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推選 流選不是壞事

《東方日報》

小圈子遊戲，只能選出小圈子的代表，香港許多政治及社會問題正是源於這種畸形的選舉制度。君不見，煲呔曾深陷貪腐醜聞，依然拒絕認錯，拒絕下台，而唐英年被踢爆僭建地下王宮，並且謊話連篇，照樣繼續參選特首。他們一個比一個厚顏，一個比一個無恥，皆因小圈子包庇他們，保護他們，令他們有恃無恐，而港人卻無可奈何，只能被迫觀看連場鬧劇，只能被迫忍受烏煙瘴氣。

不少人擔心三月二十五日的特首選舉會「流選」，其實如果真的流選，也未必是壞事，這正好讓港人以及北大人好好反思一下，是不是應該結束這種荒謬的小圈子遊戲了。一人一票普選特首，雖然未必可以解決所有問題，但港人起碼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不必任人擺布，不必看權貴的醜惡嘴臉。那班尊貴的選委口口聲聲代表港人，實際上他們在乎的只是小圈子利益，何曾關心過大多數港人的利益？

民主不是萬能，但沒有民主萬萬不能。如果港人有權選特首，煲呔曾絕對不敢「貪遍省港澳、歎盡海陸空」；如果港人有權選特首，誠信破產的唐英年也絕對不敢繼續參選。人們倒想見識一下，唐英年最後到底能獲得多少選委的支持──最好他能獲選，這樣港人才有理由上街。


陳競立

唐唐「感情缺失」 桃色炸彈未爆先驚

《東方日報》

特首選舉進入倒數階段之際，唐英年再為其桃色醜聞消毒，在電子傳媒鏡頭前默認私生子傳聞，試圖在這個最大計時炸彈爆炸前，預先鋪墊救生墊，以免私秘一旦引爆，又陷入不認不認終須認的「謊唐」窘境，墮入萬劫不復之地。

唐唐有「感情缺失」，已街知巷聞，為了競奪特首寶座，他亦不得不把家醜外揚，但對私生子問題卻是一直諱莫如深，為何突然忍痛拆彈？一則，當然因為隨着投票日子逼近，醜聞炸彈被引爆的危機愈來愈大，但更令唐唐惴惴不安的，應該是一度沉寂下來的傳聞近日又開始在政圈零星散播，一場更大政治危機已呈山雨欲來之勢。

有政界人士指，唐唐搞男女私情課外活動，對其選情固然打擊極深，但最致命之處是傳聞中的女子極可能是一名外籍人士，這一點令北京更感尷尬。事實上，據外間流傳的版本，唐唐除了有「英製」女兒外，還有一個中法混血兒子，正在美國著名大學讀書。換言之，至少有一名「唐女郎」非華裔血統。

中國官場搞外遇的人比比皆是，但絕少涉及外籍女子，大家都知這是中國官場的禁諱，因為容易捲入諜報疑雲，誰說得準拈上身的不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臥底？若然唐唐的「感情缺失」涉及外籍人士，當然未必會有「諜戰風雲」的曲折情節，但問題會變得更複雜，北京會處理更謹慎，這是毋容置疑的。

據悉，唐唐早在去年十月，已親自向北京交代一切情債內容，並承諾「會自己搞掂佢」，然而，陰霾始終揮之不去。一名政圈人士說，唐唐已變相公開默認有私生子，當然想為緋聞消毒，但風險亦不少，如果在投票前夕，其「私生子」的新聞突然爆發，無論真假，他也百詞莫辯，拆彈工程難上加難。所以，唐唐行這一着，也是險棋，只是形勢比人強，他不能不兵行險着而已。

王俞

兩會只聞權貴言 何曾聽過弱者鳴

《東方日報》

全國兩會變成富豪俱樂部，據《中國經濟周刊》統計顯示，按今年二月二十七日上海股市市值計算，兩會代表、委員當中，上市公司老總個人持股市值總額達到四百一十三億元。其中，在全國人大代表中，有五十九名上市公司一把手持股，總額為一百五十五億元；在全國政協委員中，有十五名上市公司負責人持股，總額為二百五十八億元。

這個統計數據雖然令人震驚，但遠不夠完整，如果加上在香港或美國上市的企業一把手，兩會中的富豪遠遠超過一百人，再加上隱性的官商人士，全國兩會幾乎找不到弱勢群體的代表。

眾所周知，中國官員最高月入不過萬元，貪污受賄卻以億萬元計，以被查處的前深圳市長許宗衡、前廣東省政協主席陳紹基和前中山市長李啟紅為例，他們的家族財產據說都超過十億元，比上市公司董事長還要富有。至於仍在官場潛伏的大小貪官，擁有十億、百億元財富恐怕也視若等閒，一旦被踢爆案發，個個富可敵國。
弱者無聲 何來和諧

在過往的官方輿論中，美國國會才是億萬富豪的會所。現在看來，中國的議事堂也已為富豪權貴所壟斷。財富是通往人大的通行證，權勢是進入政協的敲門磚。誰的企業大，誰賺的錢多，誰就有資格當代表、委員；誰的財富多、誰的家業大，誰就可以坐在議事堂上招搖。

兩會雖然只是橡皮圖章，但權貴們卻可通過這一舞台影響當局的決策，從而將政策導向有利於權貴的方向。以房地產宏觀調控為例，弱勢群體希望房價下降，眾多地產界代表、委員卻在今次兩會上提案，要求當局放開限購，銀行放鬆房貸。

人民代表席位被權貴所霸佔，一方面造成有錢人的聲音被放大，左右當局的決策與施政，使得各項政策偏向既得利益階層；另一方面，弱勢群體無法對執政者進行有效監督和施壓，只能走向街頭對抗。長此以往，中國社會將處於極不穩定狀況，貧者怨恨，富者不安。

全國兩會本應是社會各階層利益博弈和關係調整的平台，不僅應該有富豪權貴的代表，更應該有佔人口比例大多數的勞動者和弱勢群體的代表，允許各方在兩會上以平等身份參政、議政，各抒己見，各維其權。可惜的是，如今兩會只聽權貴言，未聞弱者鳴，淪為權貴們的獨角戲，而百姓的怨氣與不滿卻無處發洩，這個社會怎能有和諧可言？

陳水扁戒護外醫 步履蹣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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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總統陳水扁獲准戒護外醫，並在7日清晨6時25分抵達衛生署桃園醫院檢查。（中央社檔案照片）

（中央社記者邱俊欽桃園縣7日電）前總統陳水扁獲准戒護外醫，並在今天清晨6時25分抵達衛生署桃園醫院檢查。步履蹣跚的陳水扁在兒子陳致中陪同下進入醫療診間，全程未戴戒具。

扁因感覺到身體不適，發現排便習慣改變等狀況，經扁與家人向台北監獄反應，申請戒護外醫。北監經聽取專科醫師建議後，呈報法務部並准予扁戒護外醫。

扁上午6時25分在北監人員戒護下抵達桃園醫院，並在陳致中陪同下從醫療大樓進入署桃。

扁戴著口罩，步履蹣跚，顯得有些疲憊；對於媒體發問，沒有任何回應

香港暗箱操作的选举丑闻不断

核心提示：香港即将迎来新一届特首选举。但两位候选人的特殊情况，和围绕在他们身边的纷纷扰扰令北京中央政府左右为难。

原文： Hong Kong politics: The rigging unravels
来源：经济学人 发自香港
发表：2012年3月3日
本文由译言网网友Shamman翻译，译者的志愿者校对

【原文配图：曾荫权定了调】

看起来像是选举，名字也叫作选举，现在也和"选举"这词一样臭不可闻了。在过去的两个星期中，原本应该谦谦有礼且又有点民主色彩的香港特首选举，已经完全陷入混乱之中。两位领先者：唐英年和梁振英，正身处漩涡中央。唐英年被人大曝丑闻，因为惧怕梁振英会对房地产开发商采取不友好的政策，所以选举委员会的那些本土精英并不怎么欢迎梁振英（从700万香港人中只挑出1200人组成了选举委员会）。原本很多人期望奇迹能在最后一刻发生，但随着候选人提名最后截止日期2月29日的到来，所有这些希望也都化作泡影。

一直以来被认为最有希望胜出的唐英年也已经闻到了情况不妙的气息。在其被曝通奸之后，拉出夫人力挺自己一事本已够糟糕。更麻烦的是，他被曝在已拥多处房产且没有获得许可证的情况下，私自建了2250平方英尺的豪宅，在这件事上又拉出太太做挡箭牌，说擅建豪宅是太太的意思。对于戏称自己住在鞋盒之中的香港人来说，或许可以对唐玩弄女性视而不见，但违反房产法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梁振英也曝出在利益申报的时候有所隐瞒。梁振英对此表示否认，此事也没有对梁振英造成多大的负面影响。在最近一项针对全港700万民众，而非1200位选举委员所做的调查结果显示，自从唐英年的豪宅事件被曝光以来，梁振英的支持度从之前的30%上升到49% 两者之间的差距被拉大到，在所有香港民众中54%的人支持梁振英，只有17%的人支持唐英年。

在同一时刻，几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在现任特首曾荫权身上、他被称为道德模范、曾就任于港英政府、在2003年的街头示威行动导致其前任（董建华）自行下台而自动接任了特首职务。尽管曾之前拥有良好的声誉，但他目前却被各种丑闻所包围。他试图躲避被人拍到受邀与商界大亨同游澳门赌场，就像他否认在富商游艇度夜与商业交易有关，以及在深圳租住豪华公寓时享受优惠。尽管曾荫权否认他做错了任何事情，但香港廉政公署仍然要对曾荫权进行调查。虽然除了香港政府跟香港商界精英沆瀣一气令公众作呕，以及使得唐英年更不受欢迎意外，曾荫权的麻烦其实跟当前的特首选举并无多大关联。

因为唐英年目前仍然拥有一些香港顶级地产商——诸如李嘉诚的支持，所以他仍然有希望在3月25日的大选日赢得特首宝座。北京中央政府也必须要批准获胜者担任特首，但摆在面前的问题是：如果选择梁振英，会得罪香港的商界精英。如果选择唐英年，恐怕会像2003年那样，再次令香港民众走上街头。 

李鹏之女提议建“道德档案”，法律学者反驳

政协委员、前中国国家总理李鹏之女李小琳在今年两会上提出“应该给每个公民建立一份道德档案，以此约束大家”，法律学者认为，恰恰相反，公民该对官员进行道德评判。


据凤凰网报道，中国政协委员李小琳提议给每位公民建立一份道德档案，以此来约束大家，这样可以达到让每个人“知耻”。

有网友质疑，道德档案谁来执行，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评判？一个国家需要用强制的方法强化道德时，就会侵犯到公民的自由和隐私。也有网友认为与其提议建道德档案，不如完善中国法制。

李小琳是前中国国家总理李鹏之女、现任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1986年，年仅23岁的李小琳就任职能源部国际司经贸处副处长。李小琳与其兄长、前华能电力经理李小鹏，被称为掌管中国电力命脉的人。

"公众应该对公权力人员进行道德评判"

中国知名维权律师江天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透过李小琳的提案，应该反思公权力的边界："公权力能做的事就是健全法制，并且针对行为立法，关键是立法之后能够执行，尤其是公权力能在立法的框架内得到约束，得到真正的限制，而不是强调公民道德，尤其是公民权利有太多的限制。"

江天勇指在当前的中国，公权力人员道德沦丧，包括李鹏家族，如果以公众道德标尺来要求，他们更应该反思自己。他认为就李小琳的提议延伸，真正应该建立道德档案的是官员："官员想要给民众建立道德档案很荒谬，如果真从道德方面要求的话，应该对政府公务人员、公权力人员从道德层面来要求，我们看到在真正的法制国家，对普通民众只要不违法就不会有追究，而对公职人员，无论是媒体还是公众，都可以紧盯。而不是他们的眼睛只盯着民众，又是实名制，又是道德档案，他们不知道想把民众束缚到什么地步。"

两会代表"惊人"提案

德国之声在早前采访中国知名律师刘晓原时，他认为中国两会代表不是由直选产生，很多代表对和公众利益相关的议题并不熟悉，所以在每年的两会上都很多雷人提案产生。除李小琳提出建立"公民道德档案"引网友吁声一片外，德国之声盘点了其他"惊人"提案。

从未投过反对票，55年连任11届全国人大代表申纪兰提案是："文化改革也要政治挂帅。"

政协委员倪萍早前在记者采访时，表示已经够有名了，不再接受采访，昨日她否认自已"当哑巴"的消息，公开自己的提案之一是"儿童不能留守"，解决方案"父母双方必须要有一个人留下来！"对此，中国媒体人北风评语为：能长发谁愿做秃子，脑残提案。

政协委员左宗申建议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天气预报节目中，增加钓鱼岛。另一位政协委员、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表示赞同。

江苏籍全国政协委员、企业家陈光标建议"在人民币和商品上印孔子、老子的名言，印上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

作者:吴雨

责编:李鱼

德国之声

鲍盛刚：中国崛起可能是一种错觉

　　为何用工荒，中国人还要到国外打工，因为可以赚到高工资。为何国外公司到中国来投资，因为中国工资低，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为何中国有钱人要移民国外，因为国外环境好，生活质量高，福利好，对小孩教育有利。等等问题反映了中国自身的问题，以及中国与国外的差距和中国崛起的悲伤，中国真的崛起了吗？


　　中国经济近30年的快速发展和增长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产业分工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货币工资收入上的差异已成为重要的比较优势，哪里单位劳动力成本低，企业家就会到哪里投资，现代大规模生产过程能够以相等的效率在世界各地实现，那么资本投资将永远寻求劳动力成本最低的国家，因为那样才能增加利润，所以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作为全球经济活动的主体，它们超越国界，对全球资源加以整合配置以求资源的最有效利用和利润的最大化，U型曲线产业分工结构正是这种配置的结果，即研发，营销在欧美，主要由跨国公司掌控，生产加工在发展中国家，目前主要在中国。首先，1978年以来中国获得了5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世界投资中心。其次，大量外资的涌入使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平均增长率达到9.5％以上，是美国经济增长率的3倍。其三，资本和技术的引入，使中国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和全球最大的贸易出口国。其四，作为最大出口国，中国又成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外汇储备目前已达到3万亿美元。其五，作为世界工厂，中国自然又成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中国近10年能源消耗增幅年平均8.9％。其六，大量跨国公司的迁入，中国政府财税收入达到世界第二。目前，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根据预测中国GDP总额将于2019年超越美国。

　　无疑，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增长，但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和增长模式的问题，成就巨大，但是代价也巨大。首先中国经济增长不是通过自身长期积累发展起来的，如果离开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资本，技术以及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市场，那么中国的制造会是怎样的状况呢？事实上中国制造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没有自己的全球销售网络和市场，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属于廉价的代工和加工生产基地，这种依附性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缺乏自身独立性与对外部影响的抵抗力。其次，中国制造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的汗水基础上的，这是为什么中国经济已是世界第二，但是中国人均GDP只有3800多美元，居世界100位以后，大约还有1.5亿的贫困人口，因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获益最多的是欧美跨国公司。其三，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业处于低端加工生产，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都由跨国公司主导或有外资背景，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有外资控制，在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其四，尽管中国出口总量很大，但60％为跨国公司主导，目前中国商品贸易一半以上，高科技产品出口85％由外资完成，跨国公司只是把中国作为廉价的生产基地，绝大部分产品最终市场是在欧美发达国家，而中国制造的目的只是代为加工，然后出口。其五，中国制造导致能源巨大消耗和环境污染，因为跨国公司把那些不能在本国生产的产品，拿到中国来生产，然后再销往本土和世界其它国家。总的来讲，中国制造受制于全球分工体系，没有自己的独立性，制造基本上基于外需而不是内需，中国制造实际是为美国和西方跨国公司打工，其状况是，一是劳动力被剥削；二是能源遭到空前透支消耗；三是环境被极大的污染。西方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因此也是最大的赢家，它们把资本和技术转移到中国，把生产和加工放到中国，目的不是为了帮助中国发展，而是为了利润的最大化，中国崛起的表象之后是GDP在中国，利润在国外，在欧美跨国公司。

　　近现代历史是一部大国争相崛起与兴衰的历史，有的国家昙花一现，有的国家持久100年，而今轮到中国成为世界上正在崛起的大国，以往我们总是研究英国模式，美国模式，日本模式，而今世界关注的是中国模式。大国崛起须具备四大前提条件，一是资本原始积累，二是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三是科技创新，四是制度改革。与此对照，中国崛起显然不具备这四大条件，或者讲是不完善的，那么中国崛起的基础又是什么呢？经济学家克鲁格曼认为东亚包括中国奇迹是不可持续的，如果讲亚洲的增长有什么秘密的话，无非就是推迟享受，愿意为了在未来获得收入而牺牲眼前的享受。这正好与欧美国家相反，他们是提前享受，以牺牲未来和下一代的利益，显然两者都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人均收入依然处于世界100位左右，这严重压抑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需动力，其原因在于中国经济增长成就巨大，代价和成本也巨大，两者相抵，中国人也就不富裕了，这也就是中国崛起的悲伤原因所在。那么什么样的增长才能推动繁荣呢？答案是增长必须建立在高科技和高利润的产业基础上，这样增长才能推动繁荣。所以经济学家认为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做什么”比“怎么做”更加重要，因为如果一个国家拥有核心技术，其经济活动总是与知识，创新，报酬递增联系在一起，由此能够持续创造财富，进而降低成本，拉动工资提升，政府税基的扩大，形成经济的良性循环，否则只能使经济走向恶性循环和不可持续。

作者:鲍盛刚，来源: 共识网

学雷锋，讲诚信，哪壶不开提哪壶

雷锋被中国人学了五十年，几乎每年的3月5日前后，雷锋的名字总会被提起，五十年来，学雷锋总是学校品德教育课的内容，雷锋差不多成了“思想道德”品质的代名词，但五十年过去了，中国似乎并未从年复一年的学习中收到什么成效，以至于连总理温家宝都出面谈社会诚信的缺失和道德的滑坡了，而普通中国人也更是从生活现实中深切感受到这一点，因此，当又一轮“学习雷锋”的宣传浪潮卷来，而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文明办主任雒树刚在“践行雷锋精神”新闻发布会上声称“大力开展学雷锋活动有助于激发人们思想道德建设热情，激扬人们心中蕴藏的美好思想品德，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匡正道德失范，矫正诚信缺失，提升社会道德水平“的时候，我哑然失笑，感觉他简直是在说反话，不去和郭德纲搭档着实可惜了人才。

　　如果说毛泽东在1963年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时候，全社会还因信息封锁而不了解实情的话，那么，经过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近二十年网络信息的传播，作为道德楷模的“雷锋”早已成为民间笑谈，此时以雷锋的招牌作为号召来推动社会的道德建设，只能让人们更清楚地看到社会道德滑坡和诚信缺失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将雷锋树为道德楷模的政治体系，而“学雷锋”运动恰恰是这个政治体系的虚伪性的集中体现，所以，只要这个政治体系还在号召人们学习雷锋，社会的道德滑坡和诚信缺失就会继续下去。

　　也许，历史上很多道德楷模都掺杂政治权力和话语权力共同塑造的因素，但很少有哪一个“道德楷模”从开始就是政治操纵的傀儡。我无从判断雷锋的品质好坏，但我肯定他是一个因政治操纵而充满虚伪和病态表现欲的人。雷锋生前虽然不是全国性的道德楷模，但从战争年代其就特别懂得以“树典型”的宣传方式鼓舞士气的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后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大大小小的“模范”人物的挖掘和鼓吹，雷锋有幸被选作了典型。雷锋入伍前就曾因为响应号召捐款而被选为当时极为诱人的拖拉机手，并于1958年发表《我学会开拖拉机了》的文章，后来，无论当工人、还是入伍，他的生活中有三件事特别值得关注：任何时候都表现出政治积极性、有写文章的爱好并多次发表、屡屡并被公开报道。我并不假定雷锋是一个特别善于钻营的人，也不排除他性格中有较为朴实和善良一面的可能，但把这三件事联系在一起，结合雷锋的人生经历，我可以得出一个判断，那就是一个追求“进步”而又喜欢张扬自己的年轻人，主动配合形象“拔高”的需要，宣传档次一级级被提升，变得越来越虚伪，而成为政治宣传的好工具，恰恰是一个极不诚实的典型。

　　由于那个年代的政治宣传存在很强的“粗放性”，今天的人们，从常识和逻辑出发，已经可以很容易看穿“雷锋”这一形象的虚假。我们会注意到，作为一个爱做无名英雄的普通士兵，雷锋不管在哪里，总是会有摄影师在场，并为他拍下大量照片：满大街捡粪的时候，算是摄影师碰巧路过吧，晚上都熄灯了，打个手电筒学毛著，还是躲不开摄影师。那个年代的记者远没有今天多，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相机是稀罕之物，可雷锋仿佛早有他的专职摄影师了。雷锋的表演当然不止于此，更有趣的是《雷锋日记》，这本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十分熟悉的日记，哪里有一点日记的样子，要说这是一本写给别人看的日志还差不多，而且，如果日记尚不够及时，雷锋还可以通过《入党转正申请书》这样的材料向领导汇报自己所做的好事，比如给灾区捐款。总之，“无名英雄”自我曝光的方式有很多，不需要太高的智商。关于雷锋故事的作假问题，加拿大的穆正新先生多有挖掘，近年来国内网络媒体也有不少针对雷锋的质疑和揭露，从常识、逻辑上都比官方版本的雷锋故事可信何止千万倍，就连曾经包装过雷锋的官方宣传人员也公开承认雷锋“事迹”存在根据政治需要的改写和拔高。这些都很值得一读，此不一一赘述。

　　在宣传、组织的需要和帮助下，雷锋最终成了一个“全心全意”的虚伪者，他的虚伪和不诚信不只对别人，也针对自己，否则，你无法理解他给灾区捐款200元，却不在日记里谈及灾区民众的生活状况及“灾害”的成因——从雷锋日记中，甚至完全看不到那场大饥荒的痕迹。

　　这种彻头彻尾、全心全意的虚伪，是在政治恐惧和宣传吹嘘双重作用下形成的：胆敢说真话（哪怕是在日记里），会象林昭那样丢掉一切；配合政治的需要进行表演，则有望成为政治先进分子。雷锋不是生活在荒岛上的个人，而是一个听话并善于表现的社会人，他知道该做什么样的选择，那个时代的畸形产物不止雷锋一个。

　　但即使这样一个雷锋，似乎还达不到全国道德楷模的标准，于是，宣传干部、记者亲自上阵对雷锋进行道德包装，他的日记被修改，他的照片被技术处理，虚假之上有更多的虚假，最终才成就了一个让全国人民学习的典型。

　　所以，当我们说到雷锋的时候，我们几乎不是在说那个原名叫雷正兴的人，而是谈论一个被刻意塑造的人物形象，从生前到死后，“雷锋”都是被包装的，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假货，而虚假的政治则用这个假货欺骗和愚弄民众，把根据政治需要塑造的形象里加入一些道德的因素，让人们在接受这一形象的同时，接受政治体系所需要的纪律、温顺和残酷，最终象雷锋那样，“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当然还有将雷锋树为全国典型的林彪所加的一句，“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才是重点。

　　雷锋入伍前后，发生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政治性“灾荒”，几千万人悄无声息地失去生命，而思想控制登峰造极，个人崇拜愈演愈烈，对这些，胆小而虚伪的雷锋都看不见，他看到的只有光明，由于“光明”的需要，雷锋声称要“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要像冬天一样残酷无情。”——“个人主义”被扫除后，中国走向了“集体主义”的癫狂，演绎出文化大革命的内斗；对待敌人的残酷无情不久将出现在两个党的最高领袖之间，一个领袖让另一个领袖悲惨地病死在开封的地下室里。如果雷锋活下来并出现在1989年的北京街头，我怀疑他将以这样的“残酷无情”对和平示威的学生和市民开枪，而所有向学生和市民开枪的解放军，哪一个没有被党驯化为雷锋式的工具呢！

　　所以，以雷锋的名义召唤道德和诚信是可耻和可笑的。考察中国百年历史，对道德和诚信破坏最大的就是站在“雷锋”背后的政治体系，而“雷锋”则是其虚伪、愚民的主要商标符号之一，这是今天谈论“雷锋”的价值所在。开始具备思考能力的中国人在“雷锋”身上看到的不是雒树刚口中吐出的那些美丽辞藻，而是相反的内容，今天人们在网上谈论雷锋，大多使用插科打诨和讽刺挖苦的不屑语气，却没有对这个“道德楷模”表现出原有的敬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感谢雒树刚、薄熙来这种号召学雷锋的高官，他们给了人们一个结合历史与现实的很好的话题。

　　也许，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还离不开“道德楷模”，但虚伪的政治之下，活着的楷模是危险的，比如公安部一级英模王立军一转眼就跑进了美国领馆，一个个“廉政楷模”稍不留神就变成贪官锒铛入狱，在法治不彰道德缺失的年代，还是死了的“道德楷模”相对安全些，所以雷锋总被一次次祭出。遗憾的是，死去的楷模有其无法抹去历史痕迹，雷锋的“光辉”是那个黑暗时代的折光，作为被证伪的道德楷模，“雷锋”只是对虚伪无信至今的中共权力体系的辛辣讽刺。

作者：杨建利，原载: 作者博客

雷锋“失效”的根本原因

　学雷锋，能够扭转社会道德滑坡的趋势、凝聚民间道德共识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雷锋早已失效。

    此次学雷锋，各地搞了一点新花样。如，长沙将设立一个常设机构——“学雷锋活动指导处”，拨经费对“学雷锋先进人士”，提供招考招聘、子女升学、住房保障等方面的特殊照顾。重庆将开放雷锋公园。北京组织雷锋班长到各校演讲。河北开通“河北好人网”。央视播出“放歌雷锋城”专题报导……
    对此，人民大学教授李萍说：“执政党在雷锋牺牲50周年之际提出推动学习雷锋活动常态化，不仅是对社会道德滑坡的一种回应，或许也是出于凝聚民间道德共识夯实执政根基的考虑。”
    人们不禁要问：学雷锋，能够扭转社会道德滑坡的趋势、凝聚民间道德共识吗？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雷锋早已失效。

    “学雷锋”的有效期大约持续了将近20个年头，起于1963，终于1982。当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求真务实风气席卷中国的时候，“假大空”的学雷锋活动就失去了原有的影响力，而“高大全”的雷锋形象也随之崩塌，手表、皮夹克、毛料裤、黑皮鞋、雪花膏等诸多雷氏奢侈品，渐渐浮出水面。
    尽管在1990-1993年间，执政党又刻意推动过一次高潮，但最终还是因曲高寡和而黯然谢幕。原因何在？一个“假”字。
    造假，其实在雷锋生前就已经开始。专职为雷锋拍照片的宣传干事张峻回忆说，沈阳军区为了塑造这个典型，专门为雷锋成立了拍摄小组和日记指导小组。两年多时间里，拍摄照片300多张，平均每三天一张。这就是“雷锋做好事不留名只留照片和日记”的真实内情。而真相被大量揭穿，却是民众在最近几年获得有限的网络自由之后。

    例如，雷锋学毛选。此类照片过去一直占据雷锋事迹展的主要版面。有：一个人学、两个人学、全班学、在屋里学、在车内学、白天学、晚上学……。纰漏出在“熄灯后在被子里刻苦学毛选”这张名照。照片上有许多物件的影子——分明是摆拍的。
    再如，雷锋艰苦朴素。一张照片显示，雷在补一双补丁摞补丁的烂袜子。但人们却发现他的腕上赫然戴着一块“英纳格”牌名表。与当时的收入相比，这相当于今天人们买一辆家庭轿车。铁证之下，雷锋纪念馆只好将封存于库房的这件遗物拿出来展示。

    另一件令人捧腹的事迹，是雷锋春节不休息，在抚顺大街上捡大粪，一天捡六百多斤。当时的抚顺还是个人口不足50万的小城市，春节期间气温低至零下20多度，如此“粪量”，每天该有多少人不畏严寒到大街上“配合”雷同志？
    维持假形象屹立不倒的不二法门，就是永远阻绝真相的披露。雷锋倒掉的不幸，就在于真相已经被部分揭示。毛的形象同样如此，在延安整风、反右、大饥荒、文革等诸多运动的真相被揭示之前，伟大，绝对伟大！
    鲁迅先生说，中国的历史，满篇都写满了“吃人”二字。我以为，中国的文化，满篇都写满了“虚假”二字。我曾经看到有人这样总结中国文化——代表专制、代表腐败、代表虚伪。我以为，首恶是虚伪。其实，就我对雷锋经历的解读，我认为，雷锋有与常人同样的情感和优点，如爱美、爱酷、爱姑娘、爱助人，是一个比较正常、相当正面的小伙子。问题出在上头想造神。极权主义对正常人的异化，是可怕的。类似的例子，实在太多。
    要想真正扭转社会道德滑坡、凝聚民间道德共识，不妨再回到邓-胡当年曾经倡导的求真务实的路子上，“雷人”的事不提也罢。

    作者：犀利公，原载: 爱思想

为什么中国会走向民主

在过去十年里，西方学者常用“韧性威权主义”、“非自由主义调适”等词汇描述中国的政治，对中国政治发展持悲观态度。但是，我们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持乐观态度——中国将在2020年左右实现民主。我们这一乐观的结论来自于对一系列相互关联的发展趋势的观察。   　　经济发展趋势   　 　现代化假设认为经济发展会导致民主。中国经济正高速发展，并将继续保持下去。经验证明，处于中等发展水平的国家极易受到民主制度的影响。有人认为中国将 是例外，但作此结论为时过早。韩国与台湾在1988年开始实行民主政治，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当时两地的人均GDP分别为6631美元和7913美元(相当 于2010年的12221美元和14584美元)。中国2010年的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为7544.6美元。预计到2017年，中国这一数 字才将达到12000美元，并在2020年达到15000美元(以2010年美元购买力水平计算)。到那时，我们才能判断中国是否是个例外。   　 　中国的社会不公问题也在影响其民主前景。中国的基尼指数在2010年达到0.48，成为全球贫富分化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在改革开放初期，不断拉大的贫 富差距尚未给执政党带来政治压力，因为城乡二元化掩盖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但如今，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移民进入城市，贫富差距开始浮出水面，并成为一个 政治问题。人民对社会不公的怨气逐渐显现，普遍出现了“仇富”、“仇官”等情绪。迅速恶化的不公平现象使得无论是中产阶级、城乡劳动者还是民营企业家都被 政治边缘化——新兴中产阶级中出现了“蚁族”、2010年富士康员工连续自杀、民营企业面临“国进民退”。   　　总之，近年来的经济发展正在侵蚀各主要阶层的政治利益，从而为政治动员积累了力量。因此，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将成为民主改革的推动力。   　　变迁中的政治文化   　　许多人认为中国独特的文化积淀使民主进程十分艰难。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虽然中国文化中确实缺乏民主意识，但我们仍然相信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会改变中国的文化取向。   　　有许多调查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国内享有很高的信任度。有人认为中国不断增加的示威活动并未真正危及共产党政权的合法性，因为示威者的诉求主要集中在社会经济方面，而非政治方面。那么是这一政治文化制约了中国民主发展吗?   　 　事实上，中国的示威者对政治环境有非常快速的适应能力。例如，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发布激发了民众以“知情权”为由要求公开政府信息。这说 明，是制度而非文化取向决定了示威者的话语框架。此外，比起文化取向，政治教育在塑造中国人保守的政治观点上起到了更大作用。但是，随着政治环境的变化， 中国人的民主观可能很快就会发生改变。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虽然有着各种政治宣传，但在中国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民主抱自由主义观点。诺丁汉大学学者王正 绪还注意到，人们的政治观点随年龄的不同而变化，1980年后出生的中国人对政府的信任度明显偏低。   　　数据还显示，中国公民社会的活跃程度正在增加，“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率和非政府组织的数量都在快速增长。我们还可以从政府不断增加的维稳费用中看出中国社会正在增长的活跃性。在2009年，全国维稳费用为5140亿人民币，已经与当年军费不相上下。   　 　当下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的民主倾向也说明中国文化并非是民主的障碍。近年来中国出现了一批自由派意见领袖，影响了越来越多有文化的年轻人的政治观点。这些 都给执政党形成了困扰。传统媒体的转变在促进民主化进程。上世纪90年代，《南方周末》是自由派媒体的代表。但今天，它只是众多自由派媒体中的一个了。   　　然而，最具革命性的变革来自互联网。互联网已成为传播政治信息和组织政治行动的平台;互联网构成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本”，其政治影响不会立即显现，但从长期看来可以培育民主文化。   　　领导层的更迭及其影响   　　任何对中国未来民主化进程的讨论都离不开一点，即中国的政治精英如何理解和实施民主;他们接受或实施民主制度的动力是什么?政治领袖并非生活在真空中，公民社会的成长也会影响他们政治动机和价值观。   　 　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民众对“经济增长优先”的发展模式日渐不满，并要求更多的社会公平公正。近年来共产党对民主话题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2006年，温家宝对来访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代表团表示，中国要走向民主，这被视为政府态度转变的标志。而且，在党内外都出现了一些声音，呼吁更快更深入 的政治改革。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2006年发表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就在党内引起热烈讨论。   　　这些关于民主的讨论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可是，仅仅因为领导层提及民主就对民主进程报以厚望是不现实的，因为党内仍有许多担心民主化会带来动乱的声音。   　 　虽然大规模的政治改革尚未出现，但一些积极的进展已经显现，党内民主就是一例。2009年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了党内选举制度，“公推直选”开始在一些 地区实施，包括南京、上海、杭州和成都。虽然在短期内还不会实行对中央高层领导的直选，但地方的“公推直选”说明共产党的确在向这个目标前进。   　 　在中国，如今已不再是强人政治的时代，十八大后产生的新一届领导人不会再享有毛泽东或邓小平那样的权威。有学者指出，政治强硬派和温和派之间的争论对民 主化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当两方无法在关键的社会、经济问题上达成共识时，保守的政治精英会形成派系争夺权力，而自由派则会寻求公民社会的支持，推行 自由主义政策，以抗衡保守派。虽然双方的最终目的都未必是实行民主制度，但这一过程却会一发不可收拾，最终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   　　此外，胡锦涛和温家宝这一届领导提出了“和谐社会”的时代主题，下一届领导人会提出什么口号呢?除了政改还是政改。与此同时，公民社会的成长所带来的改革压力日渐增强，民主改革很有可能会成为中国政治精英最终的理性选择。   　　国际环境的影响   　 　在全球范围内，民主政治已是主流。在亚洲，许多国家都已完成了其民主化进程。有人认为民主会制约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印度近年来经济腾飞的现实削弱了这一 观点的说服力。学术研究显示，邻国的民主化进程会促进一国的民主改革。虽然中国还没有追随亚洲其他国家的步伐，但发生在这些亚洲国家的改革会增强中国实行 民主化进程的决心。因为这些亚洲国家有着与中国相近的文化基础，而且民主改革并没有阻碍他们的经济发展。   　 　全球化也在加速民主理念的扩散。为了和中国做生意，许多国家都希望中国的政策更加透明、自由。国际组织也在许多国家协助了民主化进程。虽然国际力量不可 能在中国发起民主改革，但国际社会交往是改变中国行为的有力机制。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使许多国家对华持负面评价，中国的领导人重视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形 象，因此需要努力改变国际社会的看法。   　　和平稳定的地区形势同样有利于民主化进 程。在和平的环境下，外界会与中国进行更多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交流，从而使民主理念传播得更广泛。民主化还会给中国带来众多好处。有研究显示民主化 进程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贸易与金融自由，因此中国国内受益于改革开放的群体将有更大动力推进民主。中国的统一事业同样会受民主改革的影响，台湾“总统”马 英九就曾在2010年表示有关两岸统一的对话应建立在中国实行民主制度的基础上。   　 　一百年前，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百年后，中国再一次站在十字路口上，新的“变革”将再次发生。虽然中国现在的发展趋势正指向民主改革，但这并非绝对， 只是很有可能。还有许多其他因素在左右中国的民主发展。中国的民主之路并非坦途，既得利益集团将竭力阻止之，突发事件也可能会推迟甚至扭转改革进程。但 是，中国的民主改革势头终将在不久的将来勃发。   　　(本文根据刘瑜、陈定定的“Why China will Democratize”一文编译)

作者：刘瑜 陈定定 译者： 王原，原载: 《华盛顿季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