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

2012年2月2日星期四

金融危机这一大悲剧被浪费了

The Browser网是一个知名文化思想类网站，网站会就某个问题和某几本书定期专访各行业的杰出人士。昨天，该网站刊发了对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专访，主题就是“金融危机”。在这次访谈中，福山表示，美国其实生活在某种意义上的寡头政治中，而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为美国政治改革提供了机会，但“从许多方面看，这一大悲剧被完全浪费了”。

政策选择导致金融危机

美国之所以在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中受到影响，原因并不在于自由民主的体制，而在于政策的选择。财富过度集中，资本直接插手封锁社会亟需的改革等现象对美国当前的政治选择造成扭曲。

记者：因为此次金融危机，你是否依然认为自由民主是最重要的，是终结，就像你在1989年所说的那样？

福山：我并不认为金融危机和通常认为的现代社会政府组成形式意义上的自由民主有什么关系。金融危机有许多原因，尤其不同国家的政策决定和制度选择是重要原因。但这并不是说，金融危机是这个制度必要的副产品。许多国家此次并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太大影响，更没有美国在此次危机中所遭受的痛苦。所以，这就意味着是政策选择而不是体制的原因。

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提出的最大问题是，我们生活其中的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它们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一论断同样适用于我们选什么样的总统，总统和议会将来会制定怎样的政策。这次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政治体制中一些有趣的方面。其中，西蒙？约翰逊在他的《十三银行家》中已经提到了一些最重要的议题，比如我们其实生活在某种形式上的寡头政治体制中，就像我们所说的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一样。财富过度集中需要改变。资本直接插手封锁社会亟需的改革，这个现象体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利益集团影响政坛，并对我们面前的政治选项造成扭曲——这是所有现代民主整体共同面临的危机。

记者：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金融危机有好的一面，因为这迫使我们去面对这些问题？

福山：是的。当然没人希望发生金融危机，但这提供了改革的机会。我想说的是，从许多方面看，这一大悲剧被完全浪费了。没人想来一场“大萧条”那种规模的危机，但由于政策制定者出手很快，避免了体制的崩溃，使得许多政客得以摆脱这场危机带来的后果。共和党对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做出了不同的解释，这个解释很能说明问题，它假设，目前发生的事，都不足以动摇人们对市场的自我调节本质的信仰。

欧美经济将长期停滞

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发生的原因被归结为亚洲裙带资本主义，而此次美国的金融危机只是当年亚洲经济危机的翻版，是美国没有对金融体系做适当调整后碰上的更大的麻烦。

记者：让我们谈谈卡门·莱因哈特和肯·罗格夫的《时代不同了》这本书。

福山：卡门·莱因哈特和肯·罗格夫是两位宏观经济学家，他们做了绝妙的工作。在他们的研究中，把历史和其他国家金融体系不稳定的数据纳入其中。书名《时代不同了》就告诉了我们这本书的主题。在许多方面，华尔街危机与1990年代的阿根廷和巴西金融危机，或者其他因信用泡沫和错误宏观经济政策引起的危机并没有太大不同。这次金融危机使我们震惊的原因在于，许多美国人相信美国金融体系运行良好，它不会发生类似拉美在整个1980年代发生的金融不稳定。这本书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国家从这样的危机中恢复过来是多么漫长的事情。这也意味着美国和欧洲将长期处于经济低增长和停滞状态。

记者：去年你在《美国利益》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金融部门草率自由化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福山：《时代不同了》这本书最反讽的地方在于，它指出一个事实，许多亚洲国家的政府比美国政府聪明多了。1990年代，通过美国财政部及其代理人，比如国际货币经济组织，美国向亚洲国家施加巨大压力要求经济自由化。结果是巨大流动性造就了亚洲奇迹，到了1990年代中期，资金流出亚洲，然后是1997年的亚洲经济危机。美国的反应是：“哦，这是因为亚洲裙带资本主义。那里缺乏法治，他们没有形成成熟的公民社会。”他们的意思是我们的制度更优越。但事实上，在许多方面，此次金融危机只是当年亚洲经济危机的翻版。和这些亚洲政府一样，我们没有对金融体系做适当的调整，然后我们碰上了更大的麻烦。1997年之后，遭受经济危机的这些国家对待金融资本自由流动更加谨慎。这就是我们忘记的历史。

记者：当年亚洲国家被指责实行的是裙带资本主义，可是当年向这些国家施加压力（要求其）进行自由化的，其实不都是来自华尔街？

福山：是的，压力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站在幕后的是华尔街。所以我们看到，亚洲金融危机这个标签，韩国称之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危机。他们认为，本质上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造成了他们国家的流动性危机——那是事实，这场危机本质上看并非是经济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韩国开放资本市场，而最后得利的是高盛、花旗，他们如愿以偿进入这一市场。所有美国政策制定者比如萨默斯、鲁宾，他们依然发誓认为，他们当年的动机是非常纯洁的，是为了韩国好。但是在这些政策背后是强大的游说团体，这些大银行在亚洲金融自由化中有直接利益。

记者：那你怎么看这本更加易读的迈克尔·刘易斯的《大空头》？

福山：我对这本书最感兴趣的地方在于，如今有一种观点认为抵押贷款证券(CDOs)和信贷违约掉期一样，都是华尔街制造的。华尔街并没有预期到对它们估值是那么困难，也没想到会被滥用，所以迈克尔？刘易斯强有力地指出，华尔街的银行故意制造了它们，是为了让有价证券不透明，这样才能够卖给那些没有经验的投资者，他们买了这些概念，实际上是买了一堆垃圾债。所以，这本书最聪明的地方在于，它指出这场危机其实是被有意制造出来的。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会造成这么大的麻烦，这么大危机，他们只想着通过这些骗人的销售把戏赚钱。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就像是二手车销售员。

这本书里有一个故事说，有五到六个人知道事情最后会怎么样——房地产泡沫在膨胀，最后终会破裂——可是危机在各个领域造成的破坏是没有被预见到的。事实上，你能看到许多大银行开始明白，他们该做些什么，在大崩溃前全身而退。

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商学院被认为是和法学院及建筑学院一样的职业学院，他们有自己的职业操守，对社会也有巨大的责任。如今，个人利益最大化取代了那些价值。在他们的头脑中，他们当然不会故意欺诈，但要是他们看到了机会可以从那些傻乎乎的人那里得利，他们就会去干。许多华尔街的人都说，如今的规范跟30年前大不一样了。每个人都是合伙人，他们不再需要对消费者负责任以获得长期回报，在许多公司，短期回报代替了其他。

每个国家都需要政治改革

金融危机从华尔街开始，另外一层意思是，造成目前状况的原因在里根那里。从里根政府开始，市场监管开始放松，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但这并没有导致人民向左转，占领华尔街运动也并没有展现一种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记者：政府是坏的，市场是好的。在美国，这一观点几乎就像宗教一样。

福山：这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但这种文化在过去一直在改变。在19世纪末，这一信仰更加强烈。然后你看到了进步运动的兴起，人们的观念发生变化，他们主张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到了1920年代，这一观念再次消退，然后是“大萧条”。这可以看作是一种宗教，但不是每个成员都相信这一观念的全部。你不愿为了一个更好的政府纳税，因为你确信政府会浪费纳税人的钱。如此你就无法摆脱这样一种恶性循环。许多拉美国家就是这样子，我担心美国有朝一日也会如此。

美国在过去的30年里，收入不平等在加剧。拉古拉姆？拉詹的《断层线》指出，从很多方面看，收入不平等导致了房地产泡沫，当然还包括其他政治文化因素，美国人不喜欢直接分配。他们不喜欢欧洲人那套，所以他们通过抵押贷款方式进行财富分配，比如通过房地美和房利美。拉古拉姆？拉詹并不认为美国需要更多的财富分配，但他呼吁各种社会政策补救。

金融危机从华尔街开始，另外一层意思是，造成目前状况的原因在里根那里。从里根政府开始，市场监管开始放松，这场危机的根源在于收入不平等的加剧，但这并没有导致人民向左转。我不认为占领华尔街运动展现了一种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根据人口统计，美国白人劳工阶层和中低收入阶层是所谓里根民主的支持者，他们在1930年代投票支持新政联盟，如果他们是在欧洲就会支持社会民主党派。但是在美国，过去30年里的大多数选举中，他们投票给共和党，而后者的政策其实是伤害他们的利益的。这是最让人困惑的地方，怎么会这样？这是因为他们对政治缺乏兴趣吗？人们失去工作，但他们还有有线电视、每户两部车。生活艰难，但他们还能购物和娱乐，从不考虑政治问题。在100年前，如果你处于社会最底层，你有生计威胁。如今美国社会最底层的那些人，还能拥有智能电话和沃尔玛的廉价服装。他们知道有些人赚了几十亿美元，但对他们没有直接影响。

记者：那么，一个国家需要政治改革？

福山：是的，每个国家都需要不同层面的政治改革，但是美国还需要减少这些否决意见的数量，并且恢复以前的若干机制，以便对体制强行做出艰难的抉择。

作者：福山，原载: 东方早报

默克尔访华：给中国吃定心丸？

德国总理默克尔于今日启程前往中国进行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此次随行的除了商界领袖代表团、议员外还有多家德国媒体记者。本台在默克尔专机启程前采访了随行记者之一，西意志广播电台主编布兰德（Katrin Brand）

德国之声：布兰德女士您好，再过几个小时您就登上前往北京的飞机了，您现在已经身在柏林机场了吗？

布兰德：我现在还在柏林的办公室，正在最后一次整理我的随身行李，因为飞行时间非常长，行程安排的又非常满，明天早上当地时间9点到北京之后根本没有机会先回酒店。这也意味着，我的随身行李不但有电脑和录音设备，我还要装上牙刷等日用品。

德国之声：您此行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布兰德：因为飞机上坐位有限，有很多商界的代表也会随行，我是随行中唯一的德国电台记者。我想这两天我的手机费用非常高，因为我每天都会和台里的各个节目负责人取得联系，商讨连线时间，互通信息，也有可能要给德国的听众报道访问进程。不过我在中国并不是孤军奋战，我们在北京有一位同事，她是我们的驻外记者Ruth Kirchner，她会在北京和我相互配合，在语言上、当地环境等等方面给我提供帮助。

德国之声：说到商界领袖团，您知道有哪些公司的代表随行吗？

布兰德：这个我们还不是非常清楚，因为这些名字现在还都是保密的，上了飞机那一刻才会知道。不过听说有西门子公司，有可能大众的总裁也会随行。不过，这次随行人员不仅仅限于各大集团的总裁，还包括了德国中型企业的代表。根据我的猜测，大概会有12到15个记者，20位商界领袖，当然，默克尔女士还会带着她的团队，包括她的助手、新闻发言人、来自各个联邦部的顾问，还有一些议员。

德国之声：您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形式的访问团吗？

布兰德：之前我在布鲁塞尔做了4年多的驻外记者，不过这是我第一次随同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和德国总理一起乘坐德国政府专机。我觉得可能是非常累的，因为时差的关系，第一个工作日可能非常长，总理默克尔是出了名的精力过人。她需要的睡眠时间比平常人少很多。往往在别人一天工作忙碌后已经筋疲力尽、只想睡觉时她还在谈笑风生，精力充沛。

德国之声：您会出席哪些活动？

布兰德：领导人双方会晤时记者不允许入场，包括周五中国总理温家宝为默克尔安排的晚宴和之后的乘船游珠江活动都是非公开的活动。记者们会出席默克尔明天在社科院的讲话，另外两国总理会晤后会有一个记者招待会。

德国之声：默克尔访华只有两天时间，在整个行程安排中，您觉得哪些会晤比较重要？

布兰德：如果对政治话题感兴趣的人可以关注周四两国领导人的会晤。议题会围绕着欧元区目前的处境以及中方的投资可能性，另外他们会就叙利亚还有伊朗局势进行商讨。周五的重点主要在经济方面，默克尔会参观一家德国隧道建设公司，在广东省有400多家德国公司。

德国之声：您觉得访问之后两国关系会有哪些变化？

布兰德：我觉得不会有太具体的结果，这次的议程上没有计划签署协定。默克尔此行的一个目的应该是给欧洲做宣传，告诉中国，欧洲还是稳定的。欧盟有能力控制债务危机，并在逐渐减少欠债，所以欧洲还是一个值得中国投资的地方，这是一个重要的一点。另一个问题是：默克尔是否成功说服中国，在伊朗或在叙利亚的制裁决议上做出让步。

当然，人权问题也会是议题之一，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当然还是会闭门讨论。德国与中国的关系，据我的理解，不是短平快型的，而是缓慢的共进，逐渐熟悉对方。

德国之声：这是您第一次到中国吗？之前是否做了充足准备？

布兰德：我20多年前去北京旅游，看过长城，不过中国对我来说还是很陌生的。临时抱佛脚，我这两天还特意让会汉语的朋友给我写了一张纸条，上面有你好、再见、谢谢等词的字母拼写。我是懂一些欧洲语言的，如果在欧洲旅行、工作都没有问题。但是现在的情况大有不同，我现在随身带着这张写着15个词汇的字条，这实在是一次很特别的出行。

我还没有见到默克尔，她在起飞的最后一刻才会出现。我对这次的出差很好奇，.我也有点打怵，因为行程太满，又不知道工作条件到底如何，但我肯定的是，在周六下午回到柏林时，我一定有很多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

采访记者：文木

责编：李鱼

德国之声

对默克尔访华的期待：谈经济，讲人权

默克尔将于2月2日会见温家宝和胡锦涛

默克尔访华前夕，德国各界表达了对此次总理访华的期待。经济界希望通过默克尔呼吁中国政府应该更加开放市场，保护公平竞争。而人权组织则希望德国总理能够明点中国政府的“痛处”。

德国企业界的期待

德国总理默克尔本周三（2月1日）启程，开始她任期内第五次对中国的访问。伴随她出访的还包括一个由经济界的高层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就在默克尔出发前夕，代表德国经济界利益的工商大会表达了对总理此次访华的期待。该会主席德里弗特曼(Hans Heinrich Driftmann)呼吁，希望北京政府保护经济领域的公平竞争。他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默克尔此次访华必须"公开而坦诚"的转达德国经济界在改善合作上的诉求。其中包括要求中国承认国际标准，并在公开招标的过程中对境内外企业一视同仁。德里弗特曼指出，德国经济界主要希望中国能够开放市场，保护公平竞争。

常年辅助德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的德中经济联合会会长吴斐（Rainer Gehnen）指出，与欧洲其他国家的企业相比，德国企业过去在中国的投资经营活动大都比较成功。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当地没有问题。"比如在保护知识产权领域，德国企业在获取营业许可的同时必须转让自身的专业技术。这些当然都是德国经济界希望政治家们在访问中国时提及的问题。"

吴斐强调，中国在立法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关键问题在于地方一级政府在执行相关法规方面缺乏力度。所以，德国企业希望中国政府能够保证一些政策法规在地方能够确实得以贯彻执行。

德国工商大会的主席德里弗特曼指出："另外一方面，中国企业也应该意识到德国作为投资目的地的魅力。"默克尔应该利用好这次访问的机会,"增加人们对欧盟能够战胜债务危机的信心。"德中经济联合会会长吴斐引述最新公布的数字表示，目前中国在德国的投资额只占中国境外总投资额的0.3％。这与德国的经济实力并不相符，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人权组织希望默克尔公开提及人权问题

虽然经济以及外交问题是此次德国总理访华的重点议题。但默克尔表示也会向中国政府就人权问题作出表态。德国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向默克尔发出明确呼吁，希望她在访华期间公开谈及人权问题。该组织的中国问题专家普莱特（Dirk Pleiter）向德国之声表示：

"我们在过去的几年中确实看到了中国在保护人权方面的一些进步，比如2011年取消了许多可以判以死刑的罪名。但是，我们在其他方面却看不到中国政府在长久改善人权状况方面的努力。特别是过去的几周内，就有3位对政府持批评意见者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入狱9至10年。"

普莱特认为，在欧洲经历债务危机，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的背景下。外国政要访问中国时谈及人权问题的难度越来越大。因为中国政府将此视为对自己的批评，更倾向于立刻进行反驳。但他认为这种想法缺乏远见。"从长远的经济角度来讲，对人权的保护也将会变得愈发重要。而改善人权不是短期内就能取得效果的一项工作。总理默克尔在这方面已经树立的一定的威信，使得她能够在当前情况下就中国的人权问题提出批评。"

吴斐就此表示，中国在大范围的政治层面上确实还有发展的空间。许多人，包括外国人和中国人都对中国目前的现状不太满意。但他不认为这会是德国经济界关注的主要问题。默克尔临行前在接受德国《世界报》采访时表示，她将提及北京政府加大对批评人士镇压力度的做法。默克尔说："我在与中国领导人交谈时总是会提及人权问题。我会和在德国一样在中国表达我的信念和价值观。"她将用"礼貌而公开"的方式表明人权和法治国家的重要性。默克尔将于本周四抵达中国，在与中国总理温家宝以及主席胡锦涛会面后，她将于本周五启程前往广州。

作者：任琛

责编：石涛

德国之声

2012年2月1日《明鏡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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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1日《歷史日報》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還有2016嗎？

《台灣蘋果日報》

民進黨主席蔡英文開始巡迴謝票之旅，她認為這次民進黨在總統選舉敗選，應往三個方向檢討，分別是民進黨長期結構性問題、競選團隊有哪些需要改進、以及大環境問題。

大環境因素包括國民黨因素、中國因素及台灣整體社會結構。

還是一樣的蔡英文──想法清楚、策略模糊、作為不足。既然有勇氣留任一個月黨主席，為什麼不更多一點勇氣大開大闔、大鳴大放討論民進黨的改革與檢討？留下一個漂亮的身影。

坦率直言：2012沒有真正颳起小英旋風，只是站穩腳步而已。為什麼筆者觀察的蔡英文是「想法清楚、策略模糊、作為不足」？

她想讓民進黨走向理性政治，埋首十年政綱，卻在選舉使不上力，政策無法與社會力充分結合。
她想廣納天下賢能，公開徵求不分區立委人選，最後卻受制於派系分贓與「自己人」瓜分，連賄選前科者都不察，造成大選的首次失分。

她想要派系平衡、充分授權，初選和大選卻用不同人馬打仗，前後齟齬衝突，沒有人自認為是「核心」，以至於戰力無法整合。

她理路清晰，卻該決未決、當斷不斷，以至於從農舍案、柿子案、宇昌案等等負面議題拖延許久、加劇危機，被迫要自己上第一線承受。

她過於保護自己，近身幕僚更想保護她，於是這邊問問、那邊聽聽，大家都想幫她，卻不知道從何使力，讓許多社團和學者徒呼負負。

須先聽懂人民聲音

指出這些問題不是在批評蔡英文主席，而是，未來她仍然是民進黨最有實力挑戰大位者，必須有所改變與進步。而且，蔡英文在民進黨也立下了小額募款、理念優先的典範，居功厥偉。前立委林濁水選後曾說：「黨內有默契讓蔡英文2016再選一次」。筆者一向敬仰林委員，雖然不知「默契」從何而來？但是可以感受濁老對小英疼惜愛護之心。

蔡英文若想要捲土重來，她應該要有所體會：政治就是價值的分配、選舉就是草根的事情，她必須要先聽懂人民的聲音，人民才願意去了解她。而且，罵三字經的比講英語的人誠實許多，市井販夫走卒比政治權貴世族可靠，引車賣漿之輩比知識菁英更知道社會是什麼一回事。弱勢者不是要聽小英談「十年長照」，而是妳有沒有感同身受？

問題不在九二共識，也不是在台獨黨綱。禮失求諸野，民氣不是選舉技術的精益求精，而是充分理解社會之「勢」，理解之後自然知道策略在哪裡？作為在哪裡？

不必想2016，也不必民進黨改變蔡英文。待在智庫思考國政以外，蔡英文要多和擔菜賣蔥者聊聊心事、去蹲點貧民窟看看什麼叫做「活下去」，他們不會找小英簽名合照，但是會以粗糙的雙手扶小英再起。

作者：民進黨中央執行委員洪智坤

默克爾訪《南周》行程現變數赴華前夕傳媒披露恐見光死

《香港明報》

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今日起展開兩天訪華行程，德國傳媒報道，默克爾將造訪內地敢言媒體《南方周末》的廣州總部，令她成為首個探訪中國地方媒體的西方領袖。此行被視為借機宣揚言論自由，但卻在媒體曝光後出現變數。消息人士昨向本報透露，默克爾造訪《南周》的計劃很可能告吹，德國外交官員則稱，默克爾訪華行程仍未確定。

默克爾今次訪華行程將包括北京、廣東兩地，官方公布的行程包括與國家主席胡錦濤、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和總理溫家寶見面，並會到中國社科院發表金融議題的演說，以及參觀廣東的企業和出席中德商界經濟論壇。《華爾街日報》報道，溫家寶明天將陪同默克爾南下廣東。

溫總陪南下德外交官：行程未定

這是默克爾自2005年上任以來第5次訪華，今年適逢中德建交40周年，加上德國希望中國協助解決歐債危機，因此默克爾此行備受外界關注。德國傳媒透露，默克爾此行的特別之處，是在廣州訪問《南方周末》編輯部。德國之聲周二（1月31日）為此訪問了曾在南方報系任職的著名評論員長平。長平認為，默克爾去拜訪《南周》，會被視為「價值外交」，展示她關心言論自由。

今刊專訪到訪「十有八九黃了」

不過，消息曝光後事情卻急轉直下，《南周》駐京辦人員稱對默克爾到訪總部一事一無所知。本報昨日下午獲悉，《南周》正為默克爾的到訪緊張準備。但入夜廣州消息透露，默克爾訪華前夕已經接受了《南周》的書面專訪，該報將在今天刊出。而默克爾的《南周》之行原已基本確定，但「十有八九已經黃了（告吹）」。據悉，廣東省當局對德方的解釋是，《南周》所屬的南方報業集團「業務繁忙，無力接待」。柏林的德國外交部官員接受本報查詢時表示，默克爾的訪華行程並未確定，即使臨近訪問很短時間內才確定行程，也屬於正常。德國駐華官員則拒絕透露任何細節。

默克爾2006年訪華期間，曾有類似的「價值外交」舉動，她當時與《中國農民調查》一書的作者陳桂棣與吳春桃夫婦會面，對他們揭露真相的勇氣表示讚賞。《中國農民調查》揭發內地農村計劃生育、村官濫權等黑幕，在內地被禁。

「價值外交」曾訪禁書作者

《南周》被視為中國自由派喉舌。美國總統奧巴馬2009年訪華期間，接受了該報的獨家專訪，但見報文稿中只有基本的國際事務、經濟交流等主題，並無太多引人注目之處。據悉，《南周》專訪奧巴馬成稿後，還呈交給主管外交的中央官員審閱修訂。

對於今次專訪默克爾，《南周》內部也相當謹慎，負責專訪的北京站記者曹辛接受本報查詢時表示「不方便透露」採訪安排過程等細節。

默克尔将于2月2日会见温家宝和胡锦涛（資料照片）

內媒質疑康菲10億賠償太低

《大公網》

1月25日，農業部、康菲、中海油總公司分別公告稱：康菲出資10億元，用於解決河北、遼寧省部分區縣養殖生物和渤海天然漁業資源損害賠償和補償問題。但賠償金額、賠償相關細節還是令公眾生疑。

據《工人日報》報道，河北、遼寧省是這次受到蓬萊19-3油田溢油事故影響最核心的區域，在河北樂亭，海水養殖戶們認為，康菲公司的溢油事故造成的海水污染，導致了養殖戶們的巨大損失。之前已經多有漁民尋求媒體和律師、地方政府的幫助，不過迄今難有進展。

記者從農業部的公告中可以看到，此次康菲、中海油不僅將賠償漁民的直接損失，而且會拿出資金進行環境修復。

不過，到底這筆資金是針對河北、遼寧省所有受到影響的漁民的賠償，還是針對部分之前尋求政府幫助的漁民的賠償？這筆資金地方政府通過何種方式發放給漁民？以及多大額度發放給漁民？大部分漁民養殖靠貸款，這筆資金是否涉及到漁民的貸款利息賠付？淺海水質污染，未來漁民生活沒有保障，這筆資金包括補貼漁民的未來生活嗎？對這些人們關心的核心問題，農業部都沒有公佈。

日前，媒體採訪康菲中國相關人士了解到，農業部將通過受影響的相關省份來受理索賠。所以，有關索賠受理的問題，康菲中國方面建議諮詢農業部。

漁民如果不願意接受農業部管理的這筆資金怎麼辦？康菲中國方面表示，如果索賠人不接受農業部的方案，他們完全有權利繼續通過法律途徑索賠。

同類事故突顯中國落後

近日，環保組織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接受媒體採訪時一再強調，漁民應該得到賠償，一定要得到足額賠償，但10億元不一定夠賠。

報道指出，2010年4月，美國墨西哥灣發生英國石油公司（BP）漏油事故，BP最終需建立一個賠償基金用以支付與原油泄漏事件相關的索賠請求，基金總額為200億美元，分4年注資，每年賠付50億美元。但按照專家估計，BP可能最終會賠償超過1000億美元的巨額資金，這些賠償主要用以補償周圍民眾的損失以及生態環境的處理。

另外，2011年11月，雪佛龍公司位於巴西里約熱內盧海岸油田也發生石油泄漏，漏油量3000桶；而中海油、康菲的渤海漏油的泄漏量約為3400桶。

報道指出，中國用大約半年時間，提出賠償金額為數億元人民幣，而巴西在發生漏油事故短短幾天內，提出賠償額達106億美元，並保留進一步提高賠償金額的權利。無論從處理力度、處理速度、還是提出賠償金額上，國內相關部門都要遠遠落後於同為發展中國家的巴西。

世界面臨「生死時刻」八因決定成敗

《文匯報》

美國《外交政策》雜誌近期刊文，題為《刀鋒之上》。文章指出，世界經濟在全面崩潰和全面拯救之間取得了危險的平衡。目前有4個因素可以將其引向災難，也有4個因素可以將其拉回正軌。文章如下：

2012年對歐洲來說是緊要關頭。如果他們繼續猶豫下去，歐洲的政客們將很快對這個大陸的經濟和金融未來失去控制。經過了2011年的興奮之後，中東一些國家在複雜的政治交替中將面對事關成敗的關鍵一年。甚至因為收入不公，或者概括地說，「系統」公正性的問題，美國社會也從麻木中驚醒了。

所有這些都越來越顯示出，世界經濟在未來幾年中將經歷一條雙峰曲線。一方面，及時和有前瞻性的政策措施將有助於恢復，並把世界送回增長快、就業增加、社會更公正的軌道上去。另一方面，政治紊亂和金融去槓桿化可能導致經濟碎片化、更高的失業率、貿易戰和社會動盪。

為了闡明現在的關鍵問題，我將在下面試圖找出4個可以在接下來幾年中搞垮世界經濟的因素，以及4個可以使其更加穩定繁榮的因素。讓我們希望領導人能做出正確選擇吧。

最壞的情況

歐洲經濟和金融碎片化：到目前為止，今年世界經濟面臨的最大風險是歐元區的無序倒塌。這會使經濟和金融活動在歐洲大陸上陷於停滯，導致大量出現企業破產、銀行擠兌，摧毀數百萬個工作崗位。其他國家，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新興國家，都會在國際貿易、信用緊縮和可能導致投資者套現的風險規避中被影響。歐元區的完全倒塌將會是混亂的、嚴重的災難。

中東的混亂：如同《紐約時報》的托馬斯·弗裡德曼(Thomas Friedman)在其最近的專欄文章中所說，現在有兩類不穩定國家：在高壓下內爆和外爆並且影響整個地區的國家。伊朗和敘利亞屬於後一種，而且兩個國家都因為內部和外部的發展瀕臨沸點。這兩個國家的不穩定性越大，地區傳染的風險和與此對應的令人擔憂的全球反彈就會越大。這可能會導致油價暴漲，進而引發全球滯漲。

中央銀行枯竭：到目前為止，各大中央銀行採取過的非傳統措施在避免發達經濟體債務緊縮和經濟衰退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此過程中，銀行把他們的資產負債表擴大到了以前不可想像的水平(英美擴大到GDP的20%，歐洲央行擴大到30%)。沒人確信知道，這些負債表能安全地擴大到什麼程度，這樣做的附帶損害和意外後果會是什麼也不清楚。但清楚的是，我們正航行在未知水域，而且由於這是政策唯一允許的手段，整個世界難以承受中央銀行失去信用和效力的情況。

社會動亂：由於社交媒體技術使得大範圍合作成為現實，全世界都見證了令人驚歎的、旨在獲得更大社會公平的草根社會運動：阿拉伯之春、西班牙的「憤怒者」示威、美國的「佔領」運動、以色列的示威以及希臘和意大利的反緊縮騷亂。為了合法訴求而走到一起的這些人們，現在需要應對從抱怨過去轉換到建設美好未來的挑戰。這種轉換拖的時間越長，遇到挫折和轉向暴力的可能性越高，政府也將採取不恰當的措施。

最好的情況

為歐洲「重新奠基」：法國和德國已經著手加強重構和重組歐元區的基礎，法國總統薩科齊把這稱作「重新奠基」。到目前為止，這種努力也缺乏熱情，因為要實現的目標太多，而手上的工具太少。通過更大財政和政治一體化並應對銀行的脆弱性這些途徑來更加專注地努力加強歐洲的核心，那麼歐洲和整個世界都會受益。可能的結果——歐元區變得更小更強健，更多地關注德國和荷蘭而不是希臘和葡萄牙——去除影響投資和創造就業的主要不確定性。

美國的「人造衛星運動」：美國仍然是世界經濟發展最好的火車頭。但是美國的活力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政治爭論的威脅，這種爭論削弱了試圖消除發展阻礙的努力。美國人需要的是像1957年蘇聯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以後那樣，整個美國社會團結到一個共同的夢想和目標上來。2012年美國經濟上的「人造衛星運動」將會除掉發展的結構性障礙(包括住房、公共財政和信用方面)，釋放目前受到牽絆的金融力量，激活企業家精神。「後人造衛星」時期的工作將會圍繞教育、基礎設施、創新和其他有助於長遠發展的事業。

黨派政治和解與領導力：世界上許多經濟問題持續並加深，但並不是複雜的技術問題引起的。在大多數情況下，今天的病症是由於政治紊亂和領導不力引起的，這倆個問題都導致不能採取困難但必要的決定。看看美國國會是怎麼搞掉奧巴馬總統的就業提議的。結果是整個系統自食其果。幸運的是，包括美國在內的幾個主要國家都將在今年舉行大選，使公民有機會向選舉出來的代表傳遞信息。信息越清晰越緊急，不斷鬥嘴的政客們越有可能克服真實存在或無中生有的各種傳統，為現在的人們和子孫後代做出正確的選擇。

給新興消費國鬆綁：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中國，與歐美相比正處在非常不同的位置。由於儲蓄率持續處在世界高位，這些國家的居民有錢但是缺乏消費意願。他們的這種行為是兩種情況的複雜反映，即提供社會服務的不確定性導致的自我保護，和政府政策重生產而輕消費。通過改變後者，比如加快匯率系統自由化和調整稅收與補貼的平衡，新興經濟體將會對全球增長和貿易產生實質性的影響。

世界經濟面臨在未來幾年中都面臨不確定的前景。既可能走出現在的陰影，實現經濟繁榮、就業增加、社會公平，也可能滑向失業增加、社會不公、金融不穩定和貿易戰的境地。這些現在都不是確定的，因為領導人們還有許多的能力來引領局勢朝好的方向發展。但是，就像歐洲所表現的那樣，他們猶豫和爭吵的時間越長，政策越有可能失去有效性和可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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