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屆規模近30年來最大一次
《通往中南海之路——十八大前高層領導群體》一書指出的中國政治改革的突破點，則是高層政治精英的民主選舉，也就是差額選舉的擴大。
李成指出，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已經出台中央委員的差額選舉，但隨後的25年，差額選舉的規模和比例不但沒有顯著提高，也沒有提升到政治局委員和常委的選舉中，雖然中共十七大前400多位中共高級幹部曾對第五代領導人入政治局委員進行了一次摸底選舉，但該次選舉缺乏透明度，進行的方式、規則和目的也值得商榷。
制度化的建設主要是任期制、年齡限制和其他規則。李成對《大事件》表示，這次的換屆，有可能是近30年來最高層權力交接規模最大的一次，造成這種大規模權力交接的因素，退休年齡制度和任期制是一個原因。
“過去20、30年中，幾個因素形成中國的制度化，一為一定程度的差額選舉，一個是年齡限制，還有任期限制，所以為什麼這次會有70％的黨、政、軍最高領導層，包括黨9常委有7人，國務院常務委員會議10人有7、8人要調動、退休，中央軍委也有7人要退休。”李成說。
近1、2年，李成反覆強調龐大退休人員對中國的政治結構和穩定性的影響。“下一層領導人，包括副省長、副部長，都有自己的年齡限制，好的方面是，形成一個比較公正的退休結構，不完全是任人為親，但副作用是造成龐大的退休官員隊伍，造成中國政治的‘59歲現象’。”
李成對《大事件》進一步解釋，到了59歲如果還上不了副省長、副部長就必須退休，但59歲應該是還很年輕的時候，因此退休年齡制度和任期制導致中國各級黨政機關裡許多仍身強體壯、富有能力的人不得不在60歲前就從領導崗位上退下，其中一些人把握退休前的最後機會，貪污腐敗或從事其他不法行為。
也有很多領導人一退下來就抱怨、批評時局或政治，雖然這樣的批評可能反映他們對中國發展方向的由衷期望，但也可能是為了發洩自己的不滿，這些人不只是省部級、團、局級的幹部，也包括一些最高領導人，例如朱鎔基，因此李成認為，退休幹部或許會成為中國政治上一個非常重要的群體。
此外，還有一些人退休後轉往商界發展，這批退休人員在政治、經濟領域都形成一股重要的力量，如果中共沒有採取更靈活的選舉機制，則退休幹部發出的不滿之聲可能加劇。“中國政治應該朝更制度化的方向走，不完全用年齡來選拔，否則一定某程度上說是年齡歧視，一個人70歲還能卓有成效的幹很多年，一個人很年輕，也可能只有裙帶關係而很無能。”李成對《大事件》強調，如果年齡不能作為選拔的標準，則應該以選舉當作標準，因此黨內選舉會變得非常重要，這樣的選舉，必須是一個公正、合理的選舉。
李成認為，不論是當前的差額選舉制、任期制、年齡限制，都很難保證能一直延續下去，因為積極的發展將帶來更多變化與需求，以及更高程度的政治理性與公正，形成真正意義上的中國式民主。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研究主任李成(大事件記者柯宇倩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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