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專稿
深諳官場殘酷的薄熙來察覺之後怎會束手就擒，先下手為強衹是為求自保不得已而為之，長期隨侍左右，對薄熙來之狠辣早已領教的王立軍自然也不願坐以待斃，於是才發生了如同好萊塢大片般的奔逃美國駐成都領事館事件。事情到這個地步，舉世嘩然，在全世界聚焦之下，雙方都沒有了退路。幾大勢力為收拾殘局達成共識之後，薄熙來無力回天，大勢已去。後來種種措施之所以姍姍來遲，無非是高層在為新一輪洗牌討價還價，並提前做好善後而已。
大多數勢力的公敵
說到這裡不能不嘆一聲，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在父輩一直以來的過度庇護下，未經歷足夠政壇磨練的薄熙來在政治上幼稚得令人吃驚。他在重慶幾年的思維，完全脫離了一個老練政客應有的軌跡，幾乎淪落到黑道大哥的水準。
若是在亂世，這份豪氣，或許可以成就一代梟雄，但在各大利益集團均衡博弈的當今中國，他的張揚跋扈和對森嚴體制的蔑視，只會讓他成為大多數勢力的公敵。尤其是他為了樹立正統形象與早已在政壇被邊緣化的毛左勢力相唱和，更是犯了高層的大忌。所以，當他所控制和影響的媒體把重慶模式捧得越來越高之時，他也理所當然的把自己送上了絕路。
薄熙來為早出成效而不惜殺雞取卵。
今天人們說起薄熙來在重慶的做為，往往只關注他的唱紅打黑。實際上除此以外，薄熙來在經濟和民生建設，基層民主選舉的推行，官員政績評議制度，反腐自律，甚至財產申報等方面都有作為，可以說，衹要有利於打造新重慶形象，有助於樹立他的個人權威的事情，他都恨不能面面俱到立竿見影。甚至為早出成效而不惜採取殺雞取卵的做法。
比如打黑過程中罔顧司法程序，比如為追求打造五個重慶的經濟奇跡而欠下大筆政府債務，等等。在不到五年的時間裡，使重慶的面貌和影響力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地步，當然，光鮮的外表之下有多少陰暗和隱患我們在後面也已經慢慢看到。
一方面以可見的成效贏得民心，一方面通過媒體廣為渲染吹捧，同時大力拉攏包括軍中故舊甚至毛左在內的各方勢力形成同盟，通過大張旗鼓形成強大社會影響力以逼宮今上，這種做法完全背離了慣於以暗箱操作來分配權力的中共體制，必將引起體制內的震盪。
在當今中國，穩定是各大勢力的共同首選，衹有在內部的妥協中形成一個平衡，保證政權盡可能的長治久安，才符合所有利益集團的的訴求。而薄熙來在失去靠山之後，仍一如既往獨樹一幟，並且手段狠辣極端，這種孤注一擲的做法，將對各大勢力小心翼翼維持的脆弱平衡造成致命衝擊，甚至可能造成不可收拾的亂局，導致玉石俱焚的後果。所以，當他在重慶開始唱響不和諧的聲音，妄圖以一人之力抗衡體制之時，敗局就已經註定。
因此，薄熙來的敗落在於其過份膨脹的政治野心已威脅到了中共統治的大局，成為一個極大的不安定因素。他的思維，仍停留在老式政客甚至是亂世梟雄的水準，在妥協和利益共享已成為體制內規則的今日，一意孤行，唯我獨尊，觸犯了高層所有人的利益，可以說，他這種作為，注定了不會有一個真正的盟友。即使其父以前的故舊和盟友念在香火之情上不願對其斬盡殺絕，甚至即使沒有王立軍事件的推波助瀾，其政治生命的終結也絕難倖免。
至於黨內某些派系大肆宣揚文革回潮的危險，不過是為自己的政治正確爭取話語權而已。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高層領導大換血之後，否定文革已成為政治共識，雖然在對毛澤東的個人評價和對文革的真實內幕方面有所遮掩和保留，其目的衹是為了維護中共統治的正統和權威，絕非為文革翻案埋下伏筆。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民間社會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各階層對自身利益的訴求日趨複雜，早已不是渾渾噩噩鐵板一塊，這種條件下，無論政壇上層，還是民間社會，都不會存在毛時代那種一呼百應政治掛帥的可能。文革早已成為歷史，僅僅因為少數早已邊緣化的毛左的鼓噪，就大肆誇大文革危機，甚至動輒扣文革復闢的大帽作為攻擊政敵的手段，某些利益集團的這種做法，在搶奪政治制高點的同時，也反映出他們對於民眾在近二十年經濟壟斷性政策壓榨下的不滿所產生的恐慌和心虛。
實際上，正是因為愈演愈烈的貧富分化和社會不公的真實存在，才給了薄熙來在政爭中利用民間對利益集團的普遍不滿和對公平社會的嚮往，為自己的權力之路造勢的機會。（《內幕》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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