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移權轉型系列四：憲政民主前景
嵇偉
BBC中文網記者
《胡趙精神與中國政治轉型學術研討會》現場
以胡錦濤主席和溫家寶總理為首的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層將於11月8日舉行的中共十八大上，把執掌十年的政權移交給下一屆領導人，而新的最高統治層的能力、人品、權限和政策，將決定中國未來十年的命運。
BBC中文網記者嵇偉十月初前往紐約，在「紀念胡趙基金會」主辦的《胡趙精神與中國政治轉型學術研討會》上採訪了十多位來自中國大陸和在美國、歐洲的著名學者，談中國的政權交接與政治轉型。這是第四集：下一屆中國領導人能帶領中國走向憲政民主嗎？
普遍認為，政治改革是中國共產黨走出目前社會群體事件急劇上升、政治越來越不穩定的局勢的最好出路。如果政治改革繼續停滯不前，新政府甚至共產黨都將面臨走投無路甚至被強迫下台的可能。那麼中國的下屆領導人會啟動政改或者能實行政改嗎？中國的政改會成功嗎？
勢在必行
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前所長、著名學者嚴家琪在給《胡趙精神與中國政治轉型學術研討會》的書面發言中說，習近平繼承了胡錦濤時期積累起來的無數問題和矛盾，他如果也像胡錦濤那樣不作為，這些積累起來的問題和矛盾就會引起突發性大動亂。
嚴家琪認為習近平可以有兩個選擇， 一是學胡錦濤把個人利益放在國家利益之上，謹小慎微、無所作為。中國將沿著胡錦濤今天的潰敗道路走下去，導致大動亂、軍事政變或其他劇變。二是學胡耀邦、趙紫陽，以中華民族的利益作為「最高利益」，進行政治改革。
目前在美國的前六四學生運動領袖之一項小吉律師從中共執政的合法性角度分析中國政治改革的必然性。他說，自毛澤東之後，從鄧小平到江澤民，到胡錦濤，最高領導人的統治權威一代比一代下降，為了保持自己的統治權威，就必須進行憲政改革。
此外，縱觀全球，世界上有三種產生最高統治者的辦法：生下來的、打出來的、（民）選上來的，但中國現政府卻不在這一全球規則之列。所以為了保證共產黨的合法統治，也必須進行憲政改革。
按照著名政論作家、《明鏡》新聞出版集團老總何頻的說法，要解決當前中國面臨的危機只有兩種方法，一是政改，二是政變。儘管政改的可能性越來越小，但如果中共不進行體制改革，那麼就一定會發生政變。
但著名學者、法國巴黎第一大學歷史學博士陳彥指出，中國政改的最關鍵之處是政改的目的，政改之後的中國是要走普世價值之路呢還是要繼續維持一黨統治。陳彥認為，如果是後者，30年經濟改革的經驗和嘗試證明，那樣的政改將不會成功。
過去30年中，中國曾嘗試過差額選舉、趙紫陽時代的各種研究、黨政分開等向政改方向前進的努力，但後來都後退了，甚至比原來更倒退，原因就是政改的目的不是走向民主和法制，而是維持共產黨一黨統治，所以改革發展到一定程度，統治者覺得將會發生質變，黨的統治要被削弱時，政改就被停止了。
積重難返
李進進律師接受BBC記者嵇偉採訪
儘管政體改革勢在必行，但海內外許多人對習李新政府會進行政體改革並不樂觀，甚至有人提出「中國的改革已死」，理由是中國改革進入的是政府主導的路徑，既得利益者一定會繼續推動中國向權貴資本主義蛻變，如果不出現大的社會震蕩，這一基本被鎖定的路徑很難改變。
「紀念胡趙基金會」現任主席李進進律師就持這一觀點，他認為，儘管太子黨出身的習近平是共產黨政權的「主人」，有條件大膽的做一些「不作為」的胡錦濤未做的事，但政體改革意味著否定自己，革除自己和盤根錯節的集團利益，李進進懷疑習近平具有這樣的歷史責任感。
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著名社會學家胡星斗認為，包括黨中央委員、國有企業老總在內的中國權貴資產階級是目前最大的既得利益者，要進行政體改革就必將觸及權貴階層的利益，只有壯士斷臂，否則很難改變現狀，所以指望習李政府推動政改的可能性不大。
著名政論家、《北京之春》雜誌主編胡平指出，胡溫的政治遺產對習李進行政體改革設置了很大的障礙，權貴私有化在中國已經積重難返，改革開放以來的繼承財富分配格局將會受到根本上的挑戰，即便國內外要求政改的壓力越來越大，但實際進行政改的困難也會隨之越來越多，既得利益者肯定會堅決維護現存狀況，認為一旦政治開放，將會洪水滔天。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教授、漢學家黎安友也持不樂觀態度，他表示對中國的政治改革不報什麼期望，因為他認為習近平和李克強的治國方針還會以穩定壓倒一切，如果不被局勢強迫的話，他們不會主動邁出政改這一步，只會小變革，不會大改革。
政改仍有希望
但另一些學者對習近平寄予厚望，希望他能成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或大陸的蔣經國，因為他有西方教育的背景，背後有中國30年改革積累下的巨大財富，有廣大民眾渴望和平轉型的基本社會心理，所以他有機會也有可能帶領中國走出轉型的困境。
最近還有報道稱，被認為在十八大後將成為中國新總理的李克強和政治局常委之一的王岐山，都在讀著名法國社會學家托克維爾解析法國大革命的《舊制度與大革命》。該書最重要的觀點之一是指出歷史上的暴力革命並不都發生在貧窮時期，而是發生在經濟發展導致社會兩極分化之後，這種時期的經濟矛盾激化，底層民眾最可能把憤懣轉化為行動。
如果新一屆中共領導人能接受《舊制度與大革命》的理論，並用該書的觀點對照中國目前的實際社會狀況，那就有可能接受歷史教訓，採取改革措施，避免發生社會矛盾激化之後導致的暴力革命。
王軍濤博士接受BBC記者嵇偉採訪
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政治學博士、前六四民運領袖之一王軍濤認為，中國過去的改革從不是共產黨主導的，而是依靠民間的創造性，比如1980年代的那些民間改革家，推動了中國三十年的改革開放；而中國下一步往什麼方向走，也應該會由民間推動，因為中國民間對政改的渴望已經非常高。
王軍濤認為習近平和李克強都不是很霸氣的「逆我者亡」的人，既不像江澤民那樣對不喜歡的人一定要剪除，也不像胡錦濤那樣有很強的意識形態的選擇，會邊緣化與他不同意見的人。所以如果未來習李政府能抱寬容態度，中國民間的改革力量就會成長。
原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姚監複說，政體改革就是要革權貴資產階級的政治與經濟利益，而把持統治大權的權貴階層必然會反抗。但如果新一屆中共領導人發現社會政治矛盾已經到了攸關共產黨統治的生死存亡之際，出現大革命的話所有人都將完蛋，那麼他們就可能進行一些變革。
姚監複還提到，習近平前些時候在會見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的兒子胡德平時，也曾表示希望進行改革。所以他樂觀的希望，中國的政治改革即使是碎步前進，只要動起來，就是進步。
目前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的中國憲政研究學者張博樹認為，作為黨國體制的中國，要進行政改和民主轉型必然會面對苛刻的條件和巨大的阻力，但是困難的出現和解決困難的條件的出現永遠是並排而行的，中國未來民主轉型中的制度改變雖然很困難，但他認為還是可行的。
最近有人提出可能解決政改困難的三段論：用確保共產黨領導來穩定最高層；說服高層甩掉中下層的腐敗包袱，與底層人民合作，推動體制改革；恢復十六大時個性官員紛紛湧現的狀況，大膽啟用敢作敢為的中層官員，幫助推動改革。
著名政論作家、《明鏡》新聞出版集團老總何頻也認為，西方的壓力和制約、海外異議人士和國內維權人士的反抗，都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使之走向民主，最現實的做法是寄希望於體制內的變革。
但由於中共體制一方面是非常僵化的官僚體系，另一方面也是非常嚴密鞏固的權貴階層，政改就意味著拿自己開刀，所以不能完全依賴於體制內的變革，必須借助因為互聯網的發展而凝聚起的民間社會力量，共同突破政改途中的重重阻力，推動中國的政體改革，最終走向完善的民主與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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