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盛刚：如何突破制度变化的周期率

近现代两大社会制度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表现为周期性的变化规律，即市场主导之后都会回归政府主导，而政府主导之后又会回归市场主导，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内部的矛盾性，资本主义固有优势是效率，但缺憾是不平等，而社会主义固有特征是平等，但无效率。如何将两者优势混合起来，既确保效率，又保持社会平等，这依然是两大制度正在思考的问题。

　　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是市场自由主义，那么资本主义完美吗？无疑资本主义在创造财富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它充分发挥了人类的想象力，竞争机制导致科技的迅速进步，而科技革命引发的产业革命导致人类财富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它由此彻底改变了世界。其次，资本主义主张天赋人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和文明的象征。但是资本主义在另一方面有两大致命的弱点，一是社会不平等，它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贫穷。根据亚当·斯密的设计，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是应该不存在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的驱动力是利己主义，正是这种利己主义引发了人类的创造力，导致财富的激增，同时利己主义可以被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转化为一种道德高尚，如屠夫和面包师为我们提供食物，不是出于他们的善良，而是出于他们的自利，即从我们这里得到对肉和面包的支付。然而在实际过程中，资本主义历史没有那么简单纯朴，而是充满尔虞我诈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第二个致命弱点是供需不平衡，表现为经常性的经济危机。根据亚当·斯密的设计，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也是不应该发生的，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可以自我调节的体系，该体系不需要外在的政府干预，然而在实际过程中，资本主义这架机器经常发生故障。

　　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彻底动摇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信心，美国和西方国家推行凯恩斯主义，面对经济危机，他们开始启动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面对日益恶化的社会贫富差距，政府扩大财政支出，提高社会福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化趋势进一步在欧洲发展，由此形成了以高工资，高福利为特征的福利主义混合体制，当时在西方人们发现他们都成为了凯恩斯主义和社会主义者。那么资本主义的问题是否因此得以解决了呢？遗憾的是并没有，凯恩斯方案只是一种止痛剂，它并不能彻底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社会不平等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依然存在，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还染上了社会主义的毛病，高福利，低效率。其次，在效率与平等混合体制中，欧洲国家纷纷发展为平等优先，效率为后的组合，由此经济发展趋于缓慢，福利主义成为经济发展的累赘。于是上世纪70年代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家呼吁回归亚当·斯密，反对政府干预，因为政府干预扭曲和破坏了市场经济自身调节的功能，政府只知道拆开机器，但是不知道如何再安装。凯恩斯有句名言，“长期来看，我们都将完蛋.”所以面对危机我们应该解决短期和眼前的问题，以便我们能够长期生存下去，而为了解决短期和眼前的问题，其主要方法就是扩大消费以刺激经济的复苏。对此经济学家哈耶克认为，凯恩斯以未来换取现在利益的观点是对经济学家主要责任的背叛，是对我们文明的威胁。正是在这一思潮的影响和推动下，当时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内阁等西方国家纷纷掀起了再私有化改革。

　　那么上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私有化改革是否使资本主义找到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呢？不错改革开创了解除管制，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时代，催生了全球经济的繁荣，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一刻，自由资本主义成为了人类历史终结的目标。但是时隔20年后西方资本主义又一次陷入危机，仿佛历史回到了上世纪经济大萧条时代，首先重新私有化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和降低生产成本，加速将本国制造和加工转移和外包到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由此导致欧美国家产业空洞化，失业率居高不下，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跨国公司和精英们只是关心自己的利益，以及自己的腰包如何涨起来，他们公司所在国的利益与他们无关，他们还会以搬迁公司总部来威胁，以换取更多政府的让步，而中产阶级因为工作的流失趋于贫困化，形成了所谓1%与99%对抗的社会结构，占领华尔街实际上反映了中产阶级对资本贪婪的怨恨与无望的反抗。其次，西方社会的问题同时又来自于政府干预和政府失灵，凯恩斯主张通过政府干预以扩大需求，但是由此形成的债务推动经济增长模式最终使西方和美国陷入债务危机，所谓的福利主义已经难以为继。尽管我们不能完全将此次危机归罪于上世纪70年代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显然如果不能对财富和权力加以制约，资本主义会自然而然地出现不平等，那么是否下一步只有从市场资本主义再回到国家资本主义，才能拯救资本主义呢？

　　与资本主义制度相比，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是国家集中主义，那么社会主义完美吗？首先，社会主义是理论上对资本主义弱点批判的产物，作为社会形态，它应该建立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下一站。其次，社会主义基础是社会公有制，资本主义以财产私有制为基础和逻辑起点，这是导致不平等的根源，与此相对，社会主义通过剥夺剥夺者的方式，将社会基础从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从而奠定了社会平等的基础。其三，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而不是自由市场经济，按需生产，按劳分配，这样就可以保证经济平衡发展，不会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发生。但是理论上的完美并不等于实际过程中没有问题，根据马克思设计，社会主义应该出现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但是目前世界上社会主义的出现并不是如此，这就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先天性不足。另外，社会主义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社会平等，人民当家作主，没有资本家，地主，大家都是劳动者，但这并不能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相反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吃大锅饭。最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消除了资本主义供大于求的经济危机，但导致了另一种经济危机的出现，即有效供应极度不足。

　　上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和东欧的危机，使社会主义的基础发生了动摇，中国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案，即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引进市场和竞争机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此打破大锅饭，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提供生产效率，增加社会财富。正因为如此，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集中体现在中国经济总量指标上，到2010年，中国GDP按照现有市场汇率已经达到6.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堪比美国罗斯福新政对于资本主义的拯救。那么这是否意味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已经取得巨大成功，中国找到了一种最理想的和最完美的社会治理模式？事实上并不是如此，中国引进市场机制，社会财富增加了，但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首先是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是大部分人还在期待，收入差距拉大。其次，供应不足问题解决了，但是内需不足问题产生了，并且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瓶颈，中国正在染上资本主义的毛病即不平等与有效需求不足。尽管中国目前面临的危机是潜在的，但是也面临国进民退，还是进一步向市场迈进的选择？那么中国应该如何定位自己的发展模式呢？显然，中国不可能因为现在的不平等，再回到过去绝对平等的年代，因为中国人穷怕了，资本主义显然也不是中国应选择的方向。


　　丘吉尔曾经讲到，资本主义的固有缺陷是不平等地分享上帝的恩施，社会主义的固有美德是共享苦难。无疑，资本主义制度的优势在于生产和效益，社会主义的优势在于分配的平等，那么理想社会模式是否能够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优势加以混合呢？即在生产领域采用资本主义，在分配领域采用社会主义，为了平等牺牲一些效率，为了效率牺牲一些平等，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从而形成一种相对稳定和可持续的社会发展状态。事实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争论了一个世纪以后，也不再是谁代替谁的问题，而是两者如何混合互补的问题。在西方纯粹的资本主义已经被代之以市场主导，政府干预为辅的混合制度，在中国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至于制度在市场与政府主导之间的周期性变化频率越来越快，幅度越来越小，两者趋于越来越融合和互补。在制度的周期性变化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没有政府干预的市场体制与没有市场的计划经济都是不可行的，问题关键是两者如何形成有效的混合搭配，而不是相互抵触？这个问题将依然困扰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边的人们，而一个既发展繁荣，又平等公平的社会治理模式依然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和目标。

作者:鲍盛刚，来源: 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