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9日《明镜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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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中產階級不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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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9日《歷史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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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5月8日《歷史日報》

明鏡獨家首發：馮勝平致習近平第二封信

馮勝平先生授權明鏡新聞網獨家首發

致总书记的信上网后，收到许多读者反馈，谨在此致谢。文章在国内互联网上流传转载，一直没有被封，出乎笔者意料。也许，网开一面，就是官方对此信的答复。

笔者早年参加民运，曾把海外民运人士归为四类：有仇的，有瘾的，有病的和有任务的。我自己属于第三类。93年民联阵在华盛顿开合并大会，其时我已淡出民运，和另一位经历相同的友人一起到会场去看朋友。有人问我们怎么又回来了，答曰：我们早已出院，回来是看病友的。

不久前好友芦笛约我到佛罗里达游玩，我告诉他我又病了，正在给习近平写一封他不会读到，也不会答复的信。他笑了。与我一样，芦笛也患有同样的病。此病用毛泽东的话，叫“指点江山”，古人则称之为“以天下为己任”。去国三十年，早已是化外之民，故国的江山、天下与我们已无干系，病却一直未愈。华侨议政，似乎比“喝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的北京的哥论政更不靠谱；即为庙堂之上人士不屑，又为民运人士不齿。

“你一个搞装修的，给习近平写什么信。”——吴宏达



党内民主，以法治国：既得利益集团是宪政改革的动力
——致总书记的信（2）

冯胜平

1. 改革是强人的政治
习近平先生，掌控权力是改革成功的前提。回顾历史，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不是老人干政，也不是保守派反对，而是权力失控。上世纪赵紫阳和戈尔巴乔夫政改，无论初衷如何，搞到百万人上街，国家分裂解体，自己被软禁，也只能结束了。同样，满清末年的宪政改革改出辛亥革命，尼古拉二世的杜马改革改出二月革命，路易十六把自己改上断头台，也统统是权力失控的结果。与此相反，历史上凡成功改革，如俾斯麦、彼得大帝和蒋经国的改革，无一不是大权在握的铁腕人物“顶层设计，强制推行”的结果。（俞可平）俾斯麦说，民主是奢侈品，它只适用于有准备的人。彼得大帝用强力改造落后的俄国，蒋经国说，我知道我是专制者，但我会是最后一位。

对蒋经国来说，通往权力的道路是漫长的。国民党素有蒋家军队陈家党之称，为使蒋经国掌握党权，蒋介石不惜把他的老朋友陈立夫送到美国新泽西州养鸡；为使蒋经国独揽军权，他监禁孙立人（陆军总司令），撤销蒋纬国装甲兵司令的职位；为蒋经国清除政敌，他把政学系头目吴国桢（台湾省长）贬到美国教书；为防止孔宋家族（太子党）掣肘，他让宋美龄赴美长期休养，不干预台湾政局。与此同时，蒋经国排挤政战部主任王升，亲自掌控情治系统，对反对派无情镇压。正如经济改革的成功需要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政治改革的成功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结束两千年的专制，必须是一个强人：在台湾，他要控制军警宪特；在大陆，他必须党政军大权独揽。

革命是群众的政治，改革是强人的政治；前者依靠鼓动，后者需要实力。

2. 与其鞠躬谢幕，不如开创历史
习近平先生，掌控权力需要时间，而你只有十年。未来的十年是中国政治转型的关键，是对你勇气和智慧的考验。与蒋经国相比，你拥有太少的时间，却面临更多的问题。没有人替你清除权力道路上的障碍。以专制求民主，你的手段和目的南辕北辙，外界误解和攻击不可避免。对此，你既没有解释的机会，也没有犯错误的余地。这些都是不利因素。有利的因素是：老人政治已经结束；你与军队有天然良好的关系；人民对宪政民主的要求日益增长；五年内五个常委会退出政治舞台（年龄限制）；十年内江泽民/胡锦涛影响会逐消退（自然规律）。自从实行十年任期制以来，历任总书记面临的权力困境是：刚上台时权力最小，有雄心而无实力；临下台时权力最大，有实力却无时间。打破困境的最好时机是在你任期将满，大权在握之际，主动开展以宪政民主为核心的政治改革。与其鞠躬谢幕，击鼓传花，把矛盾留给下一代，不如开创历史，推行宪政，实行党内民主选举。在可控的情况下，由地方选出党代会代表，党代会代表选出中央委员，再由中央委员选出总书记。在此之前，先在若干城市设立政治特区，做民主选举的模拟实验，以积累经验。此举成功，是中国的出路，共产党的退路，也是你走向不朽的千秋之路。选举结果无论谁当选，都是共产党的干部，既没有清算的风险，也没有百党争雄天下大乱的局面，有 的却是民主政治的好处—派系监督，防腐机制和权力的有序交替。此外，党内选举也有助于重建共产党的合法性，避免十年一次的继承危机。简言之，推行党内民主不仅是因为它的可操作性，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规范党内的派系斗争，防止不择手段的政客利用民心来实现自己的野心。

习近平先生，有人说，推行宪政，开始党内民主选举，你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当选总书记，实际主导政治20年，完成中国的政治转型。不错，如果参加竞选，结果很可能会如此。华盛顿1787年主持立宪，两年后高票当选美国第一任总统；蒋经国1986解除党禁，两年后病故。若非病故，李登辉绝非对手。但是，除非十分必要，更好的做法是明确承诺不竞选连任。因为你若连任，再干十年，整个政改就会变味。不但政敌会诟病你的改革动机，你自己在政治上也会陷入被动。作为众矢之的，你将难以推行新政，开展下一步的宪政改革。古希腊梭伦有“立法者去国”之说，中国有无欲则刚的古训，讲的都是同一个道理。华盛顿的国父地位在美国无人可及，不仅是因为他开创宪政，更因为他可以连任而不连任。拿破仑之误，在于做了拿破仑，还想做皇帝。如果说推动政治改革，带领中国走出王朝循环的人是伟人，那么功成身退，主动走出权力竞技场的人则是圣人。在未来的民主中国，缺的不是运动员，是裁判；不是政治家，是精神领袖。宪政改革一旦出现危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力挽狂澜，控制局面。

3. 党不尊重法律，人民就不会尊重法律 
习近平先生，如果说党内民主解决的是十年一次的最高权力继承和执政党内部关系问题，宪政则关系到社会的治理和党与人民的关系。毋庸讳言，中国今天的现实是有宪法而无宪政，党比法大。但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党比法大，而是党实行人治，随心所欲，置自己规定的法律条文而不顾。从未有人因违宪被起诉，法律的权威无人维护。官场遵循的三大基本法：领导的看法、领导的想法、领导的讲法；判案三大规则：大案讲政治、中案讲影响、小案讲关系；法治的基本状况：严格立法、普遍违法、选择执法。总而言之一句话，人情大于法。

和民主一样，法治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它需要培养。中国人重情，美国人讲法；中国人办事托关系，美国人有事找律师。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也由此衍生出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人治和法治。

要实现宪政，当务之急是落实法律的尊严和权威。未来的十年，是厉行法治的十年。党可以在法之上，但它必须以法治国，尊重法律的权威。党不尊重法律，人民就不会尊重法律，法治就不会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从而党也就永远无法走下法律。如果说法律是红绿灯制度，党就是警察。交通规则建立之初，警察的责任就是监督执法。在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后，人们不再闯红绿灯，警察不再需要，党也就自然而然地随着警察下岗，走到法律之下。

党是“上岗的”警察，随之而来的问题必然是，谁管警察？对于不习惯于权力制衡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近乎无解的问题。因为当你回答了这个问题，必定又有一个类似的问题出现。其实，对权力最好的制衡就是权力本身。一个警察可以无法无天，但只要引进选举机制，让两个警察竞争上岗，他们立刻就会畏法如天，成为公仆。

4. 强国VS宪政
习近平先生，既得利益集团不会支持你的强国梦。没有安全，强国对他们毫无意义。自由派也不会支持你的强国梦，因为一个没有自由的强国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更坚固的囚笼。但他们都会支持你搞宪政。在宪政上，他们有共识。

如果我的观察不错，习近平先生，你和你的同事们正在强国和宪政之间纠结。强国有风险，宪政更不安全。在极左和极右派的字典里，宪政直接就意味着共产党下台。但是，为什么共产党就不能搞宪政呢？从前人们也说过，共产党不能搞资本主义，否则它就会下台。结果呢？共产党搞了资本主义。它没有下台。“如果说经济改革的实质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搞资本主义，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宪政民主。”（引自前一封信）要说自信，这是真正的自信。

对今天的中国来说，真正的问题不是强国，而是宪政。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强国只是一个口号，一个梦，而宪政则关系到太多人的具体利益。换句话说，强国是理想，宪政是现实。避开现实奢谈理想，不是负责任的态度。其实，强国和宪政并不矛盾，宪政是强国的基础，一个实现了宪政的中国必然强大。反之，如果把两者对立起来，以强国排斥、代替宪政，强国梦就可能变成亡国梦。

曾几何时，大清朝最后一个太子党皇帝亲政后做的第一个梦就是强国，他迫使李鸿章对日本开战，战败后才仓促立宪，却已为时太晚。退一步说，就算此梦成真，也是昙花一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曾圆过强国梦，但他们的国都亡了。“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5. 刁民是人治的产物，公民是法治的产物
习近平先生，在专制淫威下，中国人是顺民；政策宽松时是刁民；天下大乱时则是暴民。这就是中国亘古不变的三民主义。除此之外，我们不知道还有第四种活法。由于民权的弘扬，今天的共产党干部不会再用刁民来指称那些钻法律空子、带头闹事的人，但他们内心深处一定赞同这个词。其实，即使是一些维权领袖，也不讳言自己的角色。笔者曾与一位维权领袖谈起以上的三民理论，他听后击节称赞：“共产党就是流氓政府，对付流氓必须刁民，老子就是刁民领袖。”与三民相对应的，是中国三千年的人治。人治不绝，刁民不止。既然官不以法治国，民自然也会审时度势，与官斗法：你霸道，他当顺民；你宽松，他成刁民；你失控，他为暴民。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民主义产生的政治土壤是人治；它是官民 博弈的必然结果。大多数情况下，刁民会在与贪官的博弈中败北，因为后者拥有更多的政治和经济资源。但刁民的不断缠斗会削弱政府的合法性，增加治理成本，使社会朝痞子化的方向发展。一旦在博弈中胜出，刁民会迅速转变为暴民，社会遂进入无序状态。在无序状态下，中国政治变成一场流氓比赛，最后胜出的多半是一个集厚黑为一身的超级流氓。这个超级流氓收拾暴民，一统江山，成为新的暴君。在他的淫威下，一切回到原点，中国人又重新开始做顺民。

公民是法治的产物，刁民是人治的产物。公民畏法，刁民维权。事实上，刚开始维权的人总是最好的。他们离公民最近，离刁民最远。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官方的打压，维权人士会背离初衷，成为一批为反对而反对的民间职业政治家。那时，他们倡导的维权不再是建设性的公民运动，而是破坏性的刁民运动 。

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反之亦然。与顺民、刁民、暴民相对应的，是清官、贪官、庸官。贪官和刁民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正如清官（酷吏）和顺民绝配，庸官常与暴民共舞一样。走出三民主义官民博弈的唯一途径是宪政。只有在法治的阳光下，刁民才会转化为公民，从而结束中国三千年的治乱循环。

6. 既得利益集团比任何人都更期待宪政
习近平先生，在相当程度上，中国已被既得利益集团控制，他们也是你部分的权力基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既得利益集团是你最大的敌人，也可以是你最大的盟友。如果你以反腐、清党、阳光法案作为改革重点，他们就是你的敌人。你要挖人家的祖坟，人家当然要和你拼命。但是，如果你跳出运动治国的思维，以推行82宪法和07物权法为目标，就很可能赢得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82宪法是对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反思的结晶，它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在保护私有财产方面，具有同82 宪法一样重要的意义。作为未来宪政的基石，它们都是好法，必须贯彻实行。

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犹如三百年前的英国贵族，他们既有公权，又有特权，唯独没有安全：皇帝能剥夺他们的财产，暴民能剥夺他们的生命。通过光荣革命，英国贵族放弃一部分公权，保留一部分特权，换取了财产和人身的安全。同样，今天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最缺乏的也是安全感。他们做裸官，做噩梦：共产党在，他们不安全，随时可能被“双规”、被查办；共产党不在，他们更不安全，暴民会清算他们——“民主之后挂路灯”。无时不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比中国社会中任何人都更期待宪政。

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最大的动力是贪婪和恐惧。平衡两者的最好制度是宪政。

习近平先生，要解决中国的难题，唯有实施宪政。中国共产党应理直气壮地打起宪政的旗帜，贯彻执行自己制定的宪法，使人民逐步享有宪法规定的各项权利。具体地说，通过实施宪政，给左派更多的公平正义，使社会更加和谐；通过实施宪政，给自由派更多的民主自由，逐步兑现宪法35条的承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通过实施宪政，限制和赎买权贵集团的权力，使其从改革的阻力变为动力。推行宪政，重在立规；必须向前看，不搞群众运动，不找后账。法国革命把贵族吊上路灯柱，把皇帝送上断头台，结果是百年流血动乱。英国革命利用贵族的自身利益，实现宪政，保证了国家三百年的稳定发展。

7. 呼之欲出的党内民主
习近平先生，三千年来，中国流行的是帝王史观，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家族姓氏，是为“家天下”。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打天下坐天下”，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于暴力，遂革命史观流行，“党天下”成为主旋律。如何从“党天下”走到真正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天下”，是共产党必须解决的问题。除了党内民主，笔者看不到任何走出“党天下”迷局的道路。当然，另一条国人更熟悉的路是革命。但革命之后，必然是一个更强的党建立的一个更无法无天的“党天下”，我们只是回到了问题的原点。

据周瑞金《从历史视角看十八大》一文披露：在2007年酝酿十七大领导集体时，胡锦涛曾采用民主的办法，“由中共高级干部第一次自由提名中央政治局成员预备人选。中央当时在63周岁以下正部长级干部和军队正大军区职干部中，按姓氏笔画排列的近200人符合条件的名单，当场一人一票投票，按票数多少排列，推出了十七届政治局成员预选名单，实际上也为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人选提供了参考，这就是习近平、李克强同志进常委会的背景。” 为推动这次党内民主选举，曾庆红主动表示自己将在十七大上政治局常委位置上退下来，从而确立了政治局常委会成员“七上八下”的标准（六十八岁的退下，六十七岁可以上）。

2002年，胡锦涛提出新三民主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新三民主义的最大问题，是它没有讲明权力的来源。

习近平先生，你 十七大后提出“权为民所赋”，是对胡锦涛新三民主义的补充，表现了你对党内民主的支持。2007年的民主推荐会，是中共历史上第一次由高级干部自由提名，按一人一票原则实行的党内民主选举。通过200人投票选举，最高领导人的权力第一次有了民意基础。这种民意基础虽然不广泛，且限于高层，但它毕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就权力交替的形式而言，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只要改革不失控，民主选举在共产党内的实现只是个时间问题。

邓小平废除终身制，实行指定制是一个历史进步；从指定制过渡到高层内部协商是又一个进步；从高层内部协商到党内公开选举则是共产党摆脱封建，走向民主的最后一步。

习近平先生，你离历史只有一步之遥。

毛澤東成了中國政治宗教教主

姚監復

人們的脊梁一步步被迫地和自願地在神面前彎曲了

  

    希特勒德國和民主德國以及中國將宗教式的宣傳滲透進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個領域，依賴的是武力和無所不包的組織與措施體系，胡蘿蔔與大棒交替使用，使人們的脊梁逐漸地彎曲了。每個人都會失去東西，因而每個人都有理由感到害怕。彎度不會馬上改彎，而是一步一步的。這一步使下一步更容易，而且很難再扭轉過來。一個人只要每次屈服於壓力，他的脊梁每次都會多彎一點，下一步就變得更容易了。

脊梁隨著多年來大大小小各種鬥爭方式的運用已經彎曲了，公民們慢慢習慣了管住自己的嘴巴，只做期望之夢。每一步屈從都是單向的，很難逆轉。脊梁彎曲了，但是，各種宗教發現，強迫的忠誠是表面的。強大獨裁政權創造不出能建立千年世俗王國的新人類。建立在流沙上的房子，無法抵抗暴風雨。希特勒德國、蘇東各國證明了，中國也將證明這個真理。（《彎曲的脊梁》，第231頁）

   

    1959年彭德懷被毛澤東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頭子。

    四、最最最最專制的傳統文化同最最最最革命的共產主義結合，形成了最最最最黑暗的毛澤東時代的革命宗教化，建立了政治宗教

    1、毛澤東成為道統與法統合二而一的政治宗教的教主

    李慎之認為，在中國最最最最專制的傳統文化同最最最最革命的革命理論相結合，形成了最最最最黑暗的毛澤東時代，專制社會變成了極權社會。其中一個重要特點是毛澤東將道統與法統合二而一，政教合一，既是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還是偉大的導師，不同於封建專制時代，帝與師是分開的，皇宮與孔廟分設，皇帝要尊孔祭孔，為兒孫請帝師講經；也不同於西方皇帝與教皇分權，凱撒是凱撒，主教是主教。

這樣，共產黨把共產主義宣傳為絕對真理，共產黨領袖掌握絕對權力、壟斷真理，金口玉言的聖旨絕對正確，神化了毛澤東。中國老百姓在最革命的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的民主革命和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卻重新樹立了毛澤東這座尊神，變成圖騰式的太陽，雨水、陽光、像媽媽、父親的“大救星”，十億人民高唱頌歌“東方紅”，高舉紅寶書的毛澤東語錄，一天多次祝福毛澤東“萬壽無疆”，宣誓保證要“誓死捍衛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為神奉獻一切。這證明托克維爾的判斷是正確的：“歷朝歷代的歷史表明，最富有生命力的宗教本能始終紮根在人民心中。所有已經消亡的宗教都在人們心中有自己的歸宿。”（托克維爾著，馮棠譯《舊制度與大革命》，商務印書館，2012年8月第一版）毛澤東逐步在中國成為神壇上共產主義這個政治宗教的教主。

中國中產階級不快樂

   《中國密報》編譯  段灼華

最悲觀的一群人

    有錢一定保證快樂嗎？或許對中國頂尖的億萬富翁來說，他們可以揮霍無度地購買奢侈品，住在豪華大別墅，開著令人忌妒的時髦跑車，還能跟政治人物培養良好關係，送子女到海外知名大學接受教育，看起來的確樂無窮；於此同時，中國還有高達7億農民，國家與日俱增的財富並沒有公平分配到他們身上，仍為三餐溫飽煩惱著，生活質量有待提高，而夾在富人與窮人間的便是新興的中產階級，但他們沒有因為變得富裕而高興，相反地，越來越多人不滿政府，對中國未來經濟和社會發展都是巨大挑戰。

    寧波市民為了反對化工項目而走上街大遊行。

    儘管近3000名全國人大代表中，富可敵國的大商人就有好幾十人，但《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記者顧蔚指出，本次工人和農民的比例上升至13%，比2012年的8%有所進步，農民工代表的數量更是從去年的三位提高到今年的30位，當然有錢人絕對不會缺席，如杭州娃哈哈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宗慶後已第11次參加全國人大。

    中國是全世界人口最多國家，壓力也隨之而來，中國中產階級或許需要政府額外關心。顧蔚引用衛生部2011年的數據提到，高達51%中國人患有不同程度憂鬱，主要原因如下：一、快速的社會變遷；二、日益激烈的競爭；三、長時間工作；四、房價飆漲。因此中國市場研究集團（China Market Research Group）創始人雷小山（Shaun Rein）向記者表示：“世界上最大風險之一就是中國的中產階級不快樂，他們是最悲觀的一群人。”

    “真正的有錢人可以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過著理想生活，而底層人民可以每年得到兩位數的收入增長。”著有《廉價中國的終結》（End of Cheap China）的雷小山接著說：“中產階級的願望是買車買房，晉升有錢人，但收入增長放緩的情況下，他們恐怕意識到自己永遠也達不到目標。”

    目前來看，政府將協助農民工視為優先任務。根據2012年官方數據，中國25個城市的最低工資平均提高20%，不過近年來因為內外部環境變化，跨國企業、國有和私營企業的工資漲幅卻開始放緩，甚至停滯。事實上根據麥肯錫的調查，中國絕大多數人仍處於工人階級，每年可支配收入介於3.7萬到10.6萬元人民幣間，只足夠應付日常開銷；中產階級每年可支配收入有10.6萬至22.9萬元人民幣，意即擁有較多餘裕負擔額外花費，但只佔城市人口的6%；至於每年可支配收入超過22.9萬元人民幣的便能稱上富人了，佔城市人口2%。（見表一）

表一：每年可支配收入表（單位：美元）
                     2010年中國     預計2020年中國 預計2020年美國
富人階級（34000以上）     430萬戶          2090萬戶          8210萬戶
中產階級（16000~34000）   1370萬戶         16700萬戶          3310萬戶
勞工階級（6000~16000）    18400萬戶         11600萬戶           870萬戶
貧民階級（6000以下）     2370萬戶          2410萬戶          220萬戶
資料來源：麥肯錫（Mckinsey Insight China）

陈光福遭遇暴力袭击 临沂迫害陈家再升级

陈光福家中被扔掷啤酒瓶子 (陈光福微博图片)

海彦

在美国纽约读书的中国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诚的长兄陈光福，自今年4月18日起不断受到山东临沂地方当局骚扰及恐吓。5月9日上午，这种骚扰升级到对陈光福本人的人身暴力，引发外界关注。

中国知名人权活动人士胡佳星期四上午发推文说，“刚才9:50，陈光福在距离东师古村3公里处的蒙阴县垛庄镇派出所附近被两名不明身份者殴打。所骑电动车也被砸坏。行凶者驾驶一辆汽车跟踪并拦截陈光福。这两人都20多岁，穿着和气质不像乡村农民，已驾车向沂南县方向离去了。”

美国之音记者星期四中午联系上人在陈克贵姨家的陈光福，他说，那两人对他拳打脚踢，还打他的头部，而在他电话报警，警察到场作笔录时，疑似拦截他的那辆黑色轿车在挂上车牌后，又回到现场并停在路边。在他告诉警察，最初殴打他的人乘坐的车就像那辆黑色的车后，警察没说什麽就走了。

陈光福说，那辆黑色的车,后来一直没有离开。他因此担心还会有后续暴力。

他说：“我们走的时候这辆车又发动跟着我们，又靠近我们，又到我们前边停下。这辆车到现在还在那边（陈克贵姨家外）停着。现在的目的没有达到，他们还要下手。”

另外，据胡佳透露，目前在监狱中的陈光福的儿子陈克贵的妻子刘芳今天也被跟踪。

今年4月是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光诚奇迹般地逃离被非法软禁的临沂东师古村老家一周年。当时，陈光诚在外界帮助下进入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引发美中外交危机，以及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深切关注。

随后，中国政府被迫允许陈光诚携家人前往美国读书。目前，陈光诚在纽约大学学习法律，并在多种场合批评中国政府漠视人权。

今年4月9日，陈光诚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人权委员会上作证，并提交一个应对陈光诚长期在家乡受迫害负责的44位官员的名单，包括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原山东省委书记、现中共中央常委张高丽、原山东省委书记李建国等人。

陈光福说，对他的骚扰和暴力是当局报复陈光诚在海外的活动，包括提出44人名单以及今年6月即将访问台湾。

陈光福说，从4月18号起，对他家的骚扰就没停过，曾被扔进死鸡、死鸭、石头和整装啤酒瓶子，部分房瓦和玻璃被砸碎。另外，东师古村到处张贴辱骂陈光诚和陈光福的“小字报”，称陈光诚勾结鬼子、台独、美国佬，成为卖国贼等。他说，当局这样做显然是要向陈光诚施压。

与陈光诚家关系密切的胡佳表示，当局就是希望通过打压陈光福来牵制在美国越来越活跃的陈光诚。

他说：“要让陈光福这种痛苦、陈克贵的痛苦不断地传递到陈光诚那里，第一是报复去年陈光诚飞越黑监狱所给山东官员带来的仕途上的影响；其次是陈光诚在过去一年越来越多地从批评个案，到批评中国整个的体制运转形势，马上他又要去台湾。他将来会成为在国际上影响中国人权的人权活动家。当局有什麽手段，它控制不了陈光诚，陈光诚的性格也不是他们能控制的。”

胡佳说，中国官员的陈旧思维决定他们认定，一个人是可以被压服的，只要把压力加到一定的高度，所以他们不愿接受陈光诚是不可能被征服的，因此在不断升级对陈光诚家人的骚扰和牵制。他呼吁国际社会密切关注。

记者拨打沂南县公安局及其110报警电话，一直无人接听。陈光诚家乡东师古村村书记陈光山和村联防队长刘长生也都不接听手机。

美国之音中文网

溫家寶頻頻出手“下三路”打擊李鵬勢力

《調查》雜誌社特約記者 鍾學銓

來自電力行業內部消息的報導稱，為了達到掌控電力的目的，溫家寶在八年時間裡借改革調班子，借人事“摻沙子”，原李鵬人馬退的退，降的降。據中組部一位熟悉內情的人透露，為了儘快將李鵬勢力從電力系統清理出去，溫家寶又通過“下三路”直接打擊李鵬勢力，即達到有效削弱李鵬影響力的目的，又收到逼迫原李鵬舊部投誠、歸降的效果。

“下三路”之一：拿三峽辦開刀。

三峽工程是電力龍頭，更是電力行業的旗杆，上面插著誰家的旗號，則標誌著誰對電力行業的話語權和掌控權。過去當然一直飄著的是“李”字大旗。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是三峽工程的最高管理機構。其常設機構為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該辦公室的負責人，歷來必須由李鵬指定或同意。以前的蒲海清和現在的汪嘯風，都是李鵬的人馬。但1944年10月出生的汪嘯風要退休了，溫家寶的機會來了。溫強行推薦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常務副主任李偉接三峽辦主任。李鵬大怒。

溫這招一下子把朱鎔基和李克強都扯了進來。這李偉正是朱鎔基以前的大秘書。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就跟著朱鎔基，歷任上海市政府辦公廳、市委辦公廳秘書，國務院辦公廳秘書，國務院總理辦公室主任，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黨組成員兼總理辦公室主任。2003年3月，在朱鎔基與溫家寶完成交接後，轉任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副主席、黨委委員。2005年10月，因為在當年交接時給溫總留下了好印象，對溫總也適時地表示了效忠，溫安排他到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任黨委副書記、副主任。

朱鎔基與李鵬是死對頭。當年朱當副總理時，無論是能力還是風頭，都完全蓋過李鵬，對李鵬的一些決定也敢於在會上公開叫板。當了總理以後，更是對李鵬任內形成的諸多弊端大加指斥。如果李偉當上了三峽辦的主任，等於引狼入室，江山易幟是輕的，弄不好破了李家的不壞金身。李鵬能不怒嗎？

“下三路”之二：阻止李小鵬上位。

李小鵬從政，本是李鵬為保家族未來定下的大計。為此，李鵬放下臉面，親自求溫家寶。李小鵬原定本來在十七大中期，也就是2010年前後當上山西省長的。為了保證李小鵬能順利上位，避免山西頻發的礦難波及李小鵬，將本來決定由他分管的安全生產，轉由副省長陳川平負責，讓李小鵬負責建設、商務、外事、旅遊等容易出政績的領域。

李家也為李小鵬能當省長疏通了各路關係，包括溫家寶，都曾答應過。但據中組部人透露，溫家寶在常委會上突然翻臉，極力反對，中組部沒有辦法，只能不把李小鵬列入考慮對象。
溫這一下不僅直接打擊了李鵬，還引動了一批李鵬的死敵。這些死敵一看機會來了，馬上組織各種各樣的告狀信，從李鵬、朱琳夫婦，到李小鵬、李小琳、李小勇三兄妹，全家人沒有一個不被告的。溫家寶則下令讓中紀委副書記馬馼親自負責告狀信的篩選，暗中進行調查。湖南省長周強陞任湖南省委書記後，又有人趁李家被困之際，放出李小鵬將任湖南省長的風聲，一時間李鵬的死敵傾巢而出，大加阻撓，李鵬為此又病了一場。

據山西省委一位人士透露，李鵬當時正積極運作李小鵬擔任甘肅省長。為此，同意了讓賀國強的人馬聶衛國擔任三峽辦主任的要求。這也是為什麼在風傳聶衛國要當甘肅省長的情況下，聶突然轉任三峽辦主任的原因。一切都是為了給李家公子讓路。
 
《環球人物》雜誌將李小琳作爲封面人物。
“下三路”之三：調查李小琳。
李鵬愛女，中國電力投資集團副總經理、中國電力國際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小琳，因其作風高調而被稱為“電力一姐”、“女電王”。在參加政協會議時全身上下國際一流名牌和珠寶，毫不避諱其富貴身家，曾榮登美國《財富》雜誌全球商界女強人榜，榮膺“2010中國十大品牌女性”。她也是大陸唯一可以使用公務專機的副部級幹部，那些曾經排著隊討好她的航空公司的頭頭，硬是變相地給她弄了個專機，而她居然也安之若素，把太子黨的飛揚跋扈上演到了極點。

她越高調，溫越高興。雖同是秀場人物，但李小琳跟溫家寶比起來，只能算是小學生了。溫當然知道李小琳的做派只會給李家減分，而不會給李鵬增色。有了李小琳的這番做派，也就有了溫適時出手，阻斷她正部級之夢的條件。

李小琳本來在積極運作陞任正部級的大唐電力集團董事長，或者陞任中國電力投資集團老總，溫家寶為了徹底斷掉她的官路，一方面讓大唐集團副總經理劉順達接任董事長職務，讓陸啟洲陞任中國電力投資集團老總，一方面批示立案調查李小琳的情人、中電國際新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原老總黎亮。（《調查》特刊 第二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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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敏感词：京温坠楼事件引抗议

5月8日，北京南郊丰台区的一家服装商城前聚集了数百人，要求彻查一女青年坠楼事件。由于担心事态扩大，警方出动大批警力。 

北京公安局官方微博"平安北京"8日发布消息说，当天上午10时左右，近百名安徽民工在丰台区京温商城门前聚集。但有网民在微博上表 示，参加的人数近千人。公安机关派出了大量警力，从上传到网上的照片看，街道上的警车排成长列，防暴警察封锁了商场附近的道路，架起路障，并出动了警犬。

质疑"自主高坠"

事情的起因是约一周前，一名年轻女性从商场坠楼身亡，家人和同乡质疑警方给出的死亡原因。据警方官方微博发表的消息，3日5时许坠楼的女性袁某22岁，安徽省巢湖市庐江县人，生前在京温服装商城务工。

 

至少有数百人在商场门前聚集

 

"平安北京"称，现场及周边监控录像显示，袁于5月2日晚单独进入商城内，至次日凌晨坠落，未发现与其他人接触；现场勘查、尸体检验亦未发现可疑情况。警 方对现场勘查、尸体检验进行了复核，并询问了商场人员，得出结论为，袁某死因"排除中毒、性侵害及他杀可能，系自主高坠死亡"。

声明还说："警方已将核查详细情况及相关证据通报家属，家属无异议。"但网上则有消息称，死者家属向京温内部索要监控录像，但对方拒绝交出。一种流传甚广的推测是，死者袁莉亚（音）是被商场保安轮奸后被从6楼扔下摔死的。

"京温"已成敏感词

周三发生的"群体事件"显然是由于家属和警方的矛盾引发，同时凸显民众对政府机关的不信任。据悉参加抗议的多为安徽籍务工人员。有网民在推特上转述NPR驻京记者@limlouisa报道说, 今天中国继续在京温大厦大规模展示武力,估计出动了千名警察。

 

警方在9日仍严密把守

 

目前通过搜索引擎只能读到官方媒体引述警方的说法。在新浪微博上用关键词搜索，已无法找到相关的消息。但在国内被屏蔽的推特上有一些评论。

唐柏桥（@BaiqiaoCh）写道："突尼斯一个年轻人被打压而自焚，能引起一场推翻暴政的革命；印度一位少女被轮奸残害，能引发全国民众上街抗议，谴 责暴行。中国不能跟美国比，不能跟法国比，甚至不能跟日本比韩国比，但再怎么样也不能连突尼斯、印度都不能比吧！上街，怒吼，难道就那么难吗？"

uponsnow（@uponsnow）评论说，QQ群里有人说, 政府真冤枉, 京温明明不是政府干的事, 却闹得好像政府是罪犯。梁小军（@liangxiaojun）则写道："京温这种突发性事件，随时都会发生。这次是在北京，当局极为重视，直升机一直在重 点部位巡逻。只要有一次这种事件没有压住，当权者的命运就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压住。"

综合报道：叶宣

责编：石涛

德国之声中文网

香港的抗共思潮有了新的变化

作者 香港特约记者 张文中

最近几年，香港不断出现针对北京中央政府、争取地方自治的反对运动，中港矛盾日益激化，香港的民主思潮也发生新的变化。今天的中国观察要向大家介绍有关香港近期情势的分析评论。

香港《苹果日报》署名李怡的社论称： “自从1980年香港‘九七’问题浮现以来，香港人一直在抗共的社会思潮中挣扎。”“拒共思潮的主流，是认为离开了英国，在中共的主权下，港人治港不可行。”“那时香港人的主要拒共表现在移民。”“香港的抗共思潮，到1989年的北京民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香港市民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主要原因是中国民运与香港的抗共思潮连结在一起。港人感情投入民运，认为中国的命运就是香港的命运，只有中国实现民主，在九七回归后香港人的自由法治人权才有保障。”“在香港回归不可避免的形势下，主流派相信在香港自由纪念六四的活动，仍可以推动中国大陆的民主发展。每年六四的万点烛光，齐呼‘建设民主中国’的口号，主流抗共思潮要让香港成为中国民主动力，并要薪火相传给下一代，向他们灌输六四悲情，和民运的历史经验。抗共的主流意识是：中国无民主，香港也难有民主；香港的自由呼声，将推动中国民主。香港与中国的命运是连结不可分的。”

在系列社论的第二篇中，李怡认为：“03年大游行，使中共加紧对香港的干预，但也使香港的抗共思潮有了新的变化。”“2009年是中港矛盾开始激化的一年。”“从那时开始，就不断爆发反对中港融合、反对大陆全面侵蚀香港的社会运动，反蝗虫、反双非、反新界东北发展、反水货、反抢夺奶粉、反国教等连续出现。陈云的城邦自治论兴起，香港自治运动出现，连续几年在7.1游行中都出现备受瞩目的龙狮旗。城邦自治和香港自治运动都很明确表示并非寻求香港独立，而是要推动港人民主治港的全自治。”“本土民主派并非排斥六四，他们也支持刘晓波、艾未未、赵连海，他们对李旺阳事件也愤怒，但主要是基于正义感，大体上不是与香港人的处境相连系。也就是说，六四平不平反，香港年轻人不觉得跟自己的利益那么相干。”

香港《文汇报》署名徐庶的评论称：“李怡公然篡改历史，说英国人给了香港民主，给予了港人对香港的归属感，而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香港总督是英国人委任的，立法会主席就是港督，立法会议员也是委任的。李怡对于英国人施舍的这些虚假‘民主’，感恩戴德，足见他是英国人的奴隶。李怡对英人治港五体投地，说‘离开了英国，在中共的主权下，港人治港不可行’，所以要进行抗共。这不过是说明了李怡之流抗拒回归祖国，对英国的殖民统治依依不舍的心态而已。他们口中的所谓‘回归的前提是民主’，原来‘民主’的形式，就是英国人留下来的模式，就是一个架空了中国主权的政治实体，这样与戴卓尔夫人口中的‘主权换治权’有甚么分别呢？”

香港《苹果日报》署名范克的评论称：“李怡先后发表两篇社论，记录抗共思潮的发生和转变。虽然当中略带个人观点，但上下两篇总结下来，仍然以描写事实为主调，探讨97前后抗共思潮的差异，质疑大中华派‘中国无政改，香港无民主’的思想到底可否令香港进一步迈向民主。社论带出的观点，仅此而已，但左派报章的响应，竟然指‘李怡对于英国人施舍的这些虚假民主，感恩戴德，足见他是英国人的奴隶’、 ‘李怡对英人治港五体投地’，实在匪夷所思。然而这回应，亦带出一个更为悲观的事实，就是英国人治下的香港，最少都有假民主，这点相信普遍左派都会认同；但他们极力隐瞒，中国人治下的香港，就是连假民主都没有。”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江青很多私事或見不得人的事，都交代楊成武去辦

《新史記》丁凱文


“楊余傅事件”的實質

所謂“楊余傅事件”實際上只是“楊成武事件”。通過以上對楊成武的分析、空軍的內部矛盾，以及林彪、軍委辦事組內與楊成武的關係等，我們應可看出一個大致的輪廓。

（1） 楊成武在“文革”初期跟隨毛澤東巡視南方各省，耳聞目睹毛對江青的信任和縱容，看出毛在政治上刻意扶植江青。楊對江青的態度有了重大變化，楊、江關係甚爲 密切，江青的很多事，尤其是私事或見不得人的事，都是交代楊成武去辦。乃至楊成武倒台後，楊還多次致信江青，請求江青爲他說話，幫助他“解放”。（注 85）

（2）由於楊成武和吳法憲的矛盾，林彪開始時的方法是息事寧人，對楊成武多有遷就。然而雖經林彪多方設法做工作，平息矛盾，但效果甚微，軍隊工作出現難以繼續下去的困境，林彪面臨了必須在楊、吳二人之間作個取捨的局面。最終林彪“弃楊留吳”。

（3） 楊成武在歷史上和現實中都與林彪關係極爲密切，楊認爲林彪絕不會改變對他的信任態度。但是楊成武出於多種考慮又與江青過從甚密，楊以爲可以用江青來影響林 彪對軍隊重大事務的决策，犯了林的大忌。林彪堅决不許軍隊有江青的代言人，所以只好忍痛讓楊靠邊站了。林彪放弃楊成武乃不得已而爲之。換句話說，爲了軍隊 的利益，爲了不讓江青伸手軍隊事宜，林彪別無選擇。這也是林彪的一貫態度。


本文作者著有《解放軍與文化大革命》（明鏡出版社）

（4） 楊成武與吳法憲在林彪與江青的關係當中都扮演了“政治紅娘”的角色，但是吳法憲是不折不扣地按照林彪的授意與江青打交道，而楊成武則想自做主張，兩邊牽 綫。楊明知林彪厭惡江青，却想借用江青來影響林彪，脚踩兩隻船。邱會作對此有極爲精闢的分析：“林總對楊成武的處理，完全是無奈的。‘弃楊留吳’也不是簡 單不要楊的問題，而是楊不能再留了，這是不准江青插手軍隊完全必要的做法。在‘文化革命’開始以後，楊成武、吳法憲在林彪同江青的關係上，都辦了一些事。 他們兩個人的作法則根本不同。吳法憲是在忠於林彪的前提下，去同江青打交道，吳法憲只能做一個忠實的‘傳話筒’。楊成武就不同了，在多數問題上，他和吳是 一樣的，但在某些問題上，甚至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上，楊是夾帶自己的意見和打算的，林也萬萬沒有料到，楊對他也是兩面派。林總更沒有料到的是，楊成武竟敢以 江青壓林！林總是堅决不許軍隊有江青的代理人的，這樣楊成武根本不可能繼續成爲軍隊統帥的實際副手了！”（注86）

（5） 毛澤東擅長黨內左右平衡術，在拋出“王關戚”後，抑制了中央“文革”極左勢力的膨脹，但是軍內“右”的勢力回升。毛澤東站在“文革”的立場上有必要再搞一 次“反右”。中央宣佈“楊余傅事件”後，謝富治就在1968年3月25日北京市革委會全體會議上講話說：“當前的主要危險是右傾機會主義、右傾分裂主義， 它的主要表現就是爲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大叛徒、二月逆流主將譚震林翻案，爲反革命二月逆流翻案，我們要對準二月逆流的主將，擊退右傾翻案風。”江青在3 月27日北京工人體育場召開的“徹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撲，奪取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全面勝利誓師大會“上，將楊余傅作爲“右傾翻案風”的代表進行批判。 4月11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發出通知說，中央辦公廳已將3月24日、27日兩次大會上林彪、周恩來、江青等人的講話錄音複製發到各地。全國各地紛 紛舉行集會游行，開展“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這一運動在4月份達到高潮，各地報刊也紛紛出現“三反一粉碎”的口號。5月1日，兩報一刊發表了《乘勝前 進》的社論，該社論提出“把鬥爭的矛頭緊緊對準一小撮階級敵人……把隱藏的叛徒、特務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統統挖出來”，“要堅决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右傾分裂 主義，右傾投降主義，粉碎右傾翻案風。”抑左的同時也要反右，這是毛澤東一貫使用的手法。

楊成武的倒台絕非如楊成武 自己所言，是林彪“排斥異己、安插親信”，並借此打倒一批想要打倒但還沒有被打倒的老同志（注87），更非官方所言是林彪與江青互相勾結，精心策劃，進一 步篡奪軍權的重大步驟（注88）。這裡面有江青的作用，毛澤東的作用，更有楊成武自身的原因。然而，歷史詭異的是，楊成武“禍兮福所倚”，躲過了“九一三 事件”的打擊。否則，林彪事件後倒台的就不是“黃吳李邱”，而是“楊吳李邱”了。（《新史記》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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