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鏡新聞網編譯 文道喻
習近平上任之初，許多人對他充滿期望，而他本人也是幹盡十足，左手厲行節儉政策，要求官員不可鋪張、不可舉行無謂的歡迎儀式和講空話，右手強力反貪，多名貪官紛紛中箭落馬。就在前景一片光明，政治改革看似有望之際，中國人卻發現言論自由的緊箍咒非但沒有改善，情況還變得更糟。改革派雜誌《炎黃春秋》的網站被無預警關閉、《南方週末》元旦獻詞遭廣東宣傳部長竄改、互聯網上的審查高牆依舊堅不可摧以及監控攝像機遍佈全國，或許意味著習近平不過是另一個對維穩癡迷的胡錦濤。
《炎黃春秋》是中國知名改革派雜誌
黨沒有改革意願
新領導者通常與人民會有一段蜜月期，習近平也懂得利用這段時間為自己塑造良好形象，但誰都沒料想到，近期政府打壓言論自由，已使一般人對習的支持快速流失中。路透社報導，《炎黃春秋》是北京具有影響力的雜誌，由改革派的退休官員筆。2012年12月28日，該雜誌發表文章呼籲政治改革和實行憲政，如此敏感話題遭不容任何異議的共產黨所惡，於是，網站被當局以“未備案”為由強行關閉。
文章的開頭寫道：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政治改革滯後於經濟改革的弊端日益顯露，社會不安定因素逐漸積累，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是當務之急。但政治體制改革如何進行，眾說紛紜，迄今沒有共識。古語云：謀定而後動。沒有共識，何以定謀？所以，我們當今的政治改革“穩妥”有餘，“積極”不足。其實，政治體制改革的共識已經存在。這個共識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雖然現行憲法並非十全十美，但只要把它落到實處，我國政治體制改革就會前進一大步。
自古良藥苦口，忠言逆耳，儘管《炎黃春秋》出自肺腑的希望中共推動政改，這些話聽起來卻可能十分刺耳。習近平上台以後，分析家試圖從蛛絲馬跡中研究改革的可能性，重要指標有：允許互聯網上的表達自由、更大程度試點基層民主及釋放關押中的政治異議人士等，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共產黨還是以前那個共產黨，無法容許雜音和信奉維穩高於一切，雖然習近平表現出比胡錦濤更柔軟、更開放的態度，黨看似沒有走向政治改革的意願。
因此，我們可以看見劉霞繼續在這個“荒唐”國家中被軟禁，當局面對藏人自焚，只會以詆毀達賴喇嘛回應，賦予公安部門不經司法程序逮捕平民的勞教制度穩若泰山，現在他們還將矛頭對準越來越不聽話的媒體。《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指出，新領導班底2012年11月接班後，隨即面臨日益大膽的政治改革聲浪，當中有些人士通過開明的報紙散佈思想，獲得廣泛迴響。然而，許多跡象顯示，高層已開始擔憂要求自由和民主的聲音的影響力，他們必須迅速採取行動，抑止如此現象，否則一旦蔓延全國，將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共產黨內絕沒有人想再見一次八九民運。
中共害怕憲政實行
其中一項事蹟是《南方週末》的元旦獻詞遭廣東宣傳部長庹震竄改，此舉引發編輯人員抗議。原版獻辭由該報評論部編輯戴志勇撰寫，標題為《中國夢，憲政夢》，但最終出現的卻是由庹震代筆，題為《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接近夢想》的獻辭。媒體被西方譽為獨立於司法、立法和行政之外的“第四權”，甚至有“無冕王”美名，正因為它是一種監督和制衡政府的力量，但官員介入報導，無疑是新聞自由的一大恥辱。許多微博使用者跳出來聲援《南方週末》，還有海外網站如中國傳媒計劃（China Media Project）和中國數字時代（China
Digital Times）等也均表示支持。
胡佳自宅被8個監控攝像機鏡頭瞄準。
《經濟學人》同樣觀察到炎黃春秋網被關閉的事件，將如此行為解讀為當局“神經過敏”，無獨有偶，《南方週末》和《炎黃春秋》都因提到憲政而慘遭毒手。綜觀中國歷史，憲政的概念最早出現於光緒時期，清廷於義和拳亂後實施“庚子新政”，派遣大臣至各國考察，並於光緒三十三年下詔預備立憲。當時中國原本有機會轉型成像英國和日本一樣的君主立憲國家，但內閣之組成與權限牽動敏感漢滿問題，最後立憲派大失所望，認為清朝以立憲當作藉口來集權與排漢，轉而同情革命派。
國民政府成立後，曾有短暫的憲政時期，但一連串動盪和戰爭使憲政一直無法真正落實，而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然也擁有自己的憲法，但在黨國不分情況下，憲政仍遙遙無期。《經濟學人》指出，比起1989年要求急速西式民主的訴求，現在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以呼籲黨尊重憲法規定作為推動政治變革的新戰術。2012年11月16日，十八大結束後一天，《炎黃春秋》和約莫100名知識份子在北京大學召開會議，共同討論維護憲法之重要性，12月25日，由72名學者聯署支持的《改革共識倡議書》便是其結果。
有趣的是，中共害怕憲法的原因，不正因為他們極不尊重具備最高效力的憲法嗎？共產黨隨意侵犯人權、迫害宗教信仰、打壓言論自由和長期執政等，都與憲法精神大大不符，“憲政”於是變成洪水猛獸，唯恐避之不及。《經濟學人》提到，改革派以憲法為本體呼籲政治改革的策略還有拉攏知識份子的企圖，畢竟這不屬於激進路線，中共有難以拒絕的理由。
2008年的《零八憲章》旨在促進中國民主化進程、改善人權狀況，並建議以“中華聯邦共和國”解決兩岸及各民族問題，敏感內容卻讓眾多簽署者遭到警察騷擾，劉曉波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至今仍監禁於不見天日牢獄中。但如今時空背景不同，社交媒體尤其是微博快速增長，讓自由思潮得以四處傳播，且與西方頻繁交流後，越來越多人瞭解憲政的重要性，以“體制內”方式逼迫改革，如此情況下，習近平還能繼續逃避嗎？
新浪需要兩面討好
中共控制言論自由的地步很多時候令人匪夷所思，對中國人而言，審查幾乎已成日常生活一部分，喧鬧的社交媒體上，常見敏感性話題或意見被“和諧”，也就是被刪除。但事實上，很大部分這些事情不是由政府來做，而是公司本身，“自我審查”如同中國人難以擺脫的腳鐐。
記者大衛‧渥太（David
Wertime）於博客“茶葉之國”（Tea Leaf Nation）發表的文章以新浪公司為例，指出新浪旗下擁有中國最大的微博平台，但在中國特殊的環境中，它像是夾縫中求生存的小草。一方面，新浪是以營利為目的，在納斯達克上市的民營公司，它必須確保目前已有4億的微博使用者持續成長來獲利；但另一方面，新浪也得行使自我審查，把敏感帖子降到最低，盡量不得罪政府，否則，因大膽言論而遭封閉的網站比比皆是，新浪可不想冒任何風險。於是，它既要討好網民，也要討好政府，便陷入左右為難。
近期當局決定加强網絡信息保護，推出實名制度，被視為緊縮網上發言的新政策，而渥太引用非官方統計指出，至少有1000新浪員工從事微博上的“內容管理”，意即審查。
吃這行飯的人被網民戲稱為“小秘書”，他們是中共大老闆的分身，協助過濾和屏蔽信息，但是，這些人是否有正義感和勇氣辭去目前工作呢？@假装在纽约在微博上寫道：“我不同意為小秘書辯護的人說他們只是混口飯吃。北京公司這麼多，我不相信任何一個人離開新浪就找不到工作。一個人總該有點自己的堅守，谷歌能夠為了自己的原則放棄巨大的中國市場，相比之下，小秘書辭職找新工作要付出的代價簡直不值一提。如果有小秘書願意主動離職，我每個月付你5000直到你找到新工作”，這篇博文吸引超過300則轉發和評論。
但中國網民顯然傾向同情小秘書，這些回應中，有人說：“憤青的邏輯成問題，谷歌對應的應該是新浪，針對小員工有什麼用？”，也有人說：“小秘書也只是個打工的，刪不刪還不是上面說了算”，還有人指出，小秘書有妻小要養，有家庭要維持，即使辭去一個小秘書，千千萬萬個小秘書立馬能遞補上來。
小秘書引起的熱議，說明中國人有多討厭審查，渥太指出，有不少網民對防火長城之父方濱興恨之入骨，只到逮到機會，就想對他雞蛋和鞋子。而針對鬧得沸沸揚揚的《炎黃春秋》和《南方週末》事件，渥太也認為，這次審查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強硬。如果當局連落實憲法的意見都無法容納，趕盡殺絕，很難想像往後會出現什麼大膽的改革舉措。
自我審查之根深蒂固，或許問題正出自系統。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選擇“莫言”當作筆名，因為他知道有些話不能說，同時認為審查制度如機場安檢，有必要實施，因此，在中國多年洗腦教育下，很多人已不能分辨是與非，黑與白，@一叶飘飘烟雨中說：“不能怪他们，混口饭吃确实很重要。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被奴化了，没有自己的判断是非的标准、为人准则，甚至连起码的人性都没有”。所幸，中國80後的年輕人在網絡世代成長，他們懂得不輕易相信官方說法，也明白外面世界的普世價值。
和諧社會其實就是不容異議。
“天朝”無所不用其極“河蟹”
這群年輕人同是極具創意的一群，誠如《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所敘，社交媒體之崛起提供中國人新的自我表達和溝通方式，但可惜他們無法自由自在地說話，處於大量審查的環境中，網民必須運用語言編碼和比喻來規避刪帖，尤其是嘲笑、批判和揭露共產黨方面。也因如此，中國互聯網上流傳眾多的活潑語言形成一種新潮的次文化。
舉例來說，“政府”是敏感字詞，因此網民以“天朝”取代之。天朝的使用有兩種含意，一者調侃自大又落後的共產黨，二者表示中國還談不上現代國家，所以，這個過去帶有輝煌歷史的字眼，在網民眼中變成了貶義詞；此外，宣傳部也有新名字：真理部，概念源自喬治‧歐威爾的政治諷刺小說《一九八四》，小說中真理部根據現實和宣傳需要，負責改寫歷史文獻、報紙和文字著作，看起來就跟宣傳部的工作類似。
另一個熱門的用語是“河蟹”，取和諧諧音。和諧是胡錦濤執政期間最重視的觀念，他曾多次提及和諧社會之重要性，但共產黨對和諧的定義是“沒有其他意見”，所有人遵循政府命令不得違背，因此，為了和諧，政治異議人士應嚴密監視，西藏和新疆應嚴格控管。河蟹同是一個貶義詞，螃蟹大搖大擺、橫行霸道的形象，不正如同中國政府？河蟹也可以當作動詞，當網民的帖子被刪，或哪個網站又遭關閉時，他們就會說：“被河蟹了”，換句話說，河蟹是讓人民沉默的手段之一。
“天朝”無所不用其極“河蟹”的前提下，網民只能自嘲為卑躬屈膝的“屁民”。2008年，深圳海事局書記林嘉祥涉嫌猥褻11歲女童，以“你們算個屁”的語言攻擊現場圍觀民眾，自此“屁民”一詞迅速竄紅，取代草民成為老百姓的代名詞，中國屁民常得遭受政府壓迫，沒有投票權，只好彼此同情。另一方面，屁民也被當作“貴國”的相對詞，很多中國人已不把中國視為本國，而稱呼貴國，共產黨為“貴黨”，這皆是帶有苦澀無奈的諷刺用語，國家不屬於人民，而是屬於專制又蠻橫的中共統治者。
最後一個《華爾街日報》觀察的用字是“被”，被的含意是身不由己和被動，立即被網民發揮尖刻譏諷的用途。例如“被幸福”於中文文法上並不通順，但從毛澤東政府以降，中共一再告訴人民黨為大家“謀幸福”，無可奈何底下，屁民只好被幸福。而十八大來自全國各地2000多位的代表，他們真正代表人民嗎？或只是人民“被代表”呢？
中共看來沒有落實憲政的意願。
監控攝像機無所不在
中國一般人除了言論自由受限外，他們也會發現，生活處處有人監視著。西方有一種“圓形監獄”（Panopticon）理論，在這種監獄裡，建築物呈現圓形狀，監視塔立於建築物的圓心位置，牢房則設於圓周邊緣上。監視人員能從四面八方觀察罪犯於牢房中的一舉一動，但被監視者無法得知此時此刻是否受到監視，於是他們開始想像監視持續不斷，逐漸內化恐懼和不安，形成約束自己的力量來源。法國學者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認為圓形監獄活生生地上演於現代社會，位居權力中心者，以監控手段滲透和侵入社會各層面，依此來看，今日中國就是一座超大型圓形監獄。
《今日美國》（USA Today）報導，當異議人士胡佳發現他的後車輪破了時，他可能會稍微為此感到欣慰，因為有高達8個監控攝像機鏡頭對準其公寓，可以很快找到兇手，“太好了，沒有人像我這樣有優勢”，胡佳自我解嘲地說：“而且我也知道，這些監控攝像機是看管一個叫胡佳的人。”
中國監控設備正蓬勃發展，獨裁的共產黨每年耗費巨額於維穩開支上，甚至超越國防費用。《今日美國》引用公安部數據指出：第一，中國目前有2000萬至3000萬支監控攝像機，其中1300萬支架設於2011年，且數量持續增加中，估計5年內將成長20%；第二，北京有80萬支監控攝像機（一半供政府使用），遠超過倫敦，倫敦是西方擁有最多監控攝像機的城市；第三，自2009年至2011年，中國政府共花費160億美金建立全國視頻監控網絡。
當局以提高公眾安全、打擊犯罪和交通管理為由急速擴張監控攝像機的涵蓋區域，說明“維穩”是共產黨統治者最癡迷之事，人權組織則認為，政府越來越仰賴攝像機監視和恐嚇異議人士，同時藉此管理中國兩個最動盪的民族──西南方的藏人和西北方的維吾爾人，因此，胡佳告訴《今日美國》，這些攝像機絕非為了公共安全，而是為了共產黨本身安全。除此之外，中國監控技術日益成熟，目前正專注於生物辨識研究。
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亞洲研究員阿蓮（Maya Wang）指出，中國異議人士經常得面臨多台攝像機威脅，最有名的例子是盲人律師陳光誠，他於2012年4月逃脫監視，進入北京的美國大使館尋求庇護。儘管官方不會說明政治監控的程度，但阿蓮認為，當局正在擴大範圍，除知名異議人士外，他們也將矛頭對準一般社會運動家和基層請願者，“公安如何運用攝像機還不清楚，但更重要的是這是一種恐嚇手段”，阿蓮接受《今日美國》採訪時表示：“讓異議人士感覺沒有隱私，從而造成心理壓力，隨時隨地注意自己行為。” 現在就判斷習近平不會在2013年改革未免過於武斷，但種種跡象證明，中共對不同言論的氣度依然狹小，仍是處心積慮控制人民，如果情況不能有所改變，中國人將越來越不快樂，其執政基礎也就越來越脆弱。（《外參》第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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