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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20日星期二
2013年8月19日星期一
制度優越 胡說八道
北京清華大學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學者胡鞍鋼,人如其名,亦如其姓,出生於中國鋼都鞍山市,最擅長的是胡說八道。冷不防,那廝又在官媒發表鴻文,力指中國的「集體領導制」以其優異實踐證明了巨大的優越性,明顯優於美國的「個人總統制」云云。
胡教授的胡說八道,搞到小生胡思亂想,想到日本侵華時期,日軍在東北進行惡名昭著的人體試驗,其中一項實驗叫「密室逃殺」:先叫一名「試驗品」走入水深及胸的密室,不斷燒水加熱,室內有兩個一模一樣的按鈕,一個放毒氣,一個開大門,當水溫升到某個水平,「試驗品」終會按下其中一個按鈕,結果一半人被毒死,一半人逃出密室。
密室逃殺實驗還有一個多人版本,結果發現,幾個人在密室裏爭持不下,有人主張按左邊那個,有人主張按右邊那個,亦有人挺身護着按鈕……幾小時後,日本軍人打開密室一看──兩個按鈕原封不動,所有中國人扭打一團,都被煮熟了。
現在某個密室裏,也有七個男人聚首商議,眼前只有一個改革按鈕,按下去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不按就等同慢性自殺,最終按與不按,大家都還說不準。可知的是,中共的集體領導乃沿襲前蘇聯的政治局制度,敢問胡教授,制度優越的蘇聯於今何在呢?
林芸生 傳媒人
太陽報
胡教授的胡說八道,搞到小生胡思亂想,想到日本侵華時期,日軍在東北進行惡名昭著的人體試驗,其中一項實驗叫「密室逃殺」:先叫一名「試驗品」走入水深及胸的密室,不斷燒水加熱,室內有兩個一模一樣的按鈕,一個放毒氣,一個開大門,當水溫升到某個水平,「試驗品」終會按下其中一個按鈕,結果一半人被毒死,一半人逃出密室。
密室逃殺實驗還有一個多人版本,結果發現,幾個人在密室裏爭持不下,有人主張按左邊那個,有人主張按右邊那個,亦有人挺身護着按鈕……幾小時後,日本軍人打開密室一看──兩個按鈕原封不動,所有中國人扭打一團,都被煮熟了。
現在某個密室裏,也有七個男人聚首商議,眼前只有一個改革按鈕,按下去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不按就等同慢性自殺,最終按與不按,大家都還說不準。可知的是,中共的集體領導乃沿襲前蘇聯的政治局制度,敢問胡教授,制度優越的蘇聯於今何在呢?
林芸生 傳媒人
太陽報
國之將亡聽於神
一位港人崇拜的泰國「生神仙」突然辭世,此君在港的信徒遍及政、商、娛樂界,超級富豪有之,知名藝人有之,立法會議員亦有之。有一位現任議員,當過大專院校的系主任,早年也曾是「生神仙」的超級粉絲;其他不少受過高等教育的名人,多年來更一直對他頂禮膜拜、言聽計從。看着看着,不禁使我搖頭嘆息,更惹起我浮想聯翩。
早在先秦時代,中國聖賢已敬告世人:「國之將興,聽於民;國之將亡,聽於神。」泰國是個滿天神佛的地方,「生神仙」久居當地,泰國人對他尚且將信將疑,從不會瘋狂熱捧,對他離世的消息也只作低調處理,絕不至如香港般全城熱話,可見泰國人比香港人還要理性。近年,香港人心浮動,亂象紛呈,這是否跟我們日漸缺乏理性、不辨賢愚有關?還望港人能靜言思之,深以為戒!
世界之大,無奇不有,筆者從不否定這位「生神仙」或許真有點過人本領。本欄為增添讀者談資,有時也會說怪談奇,以期在茶餘飯後平添一點生活情趣。但怪力亂神之事,可知而不可恃,畢竟「命由我作,福自我求」。香港那些社會名流滿以為對方真是神龍之身,為希求好運而在他面前匍匐於地,甚至受他指使而在眾目睽暌下於枱底爬行,如此舉措,更不必問因由何在,港人失心喪志竟至於此,難道還不是衰亡之兆?
陳偉強 大學講師
太陽報
早在先秦時代,中國聖賢已敬告世人:「國之將興,聽於民;國之將亡,聽於神。」泰國是個滿天神佛的地方,「生神仙」久居當地,泰國人對他尚且將信將疑,從不會瘋狂熱捧,對他離世的消息也只作低調處理,絕不至如香港般全城熱話,可見泰國人比香港人還要理性。近年,香港人心浮動,亂象紛呈,這是否跟我們日漸缺乏理性、不辨賢愚有關?還望港人能靜言思之,深以為戒!
世界之大,無奇不有,筆者從不否定這位「生神仙」或許真有點過人本領。本欄為增添讀者談資,有時也會說怪談奇,以期在茶餘飯後平添一點生活情趣。但怪力亂神之事,可知而不可恃,畢竟「命由我作,福自我求」。香港那些社會名流滿以為對方真是神龍之身,為希求好運而在他面前匍匐於地,甚至受他指使而在眾目睽暌下於枱底爬行,如此舉措,更不必問因由何在,港人失心喪志竟至於此,難道還不是衰亡之兆?
陳偉強 大學講師
太陽報
深圳星級看守所 羈押坐牢成享受
內地怪事無奇不有,深圳建設了一座五星級看守所,形同度假村,羈押坐牢反而成了超級享受,難怪一些罪犯想方設法留在這個五星級看守所進行「療養」。
據報道,這座五星級看守所有圖書室、心理治療室,裝修豪華,用料高檔,空間廣闊,與過去又髒又擠又臭的看守所形成鮮明對比,當局聲稱這座看守所主要用於「羈押重大職務犯罪嫌疑人以及外籍嫌疑人」,也就是說,主要是關押官員與外國人,這也充分說明這個看守所修建得如此高檔的原因。
內地官場曾經流傳一個笑話,一群官員討論一筆預算該怎麼用,一是投資建設小學,讓校舍和校車更安全;一是對監獄設施進行改善和優化。很多人原計劃投資學校,但會議主持說了一句:在座的各位想想自己後半輩子還能使用到小學嗎?最後,所有人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改善監獄。
看守所是關押囚犯與嫌犯之地,不是享樂的地方,國人不明白深圳當局為甚麼要建成五星級?如果說對待嫌犯和犯人講人權,也應該是普遍原則、人人平等的人權,憑甚麼「重大職務犯罪嫌疑人以及外籍嫌疑人」可以享受五星級,其他罪犯只能蹲髒亂差的看守所,而且動輒就遇到躲貓貓死、撞頭死呢?
竊鈎者誅 竊國者侯
只對貪官講人權,何曾對百姓開過恩,這已是內地司法的潛規則。早前內地刑法修改,不少官員出身的全國人大常委力主廢止現行刑法中關於國家公職人員貪污賄賂死刑罪名之條款,並認為這是與國際接軌,也符合少殺慎殺的原則。這導致貪腐的風險降低至最小程度,而收益卻可以無限,在這樣的免死金牌之下,官場腐敗一浪高過一浪,陷入惡性循環。
貪官入獄都要搞特權,卻以「與國際接軌」為藉口,顯然十分荒謬。如果真要接軌,為何國際上通行的官員財產申報公示制度,中國偏偏不實行呢?為何國際通行的官員問責制,中國也沒有實施呢?有利於貪官的就接軌,不利於貪官的就講中國特色,這是何等荒唐的邏輯!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曾建議調整貪污賄賂犯罪的起刑點,將現行的五千元標準往上提。也就是說,今後官員只要貪污數額在五千元以下的,可以不需要追究刑責,而小偷偷幾百元都要判刑,這顯然是莊子所言的「竊鈎者誅,竊國者侯」的翻版。中國司法已對貪官形成一條龍服務,貪污賄賂的起刑點不斷提高,入罪可能性大大下降,即使犯罪也不用殺頭槍斃,坐牢房又可以享受五星級待遇,何樂而不為?
中國的法律講究寬嚴相濟,關鍵是對誰寬對誰嚴,對權貴及官員們往往法外容情、格外開恩,對老百姓則罪加一等、從重從快,所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過是句空話而已。
太陽報
據報道,這座五星級看守所有圖書室、心理治療室,裝修豪華,用料高檔,空間廣闊,與過去又髒又擠又臭的看守所形成鮮明對比,當局聲稱這座看守所主要用於「羈押重大職務犯罪嫌疑人以及外籍嫌疑人」,也就是說,主要是關押官員與外國人,這也充分說明這個看守所修建得如此高檔的原因。
內地官場曾經流傳一個笑話,一群官員討論一筆預算該怎麼用,一是投資建設小學,讓校舍和校車更安全;一是對監獄設施進行改善和優化。很多人原計劃投資學校,但會議主持說了一句:在座的各位想想自己後半輩子還能使用到小學嗎?最後,所有人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改善監獄。
看守所是關押囚犯與嫌犯之地,不是享樂的地方,國人不明白深圳當局為甚麼要建成五星級?如果說對待嫌犯和犯人講人權,也應該是普遍原則、人人平等的人權,憑甚麼「重大職務犯罪嫌疑人以及外籍嫌疑人」可以享受五星級,其他罪犯只能蹲髒亂差的看守所,而且動輒就遇到躲貓貓死、撞頭死呢?
竊鈎者誅 竊國者侯
只對貪官講人權,何曾對百姓開過恩,這已是內地司法的潛規則。早前內地刑法修改,不少官員出身的全國人大常委力主廢止現行刑法中關於國家公職人員貪污賄賂死刑罪名之條款,並認為這是與國際接軌,也符合少殺慎殺的原則。這導致貪腐的風險降低至最小程度,而收益卻可以無限,在這樣的免死金牌之下,官場腐敗一浪高過一浪,陷入惡性循環。
貪官入獄都要搞特權,卻以「與國際接軌」為藉口,顯然十分荒謬。如果真要接軌,為何國際上通行的官員財產申報公示制度,中國偏偏不實行呢?為何國際通行的官員問責制,中國也沒有實施呢?有利於貪官的就接軌,不利於貪官的就講中國特色,這是何等荒唐的邏輯!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曾建議調整貪污賄賂犯罪的起刑點,將現行的五千元標準往上提。也就是說,今後官員只要貪污數額在五千元以下的,可以不需要追究刑責,而小偷偷幾百元都要判刑,這顯然是莊子所言的「竊鈎者誅,竊國者侯」的翻版。中國司法已對貪官形成一條龍服務,貪污賄賂的起刑點不斷提高,入罪可能性大大下降,即使犯罪也不用殺頭槍斃,坐牢房又可以享受五星級待遇,何樂而不為?
中國的法律講究寬嚴相濟,關鍵是對誰寬對誰嚴,對權貴及官員們往往法外容情、格外開恩,對老百姓則罪加一等、從重從快,所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過是句空話而已。
太陽報
中日關係難改善
中日之間為了東海釣魚島的主權問題相互較勁,爭議不休,大陸有帆船闖釣魚島,日本右翼也有船隻前往,加上日本議員參拜靖國神社,讓中日關係波濤洶湧。同時,日本政府要求中國撤除東海中有爭議的海域的油氣田開發,首相安倍稱中方違背承諾,中方卻指在領海開採,僵持不下,影響中日關係未來的走向。
安倍六年前首任首相時,是中日關係破冰的舵手,他再次拜相後,卻成為張揚日本民族主義的旗手。
儘管安倍在中日關係上是鷹派,在美日關係上他是務實派,在經濟上他則是改革派。安倍出訪東南亞三國,被視為是牽制中國的「弧線外交」之旅。日本對中國有所顧忌,對中國有兩種情結:一方面,面對中國崛起,想抓住此機會共同發展;另一方面,卻唱和美國的「中國威脅論」,配合美國圍堵中國。不久前的美日軍演,實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也,乃針對中國而演,大陸只有忍着美日在大門外比武。
早前參議院選舉,安倍為了爭取選票,不斷催化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有效凝聚選民,但也破壞了和中國的友好關係,導致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破局,日本走向了孤立主義的外交。
安倍是經濟改革派,讓日圓貶值,寬鬆的財政政策,以刺激日本的經濟成長復甦,接着要進行自由化等結構性的改革。當前,「安倍經濟學」進入深水區,如何挽救頹勢,惟有與中國建立互信,穩定雙邊關係,才能令經濟重回正軌。須知道,中國是日本的第二大貿易國,如果中日關係陷入衝突與對立,將不利於日本經濟的長期復甦。然而,安倍的內政與外交反覆無常,既表示願與中國修好對話,又強調修憲護土的重要,嚴重侵蝕中日的互信基礎。日本經濟要靠中國,軍事政治卻倒向美國,讓中日關係難以改善。
江素惠
東方日報
安倍六年前首任首相時,是中日關係破冰的舵手,他再次拜相後,卻成為張揚日本民族主義的旗手。
儘管安倍在中日關係上是鷹派,在美日關係上他是務實派,在經濟上他則是改革派。安倍出訪東南亞三國,被視為是牽制中國的「弧線外交」之旅。日本對中國有所顧忌,對中國有兩種情結:一方面,面對中國崛起,想抓住此機會共同發展;另一方面,卻唱和美國的「中國威脅論」,配合美國圍堵中國。不久前的美日軍演,實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也,乃針對中國而演,大陸只有忍着美日在大門外比武。
早前參議院選舉,安倍為了爭取選票,不斷催化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有效凝聚選民,但也破壞了和中國的友好關係,導致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破局,日本走向了孤立主義的外交。
安倍是經濟改革派,讓日圓貶值,寬鬆的財政政策,以刺激日本的經濟成長復甦,接着要進行自由化等結構性的改革。當前,「安倍經濟學」進入深水區,如何挽救頹勢,惟有與中國建立互信,穩定雙邊關係,才能令經濟重回正軌。須知道,中國是日本的第二大貿易國,如果中日關係陷入衝突與對立,將不利於日本經濟的長期復甦。然而,安倍的內政與外交反覆無常,既表示願與中國修好對話,又強調修憲護土的重要,嚴重侵蝕中日的互信基礎。日本經濟要靠中國,軍事政治卻倒向美國,讓中日關係難以改善。
江素惠
東方日報
公僕瓜分國資產 百姓悲鳴有誰聽
中國局勢動盪不安,公僕掀起瓜分國有資產的狂潮,進一步激化社會危機。當局若不能阻止,百姓勢必逼上梁山,揭竿而起。
中國水電顧問集團昆明勘測設計研究院的院長、書記、副院長等十三名核心管理人員假退休、假辭職,出資註冊了一家私營公司,將價值幾千萬元的國有資產注入這家私營企業。幾年過去,這些資產已升值到四個億,而部分貪官亦先後官至廳級。這些人既在體制內加官晉爵,又利用特權化公為私,在體制外大發橫財,兩頭得利,佔盡便宜。
無獨有偶,溫州十名村官日前被踢爆貪污價值十八億元的三百一十六套安置房,成為中共建政以來村級官員最大的貪污案。而日前有西方媒體揭露,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反貪腐部門正調查投資銀行摩根大通,懷疑該行以聘請中國高官子女的方式來贏得巨額商業利益,受調查的僱員包括中國光大集團董事長唐雙寧的兒子唐曉寧,以及原鐵道部副總工程師張曙光的女兒張曦曦。摩根大通在僱用兩人後,開始獲得與光大集團和中國高鐵項目合作的機會。如果說昆明、溫州的貪官是利用「土辦法」來侵吞國有資產,那麼高官子女們則利用「洋辦法」,與外國資本集團聯手,共同瓜分國有資產。
富豪高官 比比皆是
中國改革開放後,創造了數以百萬億的財富,但這些財富在權貴精英們的你貪我佔之中,像夏日的雪條一樣逐漸消融。貪官利用手中點石成金的特權,打着關注民生發展以及國企改革等諸多冠冕堂皇的招牌,不斷化公為私,將國有資產裝入私人腰包。
每年福布斯定期公布中國富豪榜,其實類似的排名都有缺陷,因為沒有將貪官的隱形資產計算在內,如果將貪官的財產公之於眾,名列前茅的富豪肯定都是高官。早前《紐約時報》就披露,溫家寶家族與戴相龍家族在平安保險化公為私的股權交易中,獲得巨額財富。其實,類似的富豪高官比比皆是,只是現在還不為人知而已。
值得關注的是,目前中國呼籲政治改革、要求民主化選舉的勢力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貪官污吏。他們希望利用民主化改革的時機,將中共徹底解散,如此一來,便可以使手中的不法之財變成合法之財,而在新一輪的政治博弈中,他們又可以憑藉手中的財富用鈔票控制選票,成為新時代的權貴、寡頭。這一幕在當年蘇共垮台時已上演過,那時候,掌握財富的蘇共官員個個拍手稱好,事後個個成為新貴。中國目前的局勢與當年蘇聯垮台之前何其相似,但誰能力挽狂瀾呢?
東方日報
中國水電顧問集團昆明勘測設計研究院的院長、書記、副院長等十三名核心管理人員假退休、假辭職,出資註冊了一家私營公司,將價值幾千萬元的國有資產注入這家私營企業。幾年過去,這些資產已升值到四個億,而部分貪官亦先後官至廳級。這些人既在體制內加官晉爵,又利用特權化公為私,在體制外大發橫財,兩頭得利,佔盡便宜。
無獨有偶,溫州十名村官日前被踢爆貪污價值十八億元的三百一十六套安置房,成為中共建政以來村級官員最大的貪污案。而日前有西方媒體揭露,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反貪腐部門正調查投資銀行摩根大通,懷疑該行以聘請中國高官子女的方式來贏得巨額商業利益,受調查的僱員包括中國光大集團董事長唐雙寧的兒子唐曉寧,以及原鐵道部副總工程師張曙光的女兒張曦曦。摩根大通在僱用兩人後,開始獲得與光大集團和中國高鐵項目合作的機會。如果說昆明、溫州的貪官是利用「土辦法」來侵吞國有資產,那麼高官子女們則利用「洋辦法」,與外國資本集團聯手,共同瓜分國有資產。
富豪高官 比比皆是
中國改革開放後,創造了數以百萬億的財富,但這些財富在權貴精英們的你貪我佔之中,像夏日的雪條一樣逐漸消融。貪官利用手中點石成金的特權,打着關注民生發展以及國企改革等諸多冠冕堂皇的招牌,不斷化公為私,將國有資產裝入私人腰包。
每年福布斯定期公布中國富豪榜,其實類似的排名都有缺陷,因為沒有將貪官的隱形資產計算在內,如果將貪官的財產公之於眾,名列前茅的富豪肯定都是高官。早前《紐約時報》就披露,溫家寶家族與戴相龍家族在平安保險化公為私的股權交易中,獲得巨額財富。其實,類似的富豪高官比比皆是,只是現在還不為人知而已。
值得關注的是,目前中國呼籲政治改革、要求民主化選舉的勢力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貪官污吏。他們希望利用民主化改革的時機,將中共徹底解散,如此一來,便可以使手中的不法之財變成合法之財,而在新一輪的政治博弈中,他們又可以憑藉手中的財富用鈔票控制選票,成為新時代的權貴、寡頭。這一幕在當年蘇共垮台時已上演過,那時候,掌握財富的蘇共官員個個拍手稱好,事後個個成為新貴。中國目前的局勢與當年蘇聯垮台之前何其相似,但誰能力挽狂瀾呢?
東方日報
《明鏡月刊》獨家全文刊發中共9號文件
明鏡新聞網記者 陳曦
今年春天以來,國內和海外即盛傳中共高層下發文件,要求“七不講”,一些網絡活躍人士並披露了“七不講”的具體內容,但是一直沒有得到官方權威證實。是真是假?衆說紛紜。於2013年8月上旬最新出版的《明鏡月刊》43期,獨家全文刊發了中共中央辦公廳9號文件,人們才得知“七不講”的源頭——雖然措辭和文意在坊間流傳過程中,已經與原來的論述有了出入。
美國《紐約時報》駐北京的資深記者儲百亮於8月19日發出一篇報導,在提到這份中央絕密文件時說,“中共幹部在全國各地召開會議,聽取高級領導人發出一個憂鬱、秘密的警告。他們被告知,如果黨不能消除中國社會中七股反動潮流,權力就會從他們的掌控中失去。”
《紐約時報》說,這七種危險在“9號文件”被一一列舉,“有習近平明白無誤的授權”。
《明鏡月刊》刊發的這份文件,標題是《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文前有2013年4月22日中辦的印發通知,寫明:“《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已經中央領導同志同意,現印發給你們,請結合實際認真貫徹執行。”並注明:“此件發至市地師級”。
這份文件在肯定了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的主流態勢之後,指出“當前意識形態領域值得注意的突出問題”:“必須清醒看到意識形態領域情況複雜、鬥爭尖銳的一面。當前,有以下錯誤思潮和主張及活動值得注意”。然後就列出了七條錯誤思潮和主張及活動,分別是(以下七條為文件原文):
1.宣揚西方憲政民主。企圖否定當代領導,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
西方憲政民主有著鮮明的政治內涵和指向。包括三權分立、多黨制、普選制、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等內容,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理念、政治模式和制度設計。憲政民主話題由來已久,近來的炒作更加頻繁。主要表現為:借紀念現行憲法設施30周年,打著“維護憲法”,“依法治國”的旗號,攻擊党的領導淩駕於憲法之上,中國“有憲法無憲政”。一些人還用“憲政夢”歪曲民族復興中國夢,稱“憲政民主是唯一出路”,“中國應跟上世界憲政潮流”。宣揚西方憲政民主的要害,在於把黨的領導與憲法和法律實施對立起來,以西方憲政民主否定黨的領導、取消人民民主,,實質是要否定我國憲法及其確立的制度和原則,最終實現改旗易幟,把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搬到中國。
2.宣揚“普世價值”,企圖動搖黨執政的思想理論基礎。
一些人宣揚“普世價值”的政治目的,是要把西方價值觀說成是超越時空、
超越國家、超越階級的人類共同價值,認為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具有普適性、永恆性。主要表現為:歪曲我們黨宣導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價值,稱“中共接受了普世價值,是普世價值的勝利”;宣揚“西方價值觀是人類文明的主流”,稱“中國只有接受西方的普世價值才有前途”,“改革開放就是逐步接受普世價值的過程”。在西方國家經濟、軍事、科技長期占優勢的情況下,這些論調具有較強的迷惑性、欺騙性,目的在於混淆西方價值觀與我們宣導的價值觀的本質區別,最終用西方價值觀取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3.宣揚公民社會,企圖瓦解黨執政的社會基礎。
公民社會是一種源自西方的社會政治理論,認為在社會領域個人權利至上,國家不得干預。近年來,公民社會概念被西方反華勢力包裝為政治工具,我國境內一些人也別有用心地加以宣揚。主要表現為:借公民社會宣揚西方政治理念,稱在中國建設公民社會是保障個人權利的前提,是實現憲政民主的基礎;將公民社會視為在中國推進基層社會管理的“良方妙藥”,搞各種各樣的所謂公民行動。宣揚公民社會的實質,是要把基層黨組織領導和基層政權排除在基層群眾自治之外,甚至對立起來,最終形成政治對抗力量。
4.宣揚新自由主義,企圖改變我國基本經濟制度。
新自由主義主張經濟絕對自由化、徹底私有化和完全市場化,反對國家對經濟的任何干預和調控。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以全球化名義極力向世界推行新自由主義,給拉美及蘇聯和東歐國家帶來了災難性後果,也使自身陷入國際金融危機之中難以自拔。其在中國主要表現為:鼓吹“市場萬能論”,稱我國宏觀調控扼殺了市場效率和活力;反對公有制,稱我國國有企業是“國家壟斷”,效率低下,破壞了市場經濟秩序,應該“全面私有化”。這些論調,實質是要改變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削弱政府對國民經濟命脈的控制。
5.宣揚西方新聞觀,挑戰我國黨管媒體原則和新聞出版管理制度。
一些人以“新聞自由”為幌子,宣揚西方新聞觀,否定我國媒體的黨性原則。主要表現為:標榜媒體是“社會公器”、“第四權力”,攻擊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鼓吹 “網路資訊自由流動”,污蔑我國加強互聯網管理是打壓網上言論;稱我國媒體是“法治盲區、人治特區”,呼籲按西方觀念搞新聞法;稱我國限制新聞出版自由,鼓噪撤銷宣傳管理部門。宣傳西方新聞觀的實質,是鼓吹抽象的、絕對的新聞自由,反對黨對媒體的領導,企圖打開對我國意識形態滲透的突破口。
6.宣揚歷史虛無主義,企圖否定中國共產黨歷史和新中國歷史。
歷史虛無主義以“重新評價”為名,歪曲黨的歷史和新中國歷史。主要表現為:否定革命,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只起破壞性作用”;否定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稱是“誤入歧路”,黨的歷史和新中國歷史是“一系列錯誤的延續”;否定已有定論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貶損革命前輩,詆毀黨的領袖。近來,一些人借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否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和指導作用。一些人將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割裂甚至對立起來,或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或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和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歷史虛無主義的要害,是企圖通過否定中國共產黨歷史和新中國歷史,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地位和作用,進而否定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的合法性。
7.質疑改革開放,質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性質。
近年來議論改革聲音不斷,各種聲音紛紛籍籍,一些言論明顯偏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主要表現為:有的把發展中的矛盾和問題歸咎於改革開放,稱 “改革開放過了頭”,“背離了社會主義方向”,質問中國現在搞的究竟還是不是社會主義,或乾脆說成是“資本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新官僚資本主義”。有的稱“改革還遠未到位”,“政治體制改革滯後阻礙了經濟體制改革”,鼓噪應該以西方制度為標準搞所謂的全面徹底改革。這些論調,實質是要否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進而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9號文件在列舉了七條“錯誤思潮和主張”之後寫道:
“上述錯誤思潮和主張,在境外媒體和反動出版物中大量存在,並通過互聯網和地下管道向境內滲透;在境內網路論壇、博客、微博客上也有一定傳播;在報告會、研討會、高校課堂、論壇講座、民間讀書會、個別出版物中也時有出現。如果任其蔓延,就會干擾人們在舉什麼旗、走什麼路、朝著什麼目標前進等重大問題上的思想共識,干擾我國改革發展穩定大局。
“西方反華勢力和境內“異見分子”還不斷在我國意識形態領域搞滲透活動並挑戰我主流意識形態,近期主要活動有:一是一些人散布公開信、建言書,進行連署簽名,提出政改、人權、釋放“政治犯”、“平反‘六四’”等政治要求;炒作官員財產公開、網路反腐、媒體管理等熱點敏感話題,挑動對黨和政府的不滿。二是西方駐華使領館、媒體機構、非政府組織以種種名義在我國境內活動,傳播西方價值觀念,培植所謂反政府力量。三是在境外炮製反動政治出版物,境內一些人私下組織編撰反動出版物,還有人拍攝敏感題材紀錄片,散步政治謠言,抹黑黨和國家領導人。四是操縱炒作藏人自焚,製造新疆暴力恐怖事件,借民族宗教問題搞分裂破壞活動。五是加緊對我國進行網路滲透,在境內非法聚集。六是“異見份子”、“維權人士”等表現活躍,有的與西方反華勢力相互呼應、相互借重。這表明,意識形態領域滲透與反滲透形勢依然嚴峻,只要我們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西方反華勢力對我們施壓促變的立場就不會改變,就會把西化分化和“顏色革命”的矛頭始終對準我國。對此,我們絕不能放鬆警惕,更不能掉以輕心。”
9號文件的最後一部分,對各級黨委和政府特別是主要領導,提出了要求,“要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工作,牢牢掌握領導權和主動權”,並具體列出了四條:1.加強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2.引導黨員幹部明辨理論是非;3.堅持黨管媒體原則不動搖;4.切實加強意識形態陣地管理。
文件明確提出:要“確保新聞媒體的領導權始終掌握在同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一致的人手中”。
政治分析人士認爲,這份文件確實很有價值,對於分析研究中共十八大之後習近平的路線、方略有重要意義,也已經産生效應。
文件全文請見《明鏡月刊》第43期。
《明鏡月刊》長期訂閱
http://www.pubu.com.tw/magazine/166?apKey=fedd22f528
今年春天以來,國內和海外即盛傳中共高層下發文件,要求“七不講”,一些網絡活躍人士並披露了“七不講”的具體內容,但是一直沒有得到官方權威證實。是真是假?衆說紛紜。於2013年8月上旬最新出版的《明鏡月刊》43期,獨家全文刊發了中共中央辦公廳9號文件,人們才得知“七不講”的源頭——雖然措辭和文意在坊間流傳過程中,已經與原來的論述有了出入。
美國《紐約時報》駐北京的資深記者儲百亮於8月19日發出一篇報導,在提到這份中央絕密文件時說,“中共幹部在全國各地召開會議,聽取高級領導人發出一個憂鬱、秘密的警告。他們被告知,如果黨不能消除中國社會中七股反動潮流,權力就會從他們的掌控中失去。”
《紐約時報》說,這七種危險在“9號文件”被一一列舉,“有習近平明白無誤的授權”。
《明鏡月刊》刊發的這份文件,標題是《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文前有2013年4月22日中辦的印發通知,寫明:“《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已經中央領導同志同意,現印發給你們,請結合實際認真貫徹執行。”並注明:“此件發至市地師級”。
這份文件在肯定了當前意識形態領域的主流態勢之後,指出“當前意識形態領域值得注意的突出問題”:“必須清醒看到意識形態領域情況複雜、鬥爭尖銳的一面。當前,有以下錯誤思潮和主張及活動值得注意”。然後就列出了七條錯誤思潮和主張及活動,分別是(以下七條為文件原文):
1.宣揚西方憲政民主。企圖否定當代領導,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
西方憲政民主有著鮮明的政治內涵和指向。包括三權分立、多黨制、普選制、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等內容,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理念、政治模式和制度設計。憲政民主話題由來已久,近來的炒作更加頻繁。主要表現為:借紀念現行憲法設施30周年,打著“維護憲法”,“依法治國”的旗號,攻擊党的領導淩駕於憲法之上,中國“有憲法無憲政”。一些人還用“憲政夢”歪曲民族復興中國夢,稱“憲政民主是唯一出路”,“中國應跟上世界憲政潮流”。宣揚西方憲政民主的要害,在於把黨的領導與憲法和法律實施對立起來,以西方憲政民主否定黨的領導、取消人民民主,,實質是要否定我國憲法及其確立的制度和原則,最終實現改旗易幟,把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搬到中國。
2.宣揚“普世價值”,企圖動搖黨執政的思想理論基礎。
一些人宣揚“普世價值”的政治目的,是要把西方價值觀說成是超越時空、
超越國家、超越階級的人類共同價值,認為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具有普適性、永恆性。主要表現為:歪曲我們黨宣導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價值,稱“中共接受了普世價值,是普世價值的勝利”;宣揚“西方價值觀是人類文明的主流”,稱“中國只有接受西方的普世價值才有前途”,“改革開放就是逐步接受普世價值的過程”。在西方國家經濟、軍事、科技長期占優勢的情況下,這些論調具有較強的迷惑性、欺騙性,目的在於混淆西方價值觀與我們宣導的價值觀的本質區別,最終用西方價值觀取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3.宣揚公民社會,企圖瓦解黨執政的社會基礎。
公民社會是一種源自西方的社會政治理論,認為在社會領域個人權利至上,國家不得干預。近年來,公民社會概念被西方反華勢力包裝為政治工具,我國境內一些人也別有用心地加以宣揚。主要表現為:借公民社會宣揚西方政治理念,稱在中國建設公民社會是保障個人權利的前提,是實現憲政民主的基礎;將公民社會視為在中國推進基層社會管理的“良方妙藥”,搞各種各樣的所謂公民行動。宣揚公民社會的實質,是要把基層黨組織領導和基層政權排除在基層群眾自治之外,甚至對立起來,最終形成政治對抗力量。
4.宣揚新自由主義,企圖改變我國基本經濟制度。
新自由主義主張經濟絕對自由化、徹底私有化和完全市場化,反對國家對經濟的任何干預和調控。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以全球化名義極力向世界推行新自由主義,給拉美及蘇聯和東歐國家帶來了災難性後果,也使自身陷入國際金融危機之中難以自拔。其在中國主要表現為:鼓吹“市場萬能論”,稱我國宏觀調控扼殺了市場效率和活力;反對公有制,稱我國國有企業是“國家壟斷”,效率低下,破壞了市場經濟秩序,應該“全面私有化”。這些論調,實質是要改變我國基本經濟制度,削弱政府對國民經濟命脈的控制。
5.宣揚西方新聞觀,挑戰我國黨管媒體原則和新聞出版管理制度。
一些人以“新聞自由”為幌子,宣揚西方新聞觀,否定我國媒體的黨性原則。主要表現為:標榜媒體是“社會公器”、“第四權力”,攻擊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鼓吹 “網路資訊自由流動”,污蔑我國加強互聯網管理是打壓網上言論;稱我國媒體是“法治盲區、人治特區”,呼籲按西方觀念搞新聞法;稱我國限制新聞出版自由,鼓噪撤銷宣傳管理部門。宣傳西方新聞觀的實質,是鼓吹抽象的、絕對的新聞自由,反對黨對媒體的領導,企圖打開對我國意識形態滲透的突破口。
6.宣揚歷史虛無主義,企圖否定中國共產黨歷史和新中國歷史。
歷史虛無主義以“重新評價”為名,歪曲黨的歷史和新中國歷史。主要表現為:否定革命,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只起破壞性作用”;否定中國選擇社會主義道路的歷史必然性,稱是“誤入歧路”,黨的歷史和新中國歷史是“一系列錯誤的延續”;否定已有定論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貶損革命前輩,詆毀黨的領袖。近來,一些人借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否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和指導作用。一些人將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歷史時期割裂甚至對立起來,或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或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和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歷史虛無主義的要害,是企圖通過否定中國共產黨歷史和新中國歷史,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地位和作用,進而否定中國共產黨長期執政的合法性。
7.質疑改革開放,質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主義性質。
近年來議論改革聲音不斷,各種聲音紛紛籍籍,一些言論明顯偏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主要表現為:有的把發展中的矛盾和問題歸咎於改革開放,稱 “改革開放過了頭”,“背離了社會主義方向”,質問中國現在搞的究竟還是不是社會主義,或乾脆說成是“資本社會主義”、“國家資本主義”、“新官僚資本主義”。有的稱“改革還遠未到位”,“政治體制改革滯後阻礙了經濟體制改革”,鼓噪應該以西方制度為標準搞所謂的全面徹底改革。這些論調,實質是要否定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進而否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9號文件在列舉了七條“錯誤思潮和主張”之後寫道:
“上述錯誤思潮和主張,在境外媒體和反動出版物中大量存在,並通過互聯網和地下管道向境內滲透;在境內網路論壇、博客、微博客上也有一定傳播;在報告會、研討會、高校課堂、論壇講座、民間讀書會、個別出版物中也時有出現。如果任其蔓延,就會干擾人們在舉什麼旗、走什麼路、朝著什麼目標前進等重大問題上的思想共識,干擾我國改革發展穩定大局。
“西方反華勢力和境內“異見分子”還不斷在我國意識形態領域搞滲透活動並挑戰我主流意識形態,近期主要活動有:一是一些人散布公開信、建言書,進行連署簽名,提出政改、人權、釋放“政治犯”、“平反‘六四’”等政治要求;炒作官員財產公開、網路反腐、媒體管理等熱點敏感話題,挑動對黨和政府的不滿。二是西方駐華使領館、媒體機構、非政府組織以種種名義在我國境內活動,傳播西方價值觀念,培植所謂反政府力量。三是在境外炮製反動政治出版物,境內一些人私下組織編撰反動出版物,還有人拍攝敏感題材紀錄片,散步政治謠言,抹黑黨和國家領導人。四是操縱炒作藏人自焚,製造新疆暴力恐怖事件,借民族宗教問題搞分裂破壞活動。五是加緊對我國進行網路滲透,在境內非法聚集。六是“異見份子”、“維權人士”等表現活躍,有的與西方反華勢力相互呼應、相互借重。這表明,意識形態領域滲透與反滲透形勢依然嚴峻,只要我們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西方反華勢力對我們施壓促變的立場就不會改變,就會把西化分化和“顏色革命”的矛頭始終對準我國。對此,我們絕不能放鬆警惕,更不能掉以輕心。”
9號文件的最後一部分,對各級黨委和政府特別是主要領導,提出了要求,“要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工作,牢牢掌握領導權和主動權”,並具體列出了四條:1.加強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2.引導黨員幹部明辨理論是非;3.堅持黨管媒體原則不動搖;4.切實加強意識形態陣地管理。
文件明確提出:要“確保新聞媒體的領導權始終掌握在同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保持一致的人手中”。
政治分析人士認爲,這份文件確實很有價值,對於分析研究中共十八大之後習近平的路線、方略有重要意義,也已經産生效應。
文件全文請見《明鏡月刊》第43期。
《明鏡月刊》長期訂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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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沒有處死政治局委員的傳統
《內幕》編譯 文道喻
庭審結果不等於真相
或許我們終於可以鬆一口氣,臭名昭著的薄熙來事件即將落幕。2012年3月,這位割據一方的前重慶市委書記一夕之間被共產黨毫不客氣地清除,其妻子谷開來因謀殺海伍德判處死緩,薄本人則是受賄、貪汙和濫用職權三項罪名纏身,這是中共最典型用來清理政敵的指控。
對於熟悉中國政治運作的人而言,任性官員的下場無疑就是嚴厲懲罰,薄熙來自然也不會例外,因此剩下來的問題是,誠如政治分析家裴敏欣(Minxin Pei)發於美國有線電視財經網(CNN Money)的文章指出,薄的前同事和政治對手們會給他一個“死刑”還是“終生監禁”,隨著起訴書在2013年7月底出爐,答案很快就會揭曉。
人們在炎熱的8月更重視假期勝過政治。
再者,審判的地點是濟南中級人民法院,距離薄熙來主政的重慶達幾千公里遠,有助於防止薄的支持者前來鬧場。然而,就像過去犯貪汙罪的高級領導人一樣,薄熙來的庭審毫無疑問是秘密審判,我們不用太期待庭審結果會揭露所謂的真相。
儘管起訴書沒有明確說明,但根據一些民間消息,薄熙來收受賄賂的總額是325萬美元、挪用公款81.5萬美元以及濫用權力,當然,庭審時檢察官提出的證據能讓我們稍微一瞧中國政府最高級別的腐敗長什麼模樣,只是整體而言,這還是一場“審判秀”,中國的法治從四人幫倒台至今或許有所進步,跟先進國家比起來仍遠遠落後,以至於薄案最令人期待的結果並非他有沒有罪,而是他的刑罰是什麼。
以薄熙來政治局委員權位之高最後淪為階下囚的案例並不常見,按照道理他的貪汙程度(拿受賄金額計算)應處以死刑,但別忘了,薄好歹也是共產黨8000萬黨員中頂尖的頭二三十人,給予了他一定的政治特權,儘管不全然免疫(註:文革後就再也沒有政治局常委被起訴過,政治局常委會顯然是最佳的法律保護傘)。
沒有處死政治局委員的傳統
裴敏欣引用前兩個因貪汙罪下台的政治局委員(也就是陳希同和陳良宇)指出,他們分別被判處15年和18年有期徒刑,兩人服刑到一半時間左右均獲得保外就醫,因此可以作為薄熙來的未來的參考。
對薄熙來可能的好消息是,中共沒有處死政治局委員的傳統,其性命應該暫時無虞,於此同時,黨也面臨著兩種聲音。薄的政治對手希望他能得到死緩,確保至少未來15年乖乖地待在監獄,等於一種政治死刑;薄的支持者則要求有期徒刑,而且可以由於保外就醫縮減刑期,此一意見在黨內仍有一定的影響力。
薄熙來的起訴書最少標誌著一個信號──黨的最高領導人已經同意怎麼懲罰薄熙來(諷刺的是,法官並無權決定),有鑑於新領導人習近平高調推展反腐運動,裴敏欣認為,薄熙來很有可能處以死緩,如此不這麼做,習的努力很可能付諸流水,自己的權威也會遭受質疑。
那麼,薄熙來的教訓會不會對其他腐敗官員產生嚇阻效果呢?裴敏欣給了否定的答案,把薄推出來公開審判的目的雖有殺雞儆猴的意味在,但更務實的目標在於兩方面:第一,真真正正地將薄案了結,薄熙來醜聞發生至今已嚴重破壞黨的威信和合法性,北京希望把這起齷齪事件完全拋諸腦後;第二,中央想向廣大的黨員發出警告,黨要求絕對和無條件的服從,任何過於野心勃勃的官員,最終只會步上薄的後塵。
薄熙來受審的另一個看頭是,薄現在的模樣。拘禁將近一年半的時間裡,沒有人知道他的確切下落和身體狀況,之前雖有媒體傳出薄熙來的鬍子已留到胸前,並且還大聲拍打桌子拒絕認罪,但終究無法獲得證實,此次薄重見天日,與過去意氣風發的姿態相比必然狼狽得多。此外,薄的罪名或許聽起來嚴重,新加坡管理大學(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法學教授高樹超(Henry Gao)發於網站Project Syndicate的文章指出,他的命運其實沒想像中悲慘。
高樹超提到,薄熙來收受325萬美元的賄賂算是小菜一碟,任何一個村長都可能比他貪得多,加上“情節重大”一詞在起訴書裡沒有用來形容薄熙來的收賄或挪用公款等情事,薄很可能因此逃過死刑。
“情節重大”和“嚴重損害國家利益”等詞語出現在薄熙來的濫用職權的控訴中,該罪的最高刑罰是七年有期徒刑,換句話說,三項罪名綜合起來,對薄最不利的處罰僅是終生監禁。跟上文提到的裴敏欣一樣,高樹超不認為薄熙來會死,甚至死緩都有難度。
審判薄熙來就像審判整個黨
何 頻
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已正式被控受賄、貪汙及濫用職權三罪,審判為此起中國政治史上最戲劇性的一樁醜聞劃下句點。據新華社報導,對薄的控訴在2013年7月25日由濟南中級人民法院發出,且分析師預期,按照一般的法定程序,其審判很有可能在8月舉行。
起訴書稱,64歲的薄熙來使用他的權位來為他人謀取利益,並且接受“鉅額的”金錢和房產賄賂,於此同時,他還挪用公款和濫用職權,嚴重破壞國家和人民的利益。薄熙來總共貪了多少錢起訴書並未明說,但在此之前曾有報導指出,薄熙來收受2000萬人民幣的賄賂並挪用500萬人民幣的公款。
一些分析師認為,北京可能利用薄熙來的兒子薄瓜瓜作為討價還價的籌碼,承諾若薄熙來乖乖俯首認罪,將可保薄瓜瓜沒事。“如果他們沒有信心讓薄熙來認罪,審判很難進行。”政治評論家何頻先生接受《海峽時報》採訪時指出。
何頻是明鏡出版集團創辦人,總部位於紐約,每年出版有關中國政治的豐富書籍和雜誌。何頻也提到,薄瓜瓜應該人還在美國,醜聞爆發之初,他就在美國念書。
這份起訴書標記著一個尖銳的反轉,薄熙來的聲勢曾經如日中天,很有機會入主十八大的政治局常委會,但2012年3月,當他的妻子谷開來和底下的公安局局長王立軍涉入英國商人尼爾‧海伍德謀殺案後,薄熙來迅速失勢,旋即遭到監禁。2012年8月,谷開來因謀殺海伍德被判死刑,緩期二年執行,一個月後,王立軍被判處15年有期徒刑,罪名是徇私枉法、叛逃、受賄和濫用職權。
觀察谷開來和王立軍的前例,他們的審判都在起訴書出現後兩周內舉行,因此,薄熙來的庭審可能也會依照此一時程。“你完全能肯定薄的庭審一點也不會公平、可信和專業。”何頻如是說,不過,他也認為薄沒有什麼好抱怨的,因為他本身就是中國法治惡化的主要因素。
薄熙來、王立軍和徐明走得有多近?
《調查》特約記者 劉飛
2007年底,時任遼寧錦州市公安局局長的王立軍經實德集團總裁徐明介紹,與谷開來結識,幫她破了“被人下毒案”。隨後得到谷開來的丈夫,剛剛調到重慶市主政的薄熙來的賞識。
2012年4月25日的台灣《聯合報》,發表了據稱是“大陸與台灣瞭解內情的人士”合作撰寫的專文,詳細描述了徐明等人為王立軍向薄熙來求情未果等內幕。
文章稱,徐明、于俊世(前軍情系統人員)、馬彪(華彙人壽董事局主席)這3個和薄家關係親密的“家臣”,2月2日左右從大連來到重慶,為王立軍向薄熙來求情,放王立軍一馬,不要逼王立軍無路可走。
知情人士透露,除了徐明外,薄熙來家庭的“家臣”中,最重要的人物當屬于俊世,此人出身軍情系統,後因故離職,在大連營商,因事入獄,其家人找到谷開來,被“撈”了出來,從此成為薄家近臣和死黨。
有熟悉薄家的知情者說,“于俊世和薄家非常親近,開來和瓜瓜到重慶,都是于開車去接。”王立軍此前擔任鐵嶺市公安局局長、薄熙來擔任遼寧省省長,介紹兩人認識讓王為薄所用的關鍵人,正是于俊世。
《薄熙來事件謎局》一書引述消息人士說:“于俊世在王立軍出任重慶市公安局長上,扮演了幕後推手角色。如果沒有于俊世向薄熙來強烈推薦王立軍,王可能也不會有今天這樣的下場。”
于在薄熙來調任重慶、尚未上任前,就已搬家到重慶,住在重慶奧林匹克花園別墅區,當地人稱,可能係為薄的管制做情報支援。他在重慶頗為低調,在當地媒體上的唯一一次亮相是因為他的狗咬傷了客人所引發的糾紛。
重慶當地知情者說,“2月3日晚,于俊世開車接到抵達重慶的馬彪和徐明。3人直接到重慶霧都賓館見薄熙來,談了1個多小時。後來到重慶公安局王立軍辦公室(當時王已被免去公安局長職務,只擔任副市長,但仍堅持在公安局辦公),談了一夜,天亮才出來。”
薄熙來不為所動,認定王立軍是叛徒。三人奔走無功,似乎很沮喪。
文章描述說,3人在重慶期間,不斷更換手機,不斷轉移活動地點,不斷變換車輛,力圖隱藏行蹤。2月5日晚上,3人乘徐明的私人飛機,從重慶起飛,直飛香港,後來轉飛澳洲。直到“兩會”前的2月20日才回國。
徐明是薄谷和王交往的牽線人
據《南都週刊》報導,谷徐王3人之間,彼此關係密切。谷、王之間,徐明既是兩人的錢袋,又充當了牽線認識的中間人。
徐和王的交情始於2006年,“朋友找王辦事,他當場就辦了,此後我們很熟”。
2007年底,時任遼寧錦州市公安局局長的王立軍經徐明介紹,與薄谷開來結識。當年,谷身體不適,醫生發現在其服用的蟲草膠囊中混合了鉛、汞。谷指控有人投毒。谷身邊的工作人員稱此為12.06案。徐明推薦王立軍辦理此案。
網傳徐明私人飛機艙內。據《聯合報》說,飛機其實是為薄熙來夫人谷開來和兒子薄瓜瓜所準備的。還有說法稱,薄熙來在“兩會”期間曾乘這架飛機返回過重慶。
“後來處理了谷的司機,谷比較滿意,後王立軍調到重慶。”徐稱。
2008年6月,王立軍調任重慶市公安局長副局長,頗受當時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重視。2008年11月4日起,王立軍一週內在市局召開3次會議,學習薄的講話。王稱,熙來書記要求給他壓擔子,他本人備感壓力。他還提到,時任市局局長、黨委書記劉光磊“兩次跟我談到擔子側重移位的事”。
此後3年,王立軍仕途通暢,從重慶市公安局常務副局長一路飆升至副省級的重慶市副市長,不僅成為薄治理重慶倚重的手下,也是薄谷家庭內務的重要幫手。
薄谷開來供述,自12.06案後,她和王立軍關係良好,“王立軍擔任了我醫療組的組長,工作之外對我也很盡心,我相當依賴他,瓜瓜(薄谷開來之子)在美國的安保也是他負責。”因此,當認為尼爾威脅到其子的安全時,谷連續兩次向王緊急報案。
在接到報案材料後,王立軍安排副局長郭維國檢查薄瓜瓜和尼爾的往來郵件。郭安排網安總隊排查,認為事情並非谷說的那麼嚴重,“沒有恐嚇信息”。
《南都週刊》記者獲得的材料顯示,在尼爾·海伍德案的策劃實施中,徐明起到了重要作用,亦可見到王立軍的影子。
報道說,11月11日,徐明前往重慶市委3號樓拜訪薄谷開來,3號樓是薄家住地。谷向徐抱怨王立軍辦事不力。在聽到谷的抱怨後,徐明受託前去王立軍處斡旋此事。王立軍對徐明稱尼爾·海伍德是外國人,不好控制。徐藉口稱,“聽說尼爾吸毒、販毒”。
徐供述,自己話音未落,王立軍說“這就好辦了。”
《南都週刊》記者獲悉,11月12日,王立軍讓徐明安排人致電重慶110,舉報尼爾·海伍德為西南販毒網重要頭目,並按王立軍的要求,向王立軍手機上發送了舉報短信。當天,張曉軍以薄谷開來的名義邀請尼爾至渝。
谷毒死海伍德後,向王立軍介紹情況時被王錄音。谷還向徐明透露,當晚她上身穿緊身衣,下穿有褲兜的褲子,大腿小腿都有口袋,毒藥、茶葉都放在兜裏,尼爾喝多後,她把毒藥下到茶裏,本來一滴就夠了,她多下了幾滴。
從此也可見,徐明和谷開來的關係有多近。
“11.15”案件發生後,薄谷開來擔心案情暴露、採取了毀證等一系列行動,王立軍對薄谷開來不斷折騰、知情面不斷擴大產生不滿。加上在2011年12月14日,薄谷開來專門設宴,請參與“11.15”案件辦理、替自己掩蓋殺人行為的重慶高級警官李陽、王鵬飛、王智等人喫飯。
據新華社報導,王立軍認為,應該是12月15日他當著郭維國的面責罵王鵬飛、王智的話傳回了重慶,“從12月14日以後,谷開來就跟我變臉了,開始對我防備。”
2011年12月底,谷調換、審查了王立軍身邊4名工作人員。張曉軍供述,12月下旬,趁王立軍在北京開會,薄谷開來以其貪污腐敗為由,帶他查抄王的辦公室。當天從王的辦公室共抄走60多雙皮鞋,七八箱衣服,幾十瓶香水,菸酒、補品、手錶、金銀若干。
這些舉動,令谷、王的矛盾迅速升級。徐明回憶,2012年1月7日左右,薄谷開來讓他到重慶,調解其與王的關係。
面對中間人徐明,谷、王的說法再次不一。谷的說辭是,中紀委正在查王,她搜他的辦公室,把東西都帶到3號樓,是為了保護王。
王顯然認為找自己麻煩的是谷,中紀委衹是她的託詞。王向徐明抱怨,谷把他的東西列了清單,跟他女兒說他是第二個文強,說中紀委要辦他,還讓重慶紀委找他談話。
斡旋未果,斥王立軍“囂張”
據《南都週刊》報導,2012年1月10日,徐明說服王立軍去看望住院的薄谷開來。徐明供述,當天,王的情緒還是很大,谷也裝睡,不理王。徐明先行退出,留下鬧彆扭的兩人。
兩人的關係並未因這次見面有任何起色。谷對王也日漸防備。1月23日,大年初一,徐明在重慶。徐稱,王立軍跟他抱怨薄谷開來竟然通知進3號樓之前要先報車號,“以前王幾乎每天都要去3號樓見谷,都是長驅直入,最近居然被擋,他很生氣。”谷也告訴徐,王“根本不行”。
徐明供述,1月26日左右,王立軍給其電話,讓他去薄熙來那說說谷飛揚跋扈的情況,替他說說話。徐明認為此舉不妥,有挑撥夫妻關係之嫌,予以拒絕。王告訴徐:“你要是去了,就是為了黨和民族大義,做了一件大好事,如果不去,就會發生一件驚天動地的爆炸事件,覆水難收。”
“我覺得他很囂張,就去了重慶。”徐稱,1月28日,他在3號樓見了薄谷開來夫婦。當晚,他還見了王立軍。王向其透露,自己當晚見到了薄熙來,並向其控訴了谷的四大罪狀:殺死尼爾·海伍德;動用“兩勞”人員搜查重慶市委秘書長徐鳴的辦公室和家;讓王立軍抓其四姐谷望寧;讓王立軍抓薄與前妻的兒子李望知。王告訴薄,這些事情他都壓著,辦理尼爾案的幾個警察要辭職,他也一直維持著。
據《南都週刊》報導,徐明回憶,當晚王興致不錯,說薄表揚了他,臨走時還深情地跟他握了手,並說薄對他不錯。
但事情在一夜之間發生了變化。
徐明供述,1月29日上午11點多,他到3號樓見谷,原重慶市委辦公廳主任吳文康也在場。谷告訴徐,昨晚王立軍向薄邀功,列舉了她的四大罪狀,1月29日上午,薄把郭維國、王立軍都喊去,當場把茶杯都摔了。
郭維國供述,1月29日上午9點,他和王立軍一起去市委1號樓,“薄罵王,說他陷害薄谷開來,又說他忘恩負義,越說越激動,伸手打了王一耳光,王立軍躲閃了下,嘴唇還是出血了。王立軍又向薄解釋,和薄出去說話。”
新華社報導稱,郭維國在訊問筆錄中稱,“打了王立軍,導致矛盾就公開化了”。當天下午,王立軍召集李陽、王智、王鵬飛,要求重新製作尼爾·海伍德案案卷,案卷指向薄谷開來。
王立軍仍未對自己的仕途感到絕望。王智、王鵬飛等人稱,王立軍並未將此案上報公安部,他並不是想真正破案,而是為了達到個人目的。
郭供述,當天他和王立軍返回市局時,他對王稱:“這回咱們是打不著狐狸還惹一身騷,還不如真整呢。”王立軍答:“能真整嗎?這回也達到80%的目的了,還有20%掛起來了。”
王立軍確實並未放棄與薄、谷修好的努力。他給二人寫了一封信。2月1日上午,徐明在3號樓薄谷開來處看到了這封信,信的內容是表忠心,稱所有問題都是吳文康的挑撥。
但此時,薄家已經決意和王立軍“劃清界限”。
3月14日,人大閉幕式記者會上,溫答記者最後一個提問時,聲稱重慶現任市委、市政府應當“反思”,當日晚上,3人同時被抓。外電報導,有39個人被關在北戴河,徐明、于俊世、馬彪3人名列其中。
此外,重慶訊息源透露,溫家寶記者招待會後不到1個小時,重慶市委辦公廳通知在渝未赴京參加兩會的廳級以上領導共計七八十人到機場搭乘專機赴京。
傍晚,專機抵京,由國務院一名副秘書長和中組部一位領導,傳達政治局關於解除薄熙來重慶市委書記決定的決議 ,要求上述高級官員表態。絕大多數重慶官員均稱“擁護中央決策”,有包括薄熙來政治秘書、重慶市委副秘書長吳文康在內的數名官員稱,保留意見。這些官員隨後被帶走協助調查。
知情人證實,有總參情報背景的于俊世在被抓後,交待了很多薄熙來的貪污問題,“可以說,于俊世是目前薄案被抓者中交待問題最多的一個。”(《調查》第5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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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底,時任遼寧錦州市公安局局長的王立軍經實德集團總裁徐明介紹,與谷開來結識,幫她破了“被人下毒案”。隨後得到谷開來的丈夫,剛剛調到重慶市主政的薄熙來的賞識。
2012年4月25日的台灣《聯合報》,發表了據稱是“大陸與台灣瞭解內情的人士”合作撰寫的專文,詳細描述了徐明等人為王立軍向薄熙來求情未果等內幕。
文章稱,徐明、于俊世(前軍情系統人員)、馬彪(華彙人壽董事局主席)這3個和薄家關係親密的“家臣”,2月2日左右從大連來到重慶,為王立軍向薄熙來求情,放王立軍一馬,不要逼王立軍無路可走。
知情人士透露,除了徐明外,薄熙來家庭的“家臣”中,最重要的人物當屬于俊世,此人出身軍情系統,後因故離職,在大連營商,因事入獄,其家人找到谷開來,被“撈”了出來,從此成為薄家近臣和死黨。
有熟悉薄家的知情者說,“于俊世和薄家非常親近,開來和瓜瓜到重慶,都是于開車去接。”王立軍此前擔任鐵嶺市公安局局長、薄熙來擔任遼寧省省長,介紹兩人認識讓王為薄所用的關鍵人,正是于俊世。
《薄熙來事件謎局》一書引述消息人士說:“于俊世在王立軍出任重慶市公安局長上,扮演了幕後推手角色。如果沒有于俊世向薄熙來強烈推薦王立軍,王可能也不會有今天這樣的下場。”
于在薄熙來調任重慶、尚未上任前,就已搬家到重慶,住在重慶奧林匹克花園別墅區,當地人稱,可能係為薄的管制做情報支援。他在重慶頗為低調,在當地媒體上的唯一一次亮相是因為他的狗咬傷了客人所引發的糾紛。
重慶當地知情者說,“2月3日晚,于俊世開車接到抵達重慶的馬彪和徐明。3人直接到重慶霧都賓館見薄熙來,談了1個多小時。後來到重慶公安局王立軍辦公室(當時王已被免去公安局長職務,只擔任副市長,但仍堅持在公安局辦公),談了一夜,天亮才出來。”
薄熙來不為所動,認定王立軍是叛徒。三人奔走無功,似乎很沮喪。
文章描述說,3人在重慶期間,不斷更換手機,不斷轉移活動地點,不斷變換車輛,力圖隱藏行蹤。2月5日晚上,3人乘徐明的私人飛機,從重慶起飛,直飛香港,後來轉飛澳洲。直到“兩會”前的2月20日才回國。
徐明是薄谷和王交往的牽線人
據《南都週刊》報導,谷徐王3人之間,彼此關係密切。谷、王之間,徐明既是兩人的錢袋,又充當了牽線認識的中間人。
徐和王的交情始於2006年,“朋友找王辦事,他當場就辦了,此後我們很熟”。
2007年底,時任遼寧錦州市公安局局長的王立軍經徐明介紹,與薄谷開來結識。當年,谷身體不適,醫生發現在其服用的蟲草膠囊中混合了鉛、汞。谷指控有人投毒。谷身邊的工作人員稱此為12.06案。徐明推薦王立軍辦理此案。
網傳徐明私人飛機艙內。據《聯合報》說,飛機其實是為薄熙來夫人谷開來和兒子薄瓜瓜所準備的。還有說法稱,薄熙來在“兩會”期間曾乘這架飛機返回過重慶。
“後來處理了谷的司機,谷比較滿意,後王立軍調到重慶。”徐稱。
2008年6月,王立軍調任重慶市公安局長副局長,頗受當時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重視。2008年11月4日起,王立軍一週內在市局召開3次會議,學習薄的講話。王稱,熙來書記要求給他壓擔子,他本人備感壓力。他還提到,時任市局局長、黨委書記劉光磊“兩次跟我談到擔子側重移位的事”。
此後3年,王立軍仕途通暢,從重慶市公安局常務副局長一路飆升至副省級的重慶市副市長,不僅成為薄治理重慶倚重的手下,也是薄谷家庭內務的重要幫手。
薄谷開來供述,自12.06案後,她和王立軍關係良好,“王立軍擔任了我醫療組的組長,工作之外對我也很盡心,我相當依賴他,瓜瓜(薄谷開來之子)在美國的安保也是他負責。”因此,當認為尼爾威脅到其子的安全時,谷連續兩次向王緊急報案。
在接到報案材料後,王立軍安排副局長郭維國檢查薄瓜瓜和尼爾的往來郵件。郭安排網安總隊排查,認為事情並非谷說的那麼嚴重,“沒有恐嚇信息”。
《南都週刊》記者獲得的材料顯示,在尼爾·海伍德案的策劃實施中,徐明起到了重要作用,亦可見到王立軍的影子。
報道說,11月11日,徐明前往重慶市委3號樓拜訪薄谷開來,3號樓是薄家住地。谷向徐抱怨王立軍辦事不力。在聽到谷的抱怨後,徐明受託前去王立軍處斡旋此事。王立軍對徐明稱尼爾·海伍德是外國人,不好控制。徐藉口稱,“聽說尼爾吸毒、販毒”。
徐供述,自己話音未落,王立軍說“這就好辦了。”
《南都週刊》記者獲悉,11月12日,王立軍讓徐明安排人致電重慶110,舉報尼爾·海伍德為西南販毒網重要頭目,並按王立軍的要求,向王立軍手機上發送了舉報短信。當天,張曉軍以薄谷開來的名義邀請尼爾至渝。
谷毒死海伍德後,向王立軍介紹情況時被王錄音。谷還向徐明透露,當晚她上身穿緊身衣,下穿有褲兜的褲子,大腿小腿都有口袋,毒藥、茶葉都放在兜裏,尼爾喝多後,她把毒藥下到茶裏,本來一滴就夠了,她多下了幾滴。
從此也可見,徐明和谷開來的關係有多近。
“11.15”案件發生後,薄谷開來擔心案情暴露、採取了毀證等一系列行動,王立軍對薄谷開來不斷折騰、知情面不斷擴大產生不滿。加上在2011年12月14日,薄谷開來專門設宴,請參與“11.15”案件辦理、替自己掩蓋殺人行為的重慶高級警官李陽、王鵬飛、王智等人喫飯。
據新華社報導,王立軍認為,應該是12月15日他當著郭維國的面責罵王鵬飛、王智的話傳回了重慶,“從12月14日以後,谷開來就跟我變臉了,開始對我防備。”
2011年12月底,谷調換、審查了王立軍身邊4名工作人員。張曉軍供述,12月下旬,趁王立軍在北京開會,薄谷開來以其貪污腐敗為由,帶他查抄王的辦公室。當天從王的辦公室共抄走60多雙皮鞋,七八箱衣服,幾十瓶香水,菸酒、補品、手錶、金銀若干。
這些舉動,令谷、王的矛盾迅速升級。徐明回憶,2012年1月7日左右,薄谷開來讓他到重慶,調解其與王的關係。
面對中間人徐明,谷、王的說法再次不一。谷的說辭是,中紀委正在查王,她搜他的辦公室,把東西都帶到3號樓,是為了保護王。
王顯然認為找自己麻煩的是谷,中紀委衹是她的託詞。王向徐明抱怨,谷把他的東西列了清單,跟他女兒說他是第二個文強,說中紀委要辦他,還讓重慶紀委找他談話。
斡旋未果,斥王立軍“囂張”
據《南都週刊》報導,2012年1月10日,徐明說服王立軍去看望住院的薄谷開來。徐明供述,當天,王的情緒還是很大,谷也裝睡,不理王。徐明先行退出,留下鬧彆扭的兩人。
兩人的關係並未因這次見面有任何起色。谷對王也日漸防備。1月23日,大年初一,徐明在重慶。徐稱,王立軍跟他抱怨薄谷開來竟然通知進3號樓之前要先報車號,“以前王幾乎每天都要去3號樓見谷,都是長驅直入,最近居然被擋,他很生氣。”谷也告訴徐,王“根本不行”。
徐明供述,1月26日左右,王立軍給其電話,讓他去薄熙來那說說谷飛揚跋扈的情況,替他說說話。徐明認為此舉不妥,有挑撥夫妻關係之嫌,予以拒絕。王告訴徐:“你要是去了,就是為了黨和民族大義,做了一件大好事,如果不去,就會發生一件驚天動地的爆炸事件,覆水難收。”
“我覺得他很囂張,就去了重慶。”徐稱,1月28日,他在3號樓見了薄谷開來夫婦。當晚,他還見了王立軍。王向其透露,自己當晚見到了薄熙來,並向其控訴了谷的四大罪狀:殺死尼爾·海伍德;動用“兩勞”人員搜查重慶市委秘書長徐鳴的辦公室和家;讓王立軍抓其四姐谷望寧;讓王立軍抓薄與前妻的兒子李望知。王告訴薄,這些事情他都壓著,辦理尼爾案的幾個警察要辭職,他也一直維持著。
據《南都週刊》報導,徐明回憶,當晚王興致不錯,說薄表揚了他,臨走時還深情地跟他握了手,並說薄對他不錯。
但事情在一夜之間發生了變化。
徐明供述,1月29日上午11點多,他到3號樓見谷,原重慶市委辦公廳主任吳文康也在場。谷告訴徐,昨晚王立軍向薄邀功,列舉了她的四大罪狀,1月29日上午,薄把郭維國、王立軍都喊去,當場把茶杯都摔了。
郭維國供述,1月29日上午9點,他和王立軍一起去市委1號樓,“薄罵王,說他陷害薄谷開來,又說他忘恩負義,越說越激動,伸手打了王一耳光,王立軍躲閃了下,嘴唇還是出血了。王立軍又向薄解釋,和薄出去說話。”
新華社報導稱,郭維國在訊問筆錄中稱,“打了王立軍,導致矛盾就公開化了”。當天下午,王立軍召集李陽、王智、王鵬飛,要求重新製作尼爾·海伍德案案卷,案卷指向薄谷開來。
王立軍仍未對自己的仕途感到絕望。王智、王鵬飛等人稱,王立軍並未將此案上報公安部,他並不是想真正破案,而是為了達到個人目的。
郭供述,當天他和王立軍返回市局時,他對王稱:“這回咱們是打不著狐狸還惹一身騷,還不如真整呢。”王立軍答:“能真整嗎?這回也達到80%的目的了,還有20%掛起來了。”
王立軍確實並未放棄與薄、谷修好的努力。他給二人寫了一封信。2月1日上午,徐明在3號樓薄谷開來處看到了這封信,信的內容是表忠心,稱所有問題都是吳文康的挑撥。
但此時,薄家已經決意和王立軍“劃清界限”。
3月14日,人大閉幕式記者會上,溫答記者最後一個提問時,聲稱重慶現任市委、市政府應當“反思”,當日晚上,3人同時被抓。外電報導,有39個人被關在北戴河,徐明、于俊世、馬彪3人名列其中。
此外,重慶訊息源透露,溫家寶記者招待會後不到1個小時,重慶市委辦公廳通知在渝未赴京參加兩會的廳級以上領導共計七八十人到機場搭乘專機赴京。
傍晚,專機抵京,由國務院一名副秘書長和中組部一位領導,傳達政治局關於解除薄熙來重慶市委書記決定的決議 ,要求上述高級官員表態。絕大多數重慶官員均稱“擁護中央決策”,有包括薄熙來政治秘書、重慶市委副秘書長吳文康在內的數名官員稱,保留意見。這些官員隨後被帶走協助調查。
知情人證實,有總參情報背景的于俊世在被抓後,交待了很多薄熙來的貪污問題,“可以說,于俊世是目前薄案被抓者中交待問題最多的一個。”(《調查》第5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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