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鏡月刊》(第35期): 習李開局五大看點
- 紐約時報記者張大衛被陰謀論纏身
- 李克強政治生涯最大的瑕疵
- 通過諾獎包圍中國，滲透中國
- “兩岸一中”到“兩岸一國”賈慶林在試水溫
- 喊著民主反民主，愛著國家賣國家
- “我再出世，不姓袁就好了”
- 明鏡網瀏覽排行榜（2012年12月6日）
- 2012年12月6日《明镜郵報》
- 2012年12月6日《歷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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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8日星期六
2012年12月7日《明镜郵報》
2012年12月7日星期五
《明鏡月刊》(第35期): 習李開局五大看點
內如提要:
- 十八大為何隻字不提薄熙來 胡錦濤裸退炸掉元老院
- 習李開局五大看點（巨大）
- 有什麼可以懼怕和畏縮的？
- 體制掣肘小習 政經轉型雙陷阱
- 選擇：政改或政變 改革或被改革
- 黨內外輿情最活躍期 “失望不絕望”
- 十八大上元老揭發江澤民建豪宅
- 中紀委空前壯大 王岐山磨刀霍霍
- 政法委遭炮轟 周永康被清算？
- 新主席授魏鳳和上將被指亂來
- 陳德銘馬馼楊雄落選中委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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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記者張大衛被陰謀論纏身
《內幕》記者陳小平
2012年10月下旬以來，《紐約時報》連發三篇文章，披露溫家寶家族在過去10年來積纍了巨額財富。在這場輿論風暴中陷入危機的人中，除了溫家寶及家族成員、段偉紅、馬明哲、鄭裕彤這些在中國大富大貴的資本家以及象平安保險這樣的企業巨頭外，這三篇文章的作者、《紐約時報》駐上海分社社長張大衛（大衛•巴博薩，David Barboza)也是不幸中槍的人之一。
從張大衛發表溫家寶家族財富的第一篇文章開始，就有一個揮之不去的影子跟緊張大衛，這就是《紐約時報》和張大衛在搞陰謀，尤其是張大衛第一篇調查報導發表的時間，恰逢中共18大前和新華社公佈罷免薄熙來的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資格的當日，更強化了這種陰謀論聯想。
為了消除輿論與讀者疑慮，《紐約時報》在10月29日專門發表了一篇題為《<紐約時報>如何調查中國公司？》的文章，算是對張大衛10月26日撰寫的那篇調查新聞的補充說明。這篇文章說 《紐約時報》通過查閱購買公司記錄獲取了數千頁原始材料，張大衛本人在回答讀者提問時，否認有“內部人士”提供信息，“不僅泄密文件並不存在，我也從未在報道過程中見過任何主動提出或暗示說自己持有關於溫家寶家族財產的文件的人。”
盡管如此，仍有人就《紐時》的上述報道提出質疑。有人指出，《紐約時報》的溫家財富報道實際是左派聯盟內部先起草；更有知情人士說，張大衛曾2次參加劉源等太子黨及其幕僚在某銀行業私人會所的密會，商討攻擊習、溫的方案。
《紐約時報》駐上海分社社長張大衛。
經過《內幕》記者查證，所謂張大衛密會劉源等太子黨商討攻擊習、溫的方案之說完全子虛烏有，說張大偉得體制內太子黨爆料支持與事實不符，說張大衛與薄熙來的關係很好以及張大衛曾受邀到重慶，得到薄熙來的招待這件事則是張冠李戴。確實有一個叫張大衛的人到重慶為薄熙來捧場，但這個人是《芝加哥華語論壇報》社長張大衛。
李克強政治生涯最大的瑕疵
明鏡新聞網編譯 蕭憲聰
“艾滋病”（AIDS）3個字聽起來總讓人聞風喪膽。艾滋病又稱後天免疫缺乏癥候群，人類免疫系統受到免疫缺乏病毒（HIV）的反轉錄病毒感染後，成為許多伺機性疾病的攻擊目標，它可能造成多種癥狀，因此統稱癥候群，並非單純的一種疾病，常見傳播途徑有性行為、輸血、共用針頭和毒品靜脈注射等。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在全世界努力對抗這可怕疾病同時，中國還有高達數十萬的艾滋病患欠缺妥善醫療照顧，而更糟的是，他們普遍遭到歧視，離群索居。
河南人王平和（Wang oohe，音譯）12歲時到醫院進行胸部手術，卻因此感染艾滋。起初他並不知道自己病了，又回到學校，持續1個月的發燒讓他痛苦難受，有一天早晨他甚至發現無法睜開眼睛。自學校畢業後，他到工廠工作，在中國西部挖掘灌溉系統。現年28歲的王平和，今年5月被確診為艾滋病帶原者，“我的父母哭了整整4天，因為我是獨子”，他穿著一件假皮草領的大衣，娓娓向《每日電訊報》（The Telegraph）道來他的經歷。
90年代河南爆發嚴重疫情
王平和由於12歲的手術感染艾滋，他不是唯一的受害者。據統計，有約莫5萬到30萬人通過這種非自願性的方式無形中感染艾滋。王平和來自河南，而河南正好於90年代爆發中共史上最嚴重的艾滋疫情。
即使到了現在，王先生向《每日電訊報》表示，HIV病毒的陰影仍壟罩整個衛生系統，他說：“中國的醫院無法保證他們的血液安全。”90年代，河南推廣捐血，當時人們只要伸出手臂，握緊拳頭，每捐一次血就有50元人民幣的獎勵，但醫護人員對於防範艾滋的觀念薄弱，很多針頭重複使用，而艾滋病患的血漿也未經過濾，交叉汙染下，到了1996年，當地官員意識到可能會發生大規模艾滋病感染，卻為時已晚，他們遂試圖欲蓋彌彰，阻止消息洩漏。
王平和略帶苦澀地對記者說：“當發現有艾滋病時，我第一個念頭是想報仇，我想對醫院進行自殺性炸彈攻擊，但考量到那裡還有其他無辜病人，所以便打消念頭”。王目前孤身寡人，也許因為艾滋病的緣故，讓他感覺自己與世界隔離：“基本上我一個人生活，每天早上騎摩托車到3英里外的醫院拿藥，我的父母移居別的地方，他們感到羞恥，不敢留在村裡。當我孤獨時，就沒日沒夜看電視，整天只看美國職籃（NBA）。村中每個人都知道我有艾滋病，沒人會跟我有接觸。”
王平和的情況令人同情，不過他還不是最慘的，很多艾滋病患自暴自棄，過著沒有希望的人生。他指出，有三分之一跟他一樣的受害者不能從法院得到任何賠償，他們報復的方法就是故意傳染艾滋給別人。“我知道至少有10個人正這麼做，他們看不見未來，對政府根本沒有信心。他們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所以就做出傷害他人之事。老實說，就算是艾滋病患，也應該擁有跟其他公民同樣的權利，而非被歧視。”
由於地方政府刻意掩飾，艾滋病在河南的蔓延程度可能超乎想像，很多人在不知不覺中傳染給妻子。王平和告訴《每日電訊報》：“我聽說汝南師範大學的女學生也有艾滋病，她們是當地人的情婦，其中一名老師跟學生上床後也被感染。感染者有的被勸離學校，有的到南方打工，還有些人淪為妓女。”
李克強主政時嘗試洗刷汙名
淪為妓女恐怕是最壞的下場，這意味著艾滋病的散佈將傳得更遠，而河南的艾滋醜聞演變至今，跟新總理李克強脫不了關係，這是他政治生涯最大的瑕疵，因為自1998年至2004年，他都是河南的地方領導。路透社指出，中國政府起初遮掩艾滋危機，否認數百名的河南貧窮農人因拙劣的賣血計劃感染，也從未道歉，但紙終究包不住火，近年來北京已努力彌補，推出更多預防方案，普及反轉錄病毒藥物來控制疫情，並推動政策遏制歧視。
李克強本人似乎也意識到河南艾滋問題是政治生涯中不光彩的一筆，獲得晉升後便嘗試洗刷汙名。根據《每日電訊報》，他先是幫助一名25歲帶有HIV病毒的肺癌患者，該患者被天津醫院拒絕施以手術治療；此外，他也在電視上同艾滋病患握手，許諾讓非政府組織提供更大幫助；11月23日，他下令衛生部禁止醫院將艾滋病毒感染者拒之門外，以平息河南公眾的抗議。
“在河南那段期間，李克強根本沒有什麼對抗艾滋的實際作為，他只負責防止消息走漏和迫害艾滋病活動家”，胡佳說：“事實上，我成為艾滋病活動家後第一次遭到拘留，就是發生在河南。而且自2003年以來，總理或總書記都會在世界艾滋病日前與艾滋病患握手，這僅是一個傳統。”
連醫院都拒絕艾滋病患
社會上對艾滋病的歧視，有部分來自中國保守落伍的想法。一方面，人們普遍認為艾滋病患私生活不檢點，隨意發生性行為才會得病，而“性觀念”更是中國文化中的大忌，人們恥於談論它；另一方面，普通人對艾滋病認識不夠，深怕通過肢體接觸或口沫傳染，於是希望這些人離得越遠越好，也不將他們當正常人看待。
歧視之深導致中國的艾滋病人不能到政府部門工作，也可能會被學校開除。王平和在接受美聯社（The Associate Press）採訪時指出：“在我的家鄉，沒有一間醫院願意為HIV帶原者進行手術，這不是一個人或一個團體的歧視，而是整個國家的歧視。”
如果連醫院都拒絕艾滋病患，那如何期待病人能獲得基本的醫療照顧？生命總會自己找到出路，美聯社舉例，一位化名曉峰（Xiaofeng）的男子，通過私改病歷，隱瞞自己HIV病毒呈陽性的紀錄，以便取得所需要的手術治療肺癌。該事件引起軒然大波，有人批評醫院拒絕艾滋病患的陋習，也有人攻擊曉峰讓醫務人員暴露於風險中。
“曉峰是聰明的，當他覺得生命處於危險中，他找到了一種方法來拯救自己”，幫助過曉峰的天津海河之星艾滋組織人員李虎（Li Hu）告訴美聯社：“但這對病人或醫生護士都不好，現在問題是，我們能否找到一個兩全其美的方法，對每個人都有利？”
中國新領導再添一樁負荷
中國政府這幾年積極對公眾宣傳艾滋病知識，包含對性工作者和同性戀者教育安全性行為，但收效甚微。路透社引用新華社數據指出，2012年前10個月的艾滋病歷比起2011年同期增長13%，令人驚訝的是，50歲以上感染艾滋的人數躍升20％以上。截至10月，全國有紀錄的艾滋病患共有492191人，其中68802人是今年新增，顯然艾滋病已逐漸成為致命的社會問題，將為焦頭爛額的新領導再添一樁負荷。
編譯參考新聞：
1.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china/9710656/Chinas-Aids-crisis-lingers-over-countrys-new-leaders.html.
2. http://www.thejakartaglobe.com/health/china-says-hivaids-cases-up-premier-in-waiting-promises-help/558731.
3. http://www.scmp.com/news..
通過諾獎包圍中國，滲透中國
諾獎委員會把文學獎給了肖洛霍夫這位蘇共紅人。
陳小平
稍微查查和平獎和文學獎的歷史，就會發現，諾貝爾文學獎和和平獎就是諾獎委員會在全世界公開玩的政治遊戲。在全球版圖上，衹要那個地方有共產主義、極權主義、威權主義、軍人統治、恐怖主義的幽靈，那個地方就會看到諾獎委員會向該地區的典型國家贈送和平獎與文學獎。其中，為了對付蘇維埃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惡魔，諾貝爾政治獎在冷戰時期被以罕見的高頻率送給蘇聯人。諾獎委員會在17年時間裡前後往蘇聯這塊全球最大的國土上送去了四個諾獎，其中三個文學獎（1958年鮑裡斯•列昂尼德維奇•帕斯捷爾納克，1965年米哈依爾•亞歷山德洛維奇•肖洛霍夫，1970年亞歷山大•伊薩耶維奇•索爾仁尼琴均得文學獎），加上薩哈羅夫在1975年獲得的和平獎。
在傳統上，文學獎和和平獎可以說是歐美人獨享獎項（在傳統和當代，物理獎、化學獎、生理學或醫學獎中，甚至經濟學均是歐美人的獎項），但和平獎與文學獎則開始出現全球化-亞洲化-中國化顯著態勢。這是因為，中國無疑是繼數蘇聯之後，全球最大的非民主且具有極大變革可能性的地理區域，因此，諾獎委員會可以在23年裡，給中國送來4個大獎。在諾獎歷史上，其送獎頻率僅低於前蘇聯。
首屆諾貝爾文學獎於1901年頒發，直至2012，共有109人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簡單統計的結果是，大約82人為歐美人士，剩下的分佈於全世界。其中，亞洲是除歐美之外人數最多區域，因此，亞洲可以說是除了歐美之外的諾貝爾文學獎家族的第二重點地理區域。自1913泰戈爾(印度)得獎，到2012莫言得獎，亞洲一共產生10位文學獎得主（包括前蘇聯的3位）。他們是撒繆爾•約瑟夫•阿格農(以色列，1966年)，1968年川端康成(日本，1968)，大江健三郎(日本，1994)，高行健（1988年定居法國，2000），2006奧爾罕•帕慕克(土耳其，2006)，莫言(中國，2012)，）這其中，中國佔了2席。
回頭再看和平獎。在1960年之前，從地理區域看，和平獎純粹就是歐美獎。（除了阿根廷外交部長卡洛斯•薩維德拉•拉馬斯與1936年和南非艾伯特•約翰•盧圖利1960年得獎），和平獎就是歐美獎。
但在亞洲1973年拿下了第一個和平獎後（越南黎德壽與時任美國國務卿、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基辛格得獎，但黎拒絕領獎），和平獎與亞洲關係可以說比歐美還密切，亞洲一共前後拿下了14個和平獎。其中包括，1974年日本佐藤榮作，1978年埃及（跨州）的薩達特和以色列貝京、1979印度德蘭修女，1989年中國達賴，1991年昂山素季、1994阿拉法特、佩雷斯、拉賓；2000年韓國金大中，2003年伊朗希爾琳•艾芭迪，2005年，埃及巴拉迪（跨州），2006年孟加拉國尤納斯、2010年中國劉曉波，2011年也門塔瓦庫•卡曼。可以說，近半個世紀以來，諾貝爾和平獎是亞洲和平獎。在亞洲48個國家中，中國一共拿下2個和平獎，位居第一。
諾獎委員會的陽謀：包圍中國，滲透中國
如果從諾貝爾和平獎、文學獎歐美化-全球化-亞洲化-中國化的發展態勢看，諾獎委員會的陽謀十分清楚:通過諾獎包圍中國，滲透中國。此前，雖然達賴喇嘛拿到和平獎，高行健拿到文學獎、劉曉波拿到和平獎，但所有這三個人都被塑造成了中共治下的中華帝國的敵人，或者被流亡，或被禁止回國，或被投入監獄。如果要把諾獎陽謀做大，應該如何做呢？
“一手硬、一手軟”並非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的專利，對長期與世界上各種非民主、非自由體制打交道的諾貝爾獎委員會來說，他們玩一手硬與一手軟的技術手法絲毫不遜鄧小平。用中國喉舌抨擊諾獎委員會的話說：“瑞典文學院是一貫反動，一貫敵視紅色政權，一貫敵視中國人民的徹頭徹尾的反動組織”。
可以說，把諾獎給達賴、高行健、劉曉波是這些老頭們出的硬手，而把文學獎贈給中共作協副主席，則是文學院的老頭們跟中共出的軟手，而且，從迄今為止的效果看，這一軟手獲得了極大成功，如同1965年文學院把文學獎給了既能被西方知識界稱許，又能被本國統治階層接納的肖洛霍夫，這次，他們把文學獎給了也能內外逢源的莫言。
歷史上曾有7位共產黨獲諾獎
通過這一軟手，“一貫反動”的瑞典文學院被中共刮目相看，得以挺進中共治下的中華帝國腹地。這使得諾獎委員會從亞洲完成了對中共的包圍之後，再通過贈給莫言的文學獎把釘子扎進了中共治下的中華帝國的大肚皮上。
再次回顧一下諾獎歷史，瑞典文學院玩軟手並非第一次。1958年，文學院把文學獎給蘇聯帕斯捷爾納克後，北極熊暴怒，甚至逼帕斯捷爾納克拒絕領獎。這一方面，中共當局在高行健得獎後的表現與北極熊差不多。7年後，文學院華麗轉身，把文學獎給了肖洛霍夫這位蘇共紅人、蘇共中央委員，蘇聯作家協會書記。
在歷史上，有據可查的是，瑞典文學院除了給莫言和肖洛霍夫這2位共產黨送獎之外，前後還有5位共產黨獲獎。他們是智利共產黨員，1971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聶魯達、葡萄牙共產黨員若澤-薩拉馬戈，1998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波蘭共產黨員希姆博爾斯卡，1996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奧地利共產黨員耶利內克，2004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英國共產黨員萊辛，2007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雖然這些共產黨與前蘇聯、中共體制下的共產黨有很大區別。（《內幕》第10期）
“兩岸一中”到“兩岸一國”賈慶林在試水溫
《中國密報》記者柯宇倩／2012年，台灣由馬英九連任總統，中國大陸由習近平接班領導，兩岸關係是否會有一番新氣象？台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所長范世平在接受《中國密報》專訪時表示，目前習近平尚未全面掌控黨、政、軍，因此在對台政策上短期內不會有大動作，但兩岸的經貿交流也已告一段落，加上台灣民眾對政治談判的反彈心態，現階段兩岸恐怕只能維持現狀。
兩岸政策胡規習隨
1979年，中共的《告台灣同胞書》表明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2007年中共十七大的政治報告上，胡錦濤提出兩岸達成和平協議，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新局面。2010年，中共將“九二共識” 正式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如今，“九二共識”又寫入了黨代會報告中。
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上，胡錦濤以中共總書記身分最後一次向黨代會所作的報告中，再次強調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國家領土和主權從未分割、也不容分割，台獨分裂行徑必然走向徹底失敗，兩岸應堅持“九二共識”的共同立場。胡錦濤並首次指出在兩岸尚未統一的特殊情況下，應對兩岸政治關係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
范世平對《中國密報》指出，兩岸關係上，習近平基本仍是胡規習隨。而胡錦濤為什麼在兩岸關係上這麼積極，就是因為江澤民時期，兩岸關係非常緊張，胡錦濤只要稍微努力，就可以有很明顯的政績，甚至可以做到過去三代領導人做不到的事——進行國共之間的談判。
胡錦濤任內10年，除了兩岸關係外，並未做什麼突破，但兩岸關係已是他非常重要的一個政績。“胡錦濤的兩岸關係是成功的，這點江澤民也無話可說。江澤民時代，李登輝訪問美國，1996年又發生台海危機，接著李登輝連任，2000年陳水扁當選總統。”
但其他方面，胡錦濤並未有亮眼成績。范世平對明鏡網說，雖然胡錦濤提出和諧社會、小康社會、社會主義新農村，但這些都很難展現他的政績，而在其任內，雖然辦了奧運、世博，但這些也都是江澤民時代申請來的。“所以中國第一艘航母‘遼寧艦’急著成軍，因為這也可當成胡錦濤任內的一個政績。”
中共十八大上，胡錦濤確認了“兩岸應共同反對台獨、堅持九二共識，增進維護一個中國框架的共同認知，在此基礎上求同存異”的方針，但在此之前，中國政協主席賈慶林在哈爾濱的兩岸經貿文化論壇上，提出受爭議的“兩岸一國”論，各方猜測習近平上台後是否想用“兩岸一國”取代“九二共識”。
賈慶林說：“當前，增進政治互信就是要維護和鞏固一個中國的框架。兩岸雖然尚未統一，但中國的領土和主權沒有分裂。一個中國框架的核心是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國家，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的關係。兩岸從各自現行規定出發，確認這一客觀事實，形成共同認知，就確立、維護和鞏固了一個中國框架。”
賈慶林的說法一出立刻引起關注，媒體紛紛將此段話定位成“兩岸一國”論，並特別強調“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國家，兩岸關係不是國與國的關係”兩句話。民主進步黨政策委員會執行長吳釗燮指出，國民黨過去表示“一中可以各表”，現在看來“一中各表，已經沒有表述空間”。
范世平對《中國密報》表示，從“兩岸一中”到“兩岸一國”，賈慶林是在試水溫，“這或許是賈慶林退休前的一個期待，但他也知道台灣不會接受，所以拋出來試試。”實際上，大陸學者也認為這是善意的表現，並非要給台灣拉上緊箍咒，更不會是媒體說的“賈慶林口誤”。
“‘中國’本來就是比較中性的說法，雙方有比較大的迴旋空間，如果兩岸同屬一個國家，根據政治學上的定義，兩岸就是有同樣的人民、土地、政府、主權，這就是為什麼台灣反應這麼激烈的原因。”范世平說。
既然大陸方面拋出這顆球，范世平對《中國密報》指出，他們自然有一套自圓其說的方法。如果台灣默認了，大陸就瞭解了台灣的底線，如果台灣反彈，大陸也沒有損失。但因為見到台灣民眾反應負面，於是大陸解釋為先前中國國民黨榮譽黨主席吳伯雄見胡錦濤時，曾談到“一國兩區”的概念，而這裡的“一國”，
可以是一個國家，所以是對馬政府的正面回應。
其次，這個“國”可以是中華民國，不一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但范世平表示，既然說了“同屬一中”，為什麼還要強調“同屬一國”，如果沒差別，就不需再講一次。
2012年3月吳伯雄與胡錦濤進行第5次“吳胡會”時，吳伯雄表示，兩岸彼此都堅持“一個中國”，
雙方應該求同存異、正視現實、擱置爭議，台灣目前處理兩岸問題的基本立場，是“一國兩區”，
這兩區為台灣地區、大陸地區，而處理兩岸事務的是陸委會，不是外交部。
范世平對《中國密報》表示，從賈慶林言論引發爭議的事可看出，台灣內部對兩岸的政治議題或協商，想從現階段的狀態再往前邁出一小步，都是非常敏感的。例如先前馬英九競選連任時，提出和平協議的議題，僅說要規劃，就立即招致強烈的反彈。
台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所長范世平（《中國密報》記者柯宇倩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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