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如何評價六四 外界觀察重點

（中央社記者陳虹瑾台北30日電）陸委會今天召開委員會議，針對大陸情勢提出報告指出，大陸政府「對八九年那場政治風波已經有明確結論」，未來大陸內部是否形成重新評價六四力量，是外界觀察的重點。

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委賴幸媛今天主持委員會議，邀集各部會代表與會，陸委會並就中國大陸今年第2季情勢提出報告。

報告指出，在大陸政治情勢方面，大陸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官方媒體人民日報及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都發表政治改革相關論述。另有觀察家認為，溫家寶「倡言政改力度不若以往」。

此外，外界評論人民日報重申「絕不照搬西方政治模式」及俞可平撰文重提「增量民主」，主張大陸的民主政治不能離開中共，或為中共「十八大」政改基調的「風向標」。

報告說，大陸新一屆省委書記逾半數具共青團背景，外界評論多認為，這顯示大陸國家主席胡錦濤已掌握人事布局主動權。

這 份報告指，六四事件今年屆滿23週年，傳出大陸官方有意平反六四及管制短暫鬆動情形，引發輿論揣測平反六四的可能性；不過，今年六四期間，大陸官方仍嚴陣 以待，重申大陸政府「對八九年那場政治風波已經有明確結論」。未來大陸內部是否形成重新評價「六四」的力量，將是外界持續觀察重點。

對台工作方面，報告說，大陸仍持續重申「鞏固反對台獨、認同九二共識的共同政治基礎」，盼貫徹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各項方針政策，「不斷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局面」。1010730

中國女泳奪金牌 美媒暗示用禁藥

（中央社記者江今葉紐約30日專電）中國大陸女子游泳選手葉詩文雖然在倫敦奧運打破世界紀錄，卻遭到美國媒體暗示可能使用禁藥。

葉詩文在倫敦奧運打破世界女子400公尺混合式紀錄，她在最後50公尺還游得比拿下同項目賽事金牌的美國男子泳將洛克特（Ryan Lochte）還快，引發外界質疑。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雖然沒有直接點名葉詩文使用禁藥，但卻表示在中國大陸這是常有的事，暗示葉詩文可能也有使用禁藥。

報導表示，場上的其他國家選手多半不願對此評論，但認為這項破紀錄的驚人成就，卻因為遭到質疑，遊走在歡慶與懷疑的灰色地帶。

報導質疑，雖然葉詩文從未被檢驗出陽性反應，但過去中國大陸的紀錄實在太糟，1980、90年代，大陸游泳隊有超過50人使用禁藥。

上週有一名前大陸體操醫師向澳洲媒體透露，大陸長期使用禁藥，大陸官方更是背後的主導者。1010730

奧運第3日 中國年輕小將當家

（中央社台北31日電）倫敦奧運第3天，中國大陸代表隊再奪得3面金牌，以9枚金牌暫居世界第1。其中，年輕選手的表現較老將突出。

中新社報導，美國代表隊以5枚金牌數居第2名，法國、北韓、義大利、韓國、俄羅斯、哈薩克、日本、澳洲分列3到10位。

報導說，大陸男子體操隊在預賽成績排名僅列第6的情況下，以「零失誤」的成績獲得男子團體冠軍。

游泳項目中，17歲的曹緣和18歲的張雁全在男子雙人10公尺跳台比賽以468.78分摘下冠軍，領先亞軍17.88分；20歲的孫楊在男子200公尺自由式決賽和韓國選手朴泰桓並列第2，拿下銀牌；17歲的葉詩文則在女子200公尺混合半決賽中打破奧運紀錄。

舉重項目中，22歲的李雪英在女子舉重58公斤級打破奧運會紀錄，獲得金牌；但張杰在男子舉重62公斤級卻意外落榜。

大陸女子銳劍新人、20歲的孫玉潔在擊劍賽場獲得銅牌，也是大陸代表團在擊劍項目獲得的首枚獎牌。

此外，大陸女籃、女排第2輪連勝，可望出線。女籃以27分大勝克羅埃西亞；女排也擊敗首次參加奧運的土耳其隊。

乒乓男子單打張繼科、王皓在第4輪晉級；羽毛球頭號種子林丹擊敗小組唯一對手愛爾蘭選手艾萬斯（Scott Evans）入圍16強。

但賽前備受矚目的網球選手李娜、鄭潔和彭帥，在倫敦奧運會揭幕僅3天，就在單打賽場全部落敗。1010731

北京再迎暴雨 一橋一策解決積水

據中新網報道，繼21日特大暴雨之後，北京連續幾日暴雨預警最後都是「虛驚一場」。不過從30日傍晚開始，降雨再次侵襲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30日表示，要認真總結「7•21」降雨災害教訓，按照建設中國特色世界城市的要求，通過科學的規劃和建設，解決北京防汛排澇問題。

另外長江黃河流域洪水齊發，第九號颱風「蘇拉」正向閩浙沿海登陸。水利部部長陳雷近日表示，當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最關鍵時期。

北京發佈暴雨藍色預警31日仍有大雨

北京市氣象台30日19時發佈暴雨藍色預警，提醒政府及相關部門按照職責做好防暴雨準備工作，駕駛人員應當注意道路積水和交通阻塞，確保安全。

北京市氣象局已於30日16時30分啟動三級應急響應。北京市氣象台分析，預計本次降水過程，東南部地區的大興、通州、城區東南部的雨量較大，部分地區可能伴有雷電，降雨將持續到今天夜間逐漸結束。

預計31日白天，北京仍有大雨，東南部有大到暴雨。降雨將對東南部及房山等地救災和早高峰交通有不利影響。

由於此次降水持續時間較長，雨量較大，路面濕滑並易產生積水，對明天早高峰交通有不利影響，市民出行要注意防雨防雷電和交通安全。

郭金龍：一橋一策整改立交橋積水 解決防汛排澇問題

北京市委書記郭金龍30日表示，要認真總結「7•21」特大自然災害的教訓，按照首都城市性質和功能定位，按照建設中國特色世界城市的要求，進一步理清工作思路，通過科學的規劃和建設，解決首都的防汛排澇問題。

據新華網報道，郭金龍表示，當前救災和防汛抗洪工作的當務之急，是要認真做好善後和恢復重建工作，按照以人為本的要求，切實安置好受災群眾，妥善處置好不幸遇難群眾的後事，盡快恢復受災地區正常的生產生活秩序。

郭金龍要求認真落實防汛工作部署，在城區，要對頻繁出現、影響城市安全運行的立交橋下、下穿道路排水不暢問題，進行系統研究，一橋一策加以整改解決，對經常出現積水的地段，加快實施改造；在郊區，要對山洪、泥石流高發地區的險村險戶，抓緊實施規劃搬遷，從根本上解決影響山區群眾生產生活的安全隱患，並下大力氣抓好洩洪河道的清理工作。

他強調，一定要讓精神振作起來、作風硬朗起來、制度執行起來、責任明確起來，確保主汛期不再死一個人。從長遠發展看，要認真總結這次災害的教訓，改進工作。

長江黃河洪水齊發 全國防汛形勢嚴峻

30日，黃河防總發佈緊急通知，稱當日上午10時18分在黃河上游蘭州站形成了黃河干流2012年第3號洪峰。繼24日迎來建壩以來最大洪峰後，氣象部門預報長江上游近期仍有降雨過程，三峽水庫防洪壓力仍未緩解。長江、黃河「洪水齊發」，沿線防汛形勢十分嚴峻。

另外今年第9號颱風「蘇拉」現正逐漸向福建省沿海靠近。福建、浙江等沿海省份紛紛啟動應急響應，緊密部署防範颱風。氣象專家認為，「蘇拉」颱風移動緩慢，強度還將繼續加強，最強可達13～14級，8月2日中午前後到達台灣東北部海域，8月3日靠近閩浙交界一帶沿海。

專家會商認為，由於受到雙颱風的影響，「蘇拉」移動路徑還存在不確定性，最大可能在閩東至浙南一帶沿海登陸。福建省防汛辦通報稱，31日上午起，福建海域風力將達到10級，可能出現5米左右的巨浪。「蘇拉」影響福建期間，恰逢天文大潮，風暴增水可能超過1米；8月3日以後福建省中北部地區將有強降雨過程。

國家防總副總指揮、水利部部長陳雷29日表示，當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最關鍵時期，東南西北降雨頻繁，長江黃河洪水齊發，兩個颱風相互影響，「防汛形勢最複雜，防汛工作最艱巨，防禦任務最繁重。」他要求有關地區防指和流域防總要立足於防大汛、搶大險、救大災，著力做好當前防汛防颱風工作。



香港 文匯報

河北党政高层慰问北戴河政法干警和武警官兵

资料图：北戴河执勤武警官兵

赵勇在北戴河慰问政法干警和武警官兵时强调

　　以对党和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

　　进一步做好维护和谐稳定各项工作

　　河北新闻网秦皇岛7月30日电(河北日报记者四建磊)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黎，省委副书记、省长张庆伟委托，省委副书记赵勇，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张越，省委常委、秘书长景春华在北戴河看望慰问政法干警和武警官兵。

　　赵勇、张越、景春华先后到省、秦皇岛市公安机关驻地和武警部队驻地，看望慰问奋战在一线的政法干警和武警官兵，对他们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向他们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衷心的感谢，并送上慰问金和慰问品。

　　赵勇指出，长期以来，广大政法干警和武警官兵认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忠诚于党、服务人民，在打击犯罪、应急处突、抢险救灾、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今年暑期以来，政法干警和武警官兵不断提高执法科学化水平，有力地保持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同时也最大 程度地方便了人民群众生活，优化了北戴河的旅游环境。实践充分证明，政法干警和武警官兵确实是一支文明之师、威武之师，关键时刻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 经受得住各种严峻考验，是河北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的重要保障。

　　赵勇强调，我们面临的形势依然复杂、任务十分繁重。希望政法干警和武警官兵在前一段工作的基础上，牢记嘱托、不辱使命，总结经验、发扬传统，进 一步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以对党和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过硬的措施、更加严细的工作、更加顽强的作风，进 一步做好暑期和谐稳定各项工作，不辜负省委、省政府的殷切期望，以一流的业绩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大公報

新任省委书记特点分析：多数起于基层 读文科

詹国枢

　　7月3日，随着郭金龙当选北京市委书记消息的发布，全国31省市区党委领导班子换届完成，31位新当选省（市、区）委书记悉数亮相。看了一些报道，仔细阅读简历，让人有所思且有所感，不由畅想一番。总体而言，此番31位书记履新，有以下四个特点。

　　梯次结构，是特点之一。具体说来，31位书记，共分为三个梯队：50后成主力，共22 位，约占总数70%。40后做后盾，共6位（政治局委员3位：俞正声、张高丽、张德江。其余为苏荣、郭金龙、赵洪祝）。60后是希望，共3位（周强、胡春华、孙正才）。依此推算，10年之后，党的二十大召开，应是50后做后盾，60后成主力，70后是希望了。长江后浪推前浪，此亦人类发展不可逆转之规律也。

　　起于基层，是特点之二。31位书记，皆中国“封疆大吏”，各自受命，坐镇一方，虽然身居高位要职，但大都起于基层，其中，有一半以上当过工人（如孙春兰）和士兵（如张春贤），还有近三分之一当过知青（如周强）。他们都是一级一级台阶，一个一个岗位干上来的，当省委书记前，大都在副省级岗位上已有5年甚至10年左右从政经历。

　　学历较高，为特点之三。31位书记中，有博士4人（孙政才、王珉、袁纯清、郭声琨），硕士17人，二者相加，共21人，点总数68%，这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知识经济时代，高学历者自然占有先天优势。亦正因此，当今中国，不少领导干部都选择一边当官，一边读研攻博，以提高学历，其中有人认真坚持，完成学业，但亦有个别虚位支应，枉拿文凭而名不副实者。

　　文科为重，乃特点之四。31位书记中，念过大学文史类专业的，比念理工类专业的，整整多了两倍。其中尤以学中文（如胡春华）和学经济（如张宝顺）为多。为何如此？有人分析，文史类学生知识面较宽，思路相对开阔，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复杂局面应对中，比理工类学生综合素质更加全面，处事更为灵活，因而更具执政优势。

　　除以上四个特点外，有媒体认为，“五湖四海”，也是31位书记一大特点。其根据是，从31位一把手的籍贯看，绝大多数属于异地交叉任职。这样做，既贯彻了中组部出台的干部交流回避制度，又有利于省级领导干部在政治上具备全国视野，与中央保持一致。如此解释，当然也说得通，但仔细推敲，有些牵强。

　　异地交叉任职，与是否搞五湖四海，并非因果关系。是不是搞五湖四海，关键得看书记们的籍贯分布，是否普遍。笔者仔细分析31位书记籍贯，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全部31位书记中，东部沿海和中部省份达29位（其中山东有5位，河北有3位，河南有3位）。而西部省区出身的，只有两位，一是赵洪祝（内蒙古），二是赵乐际（陕西）。云贵川等，则付诸阙如。

　　此一现象该作何解释呢？有人认为，省委书记是何籍贯，带有极大偶然性。不一定山东籍多，就证明山东多出人才，或者在干部任用上对山东有所偏爱。同样，不一定西部省区少，就说明西部不出人才，或者在干部任用上对西部不重视。如此说法，确实有理。客观地说，东中部籍贯省委书记多，既是偶然，亦属必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以东中部为先，排头队伍中多出排头兵，不亦题中应有之义吗？

　　十八大即将召开，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历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全国人民无不翘首以待。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常委，大都从省委书记群体中产生，这已成为规律，也成为人们共识。对于起于基层、已经形成梯次结构、年富力强且善于扎扎实实办事的新一届省委书记群体，人们有理由寄予厚望。



大公報

中国男子体操队夺团体金牌 创造零失误蝉联冠军

组图：中国男子体操队夺团体金牌


大公体育讯 北京时间7月31日凌晨，伦敦奥运会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由陈一冰、邹凯、郭伟阳、张成龙、冯喆组成的中国队在缺少全能球员，临阵受伤，预赛失常的情况下挺住巨大压力，创造零失误，以总分275.997分领先第二名4分绝对优势蝉联该项奥运金牌，实现奥运两连冠，傲视群雄。这枚金牌不仅助中国体操男团成就世锦赛、奥运会“六连冠”，也成为中国首个实现卫冕奥运集体项目的团队，打破了26年无一队能卫冕奥运体操男团的魔咒。

中国体操男队在２８日的奥运会男子资格赛中表现不理想，顶替滕海滨参赛的郭伟阳出现多项失误。中国队的对手和外媒都对这个结果感到震惊。决赛中，中国男子体操健儿们，在外界媒体巨大质疑压力下，用完美表演一扫外界媒体颜面，用实力回击所有的质疑。

中国队各项目分数分别为：吊环44.899，跳马48.316，双杆46.750，单杠47.066，自由体操45.133，鞍马43.833。

获得第二名的是日本，第三名是东道主英国队。日本队本排名第四，经过申诉，最终排名第二。


大公報

江澤民為書寫序 促幹部多讀歷史

久未公開露面的前國家主席江澤民為近日出版的《簡明中國歷史讀本》題序，敦促中共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自覺學習「中華民族發展史」，以提高觀察和分析問題的能力。

去年10月後未露面

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昨報道，《簡明中國歷史讀本》由中國社科院史學界專家編寫，江澤民在題為「高度重視學習中華民族發展史」的序言指出，一個民族的現在和未來深受其民族歷史，要奪取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功，便應汲取和運用歷史經驗，全黨特別是領導幹部要自覺學習歷史，把提高歷史素養放到更為重要的位置上。

江澤民自去年10月以來未有公開露面，今年4月，他曾在北京接見訪華的星巴克總裁舒爾茨，消息由外國傳媒披露，分析家相信江藉該次會面提醒外界他在即將舉行的中共十八大上仍有影響力。前中宣部長丁關根上周出殯時，江亦有致送花圈悼念。


香港 明報

曾倡政改 李先念女婿升上將 劉亞洲曾當作家 民主思想惹爭議

中央軍委昨日舉行晉升上將軍銜警銜儀式，獲晉升的6人為王建平（後排左至右）、杜恒岩、杜金才、劉亞洲、田修思、許耀元。（新華社）


明日為解放軍建軍85周年，中央軍委昨日晉升6名上將，包括太子黨成員、前中國領導人李先念女婿劉亞洲。武警部隊司令王建平、政委許耀元雙雙晉升上將警銜，是武警歷史上首次出現司令、政委同時晉升，反映中央對這支維穩主力軍的高度重視。

軍委升6上將 胡習主禮

昨日的儀式由中央軍委副主席習近平宣讀命令，軍委主席胡錦濤向6人頒發晉升狀。獲晉升的除前述3人外，另3人是總政治部副主任杜金才、濟南軍區政委杜恒岩與成都軍區政委田修思。其中，60歲的杜金才出身新疆軍區，曾任新疆軍區政治部副主任；59歲的武警司令王建平也曾在西藏工作過，任武警西藏總隊隊長。

國防大學政委劉亞洲是已故中共元老李先念（曾任國家主席）的女婿，其妻子李小林是李先念最小的女兒，現任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近年也很活躍，被譽為「中國民間外交女傑」。兩人於1979年結婚，育有一子。

曾秘訪韓助兩國建交

今年60歲的劉亞洲是安徽宿縣人，1968年參軍，1972年入武漢大學英文系學習，1974年開始文學創作，曾任美國史丹福大學東方語言系客座教授。1990年後曾創作《廣場》、《胡耀邦之死》、《實錄》等作品，多次獲獎，不少作品被翻譯成外文在國外出版。其作品《金門戰役檢討》、《信念與道德》、《甲申再祭》、《大國策》顯示其具有民主思想和要求政改的政治傾向，曾引起爭議。他也被指過度宣揚美國軍力，貶低中國軍力。1980年代，他以作家身分秘訪當時與中國並無邦交的韓國（南韓），利用特殊身分為中韓建交做過工作。

維穩 武警司令政委首同升

1996年後，劉亞洲專心仕途，先後任北京軍區空軍政治部主任、成都軍區空軍政委。2003年12月任空軍副政委，2009年12月升任國防大學政委，從少將一路升到上將。薄熙來事件後，今年4月16日，劉亞洲曾在《求是》雜誌發文《無條件聽黨指揮是我軍最重要紀律》，表明挺胡立場。

在武警部隊歷史上，司令、政委同時晉升上將屬首次。其中王建平在2009年12月已擔任武警部隊司令，許耀元也於2010年7月出任武警政委。有分析稱，反恐、處置突發事件為武警主要職責，2人同時晉升或因武警近年在內地維穩中角色吃重有關。


香港 明報

十八大与中国的改革问题

郑永年

　每五年一次的中共党代表大会来临之际，中国国内各方都会给予高度的关注。但今年尤其特别，从很多方面来看，人们对十八大的关切已经远远超出了常态。这里有几个层面的重要因素。首先，在中国，党代表大会年是政治年。不过，今年的政治年有其特殊性。每次换届自然产生不确定性，但今年在重庆薄熙来事件之后，不确定性似乎增加了许多。其次，人们尽管也关心最高领导层的组成，但更关心中国下一步的改革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些年来改革没有什么大的进展感到失望。也可以理解，人们对今天的失望越大，对明天的期望也会更大。再次，在个人层面，无论在党政官员还是社会群体，人们总觉得这个社会的很多方面已经出了问题，并且问题很严重。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了改革的紧迫性，感觉到了不改革的危险性。如果不改革，一定会出事情，而且肯定是大事情。但与此同时，人们也有一种强烈的“改革难”的感觉。谁都想改，但就是改革不动。想改革但又改革不动，这是人们普遍的感受。各种其它的感觉，例如无奈和焦虑都源于此。

　　为什么会出现“想改革但又改革不动”的局面？说得简单一些，这种局面是中国政治体制两个核心的方面出现了问题，一是思想意识问题，二是权力结构问题。实际上，在任何社会，任何政治制度下，改革避免不了涉及到三步，即先要有改革的思想意识或者改革共识，然后再根据思想意识来制定政策，然后再进行政策的执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改革进程也是这样。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凡是成功的改革都由这三步组成。反之，如果这三个环节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改革就会遇到麻烦，甚至失败。

　　从思想意识层面看，今天的中国，改革话语极其分化，也就是没有任何共识。不仅民间和政府之间呈现高度分化，各个社会群体之间、政府内部不同机构、不同利益之间也如此。社会层面，不同力量努力寻找各种思想资源，来论证自身的改革话语——有向中国传统寻找思想资源的，一些人诉诸于毛泽东时代的“新民主主义”，另一些人诉诸于传统的“儒家宪政主义”；向西方寻求思想资源的群体更多，包括民主派、经济自由主义者、新左派、民族主义等等，不一而足。总体而言，民间各社会群体的改革话语，明显呈现出“乌托邦”的倾向性，所有这些充满价值观的思想流派所强调的，都是中国的改革应当向哪个方向进行。也就是说，各群体所讨论的是规范性问题。相比之下，政府内部的分歧则主要表现在利益之争上，政府官员对实际利益的关注，甚于对任何主义的关注。他们可以诉诸于民间所提倡的各种主义，接受哪种主义或者拒绝哪种主义，取决于哪种主义会给他们带来最大的利益。

　　民间社会对改革的方向没有任何共识，更加剧了政府内部受利益驱动的“改革”。这和1980年代形成了很强烈的对比。改革之初，中国社会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都有改革的强烈要求，并且社会各方都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即改革就是要脱离毛泽东体制。社会的改革共识，对政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党内改革派官员往往能够和社会力量结成隐性的“改革同盟”，艰难地把改革往前推进。

利益集团意志强大

　　但现在局面则不一样了。社会没有改革共识，而体制内既得利益则根据自身的利益而进行各种“改革”。社会越没有改革共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意志就越强大。结果怎样呢？强势社会群体越来越强，而弱势群体则越来越弱。很多年来，尽管执政党高层也在主张改革，但实际上很多改革都是官僚阶层主导。官僚本来是执行者，现在则成为了政策制定者。如果考察一下产业、教育、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障等等领域所进行的“改革”，人们不难发现这一点。很多美其名为“改革”的政策，都是各个官僚阶层或者既得利益，为了追求私利而形成的特殊政策，而绝非为了社会整体利益的真正的改革。

　　中国面临的官僚绑架政府改革的情形和日本有点类同。多年来，日本改革难以进行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执政党没有实质性的决策权，大权落到了本来仅仅是政策执行者的官僚手中。因此，日本政治改革的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决策权和政策实施权的分离。当然，中国的情况比日本的更甚，因为中国各级政府和各种经济既得利益集团，尤其是国有企业为一体。政经一体化更增加了改革的难度。

　　在改革不动的同时，社会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积累得越来越多，整体社会利益就愈遭损害。也同样重要的是，从历史上看，既得利益只会追求眼前短期利益，很难看得到自己长远利益。很显然，无论是社会整体利益的获得，还是对国家长远利益的追求，都需要经过改革。

　　如何推进改革已经成为中国的改革难题。要回到1980年代的社会共识已经很难。中国社会的利益已经高度分化。各阶层除了追求自己狭隘和短期利益之外，很难超越自身的利益，看到社会整体利益和国家的长远利益。同时，除非再次发生革命，中国也很难再次出现类似毛泽东和邓小平那样的政治强人。民粹主义式的政治人物会不时出现，但绝非政治强人。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进行改革，近年来各方所讨论的“顶层设计”变得非常重要。

　　顶层设计当然可以从多个方面来讨论，但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内，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顶顶层设计”问题，也就是顶层的权力结构问题。和其他政治制度比较，中国政治制度有其自身的优势（另文论述），但也存在着致命的弱点。简单地说，中国政治体制表现出过多的内部多元主义，过少的外部多元主义。也就是说，在体制内部权力过于分散，而对体制外，权力则过于集中。

体制内权力过于分散

　　任何政治体制，无论是民主还是权威主义，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确立政治责任制。要达到这个目标，内部权力要相对集中，而外部权力则要相对分散。内部权力的集中有利于政治责任制的确立，外部权力分散则是这份政治责任的落实，也就是权力担当者（内部）对社会（外部）的责任。

　　如果在政治强人时代，中国内部权力过于集中，现在的体制则是相反，即内部权力过于分散，权力内部有太多的相互制衡。这里就涉及到一个政治局常委的规模问题。在强人政治时代，常委的规模不是问题，因为不管多大或者多小，权力总是落在主要领导身上。但在强人政治后，情况也不同了。政治局常委从1980年代的五人，发展到后来的七人，再发展到现在的九人。这种扩张尽管有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的客观要求所需，但也产生了很大的弊端。常委过大，很难运作；常委之间有分工，但少有协调。有人说，中国是“集体总统制”。不过，集体总统制在实际操作层面的最后结局，必然就是没有总统，执政党党内的集体负责，也往往演变成实际上的集体不负责任的局面。权力过于分散，体制运作的效率就成为大问题，政治责任也就无从确立，国家的整体利益也在这个过程中流失了。

　　人们也可以再举一个内部权力过于分散的例子，那就是反腐败机构。从机构设置来说，中国政府的反腐败是最强有力的。党、政府、人大等几套班子都有各种各样的反腐败机构，但腐败继续横行。为什么？就是没有机构承担反腐败的责任。反腐败的任务分散在多个机构中，谁来承担责任？这是中国经典故事“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的现实反映。在新加坡和香港，一个规模不大的反腐败机构就造就出一个清廉政府来，为什么中国这么多的反腐败机构却反腐败不力呢？就是因为没有机构负责任。各个机构互相矛盾、互相扯皮、互相推卸责任的局面，反而为腐败提供了很多机会。

　　内部权力要集中。改革和做事情是要权力的，没有权力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中国现存体制意在从内部制衡权力，结果什么样的改革都成为不可能。但是，也要看到，如果权力过于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权力的腐败也是可以预见的。这就要求在集中内部权力的同时，要向体制外和社会分权。要保证内部权力不腐败，保证内部权力追求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就要向社会分权。内部权力相对集中，有助于顶层改革意志的确立、改革力量的动员和政策的落实，而外部分权则可以防止强势社会群体对顶层施加过度的影响，有助于顶层决策更能考虑到社会的整体和长远利益。

　　从世界政治发展历史看，少些内部多元主义，多些外部多元主义，必然要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