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

2012年4月15日星期日

天津滨海新区万人和平示威抗议建化工厂

中国天津滨海新区大约上万居民，因不满当地开建有毒化工厂，连续数晚在当地广场举行抗议。

香港东方电视报道，4月14日上午，天津滨海新区大港区大约上千名居民聚集在大港世纪广场举行示威游行，反对中沙(天津)石化公司年产26万吨聚碳酸酯项目在大港开工奠基。

示威者高举写有“关爱生命给老百姓的生存空间”、“珍惜生命保护大港，一切为了孩子”等字样的横幅。他们还呼喊口号，要求当局立即叫停化工项目。抗议一度导致交通瘫痪，大批警察到场维护秩序，但是没有发生冲突。当天晚间，抗议人数增加，至上万人。

大港居民表示，计划建设的化工厂距离最近的住宅区仅1600米。居民们担心生产聚碳酸酯过程中可能释放可致癌的双酚A，威胁大港近五十万名居民健康。据悉，抗议从4月11日就开始了。

民众连日上街举行大规模示威之后，天津当局日前发通告表示，愿意立即停止施工，并重新作环境评估。但不少民众要求当局全面撤销项目。

据报道，该聚碳酸酯化工厂由中国石化与沙特阿拉伯基础工业公司合作兴建，4月3日在大港举行了奠基仪式。该项目占地近67公顷，总投资超过110亿元，预定于2015年建成。

美国之音

港人悼念胡耀邦方励之长跑，决心平反六四

美国之音记者: 黎堡 | 香港

图片来源: 美国之音黎堡

香港长跑活动人士起跑前默哀一分钟

香港民众悼念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和本月初逝世的民主派学者方励之，并以一年一度的长跑活动表达了争取平反六四的决心。

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星期天组织了一场纪念八九民运的23公里长跑活动。

23年的今天，1989年4月15号，倾向于改革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病逝，引发中国一些高校学生的悼念活动，并发展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但最终在六月四号清晨被当局血腥镇压。

今年的勿忘六四长跑在香港城市大学起跑，活动在星期天早上8点45分开始，也就是香港人习惯说的八点九，寓意八九民运。

活动开始时，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带领大家默哀一分钟，向胡耀邦、在六四事件中的死难者以及前不久在美国逝世的八九民运重要支持者方励之表示哀悼。然后，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梁耀忠代表众人在民主女神像以及胡耀邦和方励之的肖像前敬献鲜花。

*长跑显示决心*

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在起跑前对美国之音介绍了勿忘六四长跑活动的历史，并表示他们会继续跑下去直到六四获得平反。

蔡耀昌说，“我们从六四17周年左右开始，今年应该是第八年。当然我们觉得还会有很长的路，但总有一天六四会平反，所以我们无论怎么走，肯定会越走越近。”

大约八十名长跑人士在敲锣声中出发，沿途经过见证香港市民支持八九民运的一些重要景点，包括每年举行六四烛光晚会的维多利亚公园、1989年几万名市民前往示威的前新华社香港分社旧址以及塑造了六四遭镇压场面的国殇之柱所在的香港大学校园。

长跑人士到达终点--中国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大楼时，长跑活动变成了一场示威和悼念活动。

他们汗流满面，高喊平反六四的口号，然后每人拿着一束白菊花，缓缓走向中联办大门，向临时摆放在那里的胡耀邦和方励之的肖像献花。香港警察设置了多层路障，以人数跟示威者相当的警力把持中联办的大门和周边通道。双方没有发生冲突。

*李卓人：北京新领导班子要顺应民意*

长跑示威活动结束后，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虽然北京和香港今年都有新的领导人上台，但他不指望新的领导人会平反六四，但希望民众能更多地参与推动中国民主化的活动。

李卓人说，“我们当然希望北京新的领导人听到人民要求平反六四的声音，但是我们对中共政权没有期待。我们期待和期盼的是人民自己起来去争取民主。如果新的领导人不顺应民意，民主潮流将使顺者昌，逆者亡。我们相信民众的力量会推动新的领导班子一定要顺应民意，推行民主改革。”

最近，中国的个别官方媒体和互联网站对六四事件的严密封杀似乎出现了微小的松动，之后迅速恢复封杀常态。

香港的民运人士们表示会以谨慎乐观的态度继续争取平反六四和推动中国的民主变革。

黎安友：薄熙来事件令中共政权陷入尴尬

美国汉学家黎安友（Andrew Nathan)在接受本台专访时指出，薄熙来事件令中共政权陷入极端尴尬的境地，如今高层只有凝聚起来，以刑事案件的方式了结这场惊悚剧。而今秋的中共最高权力交接仍会按计划进行。

政治学家黎安友( Andrew Nathan)

德国之声：两个月前，重庆市前公安局长躲进美国驻成都领事馆一事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个月前，他的顶头上司薄熙来被免去了重庆市委书记一职，而现在，薄的妻子又被指控有杀人嫌疑。这是否意味着，一切关于所谓权力斗争乃至政变的讨论都只是空想和猜测，而摆在我们面前的不过是一桩普普通通的刑事案件而已，尽管它涉及了中国最高权力阶层？

黎安友：我认为就目前看来，政变可能只是空谈而已，但是权力争斗却是真实存在的，就隐藏在你刚才描述的那些事件背后。因为薄熙来早已打破了共产党为对外维持团结统一形象、将政治斗争隐藏在幕后的传统。他在重庆公然搞自己的一套政策，我想正因为如此，党中央才对他启动了贪腐调查，而正是关于其腐败嫌疑的指控促使薄熙来与其老部下--重庆前公安局长王立军之间决裂，并导致"成都一夜"事件的发生，从而给整个薄氏家族带来了灾难。

薄熙来的名字和他在重庆掀起的"打黑"运动是密不可分的。这场运动似乎是用一种藐视最基本法律标准的方式运作的。您本人曾有机会阅读一位自称遭到迫害和恐吓的中国商人偷偷传到国外的一些文件材料，在这一基础上，您认为王立军指控薄熙来是重庆最大的黑手党这样的说法有多可信呢？

黎安友：我认为非常可信，因为大多数中共高层领导都有一些贪腐背景。不能说他们全都腐败，但至少大部分人是的。而薄熙来则很可能有腐败行为，并且情节严重程度超出平均水平。因为中国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而要想把握住一个大城市的局面，必须采取一些被我们西方称作黑手党的手段。至于我看到的文件：我认为，对于要就事件本身撰写报道的记者来说这些文件是有价值的；但是我实在无法辨别这位商人的指控是真是假。我没有见过这位商人本人，我没有理由怀疑他的指控不实，但同时也没有对他所指控的事实进行调查，所以不能下结论。

长时间以来，您一直致力于亚洲政权合法性研究。正如您刚才所说，薄熙来有可能是个大贪官，而王立军的事件以及谷开来的案子也都公诸于世：这一场风波会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造成影响吗？

黎安友：我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执政地位有些动摇，主要因为它是一个独裁政权，它试图把所有的政治动作隐藏在幕后。任何一个对中国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国的腐败问题和权力争斗无处不在，政府的行为对老百姓来说是神秘莫测的，而且真正的法治并不存在。这都是些常识。但我认为，只要中国的经济保持增长、北京政权显示出把持大局的能力，老百姓就接受这个政权。而薄熙来的事件对于政府来说是尴尬的。也许最尴尬的事情就是，王立军竟然逃到了美国的领事馆。他之所以选择这条路，是因为他认为在中国的体制之内已经无路可走，不管是通过媒体、法庭还是公安，他都无法保障自己的安全。这就一下子暴露了问题的实质，所以是非常令人尴尬的。但是整个事件并不会对共产党执政带来立竿见影的风险。党的领导层能够收拾局面，只要把薄和他妻子除掉，这件事就算完结了。而真正的风险在于：它会暴露中共内部实际存在的冲突矛盾以及分裂局面。如果老百姓认识到这一点，就会认为这个政权的稳固性受到削弱，中国就会出现类似 1989年那样的危机。

在过去几天里，我们看到中国官方媒体发表了一系列呼吁团结的评论文章，看起来中共党内正在缺乏团结。这会对今年秋天最高领导权的换届交接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黎安友：我的猜测是，中共高层会凝聚起来。首先，如果继续内斗下去风险太大。薄熙来的案件正是党内团结分裂的表现。他真正的罪行不是腐败，因为我们知道腐败在中国是很正常的；显然他也不是因为在打黑运动中损害人民权益才被定罪的。用政治的语言来讲，他真正的罪恶就在于，将权力争斗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之内。因为这对于这个政权来说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想，能够留在位子上的党内高层，不管他对于这个案子有什么看法，都会保持沉默，跟大家团结起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出政治戏情节发展过于跌宕起伏，王立军逃到美国领事馆带来的尴尬加上一个外国人谋杀案子被牵涉进来，这使得任何人都难以公开站出来为薄熙来说话。这桩事件牵涉之广背景之深，的确是史无前例。因此，我的预测是，最高领导班子交接会如计划进行。但有一个问题是，原本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主管安全的位子是预留给薄熙来的，现在它空出来了。而且这个位置对于整个权力机构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关于由谁来顶替这个空缺将会引起一系列的幕后争斗。

在中共试图展现党内团结一致的同时，另外一个人又格外引人注目：总理温家宝最近几个星期以来，频频发出倾向改革的言论--他甚至呼吁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他的政治立场到底是怎样的？他的改革宣言是认真的吗？他是想以这些言论"青史留名"还是有什么别的意图？

黎安友：我认为温家宝的确是支持改革的。当然，他在提到政治改革和民主的时候，脑子里想的肯定不是我们西方人所理解的民主。他可能在考虑一系列温和的改革，比如改进党内民主，这都是在维持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前提下的微调。我想他是真的想推行改革。而事实上，胡温政府在位十年期间的确也推行了不少改革，尤其是经济方面的。这至少为未来的发展定下了方向。温家宝最近谈到的这些改革都是难度较大的，他自己肯定没有时间去完成了，我想他是想在离任之前留下一些标记，希望自己的继任者能够继续沿着这个方向走下去。

这整个事件显示出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二大国民经济体和崛起中的世界大国具有怎样一种政治文化呢？

黎安友：中国共产党高层的政治文化可以说是极端传统，而且非常的封闭化、精英化。可以概括为一小群不相信公众舆论的人掌握着核心权力。而整个中国的政治文化我认为正在发生迅猛的变化。中国的整体政治文化是世界主义的，是相当开放的，它会对不同的文化发出相对温和的质疑。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看到在薄熙来事件上，公众舆论和党内舆论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

采访记者：Matthias von Hein 编译：雨涵
责编：达扬

采访对象简介：黎安友（Andrew James Nathan，1943年出生），美国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东亚研究所主任，研究专长是：中国政治、中国近代史、比较政治学。黎安友是讲述六四真相的《天安门文件》英文版编辑之一。

重庆森林：王立军事件只掀起黑幕一角

三月十四日，面对全世界的摄像机，温家宝一改往日温温水的形象，猛烈批评重庆：“现任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必须反思，并认真从王立军事件中吸取教训。”十五日，薄熙来被免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因王立军叛逃美领馆事件引发的政坛地震余震不止，“重庆森林”的厚重黑幕只不过掀了一角。

二○○九年七月重庆掀起声势浩大的打黑行动。十月十二日，中纪委副书记、团派大将刘峰岩率中央巡视组赴重庆，监督检查重庆市级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贯彻执行党的维护稳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情况”，“执行民主集中制的情况，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和自身廉政勤政的情况”，意在给打黑风暴降温。不料，自恃有强大的民意和江泽民支持的薄熙来，根本就没把“自身廉政”这一警告放在眼里，利用媒体宣传其被迫打黑的苦衷，不但变本加厉地黑打，“唱红”运动也四下蔓延，一路唱进北京、香港。

甚至，王立军叛逃事件发生后的两会期间，薄熙来谈及打黑，居然公开向中央叫板：“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文革期间一本红卫兵小册子的书名就叫《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记同刘少奇叛徒集团英勇斗争三十年的韩培义同志》。薄熙来数十年都没忘，不愧老红卫兵的本色，似乎知道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此完结，薄熙来摆出一副站着死的架势。

薄熙来急功近利，野心破产

重庆与中央的矛盾，不仅是瞎折腾和不折腾的分歧，也是极左与较为开明和保守（希望和谐稳定地腐败下去）势力的较量，是牵涉到十八大权力分配的殊死搏斗.表面上，薄熙来输在缺乏“人格魅力”，王立军不愿做替罪羊，以薄熙来心腹、打黑大将的身份叛逃美领馆要求避难的决绝宣告重庆模式的破产；实质上，这是“唱红打黑”严重变调、变质，天怒人怨的必然结果。就像林彪出逃，王立军叛逃何尝不是万般无奈下的自保选择？从客观效果看，前者事实上宣判了文革的死刑，后者终结了“唱红打黑”，也算是功德一件。

以薄熙来的能力、资源和胆色，要想树立政绩在十八大更上一层楼，其实有多种选择，比如用民生工程、推行基层选举来博取民望；何以剑出偏锋，去搞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唱红打黑”呢？

这就不得不从具有中共特色的“政治正确”说起。中共鼓动民众革命的理论就是消灭剥削、开创人人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等党内较为务实的健康力量，一旦威胁到毛泽东的权威，后者就念阶级斗争的紧箍咒，前者根本无从反驳.中苏论战，“九评”祭出解放全人类的原教旨马克思主义，赫鲁晓夫照样溃不成军。

后毛泽东时代，邓小平也无法与中共特色的“政治正确”相争论，一九九二年南巡只好说“不争论”。这个“不争论”与胡锦涛的“不折腾”是一个道理，就是“打左灯向右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和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来换取执政的合法性。

有鉴於此，既然经济上无法超越团派大将汪洋领导的广东，重庆能搞点什么特色呢？入党誓词不是至今还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吗？以中共的“政治正确”而言，谁敢反对“唱红打黑”？这其实是个投机取巧的馊主意，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薄熙来“聪明反被聪明误”，以立竿见影的方式建立非常事功，垮台的方式自然也就摧枯拉朽。

薄另立司令部，坏在王手上

幕后力量对薄熙来的支持，以及薄熙来对民意的利用、操弄都只能是有限的，而不可能是无限的。刑讯逼供、匿名羁押、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拒绝律师会见和阅卷、实行公检法流水线式办案等黑打方式，以“李庄案”表现得最为明显，“眨眼”竟然也成了罪状，真是旷古奇闻！一时间，律师人人自危，法学界群情汹涌！

什么叫“众怒难犯”？网名为“燕七”的重庆警察说得中肯：“李庄案透视出一条政治铁律：一隅不可以敌全国，无论在哪一方面（尤其是意识形态），针对哪一个群体.不厚（薄熙来）有个讲话，或许自己不这样想，但其实已经把整个律师界作为自己整治的对象了，以他的资源，对付重庆律师界没问题，对付李庄也没问题，然而，对付整个中国律师界，就显得力不从心了。这不是因为律师太狡猾，不信换个对手试试，学生？教师？医生？农民？工人？莫不如此！”

二○一○年王立军在重庆市公安局党委会议上发表讲话：“凡是报纸歪曲事实真相攻击我市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就以单位起诉当事报社和撰稿人；如果他提及民警个人，且造成后果的，民警拿着证据到法院起诉记者，相关部门和民警所在单位要支持和协助。这就叫‘双起’，公安机关起诉报社，民警起诉记者。”王立军成了媒体公敌。

倒薄从倒王入手

四面树敌的结果往往是四面楚歌。中央确实无法公开反对“唱红打黑”，但对不听话的封疆大吏留有一道招牌菜：反腐败。何谓“自身廉政”？你薄熙来、王立军的屁股就那么乾净？王立军曾长期担任领导的辽宁铁岭公安局，二○一○、二○一一年窝案全面爆发，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富晓东、铁岭市公安局局长、铁岭市副市长谷凤杰等官员相继落马，辽宁省委书记王珉当时此地无银三百両地宣称：“纯属孤立事件，绝对与王立军无关.”

针对铁岭公安局窝案的调查很快涉及到王立军，反腐同样是绝对的“政治正确”，来自中央的压力很大，薄熙来决定丢车保帅。意识到面临西汉酷吏下场的王立军，决定叛逃美领馆拼他个鱼死网破，一举结束了薄熙来的政治生命和冤狱无数的重庆模式。

随着薄熙来的倒掉，中国左派网站和极左人士风声鹤唳、一派肃杀。应该说，这不完全是自由和法治的胜利，更多的还是权力斗争中对极左势力的短暂压制。要揭开“重庆森林”的层层面纱，要还重庆、还中国一个自由民主的晴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温家宝所言：政治改革“必须有人民的觉醒、人民的支持”。

余地，《争鸣》

三媒体“如何解决六四问题”有奖征文启事

今年，是“六四”二十三周年。

目前的中國，暗潮涌动，势不可遏。愈平历史创伤，解开“六四”死结的契机，已经隐然呈现。其不可抗拒性，各个阶层、各种利益集团甚至中共高层本身，都意识到了。“六四”不获正义，亡魂不暝，国运不靖，国难未已；而拖欠愈久，代价愈大。事至今日，萬竅風生，是时候了。

然历史恩怨，盘根错节，纠结深广。如何解决六四问题，是庞博复杂的政治法律过程，是中国转型正义的枢纽。它需要参考世界历史在此类问题上的丰富经验教训，需要考察不同立场和原则、解决时机和步骤所带来的不同政治社会文化结果，权衡比较，折冲樽俎，高瞻远瞩。需要极高的智慧，集思广益，疏解人心，导正历史。其成败利钝，都将影响深远。

有鉴于此历史临界点所嘱托的责任，《议报》（公民力量）、《北京之春》和《纵览中国》三家杂志社决定联合公开有奖征文，希望各界人士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对如何解决“六四”问题发表看法，广拓空间，贡献睿见，以启迪思考。有奖征文活动于4月15日正式开始至8月15日结束。投稿一经接受将由《议报》、《中国之春》和《纵览中国》同时发表，获刊登文章将获得正常稿酬。三家杂志社将从发表的征文中评选出一、二、三等奖文章若干，分别发放1000美元、500美元、300美元的奖金。9月1日将公布获奖名单。

我们希望听到关于“如何解决六四问题”的建设性和创造性意见。期待您的参与，征文请发往：zhengwen64.2012@gmail.com

《议报》、《北京之春》、《纵览中国》

《聂荣臻回忆录》对林彪的描写与评价是否真实？

林彪军事素养的细节（上）

（明镜历史网编者注：经邱会作将军之子程光先生授权，我们将陆续刊登他的文集《往事回眸》中部分篇章。敬请读者关注。）

近些年来中国当代史研究风行“宜粗不宜细”，只要某一问题已“定了性”，有人便照着修一段史，然后搜集、引伸、移植出一些“资料”加以说明。这种注重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方式于历史科学的治学和研究是否有益？我一直心存疑惑。

钻入史学海洋，我对当代革命军事史情有独钟，敬重创造那段历史的人们——人民解放军的将帅。《聂荣臻回忆录》于1983年发行，是元帅回忆录中最早出版的，尽管它与后来的《彭德怀自述》在史实上、价值上相差远矣，但还是引起了我极大的注意。我相信用人的生命搏杀为代价换来的军事历史一定珍贵。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原红军一军团二师政委、新中国首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牵头编写了“红一军团战史（稿）”，参与者多为红军老人，是当事人回忆当年事。而《聂荣臻回忆录》为二十多年后部队政工干部组成“写作组”集体之作，说它是“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也许更为恰如其分，红一军团于中央苏区反围剿、长征路上当先锋的光辉战绩，还有歌颂毛泽东用兵如神的大量篇幅自然成了重头戏。

一支英雄部队的战史融进了其领导人的个人的回忆录，就不得不提及红一军团创始人——军团长林彪。彼时林彪已经人去事非，回忆录无论写史还是叙事，内涵中都是对他“彻底否定”。关键的地方自不必说，就是一些无关大局的细节，也是挖苦口吻。比如其中说到：林彪从红军带兵时起，身上有个小本子，上面记载着每次战斗的缴获、歼敌数量，并为此沾沾自喜……它令人感到，此人素养如此糟糕，想得都是沽名钓誉。

过于政治化是上个世纪中国的思想禁锢阴霾还非常浓厚时该类作品均有的特色，这段描述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质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瑕疵尽显。一篇气势宏大的中国元帅回忆录里出现这样的“细节”实在不和谐，因为彼时刚23岁的年轻军团长决不会因为这个“猥琐”小事就被年长他8岁的政委聂荣臻察觉出他四十年后会有“九一三”那样的结局，一看便知道那是“写作组”的捉刀之技。

类似情况还有多处，如写红一军团第一支骑兵连的首任连长梁兴初和副连长傅崇碧，对傅某之后加了“同志”，对梁某则是直呼其名（与书中那些后来成为“坏人”者待遇相同），只因出版此书时梁兴初还在株连的阴影中。这样强烈的政治化取舍，不像是如实记录过去的回忆，倒像“专案组”在下政治结论，一时间让人难以区分这些内容到底是“专案组”在审，还是“写作组”在写。

我对聂荣臻的敬爱发自由衷，红一军团的将领在人们眼里也许是传奇人物，可到了我这儿都是长辈至亲。我曾有机会走近聂荣臻。“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至1967年“一月风暴”时，我的父亲邱会作被造反派武斗打成重伤致残，在中央军委驻地西山养伤的几个月里，倍受住在那儿的聂荣臻、叶剑英关怀。老帅们对造反派的愤恨，对老干部的爱护，常常露于言表。每天清晨和晚饭后，住在西山的人有时和喜爱散步的聂荣臻、叶剑英不期而遇，说上几句话。在我眼里，聂帅双目慈祥，叶帅满脸福贵，他们待人随和亲切。

那情景虽已过去三十多年，至今于我仍犹如在眼前。但是当读到聂荣臻的回忆录时，我已不再仅仅是他的少年崇拜者，多的是“情”，心中是“敬”，而是一个历史钻研者，讲的是“理”，信的是“实”。我阅读许多相关聂帅的史料后发现，元帅也是常人，他为人忠厚，对毛泽东忠心，但有时过分有些“愚忠”。他和那一辈将帅们一样，受到了历史的局限，而这个局限又被“写作组”充分发挥，一心要塑造出一代“忠君”的名将。然而，历史不是政治，更不追求身后的“政治评价”（古称 “谥”），而要留下真正的史实。《聂荣臻回忆录》过头地褒此，必将过分地贬彼。在“写作组”笔下，对林彪是按“三十年代悲观革命，四十年逃避革命，五十年代不愿革命，六十年代伪装革命，七十年代背叛革命”的“政治套路”作为潜台词在“回忆”叙述。

“九一三”以后那样说情有可原，那时谁敢讲真话？听一位老同志说，1972年中央召开“批林整风”会议，全国各地的大员参加，都说与林彪没有什么关系。但会议的组织者出了个阴鸷的“绝招”，让与会人参观林彪住处毛家湾。那一份份来客记录、一张张合影照片在那儿，让各位大员看了发怵，回来后争先恐后检讨，愤怒声讨批判，誓言彻底划清界限。那一幕人为导演的政治剧并非第一次，在1966年八届十一中会会、1968年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曾对刘少奇、邓小平使用过。现在重读那些记载 “共同声讨”的全会一致通过的决议、记载每人发言的会议简报，还让人有如亲临其境。虽然那一次组织领导干部对林彪住处的“参观”少有人知，但它所体现伟人早年提倡的农民造反“痞子”作风，令人咋舌称奇。彼时政治气氛如此，老同志们作任何“揭发”都可以理解。然而，对封疆大员采用如此手段，实为古代帝王治吏之术在重演。但是，如果没有了合影相片之类的“细节”，怕是谁也无法唱出那出“好戏”。

《聂荣臻回忆录》有不可替代的珍贵价值，但也留下了遗憾。元帅和他战友们的功绩，我从老同志的嘴里，从一些部队的军史中知道不少，它们不仅详实，而且生动，甚至精彩，但是只要“沾了那个人的边”，就没有人敢采用。谁叫《聂荣臻回忆录》出的早呢？军事上的后发制人有时比先发制人要强大，撰写回忆录恐怕也是如此。离开思想禁锢的年代久远一些，会写得更加真实。评价回忆录，不在于回忆者的政治地位曾有多高（那怕是用他的名份），也不在于上面对它的宣传力度有多大，而要看它是否忠于史实。且不论你的观点如何，即便是对素材的选取和舍弃，也要接受这个法则的检验。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为民请命，毛泽东欲置彭于政治绝地。聂荣臻和叶剑英上门劝说彭德怀服软认罪，吞下那颗苦果。这段重要的史实在许多参加会议的老同志回忆中被有意避去，但最终还是再现于世人面前。它来自于李锐写的《庐山会议纪实》，那是共产党高级干部以科学的态度回忆历史的佳作。正是李锐所忆述的那些细节，才把尘封多年的历史真相说明。坚持真理有时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彭德怀的悲剧不仅是毛泽东所为，还有几乎全体与会者的推波助澜。1989年庐山风云三十年过后，按法律规定，其档案应当解密，但许多老同志恳求中央不要那样做。因为在已经发表的众多回忆和言论里，他们称当初就抵制毛泽东，至少也是同情彭德怀。若是一旦公布了会议原始记录，那些凶狠咒骂彭老总的恶语将令他们无地自容。还是“宜粗不宜细”多讲政治，把责任加在林彪、康生，甚至是柯庆施等人的头上为好。

作者简介

程光，又名邱承光，邱会作之子，1946年生，江西兴国人。
1965 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68年到广州军区部队当兵锻炼、工作，任战士、班长、宣传干事、连指导员、团宣传股长。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受审查，1979年被取消党籍离开军队。后直接上书胡耀邦总书记，经他批示过问，撤消处分并被安置到江苏无锡的工厂。自学机械工程数年，从打杂工作成为技术员、工程师、技术科长、高级工程师，所设计或主持的项目，获得过国家部委和江苏省科技进步奖，公开发表过数十篇科技论文、译文。
1988年受聘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担任中美大型合资企业总经理。
1998年辞掉公司高管职务，集中精力研究中国现代史和文化大革命，协助父亲做回忆资料的整理工作，同时开展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已公开出版的相关著作有《1970年庐山会议背景研究》、《心灵的对话》、《历史的回顾》、《往事回眸》等。

她不是“九一三”的导演——我所见到的叶群

（明镜历史网编者注：经邱会作将军之子程光先生授权，我们将陆续刊登他的文集《往事回眸》中部分篇章。敬请读者关注。）

因为找不到那个副连长（叶群的烈士弟弟的遗腹子）什么把柄，他被扣上“政治历史”问题被处理复员，在离开部队之前和我偷偷聚了一下。他说现在很苦闷尴尬，养父是个军级干部，却帮不上儿子什么忙，想找个好点的单位，别人都婉拒，最后托老战友帮助安排他到西北地区一个城市当了名工人。我说他已是万幸了，至少比我强，还有个家，还有爱他的父亲母亲，而我，父母生死都不知道。

8

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我在分别十年后看到了自己的父母和一些劫后余生的人，林豆豆也在其中。1988年父亲从“保外就医”的西安到北京省亲时，林豆豆来看父亲。他们说起话来都提到了叶群。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大批判中，人们都把叶群当成了最坏的女人，是敌人派进来的潜伏特务、早就知其恶迹。可林豆豆讲，叶群是毛泽东、朱德一手为林彪撮合的，叶群并不愿意，是毛泽东等做了工作。我知道，彼时的所谓做工作，就是“组织分配”和“强迫”的代名词。

豆豆和父亲聊天中说出了一个意思，叶群不好，连累了她爸爸。
父亲避开这个话题，说别的了。林豆豆临走前，看样子父亲想和她单独说什么，我走开了一会儿。待豆豆告别之后，我问父亲有什么事要说。父亲说，有些话单独说对豆豆方便，他不同意豆豆说，是她母亲不好，害了她爸爸。

我问父亲怎么说的，他说他讲了三条：其一，叶群有缺点，但同样是冤案中人，到现在对“九一三”没说清楚，都是些没有根据的扣帽子，怎么好全怪到叶群头上？其二，对豆豆抱怨叶群有时和江青交往多了，父亲作了解释，说很多是周恩来叫她去的，打听江青那的底细，以便应对。叶群在这上帮周恩来办了不少事。

我说，叶群有时和江青一起乱说，引起了麻烦。
父亲说，叶群和江青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心里放不下事。她们如果有事就一定会向外说，但也有不同：江青是不分时间场合、无所顾忌地胡说八道，只要高兴就瞎吹乱讲。叶群理智多了，她只对自己相信的人说，而且说得也有分寸。

父亲又说，叶群为人热情，很聪明，记忆力特别好，人缘不错，做事比较得体，绝不是江青那样耍泼欺人的恶妇。叶群的问题是没有多年的党内斗争经验，更没有在长期艰苦的领导岗位中磨练出来的品性，总是唠唠叨叨……父亲的话是那么平淡，好像是在说可能还会遇到的一个熟人。

我说，现在有个流行之说是叶群导演了“九一三”。父亲一口否定，说叶群最多只能说是对身体不好的林彪有某种干扰，要害是堵塞了一些言路，造成他脱离实际。叶群遇事不能浑厚深远，影响了林彪，也影响了他们，但这种影响不是导演了“九一三”。
听到这儿，我问父亲，那你对豆豆说的第三条是什么？
他说他向豆豆提了一下，“叶群是你生母，不要过于怨恨她。”

父亲这句普通家常话令我非常感慨。“九一三”是个历史之谜，为了要解开它，了解彼时的当事人有重要意义。那些人也是有七情六欲的平常人，不能一味只当成“政治小丑”去任意胡说。好在那一段是现代史，离开当前不算久远，还有人认识见过那些当事人。研究历史，对他们不能脸谱式地人为丑化，包括叶群，按照本来的面目了解真实的他们，会更好。

——作于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