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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25日星期日
薄熙来确实是栽在女人身上,不是一个,而是两个
看山来稿
一年多前,中国大地上最耀眼、承载了最多人期望的政治明星损落了。薄熙来的损落,引起无数人嗟叹(当然也有不少人叫好),也留下数不清的谜团。今天薄案的的公开审理,为揭开当年谜底增加了可能性。综合现在已披露的公开资料看,本来在十八大上极有胜算的薄熙来,可以说是栽倒在两个女人身上。
第一个女人即薄熙来自己披露的“外遇”。多年前发生的这起外遇,看似与今天的事无关,其实这是一个重要源头。由于外遇,谷开来携子出走,才有了后来薄瓜瓜留学国外、进而有了被海伍德威胁的可能;由于外遇,薄熙来对谷开来心存愧疚,因此放松了对她的要求,才有了此次庭审披露的受贿、贪污等情节发生。这些情节除唐肖林贿案事实存疑外,其他都是已经发生、客观存在的事实,差别只在薄熙来是否知情。薄本人未必知情,但由于他放松了对谷开来的要求,一定程度听之任之,从而导致事件发生,这点应该没有疑问。从庭审现场表现看,也有可能存在这种情况:有些事薄熙来是知情的,但他没有留下足以作为罪证的明显表态,官方为了死证,串通证人包括谷开来,制造了一些不利于薄的伪证,目的是为了在“公开”审判时,呈现的黑白更加分明——因为在预案中,薄熙来本应该是老老实实欣然认罪的,所以不必担心他起而揭穿。没想到庭审时薄熙来全面翻供,反而抓住这些破绽,大占上风。
第二个女人当然是谷开来。谷开来此人,颇有小聪明,却无大智慧,感性多于理性,偏偏又自以为是,掌控心极强。海伍德威胁薄瓜瓜后,谷开来本来可以直接将薄瓜瓜召回,休学一年,一切等十八大后再说。但谷没有这么做,原因可能是外界传言的谷、海之间有私情之事属实。谷开来害怕海伍德在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后,会以公开两人间的暧昧关系相要挟。这个时候,谷开来与薄熙来的关系已经修复,这是她最害怕薄熙来知道自己私情的时候,她不想让两人间蒙上一层无法驱散的阴影。同时她也知道,此时正是十八大前的关键时刻,应尽力避免一切麻烦。
本来,在这件事上,她的最佳选择是:一方面将瓜瓜召回,一方面与海伍德谈判,稳住海,一切留待十八大后再说。虽然海伍德有很大可能已被倒薄派收买,不可能被谷开来稳住,但当时的谷开来并不知道这一点(否则她就更不应该杀人)。谷开来没有尝试这种相对柔和、稳妥的处理方式,而是在她绝对信任的王立军诱导下,认为自己可以完美地解决问题,一了百了:干掉海伍德,终止一切麻烦,包括麻烦的线索。
“11.15”案件发生后,发现王立军背着自己在掌握证据,谷开来的诧异和愤怒可想而知。但她没有接受上一件事的教训,反而继续自以为可以掌控局面、可以独自处理好一切。她动用力量反查王立军及其心腹,似乎完全没有想到:这个世界上并非只有重庆一个地方,薄熙来更非是没有对手,想要他倒下的人多着呢!把王逼急了,王难道不会另投门第吗?她此时失去主动,其实已没有了与王立军放手决裂的资本,可惜她在心理上不愿承认这一点,反而沉浸在思维惯性中,误以为自己还占有优势、王居于劣势。从事件的后续发展看,此时的王立军,很可能已投向倒薄一方。王立军后来得到的刑罚,明显出人意料的轻,远不是一个“检举立功”可以解释的。此次王立军在庭上说,自己不但是薄熙来案的证人,而且是受害者。这是胡扯。官方在审理王立军案时和后来的宣传中,都有意混淆了王立军在谷开来杀人案中扮演的角色——他不是什么先包庇、然后因觉悟而启动调查的渎职者,而是参与、主导了整个杀人事件的教唆犯和同谋。即使不计较他是否是最后的凶手,其罪行也比谷开来更严重。仅仅是追究他这一罪行,刑期就应该不止15年。所以,有理由推测,他实际上早已另有靠山,“11.15”案后他的一切举动,都是在别人的指导下进行的,并且得到了免责的保证。
王立军费尽心思丛恿、诱使谷开来杀人,一方面是为了抓住薄熙来把柄与其讨价还价,另一方面或许也早就有争取“立功”、另投一方的打算。谷开来完全跌入其毂中。发现被骗的谷开来,最佳选择是与王立军谈判,帮他分析:你自己也是同案犯,此事上两人是一根绳上的蚂蚁,事情捅出去对谁都不好;虽然薄的对手希望看到这一切,但他们也不可能公开庇护同案犯,最多帮你减少刑期而已;所以,王最好的出路依然是站在薄、谷一方,将事件按病故处理,只要挺过十八大,一切就好办了——但是,谷的妄自尊大使她觉得在自己受到愚弄后绝不能罢休、绝不能咽下这口气;她自以为的高人一等也让她不可能在吃了哑巴亏后还放下身段,于是,谷、王走向对抗,局面终不可收拾。
当谷开来杀人、王立军起异心均成为事实后,薄熙来在十八大上的滑铁卢已不可避免。无论是薄的地位还是其权力范围,都没有给薄熙来提供不受损失地处理这两大危机的手段。薄的权力和权威都来自体制和权力程序,薄不可能在权力程序之外处理王立军,否则,只能制造出更多的王立军。这时的薄熙来,相对较好的一种选择是,与对手达成妥协,接受一种荣誉性的半退休安排。但薄的性格和年龄都注定了,他不会作此选择,于是就有了现在的审判。即使薄在此次庭辩中大获全胜,也改变不了早已确定的判决;即使薄延续了自己的政治声望,这种声望在现行的权力规则下对薄的帮助也不大,只能等待未来大变。而以薄的年龄,很难等到这一天。
综观整个事变,薄可以挽回胜算的时机,仅在“11.15”之前,而不在“11.15”之后。在此之前,薄本人犯了两个可以修正的错误,从而导致悲剧发生。一是过于信任王立军,没有从权力制衡出发,在公安系统内部安排对王的制衡,而是全面放手让王干,偏听偏信。这也符合薄的性格,这种性格决定了薄熙来只能攻不能守,只能进不能退,只宜为将不宜为帅。二是如前所述,因愧疚而对谷开来放松了要求,甚至一些方面听之任之,助长了谷开来的妄自尊大和胆大妄为。综合多个渠道的信息看,谷开来在重庆也很跋扈,其出事是迟早的,只是大小而已。
看到视频中谷开来笑语盈盈地死证薄熙来,用词无所不用其极,不禁要猜测此女的心态:面对自己共同生活27年的丈夫,面对这个在最后关头还坚持为妻子辩护、不惜赌上自己政治生命的人,谷开来是怎么完成心理调适的?除了为自己保命的不得已外,我猜测她还经历了一个“精神胜利法”过程:我这样做不是在害熙来,而是为熙来好——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折腾个什么?干脆认个罪,争取宽大处理,说不定一家人还能团聚呢!
一年多前,中国大地上最耀眼、承载了最多人期望的政治明星损落了。薄熙来的损落,引起无数人嗟叹(当然也有不少人叫好),也留下数不清的谜团。今天薄案的的公开审理,为揭开当年谜底增加了可能性。综合现在已披露的公开资料看,本来在十八大上极有胜算的薄熙来,可以说是栽倒在两个女人身上。
第一个女人即薄熙来自己披露的“外遇”。多年前发生的这起外遇,看似与今天的事无关,其实这是一个重要源头。由于外遇,谷开来携子出走,才有了后来薄瓜瓜留学国外、进而有了被海伍德威胁的可能;由于外遇,薄熙来对谷开来心存愧疚,因此放松了对她的要求,才有了此次庭审披露的受贿、贪污等情节发生。这些情节除唐肖林贿案事实存疑外,其他都是已经发生、客观存在的事实,差别只在薄熙来是否知情。薄本人未必知情,但由于他放松了对谷开来的要求,一定程度听之任之,从而导致事件发生,这点应该没有疑问。从庭审现场表现看,也有可能存在这种情况:有些事薄熙来是知情的,但他没有留下足以作为罪证的明显表态,官方为了死证,串通证人包括谷开来,制造了一些不利于薄的伪证,目的是为了在“公开”审判时,呈现的黑白更加分明——因为在预案中,薄熙来本应该是老老实实欣然认罪的,所以不必担心他起而揭穿。没想到庭审时薄熙来全面翻供,反而抓住这些破绽,大占上风。
第二个女人当然是谷开来。谷开来此人,颇有小聪明,却无大智慧,感性多于理性,偏偏又自以为是,掌控心极强。海伍德威胁薄瓜瓜后,谷开来本来可以直接将薄瓜瓜召回,休学一年,一切等十八大后再说。但谷没有这么做,原因可能是外界传言的谷、海之间有私情之事属实。谷开来害怕海伍德在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后,会以公开两人间的暧昧关系相要挟。这个时候,谷开来与薄熙来的关系已经修复,这是她最害怕薄熙来知道自己私情的时候,她不想让两人间蒙上一层无法驱散的阴影。同时她也知道,此时正是十八大前的关键时刻,应尽力避免一切麻烦。
本来,在这件事上,她的最佳选择是:一方面将瓜瓜召回,一方面与海伍德谈判,稳住海,一切留待十八大后再说。虽然海伍德有很大可能已被倒薄派收买,不可能被谷开来稳住,但当时的谷开来并不知道这一点(否则她就更不应该杀人)。谷开来没有尝试这种相对柔和、稳妥的处理方式,而是在她绝对信任的王立军诱导下,认为自己可以完美地解决问题,一了百了:干掉海伍德,终止一切麻烦,包括麻烦的线索。
“11.15”案件发生后,发现王立军背着自己在掌握证据,谷开来的诧异和愤怒可想而知。但她没有接受上一件事的教训,反而继续自以为可以掌控局面、可以独自处理好一切。她动用力量反查王立军及其心腹,似乎完全没有想到:这个世界上并非只有重庆一个地方,薄熙来更非是没有对手,想要他倒下的人多着呢!把王逼急了,王难道不会另投门第吗?她此时失去主动,其实已没有了与王立军放手决裂的资本,可惜她在心理上不愿承认这一点,反而沉浸在思维惯性中,误以为自己还占有优势、王居于劣势。从事件的后续发展看,此时的王立军,很可能已投向倒薄一方。王立军后来得到的刑罚,明显出人意料的轻,远不是一个“检举立功”可以解释的。此次王立军在庭上说,自己不但是薄熙来案的证人,而且是受害者。这是胡扯。官方在审理王立军案时和后来的宣传中,都有意混淆了王立军在谷开来杀人案中扮演的角色——他不是什么先包庇、然后因觉悟而启动调查的渎职者,而是参与、主导了整个杀人事件的教唆犯和同谋。即使不计较他是否是最后的凶手,其罪行也比谷开来更严重。仅仅是追究他这一罪行,刑期就应该不止15年。所以,有理由推测,他实际上早已另有靠山,“11.15”案后他的一切举动,都是在别人的指导下进行的,并且得到了免责的保证。
王立军费尽心思丛恿、诱使谷开来杀人,一方面是为了抓住薄熙来把柄与其讨价还价,另一方面或许也早就有争取“立功”、另投一方的打算。谷开来完全跌入其毂中。发现被骗的谷开来,最佳选择是与王立军谈判,帮他分析:你自己也是同案犯,此事上两人是一根绳上的蚂蚁,事情捅出去对谁都不好;虽然薄的对手希望看到这一切,但他们也不可能公开庇护同案犯,最多帮你减少刑期而已;所以,王最好的出路依然是站在薄、谷一方,将事件按病故处理,只要挺过十八大,一切就好办了——但是,谷的妄自尊大使她觉得在自己受到愚弄后绝不能罢休、绝不能咽下这口气;她自以为的高人一等也让她不可能在吃了哑巴亏后还放下身段,于是,谷、王走向对抗,局面终不可收拾。
当谷开来杀人、王立军起异心均成为事实后,薄熙来在十八大上的滑铁卢已不可避免。无论是薄的地位还是其权力范围,都没有给薄熙来提供不受损失地处理这两大危机的手段。薄的权力和权威都来自体制和权力程序,薄不可能在权力程序之外处理王立军,否则,只能制造出更多的王立军。这时的薄熙来,相对较好的一种选择是,与对手达成妥协,接受一种荣誉性的半退休安排。但薄的性格和年龄都注定了,他不会作此选择,于是就有了现在的审判。即使薄在此次庭辩中大获全胜,也改变不了早已确定的判决;即使薄延续了自己的政治声望,这种声望在现行的权力规则下对薄的帮助也不大,只能等待未来大变。而以薄的年龄,很难等到这一天。
综观整个事变,薄可以挽回胜算的时机,仅在“11.15”之前,而不在“11.15”之后。在此之前,薄本人犯了两个可以修正的错误,从而导致悲剧发生。一是过于信任王立军,没有从权力制衡出发,在公安系统内部安排对王的制衡,而是全面放手让王干,偏听偏信。这也符合薄的性格,这种性格决定了薄熙来只能攻不能守,只能进不能退,只宜为将不宜为帅。二是如前所述,因愧疚而对谷开来放松了要求,甚至一些方面听之任之,助长了谷开来的妄自尊大和胆大妄为。综合多个渠道的信息看,谷开来在重庆也很跋扈,其出事是迟早的,只是大小而已。
看到视频中谷开来笑语盈盈地死证薄熙来,用词无所不用其极,不禁要猜测此女的心态:面对自己共同生活27年的丈夫,面对这个在最后关头还坚持为妻子辩护、不惜赌上自己政治生命的人,谷开来是怎么完成心理调适的?除了为自己保命的不得已外,我猜测她还经历了一个“精神胜利法”过程:我这样做不是在害熙来,而是为熙来好——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折腾个什么?干脆认个罪,争取宽大处理,说不定一家人还能团聚呢!
徐明等向薄熙來求情:不要逼王立軍無路可走
《調查》特約記者 劉飛
2011年12月底,谷開來調換、審查了王立軍身邊4名工作人員。張曉軍供述,12月下旬,趁王立軍在北京開會,薄谷開來以其貪污腐敗為由,帶他查抄王的辦公室。當天從王的辦公室共抄走六十多雙皮鞋,七八箱衣服,幾十瓶香水,菸酒、補品、手錶、金銀若干。
這些舉動,令谷、王的矛盾迅速升級。原大連實德總裁徐明回憶,2012年1月7日左右,薄谷開來讓他到重慶,調解其與王的關係。
徐明在整個事件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官方通告中對徐明和於俊世的捲入一筆帶過,實際上兩人同王立軍和薄家的關係非同一般,其涉案也遠非僅是買房或者付房租。
2012年4月25日,台灣《聯合報》發表了據稱是“大陸與台灣瞭解內情的人士”合作撰寫的專文,詳細描述了徐明等人為王立軍向薄熙來求情未果等內幕。
文章稱,徐明、於俊世(前軍情系統人員)、馬彪(華彙人壽董事局主席)這三個和薄家關係親密的“家臣”,2月2日左右從大連來到重慶,為王立軍向薄熙來求情,放王立軍一馬,不要逼王立軍無路可走。
知情人士透露,除了徐明外,薄熙來家庭的“家臣”中,最重要的人物當屬於俊世,此人出身軍情系統,後因故離職,在大連營商,因事入獄,其家人找到薄谷開來,被“撈”了出來,從此成為薄家近臣和死黨。
有熟悉薄家的知情者對《薄熙來事件謎局》(明鏡出版社)一書的作者說,“於俊世和薄家非常親近,開來和瓜瓜到重慶,都是於開車去接。”王立軍此前擔任鐵嶺市公安局局長、薄熙來擔任遼寧省省長,介紹兩人認識讓王為薄所用的關鍵人,正是於俊世。
“於俊世在王立軍出任重慶市公安局長上,扮演了幕後推手角色。如果沒有於俊世向薄熙來強烈推薦王立軍,王可能也不會有今天這樣的下場。”
於在薄熙來調任重慶、尚未上任前,就已搬家到重慶,住在重慶奧林匹克花園別墅區,當地人稱,可能係為薄的管制做情報支援,於俊世給王立軍打電話時,他總會接。他在重慶頗為低調,在當地媒體上的唯一一次亮相是因為他的狗咬人引發的糾紛。2011年,於俊世家的兩條狗咬死了人,王立軍並沒有追罪於他,只是勸他對狗實行安樂死。
重慶當地知情者說,“2月3日晚,於俊世開車接到抵達重慶的馬彪和徐明。三人直接到重慶霧都賓館見薄熙來,談了一個多小時。後來到重慶公安局王立軍辦公室(當時王已被免去公安局長職務,只擔任副市長,但仍堅持在公安局辦公),談了一夜,天亮才出來。”
薄熙來不為所動,認定王立軍是叛徒。三人奔走無功,似乎很沮喪。
文章描述說,三人在重慶期間,不斷更換手機,不斷轉移活動地點,不斷變換車輛,力圖隱藏行蹤。2月5日晚上,三人乘徐明的私人飛機,從重慶起飛,直飛香港,後來轉飛澳洲。直到“兩會”前的2月20日才回國,此後三人都被抓捕。
知情人證實,有總參情報背景的於俊世在被抓後,交待了很多薄熙來的貪污問題,“可以說,於俊世一度是薄案被抓者中交待問題最多的一個。”
據博訊網報導,這架私人飛機,其實是為薄熙來夫人薄谷開來和兒子薄瓜瓜所準備的。而且薄熙來在“兩會”期間曾乘用這架飛機返回過重慶。
2012年3月初,知情者就對明鏡新聞網說,“兩會”後,在薄熙來被留在北京,配合中央進一步調查王立軍事件,薄谷開來在北京接受調查詢問的同時,與他們夫婦關係密切的多位中國巨商也遭到調查——他們曾為了薄熙來的提升,拿了成箱的現金在北京向高官奔走遊說。其中一人,就是徐明。
據中紀委相當層級的消息來源透露,受命於中紀委一位副書記的調查小組,在2011年進行的對薄熙來的秘密調查中,就基本掌握了薄熙來與包括徐明在內的數位大連富商之間的關係。
王立軍逃館事件發生後,中紀委這個調查組也曾受國務院高層指示,想從國家安全部手裡接管王立軍,因為中紀委對薄熙來的調查,主要是以王立軍為突破口進行的。中紀委的調查人員也希望把王立軍掌握在自己手裡,畢竟秘調監聽一年多時間,到手的功勞不能讓別人搶了去,現在上面有令,於是,更加理直氣壯地去要人。
但中紀委強力交涉未果,主要是胡錦濤和周永康反對,認為王立軍出走外國領館,政治影響太惡劣,必須先搞清楚其中可能涉及到的對國家安全的影響。
結果,王立軍的重大供述之一,就是和盤托出薄與大連富商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徐明。
徐明與谷開來關係極佳。
按照王的供述,徐明與薄的老婆谷開來關係極佳。1992年兩人即開始合作。這也是徐明由一文不名突然成立實德集團的重要原因。1992年成立的大連實德機械工程公司,承攬了大連站前勝利廣場、星海灣、金石灘高爾夫球場等30多個大型土石方工程,這些工程都是由薄谷開來在後面暗中運作,既是徐明崛起的開始,也是谷徐合作的開始。
由於有薄熙來的支持,徐明的實德集團搞得風生水起,從房地產、足球文化產業,到金融市場,再到石化行業,徐明用了不到幾年功夫,就成為遼寧數一數二的富豪。
中紀委信息源稱,多年以來,在經營問題上,薄谷開來對徐明更是言聽計從,徐明充當的重要角色之一,就是經手管理薄的家族生意,實際上就是薄熙來的“經濟管家”。另一個職能是幫助薄谷開來和薄瓜瓜向海外轉移資產,薄瓜瓜這些年來在國外上學、花天酒地的費用,就是由徐明支付的。
另據《外參》雜誌第25期披露,除了向薄谷開來輸送利益,徐明還向薄熙來輸送女人供其淫亂。(《調查》第5輯)
訂閱《調查》電子版
http://www.pubu.com.tw/store/115484?apKey=fedd22f528
2011年12月底,谷開來調換、審查了王立軍身邊4名工作人員。張曉軍供述,12月下旬,趁王立軍在北京開會,薄谷開來以其貪污腐敗為由,帶他查抄王的辦公室。當天從王的辦公室共抄走六十多雙皮鞋,七八箱衣服,幾十瓶香水,菸酒、補品、手錶、金銀若干。
這些舉動,令谷、王的矛盾迅速升級。原大連實德總裁徐明回憶,2012年1月7日左右,薄谷開來讓他到重慶,調解其與王的關係。
徐明在整個事件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官方通告中對徐明和於俊世的捲入一筆帶過,實際上兩人同王立軍和薄家的關係非同一般,其涉案也遠非僅是買房或者付房租。
2012年4月25日,台灣《聯合報》發表了據稱是“大陸與台灣瞭解內情的人士”合作撰寫的專文,詳細描述了徐明等人為王立軍向薄熙來求情未果等內幕。
文章稱,徐明、於俊世(前軍情系統人員)、馬彪(華彙人壽董事局主席)這三個和薄家關係親密的“家臣”,2月2日左右從大連來到重慶,為王立軍向薄熙來求情,放王立軍一馬,不要逼王立軍無路可走。
知情人士透露,除了徐明外,薄熙來家庭的“家臣”中,最重要的人物當屬於俊世,此人出身軍情系統,後因故離職,在大連營商,因事入獄,其家人找到薄谷開來,被“撈”了出來,從此成為薄家近臣和死黨。
有熟悉薄家的知情者對《薄熙來事件謎局》(明鏡出版社)一書的作者說,“於俊世和薄家非常親近,開來和瓜瓜到重慶,都是於開車去接。”王立軍此前擔任鐵嶺市公安局局長、薄熙來擔任遼寧省省長,介紹兩人認識讓王為薄所用的關鍵人,正是於俊世。
“於俊世在王立軍出任重慶市公安局長上,扮演了幕後推手角色。如果沒有於俊世向薄熙來強烈推薦王立軍,王可能也不會有今天這樣的下場。”
於在薄熙來調任重慶、尚未上任前,就已搬家到重慶,住在重慶奧林匹克花園別墅區,當地人稱,可能係為薄的管制做情報支援,於俊世給王立軍打電話時,他總會接。他在重慶頗為低調,在當地媒體上的唯一一次亮相是因為他的狗咬人引發的糾紛。2011年,於俊世家的兩條狗咬死了人,王立軍並沒有追罪於他,只是勸他對狗實行安樂死。
重慶當地知情者說,“2月3日晚,於俊世開車接到抵達重慶的馬彪和徐明。三人直接到重慶霧都賓館見薄熙來,談了一個多小時。後來到重慶公安局王立軍辦公室(當時王已被免去公安局長職務,只擔任副市長,但仍堅持在公安局辦公),談了一夜,天亮才出來。”
薄熙來不為所動,認定王立軍是叛徒。三人奔走無功,似乎很沮喪。
文章描述說,三人在重慶期間,不斷更換手機,不斷轉移活動地點,不斷變換車輛,力圖隱藏行蹤。2月5日晚上,三人乘徐明的私人飛機,從重慶起飛,直飛香港,後來轉飛澳洲。直到“兩會”前的2月20日才回國,此後三人都被抓捕。
知情人證實,有總參情報背景的於俊世在被抓後,交待了很多薄熙來的貪污問題,“可以說,於俊世一度是薄案被抓者中交待問題最多的一個。”
據博訊網報導,這架私人飛機,其實是為薄熙來夫人薄谷開來和兒子薄瓜瓜所準備的。而且薄熙來在“兩會”期間曾乘用這架飛機返回過重慶。
2012年3月初,知情者就對明鏡新聞網說,“兩會”後,在薄熙來被留在北京,配合中央進一步調查王立軍事件,薄谷開來在北京接受調查詢問的同時,與他們夫婦關係密切的多位中國巨商也遭到調查——他們曾為了薄熙來的提升,拿了成箱的現金在北京向高官奔走遊說。其中一人,就是徐明。
據中紀委相當層級的消息來源透露,受命於中紀委一位副書記的調查小組,在2011年進行的對薄熙來的秘密調查中,就基本掌握了薄熙來與包括徐明在內的數位大連富商之間的關係。
王立軍逃館事件發生後,中紀委這個調查組也曾受國務院高層指示,想從國家安全部手裡接管王立軍,因為中紀委對薄熙來的調查,主要是以王立軍為突破口進行的。中紀委的調查人員也希望把王立軍掌握在自己手裡,畢竟秘調監聽一年多時間,到手的功勞不能讓別人搶了去,現在上面有令,於是,更加理直氣壯地去要人。
但中紀委強力交涉未果,主要是胡錦濤和周永康反對,認為王立軍出走外國領館,政治影響太惡劣,必須先搞清楚其中可能涉及到的對國家安全的影響。
結果,王立軍的重大供述之一,就是和盤托出薄與大連富商之間的關係,尤其是徐明。
徐明與谷開來關係極佳。
按照王的供述,徐明與薄的老婆谷開來關係極佳。1992年兩人即開始合作。這也是徐明由一文不名突然成立實德集團的重要原因。1992年成立的大連實德機械工程公司,承攬了大連站前勝利廣場、星海灣、金石灘高爾夫球場等30多個大型土石方工程,這些工程都是由薄谷開來在後面暗中運作,既是徐明崛起的開始,也是谷徐合作的開始。
由於有薄熙來的支持,徐明的實德集團搞得風生水起,從房地產、足球文化產業,到金融市場,再到石化行業,徐明用了不到幾年功夫,就成為遼寧數一數二的富豪。
中紀委信息源稱,多年以來,在經營問題上,薄谷開來對徐明更是言聽計從,徐明充當的重要角色之一,就是經手管理薄的家族生意,實際上就是薄熙來的“經濟管家”。另一個職能是幫助薄谷開來和薄瓜瓜向海外轉移資產,薄瓜瓜這些年來在國外上學、花天酒地的費用,就是由徐明支付的。
另據《外參》雜誌第25期披露,除了向薄谷開來輸送利益,徐明還向薄熙來輸送女人供其淫亂。(《調查》第5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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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審判薄熙來爲什麽這麼棘手?
《新史記》高伐林
截至本期《新史記》雜誌截稿付 印,薄熙來庭審這場大戲只演出了第一幕。但是第一天庭審結束,海內外成萬上億的圍觀者已經感到喜出望外——並非像人們預測的沉悶刻板走過場,更沒有像傳言 中的用替身、用藥物,出場主角確實是如假包換的薄熙來,而他既沒有像江青那樣咆哮公堂,也沒有像他老婆谷開來那樣百依百順,而展現出一個有中國特色的成熟 政客的形象、一個他的衆多粉絲期望他的形象:不卑不亢、有攻有守,不動聲色,又頗有鋒芒。
當局果然不敢像1980年 “兩案”審判那樣作電視轉播,而是通過微博發布剪辑過的庭審進程,文字記錄和少量圖片當然無法充分再現法庭的氣氛、各方參演者互動的細節,以及這位主角的表情神 態、肢體語言,但仍然透露出來豐富的信息:他站立時左手伸直的三個指頭,他坐下時翹起的二郎腿;他個兒很高,兩個法警比他更高;他斥責證人唐肖林“像瘋狗 一樣亂咬”,反駁谷開來的證言“非常滑稽、非常可笑”,矢口否認接受過實德集團總裁徐明的賄賂,一口氣向徐明提出20個問題,得到17個回答“沒有”,甚 至稱徐明並非自己的朋友,而是谷開來的朋友……
庭審之前,無論是挺薄還是反薄的人士都相信:在別的國家,開庭或許能 期待正義得以伸張、真相得以彰顯;但在中國,開庭的最大意義只是告訴世人各方對大戲如何妥善演到閉幕的交易達成共識。但是8月22日首日庭審大戲的“劇 情”起伏跌宕,顯然超出了人們的預料。那麽,是“編劇”“導演”遇到了“戲霸”,執意不肯按敲定的“劇本”演出?還是這齣大戲的“編劇”“導演”的水平遠 遠高出了我們的想像,眼下的庭審進展,其實就是他們預先設計的劇情的一部分?接下來,這齣大戲如何收場?
薄熙來案爲什麽這麼棘手?
32年以來,中共還沒有經歷過像薄熙來案這麼棘手的案件。
爲什麽棘手?有人分析,是因爲派別之分、利益之鬥、路線之爭、理念之別……統統攪在一起;也有人論證,是因爲朝野、官民、左右和各種利益集團的的對立衝突十分尖銳,而中共執政集團由於信譽透支太多,辦事既無法兼顧,說話更無法服衆。
《紐 約時報》在審判前夕從北京發出的一篇報道描述了中共當局審判薄熙來所面臨的尷尬局面:“要經營一種微妙的平衡,一方面要展示薄熙來是一個罪犯,從而讓他的 最積極的支持者閉嘴;另一方面,又希望避免抹黑薄熙來所倡導的那些左的政策,或疏遠中共老革命家庭。”這篇報道的標題,畫龍點睛:《審薄目的是演大戲,而 不是展示思想之爭》。
在我看來,無論是原告、被告、法官,原告和法官背後的人,還是法庭內旁聽者、法庭外圍觀者,大 家心知肚明:這個被稱為刑事案件的審判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政治審判。明明是一個政治事件,卻一定要按刑事案件來審,這就使這件事本身變成了一個政治事件。更 棘手的、最棘手的是:此案被告,與其說是一個具體的落馬政客,不如說是一個政治符號。
從調到重慶那一刻起,薄熙來從 一個野心勃勃的政客,變成了一個被一部分民衆寄予期望、被另一部分民衆加以詛咒的政治符號——至於期望和詛咒是否符合他本人的實際,是另一回事。本來黨聲 稱是代表人民的,結果“西南出了個薄熙來”,在人數眾多的毛派、左派看來,黨不代表人民,他才代表人民——至少是他比黨“更”代表人民;在人數沒有那麽 多,但是話語權、能量可能更大的自由派人士看來,他代表了這個黨中間危害最大的一翼,比與人民爲敵的黨更與人民爲敵。
神聖化他的人需要的是一面令旗,以便舉著向他們向往的方向挺進;妖魔化他的人則需要一個靶子,貼在他們憎惡的政黨和體制上,他們揭露和打擊這個符號,也就是揭露和打擊他們憎惡的政黨和體制——這就是爲什麽審薄如此棘手了:審薄熙來,這就必然成爲中國各種矛盾的引爆點。
“刑不上大夫”?
從薄熙來落馬到被提起公訴,薄熙來一案已經過去了近18個月,雖然不比陳希同案和陳良宇案更長久,但民衆早已等得不耐煩。我相信,執政者也早就很不耐煩,近18個月來,無時無刻不受到這個案件、這個人的牽制,恨不得一下子就將斯人斯事一勞永逸地畫上句號。
但 是,薄熙來案之所以遲遲沒有結果,除了上面所說的他作爲一個政治符號,牽一髮動全身,令當權者十分棘手這一層因素,還有另一層因素:中共內部對如何對待薄 熙來,沒有達成共識——他們倒是很清楚,審判薄熙來就是審判共產黨,就是審判江胡:薄熙來無疑就是中共體制的一部分,薄熙來用以收攏民心的主張,就是黨用 以號召天下的宗旨,更不用說,薄熙來的惡行同樣存在於很多中共官員身上了!——不用扯太多太遠,就說薄熙來的同事吧:
根據外報的翔實披露,溫家寶及其家族就憑“27億美元”這個天文數字,難道不更應該接受更深入全面的黨紀和司法調查嗎?
根據各地官員和民衆的舉報,周永康和他的兒子的行徑難道不比薄熙來更惡劣、更應該徹底查清、繩之以法嗎?
甚至,當今一把手習近平本人和家族又如何?自江澤民以下,李鵬、曾慶紅、賈慶林、李瑞環、李長春、劉雲山……哪一個經得起查?
這 些人都沒有查,唯獨只查薄熙來,這怎麼能堵得住天下人悠悠之口,能讓他們相信,這不是一場權力鬥爭呢?即便我們相信當局所指控薄熙來的所有罪名全部屬 實,此人確實是個腐敗貪官,但顯然他並不比他的同事更腐敗,那麽整他而不整別人,卻好意思高調宣稱審判薄熙來是體現了“依法治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破除了“刑不上大夫”,“不管職務多高”……這些連篇累牘的漂亮話,除了得到嘲弄的笑聲,還能得到什麼?
等候“薄案”審判期間,很自然地聯想起33年前的對“四人幫”和林彪集團的“兩案”審判。不妨將“薄案”與“兩案”進行比較,看看中國的法治,33年來是前進了?或者是不進不退?甚至是倒退、大倒退?(《新史記》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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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24日星期六
海伍德家人要求賠償3000—-5000萬元
《大事件》特約記者 劉翔
海伍德母親的聲明批評中共
三個女人一台戲。如今,安•海伍德、王露露、姜豐這三個女人正為審判薄熙來這出 “大結局”政治大戲添油加料,大加花邊。
先是被谷開來殺害的英國商人尼爾•海伍德(Neil Heywood)的母親安•海伍德(Ann Heywood)打破沈默,在媒體上發表公開聲明。
據《華爾街日報》中文網報導,聲明中表示,自己唯一的兒子尼爾41歲時在中國重慶突然身亡,此事已過去逾一年半。“迄今為止,拒絕了媒體希望我對尼爾的死發表評論的所有要求,不希望給中國當局帶來不必要的尷尬。然而,如今迫於形勢,我不得不打破沈默。”
“尼爾去世後的幾個月,媒體報道和中國官員的聲明逐漸顯示出,尼爾並非自然死亡,而是被謀殺。同時變得明朗的是,中國高官與這起謀殺有關,並涉入了一場系統性的掩蓋真相的行動,其中包括一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一些高級警官。”
“在忍受自己傷心之時,我最為擔心尼爾的兩個孩子的安全和幸福。他們的年齡分別為8歲和12歲,尤其容易因為父親被謀殺的事件受到傷害和感到恐懼,而且由於尼爾是負擔家計的頂梁柱,他們還會遭遇不確定和不安全的境況,他們的未來沒有任何經濟保障。”
“考慮到尼爾被謀殺的情況,儘管一再小心翼翼地與中國當局接觸,但一直沒有獲得實質性的或實際的回應,這出乎我的意料,也令我失望。我對尼爾所熱愛和尊崇的這個偉大國家的領導人抱以希望和信任,希望他們現在展現出決斷力和同情心,以便緩和一場可怕罪行的後果,並讓我的家人最終能夠以某種形式結束持續的噩夢。”
海伍德被謀殺的消息剛傳出來時,海伍德的母親和姐姐對種種“陰謀論”出面闢謠,他們還是堅持之前重慶警方飲酒過量導致心臟病發致死的結論。居住在倫敦南郊的安•海伍德親對英國獨立電視台(ITV)說:“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謠傳。我兒子死於心臟病突發,其餘的我就不想說什麼了。”
但隨著中國官方認定是“他殺”並復查此案的消息傳來,海伍德的母親和姐姐,由於情緒過於低落,不再進一步置評。
海伍德和谷開來。
幾千萬的賠償要求
於此同時,接近海伍德遺孀王露露的消息人士稱,海伍德的家人正在向2012年被判死緩的谷開來索要賠償。
按照慣例,謀殺犯應向遇害者家人支付法庭裁定的賠償金。消息人士稱,王露露一直在要求谷開來向自己和兩個年幼的孩子進行賠償。有報導稱,王露露及其兩個孩子仍生活在北京,但也有報導稱三人為了安全已經在英國居住。
與谷開來母親有聯繫的北京知名刑事辯護律師李肖霖2013年8月13日對美國之音說,據他瞭解,海伍德家人從去年下半年就開始進行賠償方面的法律程序。這個賠償案是刑事附帶民事的案子。之所以賠償要求沒有結果,據李律師瞭解是因為原告一方走的是協商程序,這樣可以爭取到儘可能多的賠償金額。
李肖霖說: “她(海伍德家人)並沒有提出訴訟,並不是司法程序。它是底下的協商程序,沒有經過法院。她為什麼這樣做呢?是因為如果通過國家訴訟程序的話,我們國家死一個人賠償額一般不會超過100萬元。而底下協商,它的心理定位通常是國家應該是很有錢的,多少個億都不止。那麼,我跟它要個幾千萬元應該是很合適的。而提起訴訟,一旦國家判賠100萬元就完了,不能再要了。”
協商的過程實際就是討價還價的過程,雙方出價還價一直談到都能接受的價位。在有關賠償的協商過程中,如果原告堅持不接受對方給出的賠償數額,李律師介紹,那麼這個協商過程就會暫停,通過協商要求賠償耗時比較長。
李律師說,海伍德家人現在公開了要求賠償的問題,是希望借薄熙來案即將開審的時機,再接著談賠償金額。海伍德家人要求的賠償金額在3000萬元到5000萬元人民幣之間。
薄瓜瓜就讀於牛津大學貝利奧學院時留影。
李肖霖曾是谷開來助手張曉軍的辯護律師,現在是谷開來母親的私人法律顧問。
李肖霖律師說,目前是海伍德家人的律師跟谷開來的律師在談,但是能否談下來,李律師表示懷疑。
他說:“但是能不能談成,我是有很大疑問的。因為到現在(有關方面)還沒有公布薄和谷兩個人的個人家產有多少,被扣押的個人家產都沒有公布。如果他們兩人是沒有個人家產的,他們的住房全是政府給的,政府給他們的首長樓。那麼他們沒有個人家產的話,(即使)你判他有罪,他沒有家產賠你,也是白搭呀。”
有關谷開來和薄熙來的家產網絡上有不少傳言,李肖霖說,這些都不一定是真實的信息。
一天內王立軍和薄家反目成仇
《調查》特約記者 劉飛
明鏡新聞網編者按:8月24日薄熙來案庭審,王立軍以證人身分出庭作證,讓人們重新回憶起這兩位官員的複雜糾葛和衝突始末。《調查》第5輯曾刊出20萬字的長篇報導《入戲太深的“演員”王立軍》,這裡選載其中部分篇章。
這個曾備受賞識、屢獲提拔的鐵桿部下王立軍,是怎樣被指責為“忘恩負義”進而領到這一記足以改變歷史進程的耳光的呢?曾穿堂入室無所忌諱,與薄谷開來無話不談的王立軍,又如何變成了前者嘴中的卑鄙小人呢?
這其中,有很多故事,也有不少意外,更有一些至今沒有答案的疑點。
薄谷開來、王立軍一度關係非常密切。公開的資料顯示,2010年1月12日,身著紅風衣、黑裙、黑色長靴的薄谷開來攜其母範承秀,牽著寵物狗,蒞臨重慶市局,王立軍作陪。當天,谷不僅參觀了打黑展,還在王的辦公室裡把玩了微縮骷髏模型,親手為王製作桌上裝飾品。當年8月20日,薄谷開來到重慶街頭探望執勤的王立軍,並送水慰問。
據《南都週刊》“起底王立軍”一文介紹,他們的外號,也能體現各自在圈子內的地位和關係。薄谷開來母子昵稱王立軍為“鬼子”,李陽、王鵬飛、王智稱王立軍為“老師”。對谷的稱呼則各不相同:王立軍稱谷為“瓜媽”;郭維國稱她為“律師”;3號樓(薄熙來住處,編者註)的工作人員稱谷為“五哥”,因谷在家排行第五;2011年12月14日晚上薄谷開來舉行的晚宴上,喝高了之後,稱王立軍為“老師”的李陽、王智等人既稱谷“師母”,又叫她“大姐”。
在薄谷開來看來,她和王的關係,2011年6、7月份出現了罅隙。谷稱,自2011年5月王立軍當選為重慶市副市長後,想進市委常委沒能如願,“有一次,王立軍讓他的女兒跟我說,當副市長不如當市委常委,他本人也在場”。
“還有一次,王立軍在3號樓告訴我,他能不能進市委常委,就是薄熙來一句話。晚上薄回來我跟薄說了。薄很生氣。”谷稱。
另據新華社報導,當年8月12日,薄谷開來之子薄瓜瓜有事想見王立軍,王立軍謊稱自己在萬州,結果薄瓜瓜在夜赴萬州的路上差點出車禍,谷因此對王立軍很生氣。
重慶市公安局的這些高級警官,竟然成了薄氏夫婦的家丁。
但這些小插曲,並未影響谷在尼爾·伍德一案上對王立軍的信任和倚重。2011年11月15日,尼爾·伍德被發現死亡後,王立軍打電話給已到案發現場的分管刑事偵查工作的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黃偉,並要求已到場的南山區刑警撤回,並指派與薄谷開來關係較近的郭維國等人負責該案的辦理。郭召集李陽、王鵬飛、王智到現場。
熟悉重慶警界的內部人士介紹,薄谷開來並無官方身份,但在重慶高層卻因其身份而權力極大。郭是薄谷開來點名調到重慶,在重慶公安局的東北籍高級警員中,王立軍將李陽、王智、王鵬飛等人視為親信子侄,而郭維國則自成系統。
不過郭供述稱,“我們都是王立軍圈子裡的人”。
據筆錄,王立軍主動向四名負責該案的高級警員提示,稱尼爾·伍德的父親死於心臟病,以便引導下屬提出尼爾·伍德酗酒過度心臟病發的說法。
11月16日,郭維國等人做出尼爾·伍德係酒後猝死的結論,王立軍未提出異議,並同意隱匿谷到過現場的證據。11月17日,王立軍將王鵬飛、王智提取的酒店監控錄像硬盤交給薄谷開來。
“11月18日,王又到3號樓,說他隨時監控這個事。”谷供述稱,當晚尼爾·伍德火化後,王立軍用紅機電話打給她,說了8個字“化作青煙,駕鶴西去”。
12月14日,王立軍在京開會,當晚,薄谷開來在3號樓宴請李陽、王智、王鵬飛,及原重慶市局經偵總隊長李永寧,後者也來自東北。對這場飯局,谷、王雙方各陳一詞。谷稱是受王的請託,代為宴請他的學生。王則認為,這是一場探測口風的鴻門宴。
這頓飯,也埋下了谷、王兩人矛盾的苗頭。
據“起底王立軍”一文,進入12月份後,重慶市局氣氛稍顯怪異,有比較敏感的警員預感可能會有事發生。11日晚10點,王立軍緊急召集市局黨委擴大會議研究“廉政建設”。會上他首先清理了自己名下的車。他通知警保部,北京那輛武警牌照的車要從自己名下移出,供班子成員共同使用,“凡市局領導到北京都要用那台車”。
對於在重慶由其使用的幾輛奔馳、別克商務車,王稱,這些車不能歸於個人。他把每輛車都指定給了其他黨委成員。
他還在會上解釋了研究基金的事。重慶恆德集團總裁王秉文在重慶萬科悅府小區購置了3層別墅,捐贈給王立軍建設“國際法醫人類個體識別技術學會中心”。王秉文為山西煤老闆,2009年在重慶茶園新城投資65億元人民幣,開發工業地產。
王稱,這個價值一千多萬元的捐贈雖是衝著他個人而來,但“必須交給國家,必須交給社會”。他要求,這些事形成會議紀要,在組織部、紀委要有記載。
據郭維國、王智等人的證詞,當時王立軍面臨的形勢是,上級部門正在考察他。
12月14日那晚的飯局也頗顯離奇。酒後的李陽為了讓谷放心,讓張曉軍去自己辦公室搬走碎掉的11·15案筆錄和碎紙機。王智和王鵬飛次日在洗腳房醒來,對當晚沒什麼記憶。谷則打電話給王立軍,稱他的學生又叫她師母又叫大姐,“還沒刑訊逼供呢,全都招供了”。王立軍通知郭維國把這幾個人帶回北京。次日上午,郭維國帶著王智、王鵬飛飛赴北京,李陽也於下午趕到,向王立軍請罪。王立軍責罵了他們的不得體,也提醒他們,“昨晚的酒被下藥了”。王鵬飛說手上起了疹子,以佐證王的說法。李陽則認為,當晚喝的茅台,跟平常沒什麼兩樣。
王立軍對李陽尤為生氣。李陽供述,王立軍罵他表功,問他是不是翅膀硬了想單飛,想單線聯繫3號樓。
郭維國推測:“王立軍想通過11·15案控制薄谷開來,達到個人仕途目的。李陽在3號樓的表功透露了案情,破壞了王的計劃和步驟。”(《調查》第5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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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鏡新聞網編者按:8月24日薄熙來案庭審,王立軍以證人身分出庭作證,讓人們重新回憶起這兩位官員的複雜糾葛和衝突始末。《調查》第5輯曾刊出20萬字的長篇報導《入戲太深的“演員”王立軍》,這裡選載其中部分篇章。
這個曾備受賞識、屢獲提拔的鐵桿部下王立軍,是怎樣被指責為“忘恩負義”進而領到這一記足以改變歷史進程的耳光的呢?曾穿堂入室無所忌諱,與薄谷開來無話不談的王立軍,又如何變成了前者嘴中的卑鄙小人呢?
這其中,有很多故事,也有不少意外,更有一些至今沒有答案的疑點。
薄谷開來、王立軍一度關係非常密切。公開的資料顯示,2010年1月12日,身著紅風衣、黑裙、黑色長靴的薄谷開來攜其母範承秀,牽著寵物狗,蒞臨重慶市局,王立軍作陪。當天,谷不僅參觀了打黑展,還在王的辦公室裡把玩了微縮骷髏模型,親手為王製作桌上裝飾品。當年8月20日,薄谷開來到重慶街頭探望執勤的王立軍,並送水慰問。
據《南都週刊》“起底王立軍”一文介紹,他們的外號,也能體現各自在圈子內的地位和關係。薄谷開來母子昵稱王立軍為“鬼子”,李陽、王鵬飛、王智稱王立軍為“老師”。對谷的稱呼則各不相同:王立軍稱谷為“瓜媽”;郭維國稱她為“律師”;3號樓(薄熙來住處,編者註)的工作人員稱谷為“五哥”,因谷在家排行第五;2011年12月14日晚上薄谷開來舉行的晚宴上,喝高了之後,稱王立軍為“老師”的李陽、王智等人既稱谷“師母”,又叫她“大姐”。
在薄谷開來看來,她和王的關係,2011年6、7月份出現了罅隙。谷稱,自2011年5月王立軍當選為重慶市副市長後,想進市委常委沒能如願,“有一次,王立軍讓他的女兒跟我說,當副市長不如當市委常委,他本人也在場”。
“還有一次,王立軍在3號樓告訴我,他能不能進市委常委,就是薄熙來一句話。晚上薄回來我跟薄說了。薄很生氣。”谷稱。
另據新華社報導,當年8月12日,薄谷開來之子薄瓜瓜有事想見王立軍,王立軍謊稱自己在萬州,結果薄瓜瓜在夜赴萬州的路上差點出車禍,谷因此對王立軍很生氣。
重慶市公安局的這些高級警官,竟然成了薄氏夫婦的家丁。
但這些小插曲,並未影響谷在尼爾·伍德一案上對王立軍的信任和倚重。2011年11月15日,尼爾·伍德被發現死亡後,王立軍打電話給已到案發現場的分管刑事偵查工作的重慶市公安局副局長黃偉,並要求已到場的南山區刑警撤回,並指派與薄谷開來關係較近的郭維國等人負責該案的辦理。郭召集李陽、王鵬飛、王智到現場。
熟悉重慶警界的內部人士介紹,薄谷開來並無官方身份,但在重慶高層卻因其身份而權力極大。郭是薄谷開來點名調到重慶,在重慶公安局的東北籍高級警員中,王立軍將李陽、王智、王鵬飛等人視為親信子侄,而郭維國則自成系統。
不過郭供述稱,“我們都是王立軍圈子裡的人”。
據筆錄,王立軍主動向四名負責該案的高級警員提示,稱尼爾·伍德的父親死於心臟病,以便引導下屬提出尼爾·伍德酗酒過度心臟病發的說法。
11月16日,郭維國等人做出尼爾·伍德係酒後猝死的結論,王立軍未提出異議,並同意隱匿谷到過現場的證據。11月17日,王立軍將王鵬飛、王智提取的酒店監控錄像硬盤交給薄谷開來。
“11月18日,王又到3號樓,說他隨時監控這個事。”谷供述稱,當晚尼爾·伍德火化後,王立軍用紅機電話打給她,說了8個字“化作青煙,駕鶴西去”。
12月14日,王立軍在京開會,當晚,薄谷開來在3號樓宴請李陽、王智、王鵬飛,及原重慶市局經偵總隊長李永寧,後者也來自東北。對這場飯局,谷、王雙方各陳一詞。谷稱是受王的請託,代為宴請他的學生。王則認為,這是一場探測口風的鴻門宴。
這頓飯,也埋下了谷、王兩人矛盾的苗頭。
據“起底王立軍”一文,進入12月份後,重慶市局氣氛稍顯怪異,有比較敏感的警員預感可能會有事發生。11日晚10點,王立軍緊急召集市局黨委擴大會議研究“廉政建設”。會上他首先清理了自己名下的車。他通知警保部,北京那輛武警牌照的車要從自己名下移出,供班子成員共同使用,“凡市局領導到北京都要用那台車”。
對於在重慶由其使用的幾輛奔馳、別克商務車,王稱,這些車不能歸於個人。他把每輛車都指定給了其他黨委成員。
他還在會上解釋了研究基金的事。重慶恆德集團總裁王秉文在重慶萬科悅府小區購置了3層別墅,捐贈給王立軍建設“國際法醫人類個體識別技術學會中心”。王秉文為山西煤老闆,2009年在重慶茶園新城投資65億元人民幣,開發工業地產。
王稱,這個價值一千多萬元的捐贈雖是衝著他個人而來,但“必須交給國家,必須交給社會”。他要求,這些事形成會議紀要,在組織部、紀委要有記載。
據郭維國、王智等人的證詞,當時王立軍面臨的形勢是,上級部門正在考察他。
12月14日那晚的飯局也頗顯離奇。酒後的李陽為了讓谷放心,讓張曉軍去自己辦公室搬走碎掉的11·15案筆錄和碎紙機。王智和王鵬飛次日在洗腳房醒來,對當晚沒什麼記憶。谷則打電話給王立軍,稱他的學生又叫她師母又叫大姐,“還沒刑訊逼供呢,全都招供了”。王立軍通知郭維國把這幾個人帶回北京。次日上午,郭維國帶著王智、王鵬飛飛赴北京,李陽也於下午趕到,向王立軍請罪。王立軍責罵了他們的不得體,也提醒他們,“昨晚的酒被下藥了”。王鵬飛說手上起了疹子,以佐證王的說法。李陽則認為,當晚喝的茅台,跟平常沒什麼兩樣。
王立軍對李陽尤為生氣。李陽供述,王立軍罵他表功,問他是不是翅膀硬了想單飛,想單線聯繫3號樓。
郭維國推測:“王立軍想通過11·15案控制薄谷開來,達到個人仕途目的。李陽在3號樓的表功透露了案情,破壞了王的計劃和步驟。”(《調查》第5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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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薄熙來調查已一年多,高檢還在對他老婆審訊取證?
《名星》王雪梅
《名星》編者按:在對谷開來投毒殺人案的所有質疑中,無疑,最有份量的來自有“中國首席法醫”之稱的王雪梅——因爲她法醫的專業身分,更因為她最高人民檢察院主任法醫師的官方身分。
王雪梅是一位軍人的女兒,原籍陝西省西安市人,1956年出生在朝鮮,法醫學碩士學歷,現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技術信息研究中心副主任、主任法醫師,中國法醫學會副會長。
作為最高人民檢察院的首席女法醫,王雪梅受理三類案件:中央領導人親自批辦的重大案件、省級檢察機關技術問題上難以解決的重大疑難案件和檢察機關自偵案件。8月17日,因質疑北京地鐵學生死亡案鑒定,王雪梅公開聲明退出中國法醫學會。
2013年5月25日,王雪梅做了一次專題報告《對合肥審判說No》,報告的視頻在中文互聯網上廣泛流傳。本刊根據錄音整理,繼續刊登如下,小標題為本刊所加。
溫 家寶說,我們有鐵的證據,但是我可以對溫家寶同志說,你說的合肥審判中的氰化物,那絕對不是“鐵的證據”。是不是真有鐵的證據,是不是有整個錄像?谷開來 就是把人給毒死了,還要能證實尼爾·伍德就是吃了谷開來給他的酒才死亡的證據;還必須要進一步問:谷開來為什麼要這樣做?是為了個人利益嗎?!
谷開來沒有服刑能力
谷 開來的媽媽,2013年5月12日給司法部長寫了一封信,她寫道:“4月19日下午,按照監獄電話通知,特批讓我單獨探視女兒谷開來,限定一小時。不允其 他親屬同去,要求一個扶我防摔的孩子都不允。”“當我踏進探視室時,迎面看到高檢幹部帶着六七個似獄警的人員,團團圍着谷開來坐著。”
老人還寫道:“我開口說,開來你的臉色怎麼這麼黃,是什麽麼原因,她無言”。
范承秀鼓勵谷開來要鍛煉身體,並講述自己當年參加八路軍後,領導同志教育同志們提高民族覺悟和民族自尊心,堅持抗戰,“剷除一切漢奸特務走狗和賣國賊”,講到當年東三省淪陷後的亡國痛,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天各一方時,谷開來激動了。
范承秀說:“女兒不正常的服刑狀況,帶給我內心的焦慮,嚴重地折磨着我”。
我讀這封信之後很心酸。老媽媽親眼看到的她女兒這個身體狀況——我們先不說精神的狀況,我認為,谷開來真的沒有服刑能力。
這 裡頭有一點讓我特別想說,她說:“當我踏進探視室時,迎面看到高檢幹部”——我理解是我們最高人民檢察院。這個時候,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檢察官出現在這麼一 個會見場所,說明她作為涉及薄熙來案件的當事人,在接受審訊調查。她是一個死緩服刑犯人,對薄熙來的調查已經這麼久,一年了!還對他老婆審訊調查。但我想 提醒我們的檢察官、法官,這樣審訊的可信度有多高?
這方面的教訓太多太多,我特別想說一句話:最後的冤假錯案,就是從死刑犯嘴裡掏出來的。死刑犯人出於求生的本能欲望——再高尚的人,在面臨生死存亡的時候也想保全自己,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我們得到了能夠指控犯罪的證據,敢不敢相信?
我個人意見,目前的谷開來,既沒有服刑能力,也沒有受審能力。
中華民族確實是“到了最危急的時刻”。但是,我不希望全國“起來、起來”,那樣全國就亂了,我希望誰“起來”呢?中國最高司法官員們,你們醒醒吧,不要再做夢了,趕快起來吧,要給全國人民做一個榜樣呀!
要捍衛真理,拒絕謊言,拯救中國,從什麼開始?從糾正合肥審判開始,從糾正全中國所有的冤假錯案開始!(《名星》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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