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要改革，就說明前面革命錯了

《明鏡月刊》記者 高伐林整理


10月上旬在紐約舉辦的“胡趙精神與中國憲政轉型國際研討會”，60餘位來自中國、美國、歐洲的學者出席研討會，美、英、法多家媒體與會採訪，30多位學者在會上發了言。現根據錄音，整理摘錄部分學者的發言內容。

胡平（旅美學者）：

中共60年的歷史，前30年，以革命的名義，消滅人民的私產，變成所謂人民的公產；後30年，以改革的名義，將人民的公產變成少數官員的私產。兩件相反的壞事，一個政黨在不到60年的時間裏全都做了！沒有前一段，也就沒有後一段。東亞模式的那些國家，他們做的是後面的故事；像蘇聯和東歐，他有前面的故事。

而中共的合法性，不管是從哪個角度說，都是站不住的。鄧小平講得很清楚，改革就是“第二次革命”，革什麼命？就是革自己的命。鄧小平是唯一的這樣一位改革家，別的改革家，都是第二代或者第三代，他們進入政界時，那個制度是現行的，他們改變一個既定的制度。而鄧小平是第一代，這個制度就是他參與建立起來的，他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這些事，我們可能想得不很清楚，他自己心裏一定是非常清楚的，他要改的，就是他自己前半生全力以赴做的事情。他要改革，就說明前面革命錯了，革命對的話，就用不著改革。他的犯罪感一定非常強烈：用暴力的方式推翻國民黨，搞土改、改造工商業……你現在要改革，就說明你當時搞的鬥地主、鬥資本家，毫無意義了嘛。

 
 鄧小平要改革，就說明前面革命錯了。

傅高義寫《鄧小平傳》，對前半生當革命家那一段寫得非常簡單，但是可以看出來，鄧小平在中共領導人當中，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中，鬥資本家、搞反右，他都是做得非常狠的。他搞土改，比葉劍英在廣東搞得更狠。他當然意識到，他是犯了非常嚴重的罪，他也肯定知道，這麼改下去，共產主義肯定沒有立足之地。我想這就是為什麼，他在改革之初就反覆強調，要“兩手都要硬”，因為他知道，改革每推進一步，都是對共產黨合法性的否定；這也就是為什麼東歐國家的改革，會走上自由民主道路的同樣原因。因為他們進行改革，哪怕只是經濟上的改革，他們不可能不意識到，他們要改的東西，就是他們原來革命要建立的東西；他們要恢復的東西，就是他們原來要打倒的東西。這樣一來，他們的革命就完全站不住了，建立在革命之上的包括共產黨一黨統治，也完全站不住腳。

有位法國學者說到東歐的民主運動為什麼沒有遭到當局鎮壓——他們無法說服自己對反對者扣動扳機！1989年中共上層有那麼多人反對鎮壓，也是出於同樣的道理。胡、趙就是這樣，在我們看來，他們思想中有很多很多我們不能接受的東西，但是他們有一點是非常重要的，胡耀邦反對抓人，趙紫陽在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在1989年中也一直反對整人，他們反感和拒絕政治迫害。而從另一方面來說，只要你不搞政治迫害，一黨專制頃刻間就會瓦解，只要你不去抓人，自然就會出現多黨制！

鄧小平在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時候，始終強調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鬥爭，在“六四”鎮壓前後，他都強調鎮壓的必要性，稱關係到要社會主義還是要資本主義，他很清楚，如果不講“姓社姓資”，就沒有鎮壓的理由。可是到了1992年，他南巡時反倒告訴大家，不要問“姓社姓資”了！如果不問，那你原來的鎮壓作何解釋？以前一定要講“姓社姓資”，在改革之前要加“社會主義”定語，無非是為了掩人耳目，自欺欺人，給自己統治的合法性做一種掩飾，事到如今，槍都開了，人都殺了，還有什麼合法性可言，所以這個時候，他反而顧忌更少了，可以不再講“姓社姓資”，就有了1992年之後中國經濟的大發展，搭上了全球化的快車，也導致了權貴私有化。

開始高層還有些人覺得對腐敗要有所遏止，很快就認識到，腐敗對他們來說是必須的，腐敗是投名狀，只有腐敗才能把黨凝結起來，把這些人攏到一起。所以中國取得的成就，並沒有讓他們增強自信心，使他們變得更開明、更開放，相反使他們變得更保守。

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劉曉波的頒獎詞，前面一大段是談中國的成就，他們的用意就是，你們中國的經濟發展得這麼好，為什麼不在人權方面再進步呢？西方國家都是想鼓勵中國：現在如果中國選舉，一定是共產黨獲勝，那麼你們共產黨為什麼不幹呢？中共當然不這麼想，他們想的就是，今天我們這麼“好”，就是因為我們“壞”！如果我們不這麼“壞”了，那就不會“好”了！（衆笑）（《明鏡月刊》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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