中,讥讽说“自焚的藏人为中国汉人做了什么?”但也有清醒之人,如中国的人权律师滕彪就在推特上批评:“藏人自焚这件事上,除了极少数几个例外,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们集体哑火、装聋作哑。房间里的大象,沉默的共谋。他们和行凶者一样无耻。”

当然,中国政府很清楚这样的污名化对于藏人不会有效,为此拉萨各单位开会传达“上面”的指示:自焚已从四川藏区蔓延到了我区的昌都地区,蔓延到了青海藏区,离藏区的中心拉萨是越来越近了,必须动员所有力量,严防在拉萨发生类似自焚事件。

而在全藏地的许多城市、村庄和寺院,都在为民族的英雄儿女祈祷。甚至许多寺院和僧舍,许多藏人家里,都供奉着自焚藏人的一张张照片。当我在博客上贴出他们的照片,写下他们的生平和自焚经过,一位年轻藏人这样留言:“我把每一位自焚同胞的名字、背景和事迹都记在我的日记本里,也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我要铭记我们民族的英雄儿女,要为他们供油灯、念心咒,表达由衷的敬仰和尊崇。”

2012/2/19

柳传志的讲话,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

自由亚洲电台

不久前,联想集团名誉董事长柳传志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如果现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赞成高福利、分财产。还保护什么私人财产,先分完再保护,完全有这种可能。它会一下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

此论一出,恶评如潮。腾讯网投票区显示,85%以上的网民反对柳传志的言论。柳传志本人未见回应。一位名叫李翔的原《经济观察报》记者写了篇短文“柳传志的本意与苦心”,替柳传志作解释。

李翔说:“我以为柳传志先生的意思是,如果现在就发生了剧烈的社会运动,全民讨论如何处置邓小平所谓‘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的财产,难免会陷入先均贫富,实现了所谓‘平等’之后,再来讨论保护财产权的问题。”

我以为李翔的解释比较符合柳传志的本意。理论上,柳传志并不反对普适价值,不反对一人一票。另外,柳传志也不认为中国民众不懂得尊重私有财产,一旦有了民主就会搞多数的暴政,5个人投票决定分掉第6个人的财产。不,这不是柳传志的意思。柳传志担心的是现在。柳传志担心,对于目前中国既有的财产配置格局,大多数民众很可能是不接受,不买账的。在民众看来,现在这批富人的财产,大多数都来路不正,纯属不义之财;因此,一旦大家有了选票,他们很可能会搞经济清算。这样一来,现有的经济秩序被打乱,经济发展的势头被中断,就算不至于堕入万劫不复,起码也需要花很多年才能恢复元气。

那么,上面这种看法对不对呢?我认为是对的。

早在8年前(2004年)写的“纪念六四15周年”文章里,我就讲到:如果中国实行了民主,“可以想见,伴随着政治的开放或松动,有大量民众,尤其是数量众多的所谓弱势群体,不会接受财产分配的既定格局,他们会强烈地要求重新洗牌,对以往的经济不公正进行矫正。在这一矫正过程中,势必将有大量官员受到追究和惩罚。既有的财产分配格局将经历大规模的震荡,从根本上被打乱,新的、能被广泛接受认可的经济秩序必须经过一段很长的时期才能逐渐确立。和未来中国这场经济乱局相比,俄国和东欧等国曾经出现的所谓经济乱象就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了”。

软禁中的赵紫阳也早就看到了这个问题。赵紫阳正确地指出:“真实的情况是,中国的改革与经济发展是在黑箱作业下做起来的。这便于权钱交易,便于侵吞国有财产,致使国有财产大量流失。尤其以建设为名,大搞圈地、圈钱,实际上是对人民的一种掠夺。这跟原苏联不同,他们是在现代民主转型中改革的,是公开发股票,每人一份,虽也有贪污腐败,但都受公开舆论监督,又有多党相互竞争,谁也不敢作得过分。俄罗斯改革曾一度振动较大,但现在他们的经济也在高速发展。也就是说,经济发展了,现代政治也转型了。”

  

在上面这段讲话里,赵紫阳指出了中国模式与苏联和东欧模式的根本区别。苏东的私有化改革和经济发展不管有多少问题,但毕竟是在有公共监督和民主参与的前提下进行的。在那里,人民有发言权,有投票权,这就使得那里的改革——作为一个过程——具有一种基本的合法性,因此其结果也就基本上能为民众所接受。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国的改革完全排除了公共监督与民主参与,等于是一场公开的大抢劫,所以它的结果决不可能被民众所承认,由此形成的财富分配格局也就决不可能被民众所接受。当民众还慑于专制统治的淫威,还没有发言权的时候,他们只好忍受,只好满足于从权势者的豪华筵席上拾取一点残羹剩饭;可是,一旦民众赢得了民主权利后,情况又会如何呢?他们难道不会要回本来就属于他们的那份财产吗?

柳传志清醒地意识到,在当今中国,大多数民众对现有的财产配置格局是不接受不认可的,整个社会蕴藏着一股强大的冲动要求重新洗牌。应该说柳传志的这一事实判断是对的。但是,他对这一事实采取的价值立场却是完全错误的。柳传志怕清算,所以反对在今日中国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但正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没有民主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才导致了权贵私有化,才导致了既成的财产配置格局没有合法性,才导致了民众对清算的正当要求。

六四过去二十多年了,中国的改革已经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很远很远了。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现在才开始纠正,不得不付出很高的代价。但问题是,如果我们现在不这样做,以后要付出的代价只会更大更大。



胡平

挽救中国道德危机雷锋恐怕帮不上忙

自由亚洲电台

3月5号学雷锋日又到了。中国官方再次高调要求各地把学雷锋活动常态化,强调社会要树立正确价值取向。在道德乱象丛生的中国社会,“雷锋精神”还有多少召唤力?要挽救中国的道德危机,“雷锋精神”能帮多少忙?

今年是中国政府树立的道德榜样雷锋去世50周年的日子。在中宣部星期一举行的“践行雷锋精神”新闻发布会上,副部长雒树刚表示,要通过学雷锋活动鼓励人民树立鲜明的道德取向,贬斥失德现象。

官方强调,学雷锋不能“三月来四月走”,要常态化。今天的中国社会助人为乐确实需要提倡,但问题是,还有多少人相信雷锋精神呢?

曾任教于江西一家党校的李思华老师说:“雷锋是一个假造的形象,雷锋的假是由很多很多方面构成的,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严格意义上来讲,雷锋就是一个造出来的道具。现在又提倡,实际上还是一种所谓的以德治国的掩人耳目的事情。”

最近几年,中国社会舆论中出现有关社会道德大滑坡现象的讨论,特别是去年以来,摔倒老人无人扶、广东两岁女童小悦悦车祸后18名路人没有相救等现象都引起人们的注意。今年中国特别强调学雷锋,被认为是官方应对这种道德滑坡问题的一个策略。

曾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李思华老师说,今天的中国社会任意拘押、非法监禁等违反人权现象时常发生,是非不清,黑白颠倒,要重新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必须要从依法治国开始。

“正因为没有法律标准。道德上他们就更没有底线。”

雷锋1960年到1962年当兵期间,被部队树立为做好事不留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模范战士。他1962年在工作时因车祸事故去世,当时只有22岁。1963年,毛泽东亲笔题词,把学雷锋活动向全国推广。之后,助人为乐、艰苦朴素、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甘做一颗螺丝钉等被官方宣扬为“雷锋精神”的主要内容。

原湖北潜江市人大代表姚立法先生有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经验。

姚立法先生分析目前中国社会道德滑坡现象的根源时说:“最根本的就是说中国的道德说教是虚伪的,甚至是骗人的。比如说中国的各级官吏不廉洁、不敬业、贪污腐蚀和嫖赌、坑蒙拐骗。再加上中国对学生的教育是为分数而分数,再加上老师表率的作用本身也不做得不好。种种原因造成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滑坡。”

中国网络上也出现很多类似的观点。

新浪网上一个叫“新疆我的环境”的网友表示,毛泽东说向全国号召:学习雷锋好榜样。可是现在穷人都在学,中国官员、富人干么去了?都在为自己捞钱。另一个叫“碎片化”的网友在微博中说:重提雷锋,是因为对已业丢失的道德风尚和普世价值的怀念?还是为了校准这个时代巳经错乱的道德坐标?但有一点应该淸醒:雷锋不会在一个信仰缺失、价值混乱、世风不正的生态中回到我们身边。雷锋不是有钱便可呼来的模特。

姚立法先生表示:“这是一个道德危机,整个政府官员和执政党的官员他们的言行在败坏社会风气。国家制定的很多法律是不管用的,不能兑现的。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人民结社的这些权利都没有,使这个社会的成员,这个‘马铃薯’状态,各自为政。都是它的问题。”

很多网友表示,学雷锋不应该只是人民的专利,领导干部应该首先带头学。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安培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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