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

2012年3月13日星期二

厉以宁：“水深了”已经摸不着“石头”了

　　◎广东“腾笼换鸟”的提法对全国来说，都是很有启发性的。别的省份可以从广东的经验中学到更多东西。

　　◎今天，我们需要的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不能再靠“摸着石头过河”，“水深了”已经摸不着“石头”了，这就需要顶层设计。

　　◎过去我们常说，无农不稳，这话是对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再加上一句，无“民”不稳，这个“民”就是民营经济。没有民营经济，社会是不大安定的。

　　本次政协会议间隙，全国政协委员、82岁的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接受南方日报专访时，对广东优化产业结构、推动转型升级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广东的“腾笼换鸟”提法对全国来说，都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厉以宁认为，我国下一轮改革中，顶层设计非常重要。他对广东处理乌坎事件的做法和成效表示赞赏，并期望广东在继续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加强社会管理和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继续为全国作出贡献。

　　转型升级以制度创新为基础

　　南方日报：近年来，我国提出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您对此如何评价？

　　厉以宁：首先是产业转移，因为从全国来看，广东等东部地区的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要将附加值较低的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二是产业升级；三是制度创新，这三个问题是连在一起的。从整个趋势上看，产业的转移是不可避免的。

　　最重要的是，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能逐步实现产业升级。产业转移不仅是因为要素成本的上升，也是为了更好地开发中西部市场，提高当地购买力和市场容量。

　　但我们要注意，所有的转型升级，都是以制度创新为基础的，因为只有通过制度创新，才能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

　　南方日报：近几年，广东一直引导企业特别是中小型制造企业加快转型升级、提高产品附加值，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效。在您看来，这对广东未来的经济发展将起到怎样的作用？

　　厉以宁：前几年，广东提出的“腾笼换鸟”实际上就是我说的产业转移，将已经不适合在广东发展的产业进行转移，这种转移是为了给广东腾出空间，留给更适合广东经济发展方式的产业。

　　我认为，广东的这个提法对全国来说，都是很有启发性的。别的省份可以从广东的经验中学到更多东西。但任何地方都要选择适合本地的政策，因为它未来要开拓的是本地的市场。

　　深化改革建促经济发展机制

　　南方日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70次提到改革，您觉得深化改革的时机到了吗？

　　厉以宁：今年更突出了改革。近年来，我们遇到了国际金融危机，改革的问题被引起重视，改革是发展的关键。

　　我们的改革如果不继续深入下去，就可能“生病”。一会儿经济过热、一会儿经济变冷，“热了”就紧缩紧缩，“冷了”就刺激刺激，这都是外来的力量在对经济起作用。改革就是让你自身的机体能够形成一种机制，政策给你刺激，那都是外来的。如果这个体制制度本身就能够有促进经济发展的机制，有一种对整个经济运作的一个激励机制，那么就减轻了对外来力量的依赖。

　　当然，不是说有了机制以后，就可以不要宏观经济调控，而是首先要依靠自身机制的作用，不是完全依靠外来的力量对经济进行干预。

　　顶层设计需要重视民营经济

　　南方日报：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20周年，如果说邓小平南方谈话揭开了市场经济改革的大幕，现在的改革和上一次最大的不同是什么？难点在哪？

　　厉以宁：现在的改革和20年前邓小平南方谈话时的形势不一样了。当时，人们主要争论的问题是要不要改革，而今天的问题已经明摆着，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改革也已经到了这个程度，讨论的是怎样把改革的工作继续做下去，更主要是从哪些方面着手。

　　今天，我们需要的是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不能再靠“摸着石头过河”，“水深了”已经摸不着“石头”了，这就需要顶层设计。

　　南方日报：您认为有哪些问题需要讨论顶层设计前取得一致认识？

　　厉以宁：今天，我们对民营经济的问题需要站在更高的高度来认识。过去我们常说，无农不稳，这话是对的，到现在仍然有效，没有农业，社会就不能稳固。但实际上从另一个角度看，再加上一句，无“民”不稳，这个“民”就是民营经济。没有民营经济，社会是不大安定的。为什么呢？就业问题怎么解决？你就业问题不解决的话，中国社会能保持持久的稳定吗？

　　解放思想缩小城乡区域差异

　　南方日报：如果说二三十年前的改革更重要的是解放思想，现在改革还有没有解放思想的问题？

　　厉以宁：现在同样有。过去我们经常批判“小富即安”，今天同样需要这样。我们现在虽然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离我们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我们不能满足于改革取得的成果，要继续改革。改革越往前走，就越往深层次发展，就一定要有一个通盘的设计，城乡的统筹、区域之间的协调都需要做。

　　南方日报：从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一直是我国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在这一轮改革中，您对广东有怎样的期许？

　　厉以宁：我希望广东未来在两个方面可以做得更好一些：一是总结乌坎村事件处理的经验，这个可能会为全国社会管理方面作出贡献，广东在乌坎事件的处理上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二是广东的民营经济发展得非常好，而全国范围来看，民营经济也有很多需求。广东靠自己的政策让民营经济取得更大的成绩，这也是广东给全国的贡献。

作者:厉以宁 |记者黄颖川、周强，来源: 南方日报2012年03月12日

葫蘆裡賣什么藥？毛主席提議林彪當九大主席團主席

《林彪日記》編著者李德、舒雲

《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今年9月13日，是震動中外的“九一三”事件40周年。
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以來，對事件的主角林彪和這個事件的爭論就沒有止息。
林彪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個極特殊的歷史人物。生前被尊為中國第二號神，死後卻被貶為中國第一號鬼，辭世40年，仍“謎”霧重重。本文作者20年餘年致力搜集林彪史料，逐年逐月逐日，詳記林彪的一生，從他讀孔子開始，到考入黃埔軍校，身經百戰，最後成為十大元帥中最年輕的元帥，林彪的一生幾乎涵蓋了整個中國革命的全過程。

1969年4月1日　17時，毛澤東宣佈中共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開幕，並反復提議林彪擔任大會主席團主席。林彪堅決不同意，提出毛主席任主席團主席，他帶頭舉手高呼毛主席萬歲。大會一致通過由毛澤東作主席團主席。

林彪代表中共中央宣讀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政治報告，念得結結巴巴。

經江青提議，九大《黨章》明確寫上林彪作為接班人。

九大前，葉群被安排進中央政治局。林彪曾勸她：你當辦公室主任把秘書管好就行了。你當政治局委員，把江青往哪裡擺？你還是不當為好。

4月2日　九大會議分組討論政治報告和《黨章》草案。

4月7日　毛澤東對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中共九大政治報告修改稿指示：林彪同志審閱。我看這樣修改較好。只在第24頁上作了一點修改。新排本留下待看。此件請你閱後退還張、姚二同志。

4月14日　毛澤東主持九大全體會議。

毛澤東、林彪發表講話。
周恩來發言，以歌頌林彪為中心內容，稱在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同志自始至終緊跟毛主席，不愧是廣大革命群眾公認的我們偉大統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副統帥。……林彪同志成為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早在40年前就已經開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義失敗後率領一部分起義部隊走上井岡山，接受毛主席領導的一位光榮代表。……新黨章明確寫上林彪是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是從林彪同志40多年的革命奮鬥中自然引申出來的最正確的結論，是完全符合事實的。它得到全黨、全軍和全國各族革命人民的熱烈擁護，也得到全世界廣大革命人民的支援。我們不僅為有著我們的偉大領袖、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主席而感到無限幸福，我們還為有群眾所公認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

林彪打斷周恩來的發言，說同志們，我沒有準備講話，我插幾句話。總理的講話，我事先不知道內容。他對毛主席的這個評價是非常正確的，是非常合乎實際的，沒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領導，就沒有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沒有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間現在這樣的地位，那中國就是國民黨統治的中國，帝國主義統治的中國，那中國就是黑暗的中國，而不是一個紅色的中國。而今天我們之所以能成為紅色的、偉大的、光榮的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這樣強盛的國家，而能影響全世界，諸種因素中的最重要的，決定的因素是毛主席，是毛主席的偉大的英明的領導，毛主席是我們最偉大的領袖。至於我個人很慚愧，在我年輕的時候，很早在井岡山同毛主席會合，那時年紀輕，並不知道很多的事情，就是跟毛主席就是了，在一切領導人中間，比較起來，前前後後我比來比去，我那時候就認為應該擁護毛主席，歸根到底毛主席他很高明，我僅僅只有這麼一點覺悟，並不是像總理說的那麼高瞻遠矚，全面的認識，沒有達到那個水準，說老實話，我幾十年來確實擁護毛主席的，我整個思想水準可以說是很低很低的，不像總理說的那麼高，後來在工作中略為有些成績，那也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領導下取得的。沒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領導，不僅我們黨沒有今天的勝利，就是我自己也沒有今天，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我這個人。如果在賀龍底下，在張國燾底下，我早就沒了，腦袋也早就沒有了，一定沒有了，是一定的，不是可以有可以沒有，而肯定地沒有，而是肯定地沒有的。張國燾能允許我這種人嗎？是絕對不會允許的，一定要砍掉的。如果是賀龍能夠允許我存在嗎？那就變成段德昌，賀龍不會留我，張國燾不會留我，而我的能夠存在為黨貢獻自己一點工作，全靠毛主席，在每一個時候的重大問題上都是毛主席指引航向，我們跟著幹就是了，所以一切成功的決定因素，那種偉大的力量是毛主席，毛主席起了偉大的作用，我個人的作用是很微小、很微小、很微小的。我在這裏僅僅向同志們作這麼一點簡單的聲明。

九大全體會議通過《中國共產黨章程（草案）》。第一章《總綱》這樣說：林彪同志一貫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最忠誠、最堅定地執行和捍衛毛澤東同志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林彪日記》，明鏡出版社）

黃永勝對林彪十分有氣：“你跑什麼跑！”

邱會作

《新史記》編者按：徴得邱會作子女的同意，摘錄邱會作回憶錄第36章“‘九一三’事件——林彪死了”，刊載於此。文中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1971 年9月17日）我在總後的家中吃完晚飯，就和胡敏、路光上西山了。我的剛出生的小孫女在山上，也想去看一看。到了山上，我叫路光先到黃家看看他理髮回來沒有。黃住在西山最高處的9號，9號下面是龐大的地下工事，是軍委前指的所在地。過了一會，路光回來說：“黃伯伯回來了，請你去呢。”

我問路光：“你黃伯伯在幹什麼？”
路光說：“他在批文件，並對我說，他要站好最後一班崗。然後他放下筆，從桌子上拿起一個相框給我看。他說，路光呀，這是我在我在井岡山當排長時照的，像不像我？”

提起井岡山，我對黃永勝的敬意油然而生，路光還沒有講完，我就起身去黃處了。

約六點半鐘的樣子，我到9號同黃永勝見面談了話。這次談話是“九一三”之後，我們第一次談話，也是此生我們最後一次談話。

兩人坐下來之後，反而沒有立即說話，這時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最後還是黃開了口。
黃說：“老邱啊，我們以後談話的機會不會多了。”

當我講了周總理的態度後，黃說：“話是這麼說，文章不一定這麼做喲，總理做不了這個主，江青不會罷休的。我們過去上了汪（指汪東興）的當，他利用我們看不慣江青的霸道啊，看不慣江青對老幹部沒有感情，到處出口傷人啊，看不慣江青在政治局頤指氣使，為難總理啊，汪東興老鼓動我們去反江青，說主席討厭江青。那次（指1970年5月17日），我和胖子去反映江青攻擊總理的事，才知道主席對江青根本不是汪說的那麼回事，其實主席很在意江青。”

黃接著說：“我看最多把我和胖子抓起來，總不能都抓起來，難道都不要了嗎？黨有政策嘛。你放心，把我抓起來，我什麼都不會說。江青會算老賬，要算老賬也還是那些，沒有什麼可怕的。”

我說：“就是沒有什麼可怕，才難辦呢！問題就難在這裏。”

黃說：“我們也有嘴嘛！我們反江青、張春橋，有道理嘛！不頂住文革小組那一套，不行嘛！況且，張春橋還是個板上釘釘子的叛徒。不讓她插手軍隊，是怕軍隊亂了，這也不對嗎！？支持總理工作有什麼不對！？過去主席是不會出面管這些的，現在不同了，他們會騎在我們頭上做林彪是‘反革命’的文章。”

當時黃永勝對林彪是十分有氣的，他說到這裏站起來，在房間裏來回踱步，然後走到有一幅巨大的三北地圖的牆前，大聲疾呼：“你跑什麼跑，害死人呀！”

黃喊完坐下來後又說：“廬山會議以後，我們還沒有吃夠苦頭？我看，林彪的下場就是反江青的結果，現在該輪到我們頭上了。”

黃永勝說著說著有些不耐煩了，突然說：“說這些王八蛋幹什麼，算了，不說這些了。”（《新史記》第4期）

为什么死刑犯的器官不能废物利用？

2012年3月6日，在全国政协小组讨论会上，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表示黄洁夫说，器官紧缺是我国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由于缺乏公民自愿捐献，死囚器官成了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

犹如《皇帝的新装》中指出皇帝并没有穿衣服的小孩子一样，黄部长的话告诉了我们一个基本事实，我国死刑犯器官被移植现象是存在的，而且数量还比较大。

事实上，死囚犯的器官移植这一点是国外人权机构长期攻击我大国的口实所在，也是长期以来中国政府讳莫如深的。

死刑犯的器官移植为何受到责难？

许多学者从人权观念进行解释。

就我看来，更多应从人性恶的角度解释。

更有许多老百姓认为，死刑犯反正被判处死刑了，生前他们作恶多端，死后器官移植不过是废物利用，是一件有利的事。

这可不是个别群众的观点，在我国大有市场。

被告人王富，54岁，原四川省内江地区人。1991年10月6日，某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市体育场召开死刑宣判执行大会，当分管刑事审判的副院长宣读了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并命令武警战士将强奸犯许某某押赴刑场执行死刑后，站在罪犯两旁的两名武警随即拖上死刑犯许某某走向游行的卡车，就在接近卡车时，被告人王富突然从人群中冲至死刑犯前方，手持斧头向死刑犯的头部猛砍，结果一斧子下去当即毙命。经查，被告人王富系本案被害人的父亲。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件，当然也可以说是法院的一次失误事件。王富实施了故意杀人的行为，但是不是定故意杀人罪？我看，如此定罪有些难，相信全国人民也不答应。因为许某已经是个“活死人”，在1991年还绝少发生枪下留人的传奇。提前几分钟结束一个“活死人”的生命，也构成故意杀人？但毕竟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私力救济被现代司法替代后，公民的私人行刑权全部让渡给了国家。国家的行刑权可能与公民（被害人）的认知有所不同。问题由此产生：在国家垄断行刑权后，是否允许民众部分或者说小限度地保留这种权利的行使？这些也让法官为难，该案结果如何不得而知。（参见王学堂著《无法不谈：一个法律人的行与思》，海洋出版社2009年6月版，《法律上的意外》，第154-155页）

我们还应该感谢时代，因为好在社会进步、法制文明了。

那就是私人行刑权完全被废止了。

有人认为，尽管法律已经剥夺了死刑犯的生命权，但却并未剥夺其身体权及自主权，死刑犯依法依旧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要捐献自己的遗体或器官——尤其是在其该种捐献无害甚至还有益于社会与他人的情况下。严格遵循程序的前提下利用死刑犯的遗体或器官似乎并无不妥，但就怕好心容易被坏人利用。

死刑犯器官移植不过是废物利用，是国人的实用主义至上思维。

这也并非个案。

行政处罚中罚没物品由于处理程序限制，许多鲜活易烂物品往往腐烂变质。于是，许多市民上书建议直接送敬老院或者社会福利机构。

可惜，法律对此都是直接否定的。因为这种处理方式往往会刺激行政处罚，使其目的正当性受到质疑。

死刑犯的器官移植亦不例外。

将罪犯作为器官移植的牺牲品，历来是器官移植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禁区。一些国家出于谨慎曾明令禁止对罪犯强制实施器官移植，并限制罪犯捐献器官，甚至将这类行为作为犯罪来加以防范。而我国立法中则迄今还未明确就这一问题作出规定。现实中，死刑犯自愿捐献遗体和器官的案例不少见，但是也不排除有死刑犯器官被“巧取”、“强取”的案例。根据1984年10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民政部等联合颁布实施《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在无人收殓或家属拒绝收殓的、死刑罪犯自愿将尸体交医疗卫生单位利用的、经家属同意利用的三种情况下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可供利用。

个别执法人员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往往会劝说罪大恶极或一审被审判死刑的人，以捐献器官作为悔改的理由。这种理由往往容易被目的非法者利用，最终达到了从犯罪者身上进行器官移植的目的。

因此，在目前尚无较好的规制办法下，对死刑犯器官移植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为佳。

因为人性之恶有时不能不防。

作者：王学堂，网易博客

2012年3月12日《明鏡郵報》

明鏡網熱點排行榜(2012年3月12日)

你的位置：明镜网 >> 首页 >> 热点 >> 排行榜

胡錦濤出席解放軍代表團全體會議強調軍隊反腐

茅台高管反诘记者:我请问你三公消费应喝什么酒

实体书店扶持计划年底或出台民营书店将获减免税

北京影响力的增强让尼泊尔的西藏难民感到窒息

政協會議共收到提案6069件四成以上涉及民生

以色列总理称将部署更多火箭弹拦截系统

貴州書記：不買茅台買拉菲更貴

朱漢強﹕福島核災一周年，究竟我們學懂了什麼？

2012年3月12日《歷史日報》

中国走向商业帝国至少20年持续增长

访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

朝鲜日报记者全炳根 (2012.03.13 15:03)

“资本主义在任何文明中都会存活。就像爱情一样，在任何文明中都普遍存在。”

“左派人士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几乎所有争论焦点上都提出了错误主张。”

“中国不同于19世纪的大英帝国或20世纪的日本帝国，会成为‘商业帝国’。”

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的回答斩钉截铁。从“金融史”到“帝国论”，再到“文明论”，不断加大研究幅度和深度的这位47岁的历史学家成为目前最受关注的国际学者之一。

《朝鲜日报》记者单独采访了来韩参加本报主办的亚洲领导力会议的弗格森，向他询问了资本主义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趋势以及西方经济模式存在的问题等。下面为采访摘要：

问：先从上月在《外交政策》发表的论文说起吧。题目是《我们现在都是国家资本主义者(We Are All State Capitalists Now)》。

“题目不是我加的。我一向认为‘建立国家资本主义模式来替代市场资本主义’的观点是错误的。共产阵营瓦解后，除北韩和古巴之外，大部分国家都在推行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国家在经济中作用越来越大的地方是欧洲和美国。外界总是将中国视为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型，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一直不断减少政府干预，市场地位不断提高。这就是中国的增长秘诀。”

问：您是说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和北京共识（中国式社会主义模式）的区分并不符合实际吗？

“这两种模式都存在局限性。就华盛顿共识而言，在涉及自由贸易、财政和货币政策等问题时，显得力所不及。由此带来的局限性通过金融危机体现出来。另一方面，在被称为北京共识的中国，市场的作用不断扩大。两种模式都忽略了对增长的必要条件——‘制度的质量(quality of institution)’的重视。例如法律的支配地位、透明度和腐败程度等。以此为标准，很多西方国家排名都很低。基于这一点我宁愿主张‘香港共识’。香港直到最近一直在法律的支配地位、企业环境等方面领先于美国。”

▲“北京共识”能否代替“华盛顿共识”？弗格森指出，这一争论忽视了各国的经济现状，真正重要的是法律的支配地位等“制度的质量”。朝鲜日报记者摄影

问：有人说中国今后还会持续增长10至20年，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中国的发展水平相当于20世纪70年代的韩国。以韩国为范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随着金融体系越来越复杂，问题也会随之出现。但中国内需市场的增长潜力很大，中产阶层也在不断增加。中国至少还会持续增长20年。然后会爆发人口问题。也就是说，国民年龄结构和劳动力供求会达到临界点。”

问：有人担心中国会成为过去那样的帝国，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但我认为中国无意像20世纪初期的日本那样成为军事帝国，也不具备这种能力。就目前而言，中国的发展主要集中在贸易领域。亚洲国家将中国视为增长动力。中国会成为商业帝国。中国和过去开拓殖民地的大英帝国完全不同。中国将增强经济力量摆在首位，军事力量摆在次要地位，从这一点来看反而更像美帝国。但中国也没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那样对国外进行军事干涉。15世纪将郑和舰队派往印度洋的明朝可以说是中国帝国的先例。当时向国外扩展也带有很强的商业性质。”

问：有人说西方的问题在于失去了对自身文明的信任，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虽然说是‘西方(the West)’，但北美和欧洲是不同的。双方之间的文化和经济差异越来越大。我认为，美国可以自我改造。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国民倾向于竞争、透明性和法律支配地位等原则。但欧洲国民则不同。就像丘吉尔所说，美国在尝试一切不同方法后选择最佳方案。虽然需要很长时间，但美国最终会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

问：您为何说帝国会突然没落？

“应该将作为国家的美国和作为帝国的美国区分开来。作为国家的美国不可能立刻崩溃，但作为全球力量的美国则非常脆弱，可以快速瓦解。无论在亚洲还是中东，美国都可能面临重大挑战。”

问：资本主义不也是一时的文明吗？

“市场这一机制于人类文明的初期阶段，伴随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自然而生。在从农耕社会过渡到城市文明社会的地方随处可见。想要取代市场的一切努力都以失败告终。无论什么样的文明支配21世纪，意味着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都会存活。将资本主义视为某种特定文明是错误的。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很快，但也是在被所有文明和文化接受的情况下发展的。可以说资本主义像爱情一样，在任何文明中都普遍存在。”

问：您在学者中被视为保守主义者，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以美国标准而言或许是保守主义者。但我（和美国保守群体不同）不是宗教人士。我信奉亚当•斯密和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等伟大的自由主义传统思想家提出的原则。我年轻时支持撒切尔夫人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撒切尔夫人比当时支配英国社会的社会主义劳动党更倾向于启蒙主义原则。我成为保守主义者主要是因为左派让我变成这样。我一直认为左派在很多问题上犯下了很严重的错误。他们在冷战、核武器、经济以及几乎所有争论焦点上都是错误的。来到美国更倾向于共和党也是因为对民主党标榜的原则，即像欧洲那样扩大联邦政府职能感到不满。”

多名港政协委员提案建议深圳升格直辖市

深圳可否成为中国第五个直辖市？这一次，这个话题由香港抛出。本次两会期间，多名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国政协委员共同发起提案，建议“将深圳市升格为直辖市”。

　　中国目前共有四个直辖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天津与重庆，这四个城市由国务院直接管辖，行政地位相当于省级。而作为国家的重点地区，这四大直辖市的一把手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般被称为“党和国家领导人”。

　　中国会否增设第五个直辖市？深圳、青岛、大连、武汉与苏州，都一度是外界猜测的对象。其中，2011年经济总量在全国排名第四的深圳市，早在1988年就开始有相关传闻，在深港强调加强合作的背景下，这一呼声近期更为高涨。不过，深圳官方在今年2月否认了这一传言，并声称深圳市委政府从未申请过成为直辖市。

　　然而，深圳不急香港急，与深圳毗邻的香港，近年屡有政商界人士建议深圳直辖。据香港《文汇报》报道，本次两会期间，包括高敬德、杨孙西、刘汉铨、计佑铭、施祥鹏、卢文端在内的多位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共同发起提案，建议“将深圳升格为直辖市”，在经济区划上把深圳定位为自由港。

　　他们在提案中指出，港深应以金融合作为核心，构建港深为主中心的超级国际大都会，核心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与纽约、伦敦、东京相比肩的世界顶级金融中心。

　　其中，全面推进两地融合，包括加快推进港交所与深交所的合并，加快建设国际交通航运中心，加快构建国际创新中心，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大胆进行制度创新等。

　　关于深圳直辖的利弊，民间也有不同的反应。支持者认为，深圳直辖将可以摆脱广东省的束缚，与香港的互动将可以更便捷，从而为构建世界级城市群提供了可能。而反对者则认为，深圳作为广东省内一个重要经济体，直辖对于珠三角的整体发展并无重大的促进，另外，深圳同样强调发展金融业，这将与香港产生同质化竞争，而两地在体制上存在区别，要实现无间合作，并非直辖之后便可以做到。

廉价中国的终结

《经济学人》

核心提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现在占全球制造业的1/5，其工厂的产量之高、成本之低甚至抑制了众多贸易伙伴国的通货膨胀。但是廉价中国的时代也许正在接近尾声。

原文：The end of cheap China | The Economist

发表：2012年3月10日

作者：《经济学人》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原文提要：中国飙升的工资水平对全球制造业意味着什么？】

从香港坐船到深圳，有一个巨大的标语牌欢迎你："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这是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地区之一。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生产的电视机、智能手机、钢管及人们耳熟能详的其他产品在2010年超过了美国。中国现在占全球制造业的1/5，其工厂的产量之高、成本之低甚至抑制了众多贸易伙伴国的通货膨胀。但是廉价中国的时代也许正在接近尾声。

　　从历史上工厂聚集的沿海省份（参见地图）开始，劳动力成本正在大幅上升。土地价格上升、环境和安全法规以及税收等因素都在产生影响。不过最大的因素却是劳动力。

      3月5日，投资银行标准渣打发布了一份对200多个总部位于香港、在珠江三角洲经营的制造商的调查报告，报告发现，今年的工资已经上涨了10%，苹果iPad的外包生产商台湾富士康，上个月在深圳将工资提高了16-25%。

      来自Kolcraft的Dale Weathington哀叹说："不像以前那样廉价了。" Kolcraft是一家美国公司，在华南通过外包生产商生产婴儿车。他抱怨说，劳动力成本在过去4年中飙升了20%。沿海省份正在丧失从内地吸引劳动力的力量。这些流动的劳动力通常在中国春节的时候回到家乡。在之前几年，Weathington先生的员工返回的比率是95%，今年只有85%。

      Kolcraft的经历很典型，当上海美国商会询问其会员最近面临的最大挑战时，91%提到"成本上升"，腐败和盗版远居其后。从2002-2009年，广东蓝领工人的劳动力成本（包括分红）按美元计算每年上升12%，在上海则是14%。咨询公司罗兰贝格估计，类似数字在菲律宾是8%，墨西哥为1%。

　　中国欧盟商会的资深实业家约尔格·武特克预言，到2020年，中国制造的成本可能会比现在增长一倍甚至两倍。咨询公司阿利克斯合伙公司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推断：如果中国的货币和船运成本每年上涨5%，工资成本每年上涨30%，到2015年，在北美生产的成本，与在中国生产并将其运送到北美的成本将没什么两样（见图表）。在现实中，这种趋同将会被放缓，但趋势是明确的。

Inline image 1

如果廉价的中国正在淡出，那么谁将取而代之？工厂将会转至拥有廉价劳动力的贫穷国家吗？这是一种常识性的想法，然而却是错误的。

中国优势

      PPC公司生产电视机插接器，该公司的Brian Noll说他的公司认真考虑过将经营转移到越南，劳动力在那里更便宜，但越南缺乏可靠的服务供应商，如镀镍、热处理和特种冲压。最后，PPC决定留在中国。作为替代，它在上海附近的工厂采用更多自动化流程，用机器取代部分（但不是全部）工人。

      GE副总裁John Rice表示，中国以外的国家劳动力成本低30%，但这通常会被其他问题所冲抵，尤其是供应链的缺失。GE确实在美国开设了一家工厂生产风力涡轮机，但Rice坚持说吸引力是人才而非廉价劳动力。由于附近有一家政府的大船厂，他的公司得以能雇佣到世界级的焊工。他说，除了日用品行业以外，"能力总是比成本重要。"

      香港企业家Sunil Gidumal为Harrods、Marks&Spencer以及其他零售商生产装饼干的铁盒。在他位于广东的工厂中，工资占成本的三分之一，在过去四年中翻了一倍。他说斯里兰卡的工人便宜35-40%，但他发现他们的效率很低。所以他在中国保留了一个小工厂为美国和中国国内市场服务，在斯里兰卡制造的铁盒只出口欧洲，因为从那里的船运成本远比从中国便宜。

      智库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的高路易（Louis Kuijs）观察到部分低科技、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如T恤和廉价运动鞋已经离开中国。一些公司正在实施"中国+1"战略，在另外的国家只开设一家厂，作为试水和备用。

　　尽管成本大幅上升，但中国沿海地区拥有持久的优势。首先，沿海地区靠近中国繁荣的国内市场。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拥有如此众多渴望购买产品的新富消费者。

　　其次，中国的工资水平也许正在迅速增长，但中国的生产率也同样在迅速上升。准确的数字或许存在争议，但这种趋势是确凿无疑的。中国工人获得较高的报酬，是因为他们生产了更多的东西。

　　第三，中国是个大国。阿利克斯合伙公司的伊沃·瑙曼称，中国的劳动力队伍十分巨大和有弹性，足以容纳制造圣诞节彩灯或礼物的季节性产业。据《纽约时报》报道说，为了应对此类的需求，生产iPhone的中国工厂可以在半夜——而不是等到第二天——把8000名工人从宿舍中叫到装配线上。半夜。在其他地方不可能有这样的做法。

　　第四，中国的供应链十分成熟和顺畅。长江商学院教授郑渝生认为，衡量制造业竞争力的正确方式不应只是比较劳动力成本，而应该是比较整个供应链。尽管劳动力成本在中国制造业产品的成本中占到1/4，但其他众多元素的不可靠性和不可获得性可能会使得在其他地区生产同样的产品显得不那么划算。

　　制造业咨询企业太平洋资源国际公司的德怀特·努德斯特伦认为，中国电子制造企业的供应链十分完善，以至于其前进步伐至少在今后10到20年内都"无人能挡"。中国的低技术产业也具备同样的优势。在中国沿海地区拥有数十家签约工厂的鞋类出口企业Topline公司的保罗·斯托克说，没有人能够轻易取代中国。

　　人们普遍预言中国内地的工厂将取代沿海的工厂。有关外国直接投资的官方数字支持了这种观点：一些内陆省份——例如重庆——现在吸收的外国资金与上海一样多。今年从内陆地区返回沿海地区工厂的民工人数有所减少，原因是在靠近他们家乡的地方有大量的就业机会。

　　但是制造商并不会仅仅为了寻求廉价劳动力而转向内地。原因之一是那里的生产成本并不是便宜很多。中国大型通信企业华为说，他们拥有硕士学位的工程师的薪水，在内地只比深圳低10%不到。Kolcraft考虑过迁到湖北，但发现最后的成本可能只比在沿海低5-10%。

Topline公司曾考虑把业务转向内陆地区，但是却发现在内地需要付出额外的成本。出口企业所需的基础设施仍然破落不堪，配套设施也不完备，而Topline公司的整个供应链仍然在沿海地区。于是该公司决定按兵不动。

内地收入

转到内地带来各种不可预期的成本。例如，在像深圳这样的富裕地区，新的劳动法规使得要关闭一家工厂耗费不菲。将货物从中国内地运送到沿海的成本可能比从上海运到纽约还要高。经理和其他熟练技术人员会对从熟悉的沿海地区迁到偏僻地区提出可观的加薪要求。重庆拥有3000万人口，但它不是上海。近期那里开展的一场反腐运动变得如此暴力，令合法的商人和奸商们都惊恐不已。

Inline image 1

在中国内陆投资的企业主要是为当地的消费者服务。随着众多的内地城市迅速膨胀，这是一个诱人的市场。但要制造用于出口的iPad和智能手机，世界车间仍然是在中国沿海省份。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他地区将会修建更好的道路、港口及供应链。最终它们将挑战中国沿海地区对基本制造业的主宰。因此，如果中国要想繁荣，中国的制造商就必须提升在价值链中的地位。它们需要的不是为人作嫁地组装别人设计的高档产品，而是从事更多的自主设计工作。它们需要借鉴德国的经验，制造出利润率更高的产品，并提供这些产品的配套服务。

一些企业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参观华为在深圳的巨大合作园区很有启发性。这个公司由一名退伍军官创办，多年来一直得到政府的扶持。但它现在更像一个西方的高科技公司而非政府扶持的巨兽。它的经理们是第一流的，其领导人多年来从数十家进驻的咨询公司那里学习，包括IBM和其他美国咨询公司。它已经变得高度职业化，创新能力突出。

2008年，华为申请的国际专利比任何一家公司都要多。今年年初，它发布了世界上最薄、最快的智能手机。作为至少中国的私营部门已经开始认真地对待知识产权的标志，华为深陷专利权之战，不仅与跨国公司，也包括与同城对手中兴，中兴也想从一家低成本的电信设备制造商转向新型消费产品创造者。

　　中国还没有足够多的华为。但是中国吸引了大量愿意创建一个华为的聪明的年轻人。每年都有新一波的"海归"——即在海外留学或工作过的中国人——回国。许多人曾与麻省理工学院或斯坦福大学培养出的世界一流的工程师打成一片。许多人亲眼目睹了硅谷的运作方式。事实上，正是硅谷的资深创业者创立了中国最具创新能力的公司，例如百度。

　　中国的变革步伐十分惊人，以至于让人难于适从。与毛式服装一样，关于低工资血汗工厂的固有偏见已经过时。下一个时期将是值得关注的：中国必须创新，否则将会落后。

订阅：博文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