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幕》記者柯宇倩／眾人對諾貝爾文學獎的議論，向來脫離不了政治因素，此次中國作家莫言獲獎，不論是其本身的政治立場，或瑞典皇家學院的給獎標準，都引發兩極的討論。美國學者認為，若說莫言此次獲獎有政治因素涉入其中，也可能只與中國的強大令學院評委更加關注有關。
描繪大型政治變遷下的個人經驗
瑞典皇家學院10月11日將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莫言，莫言也成了首位獲得此獎項的華人；2011年此獎項頒發給瑞典詩人特蘭斯特勒默 （Tomas Transtromer）。自1901年諾貝爾文學獎設立以來，已有104名獲獎人。
在此之前，日本作家村上春樹的獲獎呼聲甚高。而莫言最終打敗村上村樹，得到文學獎，瑞典皇家學院評委會的理由是：莫言是用理想、魔幻的現實主義，將民間故事、歷史與現實融合起來的人，他作品裡的世界讓人聯想到福克納（William Cuthbert Faulkner）和馬爾克斯（Gabriel José de la Concordia García Márquez）作品的融合，莫言也在中國傳統文學和口頭文學中找到出發點。
美國聖路易市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東亞語言文化系主任、迪克曼比較文學講座教授與中國文學教授何谷理（Robert E. Hegel）在接受《內幕》採訪時指出，莫言似乎對追蹤大型政治變遷下的個人經驗感興趣，這樣的政治變遷包括了國家侵略和政權改變，而他所關注的個人，有時候是受害者的角色。
莫言的作品包括《紅高粱家族》、《生死疲勞》、《檀香刑》、《透明的紅蘿蔔》、《會唱歌的牆》、《豐乳肥臀》、《酒國》、《生死疲勞》、《蛙》等。其中《生死疲勞》於2012年初在瑞典哥德堡書展上受到隆重推薦。
曾被中國導演張義謀拍攝成電影《紅高粱》的小說《紅高粱家族》，便以1939年秋季日本侵華後為背景，以五個單元演義了抗日時期、新舊時代交替下的家族故事。《生死疲勞》講述1950年到2000年中國農民與土地的連結。《檀香刑》則勾勒出清末山東半島的民間反殖民抗爭，藉由種種歷史事件顯示出權力鬥爭和人性的殘酷，以及王朝的沒落。莫言的其他作品，也多描寫重大歷史事件下人物的命運。
何谷理對《內幕》指出，莫言的作品題材多元，同一部作品中講述的主題也不只一樣，此外，還有許多人注意到莫言作品中的“男性”形象，這些形象似乎重新定義了1980和1990年代裡，正在崛起的中國所具有的力量。
而莫言的獲獎，也讓西方讀者更加瞭解中國當代文學中的男性觀點。前《華爾街日報》駐北京記者方鳳美（Mei Fong）在美國大西洋媒體公司旗下網站Quartz上發表的文章裡指出，西方近年來對中國文學的認識皆是從女性觀點出發，許多當代中國女性作家在西方享有盛名，而如今莫言等於向西方讀者開啟了一個認識中國文學中男性觀點的機會。
莫言政治立場受非議
莫言獲獎後，許多媒體直接將其稱為“紅色作家”，他中國共產黨黨員、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的身份也一再被提及。一些中國民間人士，包括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古川、美國作家余傑、德國記者蘇雨桐、香港媒體從業者北風等人連署向瑞典皇家學院諾貝爾文學獎委員會寫了一封公開信，強烈譴責將獎項頒給莫言，是對中國民間社會的侮辱，對人權和自由價值的背離和對勇氣、良知的詛咒。中國藝術家艾未未也砲轟把獎頒給莫言是諾貝爾獎委員會的恥辱。
除了具有敏感身份外，莫言也在2012年5月與王蒙、賀敬之等100位中國作家一同抄寫了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成為他獲獎後飽受批評的部分。2012年10月12日，莫言在諾貝爾文學獎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當出版社編輯找上門時，他沒有太多想法，因此答應抄一段毛澤東的講話。
莫言表示，不後悔曾抄寫過這則講話，該講話雖然有侷限性，過分強調文學與階級的關係，過分強調文學的階級性，而忽略了文學的人性，但在當時社會歷史背景下，仍對推翻腐朽政權產生積極作用。
莫言在回答媒體的提問時，更明白表示：“難道抄寫了一個毛澤東延安講話，就成為不可以獲得諾貝爾獎的理由嗎？”他認為許多批評他的人，都沒有看過他的作品，否則就能明白他當時是冒著很大的壓力在寫作。
何谷理對《內幕》表示，莫言的一些行動很容易理解。很少有作家不必擔心書籍的銷售情況，而有時候政治力量控制了整個交易市場，因此方便起見，世界各國的作家都可能會跟著該國的政治力量和商業潮流走。
“但我不知道為何中國作家會參與抄寫毛澤東座談會講話。”何谷理解釋，毛澤東1942年的講話等於是一份限制政策，讓作家的創作自由受限。
美國聖路易市華盛頓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主任何谷理(聖路易市華盛頓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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