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背離李瑞環的茶壺理論，香港政策失敗，把責任推給被極度誇大的「港獨」。
在一九九五年的一次談話中，李瑞環把香港的治理比作「宜興的茶壺」——茶壺中的茶漬才是名貴所在，不識貨的人刮掉它，反而毀了茶壺的價值。
這段講話在香港引發了高度的共鳴。主權的交替即將發生，香港人對未來半是期待、半是惶惶。不錯，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然取得驚人成就，但這個製造了大饑荒、發動了文化革命、又在六年前把槍口對準自己的青年的政權，一定不會把這套方式引入香港嗎？即使它不使用暴力，這個滿口教條的黨能明瞭香港人對民主、自由、法治的感受嗎？它又能克制自己偏執狂式的控制慾，讓「港人治港」嗎？
時任中國政協主席的李瑞環的講話，讓很多人獲得一時寬慰。這個準確的比喻，令人覺得至少黨內的開明人士仍能把握到問題的本質。
十七年過去了，北京部分遵循了諾言，香港「馬照跑，舞照跳」，它也動用自己獲得的龐大物質力量，來幫助香港保持繁榮。但在政治上，似乎再沒有一位領導人能發出「宜興茶壺論」式的論調。它一方面意味中國崛起給北京帶來的傲慢，不再需要敏感於香港的感受；另一方面，它也表明著政治能力的顯著衰敗——伴隨著早期領導人的離去，極權系統難以生產出富有洞察力的新人。
國力的興起與政治能力的衰退，造就了今日中國的面貌，而香港則成為這種症狀的最佳折射。在剛剛結束的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中，胡錦濤對於港澳部分的發言在香港引發了一陣驚恐，香港人的民主訴求、對中聯辦日益明顯的干預表現出的不滿，被北京理解成「港獨」力量。這是極權政治再熟悉不過的論調，它把任何不同於自己的聲音視作異端，把異端又視作敵人，而不斷創造敵人，則是它保持自身權力與合法性的方法。在昔日，當你創造了「階級敵人」、「幕後黑手」這樣的概念時，也意味著你可以把自己的政治與經濟失敗，全都推給這些力量。而在香港的問題上，當北京使用出「港獨」來形容不滿聲音時，也表明北京不承認自己在香港政策的失敗與技窮，把責任推給即使不是無中生有、也是被極度誇大的「港獨」勢力上。比起李瑞環通過茶壺理論來強調「兩制」，胡錦濤的講話則明顯著重於一國。
此刻的香港（西藏、新疆、台灣亦然），這傳統意義上的中國的邊緣地區，如今面臨著雙重的壓力。一方面是極權力量，它雖然衰竭、仍舊強大，你可以從十八大報告中瀰漫的意識形態腔調中感受到它，這種極權式思維仍試圖壓制一切不同聲音、不斷製造敵人。另一方面，中國崛起造就了新的帝國誘惑，這帝國也充滿了規訓一切的願望，它對於邊疆保持了本能性的恐懼與懷疑，憂慮它成為包藏反叛的據點。極權與帝國的衝動，都是難以控制的，它總傾向於不斷累積、擴張自身的權力，直至被自身的重量壓垮。
不論「宜興茶壺論」多麼巧妙，它也不再適合於此刻的香港。北京的新一代領導人有可能表現出更多的政治技巧、或是淡化意識形態色彩（這一代接受過八十年代的舉蒙運動），但香港已不是十七年前的香港，它需要的不是開明專制，而是更為徹底的民主體制。北京和香港的矛盾是根本性的，是體制上的對衝，無法僅僅通過政治手段來解決。
多年前，香港的民主領袖李柱銘也做過茶壺式的比喻，他說﹕「香港民主有如日本料理店的紙門，誰想硬闖，沒人可以阻攔。不過若懂得尊重，就會先敲門，獲得門內首肯才入內。香港與中國的關係亦如此。」在過去的幾年中，我們看到北京的大員們粗魯地清掉茶垢，大腳踏破紙門，還理直氣壯。當他們創造了「港獨」這樣的名詞時，一定不知道莎士比亞在《麥克白》中的警告，語言是有魔力的，你說出了它，它就會纏繞著你。就像一九九六年的導彈演習把台灣向外推一樣，「港獨」的討論則讓香港的心離北京更遠，在兩邊築起新的籓籬。
許知遠，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他最近的一本書《極權的誘惑》由台灣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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